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莫言泛论

星期一 二月 16, 2015 7:54 pm



 

  一位中学生当面质疑莫言作品中的“性描写”的新闻,又重新燃起了我对莫
言的兴趣。关于莫言,我曾经在网上发过一些批评文章。虽然影响甚微,但也有
过一次“较大”的“反响”。一位大学教授读了我一篇批评《丰乳肥臀》的文章
后,居然义正词严地写了一篇上万字的长文驳斥我,惊讶之余认真捧读,结果失
望之极,依然是那些不值一驳的陈词滥调。其中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这
位中学生提出来的莫言作品“黄”的问题,而我的那篇批评文章的题目恰好就是
《〈丰乳肥臀〉:怎一个“黄”字了得》。关于莫言作品中的“黄”问题,莫言
的拥趸们(包括批评我的那位大学教授)一直坚定不移地予以否认,而一般的莫
言批评者在批评的时候,也不愿从“黄”的角度正面入手,宁肯从其他角度绕过
去,“曲线”批“黄”。大概都认为以“黄”来批评莫言实在有些迂腐、假道学、
伪君子、缺乏文学品味。现在好了,终于有一位中学生当莫言面锣对锣、鼓对鼓
地把这问题摊开了,莫言也坦然承认了自己作品的中学生“不宜”的“黄”的事
实。至此,莫言作品“黄”的问题应该算是有一个定论了。

  一、

  我其实感兴趣的是面对中学生的质疑,莫言的反应如何。
  对于自己作品中的“性描写”,莫言是这么解释的,性描写是“对人性的描
述和刻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那时候年轻嘛胆子大,可能写得就稍微露
骨一点”;随后,莫言给出了自己最“直接的建议”:“不要听你老师的,不要
读我的书。可以读一些写母亲的,写乡村风景的,长大结婚后再读我的小说”。

  表面上看过去,这番对答说得上诚恳、朴实、厚道;但是,细究起来,却其
实圆熟、狡黠得像一个外交家。他承认了的不过就是“稍微露骨一点”而已,虽
说告诫中学生“不要读我的书”,但说的仅仅是现在,而“长大结婚后”还是可
以读的;而言下之意还在强调自己的“性描写”的所隐含的“人性”意义。可见,
莫言本质上对于自己的“性描写”并没有多少真正的“反思”,甚至可以说完全
缺乏诚意。

  当然,从莫言的角度来看,他这样坚持自己的立场是必须的。因为讨论莫言
的作品,如果真要否认其作品的“性描写”价值,不啻于否认他的作品的价值本
身。因为“性描写”其实就是他的最爱,某种意义上来说,“性描写”至少占领
了他的作品半壁江山,在他的众多作品尤其是代表作《丰乳肥臀》《生死疲劳》
中,这种“性”趣可以说是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在他的作品中,只要一有机会,
他就会把自己的“情色”想象发挥到极致,与此同时,笔下也就“色胆包天”地
“龙飞凤舞”起来,让人不禁瞠目结舌。

  其实,讨论莫言作品的“性描写”问题,也离不开其他一些如粗俗、暴戾、
邪恶等与“丑”相关联的重要主题,也就是所谓的“审丑”美学。在莫言作品中,
性、粗俗、暴戾、邪恶等人性“丑陋”因素往往形成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当然,
从美学角度来讲,“审丑”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美学范畴。艺术“丑”也可以是
一种美,不破不立,有破才有立,先破后立,破中有立,这都可以是艺术表达的
必然。但是,这个问题在莫言作品中的展现却有些诡异,或者说完全是另一种路
数,也就是说,它几乎完全是反传统的,莫言的“性”几乎不具备所谓的“破”
“立”教训意义,它就是一种赤裸裸的展现,一种几乎是纯生理性的疯狂的“性”
欲望的展示。中国传统文化上的许多情色小说,虽说“黄”色昭然,但毕竟还是
要带有一定的讽喻训诫意味的(无论这种讽喻是否诚实)。即便像《金瓶梅》这
样的曾一度被公认为“淫书”的名著,它的“性描写”的最终意义指向还是显而
易见的:纵欲丧身,警醒世人要引以为戒。虽然这个“教训”有些言不由衷,欣
赏“性”趣味远大于告诫诚意;但至少在浅层直接意义上,这个指向还是有迹可
循的。

  但是,莫言的“性描写”却明显不屑于如此怯步。

  莫言在表达自己的“性”趣味时绝不像兰陵笑笑生那样多多少少有些欲盖弥
彰的徒劳,而是显得非常直率,一种自然主义的纯粹“性”欲望的赤裸裸的展示,
几乎不需任何掩饰,也不屑于任何掩饰,正如他自己所说:“在日常生活中,我
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
胆包天。”这话说得坦荡。的确,莫言作品中的“性描写”完全符合这一特点,
真正叫说到做到,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毫不扭捏,淋漓尽致,丝毫不顾及什么道
德风化、人伦意义之类的东西。他的“性描写”可以说是一种纯粹的“性描写”,
也就是说,是一种超越了传统“性爱”善恶意义的纯生理性冲动的展示,所以,
他笔下的“性描写”往往是惊世骇俗的。

