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重读安徒生童话（上）
星期六 八月 23, 2014 6:05 pm
安徒生(Anderson，Hans Christien，1805—1875) ，他以及他的童话，无疑应该是我们中国学者、中国学生最最熟悉的。世界有三大童话，但是每一个中国人只要一说到童话，往往就会首先说到安徒生童话，甚至，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说到西方的童话，其实就是在说安徒生童话。
当然，即便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会把西方童话与安徒生童话等同起来，应该说，安徒生童话也完全当之无愧。在这个世界上，他的名字就是“童话”。
现在回过头来想一想，安徒生本人出生在一个西方小国，而且一生潦倒，终身未娶——他也努力过，可惜，没有赢得任何一个意中人的芳心。然而，也就是这样一个来自小国的作家，这样一个非常弱势的人，却偏偏创造了一个奇迹。这个奇迹，就是他的作品风靡了全世界。我经常想，有四个字，是中国的一个成语，应该说最适合描述安徒生的作品的风靡世界了。这就是：不胫而走。安徒生在他的自传里写道：“我的故事是从来不要人久等的。安徒生的童话没有改变世界，但却带来了永恒的美丽。我的一生居无定所，我的心灵漂泊无依，童话是我流浪一生的阿拉丁神灯！” 确实，他所隶属的国家没有可能为他的作品提供什么推力，他本人也毫无自我炒作的可能，他的作品也没有飞毛腿，但是，非常神奇而且令人叹为观止的是，他的作品却偏偏就走遍了世界。
试问一下，当今世界，翻译到中国的作品以谁为最？据统计，排名第一的就是《圣经》和莎士比亚的作品，然后，就是安徒生的作品了。而且，屈指算来，安徒生到现在，已经诞生了200多年，被介绍到中国的时间也已经有了一百年，从1912年开始，安徒生的童话开始被介绍到中国，而且，还能够经久不衰。我们也许不知道莎士比亚，却一定知道安徒生；我们也许不知有“儿童文学”，却一定知道安徒生的童话。前一段实践，我注意到国内曾经评选过“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很有意思的是，安徒生的作品就享受了这样一个荣誉，被评选为感动共和国的50本书之一。看来200多岁的安徒生真的还依然年轻。在当今世界，在中国所有人的精神生活里，都还在发挥作用。
可是，我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每一个国人都很熟悉安徒生的童话，但是，这“熟悉”是否就意味着懂得？黑格尔说过，熟知非真知！其实，这句话用在我们国人对于安徒生童话的解读上，应该是最为合适的。因为，坦率地说，我认为在中国基本上是没有人真的读懂过安徒生的。周做人最初说：“幼稚荒唐”，在读了西方的介绍后，才发现了其中的美。但还只是“儿童性”与“诗性”， 孙毓修说是“神怪小说”。再从徐调孚到叶君健，又变成了为人生、为社会的童话解读模式，但是却始终没有发现其中呈现的是一种终极关怀的爱。是爱的福音。
我知道，当代中国人从小就读安徒生，在小学的课本里，三年级是《丑小鸭》，六年级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到了初中，是《皇帝的新装》，而且，在辅导教材里，还有《光荣的荆棘路》，还有《海的女儿》。可是，如果我们的中小学教师在解读安徒生作品的时候都南辕北辙似懂非懂，那岂不是更误人子弟？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今天必须要重读安徒生，要面对一个全新的安徒生，真正的安徒生。当然，我猜想一定有人会私下劝说，何必呢？如此一来，势必得罪那些一生吃安徒生饭的专家们，而且也势必因为与大多数人的对于安徒生作品的理解相悖而激怒很多很多的人，干嘛要向那么多的学者扔白手套？好像要去跟人家决斗似的。但是，如果转念想一想，安徒生的作品已经成为我们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安徒生的作品，对于中国人来说，已经是中国人精神成长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可是，假如我们的解读是错误的呢？那是否会贻害一代代的青少年？设想一下，现在到处都在查有毒的牛奶，为什么要查呢？据说因为它有三氯氢氨。这样的牛奶，无疑是有害的。人的身体是绝对不能喝这样的牛奶的。但是，人的精神是不是也有一个不能喝有害的牛奶的问题？如果我们过去对于安徒生作品的解读是有害的，那么，我们现在是否也需要检查一下？
