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虞友谦：对《多余的话》认知差异的追问
星期三 九月 23, 2015 11:23 am
最早是批判李秀成“忠王不忠”，写了“自白书”。许多学者纷纷加入“学术争鸣”，可怜这些书呆子，均中“阳谋”之招，后来长期为“叛徒”陪绑。但李秀成这个历史“叛徒”的力度不够，还不足以和刘挂钩，于是瞿秋白成为党内“叛徒”最佳“模特”。
《多余的话》就其形式与内容而言，在瞿秋白的所有文字中，应属于较为另类的一篇。相对于其近千万字的遗文，这篇不足两万字的文章，从文字分量看，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其面世后及在长期流布过程中所获得的关注度却大大超过了瞿的其他文字。据不完全统计，仅以此篇作为对象的评论、专著及各类文章已达数百万字，而且至今不衰。这可算是文化史上的一个奇迹。
对《多余的话》的认识史主要是认知差异的历史
《多余的话》产生巨大的社会、文化的影响，当然与其文字优美、内涵丰富有关，另外“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凡有所说，也自然会令人加倍注意，何况是出自于一位社会知名的革命领袖之口;而其中对革命经历的陈述、反思，对自身近乎自虐的解剖，对不同思想、阅历的读者，也会产生或好奇、或共鸣的感应。等等。这些均是有说服力的解释。但我以为更为重要的原因在于，《多余的话》面世伊始，就构成对人们固有观念的冲击，以至于使读者甚至整个社会均陷入巨大的认知差异之中。全部对《多余的话》的认识、研究史均未能摆脱这一“认知差异”的漩涡。认识的分歧，成为持续发酵的酵母。几十年来，有时风平浪静，有时浊浪滔天，难以备述。这方面，我觉得赵庚林先生的“《多余的话》研究史略”对此作了系统、扼要的表达。他在文中列了四个标题：真伪说，叛徒说，光辉为主说，心忧说。基本把握了歧见的主要内容。这四种说法，不仅仅罗列了不同的认知，还隐约反映了这些认知与不同时段及认知主体的内在联系。因此可以说，对《多余的话》的认识史就是一部“认知差异”的历史。
“不知我者”——影响对《多余的话》认知的反角
新近出版的由叶楠先生编写的《瞿秋白研究资料索引》将《多余的话》研究作为一个专题列入，有关文章几乎收罗殆遍。其中文章的内容涉猎广泛，几乎触及《多余的话》的每一细节。大多言之成理，令人信服。当然不少文章对同一问题都是见仁见智，有着不同解读——体现了“认知差异”的。比如谈历史背景，谈评价，作辩护，作细节的考证等等，都是有意义的。但以上这些只是表象层面的内容，并未涉及“认知差异”的核心。那么，核心是什么?我以为《多余的话》篇首“代序”引用“诗经”的话：“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隐含了“认知差异”的密码。这是瞿秋白最早也最准确地对《多余的话》所作的导读。似乎他对《多余的话》问世后的遭遇、引起争议和非议有所预感。人们普遍较为关注他的“心忧”，专家、学者均以“知我者”的身份出现，结合他当时的境遇与心态对心忧什么提供了有理有据的解释，虽有争议，出入不大。但秋白真正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我以为不仅在此。他所真正担心的是“不知我者”，历史证实，鞭挞他的灵魂令其死后不得安宁的正是这些人。当《逸经》首次公开刊载《多余的话》时，国民党方面即散布瞿秋白有“求生之念”，可以说是充当了瞿预见的第一批“不知我者”。这不奇怪，国民党出于其党派利益需要，丑化、诋毁共产党再合理不过。但这一招并未起多少作用，除了来自共产党方面的反对、批评外，许多社会贤达也不认同。甚至在国民党内、军内，瞿秋白的人格也赢得相当的尊重。随着国民党的失败，话语权的丧失，这个“不知我者”就无关紧要了。相反，倒是在共产党内，在文化界与普通民众中仍然隐藏着大量的“不知我者”，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初反对国民党的立论是建立在《多余的话》是伪造或经篡改的基础上的。包括共产党内高层、宣传部门，社会知名人士，以及他的亲人均众口一词把矛头对准了国民党，申讨其卑劣的伪造。只有极少数与其有亲密关系的人士如丁玲等判定是真实的秋白的文字，但当时她并未敢公开她的看法，我坚信杨之华一定也看得出秋白的这种文字，但她承受不了真相带来的严重后果，只能从随众论。这种情况形成了强大的势场：瞿秋白从容走向刑场，敌人的丑化、污蔑无损于共产党人的形象。解放后相当长时间内，瞿保持了烈士的崇高地位，出版其遗著，毛泽东为之题词，成为学习、歌颂的对象。但这一切有一个预设的逻辑前提：《多余的话》是伪造的。当时谁也不愿去想，如果是真的呢?因为大众的基本观念与国民党并无多少区别。敌人说瞿有“求生之念”，是曲解《多余的话》以耸动视听;我们否定，只是认定敌人伪造《多余的话》，而非真正出于对瞿的理解。这其实是在另一个方向上的“不知我者”，与瞿秋白的观念有巨大落差，我们长时间对《多余的话》的认知差异，其根本上还是与瞿秋白的观念的差异。但这种差异就是一个陷阱，或者说是一颗炸弹。炸弹的引信掌控在政治家手中，可以根据现实的需要，随时加以引爆。这也成为新时段“叛徒说”的由来。
