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章文岳：清明节事件——“文革”的丧钟
星期日 二月 22, 2015 12:01 pm
“文革”猝不及防地掀起狂波巨澜，连党内这个忠诚的“大儒”也受到了冲击、批斗。73年一次批周的政治局会上，江青竟敢声色俱厉地指着他说：“我们同周恩来的斗争是党内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你大概看到主席老了，年纪大了，所以迫不及待地要出来主政了。”好些人劝告毛泽东：如果下一步整到周恩来头上，党内势必大乱，全国大乱，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拍桌子回答：“怎么?怕内战?我就不怕。我是随时准备打仗的。没有乱，怎么会有治?内战外战一起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无非是砸烂些坛坛罐罐嘛。仗只要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仗，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嘴虽硬，他也不敢对周做绝。
建国以后，周恩来他想的是共产中国千秋万代，而当好他的总理，根本没有想到还有与毛泽东反目的一天。毛泽东对他有意见，批评他，他总是顺着他，作检讨。周对毛处处小心谨慎，惟恐不如毛的意。林彪有一次当着汪东兴的面说他“像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领导，他都唯唯诺诺、毕恭毕敬、惟命是从。”
59年的整彭，他以大局为重，投了毛主席一票。这个时候，他同样别无选择。不然，党将分裂，国将不国。他具有“相忍为党”的精神，委曲求全，避免内讧。打倒刘邓，对他的地位、权势只能倾斜，按常规他只得勿失，而情势的发展，迅速向他显示：他毕生追求的理想更为渺茫。江青的权欲是无底的。
他处于左右为难的境地。此时，谭震林们还在抱怨他“胸襟太宽，想得太开。忍下去，等候等候，等到何时?”谭们不管周考虑着历代农民革命内讧的悲剧，而敦促总理立即清除文革派，拨乱反正。事实上正如徐向前后来所说的：“当时在毛主席威严下，谁也没有办法。”不过，我以为要是周加入二月“逆”流，说不定万岁爷的龙椅坐不稳了。
那时候，周恩来已保护了被红卫兵穷追猛打的党政军将领们(多半被他安置在京西宾馆，用北京卫戍部队守卫)，只要他一声令下，毛泽东必将狗急跳墙，真的要重上井冈山打游击了(59年庐山会议面对彭德怀众多的暗中支持者，他这样说过)。大规模的内战，势难避免。周不愿冒这大风险，他采取类似的“曲线救党”的策略，用心良苦。他要忠实地向主席反映情况，晓以利害。然而收拾了林彪集团之后，他面对着更难对付的具有特殊身分的江青一伙，而且他得了不治之症。
毛的政治权术是高超的，为了避免被蒋介石剿灭的命运，先与张学良杨虎城建立三角联盟，发动“西安事变，谁知斯大林下令不准杀掉蒋介石。就派周恩来向蒋联洛感情，并保证取消苏维埃政权，改编红军为八路军、新四军，归“委员长”统一指挥。现今他提出“四人帮”问题来安抚周恩来他们了，但他可以信赖的是自己老婆、侄子等亲信。只是光靠他们稳定不了江山，更谈不上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周恩来则是有经验的总理，知识阶层很有影响，对外交往更少不了他。江青你不能做得太过火了，不要提十一次路线斗争了。我发动批林批孔，目的在于遏止批左和否定文革的势头，而不是为了打倒我的大儒，让你当女皇。
当批林批孔已在全国深入展开，周恩来无法再右的时候，他就批评江青一伙，不要搞成四人帮，要团结大多数啊，巧妙地平衡左右。不久选华国锋当他的接班人，也是搞左右的平衡，并且一手提拔，让他青云直上的人对他更会感恩戴德，毛不愧是个超级的权术大师。毛不止一次批评“四人帮”是不假的，但他又强调：“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只有等到他断气的时候，老帅们才敢大做特做了。
75年，又出现了一次反复。即随着邓小平的整顿国家各方面的进展，不少“走资派”重新掌权。江青、康生再度向毛皇告急，制造种种走资派还在走的材料。尤其是清华大学以副书记刘冰为首的“走资派”写信反映迟群和谢静宜专横跋扈的作风，由邓小平转给毛泽东主席。毛此时讲话困难，眼睛一只失明，另一只也因白内障而视力很弱，但脑子还能对付关键性的事务。他嘴里吐着“刘冰他们想打倒迟群和小谢。矛头是对着我的。”拿起上海为他特制的铅笔，抖抖索索写成蛇飞鸡舞的最高指示：“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反右的运动又一次在神州大地上刮起来了。
想不到郭沫若也写一首批邓诗词，在全国报刊上广为传播。所以我总觉得他比不上鲁迅的庄重和有骨气。他捧毛泽东象御用文人捧帝王一样，看他这首词：
泽及中华，七万万人民皆被润;
东升红日，五千年瘴气尽收之。
头尾都是毛的名字。毛被神化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梁漱溟讽刺了他：
淡抹浓妆务入时，两朝恩遇鬓垂丝;
曾经召对趋前席，又见讴歌和圣词;
好古既能剽甲骨，厚今何苦注毛诗;
民间疾苦分明在，辜负掌中笔一枝。(有人考证，梁先生从来不写诗)
人们如果知道他的两个儿子都是“文革”的牺牲品，有丧子之痛，也许会推想和分析：在他充当御用文人这里头既有在一条轨道上滑行的惯性，也有出于政治世故的生存策略;恐怕主动“邀宠”的动机多已让位于被动自保的无奈和苦衷了。
祝勇在1999年《羊城晚报》上撰文，分析了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大陆知识分子在“文革”中表现的深层次原因。
