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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河专访：远行天涯的文学梦追寻
星期三 四月 30, 2014 9:56 am
陈河专访：远行天涯的文学梦追寻
陈河，本名陈小卫，1958年11月生于浙江温州。1974年起在一家小纺织厂干活，76年底到部队当体育兵，在浙江省军区打篮球，打过专业篮球队，后来在温州汽车运输公司当过经理，曾担任温州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八十年代后期曾发表《奇迹》、《菲亚特》、《车站》、《布偶》等中短篇小说。1994年出国，先在阿尔巴尼亚居住5年，经营药品生意，时值阿尔巴尼亚局势频繁动乱，历经生死之考验。1999年移民加拿大，现定居多伦多。出国停笔十多年后，2006年重拾写作，有长篇小说《致命的远行》、《沙捞越战事》、《布偶》，及中短篇《去斯可比的路》、《女孩和三文鱼》、《西尼罗症》、《夜巡》、《无花果树下的欲望》、《黑白电影里的城市》、《我是一只小小鸟》、《信用河》，纪实文学《被绑架者说》等。短篇小说《夜巡》获得了首届咖啡馆短篇小说奖。2010年，中篇小说《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得了首届郁达夫小说奖。2011年，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获第二届“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的主体最佳作品奖。小说《我是一只小小鸟》入选了《小说月报》第十四届百花奖。2011年3月，中央四台《华人世界》节目特别播出了陈河专访，称他是“死里逃生的华人作家”。
时间：2011年11月26、27日。
地点：厦门翔鹜国际大酒店A区6025房间 ， 厦门至泉州往返的行车途中。
采访对象：陈 河：著名旅加作家。（以下简称陈）
采 访者：江少川：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中文系主任。（以下简称江）
江：去年就准备在多伦多首届华裔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采访你，但错过了机会，没料到今天在厦门不期而遇，还住在一个房间，真乃巧合。近几年，你的小说接连获奖，《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荣获“郁达夫小说奖”，半月前长篇小说《沙捞越战事》又获得第二届“中山杯”华人华侨文学奖主体最佳作品奖。这次你又作为嘉宾应邀参加了全国文代会，首先要祝贺你！
陈：谢谢！是的，这次作为文代会的特邀嘉宾，我参加了北京举行的全国文代会。今天下午刚到厦门。
江：这几天我在广州开会就得知你参加了北京全国文代会会。先从你的获奖小说《沙捞越战事》谈起吧，它描述了二战时期东南亚战场一段鲜为人知的域外华人抗战史，可谓一个具有震撼力的战争寓言，读者感到题材很新颖，你怎么会想到写这样一部作品，是什么触发了你的写作动机？
陈：说来也是偶然，一天晚上在家里看电视，看到二战期间温哥华的一位80来岁的华裔老兵谈当年参军的经历。当时的加拿大政府不给华人参军的权利，温哥华的一些华裔青年为了参军跑到兵源稀少的卡尔加里才得以入伍。那位老兵讲到当年他和一些伙伴被派到东南亚战场，作为特工人员被空降到沙捞越丛林与日本人战斗的事。华裔先辈在北美洲曾备受歧视，华裔后代为了加入加拿大国籍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去当兵，老兵回来后很受尊重，身份就不一样了。当时派到东南亚的老兵，有的培养去当特工，有的到东南亚丛林与日本人作战，看了这条新闻以后很受启发。我想弄明白是怎么回事，开始在互联网上查找资料，慢慢厘清了这段尘封多年的历史，当时的136部队就是这样一支部队。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找到当年老兵的回忆录及大量历史资料进行研究，小说的历史背景是真实的。
江：我注意到：小说主要不是表现二战中马来西亚丛林的战争传奇，而是在写周天化这样的华裔后辈人在战争中的命运，写在战争中对人的思考。
