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大串连瓦解了学生运动与毛泽东的结盟
星期四 八月 27, 2015 3:09 pm
柯云路历史研究专著
《极端十年》
精华选载
大串连瓦解了学生运动与毛泽东的结盟
1966年红卫兵运动在全国的发展，是和大串连分不开的。对大串连这个看来比较简单的现象，很少有人做更多的政治分析。然而，正是这个看似简单的现象，是透视文化大革命极为重要的窗口。
大串连最初产生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国的不平衡状态。
1966年8月13日，天津大学的部分造反派学生因为受压，决定徒步到北京“取经”。中央文革得知以后，立即抓住这个典型，派火车去杨村车站接他们。天津大学的学生们高呼“毛主席万岁”的激动，注释了大串连这一新生事物的开始。8月16日，中央文革召开了“外地来京学生群众大会”。这是一个专为各地来京进行革命串连的学生撑腰打气的大会，也是一个对北京学生发出支援外地文化大革命号召的大会。一时间，外地的学生大批涌进北京，而北京的红卫兵也开始到外地串连。
继毛泽东在8月18日首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群众之后，于8月31日第二次接见了五十万红卫兵群众。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发表讲话，支持大串连：“现在，全国各地的同学到北京来交流经验，北京同学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连。我们认为，这是一种很好的事情，我们支持你们。中央决定，全国各地大学生的全部和中学生的一部分代表，分期分批到北京来。”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了《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京参观革命运动的通知》，由此，声势浩大的红卫兵大串连开始了。
北京的红卫兵纷纷冲向外地，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揪斗走资派、冲击各级党政机关的造反浪潮。他们与当地的造反势力结合在一起，使得那里的造反运动陡然高涨。与此同时，外地来京人数激增，经过首都的强化造反教育返回老家时，带回去的是强烈激发的造反精神。
正是这个时期，各地相继发生了保守派力量特别是有组织的工人、农民对造反学生运动的围攻。造反学生的相互串连使反围攻的造反气象更加升级。
在轰轰烈烈的大串连中，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更快地升温了。
数以百万计的外地学生在中央的号令下，抱着见到毛主席的强烈渴望聚集在北京，毛泽东于8月18日、8月31日两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又于9月15日、10月1日、10月18日、11月3日、11月11日、11月25日分别接见了少则五十万、多则一百五十万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这前后共八次的大规模接见，是在全国大串连的基础上形成的，反过来又极大规模地推动了全国范围的大串连。
发动和支持大串连，是毛泽东特别简单而又有力的手段。没有大串连，就不可能有如此规模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就当时全国运动的不平衡性来讲，许多保守倾向严重的地区，使运动很难在短时间内开展起来。大串连是文化大革命中最体现“放手发动群众”的战略部署之一，也是毛泽东最自信、最大气魄的手段之一。
手段服务于政治斗争的需要。
他需要更大规模的红卫兵运动与领袖崇拜，这是他进行一场伟大的阶级斗争所必须的力量。正如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上接见百万游行队伍时对林彪讲的那样：“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
然而，毛泽东及其支持者可能并没看清社会政治的一个规律，对任何力量的利用，其实就是与它形成合作的契约。虽然在毛泽东及中央文革看来，他们与学生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然而，领导与被领导其实也是双边关系，也有一种成文的或者不成文的契约内含其中。
