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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华：观众是怨不得的，更别奢望改造
星期日 九月 21, 2014 3:15 pm
影视独舌第100期
梁振华，1977年生，湖南邵阳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硕士生导师，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副主任。
主要作品：电视剧《密战》《新青年》《我的博士老公》《冰与火的青春》，电影《我的青春蜜友》《谍莲花》《柳下惠》，纪录片《伟大的历程》《大三峡》。
主要著作：小说《新青年》《密战》，随笔集《幻影流年》《无名的镜语》《时尚的谎言与魅惑》，学术著作《中国当代影视文学概论》《权力那些事》。
【编剧有话说】 <wbr>梁振华：观众是怨不得的，更别奢望改造
独舌君：雷、虐、神、疯当道，投（资本）、制（公司）、播（电视台、视频网站）、看（观众）、管（官方），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什么问题？
梁振华：只要理顺思路，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值得惊诧。上世纪四十年代，朱自清先生在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进行反思时说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大意是：旨在“传奇”、“志怪”的不严肃、不正经的鸳鸯蝴蝶派，专供人们茶余饭后的消遣之用，倒一直是中国小说的正宗。简白地说，“不正经”和“怪”、“奇”的文学消遣物，一直是老百姓心心念念的最爱。不仅老中国如此，在鲁郭茅巴老曹纵横文坛时也是如此，这是根植在普通民众心里深处的趣味基因在起作用，用学究的话来说叫做“集体无意识”。现今中国电视剧行业的“雷、虐、神、疯”诸怪状，虽程度深浅不一，但大抵也可归入“不正经”一列，在收视率排行榜上红旗飘飘、花枝招展，实在是“民意”的朴素表达，恨又何用，悲又何补？历史经验教训我们，民众是怨不得的，更别奢望改造。有了这个前提，以可见的数据与效益为最核心诉求的投、制、播环节，投观众所好，毕恭毕敬，一条龙服务，便是自然而然了。这似乎不是一个“问题”，更像是坚硬如磐的现实。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同。事情也有另外一面。同样从并不遥远的历史去寻找答案，那些“不正经”的鸳蝴派，个个是不忍卒睹的么？投市民所好的作品，未必全都恶劣不堪？张恨水《金粉世家》，妇孺通吃，老少咸宜，论大半个世纪累计的人气和点击率，恐怕是《小时代》和《盗墓笔记》的N次方；若论章句修辞，论中西学修养，甚至论“进步”的思想成色，比及与其同时代的一批大喇叭喊婚恋自由、人性解放的“新文学”作家作品，又高出何以道里计？这个话题不拟展开，举此例无非想说明：同样是“不正经”，也有高下之判，也有良莠之别，不应一概而论。反观电视剧创作本身，既然不能违逆朴素的“民意”前提，那么，在精致和粗糙、灵动和拙劣、聪慧和愚笨、飞扬和沉滞、脑补和脑残之间，总是可以做出抉择的。做“脑补”的“不正经”，既无伤电视剧服务大众的伟大使命，又可以守住创作伦理的底线，似乎是“折中”和“保底”的选择。这个人在囧途、奇葩绽放的年代，守住底线，已近乎一种信仰了。
【编剧有话说】 <wbr>梁振华：观众是怨不得的，更别奢望改造
