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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总督总管
（回首人生，前途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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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星期六 十月 04, 2014 10:22 am 发表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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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小米的夏天
（4）双人舞
他记得很清楚，再一次见面，小米给了他一个下马威。那天天气阴沉，小雨霏霏。排练厅里气氛紧张，他进排练厅没有人注意到他。他看见了小米！
她穿一件单薄的练功衣，没戴胸罩，大概练功时嫌累赘。胸前那一对小小的凸起，骄傲而坦荡。一件被随便剪成短裤的裤头挂在臀部，像天鹅舞里的小翅膀裙，里面穿了件紧身裤，裤脚处脚腕上套了一个厚厚的灰色毛线护腕。她打扮寻常，却仍然美丽。她在杠上抻了一会儿，就趴在地上压腿，横劈侧劈，热身弄得差不多了，就脱下毛线护腕，露出了那双可爱的漂亮的小腿。哇！那脚背，才叫脚背，稍微踮起，就弯成了一张弓形，带着漂亮的抛物线弧度，和吹弹即破的柔软度。那一双可爱的小脚，缠着纱布，从里面渗出血。
他头一次在学校之外的地方看到小米，莫名其妙地胆怯了.还记得他吗？那时，她即将毕业于舞蹈学院，曾获全国和华东地区的舞蹈比赛奖。她是正在走向高峰的女孩。那次在学校跟杨帅的第一面也没有给她留下太深印象。
小米的脾气当时在舞团里可是有名的。这个女孩儿平时软绵绵的，一举一动都有些逆来顺受的意思，有点像水，但是，你要是一不小心冒犯了她，眨眼的工夫她就有可能结成了冰，寒光闪闪的，用一种愚蠢而又突发性的行为冲着你玉碎。
他在侧面站着，看着在不远处掂着脚背，叉着腰的小米。其实小米早就注意到这个年青人。这是个身材结实，个儿高高的年轻人。可是脸上还带一些婴儿红，他的双颊一直红到前额，在额头分散成几片不对称的淡红。他有那么一双眼睛，又大又黑的眼睛，一双像女孩一样过于妩媚阴柔的眼睛，闪着敏锐而不安的眼神。他的装束带着某种刻意，头发梳得很亮，油光乌黑的头发从侧面分开，长长地弯曲着梳在耳后，微微地卷起。小米不知道他是自来卷。他看上去满自恋的，极爱显示身材，练功裤紧绷在腿上，上衣故意剪掉袖子和领子，成了自己创造的款式。当时并没有什么人穿得这么紧绷。多漂亮的背影，又长又直的腿，挺拔高贵的肩背。他生来就是芭蕾舞台上的王子。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报有某种宏图大业的。最令人注意的是他的肤色和唇色，唇红齿白，好像是画中人一样。她觉得他是故意弄成这个样子的，对男人来讲，是画蛇添足，令人口味黏腻。若不论他夸张的衣着，他倒算是一个英俊的男人，只是有点过分妩媚漂亮了。杨帅迈着舞蹈者特有的八字步，却比其他人走得帅气。配上他合体的练功服和习惯性上扬的下巴，这个人看上去狂得要命。正是杨帅这类的帅男儿，在我们的八十时代迷死一个城的女高中生、女工和女流氓。
他放下背包和衣物，开始参加练功课。在练习双人舞时，平时有舞伴的就开始练了，看见小米也在耍单儿，他就这样对着小米伸出了手去。
“知道我是谁吗？你不认识我，我可认识你！”他这样自我介绍。带着一种惊喜的，欣赏的，相当有暗示意味的殷勤笑容。“谁不知道你啊？你不就是跳楼的那个傻冒呗！”她鼻子里哼着。对她这样的骄子，谁都不会放在眼里的。
第一步不太好玩，杨帅没有占到便宜。他扭过头，对她使劲皱起浓黑齐整的眉毛。小米有心压他的自信，可是手却背叛，不忍似地接受了邀请。他极其用力，想以出色表现引起专家的注意，这招果然奏效。在几排舞者里，专家一眼就看中了他，挑他走到前排来，其他演员退到一旁，看他跟小米配合一段双人舞。接下去他们的表现让所有的人瞠目。意外的包括他们自己。
杨帅一步迈出去就觉出来小米的不凡。音乐响起来，轻快灵动，节奏变幻，杨帅为了稳妥起见，小心翼翼地走了几步，小米跟得自如圆润，天衣无缝。惊喜之余，他加了托举的力度，自己也加大了旋转的幅度，而小米依然配合默契，无可挑剔。接下来的舞蹈，两个人的脚下错综起来，令人眼花。
这时，小米的手一使劲，牵引了他一下。杨帅明明白白地看见她的定力和轻盈，暗暗心惊，知道是棋逢对手，不甘示弱。他们开始引起众人的注意。一招一式，一个回旋一个跳跃，他都感受着她的柔韧与敏锐。因为内心有了挑战的心，他暗暗使劲，到后来竟有了比试的意思。他的衣服里微微渗出薄汗，而小米松松搭在胯上的灰绒短褡，像天鹅舞小天鹅的纱裙，也由着舞蹈律动而翻飞。他粗重的男性气息，吹拂在她脸上，把她的手紧紧地攥在手心里，紧得能拧出水来。靠着他的完美托举和旋转，他俩渐渐地沉醉在这惊心动魄、诡秘悬疑、令人毛骨悚然的魔鬼般的音乐中，这段双人舞成了两个人的狂欢。她在最后一个音符定住造型，一条腿高高抬起，另一条腿像锥子似地立住，两条腿像一条直线，隐隐间，一股飒然英气从她娇小的身体里爆发出来。杨帅又一次被这个黑眼睛的美人迷住；被淹没在像大海一样的汹涌翻腾的感情之中。
这时有掌声响起来，是那位大名鼎鼎的专家，他没想到在关闭这么多年的红色中国竟然有这么好的年轻演员。这一对郎才女貌，真是头牌名星的架势。他远远地打量着刚刚报到的杨帅，对团长说：这个年轻人，作为B角。他的话一言九鼎。杨帅立马变成了B档罗密欧。A角不是别人，正是当时红遍芭蕾舞界的，从外省舞校毕业，去年担任《天鹅湖》男主角的高飞。后来杨帅才知道，当自己因为摔坏了腿影响了生命中最重要的演出，男一号A角替换他的就是高飞。
高飞在《天鹅湖》中成功地扮演过王子，称得上红极一时。但是，在A档和B档这个问题上，高飞表现出了一位成功演员的得体与大度。他在大会上说：“为了剧团的明天，我愿意做好传帮带，我愿意把我的舞台经验无私地传授给杨帅，做一个合格的接力棒。”但在《罗密欧》公演以来，杨帅就渐渐心生不满。给当红演员做B档，本来就是一个寒碜人的角色，他觉得高飞一直霸着舞台，一场都没有让过。王子的戏份那么多，舞蹈那么重，高飞总是说自己“没问题”，“吃得消的”。他早就看出来了，闷不吭声的高飞心气实在是太旺了，有吃独食的意思。这人的名利心开始膨胀了，想着法子横在杨帅的面前。
高飞征服了观众，征服了专家。他个子不高，眉眼疏淡，身材略显单薄，可是气势上有夺人的高亢与奔放，他跳跃式的空中亮相无人能及，跳点特别高，似乎牛顿的落体定律对他不起作用，这个时候的高飞英气逼人，透过他的一招一式，把芭蕾舞这种艺术的美诠释得淋漓尽致。这是杨帅赶不上的地方。但是作为古典舞剧的男一号，杨帅的外形无人匹敌，他的身高，相貌，简直是量身订制的美王子。他自信能征服过观众和导演，也应该能征服了小米的心。
有一次，戏演到一半，杨帅一个人站立在大幕的内侧，冷冷地注视着舞台上的高飞。谁都没有注意到杨帅，谁都没有发现他的脸色有多难看。厄运在这个时候其实已经降临了，它笼罩着杨帅，同时也笼罩着高飞。这段舞本是属于他的，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位置。杨帅知道独舞快结束了，因为乐队又弹起了开头时的旋律，但每一小节后面都有段速奏。他等着曲子的结束，怨恨的心情渐渐增强。这时，一阵掌声和乐队演奏的最后一个华丽的乐段传来，宣告了男主演独舞的结束。乐曲以高八度的颤音和最后深沉的低八度音结束。一段男主角的独舞演完了。观众对高飞报以热烈的掌声。场内的鼓掌整齐而又有力，使人想起接受检阅的正步方阵。
大幕从里面拉开，几对伴舞者先走下来，五次谢幕之后，高飞才回到了后台，脸上洋溢着一股难以掩抑的飞扬神采。杨帅就是在这个时候和高飞在后台相遇了，面对面。一个热气腾腾，一个寒风飕飕。
高飞说，怎么样？看了吧？杨帅说“看了。”高飞说：“还行吧？”杨帅却不开口。说话的工夫许多人已经走上来了，杨帅一把接过剧务人员准备给高飞下一次上场用的道具剑，拿在手上，对高飞说，快上场吧！
高飞拿着剑，在最后亮相时，这只剑在高飞手上突然耷拉下来。
剧务组的人眼疾手快，没等时间到就迅速把大幕落下来，沉重的华丽丝绒大幕正好落在没有防备的高飞头顶上，他站在那里发着傻，呆若木鸡，十分滑稽。
（5） 内部电影
杨帅有意别高飞拔头筹的苗头，同时加紧了追小米的部署。于 是他提议他们一起去玉渊潭游泳。游泳间隙，总要聊聊天，一块儿夸夸谁挤兑挤兑谁，议论一下团里的事，这就亲密了一些。小米挺能聊，像一般大学里的聪明学生 一样，话题也挺高雅，集中在上三路。为了显得自己也不俗， 杨帅把能想起来的，听过一耳朵的五个字以上的外国人名，全像说老熟人一样抖落了出去。有一阵子，他俩就像在比赛背外国名人大词典。终于，才尽智竭了，也累 坏了，各自露出了本来面目。她担心团里还没公布出国名单上没有她，杨帅说现在舞蹈演员工资低，总是没有演出机会真惨，男舞者更被人看不起，没有知识分子吃 香，将来找对象都难，都挺发愁，又都互相劝慰，觉得对方的愁不算什么。为了证明自己的愁算愁，两个人又竞相倒出各自不可告人的隐忧，待双方都发觉说得太多 时，已经太晚了，对方已由素昧平生的陌生人，一跃而成为知道自己秘密最多的第一知己。
小米身边总有大学生、青年作家什么的在身边转悠，换一个特别有自尊心的人，可能会含悲忍愤埋情而去，可杨帅没有，他大概属于自我感觉比较良好的那类人。当然，他没有去跟她说“我爱你” 之类的鬼话，除了“半吊子”，生活中没几个人敢这么大言不惭。事情自然而然地演变着，每天除了练功、排练，平时也是只两个人在一起。
有段时间杨帅很拮据。北京有的饭馆是吃完结账，每在这种饭馆吃饭他总要提心吊胆，生怕吃冒了钱不够当众尴尬。一般人一个月工资不过三四十元。舞蹈演员也挣不了多少钱。最好的舞者跳一场也只挣五元钱。舞蹈演员又必须吃强化食品，一月工资和奖金大都吃掉了。后来，他们连快餐店也不大敢进了。杨帅常穿着练功时的旧绒衣和破军大衣满处晃。两个人都没手表，上街时就去商场看人家墙上的钟。最令杨帅不安的，小米是个粗线条的姑娘，只当他是一个哥们，最多是第一知己。不晓得她是心理发育晚，还是根本不想交什么朋友，一心只扑在跳舞上。这也合情 理，舞蹈演员的命根子是什么？是跳舞。而跳舞是吃青春饭，是年轻、技术及机遇的总和。女舞者更是如此。不趁年轻时跳出点成绩，错过了时机就算一辈子白瞎了。
杨帅见过的漂亮女孩很多，他眼界挺高，不会轻易动心，但是一见小米就像佛光照彻心头，心跳不由自主地加快了。他心里盘算着：“茫茫人海中，竟有这样令人可意的女孩，真是打着灯笼也难找。我得瞄准她，主动出击，可不能让她跑掉了。”
“喂，有内部电影，看不看？”杨帅这天的心情特别好，他逮到一个看内部电影的机会。“是茜茜公主么？”小米问。
“什么西西公主？东东公主？ ”
“《茜茜公主》都不知道？就是《茜茜公主》三部曲呗！有《茜茜公主》、《年轻的皇后》和《皇后的命运》，很像灰姑娘变白天鹅的故事。”
“比茜茜公主还好看！ 内部的，还没翻译，是我朋友找的现场翻译。”杨帅急扯白脸地介绍， 生怕小米不爱看。小米看见他的眼睛完全是小孩子式的：眼缘结实，富有弹性，睫毛就像四射的光芒，把他瞳孔里那一股单纯的焦急，直直倾泻在脸上。小米想，他可真是一个小孩子！
扬帅和周围的年轻人一样不愿当公开的求爱者，那样太丢面子，婢膝奴颜似的，在私下里却被青春期的欲望煎熬着。他带着小米坐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缩着肩，弓着背，屁股抬起老高，顶风费力蹬着车， 绕过警察的视线，左拐右拐地穿小胡同来到了地点。小米的手信任地挽住他的腰，他无意中触摸到了小米的胳膊，细小而柔韧，青春期的欲望令他震惊，掠过他轻柔崭新的年青身体里的所有神经。
他带了一小摞包金纸的进口巧可力，和几块包油纸的维夫巧克力饼干，想看电影时带给小米。他们来到电影学院门口，站在寒风里冻得直跳脚，等了好久才出现了一个熟人，像对暗号似的，对杨帅说“来啦？”杨帅谦卑地欠欠身， 说“带来个人，我学妹，我们舞团的！”那人看了小米一眼，拉下脸来，说“下不为例啊！人多了不安全”。
他们被领进了一间不大的密不透风的黑屋子 里，黑压压的挤满了人，电影没有翻译也没有中文字幕，只有一个女的小声地作同声翻译。她的声音比蚊子大不了多少。她大概也是二把刀，看不懂英文，多半时间 她并不翻译。大家在胶带的嗡嗡声，和听不懂的外语声看完了电影，只看见一些男人和女人的模糊身影晃来晃去，根本就看不懂他们在干什么，电影就结束了。杨帅 把小米安顿在靠前的位置。他们挤在陌生而亢奋的人群里，像参加地下组织活动似的神秘而无所适从。小米看不到杨帅，有点慌， “我在这儿呢！” 小米感觉一股热腾腾的气息就吹在她脖梗上，杨帅就坐在她身后，不时地把同声翻译的话传递给她，吹在她脖梗上的温乎气儿带一点他的味道。是甜丝丝的巧克力维夫饼干的味道。小米的心思有点乱。
看完电影已过半夜了，公交车12点就没车了。杨帅很高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跟小米独处。 可接下来，他又发了愁， 很难找到一个他们可以单独相处的地方。在外面过夜？根本不可能！因为敬业的工人治安纠察队员，会把他当可疑的流氓分子押送到派出所。住旅馆？更没有门儿！根本没有对社会开放的旅馆，有的只是单位招待所。住招待所吧？没有介绍信不成；再说不是本单位的人招待所不接待。去弄一张介绍信吧，来不及了，再说也没用，男女开房，要出示结婚证。万一哪一样不对头，马上报派出所找警察；或报到团里，那可就惨了。
杨帅寻思了半天，都不能达到目地， 最后，他以一个真正的绅士姿态，作了一次护花使者。他此刻不能和小米一起回单位；再说深更半夜让小米走那么远，也不安全。他托一位朋友的太太，把小米带到离这儿不远的军区医院凑合过一夜，朋友的太太在那家医院当护士。他一个人骑自行车漏夜回团，到小米的女生宿舍替小米消假。证明她是因为没公共汽车夜班车了才没回来，也证明他没有和小米在外单独过夜。
杨帅骑车骑得飞快，北京的冬天里北风嗖嗖的，他还冒着热腾腾的汗珠，在寒风里撒把飞车，哼着邓丽君的“送你送到大门外。。。”等他快骑到宿舍才发现带在身上的巧可力，和油纸包的维夫饼干都快被体温捂化了，他才感到肚子里咕咕乱叫了好久，可是他舍不得吃，这是好不容易给小米弄到手的，得留着。他骑着自行车穿行在雾霭弥漫的小街上，情绪像受了潮的巧克力，一半是混沌，一半是无奈。他不知道此时的小米正在吃着香喷喷的方便面，里面还窝着一只鸡蛋。
这时，小米被安置在一张病床上睡觉，她迷乎想睡，困得要命可又睡不着，实在是换了个地方睡不着。灯光从门缝灌进来，还有那些护士的说话声音，她们似乎是习惯了这么晚，大约老是值夜班。
迷糊中，一个护士推门叫她，嗨！起来吃夜宵了。她的眉眼好熟。小米想起来这个人叫亚娜，也是跟她和杨帅一块看内部电影的。亚娜说，你跟谁一块来的？是不是那个长白脸，眉毛好整齐眼睛好干净的那个小伙子？他是你对象？长得像梁山伯似的。她后来才知道，亚娜比杨帅大三岁，是高干子女。那时高干子女在高干病房当护士是一个风气，他们不会去什么地方插队或者去当工人的，也不用当什么捞什子工农兵大学生。他们不用曲线救国似地找工作，他们的前途不用操心，一马平川似的。
这是小米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方便面，真是方便啊！用一只电炉就搞定了。那时一般人家都还用着煤炉，也没见过煤汽炉和电炉。不过，小米更感兴趣的不是那小巧而万能的电炉，而是方便面上的花花绿绿的包装纸。
不久，杨帅发现情况有变---小米变了，从一个女孩子变成女人。小米变漂亮了，她美得令人惊艳。可是，她竟然跟一个男的，像闺密一样互相依赖，像一对情侣一样凑到一起吃饭，不分你我。这个人就是之前他摔坏了脚，而代替他担任主角的高飞。
在他眼里，高飞就是一个普通的舞者，长相 普通，身材普通，技巧中等，因为半路才改学芭蕾，最近才有点小名气。他不明白小米怎么会因跟他搭戏，就日久生情假戏真作了？要说外表。高飞不高，长得也不 帅，小眼睛，内双，跟浓眉大眼的杨帅不能比。他能进舞团，他能当舞蹈演员，每一步都是侥幸；每一步都是奇迹。高飞的出现，改变了杨帅的对小米的影响。他没 想到他几乎用了一生的时间，跟这个貌不惊人的同行对抗。这个人简直就是他的命中克星。
高飞也感到了杨帅一贯的敌意。这个标新立异的人，永远留着很长的头发，遮住了眼睛。他用四分之一的眼睛跟人对视，使人永远猜不透他的想法。而这四分之一的眼神也是极阴郁的，使人脊背发凉。
杨帅很少跟他讲话，但是他感觉到，杨帅注意着他的一举一动。他一直能感觉到这视线的滚烫，尤其在他和小米在一个排练的时候，这视线就变得炙烈了。
杨帅对他保持着很大的戒心，而这戒心又不止是来自不信任。
出事那个夜晚，杨帅走进化妆间，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一双眼睛那么深那么黑。。。
（6）罗密欧之死
多年之后，杨帅回忆时说，“我在人们眼里是个冷血和无情的人”。
那是最后一场演出后，庆功宴上。大家庆祝，喝酒。小伙子们个个越喝越激动，谈到被选为主角并出国演出的小米和高飞，谈到出国，人们像打了强心剂，所有人的关注点就在出国两个字上。当时人们谈到出国，似乎不是出国，而是去另一个星球一样遥远。
杨帅话很少，只和别人碰杯，或者一个人独饮。不知喝了多少。小米今天怎么了？有种过分的礼貌，包含了微妙的不屑，疏远，沉默，遥不可及。他意识到，应该更进一步了。现在不再是第一阶段了，应该进入第二阶段了。旁边的人看着他有些不对劲，说杨帅你没事吧？杨帅说没事，早着呢！喝吧！
刚才，他问小米：“你想出去散散步吗？”一般在演出之后，演员根本不可能睡得着觉，兴奋，劳累，抽烟，喝酒，夜宵，失眠是难免的，总是要聊聊天或散散步，拖到天亮才睡。“终于演完了，我累死了，我可得睡个好觉了。我想回宿舍了。”杨帅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在人们眼里也许是帅哥，可不是最佳的丈夫人选。小米喜欢什么样的，还说不清，也许不会是跳舞的，舞蹈演员钱太少。60%的舞蹈女演员不会找跳舞的。
小米转身时，他伸手拽住她的裙子，她就拽他的手，然后松开手时，手掌掴在他脸上。他一下子轻松了。这一阵子，自始至终他们之间都有种紧张，都能感到彼此的对抗情绪。他们面对面站着，两人都有点醉了。他们都尽量撑着，保持着警惕，心态就像小孩，可又有某种怨气。要么她再奋力过来搧他，要么他抓住她，回她一记耳光。一决雌雄。但是可能由于酒精作用，可能是这一巴掌，那紧张的时刻似乎过去了，他们都放松了，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出乎意料，他吻了她，没有预谋，没有犹豫，也没有过分仓促，更没有通常的暧昧不清和随之而来的失望。
杨帅心情复杂地接着喝酒。这时候他并没有决定把自己灌醉。他换了洋酒。这是他的无知之处，灾难性的天真。洋酒他没喝过，只是想试试。这洋酒和他以前喝的任何酒都不一样，喝下肚后，人昏昏沉沉的，除了令人作呕外，没有其它的感觉。他觉得自己不可能醉了。这时话题又转到了小米身上。有人说到，导演宣布高飞可能被聘去美参加著名舞蹈团的演出，高飞趁势宣布向小米求婚，小米答应了，大家要庆祝等等。杨帅问，我怎么不知道，是啊，我们喝酒是为了这事，你以为是我编的？是，我是针对你说的。。。。。。旁边的同伴捅了捅说话的人。杨帅说，没事，你说吧，我不生气。
有一种人总是以戳别人的痛楚为快乐，这种人的生活也许不怎么好，但是，如果看到别人更不好，这可以减轻他的痛楚。不幸的是，坐在杨帅身边的小伙子就是这种人。
但是他错了，他没考虑会给自己带来何等严重的后果，就由着性子脱口说道：“你不生气？扯淡！说的就是你！------上次你拿给高飞那只剑，为什么不偏不倚，在最后亮相时突然坏了，那只剑是你换的吧？”
杨帅红了脸，小伙子又突兀地说，你叫他出丑，无非是忌妒他比你强！
杨帅的眉头皱了皱，嫌他说话声音尖，有些刺耳。小伙子喝高了，旁人暗暗推了推他肩部，示意他少说几句。小伙说，你推我干嘛？谁不知道俩男主角明争主角，暗争女人，谁不知道你俩都在争风吃醋？
杨帅本能地背向光线，以免人们看见他额上燃烧着羞耻。他尽可能迅速地把杯子里的全喝了，把杯子放下，站在窗前看自己的脸，希望能看见变化。他的喉咙像在燃烧，但还没有别的感觉，他不打算就这么算了，又倒了满满的一杯，还往杯子里加了另一个瓶子里的酒，混起来。他喝第二杯的速度，只比第一杯慢一点。他小心翼翼地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感觉到脑子里沙沙地响，好像有什么就要来临了。他等待着，坐到椅子上。接着，天花板扑倒在他身上。
他没想到喝醉了是这么一种后果，某种情绪的彻底变化，一种兴奋的，没有来由的情绪高涨，一种逃避及失控的感觉，伴随的是一种微微的晕眩感，还有一种高声傻笑的冲动。浑身不舒服。他对接下来的一小时，或两小时的记忆，碎成了生动的，却未必真实的片段。
那个小伙子并没有想放过他，对他讽刺加挖苦，在耳边就像蚊子一样嗡嗡，招人讨厌。杨帅感到非常虚弱，他很想做点什么，努力地证明一点什么。他机械地对小伙子说想敬他一杯，于是提起一只啤酒瓶子走到那人面前说，来，哥们，我敬你。那小伙子摇摇晃晃站起来拨开他的酒，当做不领情的意思。
“只怕你比那把剑还软，还不好使，别看你长得帅，还不是让高飞吃了你的白天鹅！”
杨帅心里有些火，顺手把手中的啤酒，“呼”地一下浇在了对方的脸上。
对方像触电似的，哗啦一声推了杨帅一把，桌椅倒了一地。杨帅心里的火苗像拧开了煤气罐的开关，腾一下，全冒了上来。伸出一脚，踢到对方肚子上，待他弯腰捂肚时，啤酒瓶哐当一声，砸在脑袋上，全碎了。
杨帅愣了愣，手里还握着一个啤酒瓶。倒在地上的小伙子经挛成一团。
杨帅歇斯底里喊道，来呀来呀！
这阵势，队友们也惊呆了，从未见过杨帅这么狠的一面。他被人拖出了房间。
人们惊诧着，感到隐隐的不对头。
杨帅到宿舍楼去找小米。他觉得头沉沉的，好像压着一块大石头，腿下却轻飘飘的。走过一段充满煤烟酱菜味、煤巷般漆黑的楼道，摸黑在狭小空间穿过。楼道一侧是各家或单身演员的炊具，案条炉灶，锅碗瓢盆，只剩下窄逼的一条走道。天黑以后，在昏黄灯下，这楼道略显肮脏和灰暗，谁都不会想像到，舞台上潇洒光鲜亮丽的芭蕾王子和天鹅们，就生活在酱菜味和烟火味的筒子楼里。杨帅穿行在冷锅冷灶，半盆恶水，案角的几只脏碗之间。一匹老毛耗子在地上啃一块干缩的馒头，见有人进来，它从容地抹抹嘴巴，一跃遁到墙角里去了。
他意识不是很清醒，记不得小米住哪了，好像是这层吧？敲敲门，没声音，再敲重点，还是没人。再敲，一挑帘子伸出一个脑袋，谁呀？半夜三更的使那么大劲儿？说话的人杨帅不认识。我找小米！她不在这儿吗？是在这儿住。那人一指旁边的门。门开着，可是里面怎么没人？她不在这儿，就在高飞那儿！高飞？高飞在哪儿？喏！那头，走廊最边上第一个门。
杨帅看看表，半夜两点。再看看门牌号码，纳闷，我记错了？他一味在跟自己叫劲，是我记错了吗？为了搞清楚，他一个门一个门敲过去。
他在最边上的房间见到了小米。她刚洗过澡，看上去光鲜水滑的，头发没像平时那样揝起来，用一只铅笔代替簪子，插在头发上，现在是披下来的。一股香气在屋里妖娆地回旋。夹杂着雪花膏和海鸥牌发乳的香味。她只着一件黑色蕾丝吊带背心，风情撩人。那背心的样式杨帅没见过，他两眼发直，喉节一个劲往下走。小米的胳膊匀溜，光洁，在黑色背心的衬托下，性感，圆润，精白，放着光华。他并没有看清屋子里的情形，但已经想像着这只胳膊和另一只胳膊合成一股，缠过一个男人的脖颈，缠过他的腰背，把这个人的身体无处不缠到。再定睛一看，高飞也在屋里！
他的心跳有些快，喉咙有些噎。他一把捏住小米的胳膊，说有话要说，要她回到自己的宿舍里去。这种保护人的姿态惹怒了小米，还没等他捏到，像是料到有人要动她的胳膊似的，攥成拳头擂了一下。杨帅面子上不大持得住，借着酒劲儿，手下不由自主地狠起来。他抓住小米硬要她回宿舍，小米拧着头不干。他醋意大发，硬动手来，拉来拉去，错出在桌上不合时宜地摆着一把餐刀。小米大吼，你走！
杨帅舔一舔干燥的嘴唇，问，他是你什么人？你赖在这儿干嘛？
她顿了顿，说，他是我男朋友！怎么着？
杨帅似乎被什么东西击中了，鼻孔里吹的是北风，眼睛里飘的却是雪花。高飞还没反应过来，杨帅的拳头就已经落在他的鼻梁上，暗红色的鼻血流淌下来，开始喷涌。高飞的眼睛迟疑地眨巴了一下，蓦然惊呆。小米把身子横在两个男人中间，小胸脯挺得老高。她一下子就把杨帅推开了。他后退了几步，后背顶在了敞开着的门板上。有人听见动静，开了门往楼道里探头。哪一家开了门，门口的楼道就放进一方子亮光。
高飞的脸色变了。他怕碰着小米，低下头用手拉她。这个保护者的姿态更触怒了杨帅，这时，他以一种舞者的敏捷，推开了小米，扑向她身后的高飞。这时高飞看见了他手里餐刀的光芒。
当杨帅像一列呼啸而来的火车袭来的时候，高飞感到了腹部柔软而锐利的疼痛。他听到一种蚊嘤一样寂寞而嘈杂的声响，躺下去。
窗外雷电交加，杨帅看到了小米惊恐失措的眼神。她那瞳仁的深处，黑漆漆、浓重重的液体旋转出的不可思议的图形。
宿舍楼立即变成了捅开的马蜂窝。在一片离他遥不可及的雾气之中，无序的身影在周围急速穿梭，耳朵里充斥着慌乱的脚步声。脚步声轰隆轰隆的，从高飞的宿舍移向了过道，从过道移向了远处，最后变成了远处汽车的马达声。眨眼间房间就空荡荡的了。杨帅站立在原处，愣了好大一会儿，沿着寂静的过道回到排练厅，拐进了化妆间。他站在镜子面前，吃惊地盯着镜子里的自己。在镜子里，看到自己的一双眼睛那么深那么黑。直到这个时候杨帅还弄不明白自己到底干了什么。他失神地望着自己的双手，一屁股坐在了化妆间的凳子上。那一刀到底有多深，这个问题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事情的“性质”永远决定着事态的严峻程度。
这一切恍惚而不真实，似乎是一次普通的排练。《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背后的罗密欧倒下了，但是，他真的死了吗？
他昏昏沉沉，警车闪着不安的黄灯，一切都那么不真实。
杨帅与高飞同时离开了舞台。罗密欧的A角躺在医院，而B角则被一辆警车带走。在舞台上演过千万遍的仇杀，在这个刚刚开放的城市上演了。比舞台上还逼真。
高飞、小米和杨帅，这三个公认的神童，被命运的意外羁袢，另外的C组演员代替他们成行。
这件事轰动一时。但很快就被人忘记。那是个很乱的、变化很快的时代；那是最美好的时代，也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也是愚昧的年头；那是有信仰的时期，也是充满着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也是灰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也是失望的冬天；人们全都在急切地奔向天堂，人们也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简而言之，那时跟现在非常相像，某些权威坚持要用形容词的最高级来形容它。说它好，是最高级的；说它不好，也是最高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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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是，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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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星期三 十月 08, 2014 3:13 pm 发表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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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亚娜的冬天
