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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京读书札记 - 北岛《城门开》中
星期三 十一月 26, 2014 10:44 am
记得我小的时候，也就是五十年代，那时的社会不能说不和谐。那时的人们在很多事情上还很单纯，只是想把新中国建设好。
我一直都希望大家都单纯些，但是后来的变化却把单纯的大家闹复杂了。
我家那时住在东单北边的米市大街，红星胡同不远的基督教青年会旁边一个不起眼的小门里。我太小了，只是有隐约的印象。后来搬到灯市东口的史家胡同，慢慢的记住了一些事。印象最深的就是灯市口一代的早点摊，后来特别想哪天突然在一条繁华的街道上看到那样的景象。一张粗木桌子四边摆着长凳，旁边是不同材料制成的煤球炉。上班路上的人会根据自己的喜好买上一碗豆浆，几根油条，还有豆腐脑、炸糕、馄饨什么的。
那时还没有发明粮票什么的，一大早花几毛钱就能吃得满舒服。有些人家会把豆浆油条什么的买回家，一家人围坐在饭桌前其乐融融。
这是看小说里面这样写的。
自我记事起就没有这样的情景出现过，只是灯市口街上的小食品摊零星的摆在我脑子里直到现在。等我真的能够记住一些事的时候，这些摊竟在一夜之间消失得踪迹全无。那是有了人民公社的前后那段日子，也是我后来看书上写的历史才对上号的。记得清楚的是灯市东口那家饭馆，应该是国营的，偶尔会在里面吃上碗馄饨，大骨头汤碗里撒上虾皮、韭菜末、紫菜，好像还有些冬菜。周末去舅舅家玩，在小饭馆门前的11路无轨电车站上车，总站是和平里，感觉要出城很远。
后来有一阵居然在做同样的梦，就是那辆无轨电车绕着安定门转，门里一站是安定门站，转出去叫安定门外。安定门外那站总是在换地方，有时是在还没出城，就在城墙豁子旁边；有时却又在靠近地坛那里，现在很多郊区车的总站。安定门站倒是永远不变，因为旁边是塑料模具厂，姐姐在塑料工艺学校时常在那里实习，她是模具钳工。有一阵很羡慕她。模具钳工很厉害，比木匠厉害。木匠玩木头，用锛凿斧钻做出各式家具。模具钳工很帅，只是手里一把铁锉，把铁块锉成各种模具，做成不同的塑料制品。玩木头与玩铁块的相比自然不在同一等级。现在想起那时的想法很可笑，也是啊，可笑的想法要是都记住的话，写一本属于我的笑林广记估计没问题。
笑林广记后来确实看过。是一本很破旧的书，没头没尾。记得最清楚的是王安石调戏先生，大概与我当时还是学生有关。
我不知道过去的私塾先生该是啥样，只能是想象。偏瘦的那种，中等个头，脸上有没有胡须没关系，身上穿着长袍，可以是单的，也可以是棉夹袍，一定是普蓝色的。此翁手里拿着本卷成一个筒的书，该是从右往左读的，而且是竖行的那种。一般来说该是边读边摇头晃脑。说是读书大概也不确切，有说该叫吟，或诵什么的，听老人讲，还是有调的，要不然那些书要是背下来会很枯燥。后来上学时就怕背书，说什么也记不住，大概是因为没调的缘故，枯燥的事做起来很难受。这样说是为我的记性开脱，唱歌有调，我依旧记不住词。
还是说笑林广记我唯一记住的那段。
先生经常为难学生，学生也经常与先生恶作剧。那时没有厕所，就在河岸边的峭壁上搭两个板子用来解手。先生上了年纪，每次蹲下都站不起来，要拽着岸边一棵小树才能起来。学生把小树下面锯开三分之一，不注意自然看不出来，先生办完事想站起身用手拽树后果可想而知。也就是为躲开半日闲，可以不用背书。 我这样讲完自己都觉得一点都不好笑，但确实是个笑话。
看完浮想联翩，遗憾的是班主任不是老先生，学校还有厕所，是连排的那种，坑挨着坑，前面自然没树。太老的老师不多，再说，我们班主任是女的，想用类似方法加害都不可能。那本书是暑假看的，然后就上中学了。