需要补充说明两点。其一，以上判断，基于对电视剧大众通俗文化质地的认知，同为叙事艺术，电视剧的诗学与文学（诗）的经典诗学有许多相通之处，但被放大的往往是二者间的差异。比方说，在小中大学校园广告栏出现的，最勾引眼球的一定是光头强和涩女郎，而不可能是敦煌莫高窟里的壁画。又比方说，你接到制片方的约稿，要写光头强的故事。那么，你要做的，首先是让光头强还是那个孩儿们又喜又恨的光头强——他得是光头，不能留都敏俊西的强力发胶贴片头，也不能像昆汀·塔伦蒂诺电影里的嗜血魔王——这是题材类型的规定性；接下来，如果你有追求的话，还得让这个光头强有那么一些不寻常——他不能每次都以无比愚笨的方式一败涂地，有没有可能他也有做一回好人的冲动？还有，一个一直输却欢快无比的宝贝儿，有没有一种独特的生活哲学？——这是类型范畴内必要的技术性创新。偶尔会碰到一些年轻的编剧同行，怒气冲冲质问：写这样的题材，我的创作空间在哪里？！对这样的质问感同身受，可我更想说的是：空间还是有的，就是把光头强写成一个不那么“光”的光头强。是的，这就是创作的空间，电视剧创作者的空间。其二，所谓“雷、虐、神、疯”，如上文所述如果是市场趣味的刻意表达，尚可从产业经济学的范畴里找到解释；但如果纯属从编导到制作方眼光拙劣和技巧幼稚所致，那么……那么又还能说什么呢？
独舌君：个人创作道路如何选择，归顺市场和坚持表达之间如何取舍？
梁振华：“归顺”与“坚持”，这两个词语已经暴露了独舌君诱供的意图。这个问题仿佛一个善意的陷阱，让人望而生畏。电视剧的文化形态和无法更改的市场形态从来是合体物，严格地说，从业者从选择从业那一天开始，就已经选择了“归顺”。问题不是归顺与否，而是即便归顺也是否应该坚持有品质的表达。二者的仇恨好像没有到不共戴天的地步。只要不是机器在写作，就一定有不同程度的个人表达，而对电视剧创作来说，比个人表达更有典范意义的，是有品质、有共鸣、有创造的表达，这是应该坚持的，毫无疑问。我无法不“归顺”，但我还有可能坚持。很抱歉，我又选择了一个中庸的答案。
接下来，回到“个人创造道路”上来，谈些个人的想法。
首先，我以为，编剧应该创作有态度的电视剧。哪怕是选择“狗血”的题材，都应该对讲述的故事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哲学观照。可是，为了不自绝于收视率和可爱单纯的观众，需要把哲学层面的东西进行降格化处理，跟世俗对接。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把创作者的态度和思考以观众不拒绝的形态糅杂进电视剧里。这里说的“哲学”没那么深邃，简单说，就是一个编剧对历史、对现实、对生活应当有所发觉。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创作姿态，和电视剧的艺术形态并没有必然的矛盾。“有态度”，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其次，把故事给讲好讲圆了，这是编剧的职业操守。电视剧也好，小说也罢，终究只是文化载体的区别。就影响力和群众基础而言，电视剧就是今天的唐诗宋词。内容和形式不是不共戴天的仇敌，真正会讲故事的人会用市场欢迎的一切手段来服务于主题。同一个故事让两个不同的人去讲述，肯定会呈现出不一样的质感和风格。编剧就是“讲故事的人”，一名合格的编剧首先得把故事讲好讲圆讲精彩；好的编剧呢，则不仅讲好了故事，还留给人一些余味，让人有一些观照自我或世界的思考，哪怕一丁半点。把故事讲好讲圆讲得“有味”，是编剧一生最崇高的使命。一个编剧面对世界的方式应该是：任你江山笑风雨遥，我有我故事，我在故事在。而世界面对一个编剧的问候应该是：嗨，说吧，你的故事？是的，你的故事就是你。
第三，编剧应该尝试去兼容不同的趣味。电视剧不同于诗和小说，它的完成需要吸纳集体智慧，剧本必然经由不同工种和不同从业者的参与才能问世，所以，编剧的趣味得是兼容的。我现在的心态就是，创作其实是一种与不同趣味的博弈，尽量努力，能保留多少就多少，一砖一瓦都行，但不能突破创作的底线，不能全面溃败，不能“裸奔”。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策略性的妥协，就当前电视剧创作的情形来看，这种妥协似乎是必要的。