安徒生的作品有四大经典：《卖火柴的小女孩》、《海的女儿》、《丑小鸭》和《皇帝的新装》。下面，我就以这四大经典为例，谈谈我对于安徒生童话的重读。
一、重读《卖火柴的小女孩》
安徒生并非丹麦的杜工部(甫)
要重读《卖火柴的小女孩》，我想人们肯定有可能会非常不屑一顾，也肯定会嘀咕说，这个作品我肯定知道，《卖火柴的小女孩》，从小我的父母就给我讲了，甚至都不用到中学后老师再给我讲，这个作品我就已经熟知了。可是，真的熟知了吗？请问，《卖火柴的小女孩》讲的是什么呢？相信我们中国的学生一定会抢着回答：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结果，在被加以“中国特色”的“改造”之后，《卖火柴的小女孩》也就成了丹麦版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故事，成了被压迫阶级的“现身说法”，成了控诉资本主义的罪恶的有力佐证。可是，在中国，又有几人能够注意到：安徒生并非丹麦的杜工部(甫)，就像杜工部(甫)也并非中国的安徒生？
在这里，我想冒昧地说一句，可能除了中国之外，全世界的孩子们都不会这样回答。甚至，我还想冒昧地再说一句，安徒生如果知道我们中国人是这样理解这篇作品的，他很可能在坟墓里夜夜难以入睡。他很可能会跑出来，会长途跋涉到中国，来为自己的作品予以澄清，因为他的这篇那么美好、那么深刻的作品，竟然被我们解释得如此不堪。
现在再回过头来重读《卖火柴的小女孩》，不难发现，我们过去的阅读，都是一种带了有色眼镜的误读。这里的“有色”，就是中国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为富不仁”。类似《卖火柴的小女孩》这样的题材，中国人往往轻车熟路地按照阶级对立的模式去解释。那就是为富者一定不仁的坏人，穷人一定是被富人剥削造成的，也一定是好人。可是，这正是我们与安徒生之间的差别。因为在安徒生那里恰恰没有这个观念。在西方美学里，没有“为富不仁”的观念，也没有穷人都是因为被富人剥削的观念，更没有穷人天生就是好人的观念。对于西方人来说，穷永远是值得诅咒的，穷人却是值得同情的。而且，穷人与富人中都有好人，也都有坏人。
由此入手，我们应该会恍然领悟：安徒生一定不是为了对我们进行阶级斗争教育，也不是为了对我们进行忆苦思甜教育，所以才写这个作品的。我们误以为是，那是我们中国人习惯了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也是因为我们如果一旦离开了这个角度，也实在没有了其它的角度。
再拓展一下，在中国，当我们面对社会上的贫困现象以及因此而引起的悲剧灾难的时候，往往会归咎于富人的不仁。我们对地主有一种天生的仇恨，我们觉得地主就是导致中国社会落后、导致中国社会动乱、导致中国的穷人的贫困的总根源。但是，果真如此吗？实际上，这是一个虚假的说法。今天，心平气和地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必须要说，在历史上，地主真的阻碍过中国社会的进步吗？基本上没有。要知道，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从来就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而且，去看一看所有的农民起义，应该就可以发现其中的一个规律性的奥秘：所有成功的农民起义都是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和农民相互结合的结果；所有失败的农民起义都是知识分子不跟农民结合相互结合的结果。换言之，在中国历史上，我们根本找不到地主阻碍了中国社会的进步的例证。
贫困的问题也是如此。我们往往把私有制看做罪恶的源泉、贫困的根源。中国的地主也因此而倒霉。其实，在中国社会里，阶级对立并不明显，而主要是官民对立。即便是贫穷，也是地主与贫民的同步贫穷。倘若一味在其中做人为划分，并且蓄意去激化仇恨，捏造出阶级仇恨的理论，就会走向以仇恨立国、仇恨立家、仇恨立人的错误道路。
以中国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四大地主为例，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四个人物。