（7）关于杨帅在狱中的几种说法
“正在我如此落魄的时候，你像天使一样出现了。”很多年后，杨帅在信里这样写道。
仿佛命运给他的补偿，小米的拒绝使他失去理智，丧心病狂，杀人入狱。同样在监狱，他认识了亚娜。那是在他入狱三个月时，得了一场急病，进了传染科病房。她同样在传染科病房。她是他生命中真正的女人，尽管两个人都始终不知道这一点。他从没看见她之前就感到了她的存在。在昏迷中他闭着眼睛，那是一道结结实实的目光，仿佛一根手指似地触动了他。
她转到传染科才没几天，送来一位特别的病人，在门口总站着几个穿着制服的人，以致她觉得病人可能是位首长。一天上午，主任医生带着一群实习医生和护士在例行查房。“这个病人高烧不退，已经三天了！”当班医生汇报。亚娜第一次看见了这个神秘病人。“患者有间歇性发烧、发冷、冒汗、头痛、疲倦、胃口欠佳及肌肉疼痛等徵状。在典型病例中，患者最初会发烧，接着热度会消退一至三日，其后发烧、退烧情况会循环出现。併发症包括贫血、肝脏及肾脏衰竭、痉挛、神志不清及昏迷，如未能及早医治，可引致死亡。” 主任医生在讲病症。一位年轻实习医生自信地插言道，“你应该说的是疟疾，疟疾俗称打摆子。典型的疟疾多呈周期性发作，表现为间歇性寒热发作。一般在发作时先有明显的寒战，全身发抖，面色苍白，口唇发绀，寒战持续约10分钟至2小时，接着体温迅速上升，常达40℃或更高，面色潮红，皮肤干热，烦躁不安，高热持续约2～6天。。。可疟疾主要的流行地区是非洲中部、南亚、东南亚及南美北部的热带地区，就中国而言，疟疾主要的流行地带为华中华南的丛林多山地区，。。。 ”
主任打断他背书似的长篇报告，说疟疾也可能是由受感染的雌性疟蚊傳播的疾病。疟疾尚无疫苗。但有几种药物可以预防和治疗疟疾。口服或肌肉注射奎宁是一种有效方法。20世纪中期以后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药物，青蒿素有很好的抗疟疾效果。不过一些疟疾也发展出抗药性。
在他们说话的时候，亚娜在端详着这张美丽的脸---在哪儿见过他？他跟一般人有点不同，个子很高，波浪式的头发，光滑的年青的脸。是一个英俊的人，但是不知怎么，他的姣好相貌好像被什么消磨掉了---糟糕的身体，不佳的运气，缺乏气概或锐气。他身上似乎带着某种失败的历史，承受过某种麻烦。
也可能是急性肠炎。要再做几项检查。主任总结性地说。
这时，他睁开了眼，看见她站在屋子的另一端，在白衣护士里显得十分出众。
一连几天，他都躺在床上，亚娜进进出出地服侍他。这天，她给他仔细地擦了身，仔细地梳了头，扶着他第一次坐了起来。他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气喘嘘嘘地撑直了腰。她兴奋地向前倾斜着身子，手指下意识地哆嗦着，笑着。她似乎要屏住呼吸了，仿佛他是她的孩子，没有抓住扶手就向前迈了一步。其实他并没有力气注意她的表情。
他的脚修长白皙，气味芳香。一缕好闻的香皂味在空气中弥漫。他靠在枕头上，身材高大，面容苍白，神情冷静，干净整齐---他这个人可能就是一块香皂雕刻而成的。他有高高的额头，修剪干净的鬓角，光滑的头发和因生病而变得透明的象牙色眼皮。
亚娜在他这里完全就像中了彩一样，确实为他心动了---他的样子，他光亮的头发，还有他随意放在床上的手，那么慵懒而优雅。她不知道，这些习惯性的一举一动都是经过反复的练习下意识形成的。她好像得了一件从天而降的礼物。周身洋溢着喜悦。
终于猜出了他是谁，在哪儿遇见过他。令亚娜自己意外的是，她是这么样快速地接近了杨帅。那是他入狱第三个月，从精神到身体都不适应这个命运的巨变。终于，他病倒了。在狱中很多人并不是被判死刑，而是因暴病或被狱霸欺凌，抑郁至死。
一天，她终于使他说了话。
你是军艺的？
他摇摇头。
文艺兵？
他又摇摇头。
你是芭团的？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点点头，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亚娜特别感激他，他终于开了口，给了她一个了解他的机会。
帮我打听一下团里最近谁出国了？好吗？
听说，小米出国了。
还有谁？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这时，她看进他的眼睛深处，看到一种干枯的饥荒表情。眼圈发黑，突然间生出的皱纹。他撅起嘴，不让自己发抖。以一种努力顾及方方面面，试图让自己理解的语气说了下去。
我杀了人！
（8）狱中王子
杨帅就这样在毫无装饰的心情下，坦诚相待地认识了亚娜。出院后，他在狱中连续给她写信，这是他最好的解脱和心理治疗。“入狱那天晚上，是这几个月真真切切的痛苦的开端，对我而言这是一段悲惨的日子。为什么总忍不住轻易地跟你提起这件事，我发现自己对这段莫名其妙的往事陷入这般荒唐情绪，会感到反讽。”
他无休无止地跟亚娜回忆小米，仿佛她是另一个知己。一个局外者是最安全的倾诉者对象。亚娜捧着这些信，是在搜寻着另外的字句。她无法停止对他的迷恋。无法阻挡自己的爱欲。这是一个落魄的漂亮男人，同时也将是一生漂泊无定的男人。面对这个如此可疑的男人，她已经洞悉了其中的玄机。然而即便如此，她也如飞蛾扑火般地奔了过去。现在她终于明白了，她说服自己，不顾危险地去留恋这个男人的惟一理由就是，他对她有一点真。就那么一点点。无所企图就是一点真。为了那“无所企图的一点真”，女人不得不孤注一掷地爱，这种“死缠烂打”又是怎样的一种执著与无奈？
关于杨帅在狱中的遭遇，有几种说法，他很少谈到狱中的生活，“在监狱这种地方，是不允许有钟表的，只有狱警才配有表，吃饭，散步，放风，干活，都是军事化的，按钟点来的。在这个地方，时间就像吊瓶里的点滴，一点一点地推进血管，稍微推快一点，人就会感到不适，直到时间在自己的血管里循环为止。”他继续写道。
“监狱，听上去就像灾难之地。像我这样的曾经备受喜爱的公众人物，一下子掉到这个狼窝，在狭促的空间，遭受同室狱犯无休无止的野蛮攻击。日子可想而知。不过，我的日子还算不上糟糕，现在想起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个子高，身强力壮，也许这些帮了我的忙。在这个脾气爆燥、粗暴无礼、互相憎恶的环境里，任何暴力都是合情合理的、容易理解的，哪怕这种理解并非积极主动的。我的外号叫奶油，不过每个人都有个难听的外号。”
有人说，他在狱中没遭什么罪，因为他会讲故事。他爱读书，这个不是专长的专长在这儿派上了用场。在他准备讲的时候，大哥会给每个人安排任务，谁谁谁看门望风，谁谁谁看时间（他们不能有手表，就发明了一种用塑料瓶子倒腾水的方法，来计算几点该开饭了），谁谁谁给杨帅准备喝的，要喝水，还不能是白水，要在水里加白糖，以补充精力。“讲故事可是个体力活儿！”他跟别人强调。在监狱里没有白糖。这种东西是多余的奢侈品。大家对他另眼相看起来，因为大哥的权威，大家对他的接纳和大哥的地位很有关系。
据说狱中有一个杀人犯，是某领导人的孙子，是当时的“严打”运动中揪出来的，为了避免死刑，他扮装同性恋，攻击杨帅，后来杨帅受到大哥保护，因为杨帅会讲故事。
那人见到杨帅就用手指点着他，你小子犯事了！杨帅问：到底怎么了？你听到了我什么事？那人眯着眼睛望着他，人开始倒退，手指一下一下戳着杨帅，我哥们是派出所副所长，我有权威性消息，你刺的那个人死了，当时到医院就死了，你下手够狠的啊？你是死刑犯，出不去了！
杨帅慢慢地蹲了下去，这人把外面的空气带进了牢房，一股腐臭皮革的气味钻进了他的鼻孔，往下，往下，指至喉咙，食道，胃，肺部和心脏，他的身体在瞬间被那股臭味所侵占，甚至他的呼吸，也是臭哄哄的。
然后，他吐了。
他进了医院。
杨帅的身边总有一些女人，在奇怪的地方见过他，然后过目不忘。这些女人喜欢和需要她们的男人接触。她们都是些母性伟大的女人。但是她们并不把他到处炫耀，作为自己慷慨付出的证明。亚娜就是其中的一个。
后来的日子，亚娜是在焦灼与等待中渡过的。杨帅还在拘留所。在那里人人似乎都是等待发落的心情。她去探过一次监。她托了爸爸的老战友，才见到了他。
她打扮了一下。她忘不掉那天看内部电影时遇到的，风华正茂的杨帅，也知道他跟小米一起去的，她还跟小米说，你是不是跟那个长得像梁山伯的人一起来的。没想到，这个剧中人就出现在她的生活里，儒弱地，要靠她的支撑。
她得坐三趟车。第一趟是城里的快车，然后又换了两趟车到郊区。隔着玻璃窗，看到这个面目孱弱的男人。 她差点认不出来了。杨帅光头（在监狱被剃掉了长发），凹眼（瘦得变形了），披件军大衣，在他身后，是两个穿制服的人。他优雅的脖子从太大的号衣里伸出来。小小的头颅，形状仍然很好看。可是那英俊的脸上，眼睛红肿着，嘴角有一些新鲜的伤口。一定是受到了欺负。整个会面过程，她的心脏都咚咚地跳。这个男人，其实是吃不得一点苦的。他那么高傲，怎么能受得了这个？除了跳舞，他一无用处。
她问了几个愚蠢的普通问题。他觉得怎么样？（还好。）吃得饱吗？（他觉得饱了。）要是他想散步，有地方可以走走吗？（可以在监控器下走走）她说：“你得呼吸一些新鲜空气。”他说：“没错。”
下来，她不知道说什么了，就像戏演到一半，导演上厕所去了，戏越演越走样。以一个老实忠厚的个性，她想继续给他一丝希望，不能让这么一个昔日的天才断送在那黑暗的监狱中。
然而这个时候，他嘴里还说了一些安慰的话。这使她感到心痛。她的眼睛是干的，麻烦的是她的胃，胃的最深处，有什么在翻腾。于是她说，我会把你弄出来的。这样的安慰，究竟是脆弱的。
持刀杀人。重罪。起刑八年。
这时，她的家庭起了作用。她爸爸本来就反对女儿跟一个跳舞的好，何况这个男人还为了杀人罪入狱。她不闹，但是磨了很久。坚称不是为了爱上他了，只为了帮朋友的忙。看到女儿竟铁了心，她爸爸就让女儿写了保证书，等他出了狱，就不能再生任何瓜葛。
杨帅在狱中度过了六年零六个月。因为表现良好，他被提前释放了。他在北京没有亲人，没想到在门外接他的竟是雅娜。那天的阳光很炎热，照得杨帅睁不开眼，走路也不稳了，迈出大铁门的时候，趔趄了一下。亚娜觉得他像个小婴儿，舞台上那些自信全没了.她就一直陪着，陪他走完从看守所到舞团这一段路。
杨帅也默认了这个陪同，似乎没有亚娜陪着，他连门都找不到。
后来，杨帅一直闷在屋里，不出门，不见人，也不回老家一趟。
几个月后，亚娜再见到他，吓了一跳。他比在狱中还瘦，本来脸就窄，这下就剩俩大眼睛了，双颊也陷进去了，嘴角纹也深了，像几道括弧。似乎，他已经不适应外面的生活了，似乎，他竟宁愿再回到监狱里去。他的发型变了，额前留了齐齐的留海，挡住了眉毛，眼角上扬的凤尾纹，变成了下垂的蝌蚪；那双漂亮的眼睛里，竟有了些风霜和胆却。亚娜看他这个样子，心里在流泪。
他不敢上街，怕人家认出他来。连跟邻居讲话都免了。亚娜说，你还真把自己当回事啊，谁记得你啊，谁顾得上看谁啊，谁都是闷着脑袋峁着劲儿地过自己的日子。你在里面不知道，外面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
是的，我再也不是明星了，我连普通人都不如。我从八岁开始就学舞蹈，除了跳舞什么都不会，我不知道今后能干什么？
你什么也不用干，不是团里还管着你吗？想吃吃！想玩玩！那么多人，那么多演员，不都是跳不了主角，不都是跑龙套吗？你看你，还可以担任斗牛舞的领舞，你看那些女演员，谁还跳啊？不都分到道具组， 服装组打杂了吗？再说，现在演出任务又不多，大家不都是闲着。都在混！
亚娜想起刚才她进大门时，看见一帮男演员围在大门台阶上聊天，百无聊赖的样子。没有演出，没有基本功训练，哪里像全国一流的舞团，跟大街上的小混混差不多。
我就是混混，是扶不上墙的泥巴，是狗屎！
杨帅出来，发现外面全变了，团里的演员都出了国，最好的出路是，出国演出；第二等的，上学读书；女演员嫁到国外的也很多，最不济的，也是先出国旅游，再想办法留下来。剧团找不到熟人了，都出国了。一天亚娜来看他，屋里传来学英语的广播，是英语九百句的教学磁带。他正在布帘子后面，躺在床上看英文书。
头一次来的时候，亚娜走了几圈，又绕回来了，原来这个楼是回字形的，布局都差不多，她又没有方向感，走着走着就绕回来了。怎么都差不多呢？ 都是筒子楼，每家门口都差不多，都挂着一个半人高的布帘了，屋里面都放着英语磁带，都有人楼道里里做着饭，都是女人在邦邦邦地切菜，男的在屋里叽里呱啦地念英语，还忙里偷闲地从门帘里伸出一只手，帮着女的递菜板，送酱油，端盘子，锅子里都磁磁地冒着气。
她留心地看看正在做饭的女人的脸，像看看是不是跳小天鹅的演员。似乎白天鹅是不会戴着围裙炒菜的，王子们也不会套件老头衫，穿着拖鞋在走廊里晃来晃去。这些人跟马路上看见的男女没两样，怎么看这个地方也不像芭蕾舞团的宿舍，说白了，就是太市井气了。“你们这儿就像王府井似的”，亚娜有回跟杨帅说。“不，其实更像前门大栅栏！”杨帅接茬说。但进了杨帅的门，便有了不同。他满墙满地都放着画，满床满炕地摆着书，像个博物馆。这间屋子的窗子被布帘挡得严严的，密不透风，他摆的那些个东西，亚娜看不懂，他对亚娜谈的，又很玄。
她在不在屋里，杨帅都很逍遥，该吃吃，该睡睡，睏了就眯一会儿，要不就拿本书斜在床上看，很少说话。看累了，把手蒙住脸，使劲揉眼睛，能揉十几分钟不停，也不吭声，她觉得他是在手后面哭。他也是够苦闷的，其实充满悲壮的孤独感。可是他没哭，嘴里咦咦呀呀地唱着，他把手拿下，刚睡醒似的，一脸新鲜的表情，他会对她说：“哦，你还没走啊？”他比亚娜大几岁，在他看来亚娜就跟小孩子似的，不搭理她也是正常。搭理也没用，他的心思她永远也看不懂。她插不进去，只能做些家务帮忙做作饭什么的。杨帅也从没有说过一个谢字。
有时候，他像摆骰子一样，把红漆似的包装漂亮的小薄片摆了一摞，在床边上，然后对着它，跟亚娜聊天，不时地看看它们。好像在过家家，却想不起来分给亚娜一块尝尝。要知道，这种纯巧克力，外面街上可是看不到的。只有友谊商店才买得着，但进友谊商店买东西是要票的，那的东西都是很高级的。这些巧克力是给芭蕾舞演员补身子的，他们运动量大，消耗大，国家给他们补充热量的。聊了半天，他才对亚娜说，这是团里发的，给演员的。他又当着她的面把它们收了起来。
一天，他约亚娜到老莫餐厅见面，说是有一件重要的决定要跟她说。她一夜都没睡踏实。这是约会吗？她精心打扮了一番。在街上，远远地看见他，细细的一双长腿，裤角扎在半高帮大皮靴子里，像穿着马裤。风度潇洒，样子很轻松。她觉得从旁人的眼睛看过去，她自己也是个美女，穿着军装，挺着小腰板，烫着满头的小卷花，有模有样。 她和他，在旁人眼里是相配的一对俊男美女。走进餐厅，她选了一个靠墙的僻静角落。天花板上的投灯很暗，墙角的冷气吹得她发抖。她不知道是紧张还是真的胃疼，那些凉菜啊，西点啊，一点都没吃下去。他有点莫名的兴奋，先掏出打火机，点上烟，夹在指缝间，剩下的三根手指在把玩着打火机。玩完了，把打火机放在桌上，烟合边上。再摘下手表，放在打火机边上，三样东西捋齐了，像摆弄舞台道具似的。可以看出，他也是满紧张，手上老是需要摆弄个什么，分散一下紧张的心情。雅娜事后回忆起这个事还觉得好笑。记得当时男人都这样，走到哪里，先掏出烟合，打火机，还有手表，摆在桌上，才开始抽烟，聊天。也有显摆的意思。那时还没有手机，也没有大哥大，要么像杨帅这么爱面子的人，肯定先把手机摆在桌上。
“你要亲口告诉我的，是什么？”
他说，你先不要问，先吃菜。
这下，她害怕了。她可能会听到一些我爱你之类的话。
“好吧。也许我还没准备好。”她回答。
不过，她还是说：“你最好还是告诉我。万一我从这里刚出去，就被车撞了，也许再没机会知道了。你也再不会告诉我了。”
杨帅很兴奋地告诉雅娜，他的一位朋友最近参加了与休斯敦芭蕾舞团的合作演出。休斯敦芭蕾舞团有着世界一流的演员、编舞、音乐家，能与他们合作演出，是非常令人向往的事。再者，休斯敦芭蕾舞团每年能上演五、六场新剧目，一年演出的剧目相当于中国五、六年演出的总合。更重要的是，他在美国进一步地领悟到了芭蕾舞的境界，懂得艺术和个体的自由表达。芭蕾舞演员的艺术生命很短，留在美国，无疑有更多的艺术发展机会。
少顷，他说，我也要走了，就这么闲待着，又没演出，待久了浑身都起了茧子了。再说我在这儿名声不好，反正再下去也没啥前途了，还不如出去闯一闯，看看外面的世界。换一个地方，换换命运。
他透过盖在眉梢上的黑黑厚发在看她，下了决心似地宣布。她才知道他请客仅仅是通知她，他要走，干脆把钥匙留给她，楼里修个水管什么的都打电话通知她来办，俨然成了芭蕾舞团的家属了。
她呆呆地攒着那串钥匙。连哭的心都没有了。
“我赞成，你还不老嘛，事业嘛，可以再开辟”，雅娜违心地敷衍道。他抬头乐了，这是他第一次露出笑容。
他到加拿大很顺利，那个面视官是个舞蹈迷，一看到杨帅，一付头牌名角的样子，再看到那些剧照和履历，当即大笔一挥，把他当人才引进了，根本没注意他注册的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舞蹈学校。他除了头一个月，到学校练练功，每个学期交学费外，就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了。
亚娜再一次看见杨帅，是几年以后，他刚从奔波的旅程回国歇脚。他曲卷的黑发贴在额头上，像个可笑的盖子，黑发下露出光滑的深色皮肤。他的肩膀还是那样宽大有型，四肢修长，小小的头，形状很好看。他的笑容还是那么令人着迷，却不是在讨好什么人，也不故意做作。他的额头上已出现了浅浅的永久的细纹。
她跟他就这样子，不冷不热，好几年碰一次面，他一回来就打个电话，回来啦？嗯，回来啦! 又要走？这次是去哪儿？嗯，这次是去日本。呆多久？谁知道, 能待多久看看再说。
他回来后，亚娜就去看他，她自然又问起这些年他跑了那些国家。他笑笑说，跟着感觉走呗！都看见了什么？记不清了。
这些年，谁也不知道杨帅在哪儿？他是怎么过的。自从出狱后，他跟团里的同事聊天，总会用尽荒缪的办法，转弯抹角，以便偶尔提起小米的名字，感到一种苦涩的愉悦。无边无际地做白日梦，他想到小米的时间大约等于和她在一起时间的百倍。他跟着感觉走，靠漂泊来心灵疗伤。感觉小米可能就在国外的什么地方，在街上，就让他遇上了。他总是在打听小米的行踪，别人知道他的一根筋，不敢告诉他。他只知道小米跟高飞是签约出国演出去了，去哪了不清楚。后来时间久了，就更没有人说得清了。他呢，就像背包客，过着跟国内的人和出了国的人都不一样的生活。在欧州待一待，又去日本待一待。人家都是出国挣钱，要么上学，要么打工，要么办餐馆，挣了钱寄回家，回家花；他是攒足了钱就背个包，签个证出去转转，又不会外语，又没什么力气打工，花完了钱再回来。外面的那些难处，他从来不讲，经过了坐牢的杨帅，就跟蟑螂一样，还有谁比他更强悍？说来这也是他的本事，要不然他身无长物，在国外也没有正经工作，他怎么养活自己？
这个时期，人们都像他一样，都很浮燥，在一个地方呆不住，人们往南方跑的很多，要么去广州，要么去深圳，出国的人增多了，以后可能还会越来越多。杨帅又出国了。这次是去美国。他不说别人也知道，他在找小米，满世界地找。
他记得有一句诗，说爱就如愿以偿，你自己去爱就好了。那个时候还很小，读了这句诗以后，觉得人要做到这一点是很难的。不计较，我追你了，他追我了，你给我多少，我给你多少。只要爱就如愿以偿，就很好。爱情是一种你很享受，无论你给出去还是你收到都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和纯美学一样，纯美学就是非功利、无目的。在一本伟大的爱情小说里是这么说的：“幸福，仅仅就是靠近自己所爱的人”。在这么些年里，他所极力所做的就是靠近自己所爱的人，靠近小米。
后来，杨帅带给了亚娜一个BB机，几年后，又带给了她一部手提电话，跟他的一模一样。重重的，在手上像个大炸弹。她知道这是为了回来后好找到她，拿钥匙。她俨然变成了他的管家。
他回到芭团的宿舍，打开门，发现一切都保持着原来的样子，好像他昨天刚刚离开似的，连书翻开的页，都照原样翻开着。他觉得头皮麻麻的。有的人，像冰箱里的灯，你不知道它一直都在工作，等你打开门的时候，才知道它一直都亮着，她就是这样，默默守候着他。
他回避她，因为似乎只有她一个人知道他辉煌的过去，他不想让人了解他。这是他浪迹天涯的原因。在那里，没人知道他是谁。但也只有她一个人似乎懂得他，包容他。在他追寻小米的天涯路上疲倦了以后，他的脚就把他带回亚娜身边。
每次见到亚娜，他都没觉得亚娜有什么异样，也不问问她怎么也不找男朋友？有时候他吃饭吃到一半，亚娜来了，遇上了雨，被浇得一头一脸的雨水。他也不伸手，都是亚娜自己知道拿上脸盆，就像在自己家，熟门熟路地走到楼道公共洗漱室接水，哗哗的擦洗干净，给他把毛巾涮干净，再挂回原处。
有时杨帅看书看得久了，几个小时不跟她说话，她呢，竟然歪在床边睡着了。真的不把自己当外人，也不知道回家去，躺平了睡更自在。有时杨帅觉得这个女孩儿很憨，就像鼻涕一样地黏着自己。她呼扇着鼻孔，脸上红喷喷的，像冒着热气的馒头。杨帅像一个小孩子恶作似的，在她身边悄悄蹲下来，偷看她憨睡的样子。她睡得这样安逸，像在自己家似的。他摇摇头。
有了她作伴，他的房间除了英语磁带和电视声，还有了人的声音。吃东西也香了。也许他和亚娜都很迷糊，但都很需要一个伴儿。在这个时间点儿上，也许是互相需要，即便如此，他也不想亚娜黏着自己，他自己的生活已经够焦虑的了，够没着落了，一个半待业人士在加上一个没有前途的专业，没有体面的手艺，他的心又野，永远在路上，永远不可能给她什么保障。一个不跳舞了的舞蹈演员，男舞者，那点工资和一眼就能看到头的前途，有什么资格跟她这个正经人家的女孩子谈感情？
其实就算亚娜像鼻涕一样黏着杨帅，杨帅也大可不必完全顾着她，可以一个人一走了之，何况他和亚娜也没什么感情的牵袢。可是亚娜还像烈女一样，一直守着杨帅，连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她总觉得自己是犯贱，觉得所有的烦恼都是自己找的。偶尔，杨帅有那么一点点真，那一瞬间的好，也是暂时的，他不爱她，也告诉她。要换个人，亚娜会直接爆炸，可现在她整个人的个性好像转过来了，突然变得特别能忍。杨帅说走就走，走了又回来，还是亚娜帮他看家，帮他收拾房子。他也从不保证什么，也不跟别的女人来往。他俩就像老夫老妻地，很潇洒。
亚娜像开心而坚决的牧羊犬，负责杨帅的生活起居，又不伤他的自尊，不问他的前程。
杨帅像处在社会底层经历不顺的人，而亚娜生活一直顺利，却如处在社会底层的人，表现出一样的无忧无虑、一样的直率大条。有一次，杨帅在书页上抬起头来，朗朗地说，自杀的方法千万种，选择艺术家做配偶是一种。他的眼睛看不出表情，声音懒懒的。亚娜低头在做自己的事，说，谁选你做配偶，你也配？杨帅无辜地说，不是我说的哦！他头也不抬，抖抖书上落得瓜子皮，这是哪个狗屁作家说的，我只是念给你听听。
他从来不吻她，这也是她认为的绅士风度。符合她的军人家庭的正统教育。他一直不是她的男朋友，那么是什么？两个人都不知道。亚娜并不是要跟杨帅怎样，像他这样的帅哥，公子哥，被很多女孩子追，怎么可能跟她好？亚娜就是害怕自己一个人孤伶伶的，就像站在黑屋子里，怎么喊都没有人应声。而杨帅是那个给自己些许温暖但来去无踪的人，这么一种像亲情的东西，像救命稻草。她性格里的母性在她援助了杨帅后，发扬光大。她自己也被自己的母性感动了。
实际上，亚娜需要一个人被她爱，被她照顾。对这种责任的强烈感觉，实际上并不是新的体验。她照顾的病人很多，在高干病房当护士的她来说，杨帅只不过就像另一个需要照顾的面容姣好，反复无常的人。在被她照顾的病人中，有比他甚者，所以，她觉得对他没有她处理不好的。
她不爱读书。在文革时期，能到军区大医院当护士，而不是下乡或下连队，应是最好的出路了。她很满足这份工作。实际上雅娜需要一个人去被她爱，被她照顾。不仅仅是来自于强烈的母性，还有身世的孤独。她家虽然是军人家庭，干部家庭，但她是过继的女儿，父亲是农民出身的军人，还有很深的男尊女卑观念。在头两年的受宠后，母亲有了弟弟，她不再受到父母的关注；然后是母亲的早逝，家里有一个智障的妹妹，一个自私专横的弟弟---她一直在照顾家人。现在，她需要一个自己的小家。在杨帅这个地方，她的心并没有枯萎，相反，它充满了如此温暖的激荡，如此忙碌的爱情。
被需要，这是她爱情的全部。
在世上，人们被错位地爱着，有的人永远是另一个人的替角，当主角不在场，他/她便如此地发光、发亮。
那天，她在他那间令人昏沉的小窝里睡着了，她的睡相打动了他。她是那么安静，与世无争，那么无来由地相信他。最重要的是，他在本市无亲无靠，很少朋友，而她家是军队干部，倒是没有大院子弟的傲气，反而有点村姑的朴实和执着。来来往往之间，使他与这个城市倒是终于有了联系。
但是当她醒了以后，整个下午都很冷淡，她说，“不想见你了。我都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你来的时候，我就想着你什么时候走。这么一来，我的人生就没有了规划，我不要这么不确定的人生。”“你的规划里不能有我。我是一个不婚主义者。除非你能接受我的人生，或者是做永远的朋友。你可以找男朋友嘛！”“我可以找？我知道，可是即使是这样，我去找，你一定是我未来生活的痒痒。不到七年就会痒。”
看到她发火了，他说：“你不用对我这么苛刻嘛。”很快又拿起一件毛衣说，“这是你为我织的吗？你知道我的腰围吗？”他觉得那就是他提到“配偶”的话题使她生了气。
她想，不妨就让他这么以为好了。纵然是走不到一起，纵然分手是迟早的事，善意与和解的时刻仍然值得拥有嘛！不知道这些时刻在一些人的处境中，是否会被珍惜，甚至是在绝大多数人平庸的婚姻生活中。。。在那里，爱与恨每每都在悄然滋生，如此纠缠，混沌一团，冥顽不灭，似乎真能熬到地老天荒似的。
这之后，事情有点不对头，他这次出国后，很久没音信。她已经觉得这个破宿舍名存实亡了。主人在外面这么久了，一定觉得外面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多了，肯定不会来了。她也该自作打算了。这期间，她姑妈给她安排约见了一个排的对象。她也开始上心了，其中一个是从国外回来探亲的华侨，她不知为何竟同意见面。
这个约定是第二天中午在老莫餐厅。晚上接到杨帅从美国来的一封信，这是第一次接到他的信。信上说，要帮她办手续到美国来“读书”。读书？读什么书？她跟杨帅一样，英文不识几个字。这件事很急，她连忙推掉了探亲的华侨，七手八脚，磕磕绊绊，手续办了大半年，终于到了美国。事后，她竟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有多么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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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二品总督总管
（回首人生，前途在望）
注册时间: 2005-10-13
帖子: 4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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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星期日 十月 12, 2014 12:47 pm 发表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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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高飞的秋天
高飞受伤这个突发事件，震动了文化局和舞蹈界，也使小米倒向了并不英俊的高飞，使小米与高飞的关系推进了一步。
他的呼吸已经平稳，不大掀动被子了，眼皮闭了一半，睫毛当中，露出两个深黝黝的没有光彩的瞳孔。她手捧着一只红色的保温瓶，里面是滚烫的当归乌鸡汤。等他醒来时，可以喝上一口汤。
他在清寒的早晨睁开眼睛，看见了白色的墙壁和她苍白的脸。她没有说话，抚弄了一下他的额发，同时将他的手放在自己的腮旁。
他想，这是多么奇异的醒来。
她很小口地喂他喝鸡汤。
喝完，她转身去拿保温杯时，从空气中飘来风一样的声音：“你回去吧！”