打通经院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壁垒，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今天的知识分子，很多人还关在象牙塔里对大众文化冷嘲热讽。而事实却是，大学现在常常滞后于时代的发展，它已经不再是文化的桥头堡。像陈平原先生所说，学者当有“人间情怀”，知识者应该深入到时代文化的肌理中，分析它的原理，了解它的秘密，提出更好的建构模式。上世纪八十年代精英文化被独立出来，那时人人都听精英讲话，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现在情形完全不同了，大众文化、消费文化已经成为主流，精英无法阻止被小众化、边缘化的命运。可叹的是，许多学院里的精英们依然刻舟求剑地保存着虚妄的自我优越感，认为经院文化先天优于大众文化，这其实是在捍卫自己的文化权威感。从本质上讲，这些捍卫者正逐渐丧失与大众文化对话的勇气和能力。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我近年来在大学从教之余越来越多地从事影视剧创作，多少有些不甘“失语”的冲动。以上，便是“冲动”之余的一点心得。
独舌君：“一剧两星”政策出台后，对剧本创作有何影响，编剧地位有无上升？
【编剧有话说】 <wbr>梁振华：观众是怨不得的，更别奢望改造
梁振华：就目前来看，还看不出影响。传说中的“市场”对剧本的要求还是一样——人物关系更极致、情节更纠结、情感更虐心、矛盾冲突更激烈、场面更热闹、气氛更逗乐（大致是这些了吧？欢迎同行们补充。还有一点，坚决拒绝沉重，一提正剧立马变脸。）于是，电视台对剧本的要求、投资方制作方对剧本的要求也还是一样。不符合这些个标准的作品，一旦成功就会被视为奇迹和意外（比方说收视率冲顶、让人大跌眼镜的《父母爱情》）。
一剧几星跟编剧地位没啥关系，对剧本创作带来的最深刻影响就是：面色严峻的制片人不断在你耳边轻声告诉你，场景写集中一点，人物尽量少一点，韩国不可能去拍了，望京有条韩国街嘛，还有，大咖请不起了，以前想请王宝强，现在只能去北影厂门口请没成名的王宝强啦。看过一些学者的分析文章，宣布卖大咖的时代过去了，现在该是拼故事拼剧本拼创意的时代了。我和我的编剧同行朋友，怯生生而又热切地等待这个时代的到来。话又说回来，在任何小或大的时代，编剧唯一的生存武器是故事，故事是编剧存在和自我价值的最重要证明。在星空和夜色的掩护下磨练技艺，比关注三星两星还是土星金星更切实际，也更有诗意吧。
独舌君：唯收视率令人痛苦，然舍此何为，有没有更好的考评体系？
梁振华：文化品的价值，很难诉诸客观的“考评”，这是公理。用收视率来考评电视剧，考评的也仅仅是节目带给广告商的利润增值空间。这个考评结果跟作品的思想文化、艺术创新价值之间的关系，在无穷大和无穷小之间。那些倾注了诚意和创造力的作品，收视数据回馈的却是惨淡愁云，这便是痛苦的根源。再强大的文化逻辑，在产业逻辑面前也是无力的——这是今天这个时代的真相。即便有了考评体系的改良，也无法动摇行业的逐利主义根性。
想必，没有哪个编剧希望自己的作品收视率越低越好，创作者追求高收视也不是什么过错。你当然可以百计千方去掳获观众的眼球，但这不应该是创作的唯一动机和目的。编剧不是数据的奴隶。写剧、拍剧、售剧，和去农贸市场批发土豆多少还是有些区别的。作为编剧，不用讳言对收视率的看重。优质作品博得好收视的先例比比皆是。但我也时常愿意提醒自己：不要只看见了霓虹灯，而忘记自己身处黑夜。
独舌君：结构似乎越来越不重要，段子越来越重要，编剧如何应对碎片化时代的到来？
