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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岩声介绍格丘山（附文: 《十斤鸡蛋的故事》、《从农场回家》by
星期六 七月 25, 2015 11:46 am
介绍格丘山（附文: 《十斤鸡蛋的故事》、《从农场回家》by 格丘山） - 江岩声 - 江岩声
格丘山是座死火山，地处北大荒，也是美籍华裔作家黄建仁的笔名，出版作品有《心灵的挣扎》和《北大荒》。最近在华夏文摘上，有一条讨论线，关于格丘山，引起我的注意，去看了格丘山的一些作品，产生如下感想。
一，格丘山小传
DR. Jian Ren Huang was put in a labor camp around Russian border in 1965 when he just completed his undergraduate study of University. He spent eight years at the camp. Later he came to US and received PH.D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t age of 51. After retirement he devoted fully time to Chinese writing with a pen name Ge Qiu Shan, which is a hill located near the camp he worked. His interests are in seeking essential meaning of the human life and human society. He is one of well know Chinese writers overseas （引自Amazone）.
亚马逊这个介绍太笼统了，兹根据我读到的信息，拟格丘山小传如下：
1942年出生，上海人，上有一姐（得过脑膜炎，中学毕业后进江西共产主义大学），下有二弟一妹，父亲是医生，母亲是家庭妇女（出身地主家庭，文化程度初中）。格丘山童年在上海市徐汇区南洋模范小学就读（题图左一）。1960年考进北京石油学院（题图左二）。1964年下半年，在毕业集训运动（大学里的四清运动）中，格丘山被定为反动学生。1965年3月2日，他与十个也被定为反动学生的同届同学一起被押离北京，送往黑龙江省北安农场劳动教养（题图左三）。劳动教养期间，每月工资28元。这十一个学生，之所以被定为反动，各有各的原因。例如其中一位写的一首歌颂农村建设的诗中有肥猪二个字，被指暗喻毛泽东，而他又承认了。另一位因为揭发自己的哥哥的反“反修”言论。格丘山是因为什么言论被定为反动学生，尚未看见。劳动教养期限原定为三年，但因文革的变故，格丘山在北大荒农场一共待了八年（题图左三），其间经过上访，于1969年摘除反动学生帽子，转为农场正式职工（算作大学毕业分配），工资从28元增加到46元，一年有一次探亲假。1972年调到大庆钻井研究所工作，并结婚，妻子的父母是医生。格丘山1974年得子，1979年得女（名黄小力，见附文，题图左四）。关于这次婚姻，格丘山后来写道：“我的婚姻是政治恐惧的产物，那个荒唐的婚姻不但毁坏了自己的幸福，毁坏了另外一个女人的幸福，还给这场婚姻的产品，二个孩子留下了无法补偿的心灵创伤。”格丘山1979年考取教育部出国进修生（访问学者），发表关于喷射钻井的论文，被誉为石油界的陈景润。1981年调离大庆到东北石油大学任教。1981年初到美国进修。1986年离婚。1987年放弃东北石油大学教职，持J1签证，到美国留学。1993年，51岁上，获机械工程博士学位（空气动力学）。后在PICO （做宇航CHIP 软件）， TECHMSEH， CROSCILL等公司工作。 这期间，曾与之坪女士同居。1996年，之坪16岁的女儿楠楠因肠癌去世。1997年，格丘山（55岁）在网上登征婚启事，周萍应征，两人交往一段时间，未果。2001年，格丘山与邵艾结婚，回国探望母亲（《母亲走了》）。2008年，66岁，退休。2009年与邵艾分居。2011年结束令格丘山身心财俱疲的离婚官司。2012年移居夏威夷，住进老人公寓。2015年离开夏威夷。