  简单以《丰乳肥臀》为例作一番说明。《丰乳肥臀》的主题是什么?“讴歌
了生命最原初的创造者(母亲)的伟大、朴素与无私,生命的沿袭的无与伦比的
重要意义(在小说中既表现为‘种’的生殖与繁衍)。并且在这一幅生命的流程
图中,弥漫着历史与战争的硝烟”,这是百度词条中的赞誉,这实在是一种“舌
灿莲花”式的表述,(倘若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中学生看了这些评论再去看原著,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困惑)。这种评价竟然完全将作品中的赤裸裸的“性”主题视
而不见,我真的很惊讶这种“睁眼瞎”似的文学评论,怎么可以如此目中无
“性”?《丰乳肥臀》的主题其实就是书名所昭示无误的,也即与女性的“丰乳
肥臀”有关的内容;尽管作品中加入了许多的有关政治、战争、乡村习俗、历史
变迁之类的内容,但这些内容其实只是莫言小说叙事的一种策略而已。所有各类
的叙事不过是小说“性”主题的载体而已,这就是莫言小说的讨巧处,莫言的真
正兴趣其实就在于“性”。

  平心而论,《丰乳肥臀》真正的主角毫无疑问应是金童,而非“母亲”;而
真正的主题正如标题所揭示的应是“情色”,即女人的“丰乳”,而决非什么
“母爱”。可以说,《丰乳肥臀》是迄今为止,人类关于女人乳房病态迷恋的集
大成之作。

  金童的“情色”“天才”从他一出生就有了。在莫言的笔下,金童从他婴儿
时期开始,就具有一种极其轻薄的乳房迷恋情感:“我把头往右一歪,便叼住了
她左边的乳头;我把头往左边一歪,便叼住了她右边的乳头。这是真正的左右逢
源;但这棉口袋也有不足:它束缚了我的双手,使我无法像我习惯的那样,嘴叼
着一个奶头时,用手卫护着另一个奶头。”

  孩童时的金童对六姐念弟的乳房的迷恋就已经是典型的成人色情感觉了:
“上官念弟高高的乳房,樱桃样的乳头,被白绸旗袍夸张地突出了。我的嘴巴里
蓄满了酸溜溜的口水。就从那一时刻开始,只要看见了俊美的乳房,我的嘴巴里
就蓄满口水,我渴望着捧住它们,吮吸它们,我渴望着跪在全世界的美丽乳房面
前,做它们最忠实的儿子……”这种迷恋在念弟的婚礼上发展到了一种“悲愤难
忍”的程度,因为一想到这美丽乳房今晚就要被美国人巴比特任意抓摸揉搓,
“我”就痛苦到无以自持,刺激得“心神狂荡”,以致在婚礼上就直接用手去抓
姐姐的乳房了。

  当然,这些描写与后面的描写相比,不过小巫见大巫而已。

  小说的第二十八章,描写了高密东北乡的一种“乡俗”,所谓的“雪集”。
“雪集”的内容之一即在冬至节这天,要选出一位孩子当“雪公子”。“雪公子”
的一项神圣职责,是在一间静室里摸女人的乳房,以满足那些祈求来年生子的女
人的愿望。而金童就担任了这一角色,这让他喜不自禁。

  就在这种“乡俗”描写的名义下,莫言让他的“丰乳”情色主题有了大展身
手的机会。

  “那天我抚摸了大概有一百二十对乳房,若干的关于乳房的感觉和印象层层
叠叠,像一本书,可以一页页翻阅。但这些清晰的印象最后都被一只独角兽给搅
乱了。这家伙像一只犀牛,乱拱乱戳,在我的记忆库里搞了一次地震,也像一头
野牛,冲进了菜园子。”

  这里的“独角兽”,可以视为《丰乳肥臀》乳房崇拜的的情色焦点。莫言的
笔触,一旦落到了“乳房”和“情欲”,就不免柔情似水,顾盼生辉;而到了
“独角兽”,自然更是春色无边,钟情无限。我们不妨欣赏一下他的“情深意长”
的缠绵想象:

  “我双手捧着她的格外发达的独乳,感受着它沉甸甸的分量。她指挥着我的
手摸遍了她乳房的每一寸皮肤。它是一座孤独的山峰,横生在她右胸上。上半部
是舒缓的山坡,下半部是略微下垂的半球体。它是我摸过的乳房里温度最高的,
像生痘的公鸡一样灼热,嗤嗤地冒火星。它是那么滑溜,如果不是灼热它会更滑
溜。在下垂的半球体的顶端,先是有一块倒扣酒盅状的突出,突出部的突出就是
那微微上翘的乳头了。它时而硬时而软,像一颗橡皮子弹,几滴凉凉的汁液粘在
我的手上……”

  “我的手像海绵,汲取着她独乳上的温暖,而她仿佛也在我的抚摸下获得了
极大的满足。她像小猪一样哼哼着,猛地把我的头揽到她的怀里,她的燃烧的乳
房烫着我的脸。我听到她低声喃喃着:‘亲儿……我的亲儿啊……’”

  本该是一种质朴而美好的原生态乡俗展示,结果竟然异化成了一种变态的色
情“勾当”。莫言如此浓墨重彩的描写渲染究竟要给读者传达什么信息?是爱情
的伟大,还是性爱的魅力?抑或偷情的诗意美感?恐怕全不靠谱,这只不过是一
个想入非非的变态情色故事,而且还是发生在一个未成年的孩童和一个风流中年
女子之间的畸形恋,莫言竟然把它表现得如此温柔、多情、缠绵,我不知该怎样
来形容莫言的“生花妙笔”,是“点铁成金”还是“点‘金’成‘铁’”?

