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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交游因缘浅探

星期一 二月 16, 2015 1:40 pm



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交游因缘浅探
■卷单行

【内容提要】本文重新梳理了前辈学者关于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的交往情由,并结合近年来台湾黄一农教授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上祖曹振彦做过阿济格包衣的相关史料,重新考察了曹雪芹与敦敏、敦诚的交往因缘和具体的交往情形,根据敦敏、敦诚与曹雪芹交往之密切程度,认为二人诗集中所提及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信息是值得采信的。
【关键词】曹雪芹 敦敏 敦诚 交游因缘

敦敏、敦诚兄弟系曹雪芹生前好友之一,学界有关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考证,实多数得之于敦氏兄弟的诗文资料。然而,曹雪芹与敦氏兄弟因何相交,由于史料匮乏,学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因此有关这个课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笔者不揣谫陋,在梳理、评述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台湾黄一农教授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上祖曹振彦做过阿济格包衣的有关史料,对这一问题提出新的思考,意在推动曹学研究的深入,并求教于方家学者。


前辈学者在研究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是如何相识、因何相知时,都不约而同关注到了敦诚《寄怀曹雪芹 霑》一诗。诗曰: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梦久已觉,且着临邛犊鼻裈。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倒着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时余在喜峰口)。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1]
这首寄怀诗写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当时敦诚受其父瑚玐之命在松亭关分管税务。敦诚与曹雪芹曾经在“虎门”朝夕相处,交谊颇深,此时两地睽离,思念甚切,于是在这年秋天写下了这首寄怀曹雪芹的诗。诗中用“扬州旧梦久已觉”和“于今环堵蓬篙屯”二句对比了曹雪芹今昔不同的生活境遇,用“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二句追忆了他们昔日聚谈的深厚友谊,用“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二句称赞了雪芹的诗才,用“接雁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们”二句肯定了雪芹傲岸不羁的性格,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二句鼓励雪芹在艰苦条件下坚持著书。
诗句中的“虎门”一词令人费解,但“虎门”是目前所知的曹雪芹与敦氏兄弟最早的交往地点。1921年胡适先生在写《红楼梦考证》时也注意到这一词,但未作任何解释。[2]1953年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对“虎门”也是“不详所指”,[3]在同年《新证》再版时则指出“虎门”有二解:一是指国学国子监,二是指侍卫值班守卫的宫门。关于第一解,周汝昌说:“但清代八旗各有官学(光绪改为书院,在郎家胡同路北),不当指国学,且敦诚宗室,雪芹包衣,亦不能同在一官学,所以不合。”周汝昌采用了第二解,认为:“这样,敦诚的诗分明是说当年与雪芹同为侍卫在一处的事。那么,曹雪芹也作过侍卫了。其事当在乾隆四、五年以后。”[4]
周汝昌先生所据以推论雪芹曾经做过侍卫的根据是敦诚做过乾隆皇帝的侍卫,然1957年吴恩裕先生考证敦诚并没有做过皇帝侍卫的经历,从而认为“雪芹与他‘同为侍卫’,也就无从说起”。吴先生继而考证出在雍乾之际的诗文中,“虎门”一词实际上指的是清统治者为宗室子弟所设的学校,即宗学,而在敦氏弟兄的诗文中,它还特指当时的右翼宗学,其地在宣武门里的绒线胡同。[5]1964年周汝昌修正了吴恩裕的观点,云:“……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宣武门大街条云:‘右翼宗学旧在瞻云坊北,今移绒线胡同。’按瞻云坊北,即指西单牌楼以北的石虎胡同。”则“乾隆时右翼宗学的校址是在石虎胡同”。[6]此一观点,遂被学界普遍接受。

