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晚年丁玲”与青年作家
星期二 九月 22, 2015 8:12 pm
丁玲当下的文学史形象，无疑是她晚年的负面形象的延续，受着与她晚年共时的“青年”即今天的话语主导者的左右。毕竟，丁玲的晚年离当下人最近，见证过她晚年的人还在世，而被叙述的近期历史总不免带有叙述者的主观性和功利性，近因效应难以逾越。也许，只有当历史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后世人才能客观全面地审视丁玲。
争夺年轻人，就是争夺文学史形象。未来是年轻人的，年轻人将成为未来的文坛中坚，主宰着未来的话语权。得罪年轻人就是得罪未来，就是损坏自己的文坛形象、文坛史形象、文学史形象。“晚年丁玲”的形象，其实就是当时的年轻人、后来的文坛中坚所提供的。这一文坛形象的定格，就是她“教育青年”的后果，是青年们对她的“反哺”。
不少对丁玲比较熟悉或者做丁玲研究的人都大惑不解：为什么丁玲近年来口碑如此欠佳？无论她的人品还是文学成就，似乎都在被刻意贬低。笔者认为，丁玲的晚年表现为时人所留下的负面印象，是一个重要原因。丁玲当下的文学史形象，无疑是她晚年的负面形象的延续，受着与她晚年共时的“青年”即今天的话语主导者的左右。毕竟，丁玲的晚年离当下人最近，见证过她晚年的人还在世，而被叙述的近期历史总不免带有叙述者的主观性和功利性，近因效应难以逾越。也许，只有当历史拉开了足够的距离，后世人才能客观全面地审视丁玲。
一
在丁玲历史问题的平反结论中，“教育青年作家”是一个为她政治上加分的“项目”。丁玲和当代中青年作家的关系也是丁玲晚年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先看她是如何“教育青年作家”的：“一些年轻作者……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还有某些弱点和缺点。这主要的是受党的教育较少，和工农兵的结合也较差……还有些党员，对自己喜欢的人，吹吹捧捧，不负责任，自己足跟不稳，忽左忽右，有时左得可怕，有时侈谈‘民主’，放言自由，沉醉在前呼后拥、一片欢呼声中……虽然现实生活中存在消极现象，作者可以写，读者可以读，但我们的作者、读者，我们都更需要未来。未来怎么样？我们的国家如何走上富强之路？社会怎样才能进步繁荣？我们现在怎样着手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丁玲文集》第六卷365页）
这种教育的结果可想而知。有人因此批评说：晚年的丁玲在理智地坚守与实践为政治服务的文艺观的同时，还常常居高临下地向中青年作家传道送经，扮演着现代版的胶柱鼓瑟者的尴尬角色。
1984年4月27日，由丁玲提议并主持，召开了一个小说创作座谈会，座谈获得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20篇作品。邀请的二十多位与会人员中，张洁、李陀、陈建功、梁晓声、陈祖芬等中青年作家都没有到会，所以，那次会实际上成了一次老作家的聚会。老作家们发言很热烈，很有老作家的风范，比如，舒群认为，应该重视左翼的传统，重视延安的传统。一上午的热烈发言还不过瘾，丁玲提议第二天上午继续开。第二天上午老作家们依然热烈，丁玲像是谈感受，又似在做总结，感慨道：我们的老作家真是“宝”哇，谁都有一肚子创作经验，现在很多部门都在抢救资料，我们应该把这些“宝”也抢救下来，这是中国文学的一笔财富哇！
老作家乐于送宝，年轻作家却不见得乐于接宝，于是，这种关怀年轻作家的研讨会就成了老作家们的自娱自乐、自我满足。也许，人老了，要懂得进退，才能留得住尊重。后世老作家可以引以为戒。等年轻作家变成老作家时，不要也是这等表现。
