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要思想，也要一点娱乐
星期五 九月 12, 2014 9:24 am
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是我最熟悉的剧团之一，几年前我有幸看到他们自建团以来近三十年的演出统计，排在前两位，和其他剧目相比遥遥领先的是《五女拜寿》和《红丝错》。《五女拜寿》是著名剧作家顾锡东的佳作，顾老人称“顾伯伯”，道德文章均令人崇敬，《五女拜寿》是他专为小百花越剧团的组建所写，捧红了一代演员；《红丝错》的作者也姓顾，顾颂恩，在比顾伯伯晚一辈的剧作家里，也有相当的知名度，《红丝错》无疑是他一生创作中最受观众欢迎的作品，在浙江小百花的众多剧目里能够稳稳地占据演出场次第二的位置，应该可以让人满意。其实，《红丝错》不只在浙江的越剧观众中受欢迎，它还先后被大江南北许多大小剧种的大小剧团移植，演遍了中国。
我之所以专门提到浙江小百花的演出场次的位序，就是为了说《红丝错》。它是一部被称之为“轻喜剧”的作品，整部戏最出彩的地方就是那些让观众捧腹大笑的情节，就像越剧历史上另一部同样极有观众缘的传统剧目《王老虎抢亲》，虽然剧团一直在依靠它们搏票房，可是人们论及剧团或剧种的艺术成就，论及经典作品时，却很少会提及。
《红丝错》讲姐妹两个的爱情婚姻，错来错去，最后皆大欢喜；情节有点离奇，细细推敲起来，不免有许多的漏洞。剧场效果虽然不错，但是谈不上有多么高超的编剧手法，观众们笑了也就笑了，没有多少可以让观众大笑后打个激凌的引人深思的内涵，更不能说有什么深刻的思想性和教育意义，所以，排不进经典剧目里，也不算委屈了作者。可是我还是要提到，它在越剧界乃至于许多剧种的演出剧目里，都是少有的走俏，尤其是当我们想到把它放到20世纪60年代以来创作的新剧目里加以比较，它的剧场效果更显突出。
我曾经和福建的同行们谈过这样一个想法——众所周知，近年来福建的戏曲新剧目创作成就斐然，他们很好地继承了“文化大革命”前戏曲创作的优良传统，然而，如果用福建在“文革”前最著名的两个莆仙戏剧目为范本，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从改革开放始，福建当年创作《团圆之后》的传统得到了很好的继承，可惜，《春草闯堂》的传统，却没有得到同样好的继承。20世纪50年代以来，受西方戏剧以“悲剧”为最高的艺术样式的美学观念影响，悲剧的创作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尽管有所谓“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悲剧”的荒谬讨论，人们在心里总是将悲剧看得比起喜剧或谐剧更具艺术品位，一旦“文革”时期盛行的左的教条主义统治地位被终结，悲剧的创作，就一发不可收地重新崛起。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福建出现了一大批堪与《团圆之后》媲美甚至更为出色的悲剧作品，因此涌现出一大批优秀的戏曲剧作家，创作的繁荣，一直延续到今天。然而，《春草闯堂》那样的作品呢？似乎不大看得见，或者说虽然有，却从未得到同样多的重视和肯定。《红丝错》的命运也是这样，尽管曾经获得“文华新剧目奖”，剧团并不太以此为荣，就连作者自己，似乎也并不认同这条创作道路，后来他还和人合作了不少剧目，却再也没有看到类似风格的作品出现。他改而写了多部正剧或悲剧，可想而知，始终未能重现《红丝错》的票房奇迹。另一个例子也很有启发性，著名的京剧丑角朱世慧曾经因《徐九经升官记》》、《药王庙传奇》、《法门众生相》等作品的成功，创造了京剧界以丑行领衔剧团的罕见的先例，他的《膏药章》更是在经年的演出中不断完善，多年来一直稳坐京剧界丑行第一把交椅的朱世慧，显然是不满足于一直扮演喜剧人物，因此在新剧目《曾侯乙》里改换形象，力求表演中的情感深度，却少了他特有的那份趣味盎然。《曾侯乙》的主人公之远不及他以前创造的那些人物生动传神，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这位优秀演员在表演上主动地扬短避长的内在动机，却值得我们去深思。
