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蒋公的面子》，我们历史上见
星期一 五月 27, 2013 5:22 pm
《蒋公的面子》，我们历史上见
水 晶
1、
谈戏之前，照例先聊点题外话。
吕效平老师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大呼小叫的告诉世人：这部校园小戏在报名参加2012年中国剧协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校园戏剧节”时，落选了。然后他们才一直咬牙努力，把戏拉扯到现在。这话在北京的首场演出结束后，他老人家站在台上又说了一遍。结果，散场后立刻就被有关方面人士“提醒”了。
事后关于这件事的讨论颇多，有说官方是笨蛋的，有说此事已过不必再提的，有说吕老师根本就是借机炒作的。对这件事，我的建议是：其实吕老师应该在各种公开场合大声鸣谢中国剧协，若没有当初的落选，可能他们还不会这么“赌气”地努力，这部校园戏剧也许真的就在校园里演个几场就结束了。老天爷据说就是这样，喜欢“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
但这事放在吕老师身上，我又有点佩服他。因为这年头敢这样公开叫板的人，已经少而愈少，中国人“中庸+鸡贼”的经典成功学，学还来不及，怎么敢冒这样的风险公开向上层喊话，更何况现在已经得了便宜，还不赶紧卖乖……而且他不光这件事情叫，他另一个学生的作品《我是月亮》在北京被禁、在上海被停演的事，他也叫，大呼小叫个没完。只可惜那个戏现在的影响力不如《蒋》，所以知道的人要少得多。
这便是吕老师，若没有他这种风骨，怕也没有《蒋公的面子》这部戏，更没有他带的这群创作力旺盛的学生——本科学年作业，都出了本剧本集《青春戏剧档案》，现在估计卖疯了。你想想，这些年，中戏、上戏，给自己的学生们出过剧本集吗？光这份待遇，南大的孩子们就令人艳羡。
1967年，中国知识分子们的精神鸡鸡早已被集体阉割了一次，侥幸躲过的臭老九们大概也学会了自动阳萎。 象剧中三位教授，1943年还能左一个尼采、右一个真迹地各自表达，到了牛棚里，就算革命小将们全程不在，也只能说“要文斗不要武斗”和“少数服从多数”这种体制化语言了。因此，吕老师当下对中国剧协的喊话，是独立精神和自由表达犹存的一种证明。喊的内容对不对可以商榷，但别时不时拿出一套“宽宏大量”的祖宗成功学来让人闭嘴，别忘了伏尔泰在18世纪就说过的：“我不同意你说的话，却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力。”
当然我也听说过一种病叫“斯德哥尔摩综合症”(Stockholm syndrome），百度百科上的解释是：也被称为“人质情结或人质综合症”，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可能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他人。
我不知道那些纷纷纭纭的评论声里，有没有这种症状的体制受害者，但愿没有。
我还听说过另一种现象叫“蟹桶综合症”，说如果一个桶里只有一只螃蟹，它一定会爬出来；但如果有一群螃蟹，大家张螯舞爪地互相钳制、互拉后腿、有难同享，这样就算桶子没有盖，谁也别想单独逃出去。
这个理论我略有存疑。小时候，家中大缸里的螃蟹就爬出来过，不但爬了出来，还爬到了我的床头。长大后知道了这个理论，一方面心中存疑，一方面心中又想：这只螃蟹得多勇敢、多幸运，才能从蟹缸里爬出来啊。
听说，在闽南、台湾和广东等地供奉的戏神雷海清，其额头或嘴角两侧，是雕着螃蟹图案的。
咳，扯远了。
2、
好了，说戏。
我2012年11月去南京大学看过这个戏之后，就逢人推荐，在微博上说了好几天。结果北京青年报的编辑刘春问，能不能写个评论。我还问：能写么？这个戏没在北京演啊。她说能，我就写了。这篇评论成了第一篇在媒体上公开发表的关于《蒋》剧的评论，也激起了更多朋友南下北上赴南京去看戏的好奇。每次有朋友去看戏，我心情都有点忐忑，还好他们的后续反馈都相当不错。