文章说，“五四”后的文人类型，与春秋战国时期如出一辙。历代历朝在开创之初的战乱中皆须礼贤下士，搜罗人才，为政治家制造舆论。战乱与动荡几乎可使文人与政治家平起平坐;他们身处体制之外，可凭个人意气干预政治，亦可蔑视政治权威，却不必受制于体制内的运作。尽管郭沫若将蒋介石骂得七窍生烟，后者仍试图倚重郭公。而一旦坐上江山，国家强调秩序，知识分子收归“国有”，由体制外纳入体内，从而失去了评判视角的独立性，于是，诸子百家风流不再。不过，这个体制是封建独裁的体制，祝勇未加点明。
1976年1月8日，正当邓小平再度靠边，处境尴尬的时候，人民寄于重望的周恩来与世长辞了。大陆上空，阴霾密布……
垂危的日子,周总理对国事作了安排，据说病榻约见的八大军区司令，要他们支持邓小平，决不能做四人帮的应声虫。暗示江青想篡夺党国领导权。又找叶剑英关照“无论如何，大权不能落在她们手里。”他无子无女，本人无甚企求，连让后人参拜的坟墓都不留，真是为党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和他的夫人邓颖超将毕生精力奉献于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他们选择了社会主义，对于马克思的理想，在斯毛手中的走样和异化，他不会毫无感觉。他是一个以大局为重的现实主义者。越近晚年，越是稳重，只求稳中有所改进，走到那里算那里。如果主席过世，而我健在，中国党再按我的愿望运作吧。
在批邓，和在江青横加干扰期间，他只能抱残守缺，很难有所作为了。他比主席先死，多少感到意外。他的死，使江青形成了权力的顶峰期。她彻底支配了病榻上的毛，随便进出毛夫的住所和办公室，掌握毛的手章和印玺。兼之毛的侄子毛远新充当毛的联络员，她可以通过这个亲属假传圣旨。皇帝所依赖的自然是皇后、皇侄和他的贴身秘书。
1月21日至28日，毛先后提议已任公安部长的华国锋任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华多年在毛的家乡工作，给韶山搞一个水利工程，受到了毛的赏识。他既不是老家伙那边的人，也不属“四人帮”门下。毛选中了他，让邓继续靠边，也不让张春桥出来组阁。当时上海的张春桥助手徐景贤说：
“毛主席很会处理各种关系，去年让邓小平上台，现在又垮台了。毛主席决定让华国锋当代总理。因为只有他不偏不倚，能把各方面摆平。”又说：“不一定水平最高的人，最好的人当第一把手，还要处理好各种关系。”
毛泽东在76年1、2月份主脑还是管用的，只在某些部位出了故障，视力几近于零，说话含糊不清，吞吃困难，使他吃饭要让护士喂。他的手又抖得厉害，连筷子都拿不住。
从此，党中央日常工作由华国锋主持，政府部门也由华抓，军委由陈锡联主持。江青、毛远新频频传旨，在背后发号施令。
就在华国锋出任代总没多天，尼克松又一次访华。毛对中美的交往倾注了他最后一点心血，抱重病接见。尼克松回忆录中对这次会见，描述如下：“毛的病情恶化了，他的讲话声音就象一连串单音的咕哝和呻吟，不过他思想仍是敏捷和清晰的。他明白我所说的一切，不过他在他要回答时，却说不出什么来。……他处于这种情形是痛苦的。”这种身体状况下，还要紧握中国人民的命运大权不放。他这一套，不也正是历代帝王一样坚持到驾崩才让位么?极左冒进的做法以及由此而来的祸国殃民种种，都会坚持到死的。我在64年就明文给他下定了结论。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联络员的毛远新，想要虚报军情或假传圣旨还不容易么?正因为如此，“反击右倾翻案风”才会越演越烈。
当我在大墙内听到追悼总理的哀乐，我的心沉沉如坠。虽他对毛唯命是从，我有恨铁不过硬的遗憾,我对震林的抱怨很感共鸣，但我还是表示了深沉的哀思。
纪念碑前丛丛花;长安街头百万人，
凌晨伫立别总理，寒气逼人愁中华。
如果说百万人不经动员自发上街送葬还不足以表达民心的话，那么经过近三个月的地火的运行，在“四五”清明节那天，大陆人民对暴政的抗议，更是旗帜鲜明的了。
清明时节泪纷纷，九亿人民恸断魂。
借问怨从何处起?红墙里面有妖人。
欲哭闻鬼叫，我悲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
倘若魔鬼喷毒火;自有擒妖打鬼人。
望巨星，殒于天，泪洒江边;
看今朝，男盗女娼，怨恨满人间。
昔日妲已毁殷商，今朝艳妖舞翩跹。
“说共产主义空话是不能满足人民希望的，他们最终也要穿着镶满空话的美丽外衣，连同他们肮脏的肉体，一起被人民扫入历史垃圾堆的。”
上述诗词都张贴在天安门广场的纪念碑的周围。且看姚文元在四月五日那晚在日记本上写了什么：
“中国这个国家，激烈斗争不断，但解决矛盾却是不彻底。为什么不能枪毙一些?专政究竟不是绣花。”反映了当时斗争的白热化及“四人帮”的焦躁不安。
《人民日报》4.18日社论在劳改队是张贴了的，还有一个“天安门反革命事件”的长篇报导。作为悼念活动的反革命证据是一首嫁接起来的“…人民已不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的诗词。我却从这首诗里得到了激励、灵感和鼓舞。4.19“天安门广场事件说明了什么?”这篇文章让我窥见了中央内部的尖锐斗争，告诉我邓小平已是众望所归。是文章把邓小平骂为中国的纳吉，说他“集中代表了党内外新老资产阶级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的利益。”“邓小平这种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头面人物，成为同无产阶级较量，妄图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的主要力量。”其中一段更让我回味无穷：“这一次苏修叛徒集团确实高兴了一阵子，以为它所谓的健康力量，要搞出点名堂来了。没料到邓小平失败得这么快，还没来得及鼓掌，就垂头丧气了。”这正符合书呆子早已坚定不移的对健康力量的期望，也符合政治尚幼稚的草根书生对中苏重修旧好的估量。承蒙毛报指点，从此，邓小平一度成了书呆子心目中的光明和希望。
清明节事件虽以人民的死伤、逃亡和被拘捕的结局告终。但这是一九一九年“五四”的翻版与民主和科学的续求。它预告新的时期即将诞生。历史发展是渐进的，和螺旋式的，新的一轮时代的开始是不可避免的。
请看我在劳改农场偷偷写下的又一首诗吧：
我憋不住了!
