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游士——对话刘仲敬(之二)
星期四 十一月 20, 2014 11:58 am
（李，为李宗陶；刘，为刘仲敬）
李：游士这个词是你的发明么?
刘：我印象《秦律》里好像有这个词，睡虎地出土的秦简里也有《游士律》，只是儒家不喜欢这个词。秦国对游士有非常清晰的认识，还为他们制订了专门的法律，像对关东游士，像对李斯这类人。
李：儒家讲士不讲游，蕴含节操要求吧。
刘：讲节操其实是一种后退的办法。修身，就是想用主观努力战胜客观形势。士是贵族，春秋时期的士跟欧洲骑士的区别是很小的，但后来他们解除了武装变成了文人，也就丧失了主要的政治德行，因为政治德行仰赖武力。贵族凭什么抗衡王权，就是关键时刻可以关起城堡大门跟国王决斗。武装一旦解除，他只剩下一张嘴;凭一张嘴讲节操，只能靠个人道德修养，这就是孟子发明的一个很靠不住的东西：“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一种理想化的说法而已。战国时代去古未远，贵族精神还未彻底消亡，尚有遗风，越往后，士大夫越平民化，就越做不到这一点。
李：所以到后来，只是“良禽择木而栖”。我在琢磨这个“游”，它代表一种无根、漂移、始终在选择……再往后，可能就演化成一种你说的“投机”。
刘：游士是封建体系解体、破裂的产物，封臣和领主之间原有的固定关系解散了，封臣丧失了共同体。有点像日本浪人，一个武士原本有自己固定的藩，他会忠于本藩，藩才是真正的祖国。像布里塔尼亚、诺曼底或英格兰这类封建性的邦国，是爱国主义的真正起源。而游士就是一个浪人，今天投靠丰臣秀吉，明天投靠德川家康，凭一张嘴或者一点武艺，选择不同的大名为之效命，但没有固定的效忠对象。
李：也有点像中国的门客，不停地在寻找寄主。这是不是说明广义的知识分子天然地是要依附于人的?
刘：依附是从来就有的，只是被打破了。骑士和士，依附对象是固定的，只有当这种关系被打散之后，才会产生自由独立的知识分子。
孔子可能是第一位游士。他出现在子产之后、孟子之前。他在鲁国混不下去了，四处游学。在他之后，伴随着共同体的瓦解崩溃，游士的队伍渐渐声势浩大起来。其实，这就像经济危机时代，大批工人到处游荡。在当时的人看来，这是礼崩乐坏的标志。
李：你怎么评估游士和道德构建的关系?
刘：普世道德原本是不存在的，道德一定是针对相应的共同体。如果不先说明你在共同体中的位置，那么应该享受什么权利、尽什么义务，都是一句空话。因为共同体的破裂、游士的产生，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化场，类似电磁场，把鲁国齐国秦国联系起来，把欧洲联系起来，这才有了世界主义的精神，各国无差别，文明变成一个整体。游士在这个文明场中扮演了一个媒质的角色。文明在其最高峰，会给人一种普世和永恒的幻觉。
但游士像离了根的花朵，他们的开花期在人类历史上是相当短暂的。春秋时代、伯利克里时代很快过去，无根的游士堕落成策士或门客，太坚持原则的人自会消失灭亡，游士慢慢就变成了社会的腐蚀剂。
在游士众多的时代，好像是人类文明的黄金时代，比方出了许多杰出的人，留下许多锦绣文章，但其实是前几个世代积聚的能量在他们那里做了一次总体的展示和释放。然后，果子从成熟到腐烂，树叶凋零，人类文明进入冬天。
李：不带道德评判，我们来看看中国历史上那些具体的游士吧。
刘：他们是支取原有社会资源和积淀的人，就像把从茎叶吸收的养分输送到顶端开成一朵花。他们的才能不是个人的产物，他们代表社会瓦解前最后的辉煌。
春秋和民国，都是盛产游士的;后者要拜1905年科举的废除。而中间的社会，也就是宋明以后的传统社会中，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的士最后是要还乡的，他们相对有根，接近土豪――这里所谓的土豪，就是接受了儒家基本价值观的社会贤达，他们有钱有势，但没有做官。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这些人跟游士相比，声名不算太大，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黏合。像岳飞、左宗棠这种人返乡，没有武力，只有靠礼法和儒家教养来控制宗族，也没有力量对抗中央政府。
专制国家比起封建国家来，社会力量软弱、涣散，所以国家力量才显得相对强大。这是在专制国家内部比。但从绝对值看，专制国家的军队不如封建骑士精良，因为前者的假想敌是没有武装的散沙顺民，实际战斗力仅仅相当于治安警察;而后者的假想敌是旗鼓相当的精英武士，军事素质极强。
李：游士对社会可起到一些积极作用?