这样悄声交谈，让她想起舞团时的窃窃私语。早先的戏弄，不自觉的调情。他们经常简短地交谈，话题总是直截了当。其实也只是关于鞋子，出血，脚伤，舞伴之类的事物性话题，他们之间本来并没有什么。杨帅那天看到的，是高飞为小米包脚伤，为小米脱下鞋按摩。但是在杨帅混乱的酒后状态下，加上错误的信息，引起杨帅的忌妒与失控。可是，这件事反倒使小米倒向了受攻击的一方。使她的母性大爆发。
后来高飞伤好些，他们沿着河边散步。到了夏季，河岸宽了。公园有一道台阶，通到水边。河水静静地流着，望过去觉得水又急又凉；水草细长，顺流伏仰，仿佛水中女巫散开的绿头发，在清澈的水中摊开来。波纹粼粼，一道阳光像细丝一样，穿过蓝色的小气泡；小气泡一个又一个，向前撵着，随即又破碎了。。。。现在是中午，四周人很少，万籁寂静，公园里空空落落。河边一排老柳树，在水里映出它们的灰色树皮。小米和高飞只听见他们自己的谈话、他们行进在小石径上的整齐步子和小米裙裾的窸窣声响。
他们谈起一个西班牙舞蹈团到本市来访，不久就要在剧院上演。
你去吗？
很想看看斗牛舞，找到票就去！
难道他们就没别的话讲？然而他们的眼睛，讲的是更传情的语言。舞蹈演员在一般人的眼里，是非常浪漫的，其实不能一概而论。
大约是性格，女演员都很泼辣直率，这与她们从校门到舞台，环境比较单纯，又加之事业特征，身体活动是高强度的，意志也较强悍。另外，由于和男生天天泡在一起训练，袒胸赤背，仰俯呼吸，早没有了一般少女的青涩和男女生的矜持。这时候他们的感情，要么就很直接，早早坠入爱河而不是城市青年每周末见一次面的套路；要么，就是根本不把异性当异性，而是哥们姐们。在台上演绎了成百次的爱情传奇的美少年，在他们平时却没有一丝浪漫情愫，都在台上用光了。
杨帅在小米的生命中，来得太早；在舞校那时她还是小女生，最瞧不上同龄的男生，那些男生只会装逼，耍酷。而高飞，在开始时，这个少言寡欲的南方小个子并未引起她的注意，倒是对手戏演得多了，相处的时间长了，才渐渐走进了小米的心里。这时的小米是大姑娘了，她与高飞天天在一起，有了一些默契。只是嘴上不讲。
每逢跟别人在一起，或者两个人汗流浃背地排练时，他们会很松弛和自由，可是一旦出了排练厅，离开了大镜子，身上衣着整齐了，双方倒有点不自然了。每逢这个时候，他们都在竭力搜寻无关紧要的话题，两个人感到同样的焦灼和懒散，好像在内心还有一种深沉、持久的呢喃，驾于说话的声音之上。他们想不到自己会有这种甜腻的感受，惊愕之下，没有想到要如何点破它的存在，或寻找它的原因。未来，包括创造艺术的更高事业和跨进更大的舞台，包括这个刚刚苏醒并向全世界展开胸怀的时代，还包括，身边这个美丽的舞伴，这一切，未来的幸福就像这个万物复苏的河岸，天性仁厚，滋润着两旁的大地一样，放出阵阵清香，由他们尽情享受，他们如醉如痴，乐在其中，乐此不疲。
十年后，高飞和小米在他们波士顿房子后面的草坪上，正在准备一个生日派对。这些年他们很匆忙，也很快乐。他们到处演出，得到了很多荣誉，他们把奖杯放进天鹅绒的盒子里，然后搬进行李箱，带着它们到处旅行和演出。梦一般的忙碌。金黄色的辉煌季节。
刚出国那阵子，虽然很穷，但却好似一段天堂般的日子，除了上课就是到处背包旅游。在高飞出医院不久，就迎来了好消息，他们得到了奖学金，在不同的学院读书。他们在父母及亲友倾囊资助下，加上自己的积蓄买了飞机票，踏上了希望之旅。
那时，小米非常喜欢纽约。纽约的文艺气氛，众多的各种表演，干草地和松树林的气味，干爽的海洋性气候，金黄色的夏季，漫长明亮的夜晚，让她陶醉。野餐，生日聚会，老友的邀请，以及身边的高飞。快乐的时光在飞快地旋转。在安逸的夏日气氛中，借着温暖和美酒，借着漫长的欢乐晚餐，又唱歌又跳舞，她把自己交付给他也是自然而然的。这么久之后，他不仅仅是她的舞伴，也成了她的丈夫。
不仅因为她和他相爱，她对他有依赖。她觉得这个身材不高，腰板挺直的男人身上，有一种承当和内在的力量。而高飞则对小米有感激之情。在留学的那几年，生活很艰苦，他们虽有少量的学费，却仍要为生活费发愁。小米为了让高飞专心学习，她下课后去给人家当保姆，做小时工，洗盘子，然后在公寓里煲一锅汤，为的是给高飞补充体力。舞者不光要读书，还要有好的体力。小米每天都给高飞煲汤。她用棉帽子包了汤罐，放进挎包，倒几趟车，才提到高飞读书的学校。在学生食堂，两人共进午餐，两人谈读书，谈理想，谈当天上的课，读的书。有时高飞拿到珍贵的演出机会，小米抱着用棉帽子包的汤罐，守在剧场后门外，等到半夜。。。
毕业后，他们加入了波士顿芭蕾舞团。两人双双担任了主角。快乐而充实的生活一如既往。练功，排练，演出，晚餐，酒会，看各种演出，参加比赛，得奖。。。他们实在太忙了。生活琐碎而充实。小米永远要好好打扮，出席没完没了的庆典，命名日的庆典，观看新上演的歌剧，其实那段日子，更像是生活本身的庆典。生活真是让人心满意足。生活满得都要溢出来了。各种功各样的事儿，却不至于把人累垮，心里是满足的。要精心排练，然后要参加朋友聚会和公众娱乐活动，甚至没有时间无所事事，游手好闲。一天下来，小米觉得做的一切，都是所有人都高兴做的事。这段生活与当初艰苦读书生活完全相反，却是一脉相承的。
但是，她对他的了解却是在一次深夜长谈之后。那是刚刚加入了波士顿芭蕾舞团初期的一个夜晚，小米到半夜醒来，发现高飞还没回家。她摸到练功房，发现门缝里还有亮光。。。
“你真是个工作狂”
“没错。我是个工作狂! 要知道一名舞者必须时刻让自己保持良好的竞技状态，才能随时登上舞台。”
好耳熟，这是谁说的？
我妈妈说的。
你妈妈？
是的，我现还在拼命练功，仍在如饥似渴地学习，我学得已经够晚的了。我身边大多数人都是从小学芭蕾，我却是学民族舞出身，到十六岁才转到芭蕾的。我的每一步都是奇迹。有时，我觉得自己的身后，仿佛有两个人，在跟着我站在一起练。我很小的时候就是这样。。。我记得，母亲全身压在我的一条腿上，扭过脸来不看我疼的歪了的嘴脸。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你才几岁哦？
我？是七、八岁的时候。
天下怎么能有这么狠心的母亲啊？
母亲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事情。他知道，母亲的目标虽然有时会有一点模糊，或者转移，她仍然保持更年轻的自我，奋发而充满希望；过去的场面会突然出现，像幻灯片一样，投射在当前的混乱背景上。
一开始，一切的开始，出现的是那所房子，在一条长长的小巷尽头，有铁丝栅栏，两边都有松弛的铁丝窗格，在小巷的尽头墙边上，青苔墙皮下面，有一扇地窗，常闪出神秘而幽黯的灯光。那时妈妈还没有照相机，他从来没见过——也许它从来没有照片——也从来没听母亲描述。只有一次，她以不耐烦的平淡语气说起：“那只是一间地下室，从来没有粉刷过，墙上是黑的“。 尽管如此，在高飞的脑海里，它是所有地下室里最光秃、黑暗和高大的一间，简单而熟悉，却有可怕的东西在里面，围困着恶魔，就像侦探小说里发生过谋杀案的房子。
而母亲，那时只是一个叫春儿的女孩子，她是个又矮又瘦的女孩，留着短发，那时不许女学生留发过肩，学校要确保女生思想简单，没有虚容心。放学后，她会走长长的令人担心的小路回家，硬邦邦的铁饭盒在书包里叮叮璫璫地敲打着她的腿。她跑得飞快，因为社会制安很差，常有高年级男生躲在拐角等着“拍婆子”；而“工人纠察队”只能管管大街和公园，管不了小巷。那时好像刚入冬，地面冻得硬邦邦的，路边的污水坑上的冰裂成碎片。枯草在铁丝上耷拉下来，是的，一阵怪异的声音就在附近，幽灵般怪异，是风声吗？奇怪的断断续续的风会把一条条枯树枝卷起。
她是随下放干部的父母，从北京来到这个小镇的。初来乍到，这里陌生落后和破败让她吃惊，周围的一切都跟北京不能相比。她明明听到总有声音从这间地下室里传出来，这天她跪下凑过去，从那间窗口传来的竟然是音乐声，这就是“资产阶级靡靡之音”吗？
她看见地下室的一角有人影。“高圣元！”“春儿！快下来！别让别人看见！”原来是以前的邻居高圣元。他们有段时间都住在城墙根儿的平房区。后来春儿家搬到新盖的干部宿舍楼。他正在和一群人在地下室偷看一个“黄色电影”，里面有一些“不穿衣服”的男男女女用脚尖跳着舞。在这里，春儿开始认识了一种令人震惊的舞蹈。这种舞蹈在她心里引起终生不变的震动。这种感受她多次跟高飞重复过， 以致于当高飞读到一本书，他以为是为母亲而讲述的：“真正的舞蹈是一种恬静的表现，它受制于内心情感的深层节奏。人的情感不是突如其来的，它最初是酝酿着的，像种子一样沉睡着，慢慢地，它才舒展开来。古希腊人懂得这种蕴含在运动中的持续性美感，它升华、展开、然后结束，而自始至终都表现出新生的意味。舞蹈，就其节奏而言，是周而复始、持续不断的。它就像太阳一样，落下去又永远会重新升起。我们并没有完全认识到，我们的知识就如我们的爱心一样，只有依靠本能、信心和热情的力量才能得到。”
春儿从小喜爱艺术，尤其是舞蹈表演。有一年北京芭蕾舞学校特邀苏联专家授课，并在报上刊登招生消息时，母亲带着她千里迢迢赶往北京应试。但是没成功。她又考了很多地方歌舞团，这个伤在她的心里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口子。她尽一切可能接近舞蹈。在那个封闭的年代，春儿最初的审美启蒙是电影中的芭蕾片段，那些英姿飒爽滕挪跳跃的形象是她心中的偶像。她觉得她天生属于舞蹈，这种艺术是十分自然的，因为身体的动作会可以表达内心情感的，譬如一个简单的仰头动作，就能使她浑身感到一种狂热的激情，一种欢乐的、勇敢的或者期待的强烈感受。各种各样的姿势都会这样激起相应的内在情绪，而同时，它们又有力量直接表现出人心中可能有的各种思想或感情。她体内的所有青春骚动和美的追求，都会在这种律动中找到相应的形式，并释放出更动人的效果。她的生命就在此刻彰显了意义。
但是，生活不是舞台，灰色的生活还在沉闷中继续，中学毕业后，春儿和高圣元都到手套厂上了班。一天他们在车间里干活，厂长忽然来到车间，让全体工人到街上去。这时他们听到了锣鼓声和口号声还有人声，是从街上传来的。还有汽车喇叭声，还有工厂的汽笛声，是从三里以外的工厂传来的。整个世界迸发着欢乐。他们冲到了街上，大游行就要开始了。这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天。
文化大革命横扫一切有色有声的文化，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归于封资修的货色。却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蓬蓬勃勃的大舞台，他们组织了小镇宣传队，搭起野台到处演出。他们把样板戏轮着演，反正真正的演出什么样谁也不知道。他们像以往走街串巷的民间艺人一样，不同的是打着宣传革命思想的愰子，到处演出，所到之处受到极其热情的欢迎。每到一地，春儿便挑选一段较为平坦的地段，让当地村民帮着竖起“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大旗。锣鼓一敲，竹板一打，不是旧艺人说的开场白，而是以革命歌声先招来观众。先是妇女儿童先赶来，然后七大姑叫上八大姨，人们带了小马扎，长条板凳一圈圈围好，再后来的人没有地方坐，就爬上树，或趴在墙头上看。这时，春儿才挺胸站出队列，振臂高喊一声：“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现在开始战斗！”只见一群小伙子翻着跟头就上了场，每个人身上披一个白床单，当作斗蓬，领头是带着翻毛皮帽的杨子荣。高圣元扮演的杨子荣刚演完，春儿演的白毛女就上场了。春儿的热情又传染给巷镇和村镇的年轻人，宣传队走后村里会在余热中兴奋很久，其兴致不逊色给电影队的，盼望这个白毛女的再次出现。
高圣元和春儿成了配合默契的好搭档，他们双双被选进了市业余舞蹈队。这个名子叫春儿的女孩子扮相俊俏，能立起脚尖跳舞，扮演过各种样板戏里的女主角，在地方上成了显赫一时的人物，多少人在台下看得眼都直了，没想到她就嫁给一个极平庸的伴舞者高圣元。他们在工人宿舍筒子楼的五层拉上一个花哨的窗帘，他们的婚姻就在一个窗帘背后展开了。春儿一心想跳舞，但因为怀孕早婚，她有点后悔了。
最可怕的疑虑是在结婚搬进婆家开始的，她就发现自己被禁锢在一个错误的家庭。她险些昏死过去，而比这更糟的是，是还和一个没法直望的人关在一起。她马上后悔了，她想回到舞台，可是在这个保守的家庭是不被允许的。婆婆的刻薄和小姑子的愚昧陈腐让她绝望。早上醒来照镜子，她无法面对自己已结婚这个事实，镜子里的女人蓬头垢面，挺着大肚子，满脸爬满了雀斑，这个丑女人和昔日舞台上的美人毫无相似之处。
高圣元却甘愿听从母亲的指教，对她的恳求无法可想，他指望凭着妻子在舞台上的灵巧，能自动处理好家庭关系，自动协调妥当。母亲的消沉让他痛心，曾几何时，她的街坊邻里中最热心的人，她对生活的喜悦能给最缺乏信念的人以希望。她曾经像春儿这样，年轻时是个美丽、智慧、敏锐得超凡脱俗的女人。可是高圣元的父亲因工伤去世后，家中的一切都变了。守寡的痛苦让她自己都无法相信她还是原来的她。她变得怠懈，刻薄，与所有的人为敌。尤其是对儿媳，觉得她是夺走她唯一最心爱儿子的人。不管怎样，春儿的幸福生活仅仅在他们在地下室偷偷学芭蕾，和组织了小镇宣传队，搭野台到处演出的日子。而那个曾经同心同力的舞伴，唯一能帮她免于最终沉沦的人，却在母亲的强悍面前无能为力。是他，春儿把这个套入死亡圈套的责任全部归咎于他，而不是对她横挑鼻子竖挑眼的愚蠢的小姑子和半疯的婆婆。但这时已经太晚了，肚子一天比一天大，在周围人的眼中，奉子成婚已不名誉，除了乖乖在家，洗手煲汤给婆婆小姑子做饭，更没有别的出路。她到此时才怀疑，爱情这种东西是不可靠的，在它迷人的外表下，会结出可怕的果实---孩子！女人更要为一时的冲动承担最沉重的代价---生育。她嫁的这个男人不过是个无可救药的懦夫，一个在母亲面前束手无策的可怜虫。
她整天以泪洗面，给高圣元下了最后通牒----要么搬出他家，要么堕胎！
她从来没有放弃任何事情。她的心里装着一个梦想，肚子这个小东西阻止了这个梦想。高圣元想要儿子，他是三代单传，一定要为高家保住这个儿子。他与母亲摊了牌，为了孙子，她得让步。两个年轻人终于搬出来，在一间又破又小的顶层宿舍安了家，由于是顶层，夏天热冬天凉，到了春天漏雨，秋风吹得顶蓬砰砰连夜不停地响。可是春儿认为，从现在起，这才有了自己真正意义的新家。
后来，她在新出世的儿子身上找到了寄托。当他从她身体里挣脱出去时，她感到一种摆脱一件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的轻松。她要迫不及待地练功，恢复昔日的苗条。当护士把活生生、浑身沾满羊水和血污的小东西抱给她的时候，她感到手脚没地方放，感到一种错拿别人东西的感觉。她刚开始并没有进入母亲这个角色。这是别人，或者是生活强加给她的。她对这个从她腹中出来的小牛犊竟没有一丁点儿的感情，这个发现把她自己也吓了一跳。然而，在妇产科的两天里，她学会了认识他，每天当护士推着放满七八个婴儿的小推车进门时，她学会了从哭声最响，脸最红，脾气最大的婴儿中识别他。母子俩互相熟识了，他学会了裹吸她的奶汁。她欣喜万分地发现，人们爱孩子是从养育中产生了情意，而不单单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
她生完了孩子，还在做梦跳芭蕾。她无法忍受在满是灰尘的车间，坐在缝纫机前八小时后，整日在没有窗户的小房间里，一把屎一把尿地消磨时间，她无法忍受内心的孤独，坟墓般的日子，这一切让她窒息。尤其在儿子生病的夜晚，他夜夜吵闹不停地哭嚎惊扰邻居，她觉得就要被击垮了。
高圣元不知道产妇会得一种病叫产后忧郁症，产后情绪波动，甚至有自杀倾向。春儿不停地哭，视力急剧地下降。他知道春儿的梦想是再上舞台。这种愿望是多么不现实，他母亲是绝对不会容许的。像是一种默契，或悼念，他与妻子给孩子起了一个带祈祷意味的名字，高飞。
他何尝不是希望自己永远在舞台上，跳舞！但是不工作哪儿来生活费，何况他们只是普通的人。他的肚腩越来越鼓，头发越来越稀少。。。
随着儿子的到来------这个鼓舞人心的收获季节---春儿发现，对于埋在心底的那个刺痛她已经能够习惯了。现在再也不是剧痛了。现在埋藏的不再是一根刺，而是一团棉花温柔地包藏着的一个，几乎对她总是有吸引力的一个潜意识，一个永远深藏着的诱惑。
春儿曾有过一个追求者，容貌清俊，玉树临风，名叫萧劲松。不光是因为他是干部子弟，跟她有相似的家庭背景，还因为是她愿意接触的那类文艺青年。他们在一起背诗，唱苏联歌曲，谈论老电影。。。他曾把她裹进在他宽大的，精心裁剪的外套里，衣服上还有男人的味道。他优雅地吻了她，但舌尖只是轻轻地拂过她的嘴唇，一个私密欲望的暗示。这在当时是最大胆的举动，以致于她以为这是她俩关系的确认。
他们一起考北京和上海的歌舞团，奔波在幸福与失望重叠的旅途；后来再一起考省歌舞团。在一次考试后，春儿被单独留下来，不是考官而是团里的工宣队长要找她谈心，直接提出，要留下，可以，但是要解除与男友的关系，因为“会影响工作”。我们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业务骨干，但是你的家庭出身不好，不是红五类，你的男友也不是，你们不合适在一起。
春儿傻了，但是她是个慢热的人，她的自然性格使她愚钝而不善解人意。萧劲松说，就答应他们吧，因为反正没有人知道，这只是个权益之计。春儿说，她是认真的，想看看他是不是。后来，萧劲松告诉她，实际上是工宣队长看上了她，而他已作出了默许；要是春儿也答应，两个人都可以留在省歌舞团。皆大欢喜。春儿说，要考虑考虑。最后一次他们在一起，春儿灾难的眼泪像决堤的水夺眶而出。他说他要结束这场光荣的求爱史，但是他想索取互相的最后快慰。
他多虑了。春儿说假如你是真的，只需给我一些微温的，彬彬有礼的感情就能让我快慰。春儿想也不会想跟那个满嘴黄牙，满嘴酒气的工宣队长一起生活。她说，我等着你。你记住我们的约定。明年春天结婚。
在站台上，一只黑猫从他们的道路上斜穿而过。这不是个好兆头。特别是黑猫。他们无言分别。她没有说话，克制自己不要哆嗦。他不愿别人看到她当众流眼泪。仿佛是为了鼓励她的自制力，他宣称要陪她坐到A市。
春天来了，又过去；春儿觉得，没有萧劲松的这个春天，比以往更萧条不堪。又一年的春天来了，又过去了。他说分开一段时间是必要的。实际上，在这段时间里，她可以较客观地看他。她把自己喜欢和不喜欢他的种种迹象作了反复地比，将无动于衷与名符其实的激情的种种迹象做了一番平衡。实际上，他娇惯而善妒，他已经怀疑春儿是自己主动跟工宣队长暗送秋波。而为了自己能够留下，他不但把女友推给别人，还半推半就地跟省长的女儿走得很近。
“男人走出房间，他就把一切留在了房间里了。” 春儿的女友马丽告诉过她，“而女人不同，她出门时。就把房间里发生的一切都背在了自己身上------所以，女人走得不远！”马丽是个小胡同里的哲学家。
这些高圣元都知道。
有一天，高圣元告诉春儿，有人请他到剪刀厂当车间主任，他答应了。为什么？工资又不高，离家又远。
高圣元没有马上回答。他在当天晚上买了酒，切了香肠，炒了一盘花生豆，拍了一叠黄瓜，才坐下来，跟春儿碰了杯。两人都喝了酒，才一抹嘴说，因为对方答应他，可以组织自己的工人舞蹈队，他和春儿两个人都去，可以跳舞！说着，两个人就在屋里跳了起来，这是春儿结婚后，两人第一次在一起开怀大笑。
春儿第一次出现在剪刀厂，是儿子五个月的时候。她仰仗着丈夫是车间主任，根本就不去车间干活。她抱着幼小的高飞到车间晃一晃，展示了一圈，就直奔了由旧车库改造的练功房。马丽到厂门口给孩子买来一根小豆冰棍，五分钱一根。高飞对着冰棍摇摇头，他还不认识这玩意儿。他爬到妈妈膝盖上，熟门熟路地从妈妈怀里拉出一个若隐若现的饱满乳房。他安顿下来，懒洋洋地躺着吸裹着，看起来不可一世，心满意足。但是，渐渐地奶水就不够了，那个年代做妈的奶水普遍都不充沛。高飞力气用得大，但收获渺小。春儿还要练功，还要给工人排节目，顾不上那么多，等高飞六个月大的时候，春儿就毅然给他断了奶。她不顾他的哭叫。也不顾乳房肿胀，回奶弄湿了前胸，她要把身体瘦回去，再上舞台。于是，每天高飞要么跟着妈妈排练，要么就在舅妈家，跟比他大一岁的表哥在一起玩。
这个破库房就是春儿的广阔天地。不过遇到什么困难，也不管有多累，她都能轻而易举地对付各种问题。她爱这个旧库房，在这里不用讨论糟糕的天气和邻居家的婆媳吵架，这里是艺术的殿堂。她什么都不需要，只要有音乐。这里也充满各种各样的难题。可是她爱这个库房，这昏暗冰冻的下午亮起的灯光。她爱日复一日的挑战。这很像那个对她具有启蒙作用的地下室，似乎与梦想有点关系的地方，都是这么黝黑，暗淡，不见天日。
这些日子春儿完全变了一个人。不光是身材上，更是在精神上。她对自己的身体很苛刻，不能多一两肉，不能少练一天功。可是她对别的队员示范动作，则严苛又耐心。“手要这样，举过头顶，眼睛，仰头，眼睛往上看。明白吗？”“明白！”女工齐齐地回答，可是马上又回到原来的样子了。
高圣元发现，春儿的样子完全变了。她脸上一层薄薄的汗珠，眼睛灼灼发光，像个高烧病人，处在一种狂热的情绪中。这个样子跟她怀孕时，跟她在家的样子完全不同。她这种挺胸昂头自信的状态，在周围的女人身上都看不到。她与手套厂或着剪刀厂的女工都不一样。连她的声音都带着一种妇女主任的威严和克制。根本不像其他女工那样叽叽喳喳，像早上林子里的鸟，或者粗声大气地说话，好像在早市上让人家给她上好的土豆一样。人们这样夸她：瞧她的身材，啧啧！那里像生过孩子的人！春儿很快地恢复了当初的风华，她忙着带领宣传队参加区里的群众汇演。从高飞会走路，父母就带着他参加演出，他一直像个跟屁虫似的，没人管他，就让他在化妆间玩。
在一次演出高潮时，观众里不合时宜地响起了一阵哄堂大笑。春儿很纳闷，一定是演员做错动作了，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她问了一圈谁都说没出错。后来马丽发现了真相。原来节目一开始，锣鼓一敲，音乐一起，演员在台前跳舞，小小个子的高飞就站在台侧上场口的地方，随着音乐手舞足蹈，把妈妈的动作一丝不差地做下来。结果，人们不再看大人的表演，而是把注意力放在了这个小孩的身上。哄笑此起彼伏。大约是耳熏目染，高飞对父母的跳的舞蹈了如指掌，所以每当父母在台上跳，他就在后台一起手舞足蹈。
但是真要把舞蹈当成毕生事业来完成，可不是简单跟着跳跳玩玩就可以的。他究竟有没有这方面的天赋呢？ 在后来的一个机会，让春儿看到了儿子的潜能。三岁的他被带着去看电影《叶塞尼亚》，片中有一段热烈奔放的吉普塞舞。看完回家后，儿子立即原汤原味地把这一段长达两分钟的舞蹈，一板一眼地演了出来。这时的高飞才三岁。春儿惊呆了！她打了一个激灵---是不是她太爱舞蹈了，那个万能的造物主把她的才能装放在了她儿子的身上。她认定儿子体内有天生的舞蹈因子。她不知道丈夫是不是在此时注意到了这一点。但她知道他已经注意到了。他们怕惊扰了他的兴趣，只是不动声色地开始观察儿子。
他们家有一张祖传的红木大床，像个小舞台，高飞就成天在上面嘭嘭地瞎蹦。后来，收音机里放着《叶塞尼亚》的音乐，他就不是瞎蹦了，而是跟着音乐的跳起了吉普塞舞。如果是电影《少林寺》的音乐，他就摆开武术架势，在床上翻跟头踢腿。开始，他的观众是妈妈爸爸，然后就是邻居和小玩伴，再后来，是同学甚至来家访的老师。每逢家里来人，都必然叫他在他的特定“舞台”上表演一番，人们都啧啧称奇。但是，后来高飞对舞蹈没什么兴趣了，他最早接触的舞蹈男演员是在电影里，他不喜欢化着浓妆，动作绵软的男舞者，总觉得他们不够刚强，有些娘娘腔。相比之下，他更喜欢“解放军叔叔”，喜欢尚武的人。他喜欢跟着舅舅练武术。整天舞枪弄棒地做着英雄梦。春儿则忙得顾不上他，任他泥里爬土里滚。当时春儿正在排练一个新节目。
他经常跟小米提起和表哥一起的练功的情景。表哥比高飞高出一头，人高马大的，随他爸，也就是高飞的舅舅---虽然一般人都说他们像亲兄弟。他们上同一个幼儿园，同一个小学。舅舅为他们安排了前程，希望他们将来上个技校，学门手艺，将来做个会计或办公室什么的。他们真正想做的，一直真正渴望的，就是成为武林高手。而不是像京剧演员的舅舅，只在在舞台上扮演武林高手。他们想去的是少林寺。再不济，去附近山上的玲珑寺。学校里没有体育馆，一切体育活动都在大操场上。那里有几副单杠，一副双杠，一个沙坑。在家时，他们就在门厅走廊里练。天气好就在草地上练。和尚如何生存呢？他们没有印象。在哪儿能够找到他们？怎么才能加如他们？这类问题越来越多地困扰高飞，可是表哥却从不操心。
秋天时节，晚饭过后，趁着还有点光线，他们在职工楼对面的空场上练。那里地面很平坦。他们穿着汉衫和松松大大的练功裤。先打侧手翻，再做双手倒立，头顶地和翻筋斗来做热身，等身子灵活了甚至能打双重筋斗。然后扭作一团，你出拳，我劈掌；你扫堂腿，我凌空飞起一脚。然后站在矮桩子上，一只脚朝天蹬。这时，就看出两个男孩子的差别了。一个高而瘦，一个矮而壮。他们一直在努力地摇晃着，力图维持平衡。他们也许会倒下，也许会撑住。高飞因为自己个子矮，总是家里大床上乱蹦，可以显得自己高一些，结果练出一种高台技巧。他按照舅舅说的运气，吸住气，努力变得像一片鸿毛一样轻，总能比表哥站桩时间长一些。为了达到魔术般的平衡，他们不辞辛苦。成了。不成。成了。再来。
观众就是住在楼里的孩子。大人对他们不感兴趣，他们有很多事要忙。老太太视力不错的，爱看这套表演。老头用拐杖敲着地面，嚷嚷道：“抓住他，孩子！抓住他的腿，不，另一条腿！”好像这不是武术而是摔跤比赛似的。如果说春儿也在看的话，那准是在窗户后，她总有活儿要忙。不时还担心着，这个月的粮票到哪儿去借？还有布票。这俩孩子练功练得胃口惊人，又费布又费粮食。怎么得了？
每当高飞想起和表哥一起的练功，就觉得自己也坐在门廊台阶上，看这那两个男孩在草地上用力、摔倒、跃起----飞身一跃，成功地站在木桩上，然后快活地翻着筋斗跳下来。这些回忆总被一种湿乎乎的棕色阴影所覆盖。那会儿，路边都是榆树，秋天树叶会变成一种带棕斑的金色。树叶形状如烛火。就如在他心中的理想之火。
锻炼确实令男孩子们食量大增。只有一次，春儿带着小哥俩吃了一次猪排面。后来高飞对猪排的美味念念不忘。春儿就趁势用猪排吸引他，说少林寺和尚只吃素，少林寺没有猪排。“她是怎样说服你的呢？”事后小米问高飞。
“她曾经一心扑在我身上---我们谁都没有这么说过，但在我十岁以前都是这样。十岁以后，有人代替了她的角色。她一直在家教我，因为从三岁到六岁的儿童舞蹈训练在国内根本没有。后来从6岁到8岁的儿童舞蹈训练，又有一些人为的标准---而我跟那些标准没有半毛钱的关系。”高飞回忆起母亲，就像是在讲一个邻居人家的母亲。
“刚开始，她没有意识到教我有多么困难，简直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因为她的生活又忙又乱，而我是一个任性又捣蛋的家伙。我陷在她设的局中，陷在没完没了的搏弈中，可我又是变幻不定的。孩子嘛！哪儿有什么恒心？我心目中的目标就是武术，任何与武术有关的---对我来说都是刺激。”不过他还是纳闷了一阵子。他们是怎样说服他的呢？想必是激将法吧？
春儿跟儿子打交道就像跟一个暴躁、狐疑的小狗打交道。你指东，他偏往西。对喜欢的事一定执迷不悟，不撞南墙不死心。起初，当她教他跳舞时，他根本不肯停下手里挥舞的棒子，朝她看一眼。她坚持下来，因为她了解儿子，他跟她一样，不拒绝任何挑战。这是春儿的秘密，也是发现高飞潜能的钥匙------永远不肯承认有什么事情是他干不了的。知子莫如母。
一天晚上，高飞正在写作业，写完了的时候，母亲把一个练习本推到他眼前。
这是什么？
你看看就知道了。
这是她的剪贴本，凡是跟舞蹈和武术有关的少年儿童比赛的新闻报道她都收藏。区里有什么人参加了比赛？得了什么奖？高飞哪里服气？别人做得到，我也做得到。到后来激将法最终解除了他的武装。春儿高圣元总哄他说，这是在练武，不是练舞。他们放着《少林寺》的音乐，给他扎上练武的厚腰带，用武生的行头给他打扮起来。让他下腰劈叉练空翻。高圣元也跟着一起练，一起扎马步。一劈手，一跺脚，有招有式。动一下，嘴上就喊一声：“要练功，不怕苦！”高飞希望有一天，他的成绩也会被母亲贴在她的本子上。其实，春儿对他有信心，他根本就是一个奇才。
冬天来了，空地上的训练终止了。宣传队也停止了演出。这时春儿接到了一个特别任务。这使她名声远播，甚至惊动了省文化厅。
冬天，演出少了。春儿现在迷上了电影。第一次是去看了《红色娘子军》。第二天又去了。后来又看了一回，这次她带了一个本子，是那个“帐本”吗？高飞很好奇。不过，他马上就忘了。当穿着红袄，戴着斗笠的女演员上场时，高飞小声说，爸，我要上厕所。爸爸正与妈妈交头接耳，没听见。他又说了一声，意思是让爸爸陪他一块去。“快去快回！”爸爸转过身子小声嘱咐了一句，又把身子对着银幕，看了一眼，又飞快地低下头，在本子上记着什么。