“叛徒”——高层政治斗争与“不知我者”合力制造的冤案
文化大革命时瞿秋白被打成叛徒，唯一的证据正是《多余的话》， 当时的中央文件称：“瞿秋白在狱中写了《多余的话》，自首叛变了。”而最为通行的话是所谓：“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一时间，红卫兵编写《讨瞿战报》风行全国。文字讨伐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暴力，砸碑、毁墓、批斗……，上演一出极为罕见的荒诞剧。随“四人帮”垮台，文革结束，党中央推动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瞿的冤案得以平反。对于《多余的话》，中纪委的复查报告指出：“一没有出卖党和同志;二没有攻击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三没有吹捧国民党;四没有向敌人求饶、乞求不死的任何内容。”“决不能认为是叛变投敌的自首书。”瞿秋白恢复了名誉。这一页荒唐的历史终于翻过去了。但其中仍不少困惑、怀疑，不合“逻辑”，有悖正常思维内容留给我们思考。王观泉先生曾说，他研究瞿秋白，最初的动因就是想不通、怀疑：为什么一个被国民党枪杀的人，又会被共产党打成叛徒?带着这个疑问开始研究，终于成为顶级瞿研专家。怀疑的确是揭露真相、发现真理的“导盲犬”。
对这一段历史，我的第一桩思考是“文革”为何要拿瞿秋白开刀祭旗?根据目前对“文革”研究的不断深入，一般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有多重目的。但毫无疑问，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打倒刘少奇，因为毛认定刘是“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但要打倒 “二把手”，并非易事。何况在对“三年自然灾害”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之后，刘在党内的威望已不亚于毛，甚至毛在中央已成少数派。毛泽东不愧是谋略大师，他与同盟者制定了一个“抓叛徒”的“顶层设计”。这是为刘量身定做的一顶帽子，因为刘历史上曾被捕，并写过“悔过书”(按：原是据中央指令所作的策略之举)，这就与“叛徒”靠上了边。在政治营垒的内部，叛徒、内奸从来都是最大的恶。形势需要的时候，可以和敌人干杯，却决不可以与叛徒握手的。毛的这一“设计”在党内迅速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无人可以反对。为了达到目的，前期做了许多舆论的铺垫，最早是批判李秀成“忠王不忠”，写了“自白书”。由于当时全国形势较“困难时期”相对稳定，大多数人以为是学术探讨，许多学者纷纷加入“学术争鸣”，可怜这些书呆子，包括我的恩师刘毓璜、茅家琦等先生，均中“阳谋”之招，后来长期为“叛徒”陪绑。但李秀成这个历史“叛徒”的力度不够，还不足以和刘挂钩，于是瞿秋白成为党内“叛徒”最佳“模特”。对他的《多余的话》的巨大认知差异，社会上普遍存在的“不知我者”，都是完成这一操作的绝好条件。只须按一下“引信”，(证实《多余的话》非伪造)，便立刻爆炸了。把文革中高层政治斗争的脉络、走向稍作清理，我感到瞿秋白实在是“在劫难逃”，他的冤案有其必然性。当然，这种回顾有事后诸葛的味道。另外，社会上尽管存在瞿认为的“不知我者”，但大多也仅属于观念的差异，对其“叛徒”的定性，并不会完全认同。所以这一操作的最终完成，非“红卫兵”莫属。因为红卫兵都是涉世未深的青少年，他们虽政治无知，却不缺乏激情，也不缺乏野心勃勃的投机分子，在长期“造神运动”的熏染之下，作为个人崇拜的基础，成了盲打瞎撞的对社会最大的冲击者与破坏者。让他们相信《多余的话》是叛徒自白书，是最顺理成章、容易不过的。可以认为，红卫兵是最低层次的“不知我者”。由此，我说瞿之被打成“叛徒”是高层政治斗争与“不知我者”合力制造的冤案，大体是符合事实的。
