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莫言这个“结构”主义者 - 关于《生死疲劳》致友人书
星期三 六月 12, 2013 7:04 am
L兄、小Y好！
网刊《读药》的编辑约我写一个《生死疲劳》的书评，我答应试试，但答应之后却一时不知从何处说起。前面的邮件里L兄说，“我这两天断断续续翻看莫言的作品，觉得他经不起重读和细读”，不知你的翻看是否包括《生死疲劳》。小Y回应说：“莫言的作品最大的缺点是故事的随意性，好的时候是汪洋恣肆，坏的时候是过于做作和虚假，这是因为他的故事经常没有落地，悬置在空中。故事常常在有些过度的心理和快进的动作中被轻松和简单地裹挟走了，这在不太好的作品中更突出。……《生死疲劳》因为没有过于用力，所以部分地减轻了这部分的毛病，但也稍稍少了密度。”你们都是作家，所看出的问题应该说更加内行。不过我也想说说我对《生死疲劳》的看法。
实际上，《生死疲劳》对于我来说一定程度上也是重读。以前的邮件里说过，莫言的小说我基本上是跟着读过来的，但不知何故，《生死疲劳》2006年买回来后我却只是读到了“猪撒欢”。莫言获奖后，有报道说《生死疲劳》去年刚好翻译成了瑞典文，而评委写出那两句话很可能就是从《生死疲劳》中概括出来的。又看到莫言在接受《新民周刊》的记者采访时说，一个读者若想了解他，可先去读《生死疲劳》，然后再读其他作品，因为“《生死疲劳》比较全面地代表了我写作的风格，以及我在小说艺术上所做的探索”。他还说以前写过好多小说时都不太自信，但“到了写《生死疲劳》的时候，就比较自信了”（参见《莫言回应获诺奖质疑：我的小说是大于政治的》）。这些信息让我好奇心大增。但与此同时，我又看到了一些人对《生死疲劳》并不买账的评论，比如诗人沈浩波在10月15日曾发出如下微博：“周末在家，读了莫言的《生死疲劳》。这部小说正好与我一直在推荐的那本《玫瑰坝》写的是同一历史时期。一个写山东高密乡，一个写四川玫瑰坝。读完后，我还是那个观点，谢宝瑜的《玫瑰坝》好得多。”这种读者与作者很不一致的判断，又让我觉得耐人寻味。于是我决定把这部久违的作品拿起，既是重读或新读，也想检讨一下自己：为什么诺贝尔文学奖评委评价甚高的作品我却没能读完？我半途而废的真正原因是什么？是出现了马悦然所说的那种“疲劳”（他说：“他的《生死疲劳》写得太长了，读到后面读者可能也有些疲劳……”），还是因为别的原因？
这次没有半途而废。我大概是10月16日前后从头读起，然后在22日返京的一列火车上把它读完的。读完之后，我的基本判断是：在莫言的整个创作中，这部长篇写得还算不错。但遗憾的是，它并没有给我带来多少震动和冲击。莫言有一篇文章不知你们是否关注过，此文大概是在他写完《生死疲劳》之后写出的，李敬泽甚至把它当作了《生死疲劳》的“后记”（参见《莫言对话新录》，第310页）。但实际上，我手头的这部《生死疲劳》（作家出版社2006年版）并无“后记”，相反，它倒是在新近再版的《酒国》中作为“代序言”出现了。此文就是《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首发于《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在这篇文章中，莫言要论证的是长篇小说的“长度、密度和难度”。而在谈论到“难度”时，我特别注意莫言罗列到了“结构上的难，语言上的难，思想上的难”，但具体谈论这几方面时，却把“思想上的难”省略了。在这一层面，他并没有像前两个层面那样展开论述。而在谈到结构时莫言说：“结构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形式，它有时候就是内容。长篇小说的结构是长篇小说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作家丰沛想象力的表现。好的结构，能够凸现故事的意义，也能够改变故事的单一意义。好的结构，可以超越故事，也可以解构故事。前几年我还说过，‘结构就是政治’。如果要理解‘结构就是政治’，请看我的《酒国》和《天堂蒜薹之歌》。我们之所以在那些长篇经典作家之后，还可以写作长篇，从某种意义上说，就在于我们还可以在长篇的结构方面展示才华。”