  说实话,这一类的“情色”描写,作品中实在举不胜举。限于篇幅,引用也
只能点到为止。无论莫言的支持者如何天花乱坠、唾沫横飞地以“艺术”的名义
吹捧莫言“性描写”的深刻意义,我都不会相信。而且我还坚信,只要稍有些文
学感知能力的读者,读了这些文字,恐怕都不得不承认,莫言的这类“声情并茂”
的“情色”描写,实在有些无聊、庸俗、低级趣味。简言之,金童的“乳房迷
恋”,其实就是莫言一种病态审美趣味的体现而已,除此之外,我看不出任何其
他的积极意义。

  二、

  说到莫言的审美趣味,我们很自然地会想到他的一系列的著名的“惊世骇俗”
的文学主张,比如:

  “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

  “文学最大的用处是没用”;

  “我们这一代作家,应该把好人当坏人来写,同时把坏人当好人来写。无论
是好人还是坏人,在作家心目当中都是人。坏人不可能像过去那样坏得一无是处,
好人也不可能完美无缺,所以要把人放在第一位。”

  “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或“只需要想象”;

  “我认为一个作家如果思想太过强大,也就是说他在写一部小说的时候,想
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

  ……

  说实话,恐怕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作家、文学理论家会说出如此另类的莫名
其妙的文学主张,委实太出格了。

  当然,莫言的吹捧者们对这些理论主张依然是崇拜得五体投地。最有代表性
也最具有权威性的吹捧我看大概要数著名学者刘再复的赞美:

  “莫言虽说是在‘讲故事’,但他却讲出大气象、大格局、大悲悯,讲出荷
马史诗似的大叙述,讲出巴尔扎克世纪画卷似的大结构,这就是靠他不拘一格地
创造,不把任何教条、任何全科玉律放在眼里地创造。莫言敢于宣称‘文学就是
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这不是粗野,而是冲破牢笼的大气魄。”
  我很惊讶,刘再复算是早有定论的的学界精英了,可是为什么在理解莫言的
时候竟会如此粗心浮躁?会如此短视,很有些“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盲目无
知。

  如果说“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体现了一种大气魄,大创造,大格
局,那么,怎么解释莫言的其他文学主张呢?既然“文学最大的用处是没用”,
那么,莫言文学作品中的大气魄,大创造,大格局又有什么意义呢?至于什么
“把好人当坏人来写,同时把坏人当好人来写”的文学观点更是让人莫名其妙?
古往今来,文学的基本功能不就是应该引人向善,弘扬正气,警醒作恶吗?虽说
好人也会有缺点,坏人也该有些优点,但是,别忘了,好人坏人还是不该混淆的。
有缺点的好人毕竟还是好人,而有优点的坏人到底还是坏人;一位作家如果故意
把一位好人写成了坏人,或把一位坏人写成了好人,那岂不胡闹?意欲何为?难
道要搅乱人类真善美的基本准则?还有,一个作家在写作时怎么可能不需要思想,
而“只需要”“描写”,或“想象”?即便一位精神病患者在胡乱涂鸦,恐怕也
少不了思想,只不过他的思想是不正常,是错乱无序或无逻辑的;何况一位正常
的有丰富文学思想的作家在创作文学作品时,怎么可能少得了思想?哪一部世界
名著是因为思想“太强大”,而“小说的艺术价值”因此“大打折扣”了呢?托
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卓夫兄弟》、曹雪芹的
《红楼梦》、雨果的《悲惨世界》……?这些经典作品都是以思想强大而著称的,
从没有听谁说过他们的艺术价值因此而“大打折扣”了!再回到“上帝的金杯”
观点,为什么要撒尿污秽“上帝的金杯”?为什么对人间的真善美如此仇恨?难
道仅仅为了显示自己的无法无天的“创造”性、“大气魄”,就非要和“上帝的
金杯”过不去?

  莫言的这些理论实在太奇葩、太让人莫名其妙了;但是,他的这些话却绝非
东拉西扯、心不在焉地说着玩儿的。莫言其实是严格地按照这些理论来进行自己
的小说创作的。所以,他作品中的人物往往让人找不着北,你无法按照传统的文
学理论去界定人物的善恶是非。几十年来,莫言的作品引起巨大的争议,很大程
度上就是由于他笔下的种种奇葩人物形象造成的。

  反思关于莫言的诸多争议,我觉得最诡异的一点就是,在这些争议中,无论
是力挺方还是斥骂方,恐怕都有些误解了莫言,都未免有些一厢情愿放空枪的白
费劲,并没有真正理解莫言的文学本质和美学趣味。

  其实根据上面我们提到的莫言的写“好人坏人”的文学理论,我们就可以较
准确的指出“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的另一层潜藏意义——文学也该往
撒旦的尿盆中贴金,也就是说,莫言严肃地认为,文学应该或者说可以让好人变
得灰头土脸、不三不四,而同时也有义务让坏人变得神气活现、正义凛然。这应
该就是莫言所声称的“把人放在第一位”的文学理论原则。