我的第二桩思考曾经是使我很难渡越的心理关卡：为什么按下“引信”的是周恩来?周在我心目中，一直具有崇高的地位。他逝世时举国衔哀、万民相送及当年“四.五”期间花圈遍布天安门广场的场面是永载史册的镜头。当时我曾写过一首《满江红》词悼念周公。随近年来史料的逐渐公开，我们知道了周在文革中说了不少违心的话，做了不少违心的事。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本不足怪，何况在那种特定的环境之下。但有些看来缺乏正常“逻辑”的事，还是难以理解。比如周与瞿，在历史上关系是好的，周对瞿的评价也一直很高。根据现有资料，我们知道周早就看到过《多余的话》的文本，认定是真的，但在相当长时间内并未影响他对瞿的看法。而引爆这枚炸弹，本应是“四人帮”的专利，为什么他要采取主动呢?而引爆的方式也过于不同寻常：有案可稽，他至少五次在公开接见红卫兵的大会上说瞿是叛徒，煽动造瞿的反，于是出现后来不可控的局面。这种困惑，太难接受了。但貌似不合逻辑的事，背后总是有最恰当的逻辑。经过痛苦的思索，我清理了一个思路：毛与盟友们在实施“抓叛徒”的操作中，矛头不仅对准刘少奇，同时也针对了一大批党内和政府中的刘路线的执行者，他们中许多人也有“悔过书”的“问题”。利用所谓“六十一叛徒”的大案，从组织上一举摧垮了刘的阵线。与此同时，在江青的手上，还握有一份特殊材料：伍豪启示。虽然这是国民党特务所伪造，且久有定论，但在政治的非常时期，周深知，这不是依靠说理就可以辨明的，一旦这把悬在头上的利剑落下，他将被彻底消声，沦落为刘和其他“叛徒”一样的下场。毛的“抓叛徒”策略是“一石三鸟”，之所以周也在内，是因为在路线上对他并不放心，周在文革早期曾执行过刘的路线，并在压力下同刘、邓一起作了检查。另外，周的能力强、威望也高，在传统体制之下，往往会成为被最高权力猜忌、敲打的对象。对此周是十分清醒的，他必须传达明确的信息，表明自己是坚定不移、死心塌地执行毛的路线。所以他利用一切表达效忠的机会：毛主席万寿无疆!林副主席永远健康!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旗手江青同志学习、致敬!都是他带头高呼，他也不厌其烦地在各种场合表示要“保持晚节”等等，均使我们有所领悟。还有许多现在已经解密的所做的违心之事，我相信他是不得已的，内心一定很痛苦。但为了自保，没有别的选择，这里不能排除其个性的因素。如果这个思路是合理的，则他在瞿的问题上的不合常理、逻辑之处，便可迎刃而解。他之主动抛出瞿乃是向毛效忠，不遗余力支持“抓叛徒”的政治谋略，而由他提供的这枚炸弹的威力比李秀成不知要大多少倍。文革史证明，周在被猜忌、敲打中，风雨飘摇地一直周旋到最后，最终软着陆了。其中以瞿的名节为“投名状”，以输诚纳款，算是“功不可没”吧!但正是这样过于委曲求全的心理、行为，使他在江青面前都显露出十分卑下的姿态，一思及此就令人气馁，为之叹惜!
第三桩思考，拨乱反正给瞿摘去叛徒帽子，中纪委的复查报告，是政治性的文件，述及《多余的话》，也仅从政治作眼，指出其中没有变节投敌、丧失信仰的内容，而对于思想观念方面，无一语道及。当然这是文件性质所决定，无可厚非。但由此我也感到，即使在为瞿恢复名誉，并大张旗鼓宣传其革命历史时，党内高层诸公绝不愿涉及《多余的话》的思想观念，不想趟此浑水。说到底，还是有所顾忌、难以认同。多年来，这只能是专家、学者研究、讨论的话题。而在改革开放之初，最为思想解放的大胆言论，也只能点到《多余的话》“光辉为主”，便算大功告成。其他还有“小疵不掩大雅”说，“主要倾向错误”说等等，所有这些，均是认定其是有错误的，所谓“阴暗”、“消极”、“革命意志衰退”之类，可以说是党内和社会上的主流认识。在我遇到的基层党员干部中，不乏 “瞿的形象不够光辉”，“《多余的话》格调不高”，“瞿的最后显得窝囊”这样的说辞。也许他们对瞿的理念、人格了解不够，但肯定也与受上列主流认识的影响脱不了干系。我绝不同意这些判断，我认为瞿的形象是光辉的，《多余的话》的格调也是高的，瞿最后的表现并不窝囊。在瞿的革命生涯中，绝非没有错误，有不少是史有定论的错误，无需为贤者讳。但他的最后却没有错，他的《多余的话》正是大胆面对自己曾经的错误，真诚反思并勇敢认错。这是他高尚人格的体现，这有什么错呢?而文中表达的观念，他明知犯忌，明知“离经叛道”，在一息仅存之际，毫无保留，抛给后人与历史去评判，也正是极度自信的表现。不过，我深知，对于保持瞿秋白完美的形象，仅仅以这样的辩白是不够的，还不足以回答人们对秋白的批评。那么，问题在何处呢?