陈：是的，我想表现的是人的生存在状况，如果只是叙述那些丛林里的传奇，或者将其写成血腥的战斗故事，那就意义不大了。我想赋予故事哲学的底蕴，写战斗不是主要的，主要写主人公的境遇，既写了他们的孤独无助，也表现他们的勇气。他们为什么去打仗？中国人不回本国，却又因为想获得他国的身份去打仗，实际上也很荒谬。我内心有一种预感，以后还会为那段历史写一部比较大的书。因为有很多素材还在我心里‘发酵’着。
江：《黑白电影里的城市》获首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大奖。这部中篇题材新异，在海外作家中没有人写过，你在阿尔巴尼亚做过生意，住过五年，小说中显然有你个人经历的痕迹，但又不是写传记，你有怎样的一种美学追求呢？
陈：我把这篇小说称之为“米拉”情结。这篇小说穿越时光的记忆，把七十年代在中国放映的阿尔巴尼亚黑白片电影《宁死不屈》的记忆与我在阿尔巴尼亚的亲身经历联系到一起。我那时还是个少年，记得那时的电影票是一毛二分钱，这部电影我看了8遍，记住了少女英雄米拉，那把吉他，还有片中的主题曲：“我们在春天里加入了游击队……”，米拉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当红明星。那一系列阿尔巴尼亚电影，都和我们早期的成长联系在一起。我在一九九四年五月离开了中国，前往阿尔巴尼亚经商。有一次我前往边境城市吉诺卡斯特去接一个货柜，发现这个古老的石头城堡是那么熟悉，好像在梦境里来过一样。在城门口一棵无花果树下面，我看到了一个少女的石头雕像。人们告诉我这个少女雕像的原型是一个女游击队员，她在二战时期被德国占领军吊死在这棵无花果树上。后来，新华社记者王洪起告诉我这个雕像就是电影《宁死不屈》里的米拉。在阿尔巴尼亚找到电影中的城市，在城市看到米拉的雕像时，当时我觉得非常激动，很震惊。耳边马上响起了那首动听的电影插曲，想不到我在一个距离祖国千万里之外的小城里找到了一段和青少年时期密切相关的历史记忆。这件事一直埋藏在我的心里。
江：莱辛早就说过：文学是时间的艺术。小说中的时间既是一种叙事形式，也是一种行为意识，同时它亦是一种诗学方式。记得萨特曾经写过一篇著名的论文评价美国作家福克纳的小说，题目是《<喧嚣与骚动>：福克纳小说中的时间》，看得出来，你的这篇小说在时间的穿越与设计上也是匠心独运的，是这样吗？
陈：在一篇创作谈中我写到：对于一个小说作者来说，时间有时会处于一种混沌的主观状态。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有时会被复制，有时会重现，真实和虚构往往会混淆在一起。弗吉尼亚·伍尔芙的《时时刻刻》、《到灯塔去》，都是把不同的时间组合在一起。我喜欢小说中最动人的线索是时光流逝的美感，小说中有三个时间层面：现在进行的时间，70年代阿尔巴尼亚电影在中国流行的时间，40年代德国人占领下的时间，我想把这三个时间统一到小说中，找到一条打通时光的通道，而引领我最终穿越那条时间的隧道的 就是我内心的“模糊的光芒”。当我形成这样一种想法时，充满喜悦和激动。我终于把这条时间的隧道打通了。小说的主人公李松漫游在巴尔干半岛上，在一个小城遇上了革命起义，他自己也不知不觉地成了武装人员。事情的发展伴随着那个玫瑰色的“米拉”情结。最后，他被德国人逮捕了，像电影里的米拉一样关在那个古老的城堡里。我以为这样一个寓言式的经历正是人生最有意义的时刻。这个写法也是人生的荒谬的写法。
江：寻找到“模糊的光芒”，有茅塞顿开之感。我注意到你在《为何写作》一篇文章中说过：我必须去凝视自己内心的那一团‘模糊的光芒’，写出真正有含义的作品。这模糊的光芒是一种内核，它藏在作品的深层，没有这个核，一部小说就立不起来，里层就会空，这个核是小说作者非常可贵的追求与发现。
陈：我是在事情过了十多年之后才开始动笔写这个小说。我不是简单地复述这个故事，而是试图用复调的多重结构形式，以象征、暗示、荒诞等现代主义的手法，重建一个多维度的梦幻，让一段历史的记忆通过小说所打通的时光通道逼真地重现出来。”
江：你执着于小说创作，长、中、短篇多方出击，各有收获。短篇《夜巡》也值得一说，一个短篇居然放置了20年才见天日，又遇洪治纲慧眼识珠，并获得首届中国咖啡馆短篇小说奖，也算文坛佳话了。短篇《夜巡》是一篇耐人寻味的作品，在那个荒谬的年代，法律被遮蔽了，法制为特权所取代，通过夜闯民宅强行搜寻的的独特情节，反映了文革年代发生的蹊跷的人和事。