刘：他们是负责开花结果的人，从文化角度，出成果的当然是他们。但就像我刚才说的，这种成果不仅属于他们个人，是一个文明发展到最高阶段之前积累的能量通过他们体现。但游士一旦成群出现，也就说明文明在走下坡路了。挥霍者的积极作用就像败家子，卖掉了前几代土鳖祖先辛辛苦苦积攒的产业，买进美丽的装饰品，给自己陪葬。时过境迁，万事化为云烟。后人看到的、重视的，无非就是这些个装饰品。个人和人类在最幸福、最兴旺的时代，通常都留不下持久的纪念品。最能战胜时间的力量，莫过于证明万事皆空的坟墓和陪葬品。
李：但人们恐怕不这样看，人们只看到一个一个的才子巨人。
刘：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幸福和强大的本性都是质朴。才子是虚荣的产物，虚荣是死亡恐惧的产物。文化传统的用途就是制造生命的意义，战胜恐惧和虚无。在文化鼎盛时期，虚荣的产物都不体现正面价值。家族昌盛的儒家和相信天国的基督徒都不会把主要的资源留给遥远的外人，名垂青史的欲望本身就是价值体系崩溃的产物，仿佛断子绝孙的富有继承人为自己经营壮丽的坟墓。
像伯利克里时代、文艺复兴时代出现那些巨匠之后，文化出现了长久的衰落，这不是偶然的。在他们之前，一代一代的经院学者在修道院里默默无闻地积累，因为他们根本不想名垂青史。我们现在所知的科学方法，大部分都在中世纪产生和完善;但毛毛虫不会让人联想到蝴蝶，有些人甚至为了热爱蝴蝶而反对毛毛虫。人类的命运就像法布尔描写的蝉，经年累月的地下黑暗，片刻阳光下的翱翔。你知道，有些人是负责积累的，有些人是负责挥霍的――像路易十四和汉武帝这种人，前几辈小心翼翼积累的财富在他手里挥霍一空，留下的累累负债要由他的子孙偿还，没多久他的王朝就覆灭了。但人们如果只看表面现象，会觉得法国在路易十四手里最辉煌。在人类历史屈指可数的几个灿烂辉煌的时期之前，都有漫长而无趣的积累期。当然，游士的历史作用就是诱惑者----促使野蛮质朴、内力丰富的文明尽快、尽早地挥霍，他们自己只有在挥霍时代才能大显身手。
李：所以你会说，作品是某种伟大传统通过作者自我表达――把个人设定为人类文明的一截传输管道，一种光荣传统的载体，好大的谦虚啊。
刘：对我来说，作品不是孤立的存在。按照柏拉图的说法，如果作者不是神明的称职工具，他的作品也就只是用过就可以扔掉的梯子或锤子。作者的个人才干早已不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了，因为19世纪以后，积累都已用尽，传统基本上穷尽其可能性了。
李：说回到游士的游，或者说知识分子的投机。我比较意外的是，你最佩服的那位20世纪的历史学家――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祖父，只是因为他凭借对形势的准确判断，找到了一条求生自保的路――相机行事、趋利避害，成为肯定一个知识分子的理由。
刘：这取决于你的出发点、你的效忠对象、你为谁考虑。我赞赏的出发点是一种中立的技术能力――判断形势是需要理解力的。阿西莫夫的祖父是白俄罗斯的犹太人，他在革命的前夜准确地逃离了俄罗斯帝国，又在二战前夜准确地逃离了欧洲。除了王国维，20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少表现出同等的判断力。
其实，老阿西莫夫是一位磨坊主，我说他是伟大的历史学家，其实是嘲弄职业历史学家缺乏良好的历史判断力，或是过分相信自己的投机能力。流亡是节操的表现，因为投机分子总是认为自己才是突破底线的受益人。孔子才会讲“危邦不居乱邦不入”，苏秦张仪肯定是专门投奔危邦乱邦的，而他们在后世从来不缺传人，像林长民、杨度之流。
知识分子和以色列以外的犹太人无论生物学性别怎样，实际上都属于政治意义上的女性，只有洁身自好的消极节操，用绅士的节操要求他们是不公平的。绅士是贵族和部落武士的政治继承人，他们的节操就是战斗。毕苏斯基和戈登将军如果不能抵抗就是耻辱，周作人和胡适只要肯流亡就是光荣。
李：但你说的这种判断形势的能力中国人缺吗?“文革”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不还是盛产那种嗅觉灵敏、读读报纸就知道自己该怎么说话行事的人吗?