天安门广场上英雄们的呐喊，使我心潮澎湃。
我奔向囚室外的空旷地上，
透一透令人窒息的抑郁之气——
管不得高音喇叭的叫嚣直刺我的耳膜。
姚记广播公司铺天盖地地造谣，
把广场上悼念周总理的几十万群众，
以及他们的诗歌、悼文
肆意的抹黑、焚毁、拍照或收缴;
把他们的宣言和呼吁斩头去尾，搭配肢解;
而我的脑海里那是一群群不甘屈辱、
力求民族的生存发展的中华好儿女的形象!
刺耳的播音冲淡不了
我对人民英雄纪念碑上溅满鲜血的愤怒。
天安门广场上的战士，
从来就是时代的骄子、民族的精华。
“五四”时代北洋军阀的独裁卖国，
怎比今天暴发户们高帽、棍子和镇压的残酷!
试想一个民族的精英多遭监禁和杀戮，
我们这个国家还有什么希望?
总理夫人啊，你在哭泣么?
德高望重的朱委员长啊，你老了，
可人民的忍耐已经到顶，
新一轮的民主和科学的追求
即将喷薄欲出……
这诗和另一首：
天安门前悼英魂，广场周边杀气腾;
江王张姚挥屠刀，记念碑皆烈血痕。
一直藏匿在我那件袖子已破旧的卡棉衣的袖管里。平反时与其它的一些狱中记实，一起带出了劳改队。
人世间什么东西都可关押和封锁，惟独心或思想是任什么也拴不住扼杀不了的。今天回想我那时的思绪，尚有激动的余波。我为我和人民的心汲汲相通而庆幸。我并未被击昏，击溃。我还会热血沸腾，敢冒一定的风险。我愿紧跟时代潮流，问题是我对港台、西方还被蒙着眼睛，不识庐山真面目。我总将希望寄托在党内健康力量上。那个时候没有这一希望，简直无法活下去。事实上我党的健康力量此时是软弱的，尚未形成气候。
4月10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的“语录”，对邓小平竟是这样批评的：
“他不懂马列，代表资产阶级。说是永不翻案，靠不住啊!”
真是昏君听了谗言后发了胡话。
可叹章含之(章士钊之女)与丈夫乔冠华以为江青势必成为赤都女皇，趋炎附势地向江青讨好，导致康生过早地身败名裂。事情是这样：章含之利用自己一度曾是毛泽东的英语教师的关系，向毛写信，时间是4月25日。此时给毛的信，能不落入江青之手乎?信中说康生去年在江青挨毛批时，揭发过江青、张春桥的叛徒问题。文革前期与江青一伙打得火热的康生，就在“四人帮”垮台前被揪了出来。这是狗咬狗也。
这条老恶狗长期负责安全部门，他的刑讯逼供、诱供，和所谓分化瓦解，制造矛盾，各个击破的一整套办案方法，历来是素质低劣的大陆公检法人员的看家本领。为此而错关错杀多少无辜啊!
由于天安门事件的又一次意外沉重的打击，毛泽东身体状况进一步恶化。此时此刻，他会不会想到和看到由于他发动的十年内乱，国民经济濒临崩溃(凡是派余孽不承这崩溃和饿死千万人)，人民生活困苦不堪，红色江山千疮百孔?他毁了刘少奇，还让彭德怀等人陪葬，他自己究竟得到了什么?仅仅是无限膨胀的闪着权欲和虚荣色彩的肥皂泡罢了。
5月12日会见新加坡的李光耀，半月后又接见巴基斯坦的布托，完全是为了表明他健在，仍能参与国务活动。然而人们从电视中看到(这些人是敏锐的)，毛的面容憔悴，表情缺乏，双目微睁，行动不便;宽大的裤管下露出了缺乏肌肉的足踝;叠放在沙发上的一大把方形纸块和一闪而过取纸擦试口角的镜头，使人们将中风后遗症与之相联系。据传他还有帕金森氏症，亦即震颤麻痹。为了制造健在的假象，在这两位友好国宾到来之前，先把技术最好的摄影师找来，做好摄影的一切准备。
外宾到了后，由秘书把他搀扶出来，托着他的手和外宾握了一下，摄影师把这一瞬间的表象摄下来，这是见于报上的，实际上已谈不上什么话了。而亿万中国人民，还以为他身体健康，向着九十岁迈进哩。
劳改场所的地震波
76年7月6日晚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放了一则讣告，全国人民尊敬的朱委员长逝世了，享年九十岁。朱德魁武挺拔的身躯，气宇轩昂的神态，建国后慈和安祥的面容，配着能透出军人刚毅性格的目光，构成了人们对他难以忘怀的尊敬。他在庐山会议上未能保住彭德怀，在文革之初，红卫兵冲揪刘少奇，闹得中南海很不安宁时，他曾找毛泽东作一次语重心长的谈话。然而他失望了，从此闭门谢客。老了，动乱中也只能明哲保身。听到他谢世的广播那天半夜，我记下了梦中的一首七绝：
摈弃三朝蟒袍衣，誓辟华夏新天地。
烽烟滚滚亚非拉，星火一点井岗起。
其实，最入神的诗篇是杨朔于1939年写的：
抚育部曲亲如子，接遇工农蔼如风;
席间谈笑胸襟阔，最从平淡见英雄。
早在打倒彭德怀的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对外事秘书林克说：“朱德是右派，但他组织不起人马。”篡不了他的皇位，就放他过门了。
就在朱德与这世界分手，才过三七，离京百余公里的唐山发生了不经预报的特大地震。是大地的震怒，还是天公的抖擞呵!整个唐山市被毁，死了25万人，重伤的16万人。一场震级特高的天灾，竟无预报，这是不是说，天公再也不能容忍极左和四人帮的存在了?