陈：说起这个短篇真还有点曲折，《夜巡》是我出国之前写的一个短篇，那段时间业余写作，常常熬夜，我自比为陕北高原种庄稼的老农，付出极大辛苦，收获却寥寥无几。那时发表的作品有点像挂在窑洞外墙上的老玉米，难成大气候。《夜巡》当时被退稿多次，最后压在箱底，二十年后才发表出来。你写出了好作品，总会有人发现、叫好，好作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洪治纲看了我的短篇《夜巡》写了评论。人民文学发表后，上海文学又发了，2008年获首届中国咖啡馆短篇小说奖。
江：这几年，你的小说获得广泛好评，五年中出了四部长篇，这些作品中，你认为最有价值、自己最喜欢的小说是哪一部？
陈：到目前为止，我最喜欢的长篇是《布偶》，它是我最好、最有价值的一部小说，王安忆、李敬泽、麦家等名家都作了推荐。
江：我认真阅读了《布偶》，我觉得这部小说调动了你青年时代生活的记忆，同时融入了你移居海外十多年的感受，可以说是你准备了大半生人生阅历的集大成之作。记得米兰·昆德拉谈到移民作家的艺术时曾说过：生命中数量相等的一大段时光对青年时代与对成年时代所具有的成分是不同的，如果说，成人时代对于生活以及对于创造都是最丰富的话，那么，潜意识、记忆力、语言等一切创造的基础则在很早就形成了。这部长篇的题材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你就写过一个短篇，为什么二十年后，又把它扩充为长篇呢？是年轻时的哪些人和事你忘不了？还是在你漂泊海外十多年以后对那段经历有了新的感悟与理解，请你谈谈这部长篇的写作？
陈：可以这样说，小说中有自己年轻时最早的记忆。我把自己这么多年的生命经验与想法都放进了《布偶》这部小说，到目前为止，还就是《布偶》一部。它对自己写作的意义，并不是简单的短篇改长篇。我写了这么多年，也许都是为写这部小说做准备。当初写它时，还是当兵刚回来，只是站在华侨群体的外面打量他们。事隔二十年，在外漂泊二十年，再看这个题材，感觉不一样了。纺织厂的年轻人莫丘与柯依丽，在短篇中只写他们是纯粹的爱慕，长篇中让他们一开始就发生了关系。莫丘后来被打成强奸犯，发配到遥远的青海服刑。一个人因为这样的事被判强奸罪，现在看来不可思议。我当时在一家单位的保卫科工作，生活中确曾经历过这样的事情，那时还由我经办，现在想起来就内心不舒服。“在那个年代，这就是件大事……”我把它写进小说，并安排小说中的女孩带着身孕去远方探望。柯依丽是我理想化的中心人物。
江：柯依丽最终没有见到莫丘，他们最后也没有见面。
陈：我无法想象，在小说中两个人见面，会是怎样的场景。小说不应该硬写，应该像卡尔维诺所说，在关键时刻轻逸地跳开。所以让这次见面成为一次误会，最终由于女孩死去，他们的结尾是悲剧性的。这部小说写作时间约有一年，小说中的结构、人物好像得到天助，写作过程中遇到困难，有时写不下去。2010年夏，我们一家到古巴的哈瓦那海边去旅游，吃饭时看旅游手册得知有一款很大的墓地，我们去参观，看到一个大理石雕，一个女子把孩子抱在怀里。她来自一个故事：1900年生孩子时死了，安葬后一年移葬时，发现那位母亲还把孩子抱在怀中，人们很感动，把她称为孕妇保护神，于是立下那块石雕以作纪念，后来许多女人前去朝拜。《布偶》的结尾搁浅后写不下去，看罢这座石雕的故事后豁然开朗，受到这个故事的启发，小说的结尾写的很顺畅，而原来设计的结尾平平，一直不满意。有时候我想，如果你用心做个事，神也会助你。
江：这几年你的作品如同井喷而出，人们以为你是出国后才开始创作的，一匹黑马冲出来了，须不知你在出国前就已经开始创作，并发表了不少作品，说说你出国前的经历吧。
陈：我是浙江温州人，年轻时在一家小纺织厂干活，76年底到部队当兵，在部队打篮球，退伍后分配到温州长途汽车运输公司工作，因为喜欢打篮球，曾参加温州市篮球队打球。我从小喜好文学。别人看小说看故事，我看了很感动，我的起步与普通文学青年差不多。我在这个单位呆了十几年，当过团委书记、党委书记。我的第一篇作品发表在浙江的《江南》杂志，记得是1986年，那年我27岁，那个中篇名为《菲亚特》，菲亚特是意大利的小型轿车名，是一种早期的私家车，当时是改革开放初期，温州开放早，开这种车、用这种车，当时对老百姓造成很大的冲击，因为那个时候的老百姓对私家车很陌生、很恐惧。这篇小说1986年发表在《江南》杂志，那年我27岁，在浙江省有点名气。1994年，我开始了第一次远行，到阿尔巴尼亚。