等高飞上厕所回来，看见妈妈在低头写着什么。她还打着手电筒，一只手挡住灯光，微光在她脸上一明一暗。然后是爸爸嘟囔了几句，妈妈辨解，语调轻快。后面的观众受到了躁音影响，不高兴了，发出几句低低的抱怨。妈妈嘟囔着道歉。但手里并没有停下来。他们紧盯着银幕，神情紧张又兴奋，两个头凑一块窃窃私语。他们在干什么？高飞忍不住问了一句，妈妈，你们在干什么？妈妈从爸爸身后探出头来，抿嘴微笑，样子很奇怪。她的微笑显得偷偷摸摸，又挺天真---一种看起来狡佶又持久的欢乐表情，就像老太太或小宝宝的微笑一样。
过了几个星期，他们又去看这个电影。高飞表示再也不看了，再看就吐了！他烦了，拒绝再看同一个电影。除非是看《少林寺》。
大人还这么爱看电影？他抗议道。
谁说我们是看电影？我们是在“扒”电影。
“扒”电影？电影能“扒”吗？
爸爸得意地一笑，不再理他。
他们就让他自己在家玩。高飞心想，大人有时很幼稚，故作神秘，自鸣得意，有时真比小孩还像小孩。后来，他们终于不再看电影了，改成了在家听音乐，好像还是《红色娘子军》。听着听着，就站起来，比划着，跳着，转着，就往本子上记。你站在这个位置，我站在那个位置，高飞也被拉来站个位置。高飞觉得像玩游戏，挺好玩的。他很快就兴味索然了。他跑到外面玩，过了一会儿，他注意到在房间里的两个大人好像是在吵架。高飞想，这两个人，爸爸和妈妈，想必隐瞒了点什么。他俩之间的密秘，他感到它在新鲜地、戏弄地涌出，或悄悄地、酸涩地隐瞒着，他还搞不清那是什么。
再过了一些日子，他们越来越顾不上他了，忙得很少在家了。工人舞蹈队又开始了排练。再过几个星期，他们在文化馆上演了一场《红色娘子军》的片段。当高飞看到舞台上的演出，他震住了。穿上了服装，化了妆，手拿斗笠的工人舞蹈队员们，在明亮气派的舞台上，一招一式，都跟他在电影里看到的完全一样。唯一的不同只是脚尖没有立起来。
剪刀厂的工人竟然能够上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片段，在本市引起来不小的哄动。他们又被做为地方群众文化的典型，送到省里参加群众汇演，然后又被选送到北京演出。这次，女主角吴琼花的脚尖真的立起来了！吴琼花的扮演者就是高飞的妈妈！
小说：足尖旋转（14）
高飞后来回忆，这就是爸爸说的“扒电影”。这两个人，一个看动作，另一个记动作；然后再倒过来，一个记，另一个看。他不知道妈妈是怎样立起脚尖的，其他的工人舞蹈队员都是像征性地踮起脚尖。
对春儿来说，这次的成功是探索性的，也是历史性的。因为全省只有一个剧团能表演这个舞剧片段，那就是省歌舞团，另一个就是她领导的剪刀厂工人舞蹈队。这次的较量是她跟老萧，萧劲松的较量。她跟老萧打了一个平手！
春儿并不像报纸上说的，为了宣传什么思想，她选择带领剪刀厂的工人上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的片段，是为了爱，为了圆梦。当时，中国引进芭蕾舞才几年，这个舞剧与八样板戏不同，它既是艺术的又是革命的，即炙热的又是欢腾的，聚光灯下，吴琼花在舞台上回旋出空灵的身姿，轻抚一曲灵魂动感的韵律。春儿感到不可抑制的感动，那优雅协调的音乐，那轻灵飘逸的舞姿。。。。。。美到极点！那个受到欺凌的弱女子，在胆怯中重生，从柔弱中坚强，信念，追求，执着，生命的意义不正应如此吗？她一遍又一遍地沉醉于这样的美，竟也多出了更多不一样的情愫。芭蕾，怎一个美字了得！世上如真有精灵，那一定属于芭蕾舞者！
她本来是认了命，跟着父母下放到小镇，按部就班上了小学再进中学，然后随着其时其地通常的安排，进了一间街道小厂，坐在一台早该报废的机器前，织手套，后来嫁了邻家男孩---走上了安稳平庸的生活。在这既定的成长中，春儿略超出一点常规，那就是她对舞蹈隐秘的爱。她的热爱误打误撞地符合了时代的潮流，有多少文艺青年像她一样，在逼窄的环境下，寻找热情的释放。自我培养对艺术的爱好，自供养分，使其壮大成长。她从小就不怎么认同她所在的环境，渴望走出这个不属于她的小镇。这个奇出的愿望，使她在十几岁到二十几岁都在外出考试，报考歌舞团。这性格看起来像负气，没什么偏偏要什么！结实可感的她都不要，偏要舞台上那些虚无缥缈的美。那些美在枯躁的生活中物化了她的幻想，就像漫流的水有了河床。有着顽强内心活动的春儿，在那个不开放不活跃的年代，千篇一律的封闭环境里倍感压抑，格格不入。加上她那段爱情前史遭到了背叛，她的这段不平等又无节度的爱情，并没有因失败而冷却，反而磨练了感情的锐度，使她在无人响应的境遇中一意孤行。这种感情终于凝聚成超人的毅力，使她成功上演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片段时，冲出了平凡生活的藩篱。
在繁忙的排练中，她付出了像工人一样繁重的体力劳动。在有人的眼里，芭蕾是最高级的艺术，而摔跤是最低级的艺术，可人们没有想到，这些表演是多么的相似------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身体做出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来表达自己的。
这个节目火极了，被邀请到全省各大企业和工厂农村演出。高飞就这么跟着他们，他们走到哪儿，他就跟到哪儿，也许因为别无选择。而他们自己呢，也相信着这一点---大人所有的事都会被孩子原谅的，他们的那些冒失，武断，草率，冷漠---他们所有的那些无法避免，或纯属人为的错误。
在高飞的印象中，农村的台子搭得特别简陋，有时是在庙里，有时是一个木头搭的，昏暗的棚子，摇摇欲坠。板子间的缝隙里透出暗淡的、晃动的灯光。播放着的音乐因为太多次反复用，声音变得沙哑、刮擦，就像从一道摇摆不定的荆棘丛里钻出来的荆条。
演出开始后，他不再站在舞台上模仿大人的动作了，这种小儿科的事他再也没干过。他在各处晃晃，有时开场前在空台子上跑动；有时扭动着身子，爬上棚子的顶端，研究板子的弹性，再从原路爬下来；或者爬到树的最高枝上去，单手单脚地把自己吊在树上，像猴子一样晃荡，在树上看舞台上表演的人。此时高圣元和春儿正在紧张地化妆，表演，调度，监制，兼音乐和报幕。。。没功夫注意到他。他就像野孩子一样自由。一直到演出结束。灯光熄灭，音乐停下，爸爸妈妈开始大声喊他的名字为止。
吃晚饭时，他会像无意地说出，第几排第几个的演员出错了左脚。如果再问他，他会气呼呼地、很不耐烦地喊着拍子把动作演示一遍。春儿认为这孩子对音乐舞蹈有天赋，就是不用功。她开始叫他“指导员”---“指导员！站到你的岗位上去，去督促你的战士们。看看谁出错了，谁的动作不对。”他便乖乖地、拖着步子走到台侧入场口，头上戴一顶“指导员”的帽子。他的头发被压在超大的帽子下，脸蛋也就不会那么小了，也不皱着眉头了---他时不时的不屑和嘲弄的、吊儿郎当的表情也不见了，变得严肃矜持。他们都叫他指导员。这让他比别人记住了更多的舞蹈和音乐。
晚上，春儿给演员们做夜宵。这个时候，有人拿高飞开心说，指导员，我跳得不错啊！干嘛说我出错了？来堵他的嘴，他就会站起来，嘴里嘟囔着，一二三四，第四拍你才能抬腿，可是你提前了一拍！高圣元倚着门框，端着一碗面，一边大口吸溜着面条，一边自豪地看着儿子。春儿正在往锅里打鸡蛋，她麻利地一边搅着一边大声地说，我儿子要是不跳舞才真是屈才了！高飞记得，那个时刻，一家人是快乐的，他几乎忘记了与父母为武术的争执，几乎三个人是站在一条战线上了。
正当春儿沉浸在成功的快乐中，高飞却失踪了！
听到这个消息，她感到头晕目眩，后悔没有留意到儿子近期的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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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星期二 十月 28, 2014 8:29 pm 发表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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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和母亲一样性格的高飞，变得热爱冒险，个性顽固。他也走着母亲年轻时的道路---走出去，走出小镇。走得越远越好。这种出走，实际上近似挣脱藩篱，是每一代人一次又一次上演的老一套，可每一代人都认为是自己的独创。
这次他们并没有跑出多远。
那天，高飞和表哥在食品店买了一毛钱一根的大雪糕，撕开包装纸贪婪地舔了一口，就坐在食品店门口的马路沿儿上吃。高飞举着雪糕，吃了一口就停下了。
我反正不想再学舞蹈了，烦死了，我干嘛要学舞，干嘛老要看着他们跳舞，不干我真正想干的事？
他们还去了长途汽车站，打听去少林寺的车票，没人回答他们，倒了打听了去附近最近的寺庙的方法，听说那里也有和尚，会不会武功就不知道了。表哥问他没有钱怎么去？“我们可以表演武术，”高飞说，“可以在人行横道上表演。”
表哥知道高飞是认真的了，他不是在开玩笑。他坐在哪儿，举着只舔了一口的大雪糕，畅想如何谋生的方法。在人行横道上表演武术。
他们的爸爸妈妈怎么办？这个问题只引起了更加疯狂的计划。
“你可以告诉他们我被坏人拐卖了。拐卖小孩的事很多。”
“那警察怎么办？”表哥说，“警察很精的，他们会找所有被拐卖小孩。他们会找到你的。”
“那就不要说被拐卖，就说我们遇到了坏人，然后逃脱了，只好从此藏起来了。”
“你怎么就知道我会去说呢？别再扯了，我要想一个更好的办法。”
他们编造这样那样的故事，他们还讨论了怎么偷到钱去买车票。又过了一个星期日的早上，他们穿过小镇后街，走向汽车站。他们根本不担心钱能撑多久，也没空想各种麻烦的事，剩下的就是开心。不折不扣的开心。
高飞在后来回忆的时候，省掉了一些细节和原因。大约那时他还太小了，不会顾及很多细节和现实的考量。要是有人问，打这儿以后又怎么样了？他会说，“比预想的复杂一点，不过我们都没事。”事实是，当那个卖票的售票员打量了他俩，就知道跑出来的孩子。三句两句就问出了破绽。疑问、谎言、冷笑、威胁、电话、拐卖未成年人，或未成年人自己逃跑。你们的父母在哪儿？有谁知道你们出门吗？街道办事处的人知道吗？谁允许你来的？冒出来一个警察。两个警察。供认不讳和一个电话。街道办事处的大妈主任和妈妈来拘留所领人。爸爸大发其火。舅舅吹胡子瞪眼。用练功的棒子打表哥的屁股。高飞和表哥再也不许一起玩了。
妈妈去拘留所时，与高飞有一段对话。“我跟你一样，曾经跑得很远，我也只想跑，越远越好！”高飞很吃惊，但还是垂着眼睛，小心地抵防妈妈的诡计。妈妈又说了一句话，让他更加疑惑：“我保证支持你，如果你能去最好的地方，最好的学校，越远越好！”
高飞怀疑妈妈是不是气疯了，或者在说反话？事后证明她心志很清醒。而且，她用一生来实践自己的誓言。这是不是调虎离山计还是妈妈与他个人之间的密秘？
事后，春儿没有对丈夫夸张这件事，只是轻描淡写地说，“这是个阶段。他想尝尝独立的滋味。”
“哼！他得到了一肚子的独立。”高圣元气哼哼地嘟囔着。这件事以父亲的失败感结束。
之后，他和表哥不再逃跑。其实逃跑对他这个岁数的孩子，是易如反掌，他再试一次，就可以不被发现，可是他似乎从妈妈那里得到了谅解甚至支持，逃跑已经没有了意义。这种逃跑的形式只是一个形式。不久，它就以另一种形式再次出现。
他永远对母亲心存感激，因为她相信他的疯话。他觉得他比绝大多数人都幸运，因为他有对一种艺术活动的超级着迷，这种体验给他不同的认知。
春儿无奈地坐在椅子上，看着被警察一手一只像拎只小鸡似的，拎来的两个男孩子。她带着打探、苍白、激怒的表情，审视着高飞。
你知道你错在哪了吗？
我不知道。他诚实地回答。
他想起小时候，经常看到妈妈走过院子，去倒洗碗水，高高举着洗碗盆，步履从容庄严，然后姿势优美地把水抛过栅栏。那时他觉得她像个强大的女王。她在家的地位就是女王，他们都得听她的。她是那么与众不同，轻快，满怀希望而直截了当。周围的邻居大妈大婶，除了姑妈，都会说，你看你妈多骄傲，谁都不理。他能感到她们的轻蔑、优越感和沉默的忌妒，那些人可以静静地待着，什么都不干，不必做任何不平常的事，说不平常的话。
她仍有力量，但是也许不像她认为的那么强大。
在拘留所的此刻，她都没了办法，像要哭了。事后高飞回忆起来，有种奇怪的快感和歉疚。当时，他很怕，似乎他们之间有一种轻微的约束，需要她来让他平静下来，不过，看起来恰恰相反---她很紧张，手心攥出了汗。
其实，我跟妈妈很相似。我情不自禁地分享了母亲的相同爱好。爱好，就是在外人看来吃力不讨好的事，就是不挣钱，没准还赔钱的事。让你忘我，忘掉世俗的现实，让你兴奋，让你流泪，手舞足蹈。它向我展示了一个华丽的世界，给人一种绝妙的非现实感。在那个特定的时刻，天气总是戏剧性的，大地会蹙眉不悦，大海在暗淡的阴影中闪烁。
产生这种兴趣一开始是很偶然的。然后我很快跟着大人耳熏目染。我的记忆力也异于常人。记住并表现出一系列舞蹈动作对我来说，是不可抗拒的测试和挑战。我妈妈说我的脑子就像那种我粘知了的胶，那些动作我过目不忘，一下子就被粘住了。
但我还是朦胧地渴望着冒险，表哥也是。似乎一股叛逆的血在血管里流淌，它要冲出来变成行动，逃出生活中一切正常的规定轨道。我要摆脱父母和其他人加在我身上的束缚。当它发作时，我逃学，登高，爬墙，爬树，从背后揪女生的小辫子，往她们头发上放粘知了的胶；冲老师闭眼假装上课睡觉。。。它是一种多余的激情，就像得了多动症。在跳舞，练功，满头大汗之后，它就像被挥发了出去，我就变得平静。平静而快乐。不像一个孩子的感觉。妈妈说我体内有一种破坏的能量，或者按理论书上说的，一般天才就会有这样那样的怪毛病。只有作母亲的，才会对孩子的调皮做出这样的解释。
“我说不出喜欢还是不喜欢他们这样，沉溺于幻想当中，人们像他们这个年纪早就变得稳重务实，不再挑战自己，更不把子自己的幻想强加于孩子身上。人们毕竟学会长大，服老，认命，衰老，可我的父母不会，他们是那么可爱的人，总跟小孩子一样。”
“看看我的命。”她不断地说，“有你这么个孩子。”
我不知道这件事和其他事有什么关系，不过我不得不说，妈妈在她后来的时候，人彻底变了，变得。。。她宣称我将是个最伟大的舞者，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展现雄鹰般的雄姿。我同意，从此以后，我相当喜欢她。
在文化馆的路边，堆了很多人，后来的人扒着别人的肩膀朝里看，高飞和表哥路过，就穿过大人的胳膊和腿，钻到了前排。里面并没有什么声音，只不过站了几排小孩子，拘谨不安地站着。这时，有几个大人走进了屋子，四下看了看，冲着窗外的高飞和表哥还有其他的孩子招手---你们，都进来，排队站好！
高飞和表哥迟疑地走进屋，走进了孩子们的队伍。
那些大人由文化馆的馆长高展旗带着，在队伍前站了一会，高展旗退到墙角。他掏出了一支烟，点上，开始抽烟，就像在一个很长的会议中要消耗时间似的。那些“老师”---馆长这么叫那几个男人---穿行在队伍中间，走在每一个孩子身边，摸一下这个人的肩膀，捏一捏那个人的胳膊，然后做了一些好笑的动作，比如把胳膊绕到脑袋后面啊，让孩子们照着做。然后，就让他们跳跳蹦蹦，下腰劈叉，越来越让高飞觉得好玩。可是，还没玩够，他们就让几个人站到前边去，表哥也在其中，而高飞却站在原地。
“现在，站在前排的人，留下。其他的人，解散！”
“这几个人，我要带回去。”
高飞听到那人对高展旗说。
高飞记得所有人当时的表情，那些留下的孩子，是被选中参加武术队的。如果练好了，还可以参加省武术队。他记得大人们的表情，表哥就像一个英雄一样被当地人歌颂了很久。表哥终于“逃离”了，而他仍留在了原地。
那天，舅舅宴请了几乎全镇的人，高飞觉得那是一个家族的荣耀。从这个家族终于走出了一个人，到省城，从事一项人们不熟的生计。当地的人们，只知道技校与特殊职业培训。没有其它机会进入体育和文艺方面的职业。但现在情况变了，文革结束，百废待兴，机会也多了起来，包括各种学校，这和当时千百万人一起考大学一样，大学的校门关了十年，艺术与文体专科学校也是刚开始全民广招人才，考试特别多。
第二次考试，是舞蹈学校附中来招生，跟上次一样，孩子们站成几排。老师穿行在队伍中间，走在每一个孩子身边，摸一下这个人的肩膀，捏一捏那个人的胳膊，然后做了一些好笑的动作，让孩子们照着做。然后，就让他们跳跳蹦蹦，下腰劈叉，不会做的，就做一些简单的，可是高飞可以比别人做很多高难动作。大约因为这个原因，一个老师教了他几个动作之后，就说，你，出列！
他不懂出列是什么意思，老师和气地说，站到前边来。
高飞恍惚地站出来，恍惚地记得表哥也是这样被叫出来的。那么，就是说自己被录取了。
他的身边被叫出来的学生越来越多，终于听到了老师的话：
“现在，站在前排的人，解散！其他的人，留下。”
这几个人，我要带回去。
高飞听到那人对高展旗说。
怎么回事，为什么这一次是被叫到前排的人解散？每一次的考试不一样，可是结果都一样，每次都是高飞被叫到前排，然后就让前排的人回家。后排的人留下。
后来，高飞记得奶奶有一种古老的驱魔方法。他悄悄地从厨房抓一把盐，揣在兜里。他小心谨慎地把盐带到考场，悄悄撒在地上，在自己身边撒了一圈，默念了一句奶奶惯用的，他修改了的咒语：“不要靠近我。。。”
怎么祷告？要双膝跪下吗？他曾问奶奶。奶奶说，那不重要。这时他双手紧握，垂在身体两侧。然后不是低头，而是用力地仰起头。闭起眼睛。祷告的时候，他的脸显出绝望而隐秘的表情，让人目不忍睹。
不灵！
老师倒是根本没有走过来，也没有靠近他，远远地跟他招招手---站到前排来！
他又被刷了。
他成了考试专业户，无论什么考试，只要能离开这个城市，他都去。开始时是瞒着妈妈。后来妈妈知道了，似乎比高飞还起劲。他们一起瞒着爸爸，因为爸爸不允许他外出，他是高家独苗，不能出事，更不能出远门。但好似妈妈并不担心这个。第三次考试，高飞换了一个招，他把盐换成了白糖，因为他觉得人们都喜欢甜的，可能这个比盐说得过去。
这次，有个女老师走过来，她非常美丽年轻，漂着洗发液味，她身上的味跟妈妈的很相似。时下流行的是海鸥、华姿、蜂花、美加净等几种洗发液，妈妈用的是瓶装的，姑姑用的是大桶零打的，较便宜的一种。而奶奶是用碱洗头发，说这样洗有黑又亮。可高飞觉得恰恰相反。妈妈的头发才又黑又亮。
高飞恍惚着，被洗发液或什么其它香味熏着。女老师开始讲话，亲切地问他几岁，读几年级，会不会跳舞，然后让他做了几个动作，又摆弄起他的胳膊肘，一会向里拐，一会向外弯。还把他的胳膊跟别的孩子相比，他发现自己的胳膊向上翻时跟别人的不一样，有一个弧度。这是女老师的话——“有一个弧度！”她蹲下来，把自己的裙摆夹在腿之间，低下头，把高飞的膝盖又仔细研究了一番。然后，神奇地摸出一条软尺。明晃晃的，黄色的，高飞第一次见这个东西，是有一次跟妈妈，到街口的“上海裁缝”那里做连衣裙时见到过。那时，有个电影叫《街上流行黄裙子》， 妈妈就跟着流行穿黄裙子。直到满大街都是黄裙子了，妈妈就不穿了。那是后话。
女老师把高飞颠过来调过去，一会伸胳膊一会伸腿，上上下下量了很久，又不像裁缝那种量法。又过来几个男老师，这回是换个人量，嘟嘟囔囔了很久，折腾了很久。弄得高飞都忘记了念咒语，只听一声熟悉的口令——“站在前排的人，解散！”
回忆起当年的他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参加考试，在那样的时刻，选择被人评判，像猴子一样赤裸裸地站在人面前，被人拎出行列，捏胳膊量腿，困难重重。一次又一次被叫出行列，一次又一次被淘汰。没有一次狂欢得意，没有一次像表哥那样被大人亲戚们簇拥着，发出一阵阵狂欢，像英雄一样被簇拥着回家。那些时刻，是那些幸运儿的时刻，留给他的，只有被抛弃。
他不明白他错在哪了？
每当他回忆到这里，都会不禁有点发抖，显出迷惑的样子。
过了几天，妈妈在家请客，这次跟舅舅家的不一样，那次舅舅家的家宴是因为表哥被武术队选上了，这是高飞没选上设家宴。妈妈是请的都是有级别的人，不是家人，有文化馆的馆长高展旗叔叔，有两个市教育局的叔叔，还有一个从来没见妈妈提过的，省歌舞团的团长，一个高大潇洒的漂亮叔叔，妈妈称他老箫。称他专家。
酒过饭后，妈妈说，小飞，给叔叔们表演一个节目好不好？
以前每当这种时候，我都很配合，甚至非常严肃。尽管人们用好奇的眼光看着我。因为大多数时间我有我的目地，证明我比别人强。对大多人来说，具备艺术表演才能，就像长了瘤子一样奇怪，仅仅是一种没用的、奇异古怪的东西。就像有邻居大妈常常讽刺我妈妈的话：“天啊，你妈妈能耐真大呢！”
后来，我从邻居孩子背过去的脸上，那样一种敏感复杂的尴尬表情看出来，人们会因为我会得多而不喜欢我。终于有一天我不再想这么做了。不愿意当她的工具和玩偶。这来自于自我意识和害羞。干嘛她老把我当作她的炫耀。这个决定还来自生理层面——耻辱感刺痛我的末梢神经和肚子里面。我说，“我不知道——我肚子痛！”
你是不是恶心了？
我点点头。但她马上转头，以过来人的口气对观众叔叔们说，“这孩子自我意识太强。其实，他很喜欢舞蹈。”刺痛又开始了。的确，我确实喜欢过。可是每次我缩在椅子上，摇头，捂着肚子，表示我的疾病很快就要发作了，母亲都不得不放弃。这次她没有。她很严肃地指着那位高而帅的叔叔说，“这位萧老师是从很远的省城来专门看你的。”她强调，“专门”。她脸色凝重得我从来没见过。
我照例表演了拿手好戏，在红木大床上表演了几段舞蹈和武术。热闹过后，我就跑出去玩了。回到家大人已散了，家里出奇地安静。尤其是妈妈，她坐在一堆盘子和碗旁边，没有哭。只是悲哀地面对着一桌的残羹剩饭发着呆。显得特别的疲劳。
我暗暗觉得跟自己有关，又想不出自己错在哪儿了？
在家宴上，人们盛赞我有表演天赋，妈妈一开始特别高兴，别人家的孩子都讲究不输在起跑线上，都开始了早期教育。有的拉小提琴，有的学外语。高馆长说，你家的小飞是人才。那为什么几次都不选我家小飞？妈妈问。高馆长扭头转向身边的人：“老箫，你说说，给小飞指点一下。”
被称作老箫的人，一直在喝酒，没有怎么说话。看得出来，他的地位是最高，最有发言权的。他沉默着，说，“春儿，我不是打击你， 你家的小飞样样都好，只有一点，身高不够。现在的舞蹈演员，不像咱们考试那会儿了”——他看了一眼我爸爸，马上换了一种口气——“要考技巧了，还要看身材比例了。舞蹈学员身材标准，下半身要比上半身长12公分，其它都好办，但条件看来很难弥补---高飞的身材比例，比标准缺了整整四公分！据我的估计，小飞的身高不会超过一米六十，跳舞玩玩可以，当作一项事业，基本上没戏。”
妈妈听了，眼光和脸色刹时都暗淡下来，那样子一如泄了气的皮球。爸爸看上去更难受，他似乎是一切的根源------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我随爸爸，我的个矮腿短，是因为在爸爸的家族里没有高个子。
这次家宴宣判了我舞蹈事业的终结。
多年后。波士顿的冬天。这天凌晨，高飞练功很晚才回家，兴奋地跟小米回忆小时候，被妈妈逼着练功的往事。高飞捧着粗泥厚咖啡杯。穿着中式宽袖棉袄，胸前一排大盘扣子。脚上很滑稽地蹬着京剧演员穿的高底靴。从头到脚，都是很穿越的样子。在家里，他很在乎脚的保暖。对一个舞蹈演员来说，脚比头还重要，最重要的是保护脚。“而且，”他强调，“我是急性子------脚上穿高底靴，会让我慢下来，沉下来”。
小米笑了，听到高飞讲的往事，她觉得这里缺少了点什么，虽然也说不上来到底缺了什么。她觉得高飞妈妈的故事更有意思，就像她扮演的吴琼花，开始时黑暗的出逃，痛苦，后来是勇敢，挑战。挣扎，失望，更多的挣扎，然后，就像许多令人满意的故事一样------有荣耀，有回报。高飞下面的故事，让她震惊。。。。。。
“你们几个好好回家读书！”那天考官就是这么敷衍高飞他们几个落榜的孩子。似乎他为了不读书而逃跑出来。在此时最时兴的，已不是好好读书，而是寻找出路。这时，经济效益这个词还没出现，上大学和高考和寻找职业出路是当务之急。对不到十岁的孩子来说，还不会这么有意识有计划地规划未来，都是家长在规划孩子的未来。考官的话好似是贬意---考不上才回家读书！
高飞觉得父母已经很久没有叫他练舞了。他以为父母知难而退了。高飞的理想是武术，要么就当兵，要么当和尚，不能舞枪弄棒，就去饭店当大厨也不错。天天有肉吃。那时人们都长得面黄肌瘦，只有隔壁当大厨的叔叔又白又胖，他还整天拎回来几串香肠送给邻居。他是邻里最受欢迎的人。
正当他羡慕隔壁当大厨叔叔的时候，饭碗下面开始出现了奇迹，一块猪排！这是他最喜欢的！然后不断地换花样，一小段香肠，冒冒红红的油珠，一只卤蛋，蛋黄酥酥的，像豆沙馅似的。。。这些奇迹不断地出现。直到有一天，妈妈在吃饭时，似乎不经意地说，舞蹈学校的饭菜很棒，据说每天都有猪排饭！
一道灵光只是这么一闪。接着妈妈又说，小飞你学过的课本上有一句话你还记得吗---“成功就是你比失败更多爬起来一次”。儿子茫然地望着她，不知道这个与猪排饭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方面的话题是不可阻挡的。她好几天都用有预谋又纵容的奇怪语言教导着他，承认他们的目标，实际上是她和爸爸的目标有相当大的距离。需要一种混乱，神秘的野蛮行为才能达到。
爸爸有一天拿回来一对铁环，高飞后来回忆，很像红岩里渣子洞里拷问共产党员的刑具。他把它们安装在屋顶上，然后朝他招招手---来，小飞，上去试试！他连连倒退着，转身，逃掉了。
等他放学回到家，看见爸爸头朝下脚蹬在铁环上，说，行，经得住我就经得住小飞。这次他没有怕，被好奇掠住了。爸爸把他倒着举起来，把他的脚伸进铁环里，倒挂在空中！高飞害怕地大叫起来，他被放下来就吐了。当天晚上饭也没吃，桌上的猪扒饭谁都没碰，一家是在阴云笼罩中度过的。
高飞听到邻居在背后说悄悄话，提到高个子萧叔叔。她说春儿叫儿子练功是不服气，要跟老萧赌气。在她的叙述中，高飞听到了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一面——那时春儿的眼神明亮惊讶，而他的眼睛湿漉漉的，像雨后的青草。小镇的人总爱传闻，生活的闭塞很容易建立起浪漫的假想和丑闻。话说得很难听，好像男男女女在一起，马上就会肚子大起来。在这种地方，男男女女在一起跳舞能有什么好事？有人说，看见她脚和他的压在一条把杆上，在练舞的时候，他的手轻轻放在她的腰上；他不叫她的名字，叫“嘿！”，不叫“春儿”。她们议论当年“排练厅“里的事。不知道这里面有几分真实。舞蹈是她的热情所系，对老萧她也曾谨慎地投入热情。
高飞的爸爸后来从车间主任升为副厂长，副厂长的主要任务就是抓生产，而不是组织工人舞蹈队到处演出了。时下的形势强调经济效益，钱是第一位的了。妈妈也被高展旗馆长调到文化馆，负责抓基层文艺活动。虽然文化馆的工资不高，但总是跟她的兴趣有点关系。在庸常的生活里，人们会变得实际。周围的人都在为安定的生活而奔忙，越希望安定越不安，所以人们常常期望自己能够进入安定的禅修状态，春儿远远没有到那个境界。她的心中似乎还有绵绵不绝的生命活力在阻止她入定。解决的方案就是摆脱所有的世俗琐碎事情和寻常人际关系，而仅仅保留对美与爱的兴致，在有生之年不断地继续追求美与爱，直至生命的终点。高飞觉得妈妈逼他练功，实际上是出于这种生命活力，和对美的兴致---她人到中年，已经不可能再上台跳舞了---她的希望转移到儿子的身上。
一场“下肢加长法”训练被舞蹈狂热爱好者的母亲强加在高飞身上。每天压腿，他悬空跨在两把椅子中间，父母轮流坐在他腿上，当那个压腿的“秤砣”；那对铁环，挂在家中房梁上，高飞要倒挂两三次，每次六七分钟，以此牵拉韧带。这个土法，是舅舅从老一辈京剧演员那里听说过的，谁也没见过。每次高飞从铁环上下来，脸上都会爆出血丝。这些几近残酷的训练法，父母解释为是练武功，说是舅舅京剧团都这么练，还喊着“要练功，不怕苦”的口号。。。。。。
半年去了，高飞的腿并没有加长。
高飞脸上开始爆皮，这是长期“倒挂金钟”的影响；每次母亲压在他的腿上，都扭过脸不去看他咧嘴歪脸的样子。练功这件事把这一家人从日常惯性中解脱出来，平时家里气氛阴沉而又激昂。春儿和高圣元被狂热的精神点燃，这种精神与其存在的市民阶层毫无相关，他们凭空创造出一种不真实的献身精神，虽非绝对必要，可一旦信以为真，就比其他任何事都更重要。这个故事打动了小米。她想象着这一家人，像舞台上的多么孤独、多么强大又无助的悲剧人物。没有任何挫败会使他们吃惊，像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一样，保持着疲惫的荣誉。她开始喜欢这个厉害的婆婆了。
一年过去了，高飞终于长了三公分，还差一公分，怎么办？