和平里是我从小就熟悉的地方，很多年来，每逢周末都是在那边度过的。是因为舅舅家在那里。
舅舅家原来在交道口，那是中央歌剧舞剧院的宿舍。舅妈在舞剧院拉小提琴。那个院子很奇怪，不知道以前是做什么的，进门是很大的一个大厅，院里人家住在围着大厅的厢房里。舅舅家在院子一进门往右走，最靠边上的两栋朝西的房，是姥姥和表姐们住的地方。
舅舅和舅妈在院子后面另外一间小房住，进门右手是一架钢琴。我认识钢琴也是那间小屋里。表姐用拳头在琴上滚，居然有很轻快的音符跳跃着从钢琴音箱里发出声响。我很快就学会了，觉得弹钢琴并不难。那是当时的感觉，也是我唯一学会的短曲，至今还记得旋律，都来米嗖嗖，都来米嗖嗖……
后来有一天到周末，妈妈说舅舅搬家，不在交道口住了。于是就带着我们姐弟三人乘车到和平里，那站叫劳动部。
现在劳动部还在。
舅舅家后来又搬到了和平里八区的中央乐团宿舍，与后来成为我岳父母的那家人住对门。
一九五八年正在全国大跃进。和平里建了很多楼房，那片楼群至今还雄踞一方，约摸着因搬迁量超大，没能引起开发商们的觊觎，得以保留至今。这都是我的臆测，不算数。
那些年雨水大，排水工程跟不上，和平里地处郊外，可能是涝着了，组织上安排了共青团义务劳动，在八区和七区之间挖了一条排水沟，就是现在的青年沟路。沟早就没了，被填平成为一条贯穿西东的干道。
早年间要是去舅舅家必须要穿过那条沟，大有穿山越岭的感觉。不下雨时沟不深，好像不对，沟还是满深的，是水不深。偶尔还能见到潺潺流水中有小鱼和蝌蚪。一直觉得奇怪，那条沟从哪来到哪去，那时还小，尽管好奇也没能鼓起勇气去一探究竟。
后来成为青年沟路后，也还是没闹明白以前沟的走向。青年沟流向东方到和平街是丁字路，从那里并入下水道是可能的。
青年沟再往北，就是现在的三环路边，再过去那边全是庄稼地。秋天一到，就进了轻纱帐，也是后来才知道，那片轻纱帐属于太阳宫公社。一人多高的玉米地被土城一分为二。站在土城上远望，满眼绿色的玉米秸顶托出金色的穗，其间傲慢的站立着化工学院雪白色的教学楼，显得格外孤单。秋日我们去土城玩，土城两侧的斜坡上可以摘到酸枣还有黑枣。人家告诉我说，柿子嫁接到黑枣树上才能结出柿子，如果用柿子种子种出来的柿子树是不结果实的，也不知道真假。
从土城回来，上衣口袋里装了满满两兜子酸枣，抓出来一粒粒往嘴里填，舌尖涮出颗颗小籽，吐出满地豆豆。
土城现在被改建成元大都遗址公园，也就不荒凉了，也没有了酸枣棵子。不是不荒凉这么简单，土城旁的小月河边白天路过看到，咖啡屋饭馆林立，想必每到夜幕降临也是很繁忙的去处。
其实我对北京的声色味没有明显的印象，记忆里北京的色彩也不是很清楚，多是以青灰色为基调的街道房子还有人。
北京人好像喜欢统一着装，多少年后，上了些年纪的照旧一身青色，年轻人则进步成绿色，满大街国防绿。年轻人的时尚除了国防绿外还有白边懒汉鞋、载绒帽子，标识着时代在变化。所以我小时候北京的色彩在记忆里也像这个国家那样，是单一的，不可能有太多变化的。
六十年代初期，我还在上高小。一直感觉把小学高年级说成“高小”很文雅。后来我的学业证书也一直保留在高小的水平，在这个等级上从来没有过进步。
相比我的小学生活算是比较丰富的，这与我的母校很有关系。而我直到现在得益最多也是因小学学到的那点知识。
史家胡同小学在北京赫赫有名，据说现在已是有钱人家孩子上学的贵族学校，学校的名称也把史家省略成史家小学。不伦不类的，怕人家不认，所以史家还保留下来，可却跟史家从历史讲也没半毛钱关系。以前是占了史家的祠堂改建成学校，也因学校就在史家胡同西口，算是沾光。现在这一切都没了，校址已经搬迁，我现在没明白搬到何方。胡同搬不走，于是只能舍弃，于是就变成史家小学。