刘：但有些人明明认清了形势，为了价值观宁愿做分外的牺牲。这就不同于没有能力认清形势，汪精卫就是这种人。他知道情况是怎样，但还是要牺牲自己，抓住机会最后拯救一下国民党。如果他是一个孤立的、原子状态的游士，只顾自己，他就去国外了。他只是被效忠的对象辜负了，他认国民党，国民党不认他，就像一个单相思的情人做了片面的牺牲，这里面有种悲壮伟大的东西，当然我也欣赏。 但这种荣誉不能分给因为愚蠢而灭亡的人。能够区别什么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什么是愚蠢，这就是文明的考验。宋襄公宁愿打败仗也要讲绅士风度，当时人士非常佩服，才会把这个失败者跟齐桓公、晋文公放在同样的高度，否则因为本领差而打败仗的人多的是，哪有载入史册的资格。后人如果认为他是傻瓜，就说明贵族文明已经灭亡。文明价值决定历史理解力，两者都不是永恒不变的。价值虚无主义的聪明是文明灭亡以后的产物，并不值得羡慕，因为这种聪明人总是生活在没有希望和寄托的卑贱、残酷、恐惧之中。阿西莫夫家族和王国维如果有这种聪明，就会变成冯友兰和维辛斯基这种人，做历史潮流的弄潮儿，然后多半会被自己的同类整死。虚无主义者一般都是这种下场，因为真正聪明的人都明白聪明是多么脆弱的东西，承担不起愚人对聪明所抱的巨大期望。
李：假设，中国在理学比较盛行的年代，比方朱熹那个年代，而不是在乾嘉考据学占主流的19世纪中期遭遇西方列强，会发生什么?
刘：毫无疑问也会解体。但不会出现晚清那样的局面，可能会比较像朝鲜。知识分子的反应也会不一样，宋代士大夫的节操比较接近日本和朝鲜的士大夫，相信儒家那套价值观，一开始的反应可能会更绝决一些，可能会有日本武士那种表现，之后转向学习西方时也会更诚实一些，投机心理要少得多。
而经过明清之变，士人已经变得虚伪狡狤，心口不一，投机性要大得多。愚昧诚实不是什么大问题，至多需要靡费一些时间和资源;怯懦卑鄙才是无药可救，因为材料本身已经坏掉了。
李：比方说在曾国藩身上还看得到的东西，在李鸿章那里就消失了。可不可以这样讲，清代学术留给士人的那个精神环境，不足以支撑他们比较体面地度过那一劫——中国与西方相遇在1840年，实在是一种大不幸。
刘：有些东西注定是不能长久的。清代汉学(考据之学)逃避主义，是因为大家觉得义理这种东西太虚，气节是没法检验的，而实证、技术的东西是真是假比较好说。节操一旦不讲，精神上的凝聚力就没有了，但这也是不可避免的，宋儒搞得那套没有物质基础的东西就靠一股气撑着，气没了，一天不如一天是必然。
日本武士道讲气节，是有封建制度作支撑的。封建制度是部落的直接变形，代表文明的青春期。封建制度没有知识分子，只有骑士。骑士能够做到的，知识分子当然做不到。欧洲本来就是封建制度的产物，自由是骑士抵抗王权的产物，民主是全民分享贵族等级价值观和责任感的产物。日本是亚洲的日耳曼和撒克逊，具有天然的封建主义亲和力。黄公度从他们身上看到了西周诸侯的海上桃花源。
中国是土耳其和拜占庭的精神兄弟，属于德性败坏的晚期文明。太监和女人依靠诡诈来战斗，臣民则是驯服的家畜。士大夫从古代骑士演变为近代文人的过程，就是德性衰败的过程。离春秋时代越近，残余的德性越多。日本武士接近西周，朝鲜士大夫接近宋儒。由宋入明，由明入清，由湘军入淮军，由淮军入北洋，每一次都导致了残余德性的衰败和投机者自取灭亡的胜利。
李：你所谓的政治节操是什么?