第一个地主，是周扒皮。可是我们而今冷静想想，就不难发现，周扒皮怎么能被叫做地主？我可以断定：高玉宝根本就没有见过这样的地主。其实，中国到底有几个人见过地主？一个省里，又有几个真正的地主？我是文革中的最后一批下乡知青，1975年去的，我插队的那个村就只有富农，没有地主。那么，什么叫富农呢？全村只有他们家在春节的时候能吃上白面馒头，他们的富裕，也就仅仅如此了。
再看周扒皮的“半夜鸡叫”的故事。其实，这真是一个蓄意的捏造。我下乡两年，应该说对此还是有一定发言权的。那时我在生产队当计工员，同时还负责敲钟催大家干活。可是，我一敲钟，全村人就都不开心。为什么呢？队长敲钟的时候，在早上，用过去的文学语言说，叫“看见天空泛鱼肚白”的时候，他就去敲钟，敲完以后，家家户户都开门，每个人都揉着惺忪的睡眼出来，等他们到了村口，我就在那儿为他们计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给他们打卡，然后他们就往地里走，一到了地里，天也就大亮了，正好开始干活。可是，我根本没这个本事，我当时才十八九岁，还挺小，让我去敲钟，我做不到大半夜就开始瞪着眼等着天开始泛鱼肚白，不可能的，所以，我就干脆用闹钟，凌晨四点就闹。可是，闹钟毕竟是个机械的东西，每天都是四点闹，但是天气可就不是这样了，有时候四点我去敲钟，因为天气正常，大家到了地里，就开始干活，可是，有的时候四点的时候天气很不好，我把大家赶到地里，但是天还是没有亮，结果，他们出村以后连路都找不着，到了地里，天还是一片漆黑，根本干不成活，于是，他们就坐到地头，大家一起埋怨我，直到天气放亮。周扒皮的故事也是一样，任何一个对农业社会稍有了解的人就不会办这种蠢事，想让长工多干活，就让公鸡早点叫，可是，天气如果没有亮，到了地里也没有办法干活的。因此，说周扒皮是地主，我根本不信。
二十世纪中国的第二大地主是谁呢？黄世仁。黄世仁是大地主吗？我们过去没见过大地主，因此也实在弄不清楚什么才叫大地主。可是，现在有很多先富起来的人，怀揣百万、怀揣千万、怀揣亿万的人，我们倒是见过了。那么，这些人如果想得到一个美女，难道还需要去强暴吗？应该不会？！我们就是用脚趾头也想得出来，一定会有很多美女想嫁给他的。同样，黄世仁如果真是个大地主，他难道还需要强暴别人吗？那可就完全没有了大地主的范儿了。
我有一次在南大上课，有女生过来跟我说，潘老师，你平常还挺时尚的，今天怎么那么传统？我说怎么叫“那么传统”呢？她说：您想想，喜儿会是真实的吗？我们女生在宿舍里早就总结过了，不可能有喜儿这样的人，有钱的找她，她偏偏不要；也不可能有黄世仁这样的富人，还要靠去强暴才能得到美女。当然，这种看法也有点太偏激了，所以，后来我就批评她说：你们现在这些女生，眼光有点问题，你们看男人，看到的都不是男人。当时，她就把眼睛瞪大了问：那是什么呢？我说：是动物。她又很吃惊地问：什么动物呢？我说：豹子。她立刻就恍然大悟了，是金钱豹。确实，这个女生的看法不太正确，但是，她也发现，黄世仁根本不是什么大地主！
第三个大地主，是南霸天。关于这个人的原型，我们现在已经很清楚了，他姓周，是当地的一个读书世家，没有任何血债，，也很能够善待村里的百姓。而且，在他死后十几年，红色娘子军才成立。所以，显然，他不是南霸天，而且，看来，海南也没有南霸天。
第四个大地主，是刘文彩。认真说起来，刘文彩倒真是大地主，可是，他却没有什么欺压百姓的行为，什么“水牢”之类，其实都是后来的宣传部门杜撰的。至于刘文彩本人，他可要算是“希望工程”的最早的发起人了。他当时就捐了两千亩地，办了一所学校，而且专门立了家训：子孙后代不得收回校产，而只能一年参加核查一次校产的核查。
更有意思的是，有一年，某电视台采访刘文彩当年的小老婆，记者以为这个小老婆肯定恨透了万恶的大地主，一定是天天把牙磨得霍霍响，恨不得咬他一口，以解心头之恨。因此。他们就顺这个思路问，你现在还想不想刘文彩呀？他们以为，答案肯定是：“我恨死他了”，可是，这个老太太却回答说：“我一直都很想他”。这个回答可能是让记者措手不及，可是，他还是没有反应过来，于是，就又接着问道：“怎么想他？”当时，我就看到那个老太太又很羞怯地想了一会儿，那个时候，我相信在镜头前面她一定是脸红红的，然后说了一句让记者更加意外的话，她说：“我到现在还爱他”。请看，这就是小老婆心中的中国20世纪最为著名的大地主。
弄清楚中国二十世纪最为著名的四大地主的真伪，非常重要。因为假如连我们作为典型天天挂在嘴上的四大地主都是假的，那么，地主在全国各地压迫穷人，而且导致了穷人的贫困，也就站不住脚了。同样，中国的那种处处区分好人坏人之类的脸谱美学也就没有了市场，因此，蓄意去激化仇恨甚至捏造出阶级仇恨的理论并且走向以仇恨立国、仇恨立家、仇恨立人的错误道路也就此路不通了。