丁玲还有一次苦口婆心地说道：“我们作家究竟怎样去帮助年轻一代中失掉了信仰的人呵？我们有时苦口婆心，可是人家不喜欢听呵！……那么究竟该怎样才能讲到人家心里去呀？我们必须得找，找我们这个时代的、能代表这个时代的人的灵魂———时代的灵魂。找到了，才能对症下药，做名副其实的灵魂工程师。”其实，老年人并不必然负有教育年轻人的责任，年轻人也没有那么容易“垮掉”，丁玲完全不必如此苦口婆心，以至于有自作多情之嫌。
那次小说创作座谈会上，李纳为新老作家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感到忧虑。她说：“……有几个女作家，一个铁凝，一个航鹰，还有一个写女大学生的，我读了，有一种非常喜悦的感情，很想见见面，或者写封信跟她们认识，但有人说，年轻作家都很骄傲，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草明说：“……现在青年作家和老作家之间有些隔阂，这是否‘四人帮’的残余思想还在作祟？某些文艺界领导无原则地捧青年作家，也有一定责任。”老作家们有共同思维。丁玲在教育青年作家的时候，也是将青年作家的问题视为文艺界领导的问题，她对大学生说：“现在有少数刊物的负责人不愿做具体工作，不看稿，不改稿，老是支持青年人……”看来，丁玲并非单纯教育青年，而是同时在教育“领导上”和“刊物的负责人”，也许后者才是重心，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她对青年的教育，往往与文坛的人际关系相连，同时亦因文坛的复杂关系而影响了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因了复杂微妙的文坛人际关系，这位文学界的头号右派丁玲，忽然之间成为舆论上的极左人物。
丁玲不仅教育着青年作家，而且教育着中国乃至美国的所有青年：“目前社会上有一些青年人缺乏理想，只想钱，想物质享受，想个人安逸，我们应当通过文学作品帮助他们克服这种消极现象，引导他们为‘四化’贡献自己的青春！”丁玲对美国记者说：“不错，你们都有汽车、房子，几乎什么都有了。但是，你们的目标是什么呢？从精神上来说，你们是相当贫乏的。你们没有信仰……年轻人关心的，似乎都是性，男女之间似乎缺少美丽和崇高的爱情。”
丁玲对青年人明显不以为然，觉得他们只有物质追求，没有精神追求。谈到农村结婚女方要彩礼的事，她说：在老解放区，在延安，谁要这东西？两个人要结婚，跟领导一说就行了，找个窑洞房子，公家替你弄一桌饭，开个茶话会。这是想说，“我们”年轻时不重物质，爱情与金钱无关。这符合事实，也符合教育年轻人的腔调。可是，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写道：丁玲有一次给青年作家学员讲话，也是出语惊人。如她说：“什么思想解放？我们那个时候，谁和谁相好，搬到一起住就是，哪里像现在这样麻烦！”同样是结婚问题，这一说法就不太符合教育年轻人的腔调，而是有点“自由化”了，与她反自由化的姿态很不相符。这脱口而出的话，让人看到年轻时代的莎菲式的丁玲。
总爱叹世风日下、“一代不如一代”，这是典型的“九斤老太”式的老年心态。丁玲的潜台词是：我们年轻时多革命！可是，1980年代的年轻人还革什么命呢？文化革命倒是让红卫兵过了一把革命的瘾，但连她这老革命也成了红卫兵革命的对象，这革命还要得吗？
二
1985年春，丁玲在西安发表讲话，有领导批示：“丁玲同志讲得好。”青年们对丁玲的反应是什么呢？有的青年读者看了她的访美印象文章后给她写信，说她是“配合宣传”，“不能不使人失望”。中青年中有人说她“脑子僵化”，“写的文章里还有好多标签”。看来，丁玲“教育青年”的成效并不见佳。不管到了哪朝哪代，青年们的心理往往是逆反的。