我之所以对莫言的这个论述感兴趣，是因为近些时候在与朋友聊天时，有朋友认为莫言的长篇小说结构不行，而他的中短篇小说更加迷人。就我阅读莫言长篇的感受来看，我不太能够同意这种看法。莫言大概从80年代后期正式开始了长篇小说的写作之后，结构和语言估计是他用力最多的地方。《酒国》我以前没读过，最近正在补课，那里面确实存在着一个精致的结构，而莫言似乎也确实在实践着“结构就是政治”的勃勃雄心。
《生死疲劳》显然也延续了作者那种根深蒂固的结构情结。但这部小说的结构就是它所标榜（如此书封底文字所言）或被一些评论家盛赞的“章回体”吗？我觉得不是（作者也曾坦言，此小说写到一半时为了解决章节之间界限模糊的问题，才想到了章回体。可见章回体并非作者最初的结构意图。参见《莫言对话新录》，第306页），而是作者借用佛家的“六道轮回”所展开的西门闹变驴、变牛、变猪、变狗等等的叙述。因为写到了这些动物，就有了对动物飞扬跋扈的描写，也有了动物的叙述视角。小说中既使用了大头儿的叙述视角，又不时切换到驴或猪的视角，同时还穿插着“莫言那小子”的叙述，让整个小说具有了多音齐鸣的叙事效果，甚至有了巴赫金所谓的“对话”和“狂欢”效果。而这种叙述也构成了这部小说的特殊结构，似乎可以说，这种叙述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再现50年历史那种滞重的线性时间结构，而是通过每一道轮回，把时间切换成了几个重要的空间场景，这样就给那些动物们提供了展示自己、表演自己的场所和舞台。这种结构形式甚至让我想到了一种后现代主义式的“时空压缩”，它所形成的叙事策略应该是以轻写重。
所以，如果说这部小说有什么特色的话，我依然觉得是好在语言（这已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了，兹不赘述），强在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甚至可以把莫言戏谑为一个“结构”主义者。
但问题是，一部长篇小说光有结构上语言上的难度行不行？或者说，一部长篇小说用结构上的难度消解了思想上的难度或深度，甚至把思想挤压到一个贫乏的位置，它是不是会因此显得残缺不全？如此一来，它还能拥有长篇小说应有的尊严吗？之所以提出如上问题，是因为两次阅读《生死疲劳》，它都没有给我带来特别的震动。按理说，像我这种出生于北方农村同时也对农村充满了童年记忆、少年记忆的读者来说，我更应该产生深刻的共鸣才对，但实际情况是，这种共鸣并没有发生。我只是觉得莫言写到“动物凶猛”时，他那支出神入化的笔功夫不减当年，但人物呢？主题呢？由此而生发出来的思想呢？一旦落实到这些层面，我就觉得茫然。为了把我这种茫然不知所措的困惑弄清楚，我试图琢磨一下这部长篇小说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生死疲劳》问世后，我注意到作者在多次访谈中谈到这部小说写的是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他说：“一旦逃离土地，农民没有了根本，蓝解放以进城当官的方式离开了土地，西门金龙以开发旅游的方式毁掉了土地，只有蓝脸，他坚守了土地，他是古典农民的活化石。”（《莫言对话新录》，第305页）但他同时又说：“我在创作之前所确定的主题（指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在小说中变成了副题。其实，这也就够了，重大问题点到为止，让它成为一个若有若无的背景音乐就行。如果它轰然而起，那反而没有力量。许多批评家其实并不明白政治和小说的关系，他们大概更希望看到那种‘问题’小说。”（《莫言对话新录》，第186页）原来确定的主题变成了写出来之后的“背景音乐”，我觉得莫言的这个判断还是非常准确的，因为作为读者，我也没有读出多少农民与土地关系方面的东西。但实际情况或许并不像莫言说得那么轻巧。在我看来，估计莫言并不是不想让这个主题成为作品的主旋律，而是他的那种结构方式和叙述方式无法给这个主题以足够的呈现空间。