更何况，如果处处带着“富人即坏人”的有色眼镜去看待世界，或许，阅读中国文学作品的时候还不要紧，但是，一旦转而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时候，我们就会读不懂了。什么叫“读不懂”呢？因为在西方“富人即坏人”的说法是根本行不通的，在西方美学里面也是没有好人坏人之类的脸谱美学的。要知道，在西方，富人与坏人从来就是不能相等的。
就以安徒生自己的经历为例，他14岁时去哥本哈根打拼，一开始，只落得流浪街头，就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了意大利歌唱家西博尼教授在哥本哈根演出和开办歌唱学校的消息，于是，他就擅自跑到了歌唱家的家。当时，歌唱家家里有很多客人，他们都被他的经历和歌声打动，于是决定解囊相助，安徒生就是这样才终于如愿以偿进入西博尼的歌唱学校的。
又到后来，1822年，17岁的安徒生又得到剧院导演的资助，被送到一所法文学校学习，继而又有人出面，为他申请了一笔皇家公费以支付用度。更不要说，他一生没有成家，而是长期借居在一个富人的家里。
由此，不难看到，在200年前的资本主义社会，穷孩子安徒生所遭遇到的，都是富人的善良，也是富人的无私资助。无疑，安徒生本人的经历也足以揭露“为富不仁”的谎言。
显然，善恶是无法以身份地位或贫困富裕来加以区分的，不论是富人还是穷人，身上都是善恶同存，他究竟是一个好人还是一个坏人，还是要看他去自由地选择为恶还是选择为善。换言之，好的富人与坏的穷人以及坏的富人与好的穷人，都是同样存在的。
穷人应该怎样去面对贫困
那么，《卖火柴的小女孩》究竟是写的什么呢？其实，写的是：穷人应该怎样去面对贫困。
不过，要看懂《卖火柴的小女孩》的所思所想，却还是要继续从我们中国人戴的有色眼镜开始。
我们知道，在我们中国人看来，一个人的快乐是一定跟他的成功直接相关的。我们中学和小学的老师们，也都是教育我们的学生说，要好好努力，万一考不上大学，将来你的一辈子就完蛋了。也即是说，成功即快乐，致富才快乐。然而，万一不成功呢？万一没有致富呢？是否就不能快乐了？我们的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可是，难道人人都可以成功？难道人人都可以致富？
在这里，我必须要举我在南京大学的所见所闻作为来做为佐证。我在南京大学工作二十多年了，一般而言，南京大学的学生应该都是各个中学的尖子学生了，那么，既然后来又经过了南京大学的培养，是否他们就肯定都成功了、都致富了呢？我必须说，在我的学生中，成功了的和致富了的，毕竟是极少数，大多数人都一生也只是普通人，他们一旦毕业，就永远消失在了茫茫人海之中。可是，他们快乐吗？或者，难道因为不成功，他们就没有了快乐的权利？
顺便提一下，我刚才说的这些话，倘若是在多少年前，无疑就是连我自己也根本说不出来。因为即便是我自己，在若干年前，也是认为每个人都会成功，也是认为每个人都会致富的。因此，所谓的快乐，也必然是与成功、致富如影随形的。我要说，是事实教育了我。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有一个口号，叫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毋庸置言，对于这个口号，我一开始也是由衷赞成而且深信不疑的。我一直以为，致富有前后，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就该轮到我们这些人了，然后，最后就是所有人的共富。可是，到了现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终于发现，所谓的共富，其实只是一个美好的理想和必要的奋斗目标。事实上，犹如富人永远是少数人，穷人也永远是大多数。“先富”和“后富”之间的差距存在历时性，“富”与“穷”之间的差别也存在相对性，就某个个人而言，谁都可以不再做穷人，都可以成功地鲤鱼跳龙门变身为富人，“脱贫致富”；当然，谁也都可以从富人一夜之间被打回原形，再次成为穷人，“由富入穷”。但是，从总量上说，作为少数的富人作为大多数的穷人是永远存在的。富人与穷人的并存局面将永远存在。那么，在这里有一个问题就必须要给予一个明确回答了。如果我们永远不会成功，也永远不会致富，那么，我们会怎么去做？我们又应该怎么去做？