这并不是福建一地的问题，也不是剧作家顾颂恩或表演艺术家朱世慧个人创作经历中的特有现象。相反，在当下的戏剧界，对喜剧的轻视在全国各地有着相当大的普遍性，而且越来越严重。甚至这也不仅仅是戏剧界特有的现象，不止一两位相声小品演员在成为众所瞩目的笑星后，渐渐开始追求寻找那些更能让观众感动而不是开心的题材与艺术形式，甚至不惜转行。喜剧的缺位，给当代中国剧坛留下的巨大真空，无从填补，加剧了戏剧市场的萧条。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戏剧史上，喜剧都是最重要的戏剧类型之一，欧洲的莎士比亚、莫里哀，中国元代从关汉卿到那些无名氏的创作，都因其具有很强的喜剧性，成为戏剧史上千古流传的经典之作。而且，中国传统戏剧的绝大多数剧目，即使是那些非常严肃和非常庄重的作品里，也不乏以笑料为调剂，为此，丑角始终是戏班里不可缺少的四梁八柱，和生、旦一起成为从大剧种到小剧种里地位十分稳固的主要行当。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戏剧界，对喜剧的轻视，尤其是对所谓“轻喜剧”的轻视，已经成为令人沮丧的整体趋势；丑行演员越来越少，相伴随的就是能够让丑角展现风采的剧目也越来越少，优秀的喜剧作品越来越稀罕。知名的剧团、优秀的表演艺术家和剧作家缺乏喜剧创作的冲动和热情，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则是戏剧界在价值观念上的偏颇，尤其是对戏剧娱乐功能的贬抑。
喜剧令观众愉悦，优秀的喜剧作品同样可以拥有深刻的思想性和丰富的人文意蕴，这并不是什么高深的道理；然而喜剧的意义，并不限于通过笑声所表达的思想，所谓的“寓教于乐”也不足以涵盖喜剧的所有价值。其实就喜剧而言，真正需要讨论的不是那些借笑声传递深刻的思想哲理或假借娱乐的外壳以实施教化的糖衣炮弹式的作品，而恰恰是那些令人捧腹的笑料本身，就算是为搞笑而搞笑，就算是低级趣味，也值得认真讨论。因为娱乐是人生最根本的需要之一，它更是人类在漫漫人生道路上难得一遇的解脱。
喜剧有很多种，就像人们的笑丰富多样。有讽刺与幽默，也有更为直接的滑稽调笑。笑和滑稽、幽默等等的研究甚至比起悲剧研究更困难，形形色色的理论也不一而足。无论我们怎样去界定喜剧以及笑，有一个命题值得特别指出：简单地在不同类型的喜剧之间划分高下是危险的，就像以喜剧和悲剧的类型差异划分作品的高下一样。就以农村题材的轻喜剧为例，多年来计划生育主题的作品，在戏剧领域非常有市场，究其根源，就是由于它便利于剧作家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解构有史以来人们一直讳言性事的禁忌，从中足以发掘出无穷的笑料。这些笑料，多数场合其趣味谈不上有多高雅，却实实在在地拨动着人们笑的神经。它们的价值也并不在于这类作品是否可能或者在多大程度上可能推动计划生育政策的顺利实施，而就在于性禁忌以及对禁忌的突破所带给人们的身心愉悦。快乐本身就有价值，这就是周星驰、赵本山、郭德刚和卓别林、金凯瑞存在的意义，他们给无数人带来的快乐，比起什么都令人难以忘怀。而当我们的剧场里不再有欢乐，观众自然就会转而他求。
诚然，喜剧也不是想写就能写。鲁迅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要悉知人生中之无价值，还得用艺术化的手段将它们“撕碎给人看”，或许比起写悲剧更考验人的文学才华。写一出好的喜剧，比起其他类型的戏剧创作，更需要作家编织故事、洞察人心和驾驭语言的能力，更需要超越庸常人生的聪明与智慧；而且在这个偶尔在作品里加点讽刺挖苦的唱词念白动辄得咎的年代，剧作家要创作出既能让别人快乐还足以保护自我的作品，实在是需要好好地修炼拿捏分寸的功夫。不过，畏惧喜剧写作之困难是一回事，忽视喜剧的意义与价值，则是另一回事。
重新张扬喜剧的价值，呼吁创作更多具有娱乐性的、能让剧场充满笑声的新剧目，并不是说要质疑深刻的思想性对于戏剧的重要性，我也无意于否认悲剧的崇高。我只想说，所有健康的社会都需要而且可以接受喜剧，即使是有些低级趣味的喜剧；观众有通过在剧场里欣赏喜剧寻找快乐的权利，甚至也有低级趣味的权利。思想很重要，可是，何妨也有一些娱乐。
能够欣赏喜剧的人生才是完满的人生，有喜剧的戏剧，才是健康的戏剧。
傅谨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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