最后那一天终于到来了。舞蹈学校附中又一次来到本市招生。早上起来，因为昨天晚上练得太晚了，高飞有点头懵懵的，他拒绝再上倒挂金钟。春儿疲惫地大声嚷嚷着：“高圣元，你的儿子你管不管？”她把分开的手指猛地从脸颊上拉下来，以至似乎会留下犁痕在脸上一般。“再来——再来——别管了，这是最后的一组了，就两分钟！”爸爸担心地在一边陪着笑，手里拿着表。时间更慢了。这是最后的两分钟。高飞觉得实际上是五分钟，或更长。
吃完早饭，妈妈郑重地拿出一件好看的、崭新的运动衫，那上面有白色的绣边。她抖了抖，似乎新衣也会有灰尘似的。她帮他套上，拉了拉他的衣领，去吧，她听天由命地说。到了会场，最后一次，也是第一次，她把脸贴在儿子的脸颊上，亲吻了儿子的小脸蛋儿，这个动作在高飞长大后再没有过——她的目的并不在此，她小声地耳语道：“老师量上身时，缩一缩，老师量下身时，挺一挺。”高飞没有听明白，迷惘地望着妈妈。妈妈绝望地倒退着，回到爸爸身边，脸上挂着强忍住似的，僵硬而绝望的笑容。
那个时刻终于到了。孩子们排着队，楼道里充满了混乱、咳嗽的回声，和满怀期待的装扮。舞台比想象的明亮了许多，也拥挤了许多。一切来得太快，然后就结束了，消失了。它是怎么结束的，高飞想不起来了。一切都无法复原了。会议室就在舞台下面——有后楼梯通向它——中间被拉上了绳索，绳索上挂着布帘，被分割成几个房间。可怕的喧闹。一些布帘脱落了。男生看见女生穿着内衣，或者是反过来。高飞忽略了很多事情。他好像在滑行，无声地穿行在骚乱中。一个人在叫他的名字，叫他进其中的一小间。他已经经历过很多事情，经历了一些被刷下来的经历，但他脑子里还是乱七八糟的，像傻了一样。
他脱掉上衣，磅了体重，有一只冰谅的手重重地按在他头上，他自然地缩起腰，向下沉，虽然他脑子里一团糨糊，好像妈妈的声音在命令着他。他自然地根据需要挺直和收缩。老师靠得很近，他闻到了强烈的汗味。老师的手微微颤动，细小、危险而兴奋的哼声从他身体里发出——你站直！这哼声变成一句完整的句子——“你可以回家了，等通知参加文化考试！”
他被选中了，可以有资格参加后来的文化考试了。高飞把这个消息告诉妈妈，她的身体剧烈地摇摆着，她的眼神明亮惊讶，脸上焕发出的日出般的红晕遮住了两团胭脂。在那一刻他相信这些努力与那个什么老萧无关，只是她自己的快乐行为。他总是记得妈妈说的那句话：“别放弃！成功就是你比失败更多爬起来一次。” 她属于这一类人，在关键时刻有戏剧般的爆发力。
接下来的日子，妈妈像过节一样，她在屋里忙来忙去，忙着为高飞准备行装，不能让大城市的人笑话。她穿过屋子，轻快而自我激励地唱着歌。奶奶成天哭丧着脸，不愿高飞离家。录取通知书来了。又一封通知书不期而至，说是请家长参加一场见面会。校方突然提出要见所有考生的父母，是为了预测考生未来的身高，妈妈的歌声停住了。。。。。。
“在我通过了上海舞蹈学校所有专业考试后，校方突然提出要见所有考生的父母，以预测考生未来的身高。可我的父亲身高仅有1.64米，这对我是否能被舞校录取制造了很大的障碍。”高飞后来回忆，虽然过了关，他的历险还没有结束。
“那一夜，家里布着惨淡愁云。在我的印象中，妈妈像个强大的女王。她在家的地位就是女王，我们都得听她的。她是那么与众不同，轻快，满怀希望而直截了当。什么都难不倒她！第二天，妈妈请来了在京剧团当武生的舅舅，来冒充我爸爸（因为舅舅的身高超出我爸爸5公分），与我妈妈假扮夫妻，共赴一场考生不必参加的“特殊面试”。
“早上，舅舅一身簇新地站在我家门口，脚下是我妈妈跑了整个小镇才买到的高底鞋。三个大人站在门口，我爸爸小声陪着笑，说，“来啦？”
我跑啊跑啊，追在他们后面，直到汽车看不见了。
“后来的两个月里，我妈妈仍然积极地准备我的行装。她相信我会被录取的。结果真的被录取了，不过是试读，校方还是把我列入身材条件差的考生，允许试读一年，以观后效。”
报到那天，上海的学生都已经早到了，你是哪个区的，我是哪个区的，都是本地人，大家在宿舍里马上打成一片。舞蹈系的学生本来就爱美，穿得讲究，本市的学生更是个个长得机灵，侃侃善谈。他们看到长得矮小，很土的打扮、带着行李的高飞，一种不言而喻的轻蔑空气在屋子里流动。高飞站在门口，向屋子里的每一个人发出怯生生、温和的微笑。这个笑容白费了，他一无所获，有人朝他一点头，一努嘴，诺，这是你的床，你在我上头。高飞十分感激地猛地鞠躬，一低头，头撞到了床框上，引起了哄堂大笑。在他喘息的瞬间，他们很快把他全身打量得一清二楚，出了汗的衣服上散发着湿布的气味，这气味可以想见家里没条件经常洗澡、洗头、换内衣和外衣。他们心不在焉地看着他松松垮垮的裤子，土里土气的上衣，傻里傻气的发型，怯生生的眼神。他的眼神像一只迷路的小鹿，怯怯地望着同室，两只脚试图藏在行李下面，一双手制的鞋又为了耐穿钉了胶掌，在他脚上寒碜朴拙得可怜。他两颊绯红，是走了远路来的，鼻尖有汗，总是不时地用手擦眼睛，好像那里有东西影响他看清眼前的一切。
试读生的压力很大。他们和合格生在一个班，住在一起，一起上课。在教室练功时，最好的学生在最前一排，在最中心，其他的学生在后排，或被安排在两边。女老师个子很高，姓王。高飞只能看见她的鼻孔，因为她总是仰着头的。她总是带着欣赏的表情向着把杆的方向，仰起脸，听着音乐，仿佛音乐中有雨水洒在她的脸上——她根本不往高飞这边看，她明白这班“试读生”就如同“陪读生”一样，到时候了就走人。
晚上是猪扒饭，肉汁让猪排松脆鲜嫩。大米饭貌美香甜。
第二天，还是猪扒饭。
第三天，还是。
他好奇地问王老师，是不是在舞校每天都能吃到猪扒饭？王老师第一次正眼看这个小个子试读生，轻率地说，嗯，当然了，你要是能通过了试读期，留下来，就能天天吃猪扒饭！
他是宿舍里唯一的外地学生，单单是衣着就足以让他显的格格不入。他没有“的确良”衬衣，可以松松地扎在裤子里；他没有挺括的使腿看起来修长的涤纶喇叭裤，只有母亲手织的硬邦邦、厚实的家织毛衣。他没有天蓝色的V领毛衣。没有雪白的衬衣可以从毛衣的领子里翻出来。他经常只穿着那一套练功衣，宿舍里没有足够的热水，在倦意沉沉的早上，他只能洗洗手和脸，所以身上的和日常衣服上的汗味挥之不去。女孩子们对他熟视如睹，他的相貌不讨她们喜欢。他长着埋汰的沙土色头发，满脸雀斑，眼睛小而神情严肃，还习惯低着头，室友老取笑他打算掘地找宝贝。
在宿舍里，高飞很少说话，因为自己的口音而自卑，他又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插不进话去。他的同学每个周末都很忙碌，要把裤子压在枕头下面，到了早上再用洋瓷缸子放上热水，当熨斗，压一下裤缝。他们都在兴奋地忙碌着，有人回家，有人出去玩，有人会朋友。有人忙着往头上抹了头油，有人对着镜子吹着口哨，有人在整理带回家的脏衣服。早上他们一个接一个雀跃着离开了宿舍，好像小鸟离了巢。这时，整个宿舍安静了，它真正属于高飞了，这是他最高兴的日子，他可以无拘无束地练一天的功。
他还不熟悉课上老师教的练功方法，但是屋子里的一切，够他物尽其用了，他把脚竖着绑在床梯上，他吊在横梁上下腰，屋里的一切都是他可以加以利用的“把杆”，他把王老师教的再加三倍演练一遍。还不算完.他自觉的再把妈妈的绝招用在床架子上，再倒挂三次。做完了一遍，心里并没有轻松，因为他想起老师的话：“高飞，你的名字是不错，可是你永远也当不了王子！ 不然，我的王字倒着写。”她在最后故意开个不好笑的玩笑。她不怕打击他的积极性，因为他就像农家的孩子那么朴实。她越是说得直截了当，将来的打击就越小。每次上课，他就像一个陪练，跟其他“试读生”一起站在最靠边的，或最后排的位置。那里离着门口很近，他们都将很快从那里离开。
王老师小看他了，他是谁？他是李春儿的儿子。他从父母身上继承了一个东西，一个无价之宝---“取胜之乐”。他把这个东西放在兴趣之上。这不是单纯的兴趣。是热爱。对于人们认为的无用的艺术充满了奇特而持久的热爱，美国作家保罗有一段话。他说：“这些无用的艺术比传统的艺术（文学、戏剧、音乐、绘画）更能表现人类美学冲动的本质，更足以证明艺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无用，证明我们每当为追求纯粹快感而做某些事情时，我们就是在最深刻和最有力的意义下是个人类——哪怕它们需要不知多少年的艰苦锻炼（如跳芭蕾舞）或包含巨大危险（如走高空钢索）。”
十二岁的他，现在的目标很具体——吃猪扒饭。当优等生。在课堂上站到屋子的中央。
但是有一样，他没办法控制---他老是觉得饿。他不得不把所有的零花钱都用来买吃的，尽管这钱本来就不多。一开始他买烧饼和糖火烧。后来他觉得可以胆大一点，就到食品店买一整合果酱馅夹心饼干。他得在回宿舍的路上把一整盒都吃掉，因为宿舍禁止吃东西。他想吃一碗阳春面，可是饭馆那种大人的气氛他总觉得不自在。有时，会在路边吃烤串。在学校门口有一些小摊小贩，然后是红旗药店，它后头有一个雪糕店，舞校的学生们会在放学后和课后去那里买大雪糕和冰棍。从那里走过时，高飞会停止咀嚼，淡漠地直视前方。他从不进去。
第一个学期结束了。按计划爸爸“秘密”来上海接他回家过年，说奶奶想他都想病了。可是他等了一天都没见爸爸的影子，到了下午，上海的同学都离校了，爸爸才提着一个小行李，从藏身的树荫后站出来——他怕碰见老师，识破他不是参加高飞“家长会”的那个“爸爸”。
还好，一路上没人，楼道里也空无一人。爸爸忙着把高飞的铺盖叠好，把要带走的东西塞进包包里。这时，王老师瘦高的身影闪进门，同时传来爽郎的声音：“怎么还有人哪？这是谁的家长啊？”高飞随口答道：“这是我——”“舅舅！”高圣元以高八度的声音截住了高飞嘴里那最后一个词，伴以十二万分的热情抢答道：“他爸爸出差了，高飞的妈妈让我来接他回家。”说完，倒退着，鞠着躬，点着头，陪着笑，以十万火急的速度消失在楼道里。
这时候，奶奶病了，说是想孙子，“我家唯一的孙子，你们给我送出去了，出了事怎么办？他才12岁！扔到大上海，出了事我跟你们没完！”高飞放假那些日子，很少见到爸爸，因为奶奶不让他去上海，气病了。过了一个星期，爸爸宣布从厂长的位子上辞职，陪着高飞去上海，伴陪他度过试读的第一年。这个决定是怎么做出的，高飞从没听到其中的细节。这很不像一般的家庭。这在小镇是从来没有的事，父母为了孩子的兴趣，和不明就理的未来，不惜牺牲饭碗，地位，职业---他们是疯了吧？
高圣元觉得没什么好追悔的啦——娶了这么一个光艳四射的女人。以前在舞台上，他只是她的配角，他只能站在远远的，感受她使人无不迷恋的魅力。现在她成了他的妻子，像落到草鸡窝里的凤凰——他只能尽他微薄所能让她高兴。
在他的阶层里，在大众的心理，对一个家庭来说，最基本的不是郎才女貌、家财万贯，也不是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爱情，而是平和、简单、明了，就像他邻居们的生活。可是他不，他不但要这个爱情，还要背负这个女人的理想。
可是，送儿子去大城市，去追什么舞台梦，他母亲是绝对不会放过他的。这是她的原话，要拼了老命保这个孙子。他从医院病房出来，像是肚子痛似的，脸色刹白。这个男人眼里突然有了泪。这两头哪个他都舍不下。妻子和老妈。他更舍不下儿子。这孩子一根筋，缺心眼，连衣服穿反了都不知道，到了大城市，还不走丢了。那老妈不是会丢了一条老命？
他坐在走廊的木头长椅上，抱着头，像一个真正的病人，眼神凄迷而无助。从他们相识到现在，春儿从也在他脸上没见过这样的神情，好像这次是真正地触到了令他伤心的痛处。
那是一个仲夏之夜，下着夏季才有的瓢泼大雨。整个城市、街道、街道两旁的院落、院落上的围墙、院内的房子、斜在胡同里的电线杆。。。。。。像泥巴做的，在豪雨中不断地往下流着泥汤。
他们的脚掌在泥水里拍打出吧唧吧唧的声响，潦乱的雨丝好像他的心情，茫然而无处可去，急骤穿过街灯昏暗的光晕，落入一片麻木的泥泞。
“都怪你，你干嘛要把儿子送到什么舞校？叫男孩子跳舞顶什么用？顶饭吃还是能换钱花？”春儿心里清楚，在高圣元的家庭和阶层里，百分之九十九的丈夫会这么对妻子汹汹发问。可是高圣元不会。他是那个百分之一。他把伞给春儿打着，自己缩在又旧又小的雨衣里，一绺头发从过小的雨帽挤出来，无处躲藏地让雨水淋成贴片，贴在脑门上。
春儿心里星星点点地涌出对这个男人的愧疚，她茫然地伸出手，想把他的头发捋一下，这时，他抓住她的手，像抓住了一个希望：“我想好了——我辞职！我跟着小飞去上海，我既不能让你陪小飞去上海，又不能违背我妈的意思，那只有我自己去陪小飞。”春儿吃惊得忘了生气，“可你是厂长啊！”
高圣元故作轻松地说，“别太高看我这个厂长了，街道小厂算什么啊？跟老婆儿子比起来，厂长算个球！”说着，他大笑起来。春儿也被他逗笑了，朝着他摇头。他像比赛似的，笑出更大的声音，挣扎着，渐渐地，笑声消失了，他那可亲，疲惫，坦率的脸因为无助而变了形。坚决而痛苦的笑容僵硬在他的脸上。
春儿提议道，“我在文化馆的工资也不高，我陪他去上海。都是妈妈陪孩子读书，哪有爸爸去陪孩子的？”
他把内心的复杂和故作轻松与他的真心实意配合在一起，张大了嘴，试图盖过下雨的哗哗声，对她说：“你是女人，我不能让你在外面吃苦。我虽说是个厂长，大男人能伸能缩，为老婆为孩子舍得一切。”春儿的眼泪顺着雨水滚下来。
这矮个子男人，这个昔日的厂长，拿着微薄的退休金，从此变身“奶爸”。
他在马路边卖红薯。他的身边，有学校，有超市，有饭店，有酒吧，有缝纫铺，热闹喧嚣，充满了城市的活色鲜香。但那一切仿佛都与他无关，不过是作为背景而存在罢了。他的眼睛只盯着一个方向。
等小飞来了，他拿出的就不是红薯了。他就像变戏法似地，变出一只膀肘，红红亮亮的，在那颤颤嘟嘟的皮上发着肥油的光；下一次，是半只烤鸡。
时间一长，卖红薯的小飞舅舅就在学校出了名。高飞隔了一条街，看见“舅舅”，也假装没看见。同学故意地说，那是你舅舅吧？他怎么会在这儿？这时高飞早就跑开了。这样，他好不容易融洽起来的同学关系又变得微妙起来，若即若离。因为中间隔着一个“舅舅”。
高圣元知道小飞不好意思见他，学习也忙。他就跑到学校墙后，看着小飞窗口的灯光。等他练得累了，饿了，下楼找爸爸。他看着小飞吃了白天不好意思吃的膀肘，看着他上了楼，关了灯，才走开。
小飞关灯是给爸爸看的。傍晚变得长了，他不用开灯，别人会发现他在练功，会告诉他的老师，老师会批评他不遵守校规，同学会笑他练功是为了讨好老师——因为老师越来越喜欢他了，把他的位置从后排最边上的位置，调到了前排最边上的位置。有时他会悄悄地上楼顶，在那里开始晚上的第二次练功；那里是他的“第二教室”。等他从顶楼下来，他面色苍白，筋疲力尽，脸上带着憔悴而坚持的表情。
他还是不愿意在白天看见爸爸，那个白天的爸爸是他不熟悉的——他看上去像个最可怜的小贩，不只是因为有那样热闹的背景做映衬，更因为他不习惯不熟手的样子。他躬着背，弯着上身，由于睡不好两颊塌陷，又因为怕人认出来而目光低垂，声音微弱。高飞觉得有这么个小摊小贩的爸爸简直是个耻辱。
其实高圣元自认是非常平庸的人，他只是做了一个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儿子该做的。
明日的明星
穿过了校园的荷塘，高飞搬到了高年级宿舍。这片荷塘年年容枯顺逆的面貌，就如他在舞蹈学校附中几年的经历。最明显的变化，是他变高了，小身板越来越挺拔。舞蹈这个东西，是可以长在骨头里的，能像荷叶一样撑起来，使人挺拔而蓬勃。这几年，高飞卯足了劲地长个子，他脸上没有了孩子气的婴儿红，身子里像长出了一根 隐藏的竹子，把他的腰、背、脖子撑起来，就像荷塘里挺挺而立、欣欣向荣的小荷苞。邻居们开高圣元的玩笑，话是粗俗了一点：“老高啊，你瞧你家小飞，长得越 来越不像你了，还是大城市的饭养人啊！”
除了身材，高飞的性格也发生了变化，他脸上有种与年龄不符的淡定，跟春儿喜怒形于色的性格相反，他变得荣辱不惊，骨子里极其冷静。他身上还有许多看不见的东西——他从班上的试读生变成了优等生；他本来上课总是站在最后一排，渐渐被调到前排，再调到中心的位置；他总是“种子”选手，当班级里、系里排练节目，他就是主要演员首选。他学得快，技术好，肯吃苦，文化课成绩也好，身材已不是他的缺陷。他对自己非常狠，从入学那一天起，几乎没有浪费过一天的光阴。像所有的孩子一样，这个狠一开始是父母逼出来的，春儿对他说过，学不出来，过不了“试读生”一关，你就别回家，替你爸爸去打工去！其实，这年头哪有不狠的家长？可是结果并不是每个孩子都听得进去，撑得下来。绝大多数的孩子都会辜负父母的高期望值。而高飞却不同，他的耐受力就像一块海绵，挤一挤，再挤一挤，还能出水。为了提高自己的弹跳能力，高飞在腿上绑着沙袋，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开始跳楼梯。晚上在大家都睡着的时候，他在黑呼呼的教室里点燃一支蜡烛，在黑暗中旋转。最后，在毕业那年，他成为全校最好的学生之一。
但是最近，他有个小烦恼。同样是舞蹈，同样是训练，为什么他只能跳民族舞？从小他就在母亲那里领略到芭蕾舞的魅力，母亲演吴琼花的影像永远地印在他的脑海里。在一次观摩课上，他看到了俄罗斯著名舞蹈家巴里奇尼科夫的舞蹈，他震惊了！芭蕾，多么高尚，多么挺拔，多么帅气啊！他从小就爱芭蕾，对他来说巴里奇尼科夫不是演员，他是最完美的芭蕾舞大师！从此小时候的记忆苏醒了，他爱上了芭蕾！他问王老师，现在改学芭蕾还行不行？老师的回答很模糊，她心里是爱民族舞的，高飞已经练得成型了，不容易。她说，也不是不可以，但你的动作已经练到一定的火候了，长在了身上，什么时候，一举手，一投足，都是民族“范儿”。 民族范儿跟芭蕾范儿是两码子事，一个是地上，一个是空中，不一样。练得越苦，改起来就越难。她告诉高飞一个“空间”的概念，什么是空间？大到宇宙空间，小到地图，这些空间都可以储存信息。那么结合舞蹈如何运用空间？每个舞者身上都有自己熟悉的路线，比如熟悉一种动力定势后肌肉就会有记忆，从心理学角度这叫条件反射，也就是舞蹈术语的“范儿”。她首先让他暂时忘掉原来掌握的舞蹈语言，自己设计一条路线，沿着设计好的路线去“动作”。结果，高飞对着镜子尝试着做了几个芭蕾动作，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不像芭蕾。所有人都能看到高飞的骄傲，骨子里，他却是自卑的。这些年他是靠着对家庭的自卑，外地人的自卑拼了命地向上挣，实际上，他的心里极度脆弱。自卑是一个很薄的汽球，碰不得的，一碰就碎。
这个自卑，用得好，是精神上的力量，撑他过难关；用得过劲了，就会毁了自己。
他的性格一般情况下挺外向的，但遇到与跳舞有关的时候就变得很内向，小米说他是因为双鱼座的缘故，他的性格有双面性。好在，他从父母身上继承了一个东西，一个无价之宝---“取胜之乐”。他把这个东西放在兴趣之上。这不是单纯的兴趣。是热爱。对于人们认为的无用的艺术充满了奇特而持久的热爱。美国作家保罗有一段话。他说：“这些无用的艺术比传统的艺术（文学、戏剧、音乐、绘画）更能表现人类美学冲动的本质，更足以证明艺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的无用，证明我们每当为追求纯粹快感而做某些事情时，我们就是在最深刻和最有力的意义下是个人类——哪怕它们需要不知多少年的艰苦锻炼（如跳芭蕾舞）或包含巨大危险（如走高空钢索）。
高飞毕业后，以优异成绩考上了北京舞校时，他完全被一种神圣的翻身感打动了，这个地方是他父母和他自己的理想之地。他当初为了考北京舞校，三次受挫，不得已才考了上海舞校附中，现在，他以优异的成绩进了北京舞校。无限的前途在等着他。走进芭蕾系舞蹈教室的第一天，他幸福极了。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教室里有三排把杆，中间一排给最好的学生用的，空间大，一举一动老师看得清；靠窗的一排是给第二档的学生用的，空气新鲜，视野开阔；第三流的学生在靠墙也靠着钢琴的一侧，旁边是门。那天他刚好站在中间的把杆。给他们上课的是薛主任，他身材高大，方脸阔鼻，脾气爆燥，声如洪钟，两只大眼睛一瞪，大如铜铃。“注意，手位， 一，二，三！”刚做了几个动作，老师说，“你到这边来”，随机把身边一个学生补到高飞刚才站的中间位置，他被换到了窗下。高飞习惯了总是被人以貌取人，他习惯了被人小看，但心怀侥幸地想，不管怎么样，我还在第二梯队。
第二天老师一来，就冲他一招手，“你到这边来”，他被招到了钢琴边上，归入了老弱病残的“待定区”。第三天，薛主任说你走吧。咱们国家芭蕾舞的教学模式是跟苏联学习来的，上肢与下肢的比例也是严格按照要求的，你的比例还是不合标准。高飞茫然走出教室，身后的音乐声好似是嘲笑的声音在轰然鸣响。
命运之门在他身后“砰”一声合上了，可是另一扇门“呀”一声开了。
正当他被芭蕾舞课的主任请出教室的那一瞬间，刚好中国舞系的金主任从门口经过，看见他垂着头走出来，金主任说，“怎么出来了？说你条件不好，你要不要试试中国舞？”“我愿意！”高飞像抓住了一根稻草，赶紧点头。他换到了中国舞系，又学了三天，金主任觉得这小伙子有点意思。他的舞蹈动作刚柔相济，有种说不出来的特别风格。似乎跟京剧和武术有点融合。虽然他的个头并不高，但他出色的弹跳给他增添了光彩，金主任还发现他的某些动作是别人没有采用的，比如侧面收腿，他不是傻傻的朝上提，而是朝侧面开一些，就比别人显得抬高些，在比例上也弥补了腿长的缺陷。这个小窍门显然是他的独创，是从别的艺术门类学习琢磨得来的。这是一个肯动脑子的学生。到底中国舞比芭蕾舞好学很多，但是他学芭蕾的梦想一直都没有放弃。
又有一个机会出现在高飞面前，他被推举参加全国舞蹈大赛。他拿出了全身力气，每天只睡三小时，连续几轮下来，他越战越勇，连连过关。传统的中国舞蹈很注重技术性，讲究爆发力，但非常容易受伤。在初选排练时他动作过猛，一不小心受了伤，左腿前交叉韧带折断，半月板撕裂。当时，只听见咔嚓一声，他的腿就使不上劲儿了，一下摔在地上。医生说需要马上做了手术，那就是意味着只好放弃这次冲击奖牌的机会。但是他没有做手术，咬着牙带伤参加了最后的决赛。结果他代表舞校夺下了全国舞蹈比赛少年组第一名。
比赛后，高飞立刻被送去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后高飞躺在床上，他的左腿完全不能动弹。一个月后，他坐在轮椅上，左腿能弯到90度。第二个月，高飞强迫自己下地，左腿痛得如万针刺骨。春儿和高圣元来到高飞的床边，大眼瞪小眼，脸色就像霜打了的茄子。他们守在高飞身边，无话，他们的目光偶尔对视，又马上跳开，夹杂着无助和担忧。医生说了，“我把他的膝盖治好以后，能够让他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但是，他可能真的再也不能像舞蹈演员一样跳舞了。”这一刻，他们沉默了，因为无法想像高飞中断舞校生活，回到家里，再拿起功课，去考大学或上一个技校，坐在比他小的孩子们中间。。。。。。他们简直不敢对视。
回到病房，高飞正在吃饭，他还是原来的样子。春儿说，快趁热吃吧。高飞继续吃饭，一言不发。“我不能放弃！我要回舞校！”他像知道了一切。事先就声明了他的意志。他们小心翼翼地守着儿子，观察着他的脸色，瞒着不告诉他医生的话。他们每次对视都很短促，都想在对方的眼里讨主意，又不能对高飞说实话。只好憋在心里。高飞躺着，喝不了妈妈带去的鸡汤，爸爸想出了一个办法，让高飞用吸酸奶的吸管来吸鸡汤。春儿给高飞按摩腿，按着按着，突然手一撒，像跟谁赌气一样，带着哭腔愤愤地说，“等伤养好了，咱再也不跳舞了！”这是几个月以来，他们唯一一次谈到跳舞。
高飞伤好后，根本不想放弃舞蹈。他想尽办法回到舞台。在家人的陪伴下，他来到康复中心做康复训练。康复训练就是在找走路的感觉。康复中心有两根把杆组成的走道，高圣元架着儿子的手臂，走一步，儿子嘴上咧一下，高圣元心里扎一下。那些日子比跳舞的时候还累、还苦。天刚亮，高飞起床在家里练，9点去康复中心，练一整天，晚上在家接着练。以前他最怕打针了，现在天天扎针灸。家人和医生看着心疼，都劝他别这么拼命，甚至让他做好不能再跳舞的准备。可高飞终咬着牙练，这一切，都是为了能重返舞台。
他问遍名医，他能不能再跳舞了？答案都是否定的，只有一位老专家给出一个出乎意料的方案：“从舞蹈训练的方法来讲，芭蕾舞的训练比中国舞要科学很多，因为芭蕾舞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与具备完整体系的非常科学的训练方法，通过芭蕾科学训练肢体，可以帮助舞者延长艺术生命。你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拟定一个康复训练，可以学芭蕾舞，有可能让你的身体逐渐好起来。”高飞喜出忘外——这个消息对他来说是双倍的好，因为他不但可以恢复身体，还可以堂而皇之地练芭蕾舞了。命运之门再一次给他开了一条缝。他找到芭蕾舞课的薛主任，说为了恢复身体机能，可不可以允许我旁听芭蕾课？得到批准后，每天早上，他去芭蕾舞系上课，下午则在中国舞系教室学习。挫折给他带来了把两种舞蹈的融合机会。受伤让他误打误撞又回到了芭蕾系，虽是旁听生，可是他手脚并用，眼观心记，把学员正在排练的节目牢牢记在心里。妈妈比高飞还急，看到他伤好了一些，马上就督促他，“还不快练舞，怎么练这么一会儿就偷懒了？不许松懈，你生病的时间人家都进步了！”有其母必有其子，高飞练了早课还不满足，晚自习结束后，他又溜进无人的教室，凭着记忆模仿白天看到的动作。
一年后，高飞如愿回到了舞台上，尽管他的腿上还钉着两颗钉子，做单脚跳跃的时候还有些疼。有一次他溜进芭蕾舞教室，屋里空无一人，原来学员们都去参加校运会去了。在空荡荡的教室，他心情大好，跳了一段即兴现编的独舞，却没想到有一个人在角落里，全看到了眼里，这个人，就是把他赶出教室的芭蕾舞课薛主任。薛主任早就知道他在偷艺，反正当时没事，就随口一说，你随便跳给我看看——这一看不要紧，高飞来劲了，他大大地尽情发挥一番。等到高飞停在最后一个定格动作，主任脸上若有所思，半天没有说一句话，空旷的教室里，冷场“三个八拍半”之后，薛主任说，今天就到这儿吧！
高飞很不安，接下来的日子，他一直在回忆是不是自己发挥失常，让系住任失望了——他脸上的表情让人捉摸不透。他知道自己个子矮，腿短，长相又不好，单凭外在条件不会让老师喜欢，除非技术条件好。整个周末他都六神无主，还在为上一次的发挥未获肯定懊悔不已时，老师突然把他调到了中间一排的把杆，让他跟最好的学生一起上课。他对高飞再也不会不管不顾了，其他同学无法完成的动作，他要求高飞必须完成，其他同学可以完成的，他要求高飞必须完成得出彩。他在高飞身上看到其他学员没有的劲头，他绝不是单纯的摹仿，他善于创造出自己的舞蹈风格，那天他跳起自编的舞蹈，就像变了一个人，既热情丰满富有想象力，又挥洒自如轻盈大度，既有灵活的内在韵律感，又富有独特的艺术想象力。这是一个天才。这是当时他心里的想法。
事实证明了他的想法，这个曾被他“踢”出教室的学生，在16岁时跨界改学了芭蕾舞。
后来，他成了国家级舞团的首席舞者。
～～～
小米永远也不会忘记，高飞和她在纽约的公寓里进行了那次漫长的谈话。吃过饭，按照他俩的约定，一个人做饭，另一个人就负责洗碗。高飞总是抢着洗碗，他挽起袖子把手浸在凉水中，享受着奇异而无情的微刺皮肤的感觉。手泡在冷水里，却又不动了，还停留在刚才的回忆里。
小米站在他身边，默默地帮他用擦碗布擦着碗，在这个长长的回忆中断的时候，她突然叹了一口气，高飞从回忆中惊醒，问她，“怎么了？”小米说，“我总觉得自己好像嫁给了一个老年人，这个老年人爱看中央台戏曲频道，在家喜欢穿唐装、足蹬京剧高底靴，喜欢点檀香，还爱回忆呢！”高飞微笑着说，“是啊，我老家在南方小城镇。小时候我最喜欢看《三国演义》、《说岳全传》这样的连环画，还喜欢看舅舅演地方戏。这种小城里最朴实的文化熏陶影响了我。现在我走在纽约繁华的第五大道上，故乡青砖灰瓦的老街依然常在心中浮现。”
随着他回忆时，小米似乎也随之穿越到了他生活过的每一个地方。“在舞校，我发现了一个新的天地”，他仍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中，现在，他深深地感到有一种倾诉的需要，倾诉给自己深爱的人，他缓缓道出一些当时并没有意识到，却在今天格外醒悟的一些话——
“我发现了一个新天地——身体——身体的极限，是我们舞者梦寐以求的东西。这是我在舞校体会到的。我妈妈很早就告诉过我，你有天赋，但是很有限。你要特别特别地努力，因为你比别人有另一些致命的不足。当她送我到舞校附中时，她说，你拥有一流的记忆力和摹仿能力，一流的弹跳力，比一般学舞的孩子聪明，但不应该让自己盲目，因为你会在外界竞争中达到极限。人的一辈子很难突破他的极限，何况你有身材上的不足——可是，人有一个好处，他像植物一样可以生长。在你生长的时候，你需要做的，就是好好学习和锻炼，让它长得更快更好。但是到了一定的时候，你再怎么努力，都不会有任何作用了——这就是年轻的好处。舞蹈是年轻的艺术，是残酷的艺术，它对演员的生理机能要求特别高。很多舞蹈演员在他最能跳的时候，不明白自己在跳什么，但等到他明白他在跳什么的时候，他又跳不动了。