另外，犹如人们在致富之后所经常感叹的，富裕往往并没有带来预期的快乐，贫穷，其实也绝非不快乐的理由。快乐，并不与富裕同行，但是也同样不与贫困相伴。快乐就是快乐。置身生活底层的贫者就必然不幸？就必然与“夕露沾我衣，鸡鸭桑树颠”的快乐日子擦身而过？当然不是，穷人，其实并不“穷”，只是不“富”而已。生活的困窘并不是、也不能成为失去快乐的理由——因为，套用一句流行语来说：“至少还有梦”。
“哀莫大于心死”。如果连代表着积极心态和健康精神的快乐都没有了，那才是真正的“穷”，那也才真正是人生的大悲哀和大不幸。
那么，如何做一个快乐的穷人？
这，才是安徒生在《卖火柴的小女孩》中所要给予后人的重要告诫。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重读《卖火柴的小女孩》，无疑就可以读出新意了，也可以读出过去所没有读出的内涵。如果是在过去，我们会一边读一边想，我的天，这个小女孩，她过得多惨呀！富人在过节的时候，都躲在家里暖暖和和的，可她呢？稚嫩的小手里，只有几把火柴，她过得真惨！可是，在经过了前面的我的长长的铺垫和剖析之后，我们的大脑是否也会有一个脑筋急转弯？我们是否也会心存警觉地回过头来想一下：安徒生真是这样想吗？安徒生是否会与我们不一样？是否会另做他想？
事实还真是如此！安徒生自己就是个穷人，他一生都曾经非常努力，但是，却始终难称成功。学唱歌，把嗓子唱坏了；学跳舞，把身体跳坏了；写诗歌写小说，也没有成功。因此，安徒生自己就是一个不成功的人，当然，因此也就是一个没有能够致富的人。我们可以想象，那个贫穷的卖火柴的小女孩，其实就是他——安徒生。那么，他会怎么想呢？他又会怎么去做呢？
首先，安徒生并没有归罪于富人。何况，我们哪怕是就只是去看一看巴菲特、比尔盖茨等人的表现，就会知道，西方的富人并非坏人，不但不是，而且还很可能更是好人。
当然，有人也许会说，这只是个例。那么，为了说明问题，我现在可以再举一个例子：《泰坦尼克号》。我常说，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泰坦尼克号》中的那个好莱坞模式的爱情故事并非意义重大，何况，它还是编撰的，真正的船上是没有这个故事的，说起来，在泰坦尼克号船上，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应该对中国人的意义重大。我们知道，因为泰坦尼克号的处女航是当时欧洲最重大的事件，而且这艘船号称“永不沉没”，因此，1912年4月10日的航行，在一等舱的337名乘客中，仅百万富翁就有57位。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船只即将沉没的瞬间，这57个富可敌国的富人都表现得可圈可点，很有气节，他们都没有做辱没自己人格的事情。
例如，阿斯德是当年全球首富之一，资产可以造11艘“泰坦尼克号”。当时，他的妻子马德琳才18岁，而且有五个月的身孕，在“泰坦尼克号”出事的时候，阿斯德曾对负责救生艇的船员说，能否允许自己也上救生艇去照顾病弱的妻子，船员回答：“不行，先生，除非所有的妇孺都先上了艇，否则不许一个男子上。”阿斯德再没有多说什么，立即退回了甲板。
再如另外一个富人，美国“梅西百货公司”的创始人斯特劳斯。去过美国的人应该知道，“梅西百货公司”至今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百货公司，就在美国曼哈顿第六大道上。我2001年去美国的时候，还专门慕名去看过。当时，斯特劳斯已经67岁，因此有人跟他建议：“我保证不会有人反对像您这样的老先生上艇……”但是，他却回答，“我绝不会在别的男人离开之前走上救生艇。”非常令人感动的是，斯特劳斯夫人当时已经上了八号救生艇，但是最后却改变了主意，她退回了甲板，对斯特劳斯说：“这么多年来，我们都生活在一起，你去的地方，我也去！”
又如世界著名的管道大亨古根海姆，当时他穿上了最华丽的晚礼服，对随从说：“我即使是死也要死得体面，像一个绅士。”他给太太留下的遗言是：“这条船不会有任何一个女性因为我抢占了救生艇的位置，而剩在甲板上。我不会死得像一个畜牲，会像一个真正的男子汉。”
还有大亨阿斯德，当人们找到死去的他的时候，从他的兜里发现了2500美元现金兑换支票，要知道，当时的船上水手一个月的工资还不到20美元。看来，他并没有拿这笔钱去行贿。
最后，尤其令人惊异的是，他们都是船长史密斯的好友，可是，却都没有要求船长“法外开恩”。
穷并快乐着