当时，我想出去走走，我老婆有个亲戚在阿尔巴尼亚做药材生意，我也想去试试，改变人生，有这个机会，也是下海吧。在欧洲拼打五年，白手起家，当时是背水一战，几乎停笔了，没有写作。《被绑架者说》写的就是那一段生活。1999年，我去加拿大。记得我一家三口到加拿大后，没有一个熟人，完全是陌生的国度，这又是一番新的苦战。我继续做贸易，在多伦多有点中文环境，又感受到中文气息，又重新开始写作，而在欧洲感受不到，没有写作欲望。《被绑架者说》发表后，反响不俗，影响蛮好。这部作品受关注，因为它不是写一个故事，它让读者知道了我，也重新激发起我写作的信心。以后的写作很顺利，此后我发表了《布偶》等有十多个中短篇。
江：你称自己是一个高级的文学爱好者，是伪装成商人的作家。请你谈谈你是如何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是怎样起步写小说的呢？
陈：我当过书记、经理。但是我知道，我骨子里是个书生。我是从热爱文学起步的。小时候，阅读是我最大的娱乐，前苏联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巴尔扎克、俄国的托尔斯泰、果戈理、屠格涅夫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是在文革前及文革中读的，印象很深。从部队转业回来，我读了许多西方现代派作家的作品，如福克纳、海明威，马尔克斯等人小说。如《美国短篇小说选》中的小说我读的很认真，索尔·贝娄、辛格的小说我都很喜欢。辛格的《市场街的斯宾诺莎》、索尔·贝娄的《寻找格林先生》给我印象很深，贝娄的这篇小说里没有什么情节，找格林也没有找到，但是小说里面藏有深层的东西，而不是停留在表面。有象征、隐喻在里面。最近我重读纳博科夫的作品，看得眼花缭乱，这老头子很了不起。他的长篇都不很长。西方的经典作家的作品，我反复读，如伍尔芙、卡夫卡等人的小说。
江：在当今资讯、网络发达的今天、年轻人或与读书渐行渐远，或读书赶时髦，追时尚，作为一个作家，请你以自己的切身经验、体会与文学青年、当代大学生谈谈读书的重要性，应当如何读书？
陈：对一个作家来说，阅读很重要，经典要认真读，反复读，要读原著。读书要讲究方法、方式。读书并非越多越好，读书要有选择。记得福克纳说过，写完《喧嚣与骚动》后，再也不看书了，留下的任务是消化、咀嚼，反刍。这句话让我震惊。这样说不是不读书，而是要选择，读得精。我读书有兴趣，就找来看，一本书有那么一两点值得看，就好。我到河南，看甲骨文很好奇，每天都看一看。
现在有的作者，没有做好写小说的准备，有的只是在讲故事。看了杂志上的几篇作品就写小说，而没有深厚的文学积累，读书少，尤其是没有读经典，那是难以成功的。读书学艺学歪了也不好。
江：你的奇特经历也是大家感兴趣的，现在学界对移民文学有所谓“离散”、“飞散”、“流散”写作等提法，而对作家而言，就是漂泊、移居，远行，请你就移民作家离开本土，远行海外与创作的关系谈谈自己的体会与感受。
陈：有作家做过研究，许多作家都有远行的经历，如纳博科夫、库切、贡布罗维奇等。远行对作家是有好处的，出国以后，回头看，有距离感，以前看不明白的，现在容易看明白。人的经历很重要。我现在的写作状态得益于我这些年远离故土栖身异乡。远行漫游对于一个文人是件非常重要必要的事，古代的文人墨客无一不是流落天涯的。古人云：读万卷书，还要走万里路，真乃千古名言。更重要的自然是人的感受、人的感悟，还有把它转化为语言文字的能力。最主要的当然还是勤奋、执着。天才就是执着，做其他事，我没有耐心，会烦，但写作我不会烦，一星期写不出字我也不会烦，写作是要有耐心的。
江：你现在已经把贸易生意停下了，完全投身于写作，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呢？
陈：在加拿大我一边做贸易，一边写作，今年（2011年）我的贸易生意完全停下了，我自由了，让自己生活的更有意义，更有价值了。我觉得我现在能够写，把自己的经历，自己所要表现的东西写出来，说实话比做生意有价值一些。不缺钱，就可以做想做的事情。自己虽然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经商，但并不感觉自己是位好商人，我依然是读书人，或者说是伪装成商人的作家。创作需要安静的环境和平和的心态，现在一听到顾客按门铃我就感觉很烦。我不是数钱就快乐的人，早晚要回归写作。在家里面，有一种很安静的感觉，每天在家里面慢慢写。又没有别人给你压力，不是想跟人家比什么东西，反而自己的心态会比较安静。如果真要把写作这件事做好，我想把它当成专业工作。早年前未出国前就是利用业余时间写作，经常熬夜苦不堪言，虽然付出极大辛苦，可收获甚微。