  根据这种思想,我们就不难理解莫言在《丰乳肥臀》中为什么把他所尊敬的
母亲形象写得那么不堪,那么暴戾凶狠,甚至在“借种生子”的暧昧经历中,展
现了母亲那么多的潘金莲式的淫荡放浪气质”,哪里找得到丝毫中国传统文化中
贤妻良母的影子?而本该大力丑化批判的劣迹斑斑的土匪司马库却总是显得充满
了正能量,比作品中的共产党的干部、战士还更正义凛然。其实这就是莫言的文
学追求:颠覆传统的文学观念,撒尿,贴金双管齐下,好人坏人角色互换,互掺
沙子,好人不好,坏人不坏,这就是莫言的新美学趣味的追求与展示。

  所以,在这样的文学文本面前,那些赞美小说歌颂了“母爱”的伟大,表达
了对女性的尊重与赞美之类的评论,可以说完全会错了莫言的本意,莫言根本没
有想歌颂什么、赞美什么,而只是想颠覆一切,写出自己的特色来。而与此相反
的早期的一些党员作家(如彭荆凤、刘白羽等)严厉指责《丰乳肥臀》抹黑共产
党,美化土匪国民党,极端反动、反党,其实也并没有真正理解莫言。不错,小
说确实把共产党写得不怎么样,但是,土匪司马库的表现也不过尔尔,双方可以
说半斤八两。虽说,莫言对司马库的同情欣赏成分确实要多一些,但上纲上线到
“反动”“反党”这个高度确实也有些神经过敏,甚至高估了莫言的政治胆量。
莫言不过就是想在“上帝的金杯里”撒撒“尿”、在文学观念上倒腾出一些新花
样而已,他绝没有那么严肃认真的政治理想,想想他对女人乳房的“深刻”“研
究”,很有些“玩物丧志”的“沉迷、沦落”意味,一个“性”趣如此强烈的作
家怎么会在政治上冒那么大的风险呢?“黑”共产党完全是出于艺术创新的需要,
因为继续去“黑”土匪国民党已经毫无新意了,所以,只能另辟蹊径,将这两类
人物的传统位置稍稍颠倒、或相互融合一下,这样在审美上就自然给人耳目一新
的感觉,从而实现了刘再复所称赞的“冲破牢笼的”“荷马史诗似”的“大气
魄”、“大气象、大格局”,“不拘一格地创造,不把任何教条、任何全科玉律
放在眼里地创造”。

  这就是莫言艺术美学创新的真谛,只是这种艺术“创新”有些太出格、太忘
乎所以、太走火入魔了,以致跨越了中国现实政治、党性的“红线”而不自知,
为此莫言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不得不主动“转业”,放弃了自己21年的“军籍”。
这个教训他应该从此铭记在心了。在以后的创作中,他实际上已经变得谨慎、圆
熟多了。一方面他知道政治性因素是一部著名作品不可或缺的东西;但另一方面
他已经完全懂得如何把政治作为一种高级文学调料的写作方式,使之既能为作品
增加分量,又不至于触犯“红线”,同时又可以让他的独特艺术“创新”风格继
续发扬光大。这种“成熟”从他后面的几部重要作品中可以明显感觉出来。

  三、

  当然,如果站在莫言的支持者立场,比如刘再复的立场(而绝非像我这样的
不怀好意存心找茬挑事的主的立场)来看,即完全从善意、敬仰的立场来评价,
莫言的文学主张确实有一种前无古人的开创性,言人所不曾言,写人所不曾写,
文笔汪洋恣肆,想象海阔天空,写到得意处,气势如虹,纵横捭阖,一泻千里,
珠光宝气,(当然其间也不免泥沙俱下、屎尿乱溅),汹涌澎湃。此种气象,无
人可及,确确算得上当今文坛第一人。比如据说他的《生死疲劳》,55万字的小
说,他只用了43天的时间就写好了,而50万字的《丰乳肥臀》,也仅用了83天,
便完成了小说的初稿。这让人不得不感叹莫言创作时的激情如火,才气横溢的写
作状态,那时的想象力才真正叫天马行空,而笔下的龙飞凤舞,绝对是一“挥”
十行的那种想停都停不下来的极佳境界。这应该是他所说的“一个作家如果思想
太过强大,……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一段话的最好
注解,这确实是他的经验之谈,夫子自道。想想看,在这种状态下,文思如泉涌,
如果你想让自己稍稍冷静下来,理性片刻的话;那么,众多排山倒海般的“文”
浪“思”花很可能就此悄无声息了。所以,对莫言而言,这番话确有他的道理。

  但是,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任何事物都可能具有“双刃剑”特点,
“高效益”的背后必然潜藏着“深负面”阴影。在莫言激情澎湃,喷涌如潮,下
笔万言, 一“挥”十行的癫狂创作过程中,缺少思考,忽略理性,过分放纵想
象力的肆虐,必然给作品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那就是出现大量浮躁、放纵、无
节制以及反逻辑之类的病象。