试析《多余的话》涉嫌犯忌的观念因素
在阅读《多余的话》时，我们能感受到其中表达的思想观念与当时革命营垒正面宣传的理论以及社会上流行的某些传统观念存在着明显的落差，可以说在长时间、大范围里均曾涉嫌犯忌。对他这些思想观念应如何看待?有的论者认为这是他在特定环境下所作的违心的表白，并不代表其真实的思想。我个人不赞同这种说法，因为他说的这些“多余的话”，明确阐述了其想法产生与逐步形成的过程、思想基础以及其对现实所作的痛苦反思。如果把这些全部撇在一边，仅凭一句“违心的”说辞，未免太过轻率，难以令人信服。对此，我试作分析，意在寻求一种起码能说服自己的解释。
其一，对“革命意识形态”的疏离。我首先要说明的是，“革命意识形态”与“革命”是不同的概念，两者有关联，但并不能混为一谈。“革命”本为汉语词汇，但其现在的用法实源于日本。大意是指用较为激进的手段变革旧事物的正义行为。十九世纪中期以来兴起的无产阶级革命就是一场改变旧秩序、推翻旧社会而实现共产主义的激进运动。瞿秋白投身其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革命目标的追求，从未怀疑，奋斗到最后，可以说至死不渝。而所谓“革命意识形态”，主要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观念与指导思想。今天看来，其并不一定具有必然性与唯一性。它大概包含这样一些内容：旧世界已经垂死，须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将它粉碎并永久埋葬;各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所以全世界无产者必须联合起来，最终实现全球一片红;革命是最高价值，为了革命事业的成功，可以不惜一切代价;革命只能向前，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因此须不断革命;革命的策略、手段可以因时因地制宜，革命的终极目标不变;等等。而归结到实际运作层面即是通过暴力打破旧秩序、粉碎旧价值，夺取国家政权。可以认为，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主流意识形态。毫无疑问，马克思拥有这一思想、理论的最初专利权。但马克思毕竟是学者、理论家，他建构其理论体系时必须使用逻辑推导，需要论点、论据的支撑，需要首尾一致，自圆其说。所以在马克思那里，保有浓厚的学术气息。但一旦进入运动层面，在执行者手中，那些均不需要了。比如，马说：“暴力是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产婆”。显然，在这一判断里，必须有一个新社会“孕育”在那里，才需要“产婆”。而各国无产阶级革命毫无例外只热衷于暴力，却从不管有无新社会的孕育，结果暴力产婆引产出来的全是“怪胎”，有的甚至比它的母体更加丑陋。其唯一成果只是让革命者品尝到夺权的快感。另外，马克思的理论移植到各国，均由本土的政治家加以改造，并冠以“特色”之名。其最关键的改造是在俄罗斯，由列宁、斯大林打着马克思的旗号，吸收、利用其前辈涅恰耶夫等人的思想资源，打造了更为严密、适用的“革命意识形态”。列宁认为革命者不应忘记涅恰耶夫，说他的表达震撼人心，让人永生难忘!而斯大林则被其《革命者教义问答》吸引入魔，随身携带。他同时学习马克思与涅恰耶夫的著作。从列宁、斯大林、前苏联及共产国际的政治实践中，可以清楚看到与涅恰耶夫思想、观念上的联系。我们少许引几条其《革命者教义问答》中的话，看看说了些什么：
革命者没有个人利益、私事、情感、恋情、财产，甚至姓名，革命独一无二;
革命者与一切秩序、法律、道德断绝联系;
革命者只应懂得一门科学——破坏的科学;
革命者要摒弃一切浪漫情怀、多愁善感及热情，要冷酷对待自己，更要冷酷对待别人;
革命者把第二、第三梯队作为所经营的革命资本，以之获取最大利益;
革命者进入国家机构，应实施歼灭行动，不应有任何恻隐之心，包括对亲人、朋友、爱人。
革命者应把自己伪装起来，无孔不入，渗透到社会各阶层;
革命者应拟定一个暗杀、处死的名单、顺序，排名先后，不是按其罪行，而是根据革命的需要;
革命者要逼迫革命内部只会高谈阔论、纸上谈兵者去应付各种困难局面，以使他们无声无息地消亡;
革命者要与残忍的强盗团伙相联合，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
革命组织应想方设法全力促进社会的灾难与罪恶的加深，最终逼迫人民失去耐性而起来暴动;
