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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的“门道”——评《等闲识得书几卷》
星期五 十一月 21, 2014 5:53 pm
读书的“门道”——评《等闲识得书几卷》
朱小棣先生新著《等闲识得书几卷》问世，与他最近几年中连续出版的《闲书闲话》、《地老天荒读书闲》、《闲读近乎勇》三本书一样，透过书中各篇文章的字里行间，读者不仅可以了解许多平日来不及阅读的书籍的内容，还可以与作者一起“寻门觅道”，感受读书带来的愉悦。
本书作者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他将爱好读书说成是一种天性；而将阅读比喻为“邂逅”与“缘分”。在他看来，读书需要睿智与机敏，书中的许多门道来自细致入微处；同时，读书是一段可以带给人们美好享受的过程。美国作家罗斯·特里尔写道：“他阅读闲书时就像一个从一大堆美丽碎屑中淘宝的人”；书评家董鼎山称朱小棣作品为“精粹的，言之有物的随笔”。朱先生随笔集中的文章都是自己的读书心得，可称“书话”，边“读”边“话”，兼“品”兼“论”。朱小棣先生在“书话”或“话书”时体现出的广博、智慧与文笔流畅、赏心悦目等写作特点，使读者与其产生共鸣，以至“相近的灵魂”之间交汇与融合。或许这就是读书的“门道”所在。
这本书共分三辑，第一辑《流行与经典》、第二辑《咀嚼与回味》、第三辑《历史与镜头》。在第一辑《流行与经典》中，本书作者以自己长期生活在海外的视角审视与评论中国传统文化时，难免不流露出一种“爱之深，责之切”情感，他在《江郎才不尽，妙舌战群儒》里通过柏杨与熊十力、余英时、钱穆等儒学大家之间的对话、交流，对于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进行一番入情至理的分析，试图表达出一种对于中国文化应保持冷静、客观的立场与态度。《上帝的疏忽》一文中，通过对曾经因“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的不朽诗句而名扬一时的天才诗人顾城的命运结局，感悟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缺失平等精神和对个体生命的看重”。然而，他对画家兼作家黄永玉先生一本名为《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散文集好评有加，称为“隽永如玉”之作，书中内容丰富，尤其是大量有关意大利和绘画、雕塑艺术方面的专门知识性内容，以及许多名人的逸闻趣事。他将“人生”形容为“戏台”，人在“前台”，“对付生熟朋友，好恶交错，抢掠搏杀，用的都是学来的演技功夫”；真的自我在“后台”，“‘后台’生活是人生的命根子，灵性的全部，最真实的自我世界。它隐秘，神圣不可侵犯，却往往被人———甚至自己所歪曲污蔑……”
朱先生对于许多被公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经典之作”与“流行之作”表达自己独到的观点，他更倾情于许多在主流现代文学史中被一笔带过或轻描淡写的“边缘”作家。
在他看来“流行”与“经典”的关系是相对的。他对巴金《寒夜》与茅盾《子夜》的解读与众不同，前者反映出“老实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种种无奈；后者当年的走红“完全是沾了主题先行、题材决定论的光”，而在小说艺术手法上显得稚嫩、不够尽善尽美等。他将邹韬奋称为“中国文化遗产中，毕竟多了一位能够不委屈自己良心的文人”；他对徐志摩作品的欣赏并不是其中的华丽文采，反倒是“洗尽铅华才是真”。他写到了许多如穆时英、吴组缃、钱歌川、梁遇春、吴鲁芹、张爱玲、凌叔华、林徽因等多位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于文坛，现在被人们淡忘的前辈作家；他还写到了英年早逝的史铁生与王小波，前者“废铁成钢，史海永生”；后者“以思想家的地位流芳后世”。他在读了黄宗江先生写的一篇标题《清风亭下哭信芳》文章后，复述了一个令人动容的情节：
……
再后来，我竟然读到，“文革”中，周信芳的妻子被活活打残致死，戴着红领巾的孙女儿因目睹这一切而精神失常，以至“文革”后她父母带她到美国散心时，跳楼致残，昏迷中还时常喊道：“别打我好婆啦！别打啦！”这是什么世道！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十个背弃的养子也做不出这般伤天害理之事。