二，格丘山作品的特点
格丘山作品的特点就是他本人的特点。也就是说，格丘山既是下蛋的鸡，也是鸡下的蛋，吃格丘山下的蛋，而不看看格丘山本人，会失去历史的真实感。格丘山的作品可当作现代《史记》来读，但格丘山与司马迁有所不同：司马迁在《史记》里只是叙述人，而格丘山在他的《史记》里不仅是叙述人，也是历史的载体，甚至还经常是历史的创造者。
试举一例：在《十斤鸡蛋的故事（原题：在女儿出生的日子里），见附文》里，格丘山写了1979年，女儿出生后，他买产妇配给鸡蛋的故事。当时在大庆，生孩子凭准生证可以买十斤鸡蛋，但格丘山在女儿出生前没办准生证，为了买那十斤鸡蛋，他便去大庆计划生育办公室补办准生证。他认为这只是程序问题，因为女儿符合生二胎与一胎相距五年的规定。但办公室主任不给他办，给他拖，每次他去问，主任便推诿，说研究研究。格丘山最后Burn out了，在计划生育办公室，当着众人的面，抖落那主任的性丑闻，说她能坐在那个主任的位置上，完全是因为帮钻井指挥部的总指挥生了一个男孩子。
当着掌握一方大权的女官员的面，抖落其性丑闻，这个历史，就我所知，那个时代，在格丘山之前，还没发生过。格丘山创造了历史。
为什么说格丘山的作品可当作现代《史记》来读？因为它记录了历史，而且记录方法与《史记》相同，就是给一个一个的人物立传。通过阅读这一个一个的人物，读者看到了这些人物所生活的时代的一个一个的侧面。
附文：
十斤鸡蛋的故事（原题：在女儿出生的日子里）
格丘山
1979年农历二月初八，深夜，女儿出生了。像很多大庆职工一样，第二胎都不去医院，在家里生。助产师八九点钟就来我家了，但是女儿迟迟不出来，这样我就得为助产师做夜宵。家里什么也没有，就给她炸了一些花生米，熬了些粥，她也看不上眼，没有吃几口。等到午夜女儿才发出第一声哭声，姗姗来到世界。
助产师走后我忙得一团糟，首先想秤秤女儿多少重。那是一杆中国老秤，就是有秤砣的那种。我将女儿放到秤盘中，挂上秤砣，然后手提秤上的线，移秤砣平衡，这时线断了，女儿从秤盘中滚了出来，没法再秤了。所以至今我也不知道女儿出生时有多重。
然后就是泡奶粉，铺尿布……，忙到天亮也没有能睡一眼。就在那天的清晨六点钟，我去公共汽车站搭第一班12路车从八百晌到萨尔图，大庆市总部，参加出国考试。考了一整天，从英语考到数学和力学等基础课，我一夜没有睡觉，糊里糊涂的，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胡做了些什么。可是奇怪的是在回家的路上，一股自己不可控制的心酸眼泪从眼睛中涌流出来，一种恍恍惚惚我的苦日子快到头的预感，在我前面闪烁，好象命运正在为我打开一尊新门。
它终于来了，虽然像我女儿一样姗姗来迟，来在我身心交瘁，已经快要挺不住的时候，一个阴冷的晚冬初春交接的时节。以后我再撰文讲那一段催人泪下的经历。
根据大庆的规定，女儿出生凭准生证可以买十斤鸡蛋，这十斤鸡蛋对于我们这些在大庆无权无势的物资极度蹇乏的人是很大的诱惑，所以我的第一件事是去计划生育办公室领准生证。
像中国那时候的所有办公室一样，人浮于事，办公室里坐着二排女人，中间挂着个毛泽东像。我直接走向中间那个大桌子，那个一看就地位比其他人高的女人，后来知道她叫李XX，是办公室主任。
我告诉了我的名字和工作单位，强调我的第一胎孩子已经五岁了，符合政策规定，得到计划生育办公室批准生第二胎，现在来领准生证，报户口。她看了看我，对我说要研究研究，让我回去等回音。我说不是早已经批准了，为什么还要研究？她说这是手续，你也不能例外。
一周后，我没有得到回音，而且同事告诉我，他们一去就拿到了，根本不需要什么研究。我也觉得蹊跷，又去了计划生育办公室。李XX说不是让你等回音吗，你怎么又来了？我说你要研究多长时间？她被我逼得没有办法，就说二个星期吧。