等等。(俄国知识分子中也不仅涅恰耶夫，更早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有类似的思想。如他说只要目标高尚，手段可以忽略不计，恶不能用善去反对，不能用道德衡量革命者之类。同样受到列宁、斯大林的推崇。涅恰耶夫是集大成。)
这里，已没有任何学术存在的空间，有的是赤裸裸的指令，就是一位教主在宣布教条，而革命已成为图腾。不少在后来革命中发生的言行、事实均可在其中找到“文本”的根据。如我最初看到毛泽东说：“农村中的流氓、地痞实为农村革命最勇敢、最彻底、最坚定者”大惑不解。其“出典”也许就是涅恰耶夫的：残忍的强盗是真正的革命者。又如长征时把瞿秋白排除在外，很像是在实施“革命者要逼迫革命内部只会高谈阔论、纸上谈兵者去应付各种困难局面，以使他们无声无息地消亡”的用意。至于革命中的冷酷、无情、暴力、血腥，根本就是“教义”的精髓。瞿秋白的知己鲁迅先生曾感慨：革命是要人活的，不是让人死的!不知是否因看到这样的文字有感而发。这种外“马”、“涅”结合的“革命意识形态”传到中国，同样地须贴上“特色”的标签。中国有历史久远的暴民文化的传统，与舶来品一拍即合，毫不困难。象《水浒》中表达的造反有理、杀戮无罪的观念很容易成为“革命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我觉得，对于这种“革命意识形态”的接受程度，不仅与接受主体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关，也与其个性和文化背景分不开。在这方面，我们将瞿秋白与毛泽东作一简单比较，便可一目了然。毛泽东的个性是桀骜不驯、我行我素，不受任何既有规范约束的。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既有虎气，又有猴气”，他不仅雄才大略，而且有超强的自我意识和心理素质。他把握这种“革命意识形态”可以得心应手，俯仰自如而没有任何心理障碍。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无人能及。对于“中国革命”的成功，如没有毛，可能是另外一番景象。而瞿秋白的个性是属于文质彬彬、谨小慎微的那一种，他自我定位是“半吊子文人”，实际上是“儒雅”、“谦逊”但心灵脆弱。由这种个性气质来领导革命，结果不待卜而可知。另外，毛和瞿都有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似乎这方面背景相同，但仔细观察，差别很大。最近看到刘再复先生的讲话，他说：中国文化可分为大传统与小传统。大传统是孔、孟、老、庄等建构的尚和、尚文、尚柔的传统。这一传统符合人间情理，所以永远不会消亡。还有一个是小传统，这是农民起义的造反传统，这一传统极端尚武，极端残酷。这种大规模的群众性的流血暴力的方式并非历史必由之路。我以为，瞿的文化倾向是大传统，他年青时就熟读经、史、子、集与佛教典籍，爱好文学、哲学。这种文化与其个性合拍，又有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毛虽无书不读，却是对小传统更为热衷，他对《水浒》的造反，《三国》的谋略，津津乐道，而对大传统往往批评居多。有一个同样有趣的比较，瞿有“三乐”：“人之公余为小快乐，夜间安眠为大快乐，辞世长逝为真快乐”，毛有“三乐”：“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亚圣孟子也有“三乐”:“君子有三乐，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显然，文化价值取向大异其趣，故各有所乐。孟子不看重“王天下”，故欣然于人伦之乐。而毛具有“王天下”志向，故需以“斗争哲学”作为实现目标的手段。而瞿的“三乐”，其中的“以死为乐”是一种调侃，明显是效法《庄子》的“死为至乐”的说法。庄子借骷髅说“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南面王之乐不能过”(《庄子·至乐篇》)，意在鞭挞君主社会的黑暗现实。而从秋白这里，我们则窥测到他内心对政治权斗的极度厌弃。尽管他向往革命，希望找一条光明的路，对十月革命后的苏联心怀敬意，也充满期待。对马克思主义热情学习、宣传，两度主持中共中央工作，他为此作了最大努力。但是，他终于发现他不是合适的人选，他不满由苏联、共产国际操纵的党内派系的斗争与倾轧，也倦于戴着面具的灵魂扭曲的生存状态。尽管在《多余的话》中，对主观的批判严厉，对客观的批评较委婉，但从字里行间还是能体会出他要表达的意思。诸如：他说他的知识不够，暴露出非无产阶级的反布尔什维克的意识;他是马克思主义思路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织着;他反对暗杀豪绅的行动;他说他是“婆婆妈妈”的书生，杀一只老鼠也不会的，也不敢的。不可能做“杀人放火”的共产党领袖;他认为最理想的世界是大家不要争论，和和气气过日子;他承认不足以锻炼成布尔什维克战士，甚至不配做一个起码的革命者;我实质上离开你们的队伍好久了，等等。这些实际都是表示对“革命意识形态”不适应及迷茫与困惑。他虽未直接诉说对这种“理念”的不认同，而在情感层面则是明确无误地让我们感受到他与这种意识形态逐渐疏离了。