看新闻，史家小学校庆在人民大会堂，运动会在鸟巢。也算是非常风光的。
与史家胡同相隔另外一条胡同名字叫起来显得很特别，内务部街，实为胡同，中间是北京第二中学，就建在北洋时期的内务部，是男校。在史家上小学，中学考上二中，在北京东城算是很牛的。我恰巧与这两所学校都沾边。所谓沾边，是因我中学在二中的隔壁，是新建校。
五十年代生孩子的特别多，到六十年代突然发现学校不够用，也是啊，四九年成立的新中国，到六十年初，小孩子长大，只是小学不够用还能对付，现在连累了中学也人满为患。那些年的北京每到学校放学，满大街的花朵绽放，铺天盖地，诧紫千红，也应了那句歌词：我们的祖国似花园，花园里花朵真鲜艳，每个人脸上都笑开颜。北京就是一座大花园。
那时的北京人按说还是幸福的，因为他们有理想，有信仰。生活也有目标。
北京处处是故事，一点都不夸张。每个朝代都会有各自不同的故事在演绎。只是还没意识到，我其实就生活在故事中。
如果只是简单把灯市西口那几条胡同里面的故事略微讲起来，就足够写出一本谈古论今的史记。
小时候总感觉世界很大，只是等我长大后知道很多史迹才发现，世界其实很小。
史家胡同北京人知道很多，而对它周边一些胡同了解的人也许并不多。知道史家胡同是因那里的小学出名，有多少人还记得史可法，小学建在他家的祠堂里。
查近代史很多历史名人与史家胡同有着不解的渊源。后来发现，不仅史家胡同名人多，旁边的无量大人胡同、干面胡同及内务部街找找也还是有几家社会名流史记中的人物。
干面胡同，因是当年运粮车队去皇家米仓所在地禄米仓必经之路，干面撒地而得名。历史记载，东单到东四一带的若干胡同在北京建城初期就已存在。
史家胡同北面相隔内务部街，这条名街实为胡同的地方，老早前竟然叫个构栏胡同。老早究竟多老，大概也有几百年历史。只是后来民国了，北洋政府把内务部建在了那里，就是现在的北京市第二中学所在地。相隔不远，是梁实秋家，也是他出生地。好像有一阵巴基斯坦大使馆也在内务部街。
再往北的是本司胡同。那是一条相比内务部街略窄的胡同。东边连接西花厅，再过去就是演乐胡同。本司与演乐凑到一起显见得会歌舞升平。从明朝起，那边就是宫廷演艺人的所在，戏剧家协会，该是与现在的文联差不多。不过不是官僚机构，因为没权。艺人就是艺人，不该与权联系。
要是搁现在，本司、演乐定是八卦小报那些狗仔们关注的焦点。也不是说这边就没小报记者关注，只是关注的焦点放在史家与二中上。其实也是更多人在关注的对象。那年回国，到内务部街看望老同学。同学聚会，天南海北谈古论今。说起二中与史家，坊间流传这样一段话，二中是学生不错，老师不行；史家是学生不错，家长不行。孩子都是好孩子，教育他们的人出了问题。
话题随便就扯到当年的母校，北京市第七十二中学，一所早已消失的学校。
我进校时，一栋破旧的二层小楼，后面是平房教室和一个小院，几间房是单身教师的宿舍。靠近二中一面有操场。只有一座篮球场那么大，放上篮球架子，还显得满正式。只是要上体育课却不行，离开教室太近会影响其它班级上课。于是每周两节的体育课就被挪到东单体育场去。楼是两层，年级只有一个。直到第二年来了新生，学校才显得有些小。好在后来文革开始就没再招收新生。再后来我离开学校去内蒙草原，不久又来了新生，初中三年级算是凑齐。也是这批学生里出息了几位演艺界的名人。估计也还是沾了本司与演乐的光。
说沾光，史家胡同中间是人艺宿舍，大院里的孩子都在史家胡同小学就读，后来被连锅端到七十二中，所以出几位娱乐圈名人也不奇怪。
那年头都是就近入学，不知怎么，会把史家毕业的那些学生直接分配到七十二中，可能是教育局领导们的苦心，算是掺沙子为了改变学校教学质量的措施之一，优劣搭配。大概又是我在遐想。