既然“虎门”是指乾隆年间位于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曹雪芹与敦诚兄弟在宗学里既非同学,也非师生,那么他们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此一谜云,由于史料匮乏,学界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比较有代表的则有曹雪芹在宗学任助教一说,“敦诚赠雪芹诗又有‘司业青钱留客醉’之语。司业是学中助教一类职务,则雪芹曾在宗学任职无疑。雪芹本为贡生,当然有资格在宗学教书”;[7]或以为雪芹当时可能担任宗学内笔帖式之类的小官,“曹雪芹既非由科举出身,势必只有由挑选笔帖式得入内务府任职。再从内务府派往宗学当差,也是自然的。在宗学当差仍然是笔帖式”;[8]或怀疑雪芹似乎只能担任打杂的工作,“雪芹若曾为敦诚师,不应有‘接篱倒著容君傲’等语气,实为不合。余疑或当是学中杂役人员类耳”;[9]乃至于有推测雪芹可能担任厨工之职的,“敦诚诗句中的‘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并非泛泛用典,而是说雪芹在右翼宗学任厨工。当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在临邛卖酒,而‘工诗善画’的曹雪芹是以作画鬻画为生的。”[10]
此外,还有一种思考路线,就是把曹雪芹从“任职宗学”转移到“任职义学”去谋求合理解读。认为唯有曹雪芹在正黄旗义学供职,才能与敦氏兄弟缔交,“因为正黄旗义学不但与右翼宗学同在短短的石虎胡同,而且八旗义学至乾隆十几年已‘有名无实’,正黄旗义学自不例外;曹雪芹清闲无事,才得与敦氏兄弟共数晨夕。”[11]但是曹雪芹若能“任职义学”则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曹雪芹乡试中式副榜,才能成为贡生,二是唯有曹雪芹是贡生,才能考上八旗义学满汉教习,唯有曹雪芹考上八旗义学的“满汉教习”,才得被派至正黄旗义学供职。
雪芹与二敦结识的途径不会只有一种可能,何况义学与宗学之间不论规格、地位与成员的身份均相差悬远,即令雪芹“供职义学”又要如何与二敦“缔交”呢?
此后,围绕“曹雪芹出入右翼宗学”的讨论还出现了曹雪芹任“富家西宾说”[12]、“傅恒家作幕说”[13],因此两地皆与右翼宗学不远,雪芹常来宗学串门,所以与敦敏、敦诚兄弟交往。
以上种种猜测不一而足,缘于材料所限,提出各种假设,这是一种诠释方式。除少数明显不合常情的推论,较难令人接受之外,如“打杂”或“厨工”与宗室公子身份相差太远,其余的观点,目前只能沦于各说各话的局面而莫衷一是。在科学研究本身,一般的大胆的假设是必要的,能够使我们从固有的思维中解放出来,启发人新的思考,进而使研究的盲点问题得以渐进还原。不能否认,以上各种假设使我们对曹雪芹与敦诚在“虎门”的交往的因素有了极为丰富的了解,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以往固有的“任职”思维中再次走出来,则曹雪芹与敦诚、敦敏兄弟之交游因缘研究在没有新证据出现之前将永远会一筹莫展。实则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崔川荣先生就认为曹雪芹与“虎门”的关系只是一个外来访谈者,“《寄怀曹雪芹》共分三节。中间三联一开始即云:‘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吕谷破篱樊,’然后才引出‘当时虎门数晨夕……’。这就提醒我们,‘诗笔’与宗学内的‘诗社’有关。曹雪芹是参加宗学联吟,并没有在宗学任职”。[14]
应该说,这种认识比以往的诸多推论、假设更为客观,也更尊重事实与证据。曹雪芹有没有在宗学任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雪芹作为一个来访者参加了宗学的诗社活动,并以出众的诗才被这些“天潢贵胄”所认可与接受。