其二，对“专制主义片面伦理观”的“违规”。所谓“专制主义片面伦理观”，这是一种传统伦理观，这种伦理观只要求单向地对专制统治者负责，视被统治者为奴，统治者的利益就是真理，民众必须无条件地为之作出牺牲，其他均可忽略不计。在这种观念支配下，普通人的人权、自由、尊严等等得不到尊重，极端的情况下，可以视生命如草芥。几千年来，专制统治集团及其御用奴才利用编制谎言与各种歪理邪说来为其合理、合法性辩护。“谎言一千遍就成了真理”，的确，一代一代的民众在压力之下被这种“片面伦理”的精神毒剂所洗脑，而分不清真伪、是非。
我梳理一下，这种片面伦理观大约有如下一些特点：一是不讲是非。在不对等的双方，自然用不上“是非”这一概念，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比如被史家艳称的“在晋董狐笔”，作为史官秉笔直书的典范，流传千载。我很纳闷，这其实是不讲是非的片面伦理的典型案例。晋灵公是暴君，作恶多端，他要杀贤相赵盾，赵溜了，其弟把暴君杀了，这是为民除害的义举。董狐站在暴君的立场上却记下“赵盾弑君”以示鞭挞，孔子大加赞扬。这种不讲是非、为恶辩护的事在我们的历史中常常被视为当然。二是缺乏理性。专制统治者在其利益、地位受到威胁时，不仅要求臣民以“杀身成仁”为唯一选择，甚至死也要符合设定的标准。汉将李陵以五千人对阵匈奴十万兵马，兵败被俘，这本是必然的没有悬念的结果。李为名将李广之后，他也不想辱没家声，原打算找机会再报效朝廷，但汉武帝因他被俘，将其全家弃市。司马迁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下了蚕室。在武帝伦理观里，被俘就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以至于后来唐朝张巡、南霽云被安、史叛将所俘劝降，南本欲施伪降之计，立马被张巡制止。在这个体制里，只有成了最高统治者，其曾经的认罪、悔过与苟延等等才可以得到认可，甚至被标榜为忍辱负重的大智慧，其他人都必须“壮烈牺牲”。所以许多志愿军战俘爱国回归，全部沦为贱民，且得不到社会的同情。为什么?并非谁与他们有仇，而是这个体制有一句潜在的诛心之论：你为什么不去死?但死了就行了吗?也不行!最理想的是能写一篇“正气歌”。这种“片面伦理”对其臣民之严苛，无任何理性可言。有时我想，德国有个辛德勒，因保护犹太人而为世人尊敬，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杀，有另一位德国人拉贝保护中国人，被我们尊为圣贤。假如发生在中国的事不是拉贝在做，而是一个中国人做的，结果如何呢?我请教一位学者，他不置可否，顾左右而言他。我理解他的苦衷，他心中的标尺与现实差距太大，无法统一。三是极端残忍。这种例子极多，前述汉武帝杀李陵全家八百余口并非特例，比这残忍的多的是。我举较奇特的例子：《三国演义》中的猎户刘安杀妻以飨刘备，即使禽兽的心肠也不忍出此，他竟以此效忠，最后得百两黄金赏赐，并为后人称道。如果这不算正史，那么张巡守睢阳，被叛军围困，城中粮尽，乃杀人以飨将士，共吃掉三万余人。张巡效忠至死，进了唐王朝的凌烟阁，成为功臣烈士，史上美誉不衰。但那被吃的三万人何处说理、讨公道呢?我以为张巡导演吃人惨剧之前，他的灵魂早已被“专制主义片面伦理观”吃了。四是充满谎言。历来专制统治者为强化其片面伦理的独断地位，散布谣言与伪造神迹是其惯用伎俩。或“君权神授”，或“上应天星”，或“生有异相”等等鬼话连篇。连《水浒》好汉也要制作“石碣天文”来排定座次。在一个没有告别传统体制的社会，这类事总会不断发生，尽管形式多样，目的却是相同的。“造神运动”的经历，离我们并不久远：“一句顶一万句”，“万寿无疆”，“永远健康”，“忠字舞”之类，在正常的思维中，本来是没有立足余地的，因为它不真实。但当时的大众均被忽悠得如醉如痴、歇斯底里。对这些情况，我们记忆犹新。而现在我们的东邻又在宣扬“白头山血统”并为之编造荒诞不经的神话故事，以强化专制主义片面伦理，他们此刻正处于“造神运动”的高潮期。