二个星期后我又去了，李说不是告诉你不要来了吗？研究完了我们会通知你。我知道碰上麻烦了，可是我女儿已经生下来了，总不能没有户口，成为黑人吧。没有户口在当时中国意味着没有粮票，没有布票，没有油票，没有肉票……，她将来怎样生活？我作为一个小人物，拿李XX没有办法，唯一可以做的就是每天去缠着她。过天我又去了，她阴阳怪气地说，你们知识分子现在都成了国家的宝贝了(当时报纸电台每天都在叫四个现代化，改善知识分子地位)，你应该努力工作，不要天天往这里跑，报答党和人民对你们的信任。我被她气得七窍生烟，讲又讲不过她。每次去都给她奚落一番。好在我的领导黎孔昭不为难我，只要我说去计划生育办公室，多长时间他都不管。
我终于无法忍受了，发起驴劲了。这个驴劲是不能随便发的，搞得不好，在那个社会中会惹祸上身，身败名裂，尤其对我这样过去是被定过反动学生有历史问题的人。在大庆的日子，我一共发过三次驴劲，其中二次都是为孩子，所幸三次都没有翻船。
我首先打听这个李XX是何方神圣，她的后面是哪尊菩萨？原来她只是一个普通的非常老实的工人的家属，她发迹成为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是因为借枝结木。指挥部有一个指挥的老婆生不出孩子，也可能是生不出男孩子，我今天已经记不清了。反正李XX的功劳是帮指挥生了一个男孩子，得到了这个主任职位。这件事知道的人很多，但是没有人敢公开讲的。我既然发起驴劲，就不管三七二十一了。
那一天，我在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氛围中走进计划生育办公室，直奔李XX。李XX没有注意到我脸上的神色，要不那天她怎么也会躲开我的锋芒，用好话将我打发走。她说怎么又来了，我没有理她的问题，只是说，请你给我准生证。她说，不是告诉你了吗，正在研究。我没有理她，又说了一遍，请你给我准生证。她怒气冲冲的说，没有。我说，好吧，我觉得你这个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不合格，你代生一个孩子就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吗？她脸都白了，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全办公室变得鸦雀无声，大家吓坏了，一片死静。我更大声地重复一遍，我说你这个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的位置不合格，你代生一个孩子就可以担任这个职务吗？这会儿她反映过来了，竭斯底里地叫了起来，你给我出去！我说给我准生证，我就走，要不我就问你你的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怎么来的？可能最后是几个人将我推出去了，我已经记不清楚了。
我惹大祸了，我大闹计划生育办公室的消息，马上传遍钻井指挥部。有的人高兴，有的人为我担心，也有的人等着看我倒霉，我也忧心忡忡，在家里，等待倒霉。
当天晚上，研究所的付教导员张庆华，来到我家中。她说，我不是跟你说过吗？你有事情找我，要准生证你怎么不找我？你跟她们闹什么，记住，不准再去那里了，这事我去想办法。张庆华毕业于清华大学，在研究所担任付书记，她丈夫则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现在是指挥部的第二书记，他们俩个出面，我松了口气，知道我没有事了。
当然背后这个事情是怎么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我就不知道了。一个可能是当时正在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对我讨伐不合当时形势。另外一个可能是张庆华在背后帮我，这个女性对我深情厚意的真情，到她死的时候我才知道。知道后，回忆起过去当年的种种往事，才如梦初醒，忍不住流下眼泪，在书房里独坐了一个整夜。最后一个可能，我的出国考试已经通过了，只是还没有通知我。钻井指挥部的上司，大庆领导人正在安排大庆战报访问我，要将我打造成一个轰动大庆的类似于陈景润式的人物，这种情况下要批判我难度太大了。