说起来，我还是满怀念七十二中的。
记忆里，刚一进校门，最大的感触就是破、旧。学校是新校，校舍却是老地儿，是二中隔出来一块校舍，却没有一位与二中有关系的教师。对外宣传是二中分校，大概是为了平复我们这批新入校学生内心的平衡。孩子们也有虚荣心。
教师几乎全部都是年轻面孔，有几位老年教师，后来文革时才知道居然也有特级的。那是教我们生物的毛先生。
一般中学没管老师叫先生的，我们却背地里叫他为毛先生。
先生的课好听，深入浅出。我不喜欢上学，但是也爱上毛先生的课。刚开学时，毛先生是我们的班主任，年纪大了，没多久就让位给年轻人。
那是个年轻老师，刚从师范毕业分配到七十二中较语文，姓刘。
刘老师身体魁梧，嗓音也粗壮，很好听的男中音，就是从没听过他的歌声，可惜了那副好嗓子。也可惜了那身材，没成为运动员却当了孩子王。
这位粗壮的汉子却天生好脾气，无论学生怎么无理，刘老师似乎都不会发脾气。孩子们是很势利的，谁厉害就服谁，而对弱者却极尽欺负之能事。那次刘老师实在忍无可忍，站在讲台旁，双手支撑着讲台却一直不说话。学生们自然还是该干嘛干嘛，欺负新老师似乎是孩子们的天性。
突然，刘老师用那粗壮的嗓音大吼一声，你们怎么就不懂自重呢。说完哞哞的哭起来。
全班被老师吓坏了，顿时鸦雀无声。也是从那时起我反而对刘老师敬重起来。我感觉，刘老师的哭声，不是因为我们对他的不敬，而是对我们的失望。因为不懂自重确实是很值得失望的，里面还有惋惜。刘老师是心疼我们的自甘堕落。
正是逆反的青春期，在那个岁数上的男孩子对是非的分辨能力几乎没有，凡是觉得好玩的事情都具有吸引力。至于堕落、自重兀的这么高深的道理没有更深刻的认识。孩子毕竟是单纯的。也就是这群单纯的孩子们，在一年后却参与了决定中国命运的一场文化革命。
文革前那段日子，在我的记忆里虽然慢慢变得淡薄，可是那些日月却使我在回忆往事时感到是值得的。对于孩子来说，学校的传统教育如果没有切身的参与，不过就是些紧跟时尚的文字游戏。
学校新建在二中老校园西边，感觉我们没去时那里大概已经荒废多年。刚走进校门看到的，即将在那里学习三年的校舍，竟然像是一座颓败的豪门府邸。奇怪的是，几乎没有一处地是平整的。夸张些说，一不留神会被地上凸起的碎砖破瓦绊一跟头。
写到这里想起一件事。当年某位现在成为明星级人物就读七十二中时，他的腿因病从小落下残疾，走路时有些跛。同学开玩笑问，XXX你怎么了？他的回答后来成为母校的一句经典：七十二中地不平。
我们学校的校长和书记，一直是我非常敬佩的两位女性。他们年纪都不大，虽然都参加工作多年，按照现在的标准大概也就算是年轻干部。文革时，我没参加过一次对她们的批判，感到欣慰的是，也没写过任何批判她们的文字。
上中学时，大饥荒已经过去，开始有饱饭吃。三年艰难度日经历过艰苦奋斗的传统教育，知道自力更生的道理。学校要我们靠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好校园。每周一次，全校师生要把地下的碎石破砖什么的从地下挖出来，然后装在书包里背到建国门外的鸭子嘴去，那里是一片苇坑需要填平。
学校虽然只有一个年级，但是十个班，就算每班四十个学生，加起来也有四百多人，每人一书包砖头瓦块估计堆起来也该很大一堆。要是成纵队，鱼贯而行在大街上，应该很满壮观的。从内务部街到建国门外好几里地，对孩子来说不算什么。只是亲身参加改造校园这件事本身对我们来说却是一种不寻常的经历。
记不得是用了几个月，后来学校花钱买了黄土，把校园坑洼填平，还买来篮球架，小操场成了标准篮球场。每到课间，学生挤成团，簇拥在有空隙的地方休息。孩子们毕竟单纯，也很容易满足。这是第二次说到孩子们单纯，只是这种单纯是不该被利用的，不该被利用到大人们的政治中去。