且看中南海，警卫人员将毛泽东抬出室外，他似乎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过度的精神负担和创伤使他从此进入了难以自我控制意识的状态而卧床不起。事情就是这样：越是动用最贵重的药物，最高明的医生，而让他苟延残喘，越延长了他的病痛和精神上负担。他远非无疾而终，上帝多少显示了它的公正。
对于十年浩劫的人祸，老百姓也全是听任命运安排的。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于救世主的安排和驱驶了，谁都不敢冒尖，不敢串连，拧成一股绳，形成抗衡命运的阵势。从而，只能听任暴政的践踏，折腾。然而，这场人为的旷古未有大浩劫，终究是要结束的，象地震，终究会停止的，痛定思痛终究要开始的，谁也禁止不了。
唐山地震以后的一段时间地震谣言伴随着小道消息，在全国盛行。举国上下，谈震色变。天灾人祸将中国大陆搞成一个怎样的烂摊子啊。共有几亿人采取不同的方式避震，这当中有数百万被关押的囚徒。
本来，劳改营地处偏僻，信息闭塞，凡是敏感性的新闻又加以重重封锁。然而关于地震的消息，当局的传达十分及时，连谣言也照传不误，这该如何解?这是不难理解的，要是他们所管理的劳改队遭受地震之害，犯人大批死伤和逃亡，他们不是怕受查处，怕的是没有人让他们当牛马，作奴隶。要他们改行，这些丘八和半文盲，又能干什么?所以，所有劳改管数人员都是十分关心犯人防震的，这个时候，他们频繁地进出监狱大门，多次集会向犯人传授防震知识，强调白天黑夜都要提高警惕。说一有震感，不管何时，何干，都要迅速离开房屋，到空场地避震。在监外单个作业的犯人也常有这里那里的地震谣言传来，历来没有大震的浙江，也说不久将有地震海啸，弄得人心惶惶。
有一次新犯人传说一位美国专家考察结果：唐山式的地震将在东南沿海发生，于是在浙江的人更加提心吊胆，草木皆兵。有些地区连日暴雨，或众蛇过道，或群鼠搬家，都被认为是发生地震的征兆。政府一个通报，一道命令，赶搭地震棚，停工停产。劳改队犯人也拣了几天外快，只吃不干。一个星期天队长进来找谁，随便对生活犯说一句：“今天有阳光，叫大家把被铺拿出来翻晒晒。”生活犯在传达时变了调，说：“大家统统把被铺拿到外面来! 队长有命令。”结果也造成了一阵慌乱。有的注意起地上的爬虫是否忙着搬家;有的在脸盆上装了水，观察水面是否引起振荡。就在那天夜里，一犯人做恶梦“啊”的一声大叫，引起了全监舍，继而全中队的一阵轰动和骚乱，还波及了别的中队。
那时我睡在靠后窗的床铺上，还挂着一顶旧蚊帐，哄闹地震的那个深更半夜，由于进出不得迅速，使我留着有顶蚊帐的印象。当我被人们“轰”的一声巨响惊醒，感受竹排的统铺一阵晃动，钻出蚊帐时，就有几个人从后窗口摸黑跳下去了。有个窗口碰巧放着邻队的一担尿桶，一跳就落进尿桶，尿桶倒翻，其后果是可以想象的。全监舍犯人都赤身光足地逃出去了。因为我不信浙江有值得一逃的地震，我就慌而不乱地穿上鞋子出得室外。不少人坐在地上哇哇的叫，医务犯应接不暇，有骨折的。更多的是撞伤、擦伤、扭伤和皮肉划破。他们借此小痛装大。第二天，站队出工的寥寥无几。山东佬张队长是一个最能理解犯人心情，也最有人情味的管教人员，他爽气地说：“你们回去学习吧!”
二十来个准备出工的犯人，齐声笑喊：“张队长好!”之后纷纷回到各自的宿舍。我则产生了去大队医务室瞧瞧热闹的想法。谁知道狼外婆黄锦财坐在医务室门前的石阶上，看见我顺下了那双混浊红肿的眼皮垂头无语。他的脚板面缠了纱布。据说他那个中队是他首先拼命逃离宿舍，在门口重重地摔倒了。从此他一蹶不振。在监舍躺了月余，去鬼门关报到了。又听说由于他个子高，一般蒲包没法将他的双脚包住，就在野外土葬了。那几个负责掩埋的犯人活儿粗糙，被一群野狗闻到了味儿，吃得只剩一对腿骨与一个头颅，和那件被他剪了袖子的长棉袍，自然是被野狗撕烂不堪了。他早已断了六亲，无人收尸。然而，要是我死了呢?
毛泽东去会见秦皇
1975年冬，老人家生日那天，接见了西柏坡村妇女小樱。此时他已病卧多日。在床榻边问这位边村老支书的女儿：“你生…活，生活可好吗?”他已有气无力，口齿不清。
“不好……”带着老爹使命的这位妇女质朴地直言。
“你们…全村，人呢?”
“我不敢说……”她觉察到老人家脸色有变，克制着说。
“那你，怎么还敢…来看…我?”
“我是受父亲之托，他叫我定去看您。说说，我就走了。可是我看见您，又不敢说了。”
“你说吧……说真话…实话!不管说…什么，我都不，怪…你。”这时候，他不断喘着气。
“那我就说!我说农村生活不好，不好，很不好!”她掉下泪来。
“公社成立这么久，生活没有改善?”“没有改善!”