我当时还小，几乎听不懂她在讲什么。我怎么知道三、四十岁的人是怎么想的？但我又早熟，那个年代的孩子都早熟，尤其是练舞和练武的孩子，都像运动员一样自律和甘心服从。这次严肃的谈话深深刻在我脑子里了，在我长身体的时候，我的意志和技巧也在成长，这就是我为什么能够永远挑战的原因，因为我有一个了不起的母亲。。。。。。
有一些地方，在这里发生过事情。在你一生中，有几个地方，甚至只有一个地方，发生了什么事情，因此所有的地方都只在这里了——我是这样，我的父母是这样——这个地方，就叫“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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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星期二 十一月 11, 2014 11:01 am 发表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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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美国时，所有的事情都是颠倒的。买东西习惯先乘以8，想喝一杯咖啡，一算，呀！太贵了，要24元人民币，不喝！不喝！太贵了。高飞还要加一句，舞蹈演员要保持钙的补充，喝咖啡不如喝牛奶，容易导致钙质的流失。这不是问题的关键，小米戳穿他说，你是舍不得，像邱飒还不是照样喝——她嫁给了老外，她不在乎——咖啡里多加奶就行了。高飞是个不计较的人，不然他会想——什么叫“她嫁给了老外，她不在乎”？邱飒还不是他们一个团出来的，也是学舞蹈，还没有奖学金呢！连他高飞都不如。高飞是有奖学金的，这份奖学金和小米两个人一起花，再加上小米经常去打一些餐馆的零工，勉强度日。留学生嘛！大陆刚刚开放不久，出国留学的人都没有钱，除了嫁给老外。
邱飒就是一个例子。她来美还没有三个月，在演出时碰到一个比她大20岁的老美，闪婚。老外供她读书，满足她的明星梦。她不在乎他跟前妻有几个小孩。女舞蹈演员嫁老外的很多。高飞在国内已拥有那么高的知名度，大舞团首席主演，上过杂志的封面人物，要放下一切重新做个学生，对他来说一切都很难。这个过程中最难克服的，一个是生活方式，一个是语言，另外就是个人心态的调试。舞蹈是个体力活，所以他在体能上跟同龄的白人和黑人在一起就很吃亏。大家早上一起练功，下午上课排练，晚上演出十几场，最后一场他已经累的不行了，但演完那些老外说，今晚咱们去happy，他问怎么happy，他们说要去蹦迪。这是哪里来的体能？后来理解了，人家是喝牛奶吃黄油长大的，咱们呢？是喝稀饭吃泡菜长大的。
说到吃饭，高飞特别感谢小米的体贴。她为他牺牲了很多。她跟他一样上课，练功，找资料，读书，还要打工。最初国外的冷餐高飞根本吃不消，为了让他吃得顺口些，小米每三四天就去一次唐人街，买回菜来做中餐。每天一到中午，他们两个人就分别从各自读书的地方到高飞的学校食堂碰面，那里有个微波炉可以热吃的，高飞就可以吃一顿老婆做的中国饭。学生食堂的微波炉过去很少人用，除非一些台湾学生偶尔用一下微波炉。自从九十年初，中国大陆留学生多了以后，就经常有人用微波炉了。
这天吃过饭，高飞离开前突然说“嘿，想起来了，今天早点下课，早点回家换衣服，有好事！”
人就走远了。小米冲他喊：“什么好事？”
“请你看戏！”他故作潇洒地摇头摆尾地走了。小米一边在池边刷饭盒，一边嘀咕，“连学生食堂的饭都吃不起，哪里有钱看戏？美的你！”他们的奖学金除了交学费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吃穿住都要省着花。
高飞走到了楼梯窗口，看样子天要下雨，可惜没带伞。他正想着看个究竟，要不要回去提醒小米下雨的事，顺便嘱咐她回家时要小心，早晨街上刚刚抬走一个死人，醉鬼。他们住在离学校不远的黑人区，因为学校的宿舍费用付不起，好区房租又太贵，黑人区离学校不远，挺方便，只是不太安全。附近的住户除了住政府楼的老弱穷人，就是外国留学生或在医院上班的护士。平时他总是到学校去接小米一起回家。
离他们近的那条主街是曼哈顿最著名的一条街，这条街途径名贵商店，旅游区，但经过这个区，就变成了一条平凡，暗淡的街道。在这条街上，有两个面对面的啤酒屋，星期六晚上或星期天早上，街上回发生恐怖的打架斗殴事件。高飞的房子离主街只有半个街区远，靠近人行道。从发黑的前窗，他看见一些男人像野人一样叫喊，一辆车翻了，撞到电线杆上，压碎的方向盘插进了司机的心脏；他看见两个男人拖着一个喝醉酒站都站不起来的女孩，她在街上撒尿，撒在衣服里。不仅是星期六的酒鬼，就连杂货店、邻居和投递报纸的男孩都会骗人、粗鲁、作科犯奸。每一天高飞都很紧张，为小米担心，他对小米说，我以后一定要努力，多挣钱，趁早从这里搬出去。
想着这些念头，他走过低一层楼道的窗前，结果，脚下生了根——他看见了一个人！
此时，正在另一层楼食堂里的小米，也被同一个人吸引住了——杨帅！
他俩不在同一层楼，却在同一时间，看见了正在另一幢楼顶的杨帅。
那天高飞和小米看到杨帅时，他正在进行着一场表演，不过不是在舞台上，而是在另一座24层建筑的楼顶。
似乎这一场演出，只有三个潜在的观众，每个人都只看到了自己想看的那一段---
杨帅把自己吊在高空，在祈祷？赎自己的罪？高飞悻悻走开了。
他会忏悔吗？用这种方式？真有点可怜！小米也走开了。
只有第三个人，明白他在干什么---他在睡觉！他竟然在24楼的楼外手脚架上面睡觉？这个人，不是太累了，就是具有极高的平衡技巧加天生的平衡素质，或者，性格！
这个在对面楼上看到杨帅的人，是小剧场剧目导演杰妮，她偏巧需要一个具有平衡力很强的舞蹈演员，到她的小剧场演空中芭蕾。在学校她找了很久，这种人不能是大演员，工资不高，可是要求很高，学生不行，大演员她又请不起。
她静静地等着，他真是睡了5分钟，他真的太累了，他在舞校时被老师罚，倒挂在铁环上，也能睡。他慢慢地爬上之字形的木梯，又上了软梯，一步一步，很慢，像是知道有人在看，不慌不忙。
他上了天台，慢慢地走到他刚才睡觉的手脚架上方，把吊着的水泥桶慢慢地拽上来，走了。
演出该结束了。
天色已晚，这是城市也到了下班高峰，下面的马路上，车流人流，噪杂声隐约传上来。
杰妮转身，准备走了，慢着！她的余光一扫，发现什么东西一亮，像是示威似的，他又回来了，他知道有人在看他，他不在乎，他把手举起来，举起来，做了几个手位，脚位看不到，因为被楼顶的小矮墙挡住了。没关系，你不是想看吗？他开始跳跃，几个小跳。完美的芭蕾舞动作。
咦？她觉得越来越有意思了，这个不见面的考官在隐身的条件下，看了一场完美的表演，老实说，这个在楼顶跳舞的，比起今天上午面试的演员都老，可是别看他穿着工装，和笨重的蹬山靴子，衣衫褴褛，却有一种高贵不羁的气质。他一点也不比早上的任何一个人差，而且，不知是什么，他像磁铁一样紧紧地吸引着她。
她对校方说，下午的面试取消，她已经找到了她要的演员。
他轻轻地溜进门，一个身轻如燕的人，仿佛根本不把上房登高当回事。短短的头发贴着脑门，有些卷，深陷的眼睛，有点像西方人。消瘦的脸幽默而严肃。一种合乎礼数又不失随和的矜持。 但是当他走近了，站在她面前，那道可怕的嘴边伤疤把她惊呆了，这道疤一直顺着下巴延伸到耳边，这是这个人第二次使她意外。他粗鲁地脱下手套，叠在一起，毫不在乎地当掸子开始掸起身上的土，一阵尘烟。
但是她喜欢意外，她是真正的艺术家，她喜欢，没有脾气的不叫艺术家。
而且，她需要的是高空舞蹈演员，在几米高的铁索上，灯光又暗，又化了妆，谁能看见？
钱太少，不干！
这是她第三次意外。一个泥瓦匠，敢跟她，一个百老汇的导演摆谱？你干泥瓦匠能挣几个钱？
别看泥瓦匠，知道吗？十年能翻一百倍！在这个水泥森林城市，我们这个行业是最有发展前途的！
可是，别忘了，你是艺术家，艺术家的生命是有限的。
我早已不是艺术家了，我就是一个泥瓦匠！
“纽约这个地方是艺术家的天堂，也是艺术家的地狱，因为所谓艺术家太多了，我身边就有一些想当作家，想当演员却没有活在当下的智慧，致力于浪费时间的家伙，你就是其中的一个。”她气得要命。
他眼露不屑，话都不肯说。她则是一脸的恼怒，最后放弃了话题，这样也许还有再继续话题的可能。她实际上已经坐在了椅子上，向后靠着，什么都不做，只是愤怒地微笑了大约十分钟。她的单刀直入，和他的擅长迂回，撤退，消失，然后再重新出现，悄然无声，牢不可破。她以为他在玩什么花样，实际上，她不知道，他一点也没有心思玩什么花样，他的失败在于他的幼稚单纯和轻易地放弃。
在进监狱前，他是一个自认的天之娇子，因为这个毛病吃了大亏，被抛入十八层地狱，他在那里了解到民间的方法，使人免于灾祸的方法。不管什么事情到来，他学会了先想到负面。在那里人们交谈有多层次的，什么都不能直接说，每一个玩笑都可能棉里藏针。“我脸上有这么大的一道疤，还能演出吗？她是不是在开我的玩笑？” 这道疤是他心里伤痕在外在的表现。在最低下的生活里，在流浪的日子里，他学会顺从，假装不在乎和嘲弄本质的天赋。人们反对的不是能力，但是应该把它或多或少隐藏起来。他们对野心抱有警觉，因为野心就得经受失败，有让自己受愚弄的风险。生活中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被人们嘲笑。这是给失败者的十分奇怪的暗示：选择无为，到最后会证明比有为更明智和自重。这种自尊和自卫的心理，就像某种音乐或颜色的微妙和谐，对杨帅有着吸引。就像他的朋友老陈对他的评价，“害怕把头伸出洞口。”这种东方人的消极之美，杰妮根本无法欣赏，太绕了。
晚上高飞刚到家，就从兜里摸出两张票，“瞧！大歌剧院的票，我用留学生ID买了两张站票。快打扮打扮，在所有衣服里面挑了两件最正规的衣服，你可没看见那些看歌剧的人，穿的都是什么，金光闪闪地珠光宝气的！”小米哼着歌，忙着准备她和高飞看歌剧的行头。这对他俩每天出门只穿练功衣的人比较难，再说他们刚到美国，对什么是“正式服装”不太了解。好在搞艺术的人有天然的美，一件简单的黑色小礼服裙，穿在身材窈窕的小米身上，就像黑天鹅一样美。再披一件丝绒大披肩，就好了。
刚到纽约时，高飞和小米曾去拜访一位音乐老师，对他说过的一段话给他很深的印象——“其实在纽约，作为一个艺术家生活是很幸福的，因为你每天都可以看到完全不一样的演出，碰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家。在这些艺术家里面可以寻找有共同理想，共同观念的人，去创造新的东西。” 他说，你知道吗？其实你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跟你遇到的每一个美国人说英语，第二，花光你所有的钱去看戏。跟每一个刚到美国学习的留学生一样，刚开始他就像海绵被丢到水里，拼命的吸收。有时候确实有点眼花缭乱，需要静下心来分辨哪些是他真正需要的。他最向往的是看舞剧，舞剧对舞蹈家来说是一个亲密的时刻，用自己假设的一段时间和影像之间隔离的一次精彩对话。但由于他们的奖学金有限，歌剧票又特别贵，这个计划就一直没实现。
今天他俩高兴得就像过节似的，刚出门，高飞突然拥抱了小米，他的手又干又热，他的拥抱很热烈。小米心里在想：今天他也许也看见杨帅了？高飞并没有跟小米提起今天的见闻，包括街角的斗殴，和遇见杨帅的事。小米也没有跟高飞提起杨帅，他们都有意识地这样，好像这个人已经完全跟他们没有什么关系了——他们把他像蜘蛛网一样推出了他们的视线。
不料，当晚他们又碰见了杨帅。
那天中午，小米见到杨帅后，心里颇不平静。很遗憾这次见面的仓促和怪诞，她甚至不清楚这个长得像杨帅的怪人到底是不是他？离得太远看不清他怎么会在高楼的顶层？他要干什么，这么些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看来他是一个绝没有恐高症的人，相反他有登高的癖好。她的脑子里出现了第一次看见他的情景，那时他坐在三楼的窗台上，为一个富强粉白面馒头跟同学打赌，要从三楼跳下去。那一瞬间，时间和光阴，似乎暂且停止了，他们的目光触碰在一起，明晃晃的日光照耀着，呼吸着同一天空下的温热氧气。那个时刻成为一张永不退色的照片，定格在她的记忆里。一脉自由散漫的心性。今天中午，在那一瞬间，她抬起头来，看见了在高楼上跳舞的他，他脸上凝神专注，似悲似喜，仿佛沉浸在一种宗教朝圣，而不是跳舞。她愣愣地望着他，心里格登一下，这不是杨帅吗？他永远是这个样子，在异国它乡，他仍然是习性难改。
她哪里知道杨帅飘洋过海就是为了努力地找她，找得十分辛苦，直到在剧场遇到了她。她哪里知道他会一路追随她，刺激她，灌输她，攻击她，诱惑她，感动她，都是为了将来再把她夺回自己的身边。这种异想天开的冲动，天涯海角式的追逐，除了他，没有别人。
当初难说她选择高飞，是不是因为杨帅不在身边，而是被关了监狱。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脸和十年前并没什么区别，皮肤细腻，眼神清澈。他还是那么英俊，那么清明灵秀，就像《红楼梦》里说的，其“清明灵秀之气所秉者”，这样的人“置之千万人之中，其聪俊灵秀之气，则在千万人之上；其乖僻邪谬不近人情之态，又在千万人之下。若生于公侯富贵之家，则为情痴情种。若生于诗书清贫之族，则为逸士高人。” 他若不是太出格，太乖僻邪谬，太不近人情，若不是他酒后寻事被抓，也许一切都会不同了。
经历了这么多年，杨帅对遇见小米的这一天充满了各种想像和期待，但是这一刻到来的时候，他心里没有丝毫波澜，因为他根本没想到小米会在对面那幢教学楼里的某一扇窗口望着他。杨帅回到他那间小公寓，洗澡，换衣服，刮胡子，喷古龙水，美国人早晨上班前用过的一套，他是晚上做。他衣冠整齐地走到门口，邻居老马看到他时，怔愣一下，仿佛不认识这个人。白天一身尘土埋汰的他，跟晚上油头粉面一尘不染的他简直判若两人。看着老马的惊诧表情，杨帅自嘲说，嗯，我是去约会，泡妞。
他提前来到了剧院。这里聚集着世界各地的人们，旅游者，当地名流，艺术家，艺术院校的留学生。都是到剧场来吸取精华，只是个人的方式不同，高飞小米是用学生证买的廉价的站票，杨帅不是学生，用的方法是不花钱的“站票”——到剧场打工当领座员——这个方法很多人用过，在很多成名作家和艺术家的传记中常见，他们往往对此津津乐道，对穷学生的自由和奋斗日子难以忘怀。
他的这个机会得来很偶然，一位学声乐的朋友有第二份兼职，就是周末当领座员。那位朋友临时有事他去顶替。巧的是，他竟看见了小米，可是中间隔着一层看台，等到他追出大门，他们已经远去了。
事情本该就此结束了。然而第二个星期，第三个星期，他又出现在剧场。他期望会小米会再出现。就像上一次那样没有任何症兆。可是要在一个国际型大城市遇见一个人，比登天还难。他不知道他们的行综其实交叉了很多次。他再也不会安心看戏，他也不再细心地为观众领位，他的眼睛在观众席上来回睃巡，当发现某个熟悉的身影出现，他会利用中场休息时，展开追踪，跟在那人后面从这个台阶拐到那个楼梯， 从女盥洗室到前厅酒吧台；在演出结束时，观众席上掌声雷动，人们为明星的演出欢呼雀跃时，他早就在出口守候，以便确认那个身影是不是小米。许久之后，他和邻居老马说过，那个背影他永远不会忘记。老马用力拍了一下他的脑袋，说那你他妈的倒是去追啊。杨帅看着他苦苦摇头，追了，没追到，运气不好出了点事，现在人家身边有人了。他说完突然愤愤不平，又补了一句：“妈的这世上还有谁能比我还更了解她更能照顾她的吗？”
老马说，“你应该写信证实一下，也好死心。”“写了，就是没发出去。”老马震惊了，因为他看到那一叠厚厚的，却一封也没发出的信。杨帅说，他是在十年前准备去表白的，可那天他喝多了，找遍整个宿舍楼结果在一个男生的房间找到了她，脑袋一热，酒劲上来了就跟那个男的打了一架，伤了人，进了局子——你说真他娘的邪了门，你说为什么偏偏她那天要去那个男的宿舍？还洗了澡头发乱糟糟的样子？
那时是八十年代，十多年过去了。老马问，你们团就没有别人在美国？对呀！杨帅一拍脑门，他一改过去的低调，开始出现在各种生日、婚庆活动中，也开始与过去的同事打成一片了。很快，地址拿到了，可是奇怪的是，明明就只有几百米，就是没办法遇见她。即使遇见了，杨帅却失去了平时的伶牙利齿，脚下生根，浑身不能控制地打颤。没办法，杨帅只好把信亲手放进她门口的信箱。 他不相信邮差。当时没有手机，只有死等回信。他始终别扭，不肯走上前去跟小米搭话。小米也始终迟迟不回信，就好像从来没有信这回事。老马急得什么似地，恨不得踹杨帅一脚，“老实说我没见过你小子这么肉头过？”“我不知道怎么开口。”老马听了杨帅的话，更嗤之以鼻：“老实说我不知道你别扭些什么，你小子不是天不怕地不怕的吗？你有病吧你？”这时，杨帅恢复了自嘲：“你是过来人，你也知道——每个恋爱中的人，都是神经病。”
他也不明白，为什么生命中总要出现一些闪闪发光却难以靠近的存在。明明让人靠近不了，却又让人无法调头离开；明明知道她或许并没有那么好，却又忍不住把自己摆得很低。会为她做很多以前绝不会做的傻事。
他现在对领座认真起来，对每一位衣冠楚楚的观众，他都会谦卑地微笑，用朗诵调说，晚上好！欢迎到大歌剧院！他会认真地带人到座位上，并恭敬地双手递上印刷精美的节目单，他炯炯的目光会在每一个人脸上巡睃，即使是小米戴了假发，高飞留了胡子，他也会在人群中认出他俩。他绝不会再放过一个可疑的人。由于长时间的搜索，他的眼神异常敏锐起来，眼睛像两只探照灯，视野开阔，光源明亮，是两束冷光。
这天，正在他向人群巡视时，一个人横在他面前：“杨，你在追求我吗？”杨帅只是懵了一会儿，认出是一个月前，请他演出舞台剧的导演杰妮。但他还是不放弃地眺望着，等到那个背影转过来时，他确信那个女人不是小米，他这才调过头来对杰妮说，“是呀，你很美丽。”杰妮一点都没拖泥带水，“我发现两次你都出现在我面前，又装做不认识我的样子。”“对不起，我在这里工作。”杨帅不卑不亢。“什么工作？在舞台上跳舞？还是在楼顶跳舞？”杰妮温和地讥讽他，同时用一只手抓住他，朝他手心按下一张纸：“这是我的名片，我请你喝酒。 你别忘了，我们的约会。”
“纽约卖艺的好地方，我是艺术家，不卖艺；也不卖身。”杨帅甩她一句，杰妮并不甘心，“你宁可在台下带位当领座员，还是愿意在舞台上？”
杨帅换了一种口气，他觉得这个女人并没有像上次那么令人讨厌：“我的工作合同没到期，不能违约。”杰妮让他一定争取早点找她，她并没有跟别的演员签约。又过了几个星期，杰妮把他带到了总导演面前，导演和他相对无言，但是在他跳了几段舞， 有芭蕾有民族舞还立了足尖以后，他很高兴，甚至还跟他学跳扇子舞，说他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有意思的人。就这样，导演也认为他的形体表现能力很合适剧中角色，决定由他来扮演舞蹈演员，戏里的几段舞蹈也由他自己编舞。
当小米再一次看见杨帅，是在小剧场的演出海报上，有他的头像，还有导演的名字。照片取景很策略地取在他的左脸，加上化妆，完全看不见他右脸的伤疤。小米看到的，是比十年前更英俊的男人。
这个男人一直在追她。杨帅去美国拒签多次，大概是因为入过狱有污点。于是他采取了迂迴策略：先去了日本；后去法国，在名城走了一圈；后来又去了加拿大，最后转到了美国。 他在第一次碰见高飞小米时，是在学校里，一个在屋里的学生，一个吊在窗外的干活的建筑工人，这次戏剧性的会面，他自己并不知道。第二次，他在大歌剧院遇见小米和高飞，而后者并没有看见他。第三次，是此刻，小米单独看见了杨帅在小剧场的演出海报。
在这漫长十年的几次相遇中，他没有单独跟她说过话，直到今天，在三千六百五十个日夜之后的这个晚上，他要第一次，不，再一次向她重申自己对她的永恒的忠诚和不渝的爱情。
还是老马提醒了他，你有她的电话吗？她不回信，你可以打电话呀！杨帅一拍脑门，对呀！我怎么把打电话这茬事给忘了？他不好意思用房东客厅里的电话，他走到街角，在小杂货店门外的电话亭里，开始给小米打电话。掏空口袋找零钱，他掏出一些25分的硬币，点出总共一元三十五分，摞在架子上备用。他开始拨号。手指颤抖，掌心冒汗。腿、腹部和胸部都充满了一种蠢蠢欲动的感觉。电话在小米挤挤挨挨的公寓里响起第一声铃，这让他的五脏六腑都沸腾了起来。真是疯了！他往里塞硬币。他的25分硬币叮当叮当掉到退币口，他费了点劲儿才摸出它们。他的想像飞到小米的房间，想象着她正在做饭？还是在看电视？电话又响了一声。无人接听。
此时，高飞应该不在屋里，杨帅知道他已被聘加入了芝加哥舞蹈团的冬季演出，为此暂停学业。留下小米在纽约继续学业。小米的浴室在大厅对面。她和另一个女孩共用它。要是她在浴室，或正好在浴缸里的话，要多久才能决定要不要接电话呢？他决定数到十，从现在开始。
还是无人接听。
再数十下。
他若有所思地挂上，旋即，激动万分地，他拨了另一个电话。这是他最近从舞团同事邱飒那里打听到的，他拼命记住的，高飞的电话，也许小米到芝加哥探望高飞去了，现在是节日。
现在必须从头再打一遍，芝加哥的区号。要是高飞接电话，他说什么好呢？要是小米真的在那了，高飞会接电话。然后杨帅会问小米在不在。不过很有可能要换种声音。或许根本就不用男人的声音。杨帅是演员。没准他会装出一个小女孩的声音。小米在吗？
电话在小米的房间里响了一遍又一遍，他靠在金属架上，他的硬币就搁在上面等着。一辆车在杂货店门口停下。里面的两个人正盯着他看，显然在等着用电话。
他浑身冒汗，一心以随便什么方式找到她，听听她的沙哑的年轻的声音，它带着天然的颤音和挥之不去的性感。他忘了接电话应该是高飞才对。他也没意识到，自己的手指一直在金属架上描摹着小米的名字。小——米！
人们对这种苦恋是不会有耐心的。恋爱中的人就像受难者，他们必须放弃尊严，自己独立地对付恋爱中的灾难。人们会语重心长地告诉你，这不是真正的爱情。一波又一波的欲望，依赖，膜拜，敷衍和饽逆，这些心甘情愿但可怕的转变——这些不是真正的爱情。
真正的爱情应该是娶了亚娜。杨帅知道。他这么想，也这么说过，说者无意，听着有心，亚娜当那句话是一个负责任的真心的宣言。殊不知对杨帅这种性情不定的人来说，他那是一种艺术创作式的自白。念台词。他知道小米真正的生活不会是他看到的样子，并非那样。。。。。。再过十年她会变成在厨房里忙得团团转，被孩子们缠着的妇人。人们在一起生活之后，一切都会好端端地变得不再认识了，或者厌烦了。人们在一起生活几年后，就不会再彼次看上一眼。。。。。。他对此心知肚明，冷眼旁观着自己。不过这种认知和洞察，对于他此刻腹部的震颤、急切甜蜜的腺液分泌和狂乱的祁祷丝毫不起作用。
“先生，你想继续打下去吗？”
“嘘！”——他把手指放在嘴边，对外面等待的人示意。终于有人接电话了，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喂——？”
在一封给小米的信里，杨帅谈到自己的生活：“我变成了杂技演员，奇怪吗？百老汇演员，这么叫让我觉得尴尬，我不知道这句话听起来是不是像一个廉价的嘲弄，或许只是让人厌烦的自以为是。我需要钱，也需要舞蹈，可是你知道吗，在国外，在纽约，这样远离专业，被边缘化了的，年纪大的、过气了的、没有身份又没有语言优势的外国演员，有很多很多，他们混得甚至比一般人还惨。我就是其中的一个。但是最近，我的好运气来了，我遇到一个傻乎乎的女导演，她认定我有才，她需要我的舞蹈技巧，所以我才终于混进了百老汇的一个小剧场。”杨帅继续给小米写信，“我周围都是热爱戏剧的活跃分子，他们运气好的话，每年可能只会接一部、两部戏，可能都是冬季，因为冬季是节日密集时段，上戏多。他们像蜜蜂一样纷纷飞到纽约这样的剧团多机会多的大城市。平时呢，他们就像我一样，混迹于五行八作大街小巷，破帽遮颜过闹市，从外表看上去他们就像引车卖浆之流，你根本看不出他们是谁。这就是纽约，藏污纳垢，又藏龙卧虎。你们是艺术家中的贵族，你不会体会到西方艺术家们的真实生活，我说的是普通的、倒霉的、过气的、不再年轻的、非顶尖的艺术家。比如我，平时我到处打杂，有时是建筑工地的小工，冬天是建筑业的淡季，等到了冬季没有活儿的时候，我就变成了街边的蹩脚画家。我的画比不上那些从美院或工艺美院毕业的家伙，可是我的素描技巧不错，艺术是门类旁通的：他们的画价位要高些，我的呢，就少些，一幅肖像画，可以卖十块，二十块美元，若运气好，配一个手工制作的画框，可以再加十五美元。。。。。。”
他涛涛不绝地把自己不光彩的烂事抖给小米，他不知道这样更会加大他与小米之间的距离。一个过去雄心万丈的人，怎么在别人的国家从头来过，从低谷重新爬起。重新做人。他不会撒谎，他注定要说实话，尤其是对小米，他们之间太了解了。他爱发议论，不喜欢撒谎。至少，对他真正感兴趣的事，他不撒谎。如果可能的话，他可以滔滔不绝地谈任何的话题。杨帅自我感觉还是一贯地自信，他只不过是千万平凡不幸的人中的一个，命运不会眷顾他，但“我是最后的另类”，他认为自己具有自由精神坦露的经历和视角。
他接着描绘他的舞台剧：“戏里有一个舞蹈演员，不对，是两个，一男一女，他们穿着华丽漂亮的衣服，被吊在三十米的高空。像一对互相追逐的恋花蝴蝶。美丽而危险，性感而刺激。都是百老汇那一套把戏。我就是其中那个男舞者，我要把我的脚套进天花板上仅有的几个孔眼里，做出优美而精心设计的动作，还要在空中追逐我的情人。观众们简直要疯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们随时会跌下去摔死，他们常常发出刺耳的尖叫，我们的导演高兴死了——这就是他们要的效果。导演常常叫道，杰妮，你在哪里捡到杨的？他真是个舞蹈和杂技的天才！”
小米哪里知道，杰妮是在她看到杨帅的同一天找到杨帅的，但小米却非常清楚杨帅描述的演出场面——因为她去了小剧场。也许是因为看到了海报上的他，或者是他源源不断的信引起她的好奇。他哪里知道在小剧场黑压压的一片观众中间，就有小米，她抬起惊魂未定的大眼睛，站在墙角朝他张望，为他担心。“戏里有一个困难，除了处理舞蹈与杂技的关系，还要处理我的脸。我要用没有刀伤的半边脸对着观众，要在空中行走时也要倒退着走，不然这种极端的手法是没必要的。”
小米此时就站在下面，仰头看着他，忠心耿耿，而且，忧心重重。
她并没有跟高飞说起杨帅，她与高飞，杨帅都不会谈到第三个人。这样，小米跟杨帅进行着别样的交流，在创作者与创作者之间的特殊交流。在她看来，他并没有变，还是那个闲云野鹤式的杨帅。杨帅能进百老汇，就是打了翻身仗，他要抓住这个机会；他从没有经过这种专业训练，在高空做芭蕾动作，百老汇舞台剧的演员必须又唱又跳才行。在黑暗的空荡的高空，他要用他的舞蹈专长弥补其它的不足。他天生有高空平衡能力，又是天才舞蹈家，性格上又极要强，流浪生活给了他很强的适应能力，在加上一些训练，他便演得很好了。
对杨帅来说，由于生活命运的逆转，又疏于训练，他的芭蕾舞者生涯早就结束了。不过，他的童子功给他带来了好处，他的表演很成功，这种令人愉快的、略显古怪、富有个人特色的舞蹈给剧场带来效益，溢美之词奔流而来。这段时间杨帅感到很充实，虽然是不务“正业”，不是跳他心目中真正的芭蕾，可是这个机会让他亲近了舞台！时间被填满，可靠，而且愉快，让他不再茫然。但是好日子就如风一样，演出结束了。
离开舞台的日子到了，道具拆开，分放进箱子，演出时有一个纸屑喷弹四溅的场面，现在地面一片狼藉。灯不是一盏一盏熄灭的，是一片一片，一段一段地熄灭，空间顿时被黑暗一块一块地吞噬。杨帅站在空荡荡的剧场，头一次发现，这个地方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剧院，而是跟普通民居或商业楼没有差别，是由三层楼高的地下室改造的大通仓。这里没有座位，观众都是站着看演出，所有的演出就在这空旷地中间，或在天花板、或四壁展开，靠着变幻莫测的灯光，制造出来的奇幻华丽空间。此刻，他独自站在黑暗里，被巨大的失落的黑暗吞没了。有人在他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手温温地停在他肩上，并没有离开的意思：“你怎么一直都不快乐？难道我们不该喝一杯庆贺一下吗？”杨帅转身，是杰妮，他露出少有的笑容，流露着真诚的，也颇为难堪的感激之情。意外的是，她也有同样的感受。她只好小心地掩饰自己的声音，不让那细微的哽咽暴露出来。