梁振华：结构蕴藏着艺术的全部秘密。结构没有定则，没有成规，段子连缀也是一种结构。今天的电视剧里，碎片化的段子常见于以谐趣逗乐为主要功能的家庭伦理剧、都市婚恋剧、乡村轻喜剧、情景喜剧里，段子取代了绵密严谨的结构和精巧的设计；长度不再是长度，而是若干断章的松散组合。碎片化（解构）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与商业文化的平面化审美趣味是暗通款曲的。反映在影视作品上，就是瞬时取缔了恒久、快感替代了反思、轻飘掩盖了沉重。碎片化写作的盛行，可以看做是时代文化趣味转向的表征。《红楼梦》《战争与和平》这样的长度、浓度和深度叙事，已经不那么符合今天的时代审美主潮。所以，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二人转小品演员可以长时间成为收视霸主，为什么那些四五十集用无数个段子翻来覆去讲一件事的电视剧也让大家津津乐道。这个结论很残酷，但必须面对。话又说回来，能够把段子结构得出彩出新出奇，也需要创意思维和功力。那些致力于把电视剧变成段子荟萃的同行，是大可以继续努力下去的。
编剧如何应对碎片化时代？就创作而言，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形式和内容的匹配。我一直相信，所有的题材和内容都在召唤与之匹配的适宜形式结构。正如《笑傲江湖》之于金庸大侠，《武林外传》之于宁财神，腔调不一样，结构不一样，语态不一样，并不妨碍都是上等的货色。此外，电视剧进入长篇时代以来，成为了典型的长度叙事。而当信息碎片化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时，它一定会影响到人的思维习惯，也就无法不对编剧的创作（尤其是长篇电视剧创作）施加影响。创作者如果不想让自己的思考变成无法串接的断章的话，应该尽量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建构起自己的整体意识和逻辑方法论。由整体而碎片，碎片中亦见整体；由逻辑而去逻辑，无逻辑处也有逻辑。在一个无序而破碎的时代，尤其需要秩序与规则——生活如此，写作也是如此。
独舌君：宋方金老师说，电视台的购片人决定创作方向，是“黄河入海口的水要告诉雪山怎么融化”，你怎么看？
梁振华：宋老师是我所尊敬的诗人编剧，以不妥协的姿态，坚守着电视剧行业人迹罕至的精神高地。这本身就是充满诗意的举动。我常和宋老师在微信或电话里邀约对饮明月、啸傲长空，遗憾的是鲜有如愿的机会，现在却来探讨购片人和创作的关系问题，让我很莫名地联想起“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诗句。是的，在一个非诗的年代，诗意与诗意的邂逅往往只是在诗句里；与诗意耳鬓厮磨的，是按揭和油价、课题和职称、飘忽不定的市场趣味和短短长长的购片方判决书。
对这个问题，我肤浅的看法是：其一，购片人不可一概而论，有的有真知灼见，有的只有虎虎生威的话语权；对于剧作法，有的真懂，有的不真懂，有的可能是真不懂；对于“市场规律”，有的有经验，有的只有经验主义。所以，不同的购片人，意见自有高下之别。其二，一个崇尚自由创造的市场，本可以兼容不同的趣味，而每一种趣味在电视剧市场上都有成功的范例。懂得去包容丰富趣味又能够技术性地甄别良莠优劣的购片人，良师益友也。
不久前，我曾经就剧本中某个关键的人物和情节走向与电视台的购片人有过交流（或者说交锋），这位朋友说：梁老师，十五分钟后我要去机场，但愿你能够在这段时间里说服我。结果是，时钟走到十分钟的时候，这位朋友打断了我，说：可以了，按你的设计走，不用改。我抿口茶，说了声谢谢。我要谢谢的是，掌握项目生杀予夺权的对方，给了创作者平和平等的交流机会。有什么比平等和彼此尊重更重要的呢？有了这个前提，下一次被说服的，便有可能是我。没有人能一直霸占真理，但至少，抵达真理的路径，能增大或削弱接近真理的可能。