一周后，张庆华给了我准生证，我问这是我原来的准生证吗？她说这是从大庆二号院专门要的，你的那张被李XX给了一个木匠的女孩。那个木匠生了四个女儿，生不出儿子来不肯停，我才恍然大悟。当时大庆没有家具店，全靠自己找木头求木匠打，木匠是炎手可热的人物。我女儿的准生证十有八九被李拿去换家具了。
拿到准生证，我就可以去买鸡蛋了。全大庆的产妇鸡蛋都在萨尔图的第三百货公司供应，每周供应一天。我想这应该是举手之劳，还不是去就买回来了吗？ 像我对领准生证的设想一样，这次我又错了。
八百晌到萨尔图的公共汽车是每小时一次，早上六点从萨尔图发第一辆，到八百晌就是七点了，开回萨尔图是八点，从汽车站走到第三百货公司就是八点半了。这时买鸡蛋的人都排成长队了，一个紧挨一个，每个人身上都被维持秩序的人用粉笔写了个号码。一个紧挨一个，就是你的胸紧紧挨着前面人的背，后面的人的胸紧紧贴着你的屁股。如果是异性，这种情况是很令人情乱思迷，胡思乱想的，但那个时候谁也顾不得讲究这个了。就这样排着，还有人在叫挨紧些，挨紧些，不要让人夹进来。这个从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国城市司空见惯的“国景”，奇怪的至现在竟然没有一个电影画面将它表现出来，没有一张照片拍过这个镜头，没有一个作家描写过这个场面。
据说排在最前面的几个人竟然是隔夜就排在那里。我从八百晌过去，最早到那里的时间是八点半，已经是排尾了，就是这个八点半，我也得清晨五点就在八百晌汽车站排队，才能保证挤上七点发的车。如果上不了七点发的车，坐八点发的车，到百货公司已经是九点半了，还买什么鸡蛋？
商店九时开门，我一连去八个星期，商店都是挂出今天无鸡蛋供应，排队的人白排，大家只能悻悻散去。
由于买鸡蛋，我被搞的内外交困，焦头烂额。外边每个星期要旷一天工，虽说领导黎孔昭从来不为难我，但是别人都在冷言冷语，我只能装听不到。里边老婆大发脾气，鸡蛋是为了做月子的，三个月过去了，还做屁的月子。老婆的父母是医生，从来都是别人送鸡蛋上门，跟了我后要什么没有什么，成天骂我是个废物，嫁了我倒了八辈子霉。
第九个星期，我已经被逼到买不到鸡蛋，无脸回来的惨痛处境。果然九点钟，百货公司一开门又挂出今天无产妇鸡蛋供应的牌子。我豁出去了，叫大家不要散去，我去找大庆领导讲理。那时候我瘦得像根葱，风一吹就要倒，大家看着我那付尖嘴猴腮的样子，不像有那个能耐，将信将疑。我说你们选一个人和我一起去，其余人等在这里，如果十二点我们不回来，你们就散去。
那个选出来的人跟着我走进二号院(大庆总部)，我直奔组织部。那个人说，你又不调动工作，去组织部干什么？我怎么告诉他呢？ 告诉他这是我唯一认识的二号院办公室吗？我说别问，跟我走就是了。我们一走进组织部，组织部的老李看到我先是一愣，但马上就万分热情的过来握我的手。跟我来的那个人顿时松了口气，相信这小子果然有些邪门。但是他也不会
相信我有太大的神通，哪个通天的人物会亲自在那里排产妇鸡蛋？
其实我认识老李，也只是几天前的事。我考上了大庆唯一的出国名额，又被石油部选中去中国石油学会成立大会宣读论文，使组织部确定无疑这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埋藏在大庆的人才。那时全国都在找陈景润式的人才，报纸天天叫要提高知识分子地位，大庆组织部对我是如获至宝。可是组织部啊，你知道人才是怎么度过这漫长艰难的岁月的吗？如果再不被发现，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生命还能延续多久了(写到这里我不禁流下眼泪)？现在认识你们才几天，人才就不得不厚着脸皮来乞求你们帮助了，因为，因为，我实在实在没有别的方法，我的日子太难了，太难了。