我记得当时看完那部戏之后，主要的感受还是惊喜，并在直觉上觉得这会是一部可能大放光彩的戏。所以我对已经准备再演几场就要收摊的吕老师说，就此停掉太可惜，应该带到北京、上海和其他城市去，让更多观众看看。当然戏还有很多地方要改，见更多观众之前，要把这个功夫做好。
我相信吕老师一直在做这件事，即使是现在已经演到60多场，据说还是一有时间就在排戏。当时在南京初看时，我觉得本子好、故事好、立意好，但表演和导演手法差强人意，尤其是文革戏部分，当时弱得厉害。所以建议他们好好加强一下文革戏的部分。
这次在北京的东宫影剧院和北大百年讲堂再看了两场，我的观点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尤其是到北大这场时，由于民国戏部分演员的状态相对放松自如，文革戏又比在东宫时已经进步的基础之上，更加细腻了些许。加上北大场的演出效果出奇的好，2100多人的剧场几乎座无虚席，观众静则默默，爆则轰然，所有需要思考之后才会笑的点，无一不亮。在已经相当熟悉剧情和大部分台词的基础之上，我还开始看到一些新的小亮点和更潜层的台词和剧情细节设计。
这一切使我开始更强烈的意识到，这部戏自身的剧本结构和形式，已经决定了它不能容许导演在形式上有过多的花样，而目前我们在观剧感受中所觉察到的一些“洞”，并不一定是编剧和导演层面的问题，而可能是在大的结构之下，表演者的血肉、张力和细腻程度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的问题。
戏，要小火慢炖，如藤慢长。 就象是一盆新种的花，根是正的，苗是好的，花匠也已经搭好了花架，但枝叶还未完全成长到花架所规划的程度，我们就会看到许多“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空间会被渐渐生长起来的绿叶红花所覆盖，整体的盆栽景观就会变得更加丰满和充实。但如果一开始就将就着演员的能力，搭个小架子，演员也就没有了成长的空间。
在此之前，我也曾经想过要建议剧组开放版权，让更多大的剧院团和名角们来演绎这部戏的想法。在北大场之后，我觉得倒是不必了。让这部戏在目前的大框架下，慢慢生长、不断打磨，自然会磨出一台奇迹。名团、名角或名导的加入，势必令得将来的演出票价迅速飙升，反而可能失去更多令普通观众入场的机会，从而再次使得这部戏重新沦落到戏剧市场对明星和大师的依赖怪圈中去。
目前我所能想到的关于戏的主要问题，一部分是集中在文革戏。
由于文革这部分戏在编剧写作时，只是当作一个过场来完成的（据说最开始还是为了学年作业的“凑字数”，哼哼），所以有点象是“说书人”的作用。但事实上戏一但在舞台上展开，在演出过程中这部分戏还是呈现了它相当的份量，并达到了一种意外的悲剧效果和时空对比。可是创作阶段的“营养不足”令得这部分戏根先天弱些，以至于对这段历史有特别深刻记忆的人，会觉得戏太过单薄，根本无法与民国戏部分相抗衡。
现在要对这部分予以加强或修改，也不是不可为之，但亦需小心处理。一方面终究文革戏在《蒋》剧的整体结构当中，“过场”的定位已是准确而无需颠覆的，修修补补可以，但大拆大建，整个戏就肯定是另一种风貌了。可能更好，也可能更坏。在演员、编剧和导演目前没有能力确保达“更好“的情况下，没有选择的选择，就是最好的选择。
另一方面，戏要留白，无需所有的话都放在面上说。事实上，文革戏部分虽短，但留下的想象空间却不少，尤其象时任道的妻子景园自杀这种情节，一语带过。但如果观众能够在扑面而来的剧情和信息中，捕捉到这个细节，包括卞从周在提到此事时脱口而出的“抱歉”，那正是1943年民国戏中，出场不多的时太太说得最多的一句台词。个中伤感，自能动容。
文革戏的修补，我个人觉得重点可以在两个方面：一是在文本层面，文革时的三位老者与民国时的三位教授，在台词上的细微差别需要更精致的修改来体现和完成。目前这三个人的语言形态，是完全相似的，即便他们在那个时代，可能已经失去了不同表达的能力，但在舞台上和戏剧文学上，编剧还是要尽最大努力去提供这样一种识别的“印记”，以供演员和观众去抓取。