独舌君：编剧频频搭上资本快车，对创作有何促进？
梁振华：资本追逐成熟的编剧，这不是什么新鲜的事。这是影视文化产业升级的必然结果，也是对智力成本的一种市场形态的尊重。它本身跟编剧的创作没有必然关系。对某一类编剧来说，有没有成为上市公司股东都不影响他孜孜不倦地追求名利。对另一类编剧来说，是否成为上市公司股东，也同样不影响他在作品中恪守自己的创作理念和文化情怀。诱惑当然有，能否淡然处之，取决于当事者本人的从业心态和职业理想，仅此而已。
独舌君：结合《新青年》说说编剧的辛酸？
梁振华:《新青年》曾经是一部有野心的作品。
“新青年”一直是五四时代的精神代名词。我一直对那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心怀崇敬与向往。那是一个不可复制的大时代。横向看：它面临中西文化的对决；纵向看，它面临着传统与现代的割裂，我在写作之初，就对这段历史充满浓厚的兴趣。后来我看到张培忠先生写的《文妖与先知——张竞生传》（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我觉得写作的时机到了。大多数人并不了解张竞生其人，知道的也仅仅把他当成中国第一位被妖魔化的“性学大师”，事实上他的成就远不止如此，作为中国近代史最早的一批留学生，他做过许多惊世骇俗的尝试。他视卢梭为精神偶像、参加过南北议和、首倡计划生育和乡村实验……这些特殊的经历使他成为一个传奇与学术并重的人。他是一个旧传统的革新者，旧世界的破坏者，也是一个乌托邦的建设者。当一个感性的人用激烈的方式来跟时代对话的时候，他身上那种致命的敏感和对新鲜事物表达出的激情都让他焕发出一种超越时代的光辉。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张竞生这一辈“新青年”们代表了五四时代的精神气质——整个国家在迷途和朦胧中决然求索的气质。“新青年”之所谓“新”，指的是：新锐、新知、新学，还要敢于对现存秩序提出质疑。剧中的新青年们，便是一群拥有青年风貌和理想的年轻人。在面对时代赋予的救亡图存的历史任务时，他们积极去寻找一个新源头、新方向，因此他们必然呈现出一种昂扬、奋发的姿态。而这种站在时代前沿来承担责任，坚持理想和信念的人，才是真正的“新青年”。
为了承载上面的这些“道”，我们尝试着用了一些新鲜的技法。比方说，加入诙谐和黑色幽默的成分，破除一本正经的正剧语态。还有，力避传统革命题材剧作的严肃与说教面孔，尽量用情节密度大的故事、性格丰富鲜活的人物来承载主题，并且尝试了“题材混搭”——家族宅门、革命战争、官场博弈、草莽传奇、江湖恩怨、异国情趣，介入了多种类型化的叙事元素。这部剧的诞生和写作一样艰难，辛酸倒谈不上，这是选择这样“不讨巧”的题材不可避免的。这部作品收视率不高不低，也未入剧评人的法眼，倒是香港《亚洲周刊》将其选入了2013年度十佳华语电视剧——“该剧的诚意和反省力，在大陆剧中相当少见”。得到了这样的评点，意外之余，也有几分欣慰。前几天我还和郑桦导演通电话，谈起并不遥远的那段创作历程，谈起我们这部坎坷多经、默默无闻的作品，无悔，自珍，也就够了。
唯独令人心酸的是，这部剧从剧本创意到写作，到立项到拍摄，都叫“新青年”（我至今记得五年前头脑里第一次冒出这三个字时的激动难抑），唯独播出时被更名为“铁血兄弟”。到现在为止，我都不清楚这个据说能兑现高收视、充满市场气息的名字跟这部作品有什么关系。我原本想把这部剧写成一个寓言，没想到，最后真正成为寓言的，却是剧名（从“新青年”到“铁血兄弟”）的被变更。
每一部作品都像编剧的孩子，从孕育那一天起，都有独特而不可预知的命运。我们爱自己的孩子，却又不得不把她们送往远方，然后站在遥远的对岸，隔着浩淼烟波，为她们的命运而欢欣、而悲泣。我想说的是，在我的创作履历中，永远只有这么一个“新青年”。
【编剧有话说】 <wbr>梁振华：观众是怨不得的，更别奢望改造