刘：责任能力派生的价值观。节操和产生节操的共同体是不能分离的，西班牙的爱国者在巴黎就是浪人。武士的节操多于土豪，土豪的节操多于游士，游士的节操多于流氓无产者。孟子设想的个人修养有作用，但特例改变不了整体。游士没有共同体，他永远是客卿。你指望游士爱你的共同体，等于指望亚西比德爱斯巴达。修身养性在最佳状态下，能够把苏秦张仪变成孟子。但我们必须坦白承认，孟子和伏尔泰都是没有祖国的启蒙主义者;相反，子产和孔子有自己的共同体。严复梁启超和杨度李大钊的区别，至多不过是孟子和苏秦的区别。
游士掌握了话语权，导致政治节操的标准完全颠倒，这是文明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越是有节操的人，在历史上越是默默无闻，甚至被人为塑造为反面人物。历史赞扬的伟大人物，一般都是文明的挥霍者、共同体的毁灭者或汲取者。谁能记得奉天的王永江呢?他是满洲堡垒和经济奇迹的缔造者，张作霖的武功完全依靠他的苦心经营;但他坚决反对张作霖把东北父老的建设经费用在关内徒劳的军阀混战上，甘愿为此牺牲自己的政治生命。广州商团的陈廉伯为了抗议孙文未经纳税人而增税的武断行动，保护广州资产阶级脆弱的自治权利，遭到苏联顾问和党军的镇压。他这种行径跟伦敦商团反抗查理和詹姆斯武断征税的行动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他是买办和汉奸，出钱购买苏格兰军队和荷兰军队入侵祖国的伦敦资本家又该怎么理解呢?陈廉伯本来有足够机会出卖自己的阶级或共同体，也就是商团，换取张静江在党内的荣华富贵，却甘愿为节操而牺牲前途。类似的人物还有四川的五老七贤和袍哥领袖、南京的商会，甚至相当于黑社会的组织都比游士更有节操。如果杜月笙取代了蒋介石，他绝不会把上海变成日本的战场。如果王佐和袁文才取代了毛泽东和张闻天，他们只会小规模抢劫外乡人，不敢也不能将本乡的壮丁和粮食搜刮一空，将人口减少三分之一。在一部欧洲价值观主导的远东历史中，这些人才是英雄。退而求其次，才是陈炯明和熊克武这样的外围。
机会主义在价值领域的胜利，仅仅反映了无根游士和无德浪人对共同体的破坏。两者都是逆向淘汰机制的产物，这种机制将春秋时代的礼仪之邦变成了现代历史的食人乐园。然而，即使在价值虚无主义盛行的时代，残余德性的多少仍然具备生死存亡的重大意义。毛泽东不愿意让叶剑英的系统汲取广东的资源，因为他们的同乡观念太重，对邓小平就没有类似的担心。事实再度证明了他的正确，广东一省获得的黄金比蒋介石带往台湾的全国黄金还要多。蒋介石的军官如果能以同样的德性汲取全国资源，苏联就必须出兵长城保卫东北了。我可以合理推断，此事证明广东残余的共同体德性多于更加散沙的四川――后来两省的发展路径再度证明了这一点。
李：杨度呢?
刘：杨度是个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把现实看得至关重要。他的预见能力很强，几乎就是反向的王国维。因此他投机的太早，正如王国维死的太早。如果你按照他表现的同样方向投机，但动作慢半拍，就会得到最佳投机效果。因为聪明人总是以己度人，低估了人类的惰性和世界的摩擦阻力。他们预见方向一般没错，心总是太急了一点。
李：你怎么看梁启超?怎么评价他的“流则多变”?
刘：梁启超显然是游士里最好的品种，绝大部分同类都要比他坏得多;但游士本身就是社会的腐蚀剂，这是由他们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有一个林长民勾引张作霖挥霍一年，就足以抵销十个王永江建设十年的效果。
梁启超把许多西方的新知引进中国，但从来没有详细阐述。所谓“未能成佛，先要度人”就是他的写照。他要么根据好奇心做事，要么根据政治形势;两者都是短命的，善变的。他一般是抓住当时西方或日本的流行思想，介绍一点点，然后马上跳到下一个题目上，留下一大堆烂尾工程。他的作品中包括许多冷僻的小人物，像伯伦理知之类，其实就是思想界的呼啦圈和悠悠球，在引进当时本来非常时髦，但禁不住时间的考验。
“以今日之我向昨日之我宣战”，在梁启超时代是一种特立独行的标签，但经不起鱼目混珠的投机者们滥用――政治上的变节和思想上的求新是两码事。梁启超是一个炫耀狂，像女人不断换衣服一样，急欲证明他掌握当时最新的东西。旧了，他就扫兴了。但衣服换来换去，式样其实都差不多，细节的变化其实可以忽略不计，因此继续换很容易，跟伤筋动骨大整容不一样，后者往往是单行道。梁启超折腾来折腾去，始终还是十九世纪人，在二十世纪思想的肃杀之气面前，他感到无法适应。他的底线是换衣服，像李大钊那样脱胎换骨是不行的。
李：康梁之间的连续性和他们后来的分道扬镳，你怎么看?
刘：他们并没有正式分手。只是梁启超的活动能力一直比康有为强，他的社交场更接近民国的权力中心，而康有为是比较孤僻，守着自己一亩三分地不动，你也可以说康有为比较坚持自己的原则，不合他原则的事情就不干，梁启超则比较灵活，跟谁都可以合作――但这很可能是一种借口，康有为用来掩盖自己的失败和孤立。因为康也不是什么做学问的人，只是他能够左右的社会资源在层次上不断降低。从梁的角度看，他没有同老师分道扬镳，只是熟人越来越多，旧人的分量相对就轻了。
来源:共识网作者:李宗陶、刘仲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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