第二个方面，是文革戏中三个角色在外形、气质和精神面貌上与其民国时代人物形象的合理衔接，这种衔接如果做好了，观众在观看的时候会清楚很多。虽然我在北京看的两场“文革戏”已经比在南京时进步许多，但也只是演员在表演上的进步，人物自身形象的设计定位与衔接工作，还是照旧，没有新的进展。以至于很多时候我只能根据台词内容来判断谁是谁，虽然有老年夏小山的帕金森症导致的手抖和卞从周坐下来就敲腿等身体语言，但仅这些符号是远远不够的，而且这种判断常常在他们几个人换了下位置之后就立刻又丢失了。
文革时代的人服装和造型在真实情况下确实是非常相象和单调的，且由于精神的巨变和外在压力，人可能会变得面目全非，与往日完全不同。但无论如何，一定要相信，角色还是会有这个特定人物在当时当刻的“定格”可供想象和抓取。如何设计并完成这种“定格”，是创作者们未完成的功课，希望将来在舞台上能够看到新的惊喜。
然后就是表演上演员的不稳定，虽然他们一直在进步，但确实不稳定。以北京的两场为例，在东宫的演出，民国戏部分的演员自己事后也承认，紧张得不行，在台上路都不知道该怎么走了。这种情况或许随着演出场次的增加和大阵仗的不断经历，会慢慢好起来，演员会越来越自信和从容，抗干扰的能力也会越来越强，这种“紧张”所造成的失常，会越来越少。
但我更担心的是长时间巡演以及获得巨大声誉之后，可能给演员带来的影响。我自已亲身经历过这个历程，一部戏在草创之初，往往人心齐、泰山移，大家拧成一股绳地往前冲，这个时候，剧组里的气氛是紧张而亢奋的。等小有名气或大有名气之后，气氛就会慢慢地改变，掌声与鲜花面前，人很难不陶醉。这个时候，喝酒打牌的时间多了，台上台下磨戏的时间少了；每到一地，迎来送往的人多了，敬仰赞美的词多了，觉得自己真是个角儿的感觉也就慢慢生起了。
而且随着戏的知名度日渐上升，观众的接受度也会相对比以往更容易，会造成一种怎么演观众都觉得好的错觉。所以我说，在北京的第61场之后（甚至在北京的第59场之后），演员就有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瓶颈期和倦怠期，表演开始出现油滑、夸张、松懈等等。最初的激情已成每日常规工作，以前生怕会忘掉的台词已经变得脱口而出，根本不用过心过脑，成功来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不再那么刺激。。。
我带过一个戏，那个戏后来演了173场，红极一时。但演到70多场的时候，已经松散不堪，但每到一地，媒体还是好评如潮。那会儿好象也没有微博，想听个批评之声都不太容易，更何况少有戏演、少有腕去的二线城市。导演长期不在，最后我只能自己写了一封“观众来信”，对剧中问题和演员的表演逐个批评。在广州黄花岗剧院的化妆间里，全体演员听了这封“观众来信”，涕泪俱下。那之后戏触底反弹，那股精气神，又撑了好一阵子。
但这个方法，不是好方法。一是演员是相当脆弱的群体，有时候经不起重话，一旦失去自信，就会影响到表演；二是我不是导演，那次的作用，至多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一下大家，让被消耗的热情和专业态度重新集结一下。而戏的调整，需要一个专业的、有长期设计和调整能力的人来维护和保养，这个人可以是导演，也可以是合格的副导演，但不可能完全交给演员自身去完成，更不可能完全依赖外界众说纷纭的评论。所以如果戏要想以后走得长久，这个结构一定要有预先考虑，包括替补演员和副导演的人才储备等，都是一个想要长期演出的剧团必须面对的问题。
另外，校园戏剧多半在校园里演个几场就结束了，象《蒋公的面子》这样已经并还要经历长时间巡回的，剧组应该要有相对正规的一些纪律和要求。比如演出期间几点钟应该到剧场，如何暖身，晚上不能太迟睡，上台和不上台的都要注意控制烟酒和过于频繁的交际应酬等，尤其是在演出前，应当禁止通宵达旦的玩游戏、打牌等消耗体力和精神的娱乐活动。这些经验之谈和琐碎小事，说起来有点婆婆妈妈的多虑，但一旦真的出现，对演出的影响和损耗，那是立杆见影的。