独舌君：结合《我的博士老公》说说编剧的快乐？
梁振华：这是一部充满了欢乐气息的作品。而创作的过程，也真真充满了欢乐。《我的博士老公》有准自传体色彩，当然，这里面的“我”，是这么多年寄居高校在象牙塔里看到的形形色色、五颜六色的师者与学者们的合体。我终于鼓足勇气把他们和我自己写了出来，用谐趣的欢乐的腔调，唱了一曲悲欣交集的歌——说得轻松一点，故事讲的是一个草根囧博士啼笑皆非的职场奋斗和婚姻生活；说得严肃一点，故事试图揭示的是当下知识分子精神与现实的悖论式困境。
这部作品最有趣也最艰难的地方在于，因为写的是亲见和亲身的经历，它必须找到合适的方式面对自己和自己的心灵。在安徽芜湖的剧组，有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多有斩获的导演唐晓白女士用优雅的姿态看着剧本，然后在猝不及防的时刻抬起头，直瞪瞪看着我，一字一顿说：“振华，你放弃了直接面对你的内心，所以这几场戏看不到力量。因为你骨子里有忌惮，一直在回避尖锐的东西。”我愣了好一会儿，忽然明白了过来，叮叮咚咚跑回房间开始改剧本。这是一次影响我创作观念的交流。一个写作者，只有敢于直面和剖析自己的虚弱、胆怯和欲望，笔下的文字和想象才会接通大地的脉搏，才会像利刃一样扎入人心。所以，晓白导演，谢谢你。
手边正好有一份审查部门刚刚下发的关于该剧的审查意见，摘录其中的一段文字——“本剧在以当代大学师生生活为主要创作背景的同时，从不同角度折射出政界、商界及社会各层面的种种现状与不公，用诙谐幽默的方式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尖锐辛辣的批判，如学术商业化、职称竞争、热炒电视讲座、名人出书、逃离北上广、房地产交易、假医假药、官场潜规则、职场倾轧排挤、婚外情、师生恋等等……”敏锐的审查官，已经勾勒出了这部剧的大体轮廓。这是我的第一部都市伦理题材剧作，从开始创意构思的第一天起，我就警告自己两点：第一，不要试图去和写婆媳翁婿姑嫂妯娌的编剧前辈比腕力；第二，可以笑，可以闹，可以啼，可以爱到海枯石烂痛到天旋地转，唯独不能没有对现实的态度。
电视剧要展现“幸福”、“美好”和“温暖”，我举双手赞成，但值得探讨的是，有没有可能在这个基础上再往前迈进一步，哪怕一小步。我曾经在一篇访谈里提到过：文学和现实的关系是眉来眼去暧昧不明的，写作可以温暖现实，可以解剖现实，可以超越现实，可以冷眼打量和调侃戏谑现实，唯独不能以匍匐的姿态臣服于现实。《我的博士老公》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尝试，做得未必好，但在欢乐和戏谑背后，多少也传达了对于这个啼笑皆非的时代的“态度”。
只需做一些细节上的小修改，审查便可通过。很幸运，我的“态度”和我的坚持，没有给投资人带来额外的负担。不久后这部剧应该会面世了。该我做的已经做完了，其他的，交付这个孩子的命运吧。
独舌君：2014年来最有感触的从业心得？
梁振华：一剧两星快来了，新媒体据说要一统江湖了，业内言必称大数据了，演员说不需要剧本了，光靠大咖卖不动了，编剧有维权的集体意识了，制片公司开机越来越谨慎了，“小鲜肉”开始霸占荧屏了……而我们，刚刚经过一场心力透支的讨论，深夜坐到书桌前，拧开台灯，手机调到静音，双击鼠标，WORD文档迟钝片刻，打开了。热闹是大家的，但孤独，只留给自己。
我刚刚杀青的一部作品，都市青春伦理题材，叫《冰与火的青春》。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对青春和成长的感悟，在里面了。
对编剧来说，写吧，写吧，总要学着自己面对。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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