杰妮挽着他的手臂，他们追上了剧团的演员一起来到了酒吧。 杨帅席间无话，“你怎么一直都不快乐？”她又问了一遍。杨帅并没有按正常思路说，演出结束了，有点失落有点空虚，演员都会这样，于是他们要喝酒放纵一下。相反，他却单刀直入地说，“我为什么不快乐？我爱的人不爱我；我想在美国留下来没有身份，没法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还有。。。”杰妮截断他的话头：“还有，你想成名没有门路。。。。。”杨帅冷笑道，“我在多少年前是这么想的，可现在，我不奢求什么成名，我们这种人，在这里没有根，长不出大树”。他的手转动着酒杯，杰妮抓住他的手，眼睛离着他很近，“你爱的人不爱你，这很好，这样，我就可以爱你了。”杨帅轻拂掉她的手，像弹灰一样，然后站起来，“行了，别拿我开心了，没事我先走了，明天还要找工作呢！”他走了几步，又转过身子，回到桌边把剩下的酒杯干了，“你根本不会知道我们这些没有身份的人，怎么过的日子。。。没身份就无法做正常的、高尚的、艺术的工作，只能卖苦力，否则没饭吃，无法生存。。。”
他眼里的激忿让杰妮一震，她当然理解不了，他就像一个深潭，使人永远看不清下面的深浅。“等一下嘛，光顾了打情骂俏了，真的忘了正经事了”, 杰妮告诉他，因为他的身份，他不能被聘为剧院正式人员，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她可以推荐他参加另一个舞台剧。“真正的戏剧！”在那个剧里，她是主角，而他则因为瘦高帅气的外表，饰演她的丈夫。这是一个犯罪心理的戏剧，复杂、扑朔迷离的剧情，怪诞夸张的举止，大段莎士比亚式的念白。全剧只有五位演员，饰演不同的角色。跟上一出戏的造型相比，他的造型是粗花呢休闲西服，黄头发，络腮胡子，卷发。。。“我们的化妆师很专业，根本看不出你是亚洲人。。。”， “也看不出我的伤疤对吗？”杨帅直接地说，“当然，小菜一碟！关键是，如果公司连续聘用你，将来就可能有机会帮你办身份。”杨帅眼前一亮，这可是他多年来的一块心病。
这段时间杨帅忙得顾不上别的，没有比生存更重要的了。他这时不光是想挣钱，并要演好这个戏，为办身份发挥作用。口语是他的短板，虽然没有几句对白，他又只是一个配角，但他为了那几句对白花了很多功夫，为了让口语发音正确，他成天把一块石头含在嘴里，念念有词。没想到首演开始后，售票不佳，五天后就被迫搬离原来的市中心大剧场，挪到下城偏僻地段的“外百老汇小剧场”。这条街靠着一个街心花园，路上行人稀少，又下着雨，杰妮站在门口，竟然没有一个观众来看戏。杨帅正在化妆间对着镜子粘贴胡子，听到门口的人在数数，“才七个人，七个观众！”另一个人说，“经理说了，不满十个人就不让演出了，因为等于白演，演员报酬，场租，道具，工友。。。场租还要照样交！”
过了一会杰妮回到化妆室，表情凝重地说：“只要再来一个观众，满八个人就开演，我的报酬不要了，白演！我就不信了！这是什么年代？全民消费年代？上次那个杂耍加搞笑的三流剧，比这个戏差远了，这个水平更高，更有艺术性的戏竟比不上杂耍，竟没人买票？好！我倒贴！你们呢？今天晚上所有人的不发工资，都交场租了，你们演不演？”
那一天，他们演出了唯一的一场，也是最后一场“白演”。每个人都超常发挥，台上五个人，和台下八个观众，都群情激动。太精彩了！演员演疯了，演爽了，演的泪流下来了；观众们看完了还不愿走，围过去，跟演员们握手，握着，握着，演员们坐下来，坐在台子边上，把腿挂下来，一人手里一瓶可乐，跟观众一起聊到半夜，久久不愿散去。
杨帅的舞台梦就这么结束了。这个梦很短，就像这些年的所有梦想一样，又在现实中碰了壁。他又回到原来的生活轨迹。它就像从来没发生过，就像他的肺里什么地方扎进去了一根致命的刺，浅一些呼吸时并不感到疼。可是每当他需要深深吸进去一口气时，他便能觉出那根刺仍然存在。
路的尽头是他要找的房子。不可能搞错。房外挂着一个招牌——大西洋舞蹈学校。下面邱飒的名字。
杨帅静悄悄地溜进门，穿着平常的衣服，也不像开派对的。没人注意到他。
这是一个大厅，有一侧的石头壁炉取暖，尽管点着火，还是寒气很重。实际上房间里令人不适，无人照料的景象让人相信，这个学校可能生意不好，许久没有人用过了。壁炉里涌出些陈灰、烧焦的桔子皮。到处都是书和小册子。该放沙发的地方放着一张小帆布床，当你坐下时，如果脚搁在地上，背后就没有可以倚靠的地方，要么就只能把腿盘起来，朝后退，靠到墙上。小米和邱飒就这样坐着，置身度外于其他人的谈话。
那是邱飒的孩子快要出生时。
她的丈夫杰米正在做饭。一道咖哩菜，做出来的菜看样子不怎么样，烂烂乎乎的居然非常美味。他在印度生活过，做生意，他还请来了生意上的伙伴，一个胖胖的戴老式圆框眼镜的印度人和他一大家子人。女人们都穿着整整齐齐的沙丽裤裙，沙丽上烫着金线。沙丽外面套着毛衣。年轻的女人们浓妆艳抹，长得都差不多，眼睛下面都有两块深色的眼袋，像挨了一顿打才出门的；她们额头上都点着一颗红痣，脚下大冬天也穿着凉鞋，涂着红色指甲油。妖艳而奇异。在纽约这个移民杂居的地区，圣诞节根据个人的喜好可以掺进各种因素。来的人不少，有邱飒的朋友，同事，舞校同学，杰米的朋友， 还有一些是她教的学生和家长。他们喝啤酒。杰米五十多岁，是个爱尔兰人，有两个孩子。他高大、窄肩，前额秃得高高的，毛茸茸的络腮胡子。说话飞快、警觉、推心置腹。
在座的还有一对白人年长夫妇，女的胸宽背阔，灰色的头发盘在脖子后面，男的个矮胸挺，面像猬琐，不过他的态度、生脆尖锐的声音和双手对指尖的动作，都使他看起来风度翩翩。他是杰米请来的，人称“花律师”，邱飒背地里这么称呼他。说他花名在外。也说他官司打得好才有此风誉。他自恃有才，行为怪诞，他的舌头底下似乎老是含着一块糖，或者说，他的舌头让他的发音听起来怪异、刺耳，让人总是不由自主地绷紧神经。他也是个极度自恋的人。1982年他打赢了一场有名的官司，一名女记者问他有什么怪癖，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从不给某些人打电话，因为他们的电话号码加起来是一个不吉利的数字， 有时我不会住某个宾馆的房间，原因同上。我看不得黄玫瑰——说来令人伤心，因为黄玫瑰是我最喜欢的花。我不允许同一个烟灰缸里摆着三根烟把儿。不喜欢在星期五结束或者开始一件事。我不能做以及不喜欢的事情简直无穷无尽。不过，我在遵从这些原始理念的过程中同时也获得了某些奇异的安慰。”。这些被女记者写道当天报纸上。据说他还有个癖好是招花引蝶，红杏出墙。他太太也不示弱，各行其是。此刻，花律师正在话头上，手舞足蹈，唾沫四溅，他太太第一沉默第二不看丈夫。以沉默的体积对抗他的恬噪。
此外，还有一个年轻人，红头发，泪汪汪的鼓眼睛，皮肤布满雀斑。他是一个兼职美院学生，平时在餐馆打工和送报纸。他寸步不离的那个漂亮女孩，是个俄罗斯留学生，名叫爱琳，也是芭蕾舞系的学生。人们开他的玩笑，说他爱上她了。但是任人们说笑女孩子不笑。俄罗斯女人不爱笑，不会像东方人那样巧笑，也不像美国女人那样没心没肺的哈哈傻笑，总之不好惹。人们更加开他的玩笑。
人们忙着高谈阔论。这些是所谓的艺术家和精英，把别人都当作自己的对手。他们晃荡在真实生活的边缘，高谈阔论，自命不凡。其中一个是小报记者邱峰，人称“邱疯子”，说话疯疯癫癫，癫三倒四的。
另一些客人是过气了的舞蹈演员，有跳芭蕾的，也有跳民族舞的。这些人比小米年纪大，大多数不再跳舞了，就像邱飒，找不到机会也不能跳了，就嫁给了一个美国人，用丈夫的钱开了一个舞蹈学校，教小孩子跳芭蕾。这些人凑到一块，不像花律师和邱疯子那样夸夸其谈，他们有他们的话题。杨帅认识其中一个秃了顶的舞者，他在客厅的一角跳着《雁舞》，有人伴奏，旁边有红鼓，黄色水仙花。有一群老人在伴唱，鼓掌。
此人曾经是一个他非常崇拜的舞蹈家，现在一个衣厂打工，他太太在衣厂做车衣女工，他则给人扫地做饭，做些杂工，此外就是在移民局搜查衣厂时，及时地打开后门，好让那些非法移民和没有身份的人，在第一时间赶快从防火道溜走。
实际上这些人并不真的老，才四、五十岁。他们刚来美国的时候都曾火热地找机会上舞台，有人履试不中，有人花了钱花了时间，学出来也找不到机会跳舞；有人好不容易获得了演出的机会，就放弃了学业，可是他们的名字你在演员表上根本无法找到，马上又很快被更年轻更好的舞者代替。有人运气好，居然被《猫》的剧组选中做背景舞者，可是好事多磨，却只有几个星期的合同。。。
经过几次三番的挫折，让他们大都改了行，干了别的，有的去打工，有的办餐馆，有的当售货员，有的办衣厂——在九十年代，在纽约的中国人衣厂办得风起云涌，火爆得很。舞台属于那些天份更高，更年轻的人。舞者不同于其它行业，他们的舞台青春极短。在美国的舞者更像个体户一样，没有国家体制和大锅饭，他们需要自己花钱学习，自己训练，用钱和时间把自己武装到牙齿——再去跟世界上最好的舞者去拼；他们一年到头背着行囊到处面试。。。睡在小旅馆，飞机场候机楼。。。这不但需要心态好，条件好，身体好，还要英语好、有经济基础，家里有钱——这是第一代移民最缺乏的。所以，第一代移民中的艺术家在美国站得住脚的凤毛麟角，不光是中国的第一代移民，其它国家的第一代移民也是如此，不会有特例。
在华人中识别这种艺术家很容易——看他们走路。不是常人说的外八字脚，他们的脚步是那样脆利快捷，似乎有一万件事在等着他们去做。这种姿势和速度在唐人街见不到，他们不像唐人街的人，从小养成的走路习惯是不慌不忙，晃晃悠悠，横穿马路旁若无人，油瓶子倒了也不急着去扶；也不像在唐人街观光的外国游客，不紧不慢地走路，悠哉游哉地到处拍照。
这些人白天混迹于五行八作，去露天的餐馆或昏暗的酒吧调酒洗碗，晚上则是浓妆艳抹上台。每天都会失业，每天都有新的就业机会出现。他们既然这么难，为什么不回国？回答是这把年纪，回去也跳不了了，国内的舞台也是属于年轻一代演员的。舞台是残酷的，足尖旋转的时间是用秒计算的。他们和其他华侨一样，都是介于国外和故乡之间半路上的人。他们内心既不安于国外也不在故乡，故乡不可安妥，国外也无法认同，可悲的是，开了头就回不去，回不去又到不了自己想到的地方，悬在了半道上。这些人中都是悬在半道上的人，包括了在场的其他人——过着叛逆人生的通过伪造身份证留下来的小报记者邱峰，过着殷实中产阶级生活、嫁给老外的邱飒，以漂泊来心灵疗伤的杨帅，还有知识分子式的思索者导演马平川，就是杨帅的邻居，老马。
小报记者邱峰也是乔装打扮的人，现在正跟杰米谈得火热。他也是有备而来。
他是来看女人的，两个女人，一个是邱飒，他假借采访邱飒的舞蹈学校来挖故事，中国女人为什么都纷纷嫁给老美？或者反过来，美国人为什么喜欢娶中国女人？顺道来拉拉广告，让她的美国丈夫在他的小报上做个广告；他供职的报社就是靠这些企业商业广告存活的。他的另一个目标，是来会会小米。他知道杨帅对女人很挑剔，宁撞金钟一下不敲铜钹三千。他倒要看看杨帅追了多年的这个夏小米，是何许人也？
现在，这两个女人正在热火朝天、目中无人地聊天，邱疯子一下子被小米迷住了，他觉得今晚没白来，在这个俗气嘈杂的派对看到了一个出水芙蓉。他知道自己并不是单单为了采访猎奇，在记者与被采访者的关系，有一丝戏迷对舞台明星的心思和男戏迷与女明星的心思。但这也没办法，只说明他活着，极雄性地活着。“你长得真美！”邱峰用西方礼节捏起小米的手指，夸张地朝她手背上示意了一个飞吻的动作。小米没说话，她觉得对样貌的赞美只是一份做作的效仿西方礼节，和一份敷衍了事的安慰奖。“等人们看到我的肚子就不会这么想了”，她想着便费力地站起来——杨帅这么近看到了小米，居然后退了一步。
见到小米的头一眼，他就发现她身上发生了某种深刻的变化：现在他看出她已身为人母。她整晚都坐着和邱飒聊天，和杰米的孩子玩耍，但是当她最后起来之时，他才看到她微微挺起的小腹。他微微一怔。在那一夜之前，她已到了当母亲的年龄这个事实从来没有如此明显过，她的身躯已日益浑圆起来，胸部，鼻子，下巴，日渐丰厚。走起路来气喘吁吁，说话的声音也开始嗑嗑绊绊的了。
后来他镇定下来，他确定小米看到他也不会识辨出他来，在海报上风度潇洒的杨帅，那时他是黄头发，络腮胡子，卷发。但现在他穿着圣诞老人的大红袍子，戴着假胡子，和红帽子，根本没有人会认出他来。即便如此，他的脑子像短路了一样，一片空白，他忘了他今晚的任务是扮装圣诞老人，逗孩子们开心，人们在排着队等着跟他一一拍照。
所有的人都自信满满，似乎生活中的一切窘态和不堪，在明亮的灯光和与陌生人轻松的调笑中逃遁无形。年长男人好像不安又兴奋，老女人一脸大义凛然的表情。所有的人都在嗡嗡地说个不停。他们停下来，无非是往嘴里塞一块葡萄或奶酪，喝一口啤酒，只是为了从中汲取继续谈话的力量。
杨帅趁乱抓起一块刚切好的奶酪，塞进嘴里，悄悄地嚅动；他没机会吃东西，他要干活。虽然屋里不热，但由于心情激动又穿戴得严严实实，假胡子成功地掩盖了他的面孔，可是那些讨厌的纤维跑到他鼻孔里，弄得他痒痒得要打喷嚏，他只好一直吹一直吹，想把它们吹开，直到发现躺在他手臂里，正在和他拍照的婴儿，睁着严肃的铜铃大眼正在审视着他。
几周前，杨帅偶然遇见了邱飒，在这次谈话中提到小米，他有一种温暖又危险的感觉，这两个女人仍保持着联系。接着，他觉得要冒险了，他想打听到小米的近况，在哪儿能够遇见她，高飞现在在纽约吗？他抱着一丝愚蠢的希望，即能看见小米，也不会被高飞知道。他先哄骗说要参加她的派对，又说要见见她的美国丈夫杰米，最后只好和盘托出，说要见小米。邱飒说不行不行，让高飞看见了怎么办？你何必在一棵树上吊死，这么多年还对夏小米念念不忘，你为她进了监狱吃的苦还不够吗？我再给你介绍一个跳舞的女孩子吧，更年轻更漂亮，是个白俄。名叫爱琳。简直美若天仙。男人见了她就挪不动步了。杨帅说，这么严重？ 好啊我见见，能参加你的派对就行，但是不能让高飞看见我。求你了！一切都策划得很好。杨帅以这种乔装的方式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人。
电话铃响了。一种扰人的、老式的响亮玲声。邱飒急急忙忙朝厨房走去，听了一会电话，对人们说，是高飞，他要晚点儿到。这对杨帅可谓正中下怀，他可以继续假装地围着小米转，听她的声音和谈话。
咖哩菜做好了。他们吃饭，又喝了更多的啤酒，火重新点旺，冬天的天空早早地昏暗起来。“谁还要饮料，这里还有更多的饮料。”杰米把更多的菜盘子和饮料瓶子搬进屋，摆在桌子上。“注意这个盘子，”他像父亲一样叮嘱道，“当心，它很烫。”他给大家分发盘子和食物，邱飒站在他身边，负责一碟一碟地递给大家。
远处的雅马逊河岸亮起来灯火。花律师开始讽刺大量的中国留学生还有非法移民涌入美国，给他带来了商机但给美国带来了负担，还有刚刚开始的开放政策。他把这些当成佐餐材料。即使这是半开玩笑，邱疯子也不可能放过它。他觉得与其再等下去，不如此刻就出手。他说，他不觉得中国移民比之前的苏联移民得到什么优惠待遇，更不要说更早的越南难民，相反大量优秀的中国人才是硅谷之类的美国新型产业发展的生力军。邱疯子揽起了悍卫国家民族的责任，尽管他在国内时似乎并不爱国。随便花律师和杰米，还有那个红头发，皮肤布满雀斑的兼职美院学生，还有其余几人抛来什么观点，他都一一回应，顺道练练口语。什么廉价劳动力啊，争夺美国市场啊，他引用《侨报》《人民日报》的观点和数据，宣布那就是他的观点。
杨帅先回到了他的车上，在后座上换了衣服，等待邱疯子和老马出来后一起开车离开，他们必须趁人们散场前安全地离开。人们正在不慌不忙地慢慢散去。杨帅手忙脚乱地换衣服，他的心思也一样忙乱，他不知道怎么看待这个怀孕的女人，她早已成为人妇，将为人母。这个事实令他无法接受。
这时下雨了，雨细而密，铺天盖地一片沙沙的蚕食声。一辆灰色轿车静静地滑进车道，碾在鲜湿的路面， 擦过皮肤似的，停靠在杨帅的车边。
开车人的是高飞。他离着很近，他没有急着下车，而是惊讶地看着一个人正在脱下圣诞老人的面具。在面具后面，一个男人的脸慢慢现出来，苍白，浮肿，眼睛红肿，看起来疲惫不堪。然后，他看见了杨帅宁死也不要见他的表情。车厢里瞬间出现了惊悚的气氛，他一眼就认出了杨帅。他穿着一件不合体的西装，头上戴着一个皱巴巴的白色的棒球帽。帽檐上有“洋基”的字样。杨帅的憔悴浮肿的模样看起来像个中年人，唯有帽檐下的目光还残存着一丝稚气。
那天在电话里，在杨帅给小米打电话，是高飞接的；双方都知道对方是谁，连呼吸声都清晰可辩。罗密欧A角和B角，在十几年后的异国又遇见了。恍惚的一瞬间，双方都没有马上行动，等待着对方采取下一个举动。
高飞突然伸出了手来，和杨帅握了一下手。这是一次过于隆重的握手，颇具仪式感。杨帅感觉到对方的手很有劲道，他不想示弱，把浑身的力气都聚在手上，两人默默地较量着手劲，目光对视着。高飞说，哦，你紧张什么？你的手怎么在抖？杨帅抽出来手，甩了一下，是你的手抖，我的手从来不抖。
一句话点亮了记忆之火，一簇暗火在车箱里无声地燃烧，微妙的热量在他们之间来回流动，杨帅脸上有点发烫。他解释说，他是扮装圣诞老人来派对表演的，这也是他的兼职。他并不知道高飞和小米也在。他想问问小米的情况，又思前想后，最后叹了口气，算了。
那张脸在车灯下有时候显得呆滞，有时显得阴沉。他是很多年后的杨帅，已经不是当年的楞头青了，是一个危险的中年人了呢？他身上散发着特有的气息。高飞很警惕，耳朵里似乎有风暴隐隐的呼啸。
一个致命的话题，终究绕不过，该问的迟早要问。该答的却不好回答。
与高飞见面后，杨帅发着呆，这时邱峰和老马走出房子，来到车里。
邱峰看到杨帅的眼神散了，奇怪地问：“大白天，见到鬼了？”
杨帅没吭声，邱峰又问了一句，“喂！发什么呆哪？快开车！”
杨帅抬头，把脸转向他，目光把他虚掉，去看他背后的高飞。高飞正在走上台阶。 邱峰极其机敏，便追问道：“那是谁？高飞？”杨帅的手指着高飞的背影，僵在那里，没有回答，仿佛触碰到了一个稍纵即逝的梦境。
邱峰快速地说，“你们先走吧！我不回去了！”话音未落，一步跨出车子，随手关上了车门。
在每个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景物在记忆的黑暗里突然闪现。高飞的出现，把邱峰带回到八十年代的那次采访，某种机缘使他认识了杨帅。那时候，他还是个年轻的复员兵，幸运地分配到了报社。当时报社青黄不接，工农兵大学生不再受欢迎，恢复高考才进大学的新大学生还没毕业。这个时刻，热爱写作的他就如鱼得水，成了报社的骨干力量。那时候的报社记者年轻人很少，除了刚刚被解放的老右派，还有少数中年记者。年轻些的，除了从市里和近郊区选拔上来的工人、农民报道员，就是从复员兵里选拔的年轻人；在概念上，年轻记者选拔的标准还是从“工农兵”里选拔。这些人虽没有学历，但了解基层肯吃苦卖力，他们这批人成了报社最雄心勃勃最有活力的中坚力量。
后来“邱疯子”放着好端端的记者不干，为什么跑出来，到美国受罪？他自己也说不清楚。跟很多人一样，就像泡沫一样，都是被潮流裹着像潮水般飘到了美国。
起先，他也不知道自己能干什么？想的是先出来看看再说。他那时疯狂地爱上了一个女人，就跟着她跑到了美国。可是来到国外一看，没钱的中国男人竞争能力等于零。第一，他不会英语；第二无专业技能，干嘛嘛不灵：投资，投资赔本，在美国人办的公司干不下去，在中国人的公司更干不下去。因为在美国的中国人公司，当时都是台湾人、香港人开的，实际上既没有社会主义的好处（大锅饭），又无资本主义（人人表面上的平等）的好处。都是封建式的，家族资本式的管理方式，他那些从大陆带来的激进、平等的思想都行不通。是个极落伍，极背时的悲剧人物。总是四处流浪。第三，最要命的，他写作写得整日昏天黑地，自顾不暇；第四，北方男人缺乏对女人的尊重，不懂得与女人的相处艺术；第五，有点大男子主义。。。总之，他命里没有婚姻。
侨居生活不稳定，婚姻与感情在创业上升时很脆弱，几乎没有人能保持得好的。“大厦将倾，岂有完卵”。短暂的婚姻给邱峰留下一个儿子，还跟了对方，因舍不得儿子就阴差阳错留下，在美国混日子。混的很差。但同时，他是一个清晰的评论家，对别人的生活看得一清二楚，他是杨帅事件的见证人，也是给高飞指点迷津的人。他是串联这个故事的人物。当然了，那是后话。
八十年代初那个冬天，当他从朋友那里得到舞蹈团命案的消息时，犹如一条猎狗机敏地闻到了猎物诱人的气息。他立即给报社的总编打电话，情绪高昂地说，他要去采访这个案件。对方问他何时出发。他说，现在！就在今天晚上。谁知，千辛万苦搞来的消息临时被撤掉，当晚的报纸破天荒头一次被开了天窗，遭到上头批评，总编脸上很没面子，对他发了一通火，此事一下子压了下来。
他是个极度自恋的人。前往采访舞蹈团命案之前，他已是个很有名的记者。他曾写了一位著名科学家的传记文学，还有一系列重大新闻的报告文学，那时报告文学刚刚风起云涌，是文革刚结束后的新兴物种，出版不久就被搬上荧幕，经由当时电影明星的完美演绎，成为红极一时的电影大热。他自恃有才，行为怪诞，从不把人放在眼里，又仗着跟市级领导关系很好，敢当面讽刺他把开会讲稿中的成语念错了，还经常跟头儿们调侃，要他们批条子强迫报社分给他一套房子。他的口头禅是，我是光棍我怕谁？
当时记者的工资是20几元，复员兵多一些也有限。当时经济开始松动，还未提倡搞活，他凭着复员兵的兵痞精神开始了搞外快，后来被叫作“灰色收入”。像医生的出诊费，当时记者的出场费是50人民币，他就号召在会场的记者集体“罢会“，非闹到该邀请单位派人到现场， 给每位记者补了红包才算了事。靠着这个兵痞精神，他成了报社记者中的“先富起来”的人，买了一辆很牛的摩托车，停在报社的楼下。那时在“停车场”停的不是私家车。私家车这个词要等一、二十年后才会出现。当时坐小轿车的只有社级领导，车子归人事部司机班调度派遣。而停在停车场的，大多是自行车。邱峰的摩托车在数量众多的自行车中，个头庞大，简直是鹤立鸡群。正如他当时的感觉。那个时候大学还刚刚开放，那些有幸在百万鲤鱼跳龙门中，跳进大学的天之骄子还在寒窗苦读，还没毕业，报社的新生力量照例是在本市及近郊区农村的新闻骨干和复员兵中选拔。他凭着在军队新闻干部的底子，在报社青黄不接，老幼不齐的时期挑起了大梁，颇受重用。自我感觉好极了。
谁知风云突变，与他关系好的市级领导因贪污被拉下马，他又因为一个哄动事件受到批判。不光是他一个人，很多记者都受到牵连，变得消极起来。他们开始了上班打牌喝酒、“鸳鸯蝴蝶”式的消极抵抗。后来就是半瘫痪式的休假，再后来就纷纷莫名其妙的“消失”。一时间，那批年轻的记者纷纷“消失”到了东南亚，更远的，到了新西兰，还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
与他同时到报社、同时买了摩托车的那个复原兵，到了加拿大，寄来一张照片，身子倚在一辆名牌车上，邱峰不知道那是不是为了拍照取的景，只觉得他也该走了，于是一拍屁股出了国。他后来说，如果当时他是一拍脑袋、而不是一拍屁股出了国，也许不会像现在这么惨。
话说采访杨帅这件事泡了汤，上级没有批准他的报道，让报纸开了“天窗”，但他仍以高度敏锐的嗅觉跟踪杨帅到了监狱。那是为了另一桩“越狱案“，当时有个被处决的死刑犯，叫黄澍，曾经企图越狱。他曾向外面扔过一张求救字条，字条最后一句是：“杨帅怎么办？所有的策划必须包括他在内。”这样看来，黄澍还是讲“义气”的，没有忘掉伙伴。在邱峰的内心，相对策划者黄澍来讲，黄澍的人格反而更健全，也更富诗意。
黄澍被处决后，邱峰开始了对杨帅的追踪采访。他想通过杨帅写黄澍被处觉前的故事，加上杨帅杀人的故事。他说：“如果不了解你，不把你的故事记下来写出来，人们都会把你看成一个怪物，直到永远——我不想那样。”他说话的方式很坦率，却很管用：杨帅一方面渴望一个可以倾诉内心秘密的人，另一方面，他幻想着邱峰的文章发表后，极有可能会让他减罪。让邱峰像一名医生解剖尸体一样解剖自己的灵魂，不是件让杨帅感到羞耻的事。
邱峰为了避嫌，化名“邱疯子“写了报告文学，写完前三章后，人人都知道邱峰正在写一本叫《冷血杀手》的报告文学。在写书期间，他没再联系杨帅。杨帅倒是托人给他送过一封信。邱峰在犹豫，关于那晚令人震惊的杀人场景，杨帅一直拒绝跟他讲述，而这一过程，无疑将是整部作品最震撼人心、最扣人心弦的一幕。
最后邱峰如何打开杨帅的心弦已无从考证，反正，邱峰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那么，杨帅到底为何动刀呢？在邱峰的文章中，党委书记曾经给杨帅写信说：“为什么看到别人幸福或满足，你就会毫无道理地发怒？为什么你对人类的蔑视以及伤害他们的欲望越来越强？你厌恶他们，因为同伴的幸福和成功正是你挫败和愤怒的来源。忌妒这正是你内心可怕的敌人，有一天会像子弹一样毁灭了你。”
在邱疯子的笔下，那个杀人的场面阴森可怖。他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纪实文体，即“非虚构小说”，当时叫“报告文学”，它既具有可读性，又具文学价值；同时也成了涉及犯罪心理学、狱中与民间黑道等多方面的经典。由于他暴露了在狱中犯人的性变态，发表了报告文学头三章的杂志因此大卖。那时中国还没有同性恋这个概念，但有畦恋和性饥渴的解释。在他的绘声绘色的描述中，出现了一群犯人围着芭蕾明星美男子，不敢近身，附首称臣，敬为上宾的戏剧场面。就像《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 那个聪明的女人，现在是个男人，名叫杨帅，貌比潘安，用他的如簧之舌搅得众罪犯如同服了镇静剂。人们等待着文章揭露谜底的时刻。
可是，杨帅突然获释出狱并在人间蒸发了，这使邱峰怅然很久，有人曾问过他：“你也喜欢上了这个狱中美男子了吗？” 邱峰犹豫了片刻后回答：“我们像同一间屋子里长大的孩子，只不过我从前门出来，他走了后门。”是的，他们那么像，连怪癖都如出一辙：杨帅也非常迷信——他的禁忌包括数字13、红头发、白花、横穿马路的猫或梦里出现的花蛇。
杨帅消失后，邱峰连一本书都没有写出来。邱峰曾经构想自己的另一部巨著是刻画上层官僚社会的荒淫生活，却因一篇暴露名人高官隐私的短篇小说让他从此被领导除名。他的失败在于他太超前——比网络“人肉搜索”时代早了二十年。
而漂泊美国的邱峰一直都是单身。后来他在给朋友写的一封信这样写道：“在一个盛产手提电脑、iPod和思想就像空荡荡的房子一样的繁华社会里，我依然与我的书本迈着缓慢的脚步前行。”
他后来曾用一首诗写了杨帅——
《静水深流》
我认识一个人，他十九岁时深爱过、
在三个月里深爱过一个女人，
但那是一种不可能的爱，一种
一日天堂十日地狱的爱。从此
他浪迹天涯，在所到之处呆上几个月
没有再爱过别的女人，因为她们
最多也只是可爱、可能爱的；
他不再有痛苦或烦恼，因为没有痛苦或烦恼
及得上他的地狱的十分之一，
他也不再有幸福或欢乐，追求或成就，因为没有什么
及得上他的天堂的十分之一，
唯有一片持续而低沉的悲伤
在他生命底下延伸，
像静水深流。
他觉得他这一生只活过三个月，
它像一个旋涡，而别的日子像开阔的水域
围绕着那旋涡流动，被那旋涡吞没。
他跟我说这个故事的时候，
是一个临时海员，在一个户外的酒吧。
我在想，多迷人的故事呵，
他一生只开了一个洞，不像别人，
不像我们，一生千疮百孔。
他说这首诗是他写的，实际上是抄的；没关系，现在没人追究一个小记者曾经写过的一个倒霉小人物。这个小人物就像人间的一个泡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泡沫，都是光脚走在沙滩上的人；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而我们以为它总是在那里，就像它总是在我们的旧日记忆里。在记忆里，所有的细节都没有沾染灰尘，在深沉的叙述中，闪闪发光。
每一个生活在现实中的人，又同时都流亡于自己的记忆之外。邱峰喜欢自己的职业，可以随心所欲地走入别人的记忆和生活。使他偶然间又碰见了杨帅，还遇到了另一个当事人高飞。他仿佛是个使者，在所有人的记忆力穿行，把他们的过去与现在编针织在一起。这些材料将这些有故事的人与故乡勾勒成一幅幅活动的画面，再将它植入消失的岁月中去。使他和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奇妙的共鸣，这共鸣的频率来自于过去的残留回声。让人感觉到那些回忆中的气味，还有一直回响在记忆最深处的老歌的片段，可以一直在这个世界上飘扬。
故事仍在继续，它没有答案，仍在迷雾中徘徊。而杨帅抱着对生命中女人的感情，继续追寻着属于他的旧日足迹。
每个人的一生中，都有一些景物在记忆的黑暗中闪现，现在闪现在小米眼前的，是带着动感的，不断蠕动的蚕蛾子。小米小时候，有一个阶段学养蚕。小米养的是一种白蚕和一种黑白相间的“虎蚕”。蚕的一生经过蚕卵，蚕宝宝，蚕茧，蚕蛹，蚕蛾的阶段，共四十多天的时间。在幼虫期要经历三到五次蜕皮才能化蛹。每次蜕皮后，蚕宝宝的食量都要增加，尤其是第三次蜕皮后，食量剧增。蚕吐丝前不再吃东西，身体也渐渐变短，它们喜欢在小格子或盒子的角落吐丝。蚕吐丝将自己包裹在一个椭圆形的小空间里结茧；经过二天二夜的时间,蚕蛹才能结成一个茧。 据说做茧的丝竟然可以抽到长达1.5公里长呢!