通过上面的故事，我想你们应该已经知道，对于西方人来说，他是永远不会想到什么“朱门酒肉臭”与“路有冻死骨”的关系的，而是“朱门酒肉臭”就只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就只是“路有冻死骨”。换句话说，贫困的小女孩就是贫困的小女孩，跟富人的压迫没有任何的关系。而且，这个小女孩也没有因为自己的贫困而去仇恨别的任何人。更为重要的是，这个小女孩也没有因此而就丧失了应有的快乐。当然，这也正是安徒生所孜孜以求地要教给我们的，那就是：穷并快乐着。
“卖火柴的小女孩”当然是一个穷人，就像今天的一个家庭贫困的失学儿童。“家徒四壁”都不足以形容她家庭的简陋：“家里也是很冷的，因为他们头上只有一个可以灌进风来的屋顶，虽然最大的裂口已经用草和破布堵住了”；年幼的她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重担。在寒冷的除夕之夜里，在“所有的窗子都射出光来，街上飘着一股烤鹅肉的香味”的时刻，还要赤着一双冻得“发红发青”的小脚为生计而奔走；她的旧围裙里有很多火柴，可是，“这一整天谁也没向她买过一根，谁也没有给过她一个铜板”。
可是，真正值得注意的偏偏是在这一切之后。
在贫困面前，“卖火柴的小女孩”出人意外地转过身去。她没有象有些穷人一样埋怨世道不公，怨天尤人，悲观失望，消沉堕落，甚至滋生仇富心理，动辄要“翻身”、要“解放”，而是尽管身处黑暗，但是却仍旧渴慕光明。继续享受着生活的快乐、生活的乐趣、生活的幸福。
在这里，非常引人瞩目的，是那五把火柴。安徒生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去描写那五把火柴。我们中国的读者都以为这是为了描写小女孩的悲惨，意在说明她拥有的已经很少很少，非常可怜，其实这完全并非安徒生的所思所想，从他自己的角度，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尽管小女孩手里只有五把火柴，但是她仍旧可以借助这五把火柴营造自己的幸福，她也仍旧是快乐的。正如安徒生在《卖火柴的小女孩》里说到的：“‘她想把自己暖和一下，’人们说。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多么光荣地跟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
而在安徒生自己的自传《我的童话人生》中，他也曾经如实记叙了自己创作这篇童话的情形：当时，他正应邀在一位贵族家中做客，“户外是美的，户内是舒适的；在这种喜庆的和王公般生活的气氛中，我那篇记述匮乏和困难的童话《卖火柴的小姑娘》完成了。” 显然，“在这种喜庆的和王公般生活的气氛中”，安徒生的创作并没有仇恨，“千年的仇要报，万年的苦要申”，这样的中国红色美学并不适合西方的安徒生。
换言之，在安徒生看来，快乐，是与富裕抑或贫困没有关系的，即便是一个穷人，也仍旧可以是快乐的。难道因为手里只有五把火柴，就要仇恨满腔，转而用它去烧富人家的房子？或者就要痛不欲生，每天捧着它以泪洗面？这当然不是安徒生；尽管只有区区五把火柴，却仍旧可以快乐，这，才是安徒生。
我刚才说过，形容安徒生作品的影响，只有一个成语是最为合适的：“不胫而走”。现在，我们是否已经知道了什么叫做“不胫而走”？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风风雨雨以后，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中国读者都应该能读得懂他。说一句耸人听闻的话，如果在安徒生的作品被翻译进入中国一百年后，而且在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时代以后，如果我们仍旧还是读不懂安徒生，那就完完全全是我们中国读者的失败了，也再也不能以历史性的美学误读来宽慰自己了。因为我们已经真实地知道了自己永远也无法进入富人的行列，已经真实地知道了社会的残酷、生活的残酷，而且，我们也已经真实地知道，每一个人都有快乐的权利，即便是已经穷得手里只有五把火柴。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会发现，尽管古老中国也有着自己的美学，从上个世界开始，一百多年来，新中国也在逐渐形成着自己的美学，但是，坦率而言，这些美学却毕竟是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存在着某种或多或少的隔膜的。而安徒生教会我们的却完全不同。