  这里我想专门谈谈莫言作品中的反逻辑现象。

  在莫言作品中,反逻辑的最突出现象就是人物普遍缺乏个性,作品中的各色
人物说的大都是作者想说的话,这是完全违反文学创作的基本逻辑的。如《丰乳
肥臀》中的金童在婴儿时期就具有成年人的情色思维,而“雪集”中的雪公子金
童已经和作者一样善于抒情,色胆包天,“性”趣盎然;《檀香刑》第一章的
《眉娘浪语》中的眉娘就已经能滔滔不绝、文采斐然地抒情、倾诉;《生死疲劳》
中的猪十六战胜猪刁小三后的华丽抒情,伴随着“草帽歌”的浪漫激情的交配,
就决然与猪畜牲的本性无关,而只能是作者的越俎代庖……在这些激情四溢的描
写里,莫言使用的都是第一人称“我”的叙事角度,而这种叙事角度的极大的局
限性,莫言完全置之不理,金童、眉娘、猪十六的所有思想言行全由莫言一人承
担下来了。这是完全违反文学作品的基本逻辑的,但在莫言创作激情四射的关头,
这种反逻辑硬伤,莫言实在无暇顾及了。

  这种反逻辑现象,当然与莫言的轻视思想的文学习惯有关,而这种习惯的形
成又与莫言的才气,自信,不拘一格、天马行空的想象力有关。一方面轻视思想,
另一方面却具有极丰富的想象力,这简直是一组奇特的矛盾。从基本逻辑层面来
看,作家的“思想”与作家的“想象力”和“描写”怎么可以成为对立的双方?
作家的“想象力”和作品中的文学“描写”怎么可以脱离“思想”而“独立”存
在?这种事情大概也只能发生在莫言这种极具天赋的小说家身上。

  当然,从学理上来分析,这种现象的产生也是完全可能的。文学思维通常分
为两种: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在严格意义上说,任何作家在文学创作中都不可
能脱离这两种思维,只不过,在莫言身上,这两种思维在发生作用的时候比例严
重失调,当他的创作激情如火山喷涌般爆发时,形象思维往往以压倒性的优势遏
制了逻辑思维,逻辑思维的火花往往如昙花一现,随即便被如喷泉一般不可遏止
的形象思维想象力给熄灭了。

  莫言在他的小说中往往喜欢把自己的故事背景置身于各种政治历史环境中,
似乎很愿意让自己的故事接些地气,以实现某种讽喻现实的深刻意义;但是,在
这个过程中,这种想法仅仅是一种概念性的“思想”导引而已,很快,形象思维
的疯狂想象力便以夸张、变形以致完全扭曲的方式演绎开来,这个时候,逻辑思
维的“理性”判断完全缺席,而莫言的天才的“想象力”和“描写”此时便与
“思想”成为矛盾的两极,也就是在这种时候,莫言深切地感觉到了作家如果
“思想太过强大,……想得太过明白,这部小说的艺术价值会大打折扣”的苦恼,
并且很自然地将“思想”视为创作之“敌”,并弃之一旁,而完全信任并且偏爱
自己的“想象力”和文学“描写”能力。

  《丰乳肥臀》中有一个很夸张的细节,在“大饥饿”时代的一个养鸡农场里,
人们因为饥饿而不得不偷食一些农场鸡蛋,这样的细节描写如果适度的话,当然
可以真实的反映出那个时代的某种特征。但是,莫言的丰富的想象力在这个时候
完全失控,一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习惯性夸张描写把事件的本质完全“异化”
了。作品中这件事被莫言渲染夸张成“鸡场所有的人都在偷喝鸡蛋,从场长到工
人”,而“偷吃”的结果竟然是“鸡场的女人都营养过剩”了。而技术人员乔其
莎的偷蛋,竟然是先用细针将蛋内的内容抽出喝光,再用注射方法将水注入蛋壳
内,使蛋的外表毫发无损,以蒙骗过关。我认为这种夸张实在荒诞得离谱,过于
轻飘了,有戏说历史之嫌。要知道那是一个饿殍遍野的年代,还是一个物资极度
匮乏的时代,并且也是一个政治集权极度恐怖的时代,大家都是谨言慎行、战战
兢兢的,怎么可能这般“全民性”轻易作弊?再者,养鸡场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鸡
蛋满足大家的饥饿需求?一位负责任的严肃的作家再怎么“夸张”,再怎么“变
形”“魔幻”,也不应该把曾经饿死几千万人的历史悲剧“变形”“夸张”成
“营养过剩”的时代,这种所谓的“夸张”和“变形”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
对历史的篡改,将悲剧戏说为喜剧,从而将历史的沉重悲催的一面给抹杀了,这
样的“想象”和“描写”由于完全“失度”“失控”而违反了基本的文学逻辑和
生活逻辑,应该说是完全失败的。

  《生死疲劳》中写到一位在文革中曾经饱受批斗之苦的县长,他在自己的
“回忆录”中竟然使用了如此“幽默而又生动”的笔调,描写他“文革”初期的
遭遇:他自己特意把头皮刮得乌青以防止那些红卫兵们揪他的头发,而他在骑着
一纸驴在全县的十八个集市被游斗时,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腿脚就颤抖,“就
像那头黑驴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就节拍分明地奔跑着,舞蹈着,脸上挂着白
痴般的笑容;并且,因为游街示众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
等毛病全都不治而愈。