如今《蒋公的面子》盛名之下，已多争议。若是因为自己内部的原因，而减损了演出效果和魅力，那才叫真正没面子。
3、
《蒋公的面子》自去年底后所引发的观后感、长篇评论、正的、反的，目前已堪称洋洋大观，慰为壮观，平面媒体上、网上很多，大家随手一搜，都能看到，在此不一一引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翻下。我也建议南大可以布置个课题给学生，专门将这些评论收集起来，一是供演出参考，二来也是为未来学术研究做好基础工作。
评论一多，观点自然不同，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无论你持何种观点，都肯定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自己的判断，但同时也要保有一份清醒，千万别觉得自己拥有的是标准答案，君不见我党和金三胖分别宣布拥有宇宙绝对真理之后，在网上被涮的惨样。连一党一国一政权都不便公然宣称自己拥有绝对真理（主要是宣称了也没用），那艺术观点或是戏剧评论啥的，最多也就只能是一家之言了。
在网上浏览评论，可以是万花丛中过，也可以是蜂蝶采蜜忙。于被评论的创作者而言，见到有营养的话语和观点，收录下来，回去消化吸收揣摩发酵，成为未来表演和改进的给养，是最好不过。看到那些骂骂咧咧的难听话，我主张剧组成员尤其是要上台的演员们，不要参加骂战，因为上台是修行的活儿，台底下骂动了气，台风就会不自觉地带着戾气。
但无论如何，创作者现在能够通过微博看到各种评论，尤其是评论之声，其实是好事。哪怕批评得不在点儿上，但常有如芒在背之感，会帮助大家保有清醒和警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对一切批评之声，都应心存感激。
于发表观感的闲人、专家或各界分子而言，评论以及“对评论的评论”，其实也已经构成了戏的外延部分。往往在这些辩论的过程中，可以睹见除观点之外的风度、修养、学识甚至人品。有时候，一部戏引发的“戏外戏”，比台上的戏本身还要热闹。
《蒋公的面子》在上海、北京演出之后所引发的花絮，就已经相当好看，既与剧中三位教授们的言语交锋有几分相似，又不免带出戏剧界各种层峦叠嶂的风景来。爱看戏的人，只看台上的戏，是不够的，还需注意观察这些台下的表演，不洞明今日之时事与人物，又如何能从戏中鉴往知来。有些网上的花絮，若能收集整理，择有趣者写进戏里，就更是锦上添花了。
其实，看戏和写评论，都是溺水三千取一瓢饮。而且戏是活体艺术，一场和一场的效果，可能颇有不同，所以今天饮的是这瓢，明天或许又勺了另一瓢，没法刻舟求剑。我一直仰慕戏剧史上齐如山与梅兰芳之间的故事，作为观众的齐如山在看完戏后写了3000字的信给梅先生谈观感，没想到10多天后再看这出《汾河湾》，竟然都按他信里的改了。素不相识的两人，在1912－1914年中通了近百封信，皆因齐如山每看一戏，必写一信，而且“我怎么说，他就怎么改”。但两人却并未有深交与近谈，直到后来，齐才与梅相交，并成为梅的挚友和创作班子中的重要一员。梅先生在他的《舞台生涯四十年》中多有提及这段佳话。
所以写评论的至高境界，除宣传评点抒发之外，若真能对表演者本身有建设性的贡献作用，那是至高才情方能抵达的。每个创作者大概都希望看到那些有建设性的、又能心平气和把话说明白的文章，哪哪哪儿有问题，为什么有问题，如果怎么处理可能会怎么样，最后还不忘加上一句“一家之言，仅供参考”的谦语。最怕那些情绪与观点交杂、偏见与指责齐飞的文章，即便还有些有价值的观点在其中，也被这无效的交流方式给裹成了一团乱麻，只能先丢到一边了。
《蒋》剧确实引来了诸多有价值的评论，这几天我就读到不少，谈到历史典故，谈到南京美食，谈到文人精神，愈觉民间高手如林，他们散落在不同行业，虽然对戏剧了解不多，但他们身上各自所传承的文脉与价值观，是《蒋》剧未来在表演内涵丰富过程中，最好的养分。
4、