这就不得不说到《生死疲劳》的题材选择。莫言有一种“重建宏大叙事”的雄心，所以他选择了农村50年（1950－2000）的演变历史。然而，它采用的并非“正面强攻”，而是“侧面佯攻”。因为他觉得在经典的现实主义作家面前，后来者无论怎么折腾都写不过托尔斯泰、巴尔扎克，“即使天才的现实主义作家也只能写出一部跟《静静的顿河》类似的作品。在这样的境遇下，逼得现代作家在小说叙事上不得不另辟蹊径”（《莫言对话新录》，第186页）。有了这种“影响的焦虑”，莫言便告别了那种“笨重”的同时也是踏踏实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选择了所谓的魔幻现实主义。但如此一来，在现实或现实主义的维度上，《生死疲劳》为我们呈现的东西也就变得乏善可陈了。因为它没有“正面强攻”，它对土地革命、农业合作化、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等等方面描述就不可能是《古船》、《白鹿原》、《兄弟》等等的对手，甚至不可能是问题小说《三里湾》的对手。而对于每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以及这种事件给农村带来的巨大灾难和心灵伤痛，它也只能是浮光掠影地一带而过，甚至只能做漫画式的描摹。弱化了现实主义的维度后它大概就只剩下魔幻了。所以我的感觉是，这部作品的强项在于魔幻，然而成也魔幻，败也魔幻。
在魔幻的笼罩下，人物与动物的主次关系也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人说这部小说写出了几个人物的命运，写出了人性，我的看法正好相反。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谁呢？是蓝脸吗？是蓝解放、西门金龙吗？我觉得好像不是。蓝脸是一个“扁平人物”，他的那种坚守决定了他一出场时人物性格已经基本固定，后面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的空间了。而蓝解放等人作者似乎把他们当成了主要人物，但却没有产生应有的效果。其余像西门金龙、西门宝凤、黄互助、黄合作、庞抗美、蓝开放、庞凤凰等等，我甚至觉得他们是串场人物、符号化的人物、标签式的人物。他们在作品中来来往往，你方唱罢我登场，但读完这部作品，恐怕读者能记住的人物没几个（坦率地说，读到后面，我就经常把一些人物弄混。为了保证阅读时不张冠李戴，我只好再去翻一翻前面的“人物表”。一部小说出现了这种阅读状况，显然不能算是一种好现象），真正能记住的就是那些驴、牛、猪、狗、猴了。而这些动物又是西门闹的化身，所以这部小说的真正主人公应该是一开篇就被枪毙的西门闹。而从实际情况看，也确实是西门闹的幽灵在小说中五里一徘徊，十年一转世。但问题是，既然西门闹已经变成了驴牛猪狗，作者就没办法触及他的人性，只能在他转世后的动物性（前两转还有残存的人性）上大做文章。而从“猪撒欢”开始，动物性则完全占了上峰。由于对动物的出色描绘，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动物面前，全部人物都成了它们的“背景音乐”。
如此看来，这部小说既不是主要写农民与土地的关系，也不是主要写人物的命运，而是主要在写那些动物。又由于那些动物关联着小说的形式，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在写魔幻，写结构。而如此写作形成的结果是形式与内容的不大对称（在这里，我觉得轻易用那种“形式即内容”的老生常谈来渺视内容，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我记得童庆炳老师曾经论述过“形式与内容相互征服”的文学理论命题，但是在《生死疲劳》中，这种相互征服的机制似乎没有充分启动。而没有启动的原因很可能是那种过于丰盈的形式压倒了内容，过于密集的动物描写淹没了人物，过于讲究的技巧逼退了思想。在西方那些真正的结构主义大师眼里，结构就是一切，人的所作所为都是结构的产物。而在《生死疲劳》中，我似乎也看到了被“结构”主义全副武装起来之后的文学图景，莫非莫言真的参透了结构主义的高级机密？