第二辑《咀嚼与回味》中，作者对民国时期的文人进行一番重新解读，他从《人间词话》中咀嚼出国学大师王国维“完全不是掉书袋似的引经据典，博览旁证，以壮形色；更不是拘泥于文学技巧、雕虫小技、辞章典范；而是从大处着眼，从根子上判断”。他在读了《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体遗嘱》之后，回味出“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悲壮与无奈。他读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傅国涌著），感慨频生，其中包括前清进士、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张元济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向毛泽东进言时，不赞成小学生普遍读经，也不主张改革汉字。柳亚子经常以诗议政，天真地自诩“除却毛公即柳公”。科学家竺可桢心中的“杆秤”是对陈毅在中央研究院所作讲话的记录与评价：“述理论对于革命之重要。谓共产党之成功，由于知识高于国民党。述共产党之虚心采纳，谓批评不妨严，而希望不能过大。谓民主之要义在少数服从多数，而多数要尊重少数人之意见。其言极为合理。”他写到了当年北大的兼容包蓄，蔡元培、陈独秀、胡适“三兔同窟”。他在读过《茶人茶话》（陈平原主编）一书后不由感慨道：“品读茶语，感人生，悟茶道，品文章，分高下，认同好，觅知己，知茶事，温历史，见人心，识品性”。知名港台作家董桥的一本《故事》使他悟到了读书“目的其实并不在了解内容信息，而只是在慢慢享受阅读过程所带来的美好享受而已”。
第三辑《历史与镜头》，作者将笔触从名作品赏转移到对于作家写作特点与风格的点评上来，大约是“文如其人”的道理，作者的真实意图并不是在“文”而是在“人”。他在阅读《林语堂自传》中发现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这位以中西文学和以发明“幽默”一词著称的文学大师曾经有过“恋母情结”：“新婚的前夜，我要我母亲和我同睡。我和母亲极为亲密。那是我能与母亲同睡的最后一夜。”第二件事,林语堂在留洋期间与在北京大学任职的胡适相约，请校方寄款1000元，以资留学之用。胡适如约将款汇去，后来林语堂方知，胡适所汇款项是其私款而非公款，足见胡适的人品风格。林语堂书赠友人一幅对联：“文章可幽默，做事须认真。”
在“闲读”中，朱小棣从被誉为“国学大师”季羡林的《另一种回忆录》中，经过“啃食橄榄一般细嚼慢咽”，方才会品得出一丝滋味。季先生说，自己的真话总是大大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张中行先生对梁漱溟先生评价：“他与熊十力和废名先生是一个类型的，都坚信自己的所见是确定不移的真理，因而凡是与自己的所见不同的所见都是错的。”从以上文字中，朱小棣读出了另一层意思，大师们似乎惯于多信少疑，缺少一些“兼听”与“民主”态度，这可以看作是大学者在“骨气”之外的“负面”小毛病。作家周国平在《经典闲读》一书中对于郭沫若在“文革”期间写作《李白与杜甫》所持“扬李贬杜”立场进行解读，当时身处政治漩涡中的郭沫若确有“断肠人难言之隐的那份苦涩”。对此，朱小棣被说服了。
朱小棣读书很注意内容细节，由此推断事实真相。他在读过《韩叙传》后，写下《春风化雨，任怨恩来》一文，通过老一辈外交家韩叙的人生经历，折射出周恩来的魅力与光芒。文中的三段文字：
其一
在简短的仪式结束之后，韩叙和葛绮云被人们簇拥着参加了外交部的除夕舞会。当周恩来得知他们刚刚举行了婚礼，特地邀请新娘与他共舞，并嘱咐说：“你们的关系是平等的。你们今后要互敬、互爱、互让、互助。”
其二
当周恩来检查某项具体的礼宾安排时，他总是习惯地问一问：“韩叙在不在？”每当他看到韩叙在场时，他的脸上总会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放心表情。
其三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就意味着必须用最高的标准要求自己，就像印度大使班纳吉所描述的那样：“周培养的人首先是工作狂，其次他办事决不马虎，无论做什么工作，他总是充满献身精神。”
读书是一种生活方式，也是一种交往，只有在“闲读”的状态之中，才有可能进入每一本书的内容，信步于书中的人物与事件之中，品头评足、谈是论非、闲话纵横。没有“人缘”何来“书缘”，我理解，“人缘”应该包括读书人的人品、良知、学识、经历、状态等。这或许就是读书的“门道”所在。
想起一句话：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识。
做人如此，读书何尝不是如此呢？（作者：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陶行知研究会常务理事）
来源：中国政协 柯小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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