我的一位医生朋友告诉我，人与人之间，并没有多少差别。疾病不承认“伟人”，所有人得感冒、生痔疮，机理都一样，治疗也大同小异。现代科学让专制统治者何等扫兴!但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专制主义片面伦理的精神熏陶与历史积淀。这种观念已经深入一些人的骨髓，甚至已内化为某些人个性人格的一部分。他们不仅习惯于唱赞歌，而且自觉成为辩护士，对专制体制的“违规者”吐口水与踏一脚，也几乎成为他们的条件反射，因为决定其行为取向的是那种被毒化了的观念，而与真伪、是非毫不相关。这些人大多数自然也就是瞿所谓的“不知我者”。《多余的话》的现实遭遇，之所以不被宽容，重要因素，正是因为它违反了传统体制的“游戏规则”，属于“违规者”。按照专制主义片面伦理，他被俘了，就已背负“原罪”在身。此时，他如写出《正气歌》、《可爱的中国》那样激昂慷慨、大义凛然的作品，必然为大众赞好，烈士的桂冠也份外保险了。连阿Q也不忘喊一声“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好让看客狂欢的“豪言壮语”，但他却放弃了固有的“脚本”，自编自演了《多余的话》，怎能不犯忌、令人失望呢?我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正气歌》、《可爱的中国》都是真诚的，体现了高尚的情怀;而《多余的话》同样真诚，且更具独特性，其思想境界及反思的深度，随形势的变化与观念的进步，价值日益凸显。但它却曾被人为置于《可爱的中国》的对立面上。
其三，回归人性论价值观。这里指称的不是哲学概念的人性论。哲学上关注的是人的本质属性问题，中国古代、近现代欧洲都有许多讨论。我所谓的“人性论价值观”主要是指一种主张，认为人类有共同的人性，由此形成社会生活与种种人生向善的追求，则谓之人性论;若以此为出发点，对客观事物作出价值评判，就是人性论价值观。和通常所说的“人道主义”基本相似。这种人性论价值观在古今中外各种文化、宗教，特别是文学艺术中本来是普遍存在的，可以说其发展丰富与人类文明进化同步。它倡导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尊严、慈善、悲悯、仁义、正直、忠诚、乐生等等，而反对的则是虚伪、残忍、欺凌、暴力、阴谋、奸险、诡诈、卑鄙、叛卖等等。从人类走出丛林，与动物说声“拜拜”后，就一直走在不断深化并实践这种认识的道路上。对此，并未因种族、宗教、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比如对生命，儒家说“天之大德曰生”，《周易》“说生生之谓易”，佛教则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说法不同，其理一致。到了近代，由于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严重社会危机，马克思通过对历史的深入研究，创生并发展了阶级斗争理论学说，揭示了阶级社会中“共同人性”具有欺骗性，号召无产阶级在共同的“阶级性”的基础上联合起来，发起对资产阶级的最后斗争。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经典理论，曾在世界范围内掀起过革命高潮。瞿秋白早年出于救国救民的愿望，深深被其吸引，写了大量文章为之宣传，他是真诚的。但马克思的理论被后继者们为了服务于当前政治的需求，被有意无意地加以夸大与曲解，以致绝对化，说成在阶级社会中只有阶级性，而不存在共同人性，造成哲学上所谓“一般与个别”关系的淆乱与逻辑的荒谬。此处不作讨论。(有兴趣的读者可阅读张显扬先生《为“人性论”平反》，载《炎黄春秋》2013年第七期)在这种错误思想理论与“革命意识形态”指导下，对革命实践造成长期的损害，也制造了许多人间悲剧。其表现就是左祸泛滥，兽性横行，人性丧失。影响深远，至今余波荡漾。二十世纪社会主义国家许多血腥、暴力的惨剧莫不与此有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能不由衷佩服瞿秋白，在三十年代的革命营垒中，正是“阶级性”观念大行其道之时，他能够毅然回归人性的观念，实在是了不起的。但与主流的异调，使他并付出沉重的代价。由此，我不禁想到，中国共产党早期两位领袖，在生命最后阶段，均作出了有价值的反思：陈独秀是从制度层面回归民主，瞿秋白是从心灵层面回归人性，都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应是极为可贵的精神资源。《多余的话》涉及相当丰富的内容，因其基调均是以人性视角与立场作观察与思考，说的完全是自己的话，故与他别的文字形成另类。此有目共睹，不予辞费。但文中一些内容曾遭误解与物议，应予辨白。