丁玲也有对年轻人的理解和爱惜，那是在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的讲话中，那时候，她的历史问题的重轭还没有转化为迫切的政治诉求，她的讲话还比较忠实于自己：
我们爱惜我们的年轻人吧！
那天在小组会议上我讲了：穿喇叭裤有什么要紧，他们觉得穿喇叭裤好看，好看就穿嘛！你不习惯！你要习惯了也会觉得喇叭裤好看，我们都穿一个颜色，不是蓝的就是黑的，再不就是灰的，是不好看！穿个红的穿个绿的，好看嘛，年轻人嘛，穿衣服有他们的个性，愿意穿裙子就穿裙子，对这我觉得无所谓，因为这些就是说我们青年表现不好，大概不确切。
更早的时候，1950年代，她在跟文学研究所的学员讲话时更真实。邓友梅在给苗得雨的信中写道：坦白地说，这些观点和主张，在那个时代是“另唱一个调子”。用现在话说有点新潮、前卫！我们这些年轻人听了又震惊又喜悦，耳目一新。
丁玲不赞成“代沟”这个字眼儿：“这两个字不好。没什么‘沟’，应该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她说：“北京这些中青年作家不得了啊，我还不服气呢，我还要和他们比一比呢。”这句话，王蒙理解为丁玲对年轻作家的不以为然甚至嫉妒。王蒙所谓的年轻作家，当然包含他自己，而且首先是他自己。所以，他首先感到的是丁玲对他的不以为然，相应地，他也就对她不以为然起来。借群体、借“某些旁人”来表达自己对丁玲的不满，这是一个叙述策略，其实正是自身态度的真实表达。丁玲这种心态有什么不好呢？无论是雄心还是天真还是不服老，这才是一个作家的性情，政治家是不会这样说话的。王蒙作为一个作家，怎么会容不得这样一句话呢？这恰恰见出王蒙的问题，他身上那个文化官员的王蒙时时在显露。
王蒙《我心目中的丁玲》可以折射出当年的年轻作家对丁玲的态度，但更带有王蒙自身的情感色彩。王蒙更进一步不以为然：
丁与其他文学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或者说得再露骨一些，是一种明星意识、竞争意识。因此，对于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她与其说是把他们看作需要扶持需要提携需要关怀甚至青出于蓝完全可能超过自己的新生代，不如说是潜意识里看作竞争的对手。……她与一些艺术大星大角儿一样，很在乎谁挂头牌。……那么，她看到那时的所谓中青年作家左一篇作品右一篇作品得奖，以及各种风头正健的表演———其中自然有假冒伪劣———她能不上火吗？
王蒙直接把丁玲描述成了一个在果树园里看贫农瓜分自家果实的“李子俊的女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心里汩汩地泛着酸味儿。王蒙是想说明丁玲狭隘嫉妒、喜欢与年轻作家争锋，可是，作家与作家之间的争锋，有什么不正当吗？“丁与其他文学界的领导不同，她有强烈的创作意识、名作家意识、大作家意识”，这句话透露出，丁玲的意识再强烈，也都是“创作意识”和“作家意识”，作为一个作家，这难道与“文艺界的领导意识”相比不更正当吗？王蒙的意识显然是“文艺界的领导”的意识，而非作家意识。王蒙去指责丁玲的局限时，恰恰暴露出了自身的局限。而且，出水才看两腿泥，几十年后来看，当时那些为丁玲所“不服”的青年作家，又有几个在文学上比丁玲走得远呢？