那么，毛泽东与文化大革命中的学生运动的双边契约是什么内容呢？双方合作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双方能够给予对方的是什么呢？双方各自得到的是什么呢？
毛泽东所需要的，是学生造反的行为，造反的贡献。这是他正在得到和还将会得到的。那么，毛泽东能够给予学生什么呢？毛泽东首先给予红卫兵的是接见他们的待遇。同时，他把造反、串连及革命的权力交给了红卫兵。这正是学生们渴望的。由于上述政治基础，这个合作从一开始就获得了辉煌的成功。
那么，除了政治的权力，学生们还得到了什么？还得到了免费的旅游，青春的解放，以及无政府主义自由化的充分实现；当然，还得到了对秩序不满（这其中显然包括对文化大革命运动不满）的各种变相的释放方式（对本地运动不满便跑到外地串连去）；部分学生甚至初尝了腐化的滋味。正因为如此，全国性的大串连，从一开始就获得极大的推动力。学生们享受到了恐怕是想都不敢想的极大特权，坐车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受到崇拜和信任。特别是来自北京的红卫兵，被称之为“毛主席身边来的人”，一副钦差大臣的角色感。他们煽风点火，推波逐澜，成为各地造反的核心力量。
在大串连中，即使是那些在北京相对保守的学生，或者在北京没有造反权力或造反机会的学生，一到外地也都纷纷成了造反派。北京学生在大串连中具有“指挥”外地运动的特权，面对这样的诱惑，任何一个年轻人都很难抗拒。不同政治倾向的北京学生们走到外地时，可能结成一个统一体，呐喊着冲击各地的党政机关、厂矿学校。
无论是政治上的特权也好，还是免费游山玩水的特权也好，还是可以在此基础上腐化一下的特权也好，都有无限扩张的自发倾向。如果说最初的串连是政治性很强的行动，那么，随后发展起来的上千万大、中学生在全国的大串连，已经在很大意义上离开了文化大革命所需要的政治内容。
不仅在井冈山、延安、遵义、大寨等“革命圣地”塞满了拥挤不堪的学生，在一切名胜古迹、风景区、游览地、名山大川，同样挤满了游山玩水的青年学生。交通堵塞以至瘫痪，各地的接待工作不堪重负。工厂农村的生产秩序遭到大规模破坏。文化大革命运动产生的各种负作用，以社会动荡的形式浮现出来。
北京以及各大城市的学校中，本校的学生已经走空，冷冷清清的校园早已没有了文化大革命斗批改运动所需要的热烈气氛。从1966年底到1967年初，中共中央、国务院及中央文革开始对大串连实行了一系列的收缩与限制，并采取了很多措施，发出的通知与布告将所有的车站码头、交通要道以及学校单位都贴满了。毛泽东提倡回校闹革命，提倡回本地闹革命，最后终于明确提出停止大串连。
1967年3月，正式全面禁止了大串连。作为毛泽东、中央文革与学生运动的一个契约，大串连达到了自己的最后限度。
当毛泽东把串连的特权交给学生时，巨大的特权便带来了巨大的动力，一时间大串连确实成为造反的巨大能源。然而，特权必然沿着其自发的倾向无限扩张，当它超出毛泽东与中央文革的政治需要时，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措施表明了对学生运动的限制与约束。
蜜月般的合作过去之后，限制与反限制、管教与反管教的矛盾与冲突，使双边关系发生了性质严重的变化。
在接下来的岁月中，不仅是大串连，整个学生运动在毛泽东的眼里都超出了他的政治需要。自1967年3月以后，毛泽东与学生运动的关系就主要体现在对学生的限制和管教。从放手发动到限制管教这一过程，颇有代表性地注释了毛泽东、中央文革在文化大革命中与多种势力的合作关系。
在限制、管教学生的过程中，曾经反对对学校派驻工作组的毛泽东，却派出了更大规模的工作组。先是“军宣队”，后是“工宣队”，再后来，与全社会青年学生的安置就业问题联系在一起，把大批的青年学生赶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工作队”的再教育。
这就是毛泽东、中央文革对学生运动利用与限制的全过程。当用工宣队、军宣队、贫下中农来管教大、中学生时，毛泽东根深蒂固的阶级路线就更充分地显露出来。
在对毛泽东与学生运动双边关系的简单透视中我们看到，所谓高扬着共产主义理想旗帜的中国文革运动，内在充满了现实的利益关系。
这个世界远没有理想王国。当人们高呼着似乎十分崇高、圣洁的宗教意味的口号时，脚下踏着的却是利益的轨道。
现实的利益比一切政治宗教更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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