飞云浦
男权世界的《女史》
星期五 十月 23, 2015 11:20 am
作者集聚了古今中外不为人知的形形色色女性，历数她们的苦难、才情、欲望、挣扎、野史，不仅令人眼界大开，对“女性”的历史有了深入、另类的了解，更以典入诗、出古入今，直通当下中国，沉淀了历史与现实之“重”。
书 名：女史
作 者：杨典
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
书 号：978-7-5464-1439-3
出版日期：2015年10月
定 价：39.80元
【作者简介】
杨典，作家、古琴家、画家。1972年生于重庆，现居北京。出身音乐世家，自幼随父学习音乐，古琴师从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虞山派泰斗吴文光先生。著有《随身卷子》《琴殉》等。
【内容简介】
这是一部难以归类的奇书，作者集聚了古今中外不为人知的形形色色女性，历数她们的苦难、才情、欲望、挣扎、野史，不仅令人眼界大开，对“女性”的历史有了深入、另类的了解，更以典入诗、出古入今，直通当下中国，沉淀了历史与现实之“重”。
【作者自序】
著书唯剩颂红妆
大约自一九九四年后，我便开始试图写一些关于女性的作品。奈何那时阅历浅，看待事物的方式也是单面的，故写过一篇“红经：觉有情”之后，便不知如何继续了。目前这一本有一百余则的《女史》，不该说是诗，而更多的应是一本体裁较特殊的“散句体”书。我所言的“女史”二字，其本意是包括《周礼·女史》定义在内的，即一切古今史中的真实女性(绝非虚构的泛称)，无论是知识女性、不知名的民间女性、被侮辱与被歧视的女性、个人生活中的女性或传奇女性等，最终合成之随笔作品。
之所以不说她是“诗”，乃因诗只是形式。
我在这里收录的更多的，是读书笔记、一闪即逝的灵感与历史现象的综合，目的即在于打乱所有编年秩序、人文设计和自然之间的关系，即所谓“杂于一”。当然其中的每一则文字，每一首“诗”或笔记，都带有非常详细的注释。
为什么要这么写?大约因为不得已吧。
本书涉及的体裁，大约包括了笔记体、散文体、新闻体、索隐体、对话体、戏剧体、古诗体乃至短篇小说体等，从多元化的角度来解构“女史”这一文化母题和社会现象。但本书的主要气质仍是遵循诗与笔记体的风骨。
为什么一定要写女子?无疑，首先自然是因我们都爱女人。
尽管“女史”一词，本来具有充分的男权制度性质，也来自于上古男权制度的设计。但好在一语双关，用现代汉语来看，她也意味着一切女性的历史。必须说明的是，我所希望写的肯定不是一部“女性大辞典”，或“女性名人大全”之类的书(历代奇女子、惨女子、被遮蔽的丑女或绝世美人，皆不可胜计，仅记载于正史者已成千上万，此区区一本小书，岂能尽数?)而是想追寻一种英人克莱夫·贝尔(CliveBell)所言之“有意味的形式”。此语当年不屑，后不知不觉，我又有些认同他这句不痛不痒的话。什么是“有意味的形式”?在我看来，就是要点到为止，懂得倾向与见好就收。因克制是文学乃至一切艺术的奥秘。
因为有欲，我们渴望宣泄与表达，也渴望占有、毁灭或突破。
又因为有情——即女人，我们在宣泄的同时，又受到了一定的抑制。是女人教会了我们爱与性的激情，甚至生与死的关照，又同时也教会了我们如何克制。
但这只是“永恒的女性，引我们上升”吗?那未免又太轻浮或高蹈了。
我更深刻的感触是：永恒的女性，引我们另辟蹊径。
为了“避嫌”，写作中我尽量回避了那些太有名的传说中的女子，回避了一般文学作品中的女子形象，或已有太多人关注的女子故事，而把更多的焦点，放在了那些被忽视的女性身上。尤其是那些真实存在过，又被忽略的女性，并尽量从女性的角度来写。即便写到与男性有关之处，也用女性的角度。当然，我非女子，且厌恶当代汉语中雕琢的某种“文学娘娘腔”。因女性是一种奇特的，超越于男性语言思维局限的生物。而“女史则是一种审判时代的机警”。因在我们这个时代，以及任何时代，女子们所具有的自然力量和美学救赎，常常比男子更有力，也更有良知。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这个男权世界太可耻、也太污秽，已不值得再写了。而越是残酷的大时代、大环境中，往往越在小女子的身上才得到深刻体现。或因大多数男子除了惯性地选择类似的价值观外，便是选择同流合污。在男权世界，男子即是有、是物质、是文明与经济的产物，而女子是无、是情感、是自然与隐性的生活。后者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在巨大的压力下，男子往往不是惯犯，便是同谋(入世精神)。最不济者，也只是对残忍和暴力不闻不问的逃避者(隐逸传统)。而女子则在我们视若无睹的情况下，充当了最大的担当。只是这种担当，从来就被认为是次要的罢了。故中国文学二千多年，即便是西厢、金瓶、牡丹、长生、桃花、浮生六记或秋灯琐忆，西青散记或影梅庵忆语，乃至浩若烟海的杂剧、话本、戏曲、笔记、野史传闻或禁毁小说等、色相千变万化，本质往往也是男子在写、在写男子，或是为男子而写。更莫要说《二十四史》中大量的“列女传”，也不过是为标榜她们作为男权附庸的惨烈。直到清初石头记，才有人敢“大旨谈情”。而那些滚滚逝去的真实女性及其文化们呢?全都化为无人知晓的尘埃了。我随便举两个例子：如葛兆光先生在《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中，曾详细论述提到的那个在康熙二十二年(1683)，因朝鲜使者金锡胄入了山海关后，在丰润县附近的榛子店一户高姓人家墙上，偶然发现的明亡后，从江南流落至此的女子季文兰的旧日题诗与序：