我之所以指出《生死疲劳》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可能跟我对莫言创作的一个整体判断也有关系。我觉得自《丰乳肥臀》之后，莫言长篇小说的思想性与批判性开始减弱，而实验性、技术性则开始加强。如果我的判断大体成立，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也与他所奉行的“结构”主义有关？因为在我看来，《丰乳肥臀》之所以写得好，原因自然多多，但那部小说没有刻意讲究结构或许也是原因之一。但这个问题我还没想好，就留待以后讨论吧。
其实，我还想结合《生死疲劳》，与你们讨论莫言所谓的长篇小说的“长度”问题。这个问题也留待以后吧。这里我想给你们提供的一个信息是，我最近读到了王彬彬的《“我不知道长篇小说为何物”》（《文艺争鸣》2012年第10期），觉得很有意思，你们可找来读读。
祝：好！
赵勇
2012年11月4日
附：小Y、 L兄当天对我这个邮件的快速回应：
老师们好！我又看了一遍，说几句关于结构方面的问题。
赵老师说莫言的结构是其优点，我突然想到，莫言的优点是大结构，而不是小结构，他的大结构，也就是他的大构架很好，但他细部的结构就欠佳。《生死疲劳》在这方面表现明显。如果跟他的早期作品《红高粱》比，在细部的小结构上，都不如这个《红高粱》精巧细腻。而小结构的精致既会避免情节粗糙，也会增强小说的密度。在他的中短篇中，他必须在小结构上着力，可能给人的感觉是他短的作品结构好。不过，大小结构有时也互相影响，有时正是因为大结构的问题，才使得小结构无法精巧。赵老师认为《丰乳肥臀》不错，是因为它在结构上也有一种直觉的成分，而《生死疲劳》有些过于人为和僵直。
《生死疲劳》的开头，也就是驴的前半部分，因为驴还有人世的情感和意图，这样就造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情感空间，西门驴与蓝脸的复杂感情，也形成了一定的艺术效果，但很快，动物的人性纠葛变得单薄，人物和动物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后面就有些空和瘪。还有我说过的动作快的缺点，比如许多人物的转变都过于简单，西门金龙和蓝解放之间的矛盾和态度转变，就过于想当然。这也影响了故事的力度。我想，赵老师所说的符号化人物可能源出于此。
还有狂欢的问题。我觉得狂欢有个阀门，必须越过这个阀门，才能有一种狂欢感，在西门闹作为驴跟儿子蓝脸以及其他人发生纠葛时，似乎有这种感觉。但动物的人性稍减，或者这个人性没有了来自西门闹前世的企图，就变成了孤零零的象征物或者另一个人物。
还有正面叙述的问题，我觉得他也在正面叙述，只是他没有正面面对主人公的转变过程，这个过程被他轻率地简化了。
魔幻现实小说需不需要正面叙述，或者需不需要传统意义上的人性的深度，以及习惯上的思想的深度，这也是一个问题，我觉得也可以商榷。我觉得如果文本提供了另一种深度，另一种诗性，并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是人性的衍生物，这样的话不一定需要过于苛求。南美魔幻现实主义里不乏这样的例子，比如《人间王国》等。《生死疲劳》有一定效果，但不充分，不饱满。
这是我的粗浅的看法，以后也可以深入探讨。
赵勇兄：我读莫言的作品也是只读到《丰乳肥臀》，“丰”之前的作品读过一些中短篇，之后的那些长篇基本都是翻一下开头，没有读进去过。所以，我对他的长篇小说的结构问题没有资格发表意见。《檀香刑》和《蛙》是读了个开头，《生死疲劳》和《酒国》是在关于他可能获奖的消息炒作起来之后，试图读一下，结果还是只读了个开头。我记得《檀香刑》引起过我极度失望的感觉。他获奖后我读了他的一个短篇《枯河》，觉得还是八十年代的莫言更能激起我的感觉。
《丰乳肥臀》我大概是在1996年读的单行本，记得当时读得很激动，立刻推荐给朋友们读。但现在重新打开这本书，当年的感觉完全消失不见了，满眼看见的只是那些粗糙和玩闹一般的句子。我觉得小Y说的有道理，莫言后来只存在于一个粗大的结构里，几乎失去了对于语言细部的那种奇妙的感觉。他的“份量”可能在于你所说他的重构宏大叙事的努力。
我前一段才读到你说的他那篇谈长篇创作的文章，我认为他的许多长篇恰恰缺乏他所说的长篇小说应有的“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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