当我们从固有的“任职”思维中走了出来,从而接受“曹雪芹与‘虎门’的关系只是一个外来访谈者”时,则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曹雪芹有什么必然的“因缘”走进敦诚?他与敦敏、敦诚交往的情感因素又是什么?这就有必要了解一下敦敏、敦诚兄弟特殊的家世背景。
敦敏字子明生于雍正七年(1729),敦诚字敬亭,生于雍正十二年。他们是家中的长子和次子,父亲瑚玐只做过职务不太高的税务理事官。他们的家庭虽然是帝王之后,但也是罪臣之后。敦敏兄弟的五世祖是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由此决定了他们与其他天潢贵胄的不同境遇。
阿济格,姓爱新觉罗氏,隶满洲正白旗,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生于建州赫图阿拉城。母亲纳喇氏阿巴亥深得太祖宠爱,被封为大妃,主掌后宫事。阿济格是她所生的长子,努尔哈赤自然格外看重。少年时随父征战,刚过20岁就被封为掌管一旗的贝勒。努尔哈赤去世时,阿济格之母被迫殉葬,使他心灵受到很大刺激,但在太宗时期诸王中仍以勇猛善战著称,虽因性格暴躁不驯屡受责罚,崇德元年(1636)仍被封为多罗郡王,并冠以“武英”美号。皇太极去世后,阿济格同母弟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握朝中大权,使他与另一个同母弟多铎备受重用,在清入关后被晋升为和硕英亲王,以后多次统率大军转战各地,虽建功不少,但骄狂之志也大为滋长,连多尔衮对他也很不满。
顺治七年,多尔衮因出猎受伤,死于边外喀喇城。阿济格便想承袭摄政王之位,并欲夺由多尔衮所辖两白旗归附已有。但原想借扶多尔衮灵柩回京的机会,与其子劳亲合谋做成此事,不料图谋被两白旗大臣揭露,将阿济格幽禁,其子劳亲被革去爵位。阿济格在狱中更加狂躁不羁,越狱不成,便要火焚监房,拆墙摔瓦,时无宁日。顺治八年十月十六日,福临赐阿济格自缢而死。王爵革除,而且连同子孙一起开除宗室籍。直至康熙年间,皇帝念其子孙也属太祖后裔,加恩恢复其皇族身份,允许其中一支以辅国公的低级爵位世袭。然而这个仅有的爵位也并没有落到敦敏家这一支头上。
敦诚在十五岁的时候,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九叔祖经照(号定庵)之子宁仁死后无嗣,敦诚被选中过继到宁仁名下为子。不过这一变化并没有带给他什么特别的幸运。因为经照虽曾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得到辅国公爵位但雍正七年因冒领属下护军校钱粮被革爵,而且将继承权转授其兄弟之子璐达,所以经照一支也并没有什么爵位可供继承了。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敦敏、敦诚兄弟天生便成为宗室贵族中没有资格获得封爵特权的人,他们若想改变自己的境遇以至于有所作为,读书做官就成了主要途径。兄弟二人幼年便入家塾就学,后来又进入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立的右翼宗学学习。但因为有这种家世,兄弟俩一生郁郁不得志。人到中年,深刻体会到了世事的险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由于家世的原因自己不可能再有所作为,于是寄情于诗酒友朋,聊以自慰。
在他们的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作诗、饮酒和交友上。他们几乎把平生所有的真情都融在酒里、化在诗中。作为宗室贵胄阶层中的一员,兄弟俩既没有爵位和高官带来的丰足俸禄,其祖先也没有为之积下可供挥霍的万贯家财,而只能凭着自己那点微薄的薪俸去追寻那种超然化外,豪迈洒脱的风流名士境界,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这反倒为其生活增添了更浓厚的文人情调。
一个是无爵位继承,郁郁不得志的“天潢贵胄”,一个是“无才补天”的世代“包衣”,他们心中那种共同的隐痛,只有在诗与酒的交融中才能达到共鸣。共同的人生遭际,共同的才情,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而惺惺相惜。