下面呈报的那些年年丰收、生活年年改善的统计数字，难道全是骗人的?全是谎言和弄虚作假?不不，这多半是阶级敌人的破坏、捣乱……
1976年8月28日, 伟大领袖已病入膏肓。他与贺子珍所生的李敏经中央常委同意，趁江青外出之机，进中南海至病榻前探视毛。毛微微睁开双眼，看清了是自己的女儿，在问李敏今年多大岁数后，即闭目握住女儿的手，气竭不语。良久，李敏以为父亲睡着了，将手慢慢抽出。谁知，毛缓缓睁开饱含泪的眼睛，心中翻上当年的革命生涯，带着贺子珍为实现人生价值而出生入死…;是太主观，太自信，太好斗，太追求个人崇拜了?太、太、太结果，使农民革命领袖成了独裁者和暴君。他要向秦始皇、斯大林报到了!他可反思不到这一层面的。
他是不会否定自己，也不会忏悔的。在与女儿生离死别而泪水盈眶，说不定还是壮志未酬的泪水哩。他从1952年公开责骂和羞辱梁漱溟用笔杆子杀人之后，再也听不到对他的批评和不同政见，而形成了一种观念和定势：自己不可能犯错，至少大方向和在根本问题上不会错。他已将自身与人民、与整个民族、与绝对真理划了等号。在自我意识极度膨胀的心态下，他公然宣称：“我就是秦始皇!”
在没有达到社会产品极大丰富、科学文化高度发达与人民觉悟水平程度相当的情况下，臆想“通过消灭社会分工，把各行各业都建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共产主义大学校”，(见66年给林彪的信，即“五七指示”)实质上是他父辈小农思想的回归，循此只能倒退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小生产加兵营式的空想中去，加上他的独裁。这与洪秀全的《天朝田亩制度》的举措何其相似!毛泽东赞美它“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个根本没有实行的门面话，其实际内容就是要将占领区农村(对毛来说是中国大陆)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以洪氏的歪理(毛则是兵营式共产主义)来统一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毛则是公社书记)做指挥官，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动生产的工具。为他和后妃们的各地行宫提供腐朽糜烂的享受。
最让毛伟人留下的心头之痛的是毛岸英在朝鲜防空洞边上为改善生活炒鸡蛋吃而暴露目标被美机炸死。毛岸青又疾病缠身。身边充当中央联络员的侄子毛远新，也确实不差，正在拉扯为他的接班人，但中间还隔着一个江青……
毛泽东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是：“我还有救吗?”自然指的是肉体，而不是灵魂。对照当年他信笔书写“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诗句，临死时他的心境，无疑是郁闷悲凉的。
九月九日零时十分，他断了气。
中午，当广播电台反复播放“下午三点有重要广播”的通告时，社会上好多人已猜到是怎么回事。我是在乔司农场的棉地里听到讣告的。我首先想到;我果真还有发热发光的希望。这使我心情激动。这激动的程度不亚于一个人的绝处逢生。压在大陆知识分子头上的大山搬走了，虽然恢复知识分子的生机和活力还需一定的时间。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进行了鞭挞，说：“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叶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这对毛晚年的行径来说，真正是小巫见大巫了。
他能打下神州江山，靠的究竟是什么?中外学者所作的分析已经相当全面了。除了日寇侵华造成的时局，还应强调这一条：他是玩弄权术的大师，西方的学者、政府官员、新闻记者，甚至普通士兵都大上其当，不用说国内那些“民盟”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了。他们都被他于1940年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论”所迷惑。
毛泽东在1940年1月发表《新民主主义论》吸纳了刘少奇、何干之的观点。
毛泽东在1944年7月对美国外交官谢伟思说：每一个在中国的美国士兵都应当成为民主的活广告。他应当对他遇到的每一个中国人谈论民主。美国官员应当对中国官员谈论民主。毛泽东说：总之，中国人尊重你们美国人民主的理想。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并不需要什么长期体验、教育或“训政”。中国农民不是傻瓜，他们是聪明的，像别人一样关心自己的权力和利益。毛泽东说：美国会发现我们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加容易合作。我们并不害怕民主的美国影响，我们欢迎它。即使是最保守的美国实业家也不能从我们的纲领中找到可反对的东西。他暗示蒋介石的“训政”已经过时。
毛泽东那个时期挖空心思玩弄着权术，舌灿莲花。
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与蒋介石会谈期间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与黄炎培《窑洞对》月余)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的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毛泽东夸夸其谈的新民主主义纲领不仅争取到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及中国民主同盟等中间政党团体的热烈支持，而且也获得了在华的美国记者、学者、外交官的好感;对蒋介石“训政”政府的离心倾向加剧，导致了对毛泽东的人心所向，打定了江山。
坐了江山的毛泽东，为独裁需要，很快就背离和瓦解了新民主主义衍生物：共同纲领和联合政府。所有官员都由他和他的亲信来任命，根本反对普选制，尽管普选不能与民主划上等号，而普选是民主制的标志。如果统治者重视百姓的人权，并以法治国，普选可有可无。然而没有监督的权力，只能发展腐败。在少数权贵作威作福的国家或地区，人权和法治不重视，普选便是当务之急。
在抛弃《共同纲领》同时，在全国范围大张旗鼓地实施了社会主义改造，垄断了政治又垄断了经济，紧接着又垄断真理，对知识分子进行洗脑(所谓思想改造)。