有两个字叫“可耻”，有些大人却不懂“可耻”的含义。
写到这里，感觉心里似乎有把火在烧，是因为触动我多年来不想去触碰的那块死角，是想要让这些回忆永远死在心里。我想骂人，很想骂人。可是骂出来也不可能让时光倒流，何况，我骂谁呢?只是希望可耻的事不再发生。
唯一可以安慰自己的是，文革期间，我没动手打过同学。唯一感到歉疚的是，我打过一位老师，那是学校的教导主任。
后来看电视剧，《血色浪漫》、《阳光灿烂的日子》之类的，剧中描写的那些日子对我很陌生。都是我离开北京后发生在北京的孩子们的故事。讲述的是单纯的孩子们被革命闹得不单纯的故事。
大街上色彩发生变化始于六十年代初，市面上能够买到的确良后。的确良是化学的，不收布票，不是棉布制品于是色彩也开始多起来。听到新词，叫不拉吉。其实到现在也不是很确切的知道，不拉吉该不该是连衣裙的洋叫法。
没变化才是不对的，在我快要上初中时大街上的色彩鲜艳起来，人物造型也发生变化，菊花头，大波浪，高跟鞋，尖头曼。那时我虽小，可是从骨子里属于守旧的保守小孩，对于这类变化也不知道怎么从心里不接受。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了现在。
其实别人穿什么，留什么样的发型跟我一点关系也没有，但是我却感到了这些陌生的变化。
我一年年长大，却越来越觉得北京不适合我，好像就连生存的空间都在慢慢变小。
家庭出身对我的压力是在无形中产生的。
写到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学校的书记。文革前她好像从学校消失过一段时间，后来才知道是去党校学习。
她个子不高，大概勉强到一米六零。十七岁就是村里的儿童团长，也算是老革命。好像当书记时还不满四十岁。
我的反叛在学校算是很出名的，多数老师都不会跟我正面交锋，无论我多闹，老师一般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只要不太出格，几乎没人管。唯独郑书记的话，我是会听的。一是对前辈革命家的尊敬，再有就是她不会看不起我。
学校组织在故宫劳动，郑书记跟我们一起干活儿。每当想起这件事，出现在眼前的总是郑书记的背影，娇小的身材，和我同时扛起装得满满的一大筐土。她在我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我在中学生里面各自算是高的，刚升初中身体突然开始猛长，一下子就长到近一米七五。郑书记还不到一米六零，与我一起太土，重量会倾斜到她那边。因为我在后面，在抬起土筐前，我会把绳子快速移到我这边，以免被书记发现。要是别人在前面，我是不会那样做的。
后来在校园每次见到郑书记，她都会把我叫住，问这问那的。但是从来不会指责我又做了坏事。过了一段时间，我们之间有一次长谈，记不清是不是她主动邀我谈话的，只是记得是在学校会议室的前面，我把自己内心向她敞开，也是那些年我唯一一次向别人讲出心底的秘密。
我不想上学，没有任何学习知识的动力，成天几乎就是在混日子，混到我能离开学校，离开家，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我在一篇纪实小说《小时候》里面写过当初促使我改变的原因：
我的变化是从初中一年级第一学期开始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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