王蒙说：由于她长时期以来一直处境严峻，她回到北京较晚，等到她回来的时期伤痕文学已经如火如荼地火起来了。她那时虽然获得了平反，却也一度仍留着尾巴。而她认定应该对她的命运负责的××正在为新时期的文学事业鸣锣开道，思想解放的大旗已经落到了人家手里，人家已经成了气候，并受到许多中青年作家和整个知识界的拥戴。确实，在赢得文坛民意方面，丁玲逊于周扬了，顾骧的话也可以佐证：“周扬同志对过去真诚的忏悔，新时期引领文坛思想解放的风骚，迅速赢得文学艺术家普遍的尊敬与爱戴。……安儿胡同一号（周扬家），像磁石一样聚拢了多少文坛俊彦。”（《胡同忆》之《安儿胡同———周扬》）王蒙又说：于是传出来丁玲不支持伤痕文学的说法。在思想解放进程中，成为突破江青为代表的教条主义与文化专制主义的闯将的中青年作家，似是得不到丁玲的支持，乃至觉得丁玲当时站到了“左”的方面。而另外的周扬等文艺界前辈、领导人，则似是对这批作家作品采取了热情得多，友好得多的姿态。
丁玲与周扬在年轻作家中的威信之所以不同，姿态与文艺观的差异固然是一个原因，但更直接的原因，可能还是丁玲的“口无遮拦”。张凤珠写道：“丁玲有次在鲁迅文学院讲话，用挖苦语气影射周扬。就有学员在下边议论，怎么只反大臣，不敢碰皇上呀！我自以为比老太太懂行情，便经常在她面前讲：周扬如何反思，如何检讨自己，如何受到欢迎等事。我的用意无非想提醒丁玲不要在讲话时讽刺周扬，弄不好，反而损坏自己形象。老太太不爱听我这些话。”（《我感到评论界对她不够公正》）王蒙也不以为然地说：“她动不动打击一大片，只求泄愤，不顾后果，结果搞得腹背受敌；政治家决不会这样做。如她说什么作协创作研究室编辑的对于二十四个中、青年作家的评论集是‘二十四孝’，用这样恶毒的话来树敌，暴露了自己的心胸不够宽阔，窃为丁玲不取。”
丁玲不是普通人，她的一言一动都会有人关注，说话不得体当然要吃亏，尤其在年轻人面前，绝对要忌讳“为老不尊”。丁玲真正要表达的，或许是对年轻作家投靠周扬的愤愤。她的宗派色彩，也是由周扬的宗派主义所诱发。但年轻人所感受到的，却只是她的宗派情绪，而不是周扬的宗派情绪。这就注定了在争取年轻人方面，她将大大失分。
邢小群在《伯乐、盟主与山头》中分析：丁玲在1979年获得改正，重归文坛以后，在一些场合发表过相对正统的言论。这些言论与社会舆论对她的心理期待有很大距离。于是，这位五十年代的大右派，到八十年代被视为左派；而五十年代的左派周扬，却被当成精神污染的代表人物，受到批判，责令检讨。这种格局，使关心现实的青年作家们，情感很容易倾向周扬以及接近周扬的冯牧一边。丁玲与周扬在青年中的“民意”产生分野的关键是“清污”。徐庆全也认为，以“清除精神污染”为契机，丁玲与周扬以往的恩恩怨怨再一次引起文坛的关注。
第四次作代会期间，周扬得到青年作家们签名的热情洋溢、衷心爱戴的慰问信，丁玲则得到“红衣主教”的称号以及中国作协副主席差点落选的结果，这使她最后的笑大打折扣。在“清污”高潮之后，第四次作代会之前，丁玲也曾努力表达对青年作家的关爱，只是效果不佳。1984年4月27日的小说创作座谈会，中青年作家纷纷缺席，使丁玲烦恼。丁玲又摆家宴，请邓刚、史铁生和唐栋三位获奖的年轻作家来家吃饭，并请了几位老作家作陪。亲历者王增如详细记述了这次家宴：
落座后，老作家们十分亲热，年轻人却有些拘谨。……那天下午谈了三个多小时，老作家说的多，尤其丁玲说话多，舒群次之。三位青年人始终比较拘谨，问一句答一句，很少主动发问，也决不多言。丁玲期待的那种无拘无束的热烈交流，没有实现，两代人之间隔着一层无形的“幕”，双方面都有些失望。
家宴非常隆重，丁玲热情备至，但效果却不佳。为什么1950年代丁玲与年轻作家可以“亲密融洽”，1980年代就不行了？丁玲归结的原因是自己没权了，言外之意是年轻人势利。邢小群分析：情况没有这么简单。其原因可能来自三个方面：其一是左右问题，其二是山头问题，其三才是利益问题。这种现象其实与丁玲的写作具有某种一致性，写作《杜晚香》的过程中，她曾自言：“我的文章已落后了，已不能抓住人心，叫人为我拍案了。我曾有过的那种与读者心心相印，成为莫逆之交的时代不易恢复了。”丁玲对此又如何解释？也许，不能不承认，她的确是落伍了，不能与年轻人在同一频道上了。