这是每一个人都可能有的快乐的美学，也是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有的快乐的权利。
这样的快乐的美学，让我们想起《圣经》故事中的约伯。记得雨果曾经被人问及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世界上的书全都必须烧掉，而只允许保留一本，你认为，应该保留哪一本呢？”雨果的回答十分干脆，他毫不犹豫地说：“只留《约伯記》。”《约伯記》是《圣经》里面的重要章节。其中记载的约伯是个著名的人物，他历经了种种磨难却从不抱怨，无论富贵或者贫穷，无论健康或者病苦，他始终怀抱感恩，富亦感恩，贫亦感恩，病亦感恩，苦亦感恩。对于上天的赐予，他总是觉得太多太多，也永远心存感激。
显然，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也是如此，有老祖母，有火柴，有在火光里出现的温暖的火炉、美丽的烤鹅、幸福的圣诞树……更重要的是有上帝，这就已经足够足够。要知道，她“是跟上帝在一起” 的，这一切，对于别人来说或许很少很少，但是，对于她来说，却已经很多很多。她没有理由不快乐，也没有理由不心存感激。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要说，安徒生当然不是丹麦版的杜工部，但是，《卖火柴的小女孩》却确实是丹麦版的《约伯记》。这个小女孩完全就是西方的著名的约伯形象的儿童版。
而且，当我们把视线从这微笑的小女孩移向她的“父亲”——安徒生，我们会更加容易理解其中的深味。联想安徒生的悲惨的身世，他出生贫寒，命运坎坷，生活带给他的是诸多苦难，但苦难却无法阻碍他对生活的热爱。托尔斯泰就曾经对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你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本来有资格成为一个坏人。当然，结果却是恰恰相反。安徒生也是这样。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本来也有资格成为一个坏人。然而，结果也恰恰相反。为什么会如此？其中的奥秘，就是感恩。
确实，是什么带来了快乐？是满当当的一只钱袋吗？还是一颗永远热爱生活，永远向往美好，永远充满希望的感恩的心呢？当然是后者。
再进一步，还必须强调，如果只是看到安徒生的故事是在告诉我们：穷也可以快乐，可以穷并快乐着，还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安徒生告诉我们的还有更多。在他所带给我们的美学里，还有着更多的内涵，这就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快乐，穷人固然可以穷并快乐着，富人也可以富并快乐着，所有的人都可以生活着并快乐着。因为对于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我们都应该感恩。
所以，有人说，《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安徒生送给穷孩子们一个美丽的梦，其实，这未免偏狭，我要说，《卖火柴的小女孩》是安徒生送给所有人的一个美丽的梦。就像《汤姆叔叔的小屋》不只是写给黑奴看的，《悲惨世界》不只是写给“冉?阿让”们看的一样；阅读《卖火柴的小女孩》，也会给所有的“富人”们带来启迪。不，阅读《卖火柴的小女孩》会给每一个渴望快乐的人都带来启迪。
生活从不完美，但是，我们要“好好活。永远好好活”(安徒生)。
是的，在现实生活中，人生的不如意总是十有八九，可是，我们难道不正是因此才必须要常念“一二”？其实，并不是上天赐予我们太少，而是我们发现和珍惜得太少。 拥有一颗感恩的心，你就会拥有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感恩，使我们变得善良；感恩，使我们变得博大。
知道了这一点，也就知道了人类世世代代感激安徒生的理由，知道了《卖火柴的小女孩》所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