当然,在诗、酒之外,曹雪芹走近敦敏、敦诚,走进“虎门”,或可还有另一种“因缘”,即阿济格与曹雪芹上祖曹振彦的主奴关系。
近年来,台湾的黄一农先生在《清太宗实录稿本》《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和《盛京刑部原档》中发现了四条能考订曹振彦与阿济格关系的文献,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曹雪芹与敦敏、敦诚之交游因缘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材料一
(刑部郎位)断镶白旗长史曹谨言的事要银二十两,又借银十五两……镶白旗长史曹谨言不认与银,将曹谨言打八十鞭子。
材料二
审理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一案,受银二十两,又致函以借债为名索银十五两……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声言并未行贿,是以拟鞭八十。
材料三
正红旗吴守进为贺其生辰,以演戏为辞,将武英郡王府下已嫁妇女白天接去,至晚留其宿。是以,吴守进罚银五十两;镶黄旗马光辉以演戏留宿,坐以应得之罪。武英郡王下管家李要功、邵振筵以其怠误,不察有夫之妇行止,各鞭八十。
材料四
正红旗吴守进生日时,令巴图鲁郡王包衣之有夫之妇耍戏,昼取而夜宿,故罚吴守进五十两银;耍戏且奸宿之镶黄旗马光辉罚以规定之罪。巴图鲁郡王之摆塔大李耀功、邵祯言,尔等懈怠失职,对有夫之妇所行失于觉察,各鞭八十。
据黄先生考证,文中的“曹谨言”“曹金颜”“邵振筵”“邵祯言”都是曹雪芹高祖曹振彦的满语音译,而且还考证出曹家自天命八年(1623)至阿济格被赐死之前或一直是其所领有的汉姓包衣。[15]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曹振彦曾作了阿济格28年的包衣。那么曹雪芹走近敦敏、敦诚兄弟或许是出于寻访旧主的考虑。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生活一时窘迫而向旧主借贷。我们可以借助努尔哈赤的两件谕旨来帮我们理解这种特殊的依附关系,谕旨说:
天命之汗,恩养大臣,大臣敬汗而生,乃礼也!贝勒爱诸申,诸申爱贝勒。阿哈爱额真,额真爱阿哈。阿哈耕种之谷,与额真共食,额真阵获之财物,与阿哈共用,猎获之肉,与阿哈共食。
……
勤于植棉织布,以供阿哈穿用,见有衣衫褴褛者,交与善养之人。今年棉粮未获前,暂勿上诉。收获之后,棉粮仍旧匮乏者,可以上诉。一经上诉,即由虐待之额真收回,给予善养之额真。贝勒、诸申、阿哈、额真,和睦相处,皆大欢喜。[16]
努尔哈赤所强调的这种主恩养、奴忠顺的关系,家主在奴仆生活艰难时给予一定的关照和帮助,在满清定鼎中原后的旗人社会里形成了一种风尚。雪芹在生活一时窘迫,告贷无门之时,寻求旧主的帮助,也是有可能的。雪芹逝后,敦诚挽诗有“一病无医竟负君”,这不完全是朋友的自责,或可还有敦诚作为旧主的愧疚。

有了这样一种主奴关系的存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敦敏、敦诚分别由锦州、松亭回京后,为什么会与曹雪芹有那么频繁的交往。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们交往的那段经历。
乾隆二十五年的一天,敦敏到朋友明琳家养石轩作客,听见隔院有人在高谈阔论,听声音好像是曹雪芹,急忙过去一看,果然是一年多未见的老朋友,喜出望外,忙置酒相聚,畅怀话旧。当时敦敏听了雪芹的一番谈话颇有感慨,作诗曰:“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曹雪芹乘着酒兴,挥笔画了一幅奇石,敦敏叹赏之余,又赋诗一首,既赞其画,更赞其人。“做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
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天,敦敏、敦诚兄弟到西郊过访曹雪芹,席间诗酒倡和,敦诚有《赠曹雪芹》,诗曰:“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何人肯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诗中以“满径蓬篙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二句描写了曹雪芹贫穷艰苦的生活,用“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二句写出雪芹在艰辛的生活环境中,仍然保持他不向世俗低头的傲岸性格。敦敏《赠芹圃》诗曰:“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仇旧恨知多少?一醉酕醄白眼斜。”诗中描写了曹雪芹居处的简陋和生活的贫困,以“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二句对比了眼前和往昔不同的生活境遇,对他的新愁旧恨深表同情之意。诗中以“卖画钱来付酒家”,“一醉酕醄白眼斜”二句写出了雪芹虽生活困顿,但仍作画饮酒,蔑视权贵,孤标傲世,不为贫困所屈的形象。
二十六年冬,敦敏、敦诚再一次到西郊造访雪芹,可惜没有遇到他,敦敏作《访曹雪芹不值》纪事:“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诗中写到当时正是天阴日暮,这个远郊村落里人迹罕至,炊烟漠漠,雪芹居处一片萧寂。敦敏面对此情此景,心中不胜惆怅悲凉。
乾隆二十七年秋,雪芹来到位于北京城内西南的太平湖畔槐园回拜敦敏。这天早晨,雪芹早早醒来,天下着雨,寒气袭人,他又饥又渴又冷,却又不好意思打扰主人。正在为难之际,恰逢敦诚也来到槐园,一见雪芹,欣喜万分,忙把他拉到附近一个酒铺前,正想尽情畅饮一番,二人却都发现自己身上未带分文。豪爽热情的敦诚怎能甘心因此坏了雅兴,毫不犹豫地解下心爱的佩刀押在店主处,换来酒菜款待挚友。雪芹深为敦诚情意所感动,作长诗一首,击石为节,高声吟唱,敦诚也十分兴奋作《佩刀质酒歌》相和,两位好友痛快淋漓地畅饮一回。“我闻贺鉴湖,不惜金龟掷酒垆;又闻阮遥集,直卸金貂作鲸吸。嗟余本非二子狂,腰间更无黄金珰。秋气釀寒风雨恶,满园榆柳飞苍黄。主人未出童子睡,斝干瓮涩何可当!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温枯肠。身外长物亦何有?鸾刀昨夜磨秋霜。且酤满眼作软饱,谁暇齐鬲分低昂!元忠两褥何妨质,孙济緼袍须先偿。我今此刀空作佩,岂是吕虔遗王祥?欲耕不能买犍犊,杀贼何能临边疆?未若一斗复一斗,令此肝肺生角芒。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我有古剑尚在匣,一条秋水苍波凉。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
乾隆二十八年春,敦敏以诗为请柬,邀雪芹来槐园作客。“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已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诗中所说的“上已前三日”是指三月初一日,这一天是敦诚30岁生日,因此约请雪芹等几位好友同聚相庆。但据敦敏在那一天的记述,当时到场七人中并无雪芹,原来这一年北京城痘疹流行,雪芹家也没能逃脱厄运,其爱子染病夭折,使他无比悲伤,贫病交加。就在这一年除夕,家家张灯结彩、辞旧迎新之际,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在饥寒和病魔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失去这位肝胆相照的好友,敦敏、敦诚兄弟悲痛异常,敦诚含泪写下这样两首挽诗:“四十箫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在一个阳光和煦、柳絮纷飞的日子里,敦敏和一些朋友聚饮赋诗,情不自禁地忆起亡友雪芹,也挥笔题诗一首以寄哀思:“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虽然在东风和煦、杏花飘香的春天里,满眼看到的却似乎是寒林古刹,夕照归鸦的荒凉冷寞的景色。敦敏面对此景,不禁有流水无情、物是人非的悲凉之感,于是即席赋诗,题于酒家之壁,表现了他对曹雪芹深沉的悼念。