如他说“很愿意回过去再生活一遍”，“留恋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这世界…是美丽的，…那么好的花朵、果子，那么清秀的山和水，…月亮的光似乎也比从前更光明了。…”，最后，他列举了几部中外文学名著，说“可以再读一读”。这些曾被认为是他向敌人屈膝讨饶、婉转求生的“证据”。虽平反多年，对之正视的并不多。我以为，我们应首先肯定瞿面对死亡，体现了极高的境界。他漫步刑场，谈笑自若，从容就死。他在罗汉岭上说“此处甚好!”，似乎不是走向刑场，倒像是在一个旅游景点歇脚，充分展示对死的无惧，没有深厚的修养、定力是做不到的。那么如何理解以上的内容呢?关键是我们要破除世人心中的一个恶障：认为对死的无惧和对生的依恋是不能统一的。这绝对错误!从人性的立场，两者并不矛盾。人在生命之最后，依恋这个世界上自己认为最美好的事物，表现的倒是一个率真的有血有肉有情的高尚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因这些美好事物将从此缺少一位真诚有品位的欣赏者，这种失落也隐含了对杀人者的谴责。如鲁迅先生云：仅以缺少了瞿秋白这样优秀的俄罗斯文学的翻译人才，就是杀人者最大的恶(未核对原文，大意如此)。嵇康临刑说“广陵散从此绝矣!”，陆机被杀前说“华亭鹤唳，讵得闻乎!”都是对生前美好事物的追念，与怕死求生毫不相关。古今一理，我们不能以自己卑微的心态来佛头着粪，侮慢圣贤!
综上可见，对《多余的话》的认知差异，实为其背后之观念因素所决定。所有对《多余的话》的负面评价、对之批评、困惑不解，甚至因政治斗争需要对之作出“叛徒”的认定，均有观念因素的基础。主要是缘于“革命意识形态”与“专制主义片面伦理观”。而对之持正面评价、作同情理解的大多是以人性论价值观作为出发点的见解。拨乱反正以来，为《多余的话》正名的任务一直在向前推进、落实，但作观念上的澄清与思考并不多。可以说，在观念上，我们并未超越瞿秋白。
对《多余的话》的认知能否统一
我的回答是：现实仍困难，未来有希望。
现实为何难?因为我们尚处在一个从传统向现代过渡的社会。传统政治的巨大惰性力仍发生作用，血腥搏杀与诡诈权谋不时成为政治家解决现实问题的筹码与工具。比如对政治暴力的热衷，既有传统因素，也有外来因素，更少不了国情的因素。中国近百年来饱受列强欺凌，激发了国人兴国图强的斗志，但也会滋生急躁情绪，以为暴力是快速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政治问题的有效手段。诸多革命组织-包括公认的和自封的、政治家、爱国者，甚至不少知识分子均崇尚暴力，视之为公理，并以之为荣。其实暴力对个人而言，是蛮横无理的表现，而于组织则是缺乏自信与落后的“自供状”。马克思主张暴力夺权，前面已提到，他明确是指夺那个“孕育新社会”的旧社会的权。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一个这样的社会，须由暴力来改变政权的先例。现实倒是“孕育”着“新社会”因素愈多的国家，愈远离暴力夺权的倾向。如果承认“实践检验真理”，那么，马克思的这一论断应有修正的必要。但在对待暴力的问题上，不少人还未走出“革命意识形态”的雷区，至今尚未觉悟。另外，专制主义片面伦理还统治禁锢着许多人的头脑，神话领袖，个人崇拜，片面效忠的行为不绝如缕，领导人的个人意志与喜好有时也会影响对事物的看法。这些在直观上似乎与《多余的话》无关，但在人的内心，终还是影响对《多余的话》认知的负面因素。
那么，未来的希望在何处?可以举出不少乐观的理由。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包括政治体制在内的各项改革也取得不少实质性进展，政治民主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阳光政治的覆盖面日益扩大，权谋与暴力的政治空间必将受到压缩并最终消解。当权力成为天下公器而不再是少数人所独擅的私产，令其可以为所欲为时，专制主义片面伦理也将“寿终正寝”。而在现实中，我们确实看到人权、人性的价值正不断得到确认与弘扬，不仅体现在学者的研究中，也出现在政治家的报告中。一位学者说，凡与人性同行，写出的历史，则多一分真实，少一分虚伪。大文豪雨果也说过：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诚哉斯言!所以我相信，对《多余的话》的认知终有一天会统一于人性论价值观。人性的胜利，也是《多余的话》的胜利!
来源:共识网2015. 2.15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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