在学生时代，尤是中学阶段，50年代初期，我是多么相信毛是个学问最渊博、胸怀最四海的伟人啊!报刊书本上互相攀比，调子越来越高的吹拍和歌功颂德，说他的理论水平已跻身于马恩列的行列，而超过了斯大林。他是无所不知的万能博士。然而，这是单纯轻信的青少年学生被长期愚弄所造成的幻觉。
我们从鲁迅对毛泽东诗词的看法中得出了他是一位农民造反领袖的结论。他曾对冯雪峰说：毛泽东诗词有“山大王”的气概。占山为王，气概自然不凡。鲁迅留学日本时有人问：在中国最发财的生意是什么?他断然回答：造反!刘邦、朱元璋都是暴发戶，一朝从平民到皇帝，贵为天子，富甲天下。毛泽东何尝例外。
鲁迅的“遵命”文学是遵陈独秀这位革命先行者的命。即使他被开除出斯大林控制的中共，魯迅先生还是怀着深厚的感情说：“这里我必须纪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写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80高龄的著名女作家丁玲回访延安的峥嵘岁月，在参观革命展览馆，面对一张毛刘的合影，感慨万千地说：“当时他们是兄弟，可是后来变成了君臣。”一语点出了毛泽东领导的那场号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也是“打江山，坐江山，当皇帝”的农民革命。其实，早在1931年，他就坦承：“中国的苏维埃运动纯粹是农民运动。”
王明与毛泽东长期于权力角逐，是了解毛的为人的。他说：“毛泽东的作风无非是专制皇帝和军阀的作风。”又分析“他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带有了破了产的、失去阶级性的小私有者和流氓无产阶级分子的习气的深刻烙印，而在某些问题上他的行动甚至带有封建地主的气味。”
敢于与当上党主席丈夫争男女平等,而充满英豪之气的贺子珍与毛泽东分手是命中注定的，她在临别前夕恳切地向他提出“这个(当上主席)时候，千万不要学你老父亲的样了。”一言堂和封建家长制统治在毛思想中是根深蒂固具有先天性的。他的三弟泽覃曾批评他不要将“共产党”当作“毛氏宗祠”，也是够一针见血的了。
他钻进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从中汲取中国历代霸道治国、清洗君侧和玩弄权术的经验。再披上马克思列宁主义外衣，其中最核心的货色是念念不忘阶级斗争经，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他把党国当作一部列车，紧握驾驶盘，开足马力，发疯地向前冲，让车内的臣民不是神经紧绷，就是头昏目眩，失去了相互间交流与对抗他的理智与能力。
他知道在个人迷信和独裁的国家，只有制造他可控的不稳定状态，作为霸主，他才能保持和加强霸权。在政治运动一波又一波中，是不易出现潜在的竞争对手的—它们忙于对形势强加给自己的挑战或突如其来的讨伐，只有招架之功而毫无还手之能力了。
他拥有了一个集中一切权力的专制政府，整合了所有的社会资源，强制统一社会所有人的思想和行动，全国八亿人用他一个人的头脑去思想，用一种话语来表达。这一无与伦比的举国体制，终将那好端端的中华大地糟蹋成有史以来最黑暗、荒诞和最苦难的国家。
“事不惊人死不休，风凄云惨暗神州。
秦皇愧与并肩坐，炀帝欣然垂涎流。
拔剑尚嫌天下小，忌才偏恨古今多。
一钱不值非公论，万寿无疆是挽歌。”
毛的专制特色十分鲜明：“忠孝是其最高的道德标准，愚民是其一贯的政策，等级是其合理的结构，神秘是其常见的面具，权威是其神圣的信仰，暴力是其迷信的武器，腐败是其普遍的现象。”与其他形形色色的腐败相比。专制是最大的腐败，它直接导致了权力滥用，也导致了腐朽、落后，所以也就必然失败。“文革”留下的烂摊子是中外共睹的。(邓小平如何收拾烂摊子，作者已有《后赤潮年代》可供世人参阅。)
人可以改变环境，环境也可以改变人。在专制的环境里，一个人要不被改变很难，“白沙在涅，与之俱黑”的情况往往难以避免，这是一些人心灵被玷污，性格被扭曲.人格被强奸的主要原因。我们不难看到，专制盛产小人，也盛产弱智。
邓小平在80年8月18日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讲话中痛定思痛地说：“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这样伟大人物……”
邓小平1993年1月15日在上海西郊宾馆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讲话中又谈到了毛泽东，说：“十一届六中全会上对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中的历史地位及功过的评价(功过七三开)，是受到当时党内、社会上形势的局限的，部分历史是不实的。不少同志是违心地接受的。”他认为全面评价毛的功过，是21世纪的事了。
毛死去的当晚，凡是派与“四人帮”合伙炮制了以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播发的《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民族人民书》。全文近三千字，绝大部分是歌颂死者功德的。提出“一定要继承……遗志”,还要“深入批邓，继续开展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四人帮一伙十分清楚：毛一死，老家伙胆子会大起来，知识分子会活跃起来。反击右倾风就必须长抓不懈。最后高呼：“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
毛泽东一死，西方各国政要雾里看花，以为权力必集中在江青—华国锋手里，于是纷纷拍来唁电，语调和用词尽量投合江青—华国锋的胃口，伟大再加伟大。苏东及国际共运中的各党却一声不吱，他们早就将毛泽东革除出“共运”的教门了。
为什么尼克松之流大肆吹捧毛泽东呢?
德国哲人塞万斯说过：国际网络是个万花筒，相互间的祝福和赞美无奇不有，但多数口之所吐(包括文章、演讲)并非全是心中真实所藏，因政治立场、思维形态、利益诉求、道德水准、关系程度不同而发出各自实用的或客套的音符或称外交辞令。
而凡是派与“四人帮”如此高举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的招魂幡有其现实的政治需要，毫不足怪。将他的遗体保存起来，利用老百姓尚在迷宫中摸索或徘徊，借其余威，为其占领权力顶峰或巩固既得利益服务。他们下令在全国各地，各单位，凡是捧铁饭碗的单位都要设立灵堂，吊唁和悼念死者，于是举哀也就成了一次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忠不忠，看你哭了没有?眼泪掉多少?