  如果有人说这里体现了莫言文字叙述力量的“黑色幽默”,我是绝不会承认
的。这里的无节制的夸张渲染已使得莫言或许想达到的“黑色幽默”完全变味,
变成一种没心没肺的无知甚或无聊。我们都记得一句名言,“在奥斯威辛之后,
写诗是残酷的”,其中意义是什么?指的就是有些历史悲剧是不可以矫情夸张渲
染的,有些悲剧是不应该也不可以假装轻松的,即便偶尔戏谑幽默,但在本质上
是绝不可以轻佻的,否则就是一种亵渎。

  首先,这里的“光头”的悲剧性质就完全被有意无意地消解了。经历过文革
的人都知道,文革中的“光头(他的“前身”就是俗名“阴阳头”的)”,委实
包含着太多的屈辱和辛酸无奈,他是人格尊严被践踏的象征,是屈辱的象征,而
现在在莫言的“幽默”下,这种屈辱却成了自己对付红卫兵的行之有效的主动且
高明的选择。至于“把身体锻炼得无比结实,原来的高血压、失眠等毛病全都不
治而愈”的“实效”,以及“一听到锣鼓点就兴奋,腿脚就颤抖,就像那头黑驴
见到母驴就弹蹄喷鼻”。这与巴金在文革后的“一听到样板戏的音乐就发抖害怕”
的观点完全是不同的版本,究竟哪一种感受是真实的呢?只能说,莫言的所谓
“夸张幽默”完全陷入了缺乏思考、背离历史真实逻辑的恶俗趣味中,实际上是
把肉麻当有趣,把浅薄当“魔幻”,当“幽默”,实在误区太深。

  这种因为轻视思想、过于放纵自己的想象和描写而导致的违反历史逻辑真实
的例子在莫言的作品及一些言论中实在很多。这不禁让人想到德国汉学家顾彬在
莫言获奖后说过的一段话:

  “我一直不停地公开批评莫言。他简直就是我批评得最多的中国作家。因此,
首先我要说,我为他感到高兴,为中国感到高兴,为中国文学感到高兴。但我的
批评依然是有道理的。人们在莫言那儿读到了什么?”

  “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有思想。他自己就公开说过,一个作家不需
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他描写了他自己痛苦经历过的50年代的生活以及其它,
并采用宏伟壮丽的画面。但我本人觉得这无聊之至。”

  四、

  莫言获奖后,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且形成了赞成和批评的对立两极,
这是颇耐人寻味的。其中批评声音的强烈可说是前所未有,一部《莫言批判》的
编辑出版,就足以说明这个问题。虽说这部书也被人斥为有某种“枪打出头鸟”
“酸葡萄”心理,甚至难免有“群殴”之嫌,以致一度被查禁;但是,作为一部
学术性极强的莫言文学评论集,这部文集中的批评声音大多数是掷地有声且毋庸
置疑的,对于所有的莫言研究者来说,这部文集中的文章都值得认真品读。但是,
对于那些坚定的莫言支持者来说,这些批评声音完全是不可理喻的,甚至被作为
一种恶意的曲解,或者恶毒的攻击而简单地就给予了完全的否定,所以,这对立
的双方之间真正争锋相对的论辩性的学术探讨,可以说并没有展开,双方大多数
情况下都是自话自说。这不免让人有些遗憾。

  在莫言的支持者中,至少应该有两类人。一种是并不熟悉莫言作品,仅仅是
因为莫言的获奖而产生某种盲从心理,在简单粗略地读过少量(甚至根本就没读
过)莫言作品后,就莫名其妙地拜倒在莫言的盛名之下,比如那位当面提问莫言
的中学生的语 文 老师,就应该是根本不熟悉莫言的,否则,就决不会建议中学
生去阅读莫言的作品。另一种人应该是真正熟悉莫言作品的人,有些甚至是真正
的学者,这种人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就是我在前面提到过的著名学者刘再复。在
我对莫言的关注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些见多识广的学者们,
怎么会对莫言作品中这么多的显而易见的“硬伤”竟视而不见?这种情况究竟是
如何发生的?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大概有这么几点:一、他们完全被莫言作品中大气磅礴
的才华给迷惑了,以致于丧失了清醒地辨析能力;二、莫言作品中的政治性因素
往往太敏感太具有吸引力,而这种现象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这让他们
觉得莫言是一个很有勇气也很有担当的作家,所以,对于作品中所存在的众多
“硬伤”也就故意忽略不计;三、莫言作品中的华丽成分太炫目了,对于喜欢莫
言的人来说,他们完全被这些表面的华丽的(在他们看来也就是正面的深刻的)
东西所吸引,而对于作品中泥沙俱下的复杂情况根本无暇顾及,或者说,对于这
些复杂情况完全没有意识到。

  我们可以简单以莫言的《蛙》为例,来说明莫言作品的复杂性以及引起一般
读者误读的原因。在我看来,这部作品应该属于莫言作品中最复杂的一部,而其
复杂性许多批评者根本没有真正悟透。这里的“复杂”所包含的主要意义有:敢
于正面描写最敏感的现实政治话题给莫言带来的巨大利好性的复杂性,小说主题
本身的多重性所带来的复杂性,作家主观立场表达本身的复杂性等。