老李立即将我领去见部长，虽说这与组织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部长听了后，一句多余话都没有说，他默默地神色凝重地拿起电话给商业供应部通话，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不供应产妇鸡蛋。那边回答说，鸡蛋有，但是没有车拉。部长说，你们准备一卡车鸡蛋，我马上派车去拉。接着部长给生产部挂电话，让他们马上派一个卡车拉鸡蛋到第三百货公司。
回去路上，那个跟我来的人一脸疑闷，为什么这些当官的这样愿意帮助我，我也没有对他解释。
到了三百，已经十一点多钟。鸡蛋十二点就拉来了，可是到了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大家只能饿着肚子等到下午一点半才能开卖。到了快到一点半的时候，商店的工作人员都到了食品部，每个人都端了一脸盆鸡蛋喜气洋洋的走了。这个百货公司有近一百职工，鸡蛋顿然下去了近四分之一。
大家认为这下应该给我们买了，可是她们还没有卖的意思，显然是在等什么人。
过了十分钟，来了一个解放军军车，这个商店与解放军有着特殊关系，告诉他们有鸡蛋，他们立即来车了。他们要半车的鸡蛋，这下排队的人群情鼎沸了，几个人上去与解放军评理，告诉他们这是产妇鸡蛋。经过激烈的争辩，解放军同意减少一半，这样剩下还有不到半车蛋了。
我是排在很后面的，当我发现鸡蛋还剩下一点，我肯定买不到了的时候，我上去求大家让我买了。大家想起了我的功劳，没有一个人反对，这样我买了十斤鸡蛋离开了百货公司。等到我提着十斤鸡蛋，到了公共汽车站，已经是五点多钟了，在寒风冽冽中我搭上最后一班车回到家中的时候，天已经是一片漆黑了，这时候我才感到又饿又累，我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
我几乎是流着眼泪写下这些故事，那个艰难困苦，充满劫难的时代，今天有多少人能懂得啊！
从农场回家
格丘山
（1970年，摘掉反动学生帽子后的格丘山，从北大荒农场回家探亲，时年28岁。自1964年底，他被定为反动学生后，已六年没回过家了）从沈阳到上海的火车上，大部分时间我都伏在座位前的那个小桌子上假装睡觉，唯怕人们问我的来历。那时候盛行一种火车文化，人们一上火车就自报家门，摆龙门阵，过一会儿就亲热得不得了，像老朋友一样。可是一下火车就各奔东西，将对方忘得干干净净，这对我的探亲是一个事先没有想到的灾难。在北京到上海的这一段路上，上来一个非常健谈的中年人。在他的夸夸其谈影响下，邻近座位的人都七嘴八舌的卷到谈话中了。只有我一个人，被围在谈笑的人群中，将头沉沉的埋在两个交叉的胳膊上睡觉，与周围的气氛非常不合。但是我别无选择，否则让他们知道我是在农场改造的摘帽反动学生，这个小小的尚没有被政治占据的中国江湖，就会罩上阶级斗争的阴影。我伏在那里，头上冒着汗，心里非常惆怅，他们的每一句话听得清清楚楚。
多年未见父母，回家探亲，于我是喜悲参半。站在门口，半天没有敲门，不知父母看到我会是什么感情？ 不久前读到一个右派的回忆录，他十七年阔别故里，回家探亲，妹妹开门的第一句话 “怎么回来了？”，他回答“我有证明”，妹妹依旧不相信“不是逃跑吧？” ……。我不知道外国人和以后正常的中国人是不是会不理解这些对话后面隐含的巨大恐惧，而责怪那个时代的中国人失去了起码的人性。事实上这些恐惧若非亲自在那个时期的中国生活过，又怎能懂得？当一个社会变成人人自危的时候，所有的道德、亲情、礼貌、尊严……都被恐惧严严实实地压盖到人们看不到的地底下面去了……。
母亲开开门后，脸上显现了一种复杂的表情，没有惊喜，没有嫌弃，我确实找不到一个恰到好处的中国字来表现出母亲的神态。母亲让我进房子的时候，哪像是在招呼她八年没有看到的儿子，但是也不像在对待一个回头的浪子，更不是对待一个被打入社会谷底的所谓五种人。那一刻气氛凝重，悲恸多于重见的欢乐，还夹带着在那个无形的巨大社会压力下，怎么来对待我这个五类分子的不知所措和无奈。在家的日子，非常压抑，给家庭带来的不是欢乐和喜悦，而是恐惧和对我将来命运的深深担忧。母亲不喜欢我出门，总让我待在家中，怕里弄中的人问起来不好说。母子，父子往往相对无言。我终于明白这个政治的处罚不仅毁灭了我的将来和前途，而且也在无形中毁灭了我的过去，我的亲情。我有时会感觉到母亲常常远远地，默默地看着我，目光中充满痛苦，怜悯，但是一发现我知道了，就将目光移开了。
