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关于《红鸥自传》的思考

星期六 七月 18, 2015 10:11 am



一   红鸥,是上海市市东中学高二女生侯美度,在文革初期,为迎合革命造反大势而改取的名字:   "我给自己起名叫红鸥——红色代表理想,代表光明,代表革命,海鸥是自由的象征。我生长在黄浦江畔,小时候就喜欢看黄浦江上自由飞翔的海鸥。   "飞吧!红鸥,自由自在地飞,不怕惊涛骇浪,不畏雷鸣电闪,飞向理想,飞向光明,飞向革命!"(《红鸥自传》第22页,下文仅标页码)   红鸥——这只自喻为红色的闪电般飞翔在惊涛骇浪之中的"革命造反"之鸟,确实是为文革运动而"生"的人。恰如红鸥自述:   "我以前总是恨自己,为什么没有早生20年,早生20年就可以参加革命了。现在好了!文化大革命一来,我参加了革命,我就什么遗憾也没有了,这场革命真伟大!与当年打日本鬼子打蒋介石一样惊心动魄,一样你死我活。   "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的故事,从小我们就烂熟于心,谁不仰慕英雄?谁不做英雄梦?"(第19页)   红鸥满腔热血与豪情,满脑"英雄梦"。中国的"革命"与"继续革命",借托着长久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教育,很快就点燃了稚嫩而肤浅的灵魂,致使红鸥在学校里模仿北京红卫兵(市东中学是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活动的一个"点"。市西中学也是),起草了《红色恐怖》宣言书(并印成传单散发),成立了"红色恐怖战斗队";继而,"杀向社会",在一片"快把那炉火烧得通红……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的歌唱中,火烧了杨浦区图书馆的藏书;继而,只身北上,又在中央文革小组接见外地红卫兵的会议上(张春桥在场),"腾地跳出来,几乎是小跑地跑到主席台,递给大会主持人一张纸条",要求"代表上海红卫兵"发言……正是"红鸥"这种划响天空的飞翔和鸣叫,使之很快融入了高校红卫兵的队列,并以一所中学"红色恐怖战斗队"的名义,与复旦大学"东方红公社",上海纺织工学院"东方红公社"等,在市中心的人民公园筹建了市一级的红卫兵组织"上海市红卫兵炮打司令部联合兵团"(简称"炮司")。在此,值得注意的是:红鸥在市东中学并没有群众基础,她连通过班级选举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正式名额都轮不上。但红鸥却能在那个波涛滚滚的乱局中,乘着社会政治运动的大势,呼地蹿上了"革命造反"的云端。这大概可以是红卫兵运动史进入"深部和细部"研究中的一个课题(即"人物与组织与运动"的构成)。   上海"炮司"在上海文革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短暂而显赫的,其重要的特点和功能是率先发动了"工学运动"。所以,红鸥就在一个特殊的时段内,跟随复旦大学的周谷声、胡守钧,交通大学的许云飞,上海纺织工学院的林翌,上海师范学院的江必雄等一批大学生红卫兵,跻身于上海文革运动的重大事变中——殊不知,红鸥参加了上海"工总司"的筹备会议,并以红卫兵的身份赴国棉十七厂、三十一厂外调了王洪文、黄金海的政治情况(昨日的必需是今日的荒诞);红鸥两度随送面包的车辆,到达安亭事件的现场,并追击到苏州、南京,动员"工总司""二兵团""一兵团"返沪;红鸥出席了陈丕显在市委东湖路招待所主持的各造反组织会议,见证了《急告全市人民书》的讨论过程;红鸥参与了"1·28炮打张春桥"事件,并代表"炮司"宣布退出上海人民公社筹备会("炮司"曾是毛泽东称赞的《急告全市人民书》《紧急通告》的讨论者之一;上海人民公社的发起单位之一),直至在"反逆流"中被剥夺了"红卫兵资格"……。确实,在一片激荡中,红鸥就如同一只火鸟,腾空呼号,叱咤风云。红鸥不仅成就了她自喻名称的寓意,甚至成为大众传播的话题,成为"革命造反"的"偶像级"的精神象征。就是在那个时候,笔者作为一个文革运动的旁观者和思考者(因没有资格成为参与者),曾在复旦一会场上,经同学(一复旦教工子弟)的指点仰视过"红鸥"和"海鹰",她俩一头短发,斜背挎包,像精灵一样在台上蹦来跳去。那幅图景至今可复演在眼前。但眼前的红鸥——虽然本书的署名仍然叫"红鸥"——却再也没有"火鸟"和"精灵"般的风采了。为了本书的修改,笔者拜托文革研究工作者李逊帮助红鸥订正一些史实,为一些非亲历的段落做出注释。李逊回复同意,却说:红鸥很固执,很难沟通。我也有同感,甚至感到这大概就是红鸥当年"革命造反"的个性基因和精神的延续。
二   如果说以上是红鸥所经历的"革命造反"的高潮,那么,当红鸥从高潮中跌落下来,令人难以置信的是——   1967年4月至9月,红鸥为"用鲜血证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红卫兵",以赴死的决定赶往武斗激烈(红鸥自述是"两条路线斗争最激烈")的重庆、乐山和开封。红鸥在给周谷声的告别信中写道:   "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我们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生!……使命在身,我能躺下不干吗?使命在身,我能自暴自弃吗?   "……亲爱的战友,你看哪,全人类解放的日子近了,近了,愿那一天,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红旗插遍全球。那一面最红最红的旗帜是我的鲜血染成。   "埋葬帝修反,解放全人类!"(第150页)   1967年下半年,红鸥从外地返沪后,立即投入"上海市中学运动串联会"(简称"中串会"。总部设在光明中学,共2万多成员)的活动。"中串会"乃被称为原"红上司""红反会"等部分市一级的"老造反"红卫兵,因不满市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筹建时,遭遇来自张春桥、徐景贤的冷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一月革命"的高潮中,曾纵横驰骋,冲锋陷阵的一群——却在新一轮"代表权"的确立中(实为"权力再分配"),被来自基层的"老造反",却在"大联合"和"军训"等政治需要中脱颖而出的市六女中、控江中学的代表所替代(此类"替代"的例证,还包括"一派分化""另派重起"等,在1967年中国各省区的造反派队伍中比比皆是。旗号上有"主义"和"原则",形态上有"过程"和"状况",核心还是"权力"和"权利")。于是,红鸥与他人合写了《给春桥同志的一封信》,刊登在影印版的《红卫战报》上;参与了"中串会"组织的千人大游行,从长宁区俱乐部出发,经静安寺沿南京路至外滩,一路高举红卫兵大旗,呼喊着"主席健在,我们必胜""批判新的资反路线""中学红代会是大凑合"等口号……直至1968年上半年因形势紧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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