  《蛙》的敏感主题给莫言带来了巨大的声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称赞《蛙》
反映了作家巨大的道德勇气,真实暴露了当年计生政策的残忍和不人道的历史事
实;而根本没有认识到这正是莫言小说创作善于取巧的又一次证明。我前面已经
说过,莫言深知政治现实内容对于一部小说的重要意义,但莫言真正的兴趣其实
并不在此,而只是以此作为载体来表达他自己的美学兴趣。这种美学兴趣在《丰
乳肥臀》中主要体现是情色;在《生死疲劳》里主要是关于动物大狂欢的奇特想
象力,当然也兼具情色趣味;但是,《蛙》的主题、趣味的体现则比较复杂,所
以,与这两部重要作品主题的相对单纯相比,《蛙》是一部大有进步的颇具“思
想”深度的作品。

  《蛙》主题本身的多重性的特点其实一直被许多评论家所忽视。简单梳理起
来,至少包括了以下内容:计生政策实施的利弊,人性的复杂性(也即莫言一贯
信奉的“好人坏人”理论,也即好人不好,坏人不坏的人物塑造原则),还有一
个新的时髦主题——赎罪说。

  认真分析起来,“赎罪”说或许才是《蛙》的真正思想核心,其他的主题不
过是为之做铺垫而已。小说所有的故事线索、结构设计(小说由三部分组成:故
事、书信、剧本)、思想理念最后都可以在“赎罪”说中找到归属。所以,从这
个意义上来说,《蛙》的创作体现了莫言在艺术上的创新追求,而且也说明了莫
言在创作这部作品时的某种野心,也即想通过这多种主题的融合,打破以往作品
中只重视想象、描写而轻视“思想”的旧格局,使作品透出某种哲理性、思辨性
的意味,为此,莫言展开了一番精心设置。

  小说先从计生政策的忠实而坚定地实行者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系列近乎疯狂的
“执法”行为入手,来叙述她的人生传奇,姑姑的行为、性格完全符合莫言作品
中的人物固定模式,即同样具有某种疯狂、暴戾、怪异的秉性,不过这种秉性在
小说的中正好可以起到一种主题宣示作用,让人们体会到当年计生政策实行过程
中的某种残忍和反人性的因素。在这场近乎疯狂的“计生”运动中,姑姑亲手毁
掉了 2800 个孩子的生命,所使用的手段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在这样的性格行
为描写中,姑姑的“魔鬼”属性得到了完全充分的展示,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
“魔鬼”形象。如果《蛙》的主题到此为止,那么,莫言算得上是一位有些担当、
勇气的作家,他的小说可以说是大胆地暴露了某种历史的真实。

  但是,这样“中规中矩”的表现人物主题的方式实在不是莫言的方式,莫言
的兴趣本来就不在这里,况且这样的表达政治风险太大,莫言绝不至于就这样傻
里傻气地把自己给“豁出去”了。莫言很快就让自己来了“几个”“华丽”的转
身,把这个很有些“政治风险”的主题巧妙地化解于无形。首先他不时地在故事
中再三强调计生政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强调这场世纪“人口运动”对于世界人
类发展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在小说的书信和剧本部分反复宣传姑姑的另一重属
性——高密东北乡谁都离不了的“圣母”,“不是罪人,而是功臣”,完全值得
人们为她树碑立传。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样的颠覆性(或者相矛盾)的描述中,莫言实际
上就成功的回到了他的一贯的人物塑造套路上了——“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
撒尿”,或者我们引伸出来的另一极——“文学也该往撒旦的尿盆中贴金”。在
这种“撒尿”和“贴金”相混杂的混沌状态中,读者也许只能莫衷一是或莫名其
妙?莫言究竟想表达什么呢?姑姑究竟是魔鬼还是圣母?二者难道可以如此水乳
交融的成为一体?

  更复杂的还在小说的“赎罪”主题。晚年的姑姑自觉罪孽深重,不停地通过
制做小泥人、想象这些夭折的孩子在来世、在天堂享受着幸福生活的方式来悔罪
(这种赎罪方式实在有些“自欺欺人”);不仅如此,不仅姑姑需要“赎罪”,
小说中的另一个主人翁,叙事者蝌蚪也需要“赎罪”,且蝌蚪的罪孽深重感并不
亚于姑姑。蝌蚪的赎罪原因在于当年因为在乎自己的政治前途而同意老婆去流产,
使得老婆死于手术台上。而实际情况是,当时姑姑以天罗地网的方式将蝌蚪老婆
困在屋内,并以毁掉邻居院墙和房屋的要挟方式施压。在这种境况下,蝌蚪才不
得不屈服。