椎髻空怜昔日妆，红裙换着越罗裳。爷娘生死知何处，痛杀春风上沈阳。
奴江右虞尚卿秀才妻也，夫被戮，奴被掳，今为王章京所买，戊午正月二十一日，洒泪拂壁书此，唯望天下有心人见而怜之。季文兰书。
无论是否时明季落难之女，学界尚有争论，但若无金锡胄《捣椒录》的记载，以及后来中朝两国文人如徐文重、李颐命、洪良浩、李在学、崔秉翰等以及一些无名氏的相关记述乃至各种和诗，恐怕季文兰这个弱女子的存在或才华就会永远淹没在大历史之尘埃里了。而类似她这样的民间女史，在任何国家任何时代，也都是多不胜数的罢。
季文兰作为一个符号，她在题诗之前与之后的生活，永远不会被人知道了。而所有的一切，也都神意地应和了那句“唯望天下有心人见而怜之”。这就是文学的意义。
再如，女史不仅说历史与文明中的女性，也关系到性与歧视，爱与误读。譬如白话文初期刘半农创造的“她”这个字，过去也是没有的。古时宁愿称那个女子为婆娘、贱人、那妇人、伊或某人家的“堂客‘等，也不会以第三人称直接说她(包括他、牠与它)。此盖因女子或阴性事物在古人眼里终究是“非正面”之故。关于此类议论，如当代学者黄兴涛先生在其《“她”字的文化史》一书中也有详细论述，此不赘言。因此类个别文字训诂之事，也完全不是我写此书之要点。不过，由此我倒是忽然想起史上的一件趣事：即刘半农先生大概知道，“也”字在甲骨文时期本意是指女子的阴户。她即“也女”或“女也”，也算是一语双关了。当年陈寅恪先生曾发表《与刘文典教授论国文试题书》一文，很严肃反对用这个字，认为汉语完全不必要效法西方语言的人称形式，更不必为此重新发明一个字。而民国时，于右任先生听闻有人要将中东那个阿拉伯国家Yemen译作也门，曾表示反对，认为将人家国家叫做女子阴户，实在不雅，不如译作“叶门”更好。奈何于老虽是国学大家，辛亥元老，精通甲篆金籀字体和书法，却至今无人搭理他的建议。
当然，进入近现代以后的中国女子，尽管享有了所谓“女性解放”、“第二性”或“女权运动”等舶来品之喧嚣，但都是哲学或社会学意义上的。即便用官方强制推广或宣传，也不会真正进入中国人心。政治其实是一种性别差异的延续。恩格斯在论述上古原始时期人类社会的转变时云：“母权制的颠覆，乃是女性所遭受的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此语与《老子》的“玄牝”之学(即“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绵绵若存，用之不勤。”牝即雌性、阴户、母体与女人等之统称)，及“牝常以静胜牡”之论，其实是一样的。因道家哲学崇尚阴性，本不过也是来自对上古母系氏族制度“以柔克刚”的一种文化总结。母权制丧后，无论是在中国，乃至一切有国家主义的地方，后来的政治文化模式(包括宗教文化模式)，本质都是男性的，同时也就是具有暴力或压迫性质的。
或正因为如此，故陈寅恪先生曾有诗云：“著书唯剩颂红妆”。(我并不认为陈写这句诗仅仅是指其以《柳如是别传》或《论<再生缘>》入史之不得已，或仅仅是在特殊年代对某种意识形态的怀疑，而应是泛指的一切男权叙述方式)。陈虽然终其一生未用过“她”这个字，但终其一生都在研究女性、尊重女性并且以女性为其史学之象征。
“凿户牖以室，当其无，有室之用也“。一个房子或杯子之所以有用、而且美好，皆因中间是空的。如果没有空的存在(如子宫或女性之美)，那制造房子的铁石再坚固，雕刻杯子的瓷器再华丽贵重，也只是一个个丑陋的死疙瘩。
本书的写作初衷之一，也是试图为这“空与虚无”，作一点我自己的注脚。
另外，因本书的体裁“可以是诗”，所以也就“可以不是诗”，而是任何文体。我只是在不得已的时刻，部分地启用了“新诗”这一方法。写作的根本目的，除了为认识女性，也是对当前昏暗的汉语写作，作一点开疆拓土的述求。与去年出版的《随身卷子》一样，实验作品，大多是一次性的。若一种实验能反复用之，绵延不绝，乃至可将无限事物尽收眼底，不断翻新，或不可称为“实验”，而权且可称为“风格”了罢。是以为引。
来源:胡杨文化传播作者:杨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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