著名的中央电视节目的主持人杨澜，北京外国语学院一教授的女儿，在金正日死时发生联想，在微博上说：“毛泽东去世时我才上小学二年级。当时师生都泣不成声。记得我满怀恐惧地问老师：‘毛主席不在了我们会不会去做童工?’那种全民幸福系于一身的洗脑和催眠真不可思议!不过它有多强大就有多脆弱，国门一开，神话不攻自破。”
我那个宁夏教学的妹妹，据说哭昏在灵堂里。她对毛的敬畏是确实的，但绝非如丧考妣。谈不上亲情和爱情。她为了表忠，出卖了胞兄，可又未被信任，始终拒于党门之外。此时此刻她的满腹委屈，怎不会抢天呼地，悲痛欲绝呢?拿着铁饭碗的几千万的老百姓进入灵堂。联想起伟人的共产主义天堂的许诺越发遥远;人生的艰辛，前途的渺茫，也就不免掉几滴泪水。表面上是对死者热爱和哀悼。大家心照不宣。谁也害怕成为右字号。
人们终于看到了黑暗的尽头，曙光一线。七十年代末，国门去锁，适度开放;窗户逐个洞开，西方和港台的自由繁荣，充满勃勃生机的景象呈现在我们面前了。使我们深深地感到被蒙蔽、愚弄了整整三十余年之苦。我们纯洁的信仰被糟塌了。我们的青春岁月被葬送了，我们的心灵将痛苦、悸动一个长时期。
凡是派害怕改革开放是有理由的。因为改革的最终结局是剥夺他们的特权，使他们及他们的子孙的生存发展竞争与大家处在同一起点线上。而公开化的结果，将剥下一他们的画皮。他们中的一些人将受到历史的裁判，而难逃恶有恶报的法则。
“四人帮”下场
没有兵权基础是江青一伙的致命伤。她专长于演戏，想当武则天，却没有武则天五湖四海的男人胸怀。她能迷惑皇上，并在花花公子、帮派分子，弄文舞墨的吹鼓手堆里如鱼得水。尽管也让王洪文搞起了第二武装，有几个民兵师。但顺乎民心的权力竞争的对手已有几十年武装斗争的经验，卵石较量，其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宣传工具掌握在她手里，以她特殊的身份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遗诏。这很难说是件伪造。只能说是江青趁毛昏昏沉沉时，促其所为。
就在“梁效”(北大、清华两校的写作班子)的文章“按既定的方针办”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第二天，即十月六日，“四人帮”遭到了灭顶之灾。连同皇侄、钦定的联络员(时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东北太上皇)毛远新，一个一个地，被抓了起来。
那天，江青刚吃过晚饭，正在沙发上消闲。她见中共中央办公厅付主任张耀祠进来。她朝他点了点头，仍端坐那里。然而张在江青面前站定，异乎寻常地以庄重的神情，严肃的口气，向她宣布：“江青(往日总称之为同志)!”江青马上投去惊诧的目光。
“我接华国锋总理电话指示，党中央决定将你隔离审查。”
江青有否想，老娘也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怎么不叫我参于重大问题的决策啊?
“到另一个地方去，马上执行!”张耀祠停顿了一下，江青尚未反应过来。他添上了自己临时编制的话：“你要老实向党坦白交代你的错误，要守纪律。”前面的话是汪东兴口授的。江青听罢，一言不发，仍坐在沙发上。她沉着脸，双目怒视起来，透过眼镜，是两道逼人的光。而并未发生想象中的大吵大闹，更没有“在地上撒泼打滚”。甚至连“主席尸骨未寒”也没说。懵然中只有夫皇“我死了，看你怎么办?”这句话盘旋在头脑里。这时她表面保持作为一个皇后的尊严。自然她也意识到，会有这样的下场。军权在他们手里。华国锋受挑拨被拉过去了。这批老家伙肯定说皇位的最大竞争对手是江青……当着夫皇，他们不敢轻举妄动，今天她所担心的真的来了。她从沙发上慢慢地站起，从腰间摘下一串钥匙，并不交秘书保管。她取了一个牛皮纸信封，用铅笔写了“华国锋同志亲启”七个字，然后放入钥匙，再用密封签把信封两端封好，交给了张耀祠。拘捕人没让她上铐，司机还是她的。车子将她转移到中南海一处地下室。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已早一刻分别关押在那里。
江青的最后动作，闪耀着正气凛然的光环，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不能笼统地说她进行了出色的表演。她要启发华国锋的良知，要争取华。你怎能这么快就忘了：我夫君主席一手提拔，让你主宰这个大国大党呢?我由于急不及待而态度不好，但我不是大声拥护过以你为首的中央领导吗?我的所作所为，在本质或原则上从未偏离主席既定的方针;开展文化大革命，主席和我在上海、杭州经过了反复的研究。
主席在66年6月底发自武汉信中告诉我：“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有些反党分子，他们是要整个搞垮我们的党和我本人……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打倒右派，而且七八年以后再来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为什么写给我而不写给任何别的人呀?这白纸黑字由华国峰保管着。你们不妨拿出来宣读这最高指示嘛!《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中大颂我江青赫赫功绩(肉麻程度令人乍舌)的中央文件恰恰是经过我夫皇七次修改才出台的，这一具有文化大革命里程碑意义的文件明明白白写着我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伟大旗手!是全国革命人民学习又致敬的楷模。尤其是主席从武汉发给我的这封信，信中的话对谁也不会吐露的，只能在心心相印的夫妻之间!毛泽东最信任最亲密的战友不是盖棺定论了吗?批林批孔也是主席的主张。“反击右倾翻案风：批邓。”也是白纸黑字的啊!谈到所谓要解决〈四人帮〉，我夫皇不是强调了我反刘少奇、林彪的功绩吗!不是说问题不大，你们不要神经过敏嘛?你们如果真正尊重我夫皇，这拘捕是有悖于常理，是非法的，一场政变!
