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孙守让：文革时期的教育是啥样
星期日 三月 01, 2015 10:21 am
原题：文革时期，偏僻的农村高中也能出人才——兼及对文革和当下教育的反思
我们的高中生活是在一所农村高中——洪湖县郊区铁牛中学度过的，引发我们回忆和思考“文革”时期这段高中教育，是缘于一次高中同学会。我们七四级毕业四十周年后的这次聚会完全是一次没有任何功利色彩的同学聚会。由于我们都已经到了退休或接近退休年龄，我们的奋斗的脚步逐渐慢了下来，也就有了一些多余的时间回忆过去，思考过去和现在的学校教育与人才成长之间的关系的问题。
洪湖县郊区铁牛中学是一所农村中学，距离县城新堤五公里左右，往东边走不到一公里，便是水势浩荡的长江;往西边走不到两公里的地方，便是浩淼无边洪湖。学校坐落在一段颓圮的长江干堤上，这段不知何时遭废弃的江堤，靠近西边的堤面上，是当时铁牛公社的机关所在地，他们的办公房是一排平房，与公社机关垂直而建的是铁牛中学一栋新建的男生宿舍。学校的其他校舍就顺着堤坡而建，几栋平房建筑呈“凹”字形排列。在最高的堤坡上是一栋教室，并排共有四个教室;从南往北数，第一个和第二个教室的中间的一个稍小的房子，这便是老师们办公的地方。在这栋教室的前边，是操场，但是由于操场处于大堤的下坡，所以就自然形成了一个用作开会的主席台。右边的一溜平房是老师们的宿舍，宿舍中间是人行通道，两边就是一个一个小房间，每个房间大概有七八个平方的样子，放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就没有多少多余的空间了。走出老师宿舍通道，不远处便是学校厨房，厨房简陋，没有饭厅，当然更没有用膳的桌椅;和厨房并排的又是一栋教室，其中有两间教室还临时改建为女生宿舍。
在学校的四周，都是村庄和农田。往北走，是一条长长的颓圮的长江干堤，有人住的地段，每天炊烟袅袅，学校和农户之间，鸡犬之声相闻，充斥在空气中的是人间的烟火味和猪屎、鸡屎的腐臭味。没有人住的堤段，栽种着各种树木或庄稼，到了夏天，这儿到处都是郁郁葱葱的一片绿色，充满了生命的活力。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铁牛”从古到今恪尽职守，镇守在废弃的大堤之上。
这所学校原来是一所初级中学，招收当时洪湖市郊区铁牛公社的小学毕业生入学，当时办学历史已经有十多年了。文革时期学制缩短，初中学生的修业时间只有两年，所以全校每个年级两个班，总共才有四个班，学生两百人左右。1972年，为了缓解初中生上高中的困难，当时的郊区教育主管部门便决定在铁牛中学增设高中部，使之成为了一所完全中学，和已经有一年招生历史的石码头中学划片招生，铁牛中学招收来自铁牛公社、螺山公社、蔬菜公社、小港农场和汊河公社的初中生。第一年招收两个班，共有学生近百人，每个班四十多人，不到五十人。
升入到高中部学习的学生并没有经过如现在的所谓中考的选拔考试，他们是通过所在的初中和生产大队的推荐，然后经过郊区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才正式成为铁牛中学高中部的学生的。这些学生升学的标准当然是出身，我们当时初中班上凡属于富农(地主出身的小孩连初中也不能够上，遑论上高中!)或中农出身的同学都没有希望升入高中，只有贫农、下中农出身的人才能升学。所以，入学的首批高中生都是根红苗正的无产阶级事业接班人，在政治上是完全合格的。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中当然也有一些智商比较高，学业成绩比较好的，但是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出身成为你是否能够上高中的重要标准，甚至是唯一标准，因此他们的命运就可想而知的了。
教我们的老师，之前大多没有教过高中，师资可以说是当时这所农村中学的短板。当时大学已经停止招生多年，没有大学毕业生分配下来，或者说，即令有一些大学毕业生生分配下来，他们也未必能够分配到我们那所处于穷乡僻壤的高中。教我们语文的两位老师，一位何老师，当时四十岁左右，是中等师范毕业，原来铁牛中学的初中老师，他是初中学段的优秀语文老师，教高中应该在情理之中;另一位是单老师，高中毕业生，当时三十多岁，在文革以前，他所读的高中是当时荆州地区最有名的高中——荆州中学，所以这成了他的一块金字招牌，是他能够教高中语文的最有力的凭证。教数学的卢老师，教物理的黄老师，教农业基础知识的解老师都是中等师范毕业，也都从来没有教过高中。教英语的熊老师本来是教初中数学的，但是由于高中缺少英语老师，学校安排她暑假期间到洪湖师范进修了两个月的英语，就赶着鸭子上架，教起了高中英语，她的教学当然是现打货现卖货了。所有老师当中只有两位大学毕业生，一位是陈老师，教我们的化学;另一位是霍老师，教我们的政治。他们两位都是当年华中师院的毕业生，在学校里，属于稀有人才而备受青睐。
1972年春开学，学校将这近一百人分为两个班，一班的班主任是单老师，二班的班主任是何老师。当时开设的课程除语数外，还有物理、化学等课程，物理当时称之为“工业基础知识”，化学和生物称之为“农业基础知识”。教材内容比较简单，都是薄薄的一本，高中的教学内容其实很多都是文革前初中的教学内容。星期一到星期五，早晨朝读，然后上、下午各上三节课;晚上的晚自习一般九点左右结束。星期六上午照常，但下午和星期天休息：同学们必须回家准备下一个星期的菜和米，老师们则可以回家探探亲，顺带休息休息一下。每天老师布置的作业不是很多，并不是每个学科，每节课都要布置作业。学习的时候也不是让你专心属意于学习，同学们还要参加政治学习，每个星期四的下午的政治活动时间是雷打不动的。为了强化政治学习的成果，我们还要写学习心得体会，这得花费很多时间。有时候还要参加各种批判斗争大会，批判资产阶级的教育思想和路线及其代表人物等等。