  莫言“赎罪”主题的最难以理解的地方还在于上升到超越一切政治伦理的高
度,将“赎罪”范围深化到抗日战争的民族荣辱记忆中。小说中的一个耐人寻味
的设置就是作家蝌蚪不停地对一位日本作家倾诉自己的罪孽感,而这位作家竟然
就是当年占领他家乡的侵略者日军司令杉谷的儿子。在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
“我”(蝌蚪)对这位日本人的无限崇拜敬仰的心理,诚惶诚恐,俯首贴耳,几
乎把他视为自己文学和精神上的导师。“我”尊他为“大贵人”,赞扬他有“巨
大的爱心”,而“我”内心的一切屈辱或羞辱,也只有向他诉说,向他“忏悔自
己犯下的罪”,甚至对他父亲当年的侵略罪行给予了宽宏大量的消解:“其实,
您的父亲也是战争的受害者,……战争改变了他的命运,改变了他的性格,使他
由一个救人的人变为一个杀人的人。” “我姑姑对令尊的评价是:一个坏人群
里的不太坏的人。”

  莫言的“赎罪”理论在他的创作谈里有一个高度的概括:“我们现在已经到
了不要去指责别人,不要逼着别人忏悔的时期,到了应该往里看,进行自我忏悔
的时期。我这本书给台湾版写了个序,最后一句话就是‘他人有罪,我也有罪’。
要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就会对别人宽容。我们对恶魔也会持一种同情的态度,
感觉到他们也是不幸的,他们是害人者,他们实际上也是受害者。这个我觉得是
这么多年来的一种反思吧。”

  在梳理莫言的这一番“赎罪”线索纠缠错乱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很明确的感
受到莫言“赎罪”情结中的“矫情”和“伪善”的特点,很遗憾,这个特点也一
直被许多评论者给忽视了。

  姑姑赎罪的自欺欺人的特点显而易见,制作小泥人,想象夭折孩子的“幸福”
生活就可以赎回自己的“罪孽”?而蝌蚪的“赎罪”情怀更是莫名其妙,在小说
的具体语境环境下,他怎么可能保护得了他的老婆?且从大的历史背景角度来考
虑,一个军人、党员怎么可能敢于“顶风作案”,公然违反“国策”去超生超育?
那个时代的蝌蚪以及那个时代千千万万的中国人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他们的选
择有何“罪孽”?明明是政策实施过程中的偏颇和失误,莫言偏要受害者自身煞
有介事地去“赎”什么“罪”,岂不是让无辜者承担罪责,而让直接责任人逍遥
法外?这是什么道理?至于把当年的日军司令也视为“战争的受害者”,无论在
理论上多么深奥多么正确,但总是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南京大屠杀中有三十万
的“战争受害者”,而整个抗战时期的“战争受害者”更是难以计数,现在在莫
言的新“反思”中,当年的日军司令也成了“战争受害者”了,既然大家都是
“战争受害者”,是不是就可以握手言和,“一笑泯恩仇”了?在日本政府至今
都不肯悔过战争历史罪行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人如何才能做到像莫言所认为的应
该“对恶魔也会持一种同情的态度”?

  一位作家、思想家如果宗教情怀深厚,而无限崇尚敬仰基督教的“宽恕”
“赎罪”理念,那自然没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在具体的历史教训、现实杀人
惨案中侈谈什么“宽恕”“赎罪”理念,侈谈什么“我们对恶魔也会持一种同情
的态度,感觉到他们也是不幸的,他们是害人者,他们实际上也是受害者”之类
的说教,就实在只能算是发昏,矫情,伪善,甚至是一种包庇、犯罪!

  《蛙》的“赎罪”理念就明显步入了这个政治道德伦理误区。有一句古诗言
“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而在我看来,擅长想象和描写的莫言实
在没有能理解“赎罪”的真正意义,他的“赎罪”理论错谬百出,花哨伪善,实
在有些食“洋”不化,弄巧成拙了!而这“赎罪”理论之所以“滥用”、“误用”
到这种境地,追根溯源,还在顾彬说的那句话:“莫言的主要问题是,他根本没
有思想。”缺乏真正的严密的思考,过于放纵自己的肆虐无度的想象力,而这正
是莫言的“硬伤”。

  莫言的确是有才华的,他的想象力和文字描写能力以及抒情能力的确堪称一
流;但是,他的“硬伤”却也是明明白白的摆在那里:思想,严谨的思想,叙事
说理不可或缺的逻辑链条,这是成为一个伟大作家必备条件,而这,正是莫言的
短板所在。当莫言语出惊人的宣告“文学就是在上帝的金杯里撒尿”的创作理论
时,他一定得同时考虑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做?当莫言像一个四大皆空的老庄哲
学家宣称“文学最大的用处是没用”时,他也得在心里想清楚,这话是不是由衷
之言?文学在娱人娱己的同时,本质还是应当引人向善的。这是一条基本文学准
则。一个负责任的文学家应该遵守这条基本准则:如果他违反这条准则,那么这
位作家的人格人品必有严重缺陷;如果他明明清楚这点,却还是要口出大言,故
弄玄虚,那么,这就是在“忽悠”,在“蒙骗”,或许还别有用心;如果他只是
一时情之所至,兴之所至,只想着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因而得意而忘形,没经
过大脑的严密思考把关,就放言定论,语出惊人, 这就是轻率、浮躁,甚至就
是糊涂。

  莫言的问题应该属于最后的一种。尽管莫言已经功成名就,位及登顶,但我
还是希望他能沉住气,学会收敛、节制,学会思考,重视思想;三思而后言,三
思而后下笔,把想象力关进理性的笼子,这样,莫言必将走得更远。

·肖舜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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