江青后来在审判庭上就是正气高昂、义愤填膺地为自己辩护的。在江青口吐莲花滔滔雄辩面前，公诉人的批驳显得如此苍白，他只能毫无把握地连放六、七个空炮：“难道这是毛主席叫你干的吗?”重复了六、七次。江青可以立即反驳：“你江文凭什么说不是主席叫我干的呢?”保证公诉人哑口无言。如果出现这样场面，江青的发言可能会被立即制止。审判长曾汉周立即宣布休庭，以恶毒诬蔑、诽谤伟大领袖为由。怪不得江青撒泼地赖倒在地，不得不由两位女法警架出法庭大门。
江青是不甘心的，她冲着法警喊道：“我是他的一条狗!”其潜台词是“他让我咬谁我就咬谁”，至少是经过他默许的!
中国的封建独裁制度形成的“附庸伦理”，将整个民族所遭受的灾难简单地推到“四人帮”四个附庸身上。除掉岳飞实际是赵构康王的意图、授意并支持。正如明代诗人文征明诗：“笑区区，一桧又何能?”把五人帮说成四人帮，实是传统的“附庸伦理”的作怪。
想到我的母亲，小店小铺小贩小商小农合作化后，惨淡经营，生活每况愈下，她不怪毛皇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怪反右的错打错划，而是怪那个不听她人生道路安排的长子。诅咒长子为“讨债鬼”“前世冤家”，家庭生活苦难的罪魁。因为，皇帝是不会错的，罪或错在于附庸。谁是附庸又不知道。矛头就落在被打成右派的儿子身上了。
那时我已在一个中学任教，我看了电视中她出色的表演。可是审判者硬要把她和毛泽东活活拆散，棒打鸳鸯，叫她怎么口服心服?当时党中央内部既有凡是派，也有代表健康力量的革新派，然而主张把“四人帮”正名为“五人帮”的力量微弱。刚正求实、科学地对文革作出结论的意见被压制下去了，便有了这次不合逻辑的和不成功的审判。
她被判了个死缓，一年后改为无期。没有处死她，搞了刀下留人，也是因为她的罪恶很难与毛泽东分清。当然，她在执行毛皇意旨过程中，往往更激更左，这原是极左的不治之症，怎能让她一人受过?尽管她的罪恶死有余辜。
她由特殊身分激发起来的政治欲望，怎耐得寂寞!她与毛皇同时公开亮相可以追溯到1962年9月，苏加诺偕夫人访华时，两对夫妻的照片醒目地刊登在“人民日报”第一版上。从此她从幕后走上政治舞台了。这是她答应不干涉毛的私生活的回报。
江青在秦城监狱关了十年多，生活条件自是优裕的：单间，彩电，有散步的院子。然而病魔还是缠上了她。她有一个与毛合生的女儿，保释她回家。当然是中南海外另外给她安排的家。也不会没有护理人员，对她实施了超级的人道，让她享受了一般人所享受不到的人权，至于几百万在劳改队、看守所服苦役的囚徒，他们甚至连奴隶都不如。因为吃不饱的奴隶是没有的。而且奴隶还能生儿育女，享受到家庭的温暖。然而，病痛加剧了江青在政治上的绝望吧。她先写下了：“主席，您的学生和战士来看您了。”然后她用带子缚住床头，躺下来，把带子套上脖子。接着狠命地一滚身，身子掉到床下。她的头却吊住了。结束了她的有声有色的一生。“主席，我来了!”她在政治上和伟大领袖心心相印，和忠诚是不用怀疑的。
根据可以信服的材料证明，提出解决“四人帮”问题的为首者非李老和叶老莫属。此时此刻叶剑英已成了跟随毛泽东打天下的台面人物。他是老干部中唯一与毛死别的政治局常委。十月五日，中央军委作战室内，聚集了叶剑英、李先念、汪东兴、陈锡联几个要人，在怎样收拾“四人帮”一事上，足足讨论了三个小时。汪和陈从维护主席威信出发，迟迟下不了决心。这时候，驻上海的海军司令苏振华突然来电，说上海民兵有所动作，特此告急。李先念提醒叶老说：“这些人心狠手辣，什么事都干得出来!我们要当机立断了。”当时北京卫戍区由汪东兴负责。解决四人帮好比囊中取物。
粉碎“四人帮”，大快民心，普天同庆。但只有彻底公开毛与江青的相辅相成，使中华民族出现一场空前的浩劫，才能彻底的拨乱反正。出现这样的英雄，看来还需时日;毛泽东的画象从天安门城楼取下来之日，也就是彻底战胜中国封建主义，实现社会主义民主化之时。
十月十四日正式公布粉碎“四人帮”的消息，估计在定性上，凡是派与有条件的凡是派之间还有一番争论。那个时候，邓小平、胡耀邦等几个健康力量的代表尚不在决策圈内。凡是派主张江青一伙是路线错误，不妨定为反党集团。但终被形势发展所否决。我在乔司听到这一特大喜讯已是二十日左右了。劳改当局对囚犯又封锁了一个星期。不过这些天监狱内已在半公开的交谈，消息多半是大伙房犯人和在外看管作物的犯人带进去的。从微观看，我还是感到了诧异的。当中央仍把毛奉为神人的时候，江青怎会有如此下场呢?原来他们将这对共患难的政治夫妻活活拆开了!感到突然，说明我这个井中之蛙，书呆，毕竟是有点反应迟钝，感觉麻木了。根据我一贯的信念，和对时代潮流的总趋势推理即宏观之“四人帮”被粉碎，极左被清算，实在是毛死的必然结局。从此，已满四十一岁的我，在炼狱中已煎熬了整整十个春秋的一个书呆，开始了全力以赴的翻案期。一个充满希望又充满不安与忧虑的岁月。
《赤潮年代》选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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