当时读书，要参加生产劳动，为了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毛主席的“五七”指示，我们的高中生活有很大一部分时间是要参加各种生产劳动的。当时一班被确定为“工基班”，主要侧重学习物理方面的知识，二班被确定为“农基班”，主要侧重于学习农业生产方面的知识。每个学期至少有整整一个星期要参加学校农场的生产劳动，“工基班”还要到当时的农机站学习开拖拉机和修理拖拉机，“农基班”的则参加栽种棉花和水稻的劳动。再就是参加其他的劳动，比如根据学校的安排，将废弃的大堤挖平整，便于耕种，在水田里开挖水沟，以利于灌溉和排渍。到了农忙季节，还要不定期地到生产队里去参加插秧、摘棉花等抢收抢种的劳动。这些形式的劳动，少则三五天，多则十天左右。当时的高中生是没有多少固定的时间端坐在教室里一心一意地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
尽管当时的办学条件非常差，师资水平也很低，而且学生也不能在教室里平静地学习，但是当我们翻检我们的“同学录”的时候，我们惊喜地发现，我们的同学有不少人还是取得了骄人的成绩。我们还记得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的时候，全国招生二十七万人，到了八十年代中期，国家每年招生到达六十万人左右。即令如此，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所重点高中十多个班，每年升入大学的人数也不过几十人，最多也就一百多人。但是，我们当初的毕业生九十几人，在1977年部分同学参加高、中考，有二十五人通过最低控制线，其中分数达到大专最低控制线以上的就有十人。现在我们的同学当中，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就有十多人。其中一位同学原来是华中农业大学教授，现在旅居加拿大，任加拿大某大学教授;一位同学在国内的是某单位的高级工程师，现在旅居日本，在日本某公司工作;一位女同学是云南省昆明某医院的著名妇产科专家，主任医师;一位女同学担任某警察学院的教授。有十多人担任副科级以上领导职务的干部，其中副处级干部有二人。即令是留守在农村的同学也大都是种田能手，农村能人中的能人。当然，和其他高中比较起来，这所学校所培养出来的人才不一定是最出色的，或者可以说，和好点的高中比较起来，所培养的人才甚至还有些相形见绌，但是，我们的学校毕竟是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偏僻农村的高中，学生都是农村出身，没有很好的家庭环境，也没有接受过较好的小学和初中教育。但是在那个时代，那样的环境下，仍然有优秀的人才脱颖而出，这可是不争的事实。
当然，我们这一届学生曾经遇到过一次历史性的机遇，那就是所谓“智育回潮”。这个时期应该在1972年下半年到1973年的上半年期间。在这个阶段，我们参加生产劳动的时间越来越少，老师的教学对学习成绩的要求越来越高。老师们为了教好自己的那门课，喜欢抢时间，经常会出现如果有一节自习课，很多老师都抢着来教室跟我们上课的情况。所以，在文革时期的几届高中毕业生中，我们那一届的学业成绩要好一点，正是得力于当时的所谓“智育回潮”。即令时间抓得越来越紧，但是由于当时高等院校不直接从应届高中毕业生中招收新生，无论是老师，还是我们学生，都没有升学的压力，所以学习仍然还是显得比较轻松，而且这段时间持续非常短暂，前前后后大概不到一年的时间。从此以后又出现批判“智育第一”的风潮，老师们又一个个灰溜溜的，再也不敢抓所谓“智育”了。其实我们的学业成绩的提高和所谓“智育回潮”虽然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关系应该不是特别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形成后来这样一种结局呢?我们认为我们人群当中，优秀人才或者杰出人才的出现总是有一定的概率的，不管有没有教育，或者教育办得好还是不好，那些优秀人才或杰出人才的出现是不可抗拒的。著名画家陈丹青先生这样说过：不管时代环境怎么样，“还是有很多有意思的人会冒出来，天性和才能是挡不住的”。陈丹青本人的“天性和才能”就没被挡住。绘画没有人教，却早早成名;作文没有人教，可文章却做得非常漂亮。①像当的年铁牛中学七四级的九十多名高中生，虽然不可能每个人都是杰出人才或者是时代精英，但是，总有一部分人具有成为杰出人物，精英分子的潜质，他们所具有的那种特殊才能总是通过这种或那种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不管那个社会究竟是什么模样。任何不好的教育条件并不能够完全阻止优秀的、杰出人才顽强地出现，这也就可以很好地解释第一个教大学的老师肯定没有读过大学，很多杰出的人才都是自学成才的等现象，这恐怕是一条被人们忽视了的人才成长的规律。