一个下午，有人敲门。母亲通常是不允许我去开门的，那次不知道为什么我去开了，一个身体残废背驼的，和我年龄相仿的人站在门口。他看见了我，高兴得惊呼起来，叫着我的名字。看着我一脸茫然，他非常不解，黄XX，是我啊，我们是小学的同学啊！我还是记不起来，八年的劳改生活使我不得不用我的全部心神，精力去对付残忍的社会和严酷的大自然，而差不多忘记了我是谁，我从什么地方来的。只是在那扇久已关闭的记忆之门的地方，远远地，模糊地，好像在隐闪他的影子，我不忍让他失望，假装记起来了。 他兴高采烈的说，我看到你太高兴了，太高兴了，我走了那么多家，谁也没有碰到……。 可是，如果你知道你面前的这个人，是一个摘帽反动学生，你还会高兴吗？我心里想。 你还记得林和伦吗？我们班中最小的小姑娘，就坐在你的斜对面……，他接着说。 我说记得。 可是我能记得吗？十几天之前， 我还是一个比这里街上你看到的乞丐还肮脏，还破烂，穿着满身窟窿和油腻的衣服的农工，在东北凛冽的北风中刨着粪堆。 她死了。 是吗？ 死？八年前，听到死，我会震撼，我会痛哭，我会愤怒。而现在，对于一个在死亡边缘游离挣扎了八年的人，它只是一只围绕在头上嗡嗡叫的苍蝇。 你不想知道她怎么死的吗？他好像对我的麻木和冷漠有些奇怪。 哪里？哪里？我在听着。 我真想听吗？过几天，我就会回到北大荒去，在那里刨土，扛麻袋，……。我耳边响起了北大荒冬天暴风雪像狼哭一样的啼声……。 她死在武汉，死在百万雄师的枪弹下。她是钢二司的，她是真正的造反派，她死得非常英勇，死后手里还捏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旗帜……。 是的，很英勇。 可是什么是英勇？英勇死去又是什么呢？这些词汇似乎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世界，我的词典中已经不存在。 她的父母非常悲哀，他们留着她住的房子，一切都像生前的样子……。 我终于记起来了，她父亲是交大的名教授，她还有一个哥哥在我们班里，那是一个有着非常可爱圆脸的小姑娘。她真的已经从人间消失了吗？比我还脆弱，还不经一击？人生真是奇妙 ……。 我想给她写一个回忆录，所以我访问过去的同学，希望他们能够提供我一些资料。可是谁都找不到…… 能够遇到你，我真的很高兴，很高兴，……。 什么？写回忆录？ 为一个臭老九的女儿？ 他一定是疯了……。我想他一定是因为身体的缺陷，不能进大学，所以他就像“孤星血泪”电影里面的那个老女人一样，时光停住了，停在十年前我们的中学时光，……。 我的老同学啊，你知道什么是大学吗？你知道什么是中国吗？ 你知道公元二十世纪的今天，中国发生和正在发生多少事情吗？ 你知道什是没有峭烟炮火的战场吗？你知道什么是吃肉不吐骨头的盛宴吗？……。 不，我确实不知道，我实在不能帮助你。 时间太久了？一下子记不起来了？我可以隔几天再来……。他满怀希望的说。 不，不行。我斩钉截铁。 为什么？他迷茫的眯起了眼睛。 为什么？让我怎么告诉你呢？ 告诉你我是反动学生吗？告诉你如果你和我搅在一起，那么这个回忆录，就不是回忆录，是反党毒草，是反党宣言，是反动纲领，你我很也就会变成以写回忆录为名，组织反党小集团的现刑反革命，这样平凡的故事不是在这一刻的中国的城镇乡社，到处发生着吗？ 不行，因为我明天就要走了，我不得不用说谎马上结束和离开这一个危险的陷阱。 将这个同学打发走了后，我决计不去开门了。