有一个故事非常形象，说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都犹如一个在茫茫大海里浮游的瞎眼的海龟，大海里漂浮着一块中间有一个洞洞的木板，这个瞎眼的海龟只有找到这块木板而且能够从中间的洞洞里面钻出来，才能脱胎为人。不难想象，这是非常非常之难的。令人欣慰而且庆幸的是，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有人，都已经成功地脱胎而为人。那么，我们岂不是已经非常非常幸福了，非常非常快乐了？我们还别复何求？我怎么就生当乱世？我怎么就生值穷困之家？我怎么就没有富可敌国？真的有必要这样地去无休无止地抱怨吗？
事实上，读懂《卖火柴的小女孩》的关键，就在于要读懂“感恩”。
中国人都知道报恩，可是，对于感恩却十分陌生。因为中国的“报恩”和“报仇”一样，无非是“善有善报”和“恶有恶报”的结果。因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冤有头，债有主”，因此也“投桃报李”、“饮水思源”，等等。但是，没有“滴水之恩”的时候，要不要“涌泉相报”？ 没有“投之以桃”的时候，要不要“报之以李”？
这，就是感恩的魅力所在了。
感恩的理由并不在于施恩。因此，不但要对幸福感恩，而且要对不幸感恩。即使身处困境，也应该既不怨天也不尤人。有一次，霍金被记者问到是否因为身体的残疾而有过痛苦时，他用自己身上唯一能动的手指在键盘上敲出这样一段话：“我的手指还能动，我的大脑还能思维，我有终身的追求，有爱我的亲人和朋友，对了我还有一颗感恩的心……”
试想一下，相比于霍金的身体状况，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比他幸福太多太多？和我们相比，霍金不也是一个身体健康方面的“穷人”、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吗？可是，霍金尚且对生活心存感激，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感恩”说“不”，对“快乐”说不呢？
回想一下小女孩最后点燃的那一把火柴，“这些火柴发出强烈的光芒，照得比大白天还要明朗。祖母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美丽和高大。她把小姑娘抱起来，搂到怀里。她们两人在光明和快乐中飞走了，越飞越高，飞到既没有寒冷，也没有饥饿，也没有忧愁的那块地方——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 “她们是跟上帝在一起”，显然，这正是安徒生为小女孩所指引的幸福之路——遗憾的是，这句话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曾经是被删节的。关于“幸福”，安徒生曾经这样说：“使得人们幸福的并不是艺术家不朽的名声，并不是王冠的光辉；幸福存在于人们对清贫的满足，存在于爱人和被人爱之中。” 在这里，“对清贫的满足”就是安徒生所推崇的，而且，也是幸福的。因此，这个小女孩也是幸福的！因此，她不是“在痛苦中死去”，而是“在幸福中死去”。
而关于“死亡”，安徒生在记叙其好友科林夫人的逝世时这样写道：“我从来没有想到过，离开这个世界会是如此幸福，没有丝毫痛苦。我的魂灵中涌出一种虔诚，对上帝和对永恒的肯定；这种虔诚把这一瞬间刻在我的生命里，成为一座丰碑，……她的魂灵就是爱，她走向了爱和上帝”。 这样，我们在《卖火柴的小女孩》里就见到了中国式“冻死骨”含恨而亡时所望尘莫及的幸福之死——“她的双颊通红，嘴唇发出微笑”，“谁也不知道，她曾经看到过多么美丽的东西，她曾经是多么光荣地跟祖母一起，走到新年的幸福中去。”
也因此，我是否可以说，小女孩恰恰是死于感恩，而感恩的死，是幸福的。
西方人艾佛列德.德索萨曾这样劝诫我们：
长期以来，我都觉得生活——真正的生活似乎即将开始。可是总会遇到某种障碍，如得先完成一些事情，没做完的工作，要奉献的时间，该付的债，等等，之后生活才会开始。最后我醒悟过来了，这些障碍本身就是我的生活。
唱歌吧，就像不被聆听一样；
跳舞吧，就像无人欣赏一样；
去爱吧，就像不曾受伤一样；
工作吧，就像无需报酬一样；
生活吧，就像今天即是末日一样。（未完待续）
潘知常，爱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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