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禁书
星期四 一月 23, 2014 7:32 pm
德国素有“读书的国度”之称，但在前东德的几十年间，读书却成了禁区。对当局来说，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有另外的意味，那就是：知识就是危险。为了防范这种颠覆性资源，当局主要是堵住三个渠道：海关、图书馆和书展。八十年代，东德也有了萨米亚特读物，但与波兰、捷克和匈牙利相比，数量仍少得多。这是因为东德社会不是以作家为文化中心，异议文化主要表现在参与西方流行媒体的文化反抗，如乐队、导演和媒体人，而不是文学家。
海关拥有许多权限，可以随意检查和没收书籍，并将没收的书送到专门机构。如果是邮寄书籍被没收，一般都不通知收书人。根据1961年的规定，“内容违反和平保护法和民主德国宪法第六章，或者观点违背社会主义道德的文献”属于禁书，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固定的统一标准，全凭上面的指示和海关人员的判断，比如海关人员就曾认为《米老鼠》画册是危险品。十九世纪德国探险小说家卡尔·麦在东德拥有无数粉丝，但也遭到查禁，因为小说主人公生活在没有当权者的环境，行为过于自由。
在所有大图书馆，都设有一个“特殊科研文献部”，将禁书存放在内，不能外借。自1946年至1989年间，德意志国家图书馆收藏的此类书就达一万册。这些书包括色情作品、纳粹书刊和反社会主义的书刊，对此规定了严格的使用权限，借阅者必须出示用作学术研究的单位证明，在特定的阅览室阅读，并且禁止互相交换。图书入馆时都须经过筛选，由专门的审查委员会负责，其成员都是熟悉意识形态教条，具有阶级觉悟而不是知识水平。
但如果有人宣称存在审查制度，就会获罪入狱，因为按照官方的说法，东德没有审查制度，那是资本主义的文化政策。禁书单上往往都是世界文化名人，包括库斯勒、奥威尔、索尔仁尼琴、卡夫卡、乔伊斯、萨特、加缪、海因里希·伯尔、君特·格拉斯、雷马克、普鲁斯特、尼采、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哈贝马斯、阿多诺等，此外还有东德政论家巴赫罗、哈费曼、歌词作者比尔曼、女作家沃尔夫，他们都是因触犯当局遭禁的。由于中苏交恶，西方一本研究中国人民公社的书也遭封存。
最危险的书自然是奥威尔的《1984》。五十年代初，这部小说就在东德学术圈和大学生中流传。一位大学生谈恋爱受到干涉，双方被迫分手，小说中温斯顿和裘利亚的爱情悲剧使他联想到自己的遭遇，从此喜爱上此书。后来他因传播《1984》而被逮捕，被处三年监禁。审讯时检察官大声呵斥他，那口气就像是奥悖良在吼：“我们要把你榨空，然后灌注我们的思想。”三年监禁的确将他改造成了另一个人，他开始遵循奥威尔的劝告：“随波逐流是我的口号，这是保持不受伤害的唯一途径。”从此他过着百依百顺的生活，失去了任何反抗的欲望。
每年春季的莱比锡书展会也是书迷最喜欢去的地方，来自西德出版社的展台前形成人流，看书的人占满了走廊，许多人从早上到下午，站着从头到尾读完一本书。还有人结成小组，轮流着抄写书籍。一位工人作家整天在展台前转悠，抄写抒情诗集，就这样熟悉了乔伊斯、庞德，金斯堡、曼德尔施塔姆等人的作品。由于人潮如涌，书展的监控是最难的，安全人员根本无法分清各个展台前的读者。
渐渐地，读书变成了偷书，常有人将书夹带回去。出版社不得不让人群分批进入小展厅，安全人员更是不知疲倦地巡视，但却无济于事，一些展台工作人员甚至帮着读者行窃，他们接到出版社指示，要求对偷书行为视而不见。有的展台在第一天就丢了四分之三的书，监控人员报告说：“很难说丢的这些书是被展台工作人员赠送出去了，还是故意视而不见任由读者偷走了。”偷书者有工人、家庭妇女、中小学生，甚至有高校教师、医生和工程师，出版社如果将丢失的书记录下来，就是一份最畅销书单。
禁书的目的是控制思想流通，让人们失去对事物的判断力。但是，人的求知欲望总是挡不住的，即使会冒住牢的风险。有位教授年轻时曾当过图书馆员，借着工作机会，读了大量禁书。他甚至写信给西德出版社，想联系出版东德的诗歌，结果遭到审查。当时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形，人们将禁书的封面撕掉，换上另外的书皮。如果获得一本禁书，总会借给朋友轮流传阅。一对夫妇回忆，曾借到一本禁书，限期只有几天，只好俩人在夜里换着读。
任何时代都有秘密读者，这是永远的审查官与秘密读者之间的战争。但在前东德，秘密读者的存在却有更深的含义，他们争取的是读书的自由与权利，在一个没有公共社会的时代，秘密读者形成了波兰学者库隆所说的“平行公众”。
来源：《财经》杂志
Author: 景凯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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