过了几天我又给家庭带来另一个麻烦。这就是我姐姐的定婚。 姐姐从小得过脑膜炎，脑子不好， 学习很困难， 成绩也不好。 我们上中学的那个时期，尤其我们那个学区，资本家的子弟是蛮领风骚的。干部子弟刚进城，土头土脑，成绩也不好，不被人看在眼里。他们要到文化革命，狠狠教训了那些狗崽子后，才真正风光起来。所谓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也许正是这些干部子弟多年来饱受白眼的爆发和反弹。扫除了这些资本家狗崽子的威风后，他们才开始在这个他们老子用刀枪强占的土地上，真正享受到当太子公主的甜头。那时的资本家子弟没人愿当干部，干部子弟尚未从自卑中走出来，这样我这个学习非常困难，脑筋也不好使的姐姐，就凭她的听话和苦干精神被老师看好，一直被钦定为班长，思想非常进步。 听妹妹说，文化革命初期，姐姐从江西回来探亲，以为父亲这个老知识分子肯定会被揪斗的，先打了电话打听父亲的情况，肯定父亲一切平安时，才踏进家门。后来妹妹将这件公案告诉了父亲，父亲只是啐了一句“死丫头”， 一笑而已。
姐姐的对象姓顾，与她一起是江西共产主义大学的同学。我上中学时与顾下过棋，他人蛮聪明的。如果我姐姐进不了正规大学是因为成绩实在太差，那么顾肯定是因为他的宗教背景了。顾住在徐家汇，那一带住的全是天主教徒，以徐光启盖的天主教堂为中心。顾全家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解放前全家就在教堂中做事，这个教堂的主持就是后来被捕关在监狱里几十年的龚品梅主教。一解放的时候，民间就流传着解放军进那个教区时，很多教民受教堂的煽动，拿着剪刀去剪站岗的解放军衣服， 而解放军不还手的军队爱民故事。不管这个传说的真伪根据，可以看出双方的敌对情绪从一解放就栽下了。所以那个区域的教民以后每况愈下，变得家境潦倒，是必然的事情。
因为顾与姐姐定婚，顾家就请我们全家去吃饭，但是请帖上却没有我的名字。我的父母都是以躲事和宁事息人为本的人， 在社会上待人处世非常恭谦退让。但是令我出乎意料的是，父母这次反应非常激烈，拒绝去顾家吃饭，而且不给原因，连推逶的借口都没有。直到顾家下不了台，不得不出来道歉，说不小心将我的名字漏掉时，父母才勉强接受了邀请。
父母现在已经都双双离开人士了，写到这里时，我不禁热泪盈眶，为什么温顺的父母在这件事上这么认真和激烈呢？ 父亲从心里相信和热爱共产党，他常常说，共产党结束了兵荒马乱的日子，现在日子安定多了。父亲也相信报纸上报导的那些经济建设飞跃的数字，常常感叹地说：他们发展得真快，言里语间，充满对共产党的敬佩。即当那些共产党犯的明显的过失，例如反右，三年灾害……，被提到的时，父亲也只是眨眨眼睛，想一想，不会有一句评论，现在对于自己的儿子成了党的敌人，他能够去责备共产党吗？说党不对吗？ 或者党冤枉了自己的儿子吗？但是性格温顺的父亲，也不能够忍心去骂已经像条落水狗的儿子，父亲只是自己沉湎在无言可喻的痛苦中，常常坐在那里发呆。现在当顾家将我排在请客的名单之外时，一向对人谦让的父母，突然将无法言表的痛苦都泄到倒霉的顾家身上。好像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在说我儿子再坏，也是我儿子。
那次吃饭是我一生最难忘记的饭席之一。我想人类作家能够创作出鸿门宴之类的令人津津有味的戏剧场面来，像我碰到的这样颠三倒四，不伦不类和令人断肠碎心的场景，也许却只有生活，大自然或者上帝自己来创作时，才有这样的故事。
顾家爸爸，一个解放后，被逼到子女进不了正规大学，家境潦倒，一脸忧愁和倒霉样的老人，现在被可笑的放到代共产党受过的位置，左一个，弟弟(他跟着儿子对我的称呼)，右一个，XX，不断地为我夹菜。 尤其当他也非常生硬的操着共产党对我们这样类人常用的语言，来鼓舞我，什么人总是要犯错误的，改了就是好同志等等的时候，这个宴席的滑稽和催人泪下到了令人不可忍受的程度。父母坐在那里，严肃、沉重、忧愁、阴沉、一脸的尴尬。当我这个不祥物，坐在那里，像一个阴影压在姐姐的定婚饭席上的时候，我自己也觉得我是不应该去这个饭局的。我真的想对姐姐，对姐夫，对顾家爸爸说SORRY……。
写到这里，我心里不禁在问已经过世的父母，为什么。冥冥中，浮起了满头白发的父母亲切，熟谙的面容： “大建(我的小名)，我们不能，不能将你一个人扔在家里……” 我终于不能自制，对着虚幻中父母的影像哭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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