综合上文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雪芹生前与敦敏、敦诚兄弟交往之频繁,与雪芹感情之真挚。根据敦敏、敦诚的赠诗,可以确定曹雪芹生前与敦敏、敦诚的聚会至少有四次。分别是乾隆十九年的“虎门”联吟[17]、二十五年的明琳家聚会、二十六年的西郊访芹,以及二十七年的佩刀质酒。在这几次聚会中敦敏、敦诚兄弟谈及雪芹最多的是其江南家世、不桀的性格和出众的诗才。当然,诗书往还中也有对朋友的规劝。其二,阿济格家族与曹氏家族原有的主奴关系的存在,为曹雪芹走进敦敏、敦诚,寻访旧主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感情或许因为雪芹与敦敏、敦诚共同的人生遭际而更加真挚与强烈。

注释
[1]本文所引敦敏、敦诚诗句俱见《懋斋诗钞》《四松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详见“亚东本”《红楼梦》第三版,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
[3]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
[4]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12月三版。
[5]吴恩裕著:《有关曹雪芹八种》,文学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8—44页。
[6]周汝昌著:《曹雪芹》,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98页。
[7]吴世昌著,吴令华编:《红楼探源》,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8]周绍良:《关于曹雪芹传说的考证》,燕都,1986,(6)。
[9]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第721页。
[10]石昕生:《曹雪芹在右翼宗学的职务》,《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辑,第258页。
[11]高阳:《曹雪芹以副贡任教正黄旗义学因得与敦氏兄弟缔交考》,载《高阳说曹雪芹》,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0—121页。
[12]宋谋玚:《关于<</span>红楼梦>作者及其他》,《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1辑,第107页。
[13]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14]崔川荣著:《曹雪芹最后十年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
[15]黄一农:《曹雪芹高祖曹振彦旗籍新考——从新发现的满文材料谈起》,《文史哲》 2012年01期。
[16]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 10 高宗乾隆34年—高宗乾隆5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7]曹雪芹与敦诚“虎门”联吟,时在乾隆十九年,详见崔川荣著:《曹雪芹最后十年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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