它并在茧中进行最后一次脱皮,成为蚕蛹; 本来的浅棕色会逐渐加深，结茧约十天后它就变成为蚕蛾, 破茧而出。那一个时刻，孩子们围着蚕宝宝，他们的眼神是好奇，亢奋的，旋即变成惊异，不解和失望：这些难看毛乎乎脏兮兮的东西，真是那白白软绵可爱的蚕宝宝变的吗？
当时才十岁的小米觉得莫名的不适，为什么生命在成长后会越变越丑，跟以前的样子大相径庭，有的，根本变不成它想变的样子。并不是所有的蚕蛹都能破茧而出，很多会在茧里死掉，寻不到出来的路。茧里的蛹羽化成蛾，它们会懂得排泄一些碱性的体液，溶解蚕丝，然后从湿濡变软的一端钻出来；而另一些笨蛋蚕蛹却没有这么幸运，它们不懂排泄体液，溶解蚕丝。孩子们看着那些死茧，一个个伸出手指，去播弄那些没有爬出蚕蛾的死茧。小米总是伤心地捡起那些死茧，扔掉。它本是为了一桩使命而吐丝自缚结茧的，在它果断地把自己裹起来的时候，却不知道它永远也破不了这个茧了，它的使命早就结束了。
那天邱飒家的Party 过后，小米和高飞告别邱飒，带着爱琳一起开车离开。顺路送爱琳回家。爱琳和小米曾同租一个公寓，又是小米舞校同学。高飞说，最近party真多啊！看来你的同学和朋友都在攀高枝。小米没吭声，这是明摆的事情，大家都到结婚年龄了，单就今天party上的女人，邱飒嫁给爱尔兰商人，爱琳嫁了个白俄小开，还有另一个女友金玉良也来了，也是原来舞团的女芭蕾舞演员，嫁了个有钱的犹太人，最近也怀了孕，脸上带着满足和喜悦，向他俩发了请帖，她丈夫要提前预定宴请酒席。
女伴们都是走嫁人之路，嫁好了，可是提前享福，就不用再跳舞了，也更是不用上学读书那么辛苦了。这似乎是个不成文的规律。漂亮的女人，谁比得上芭蕾舞女演员更漂亮，更有风度？那是一天天的苦练，一天天的艺术熏陶出来的美，没有经过舞蹈的女人跟她们绝对没有法比较。
最初的那一批出国舞者还是抱着事业的理想。当时是八十年代末，舞团第一次出国演出，在外面转了一圈，大家都傻了眼，也开了眼——在国外一年的演出机会，比国内要五、六年都多，当然报酬、收入也丰厚得多。生活没法相比，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舞蹈演员是最靠天资，最要吃青春饭的。舞者的青春期短，尤其是女舞者。为了事业，那些参加出国演出的人纷纷以各种名目机会出了国，一时间，团里流失了百分之八十的生力军。那次简直就像一次“胜利大逃亡”。
可是人算不如天算，等他们出了国才知道，他们看到的仅仅是少数成功者的例子，是宝塔尖上的成功者。他们自己的条件并不成熟，国外的机会多，但是竞争更激烈更惨烈。他们失去了国内大锅饭的保障；年纪渐渐大了，又失去了年龄上身材上的优势，连跳群舞的机会都捞不到，加上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很难在演出中挑大梁，担任主角；另外，就是侨居生活的压力和身份的窘迫，终日里为自己的生活出路发愁，更无心考虑事业和发展。最终，那些跳舞条件不好的女舞者，只能以跳舞为跳板，嫁人为目的，早早给自己安排好了后半生的进退。早点嫁人。
在小米和高飞谈起她那些忙着嫁人的女友们时，觉得那个小小的蚕茧又在眼前出现了。破茧而出的一幕让她永远难忘。移民们想追求十全十美，所以拔根漂流他乡，那些营养不良的细小根茎，像生命的神经一样裸露在土层表面，饱受摧残风吹日晒。出国的人表面风光，实际上人人都经历了一场生死蚕蛹破茧记。
爱琳与这些女人不同，她宣称自己不会靠男人，要靠自己。
爱琳是个俄罗斯美少女，美得惊心，却欠缺一点活力，但从脸蛋身材都无可挑剔。这天，爱琳来party前就吃了东西来的。她在目前这种情况下会大吃大喝给自己解压，所以到了那儿一定会吃个不停，所以她就给自己做了一碗蔬菜汤。这是健身教练教她的：建议你在赴宴前先喝一碗自制的美味蔬菜汤，它既能让你有饱腹感，也不会给你的胃增加负担。这样，你就能在派对上抑制自己的食欲，不至于见什么就吃什么，对你的减肥大计大有裨益哦！
这个教练是个漂亮的白俄小伙子，虽然个子不高，浑身肌肉紧致，说话一字一句地语速很慢，声音低沉，喉音很重，声音非常迷人，深蓝的眼睛望着你，令人顿时心生暖意，令女人灵魂出窍。但他很专业，不跟女顾客纠缠不清。他对爱琳很上心，每次上课都推心置腹地告诉她一些心得。最近发现她很失常：“你怎么又增重了？还想不想跳舞了？还是去party太多了？我告诉你： 人人皆知眼睛也参与进食，你不妨要一下视觉的花招。小的碗碟盛满饭菜，会让你觉得是盛得满满的一大份饭食。研究者已证明，这能使饱感信号提前到来，有助于瘦身减肥。回家马上换小盘子！”
她刚经过了一场烦恼，本来是来party散散心的，心情不好时她总是疯狂地吃，拼命地吃，还有就是拼命地买东西，英语里叫“血拼”——不知谁翻译的——本来是shopping,音译应叫“烧拼”，现在翻译“血拼”更靠谱。
但现在她没有了“血拼”的本钱，她丈夫既没钱又没本事，还爱买好车好飚车，花钱大手大脚；后来他为走捷径投资被套牢，亏了本，又听信谗言，跑到大西洋城想靠赌钱捞回亏空，结果，把全部的家当都赔了还欠大笔赌债。她心灰意懒时却收获了一个意外的收获——经人介绍认识了“花律师”，他用了绝招替她火速办理了离婚手续，从大笔赌债里逃了身。现在她一身轻松又一身孤独。
后里她告诉小米，她对男人统统失去了信心，这个漂亮尤物，在20岁结婚，21岁离婚，早早就走完了人生庄严的过程。她宣布，她不再对男人费心，他们只是动物，除了那一点点尝鲜的极其短暂的热情之外，什么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可以留给女人的东西，女人，只有靠自己。
在她庄严声明的一个月之后，小米惊讶地撞见她挽着花律师的手臂，走在第五大道名店街上。
开始小米并没有认出她来。她的样子也有了变化。这种年龄差异很大，老头配美少女的伴侣，在曼哈顿街头是不少见的，女孩像个白俄美女，她的脚背引起了小米的注意：在人来人往的脚和腿中间，那双六英吋高的高跟鞋，把女孩的脚面线条衬托得优美极了，像天鹅的雪白的脖子。顺着脚抬头，眼睛上抬，看到的是一件紧紧裹在臀部的超短裙，上面是一件火红狐皮短斗篷——俄国女人热爱皮毛，大约这是她们的传统。斗篷随着她微风细浪的碎步招展开来，露出里面鹅黄色夹里闪进闪出，晃得小米眼睛眩幻，当她认出那张脸时，呆住了，原来是爱琳！
小米原以为她会对“深喉教练“有好感，却没想到她会主动靠近一个七十多岁名声不好的“花律师”。
小米走上前去，横在他们面前，用眼睛挡住爱琳的道。这个夕日的同屋，旧时的同学，两个人在眼神里打着“哑语”——
（小米）好端端的，孤单了？怎么会找这么个名声坏又老又丑的老男人？
（爱琳）怎麽了？又老又丑？我不在乎，有钱就行。
（小米）你没别人可选了？那个可爱的“深喉教练”呢？他人那么帅，对你又情有独钟，看来是真心的。
（爱琳）真心怎样了？不真心又怎样了？我原来那个丈夫，要真心，要相貌，要什么都有，到后来男人都是靠不住的，最要紧的是钱！还有身份！
说到身份，爱琳的软肋就在这儿。小米想到爱琳是怎么匆忙结婚的。要不是因为在国外生活困难重重，寂寞孤苦，她不会这么早就跨入婚姻。当初她交不起学费，又不敢跟在苏联的妈妈再要钱了。她妈妈是单亲妈妈，做模特做到了四十多岁，还在勉强撑着做。她能把爱琳送到美国读书，圆她的芭蕾梦，已经尽了所有的力。除非拣到了金子。在妈妈身上再也榨不出学费了。
“如果不上学，能做一些简单的工作，倒是能省了一些，但是，没有身份别想工作，那是非法的。最好的办法，最快捷的办法，是嫁人！嫁给有美国身份的人，当然，如果他爱你就更好。趁年轻好办事。”
爱琳傻了。她才十九岁。她的理想是成为芭蕾舞大师。用俄国最著名的女舞者的名字起誓。
她万万没想到，跟她相依为命，把她辛辛苦苦养大，教她要有尊严有美貌又要有才、将来成为芭蕾明星的妈妈，会出此下策，会把女儿看得这么轻贱。
她一个学期没有给妈妈打电话，没要钱，也没上学。她在各种非法打工的地方打工，给自己挣学费。一天，在“灯塔礁”酒吧，一个独自喝酒看夕阳的男人，看上了穿着紧身黑背心的爱琳。吧女卖笑不卖身，个个穿得很少，一律是黑色的胸罩，露出性感身材，在那些没事有事在酒吧坐到天明的男人们面前，调酒调笑。可是只要爱琳在，谁也别费心了，每一个客人都会坐到吧台来，要爱琳亲自调酒。爱琳的小费是最好的。但是她必须让顾客把那些钱塞在她胸罩里。她不能用手接，能塞多少塞多少，谁的胸大谁合适。在这一点上，酒吧老板深有心得。往心爱的女子胸衣里塞钱，是多好的主意，又不犯法，男顾客趋之若鹜。
爱琳是这个酒吧的标识，以前的标识是“灯塔礁”。
爱琳是个雅致的女孩儿，半透明的肤色，额头上披着一缕卷发。她的脖子细长绵软，像黑天鹅一样，寂寞无言，苍白的脸上写着拒人千里的孤傲。她的美是属于舞台的，她之所以完美是她接近真实更接近虚幻。
此后，那个男人每天都来，再也不看夕阳了，只看爱琳。她感觉出此人毛茸茸的目光在自己脸上，身上，他的眸子黑中带绿，藏着秘密的轻佻。
两个人，你不言，我不语。一坐一晚。
烟雨在两人眼里漂浮。三个月后，他把爱琳抵在女厕所的墙上，吻了她；他对她说，他再也不允许她浪费自己了，再也不允许一个明日之星在酒吧里调酒度日，还是非法打工，“多危险啊！我也是基辅人，你像你妈妈一样美丽，你会有更好的前程。嫁给我吧！我会像保护珍宝一样保护你——我有身份。”
原来他知道她，还知道她妈妈，是基辅最漂亮的模特儿。
流浪汉和寄居者，是侨居国外的身心两种状态——心在流浪，身在寄居，无一可以释怀，填补的办法，多数人是在“温柔乡”寻找暂时忘却，这个纽约这个大城市的好处，你可用各种办法“买”到这个“温柔乡”。爱琳不干，她是什么人？男人是什么东西？有几个人能配得上她？她妈妈早早就离了婚，是她的榜样，她过早地成熟了。她不会早早栽倒在男人怀里的。
她只回了一句，“别以为我跟她们一样——胸大无脑。”
那些日子，小米跟她同租一套小公寓，她总是白天睡觉，晚上打工，半夜才回来。她的脸越来越苍白，对前途的担忧使她早早脱离一个少女的红晕。“你不上学就没有学生身份，打工不能打，就是非法打工挣了钱，可是没有身份你怎么留在美国？”小米替她担心，可好似怪圈，小米的车轱辘话又转回来了：“嗯，不过，你没钱也没法上学，没法保住身份啊！”尽管小米自说自话，爱琳只是不语，她头发披散着，黛眉紧锁，嘴唇灰白。她披一件皱巴巴的浴袍，坐在马桶盖上抽烟。这样她就可以趁着小米刷牙的当口，跟小米说上几句话。等小米上学去了，她就回屋去睡觉。
“我过的是妓女似的生活，白天睡觉，晚上干活——只是还没卖身，但是将来卖不卖就不知道了——不像你有丈夫，有奖学金。”她声音谙哑。“少抽烟，对声线不好”，小米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唠叨出一些无关的废话。
“我妈妈，她又结婚了！”爱琳终于说出了想了一个晚上的话，“喏，她给我寄来了照片——”她从破浴袍兜子拿出一张照片，她长长的纤纤玉指，一直夹香烟，现在她把烟放在洗手池边上，在袍子上蹭了蹭，才交到小米手里。“OMG! （我的天！）这个是你妈妈？”小米对着照片端详，又看看爱琳，“你别看了，我没有我妈妈的一半美！”爱琳打趣道，她是真的羡慕妈妈。她从小就是在妈妈美丽的阴影下长大，有一个美丽的妈妈，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一件残酷的事。她永远也超不过妈妈。
照片上的女人美丽温婉，四十多，嗯，也许是五十多岁，是一个身材性感风韵超众的女人。她一身白裙，身边站着一个比她矮半头的秃顶老男人，一身雪白踌躇满志地揽着她的腰。
“我妈妈嫁给了一个有钱的船王，”爱琳声音里带着不屑，“大概她以为，为了我挣学费，要靠着这个老男人——我谁也不靠！”
第二天，爱琳就答应了那个在“灯塔礁”酒吧看夕阳的基辅同乡；她以最快的速度给她妈妈寄去了一张结婚照，一身白裙的美人，她身边也是一个比她矮半头的男人——“好在这个男人没有秃顶！”
俄罗斯女人跟其它女人不同，她们最知道利益轻重，最好面子，最冷静，也常常是最漂亮。在十六岁以前，她们是最美的漂亮尤物；但十六岁之后，你最好别惹她们；耍起狠来，没人是她们的对手。
在爱琳这个弱女子内在，有一颗小小的心脏；因为练功，练芭蕾而经受锻炼；世上总有一些生命就像这一颗小小的心脏一样不甘心，她要跳给你看看，剥掉了保护她还要跳动，它面对粉碎性的伤害还要跳动，傻乎乎地跳，傻乎乎地给你看它的生命力。它是脆弱的，又是顽韧的渺小生命。
爱琳不是妈妈的小宝贝了；她就是这样刺激在这个世界上她唯一的亲人，以她为生命的母亲。
她不要母亲的钱，更不要那个秃顶老男人的钱。她决定靠自己。
婚礼的酒店很有特色，是一幢带游廊的平房，左边的部分被一株垂柳遮掩。房子的右边，隐约看到一片灌木丛。这个饭店餐厅很宽敞。小米来晚了，被侍者带位走在前边，踏上一条俯视池塘的走廊。左边是一条东方情调的小拱桥，通向池塘另一侧的一幢平房。落地窗里，灯火辉煌，一对对男女从窗下掠过，随着舞曲跳着舞。阵阵音乐声从那边传来。
小米发现人并不多，新郎个头不高，浓眉锐目，声音低沉，他有着粗糙不平的皮肤，松弛的面颊，看不出年龄。灯光很强，小米只得眯起眼睛。他给小米和高飞斟了酒。祝贺过后，却不见新娘。小米问了几遍，新郎只是说，是的，是的，她喝多了，有点不舒服。可好似他并不着急，在座的人大声唱着歌，说着俄语。新郎又叫侍者来，点了十多瓶马爹利蓝带。有人嚷嚷着要开房间，不走了。
等过了一会，小米借口去一下卫生间，路过一间空着的餐室。有个女子孑然一身，在半暗半明中坐在一张桌子旁。她穿着一件白色纱裙， 手掌托着下巴。她在想什么？小米走过，大吃一惊，原来是爱琳，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爱琳看着她，嘻嘻一笑，说我正等你呢，带我回百老汇大道。
小米觉得不对劲，你喝多了，今天你是新娘，你要留在这儿。
爱琳用手背一挥，仿佛在驱走一只苍蝇。
小米从那天就知道，她不会在这个男人身边呆太久，虽然他有绿卡。
可以想见小米见她挽着花律师的手臂，风筝一样翩翩地走在名店街上，是多么地惊讶。
小米只跟爱琳寒暄了几句就转身走了。走了几步远，又转身，回过头来长长地看了她一眼。才把视线从她身上慢慢抽回。小米是看着她慢慢地在自我中挣扎，想做自己的事，跳自己的舞蹈。也看着她一点一点挣扎到最后。她前面的故事在一个下午变得模糊不清了，没留下一点线索，没有留下一丝一缕还能同过去挂上勾的关系。在暮色中，小米目送着渐渐走远的爱琳，这个身着名牌，衣着华丽、夸张、招摇、身材发胖的女子，她同过去那个冷静、独立的，眼神纯净的、舞台上扮演白天鹅的优美的爱琳，有什么共同之处呢？
这天，小米对高飞提到了在五大道遇见了爱琳的事，高飞叹了一口气说，“在国外生存险恶，男人都不容易，更别说女人，她想靠男人也没什么错，女人当然要靠男人养活：但愿她不再遇到人渣。”话说到这儿，本来没想告诉小米的话在嗓子里冒了冒，又压下去了。
“人渣”，包括杨帅。他想起那天在邱飒家门口遇到杨帅。
他曾直截了当地警告杨帅，“你，离小米远一点，滚得远远的，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空气中紧张得能擦出火花，在两个男人的眉宇间蹿动。
高飞继续揭穿道：“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一直在骚扰小米，给她写信、打电话——你也不想想，照你的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追她——你，有，什，么？你信不信我会告你？”他顿了顿，用不屑一顾的语气说，“我其实给你留面子了，有一句话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撒泡尿照照你自己：你——也——配！？别再耍心眼了，离开吧！”
高飞从来不在小米面前提到杨帅。所以小米并不知道这两个人之间的这场谈话。
这么多年过去了，杨帅一直避免跟高飞见面。他没想到会是这种场合，面对面地这样尴尬。杨帅又一次感到自卑得恶心。在这仿佛无穷无尽的几分钟，也许是几秒钟里，他感到的是十年加起来在一起的重力，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受不了高飞身上的傲气，那是自信加上才华出众、一番风顺、少年得志造成的自满。他知道高飞已成为他们这一批舞者中最成功的，站在舞台中央的首席主演，他身边是同样出众的小米。所以他风度翩翩，谈吐高雅，就连最尖酸刻薄的言词，从他口中说出，也变得精妙无穷，那便是一下子把他击垮的几个字——你，有，什，么？
这就是老马从屋里出来，看到杨帅时，他失神落魄的原因。他听到了对手的审判，迟来的审判——在高飞的眼里，他就是个人渣！
老马没说什么，杨帅感叹道：“哎，老马，我该走了。该结束这个荒唐了。高飞说得对，小米是他的老婆，怀的是他的孩子，我最好离开他们，走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哎，我说，有烟吗？戒了？戒了还是没带？真想抽一口。。。。。。”杨帅无法集中思绪，话说得颠三倒四。
他愿意跟老马在一起，不仅因为老马是他的邻居，不得不听他唠叨；也因为老马跟他一样，总是心事重重，都怀着一份对往昔岁月的伤感怀念。“你知道他刚才跟我说了什么？不想知道？”他自说自话，老马给他点上烟，一直没开口，任他自己一路说下去。
老马开车，来到一家西点店，他给杨帅买了咖啡，加了很多咖啡伴侣，自己则要一杯香港奶茶。
再见到小米，让杨帅慌乱不堪。怕她认出来，但又想更靠近她一些。在派对上，他要学着圣诞老人的声音，跟孩子们讲话，要耐心地低下头，偏着脑袋，装作认真地倾心那些孩子们稀奇古怪的圣诞礼物要求，不时地“吼吼吼”地笑上几声；他还让小孩子坐在他的大腿上，以便交谈和合影，有的女人吃他的豆腐，也坐在他的腿上跟他合影，发出咯咯的笑声。杨帅尽管手忙脚乱，其实他全部的神经都绷得很紧，都集中在他的耳朵上，在嘈杂嗡嗡交谈声浪中，捕捉小米的声音这时邱飒对小米说，咱俩这么半天光顾了聊天，你还没吃东西呢，你快去桌上拿个盘子去，我也趁机看看我丈夫，他在厨房里弄得怎么样了？
杨帅看见小米有点费力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穿过大厅，朝另一头摆着食物的桌子走去。当她路过杨帅身边，好奇地直盯着他看，这是她头一次注意到这个扮装的圣诞老人。杨帅被那些调皮的孩子们团团围住，忙着一个一个地跟他们说话，送礼物，合影。他穿着肥大的红袍和裤子，袍子用带子扎起来，肚子里一定塞了个枕头，因为鼓起来的肚子像一面鼓。他时不时地从怀里掏一个一个小礼物，有小布老鼠、布羊或是超人之类。小米要看看，等他掏空了，那肚子里什么都没了，这个戏怎么演下去？谁知道他是有备而来的，等到藏在怀里的最后一个礼物掏完了，他一转身，从桌子下面拽出一个红色的大口袋，里面装满了为孩子们准备的“圣诞礼物”。他有点费力地弯下腰，使劲地从大口袋里捞东西，作了一点坚决的，笨拙的努力，终于从里面掏出了一件新的玩具，孩子们随之发出一阵惊呼。因为他的衣服是借来的，有点大，又带着宽皮带，肥肥裤腿扎进了大靴子，屁股显得大大的，他撅着屁股找东西的样子很搞笑。杨帅正在忙得自顾不暇，一转身看见小米脸上漾起了天真的笑容，大概被他的神态逗乐了，这一刻，一种幸福的慌乱的感觉顿时传遍全身，仿佛房间里只剩下他们两个人。
他想起他们在舞团时的窃窃私语，在练功时的低声交谈，早期的戏弄玩耍，不经意的调情，或者随便叫什么吧，都早已不再。时过境迁。他鬼使神差地跟在她的背后，假装拿了一个盘子，也去领取食物。他看见小米对那晶亮通红的浸汁樱桃感兴趣，担心她挺着肚子取食物不方便，就把盘子悄悄搬到了她伸手即得的地方。他朝前附身，几乎碰到，或实际上已经碰到——他不知道到底碰没碰到——她那团即便梳成马尾辫，仍旧浓密不停管束的头发。这种时候他感觉到了宽恕，甚至是高兴得要流泪。近在咫尺啊！
实际上，哪怕他只是稍微怀疑一下小米本人的愿望与他的如意算盘有多么遥远，他就不会这么情绪高涨了。
高飞的话，把他从回忆中拉回来，旋即感到一种巨大的失落感。“照你的条件，你有什么资格追她——你，有，什，么？”高飞的话没错，他杨帅又有什么配得上小米？
到现在他才觉出自己的份量，他从来没有像一个真正的男人那样，具有明确的生活信念和目的，像高飞那样，执着地为一个目的，或一份事业，或一份家产，或一份感情，或一种丞诺，而奋不顾身，而去做成一件事。做为男人他有愧。这是他不如高飞的地方。
退一万步，即使他追到了小米，他拿什么给小米？拿什么实现她的梦想？杨帅惭愧万分，自叹不如，只有远走高飞，永远从他们的视线里消失，永不再出现。
此刻他下了决心，要从名誉上财富上配得上她。那么现要做的，就是远离她，去流浪，脱胎换骨。
这天晚上，他坐在长途站边的一家咖啡馆里，等着上车。雨下个不停，他去跟老马道别那个时刻起，就倾泻下来。杨帅觉得更难离开了。
几小时前，他去老马的铺子里见了最后一面。在老马那间窄小的影像店，他还像平常那样，倚在用板子搭的开关门兼柜台上，跟站在柜台里的老马聊天。他像平常那样表情轻松，不过他穿戴比平常整齐，穿着风衣，一眼可以看出他将要出远门。通常客人常借最新录像带，用粉笔在小黑板上标出。房间里的灯光很暗，看不清杨帅脸上的表情。
“完了，老马。。。我的冒险结束了。。。，”说罢，长叹一口气。老马正在柜台里，忙着接待一位顾客，那个顾客租了几合录像带，最上面一盒带子外壳上有一句话，好长，杨帅歪着脑袋，读了起来：爱与希望正是将我们牢牢地粘着在生命这块涂满千奇百怪的幸福与痛苦的画布上的最强劲的力量。“真他妈的绕，也没有逗句号，”他见老马在盯着他嚅动默念着的嘴，打趣道。老马说，“没文化多可怕！这是最流行的翻译体呀！”
“好了，我没有爱，也没有希望了——我要走了！我是来跟你告别的。。。”老马说，“别那么较真！别把爱情太当回事！——我是过来人。你以为你的冒险是值得的，是你以为你的爱情跟别人不一样，对吧？你以为小米会被你感化，被你追到手，跟着你走？对吧？你小子也太自信了。
“就说退一万步，她跟你走了，你以为你在干什么？在做什么？你能给她什么？你相信你会帮助她实现她的梦想吗？你相信她会不在乎住什么房间，穿什么衣服吗？你一个穷光蛋能为她做什么？让她吃苦？让女人吃苦就是错的，那是男人的无能，没本事！”老马叹了口气，“就像我，我也是没本事的人，连老婆孩子都办不来美国。。。可那是我老婆，没办法。。。她得认命。在这个世上，爱情这个词是不可以轻易出口的，你看咱们中国男人不像老外总把甜言蜜语挂在嘴上，为什么？因为咱们的本钱不够——爱情是很贵的！”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杨帅带着朗诵腔念出戏弄的腔调，但他眼里若有阴霾，声音无力。
“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你看看，多少中国女人嫁给老外？中国男人要想在国外找个对象有多难？女人有几个是为了爱情结婚的？在国外的男女一半都是同居而不是结婚；为什么？不敢确定啊！不确定感情这东西能敌得过现实的动荡，她们连自己的明天都不确定，更何况确定一份生死相托的承喏了。寄居者，侨居者，说得不好听些，跟那些满处飞的苍蝇和到处流浪的流狼狗没啥区别，惶惶不可终日，难免蝇营狗苟，男人要想讨老婆，只有回国内找那些急于出国的女人，只有她们才会被美籍华人这顶纸帽子吸引，不管他是跑堂的还是开饭馆的。”
老马说，“别以为我对世界太悲观，我是搞电影的，我懂得艺术上的追求，是让人对生活充满希望，给人类希望是永恒的真理。这应当是，也必须是艺术的任务。”
“可是，生活跟艺术是两码事，千万别混为一体。你以为你做的，将是你听说的或读到的那种事。是安娜-卡列尼娜做过的。别人会说，小米被你拐跑了，它会被说得很轻蔑，很幽默，甚至带着妒忌说出”， 杨帅说，“我不在乎”，老马举起一只手打断他，“是啊，你不会在意别人怎么说，你会觉得你是真心的，足够绝望或足够勇敢，态度严肃，品格高尚，其实，没有什么差别。 你若真的爱一个女人，一个有才华，有前途的女人，你就该放手——爱一个人就是让她自由，让她可以爱自己爱的人，做自己愿意做的事，不去打扰她。你不要太偏执，要明智些，所谓明智，就是不要做不可能、不合逻辑、吃力不讨好的事。在有着无数可能，无数途径，无数选择的现代社会，人人都在试图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都能在情感和实利之间找到一个明智的平衡支点，避免自己落到一个自己痛苦，别人耻笑的境地。”
杨帅认真地问：“你说我偏执？你把我当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偏执狂？”
老马无奈地笑笑：“我把你当朋友才对你说这些：你和很多人一样，坚信你会给自己的女人带来幸福，坚信你们共享的未来必定好过她昔日的生活，坚信二者有天壤之别，对吧？”
天壤之别。是的，在杨帅的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他虽没有明确的计划，但他相信，在现实生活中，或婚姻中， 或人与人的结合中，会有这种明显的分别。相信有些人与别人不同，别无选择、命中注定要有所行动。他相信他必然属于这一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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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非是，我非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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