江：你对小说创作的追求是什么？你如何理解小说写作？
陈：一本好书放在桌子上，它会跳起来。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第一要让人看下去，产生阅读快感，文学有娱乐的功能，要让人读起来舒服，享受。但文学不能仅仅满足于讲故事，它的背后要有更深层次的东西，有某种哲学的思考，要赋予故事以哲学底蕴。我不喜欢赶时髦，一阵子出了什么样的作品，大家都赶潮流，趋之若鹜。写作品一定要有新意，要有哲学的思想，我对自己有要求，要对得住自己，不能损坏名声，对读者要尊敬。写个好的作品不容易，前些时，构思一个中篇，两个多月写不出来，后来写成一个短篇。《沙捞越战事》里面有好多的象征，它写了种族的冲突，文化的冲突，而且最重要的表现了人类的一种勇气，有一些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在里面，表现人面临一种选择时候的一种困惑，他只能去承担这种责任，去表现一个人最根本的内心思想。
江：你心中有什么目标吗？
陈：我也没什么特别的目标想成为什么，说实话写作是为自己写作，为自己的内心写作。
江：有人认为，你的小说追求大气，有大家手笔，你认为是这样吗？
陈：写小说，要有对小说的虔诚之心、敬畏之心。
江：说说你是新作品。
陈：我的一部新作又与马来亚丛林发生关系，这是一部非虚构小说，名为《米罗山营地》，写在马来西亚中部的高山，马来西亚共产党游击队与英国人联手建立的一个基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事迹。这里面同样有国民党特工，有马来亚共产党游击队，还有英国军队。最重要还有一条线，就是马来亚医生卡迪卡素，她在怡保这个地方给马共游击队员治病，被敌人抓去受尽折磨，后来死在英国，临死前写了一部书叫《NO DARM OF MERCY》(绝不怜悯)。这个卡迪卡素很了不起，她的身上充满人道主义精神与勇气，可惜中国人一点儿不知道她。写《米罗山营地》，中英文资料堆了一米多高。
江：你并非科班出身，也没有海外留学背景，却写出了很有影响的作品，而且可以阅读英文原著，的确令人钦佩，你的英语是在学校学的吗？
陈：有人曾问我毕业于哪所大学，我说：毕业于早稻田大学，他们很惊讶：说那是日本著名的高等学府呀。其实我在开玩笑，意思是自己上的是田野学校，并没有上过正规的大学。我的英语是到欧洲后自学的，我自学了新概念英语，经过四年的英语学习，我除了在生活中应用自如以外，还可以读英文书籍。
江：你对海外华文文学有何看法？有人说：新移民文学的辉煌、热闹总是在第一代，第二代很难有继承，人们担心，新移民文学怎么发展呢？
陈：这个不用担心，不断有新的移民到海外，只要有新的移民。就会有移民文学存在。海外文学目前面临两个问题，一个就是需要读者，海外华文文学在海外没有那么多读者。二就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文化市场非常的大，海外作家应该有一个信心，可以进入国内的市场，比如严歌苓就做得很好，她的作品受到国内观众喜爱，并在国内已经具备相当的名气。要解决以上两个问题，首先是作家要有与国内作家一比高低的信息，海外华文文学不是业余的，也是有体验的专业创作。此外作者本身专业功底也很重要。对我自己而言，在国外有利于写作，能远离各种喧嚣，只按自己的冲动来写，感觉真好！
江：谈谈你的写作计划？
陈：我青年时代在温州一个汽车公司工作，我了解到很多那个公司里档案方面的事情，如生活在上个世纪50年代、60年在、70年代那些年代的一些人，那个单位里面非常复杂，很多人的命运与事情我都藏在心里面，这些早期的记忆与你做社会调查不一样，记忆随时会复活、浮现，我可能会去写这个东西，现在还没有开始，有可能。
江：这次厦门相遇也是一种缘分，感谢你接受我的采访。
陈：谢谢江老师。
——江少川
《红杉林》，2011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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