更重要的丁玲自身的原因在于：她的那些嫌“左”的带着宗派情绪的话语，作为历史的旁观者听来都感觉不舒服，何况当事者、在场者。很少有人会喜欢这样一种说话风格，何况还是经常重复的一套话语。丁玲嫌“左”的腔调，往往使人忘记了她曾受过的“左”的严重伤害；她的宗派情绪，往往使人忘记了她曾受过的来自宗派的无情迫害，也忽略了她当时还身陷历史问题的泥淖的不幸事实。
她的问题，不是归咎于周扬、归咎于历史问题、归咎于“左”的长期影响就可以解释的，还有她自身的老年和性情方面的原因。她说得太多了，太多余了，年轻时沈从文笔下那个“凝静”看“百样人生”的女孩子，老来变成了一个一开口就打不住的九斤老太。她自己也明白，老年人爱说不是好事，但却管不住自己的嘴。她自己也知道：“一开会，我就得发言。人家客气，说你讲几分钟吧？我就来了，几分钟从来不够用！”在延安，“她一气讲了三小时，直到陈明反复‘疏导’、‘限制’，才打住。”
对此，丁玲不无自知，只是克制不住。有一次，刘白羽去看望丁玲，丁玲对他说，你比我还是理智多了，因为你比我有一个好处，这二十多年来你都在工作岗位上，所以经常克制，我二十多年来都在底下，憋在那个地方，想讲话没有讲的地方，这一下可有了讲话的机会了，我什么都不管了。丁玲最后这句话显示出：她被压抑得太久了，一旦有不压抑的机会，就变成了别人的压抑。
丁玲为什么要重复那样一套话语呢？学者王尧的话或许可以提供解释：在“文革”中大量的学者、作家、诗人都是如此使用“文革语言”，这样一种现象不能仅仅看成是“被迫”的，也许在最初是被迫的、违心的，但在不断的使用中，也就逐渐由被迫到主动，由不自觉到自觉。这正是“改造”和“再教育”所起的潜移默化的作用。（《话语转述中的“个人”》）
丁玲的语言惯性，也是潜移默化的“再教育”的结果。对于丁玲复出之前的遭遇，人们是同情的，但对复出之后的她，却渐渐失去了这种同情，原因何在？丁玲说得太多、太高调、不得体、不合时宜，无疑是原因之一。方式不得法，争取也没用，因为操之过急，她的那些与人际是非有关的暗藏机锋的话语，可能还会引起青年作家的不适，使他们愈发倒向周扬那边去了。她对恩怨念念不忘，只能使她的对手也无法淡忘。
三
有人认为，“丁玲与周扬展开一次新的角逐、新的搏斗”，体现之一就是：“创办《中国》杂志，作为自己的舆论阵地并借以培养青年作家。”王增如写道：丁玲创办《中国》的初衷，曾经是想帮助老作家们有一个发表的园地，但一个杂志的生命力还是要靠对广大读者的吸引，所以把当红的文学新秀团结在自己杂志的周围，也是丁玲的心愿。丁玲自己说：有人说我们这个刊物是几个老头子、老太婆在家没事搞起来的，不过是登点回忆录一类的文章罢了。我是想发动老作家做传帮带的工作，团结中青年作家，培养年轻作家。《中国》 刊发更前卫更年青更有争议的作家的作品，也许是丁玲为了给自己纠正“左”的印象？邢小群提到：“1985年，冯牧主持《中国作家》创刊座谈会，八十多位当红作家，都出席了，其中包括未曾出席丁玲主持的座谈会的青年作家。年青作家对丁玲与对冯牧的不同态度，使丁玲的内心真正受到了刺激。”
在这场争夺年轻人的“战役”中，丁玲虽曲意并努力为之，显然还是落败了。丁玲当时争取年轻人，争的也许只是民意；她尚未意识到：争夺年轻人，就是争夺文学史形象。未来是年轻人的，年轻人将成为未来的文坛中坚，主宰着未来的话语权；得罪年轻人就是得罪未来，就是损坏自己的文坛形象、文坛史形象、文学史形象。“晚年丁玲”的形象，其实就是当时的年轻人、后来的文坛中坚所提供的，王蒙即是其中之一。丁玲晚年的负面形象，与她留在年轻人之中的印象有重要关系。书写并评价她的就是他们，文坛外的人是不关心的，话语权在他们手里。她离这代人太近了，他们摆脱不了上一代的舆论，无法客观地去评价她。
今天就是未来的历史，有望不朽的“名人”都要在今天考虑到：自己将要给未来的历史留下什么样的形象和口碑？丁玲在1936年11月30日 《红色中华·红中副刊》创刊号上的《刊尾随笔》中写道：“一枝笔写下了汉奸秦桧，几百年来秦桧就一直长跪在岳庙门前，受尽古往今来游人的咒骂；《三国演义》 把曹操写得很坏，直到现在戏台上曹操的脸上就涂着可怕的白色，那象征着奸诈小人的白色。所以有人说一枝笔可以生死人，我们也可说一枝笔是战斗的武器。”这说明丁玲是多么明白这“一枝笔”的厉害，轮到自己，却轻忽大意了。