我们无意美化文革时期的教育，文革对于教育而言，无疑是一场灾难。那个时候，学生没有好好地学习;同时老师们受到各种形式的冲击，整天提心吊胆，当然不能够好好地从事教学和教研工作，不能很好地履行教书育人职责。但是文革时期的教育没有通过高强度的训练来完全消泯学生的兴趣和爱好，也没有通过加班加点来彻底消灭老师和学生的业余时间。同学们有时间思考一些自己喜欢思考的问题(尽管在政治思想上还有许多禁区)，做一些他们认为感兴趣的事情，对学习也好，生活也好，他们还保留着一份好奇心和兴趣，对于未来可能还有一份天真烂漫的幻想和期盼，而这正是作为学习者的最可贵的素质。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的：“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因为知识是局限于我们知道和理解的，而想象力覆盖整个世界，包括那些将会知道和理解的。”②如果不是处于文化大革命这个特殊的政治环境，如果不是生活在农村这块贫瘠的土地上，这些人中间可能会有更多的优秀人才涌现，人才的优秀程度也可能会更高。
我们现在的教育和文革时期的教育比较起来，其环境当然不可同日而语，现在一个地方，最好的房子是学校的，学校办学的其他各种软硬环境也远非文革时期的学校所能比拟，但是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目前“教育观念相对落后，内容和方法比较陈旧，中小学课业负担过重，素质教育推进困难”。无论是学校还是社会，都一个劲地跟老师、学生加码，老师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是学生的升学率，学生优秀与否的唯一标准是考试分数，无论是学生还是老师无不“焚膏油以继晷，恒兀兀以穷年”。老师教学压力大，整天疲于奔命;学生每天起得比鸡早，睡得比狗晚，整日坚守在课堂，各科老师发的试卷像雪片似的飞来，学生写完了一张又一张，做完了一份又一份，以至于有一所牛校的高中生毕业的时候，各种试卷一张一张码起来居然达到二点四米的高度。由于学习压力过大，学习时间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经常遭遇的是各种各样的失败，很少有快乐的体验，留存在心灵深处的是大量的痛苦记忆。如此看来，他们对学习还有什么兴趣，还有什么浪漫的幻想和澎湃的激情!现在按照自己的兴趣将一门学科主动学好的学生越来越少，想投身于学术、献身于科学研究的学生也越来越少;而急功近利的学生越来越多，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越来越多。我们的教育没有培养出多少杰出人物的原因其实是不难找到的，其答案就蕴含在我们具体的日常教学工作当中。
其实人才的成长和一味地加班加点、高强度训练不一定是呈正比例关系，甚至有时可能呈负比例关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教学违背教学的基本规律，违背老师和学生的生理规律和心理发展规律，你越是加班加点，你越是强化训练，就越是表明你是在对他们实施无情的伤害，越是不能够让他们顺利成长为人才。处于北欧的芬兰由于白天时间短，学生们在校的时间也短，学生拥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空间，能够充分地培养和发展自己的爱好和兴趣，有更大的主动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进而他们能够顺利地成就自己的梦想。③芬兰的教育是素质教育，无疑是成功的教育，因为就这么一个只有五百万人的蕞尔小国，有二十所大学，历史上除了产生过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外，还产生过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这难道不能引起我们深思吗?
文革时期的那种粗放式、散乱型的教育与我们现在的越来越精细化、格式化，越来越功利化的教育实际上是事情发展的两极，俗话说过犹不及，明显都是不适当的。这两种方式虽然都能够而且已经出了一些人才，甚至是优秀人才，但是却给很多受教育者造成这样那样的伤害，尽管伤害的方式有所不同，其结果却是一样的，那就是人的才能不能够得到充分的发展，人才的成长受到不同程度的阻碍。如果这种情况够引发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教育工作者的深入思考，并能够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从而减少或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那真是善莫大焉!
注：
①闵良臣《 陈丹青：保持说话，这是最后一点权利》(“共识网”2015年2月2日http://www.21ccom.net/articles/culture/wenyi/20150202120377_2.html)
②转引自朱邦芬《如何学习知识》(《新华文摘》2014年第16期)
③《没有考试和竞争的教育如何出人才——探访芬兰全民素质教育》(《中国青年报》2014年12月5日第八版)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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