周扬打人是真打，但被打的人在四次作代会前后得到了他的道歉，而且他还顺手“抚摸”了年轻一代。丁玲能打到什么？徒给年轻一代留下恶感罢了。年轻一代既代表着当时的民意，又主导着未来的话语权，他们当时并没有受到周扬的害，而丁玲、周扬们的历史是历史，与他们无关。客观历史本身是不能发言的，历史的版本是由人提供的，有多少个提供者，就有多少个版本。被叙述的历史（尤其是近期的历史）不可避免地是世故的，势利的，因为它的讲述者的不可避免的主观性。这种几近“现报”的历史叙述中的近期效应，与记忆心理学上的“近因效应”有相似之处。“近因效应是指当人们识记一系列事物时对末尾部分项目的记忆效果优于中间部分项目的现象。……原因在于前面的信息在记忆中逐渐模糊，从而使近期信息在短时记忆中更为突出。”近因效应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丁玲属于负面近因效应。
丁玲晚年形象的负面影响，甚至被逆推到她的从前。丁玲在1942年6月16日的自我批评中也批评了王实味，颜海平认为：“这个自我批评也很可能是出于她自身政治生存的需要。”这句话后面，颜海平加了一个注释：在所有批评王实味的人中，1980年代末的丁玲常常被戴晴这样的作者特别加以注意并引以为例，这其中包含的问题涉及到1940年代“真正发生了什么”，同样也涉及这种高度引用率背后的理由，它是和1980年代末的话语气候相互关联的。（《丁玲故事和中国革命》）颜海平所说的“1980年代末的话语气候”，对于丁玲来说，可以具体为她被目为政治化的、“左”的作家的代表的舆论氛围。
且看网上关于丁玲的跟帖：丁玲老年的照片给我留下特别显丑的印象！
幸好还有人跟帖说：蹉跎，听说一切都为了平反……
舆论方面，周扬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拥戴，对丁玲不利。势力方面，张光年依然统领一方，对丁玲也不利。丁玲去世时，作协掌门人是唐达成，而非她所属意的人。她唯一可以倚重的，就是上层。她可以受到官方表扬，却未必能得到年轻一代的“民心”。1980年代是一个叛逆的时代，正如礼平在《写给我的年代》中所写的：“在政治上受到指责，已经成了一件颇为荣耀的事情。这种气氛甚至有些像回到了‘文化革命’：如果你被对立的派别贴上一张大字报，你就会在本派别中变成一位英雄。这时正是民间情绪与官方舆论充满了对立的时候。”年轻人对于周扬的同情态度的移情，致使丁玲对周扬愈胜利，愈难得到民心。
丁玲的说教，年轻人虽不爱听，但符合“道统”。官方需要有人站出来教育一下年轻人，丁玲是代表了官方口径的。丁玲教育青年的言行既然是官方喜欢的，对她的处境及她的历史问题的解决就是有益的。青年人不能决定她的命运，影响不了她的历史问题的解决，也影响不了她的待遇，但是，青年人代表着民意，掌握着未来的话语权。“晚年丁玲”这一文坛形象的定格，就是她“教育青年”的后果，是青年们对她的“反哺”。
丁玲选择合作，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的历史问题需要官方平反。如果丁玲不那么懂事地合作，她的历史问题能不能解决？如果不能解决，一个有着被官方定性的历史问题的丁玲比一个“左”的丁玲更易于被人们接受吗？谁又能撇开官方的定性，给她一个公正的结论？
文/李美皆
《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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