2011年，当吕效平老师在向他的本科生布置学年作业时，把1943年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蒋介石请几位老师吃饭的“传说”，当成命题作文交给了温方伊。又在小姑娘进行了大量调查并陷入“历史的迷团”之后提点：这样一部作品，其创作不应局限于是否完全于史有据，而应该在传说的背后寻找“为何会有这传说”的当代意义。
这段时间，网上网下，我听到的最多疑问是：为什么《蒋公的面子》会一夜爆红？为什么这部剧本并非完美、表演也还有改进空间的戏，却得到了那么多主流媒体和名家种种好评和肯定？
我想，这样一个问题，答案同样在于它的“当代意义”。
环顾被称为中国文化艺术中心的北京，最近2周的热销戏剧排行榜上的，前五名中，有4部戏是“开心麻花”系列的爆笑作品，另一部，是《蒋公的面子》（具体数据及详细内容，可参看@大麦戏剧 和@北京青年周刊 的新浪微博）。这个榜单，是颇具讽刺意味的，因为北京可是一个拥有最多剧团包括中国国家话剧院、北京人艺这样的金牌剧团的城市。
我看到这则新闻时，曾开玩笑说：如果没有了“开心麻花”系列，北京的戏剧市场估计就要崩盘了。
当然，除了这个系列，也有些其他戏，是在大卖特卖的，它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有着以下一些光环：大师、明星、先锋，并且与“高票价”象联体婴儿一样并肩前行。
已经很久了，除了一些国外引进的好剧偶尔引发一下戏剧界的集体喧哗，大部分时候，这个市场都被上述两种类型的戏占据着。也有很多年轻人试图闯出另外的路来，他们中的有些已经小有名气，有些则铩羽而归。还有些则投机地做起了更轻松、更讨好、更迎合市场的作品，这些作品一茬换了一茬，一部没人看了，就接着做下一部。反正一个2000多万人口的城市，要找2000个观众，演个10场、8场，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很少有戏象《蒋公的面子》一样，能够面对这么多主流媒体的爆发式集中报道。有人说这是炒作。我想起了早年间听过的一句话，叫“你炒一个给我看看”。
它受到关注，戏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它所触动的时代神经。
《蒋公的面子》一剧事实上涉及了三个时空：一是1943年三位教授对“赴宴”的踌躇，二是1967年皆沦为牛鬼蛇神的三位老人在革命小将随时可能出现的紧张气氛中回忆，第三个时空，则存在于每场演出时台下观众的心里。小人物的性格、大时代的命运，无不与当下产生紧密交错的关联和呼应。前两重空间的缜密布局和扎实创作，使戏工整精巧、幽默动人；第三重空间一字未著，却是这部戏能量最直入人心之处。
剧中提到美国红十字会捐赠给中国的奎宁被当局私藏，宁可用来牟利也不用于救治伤兵，这很容易就令人联想到今天众人皆知的“郭美美”事件。我查了一下时间表，郭美美事件最早爆发于2011年6月21日，那个时候，《蒋公的面子》已经在5月份校内的演出中登过四次台了。这次在东宫看戏时，我才惊觉在南京初次看戏时竟然没有注意到“宪政”话题的出现，大概当时初看，信息量太大听不周全，而且那会儿这个词也没有近几个月这么火热。
《蒋》剧中既有那些一听就能让人产生联想的“腐败”、“学生游行”等等话题，也有象红十字会和宪政这样一些随时可能与当下产生联接的结点。1943，1967，2013，70年过去了，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这样的词语，远不足以形容历史的轮回甚至倒转，滚滚车轮下的几多辛酸泪。
时任道在醉后叹到： “我研究了半辈子《史记》，仍看不清今日之乱象。”今日我等，又何尝不如是呢？
所以《蒋》剧注定还会引起更多的共鸣与反响，是因为这篇作文在命题和破题时，就已承担了与时代同行的命运。在这个意义上，你们是扶笔者，被选中的那群人，历史总会借某些人与物来替它发声。有时是歌，有时是戏，有时是诗。
另一方面，《蒋》剧一路行来，又确实有着它独特的话题性，极年轻的女编剧，符合中国人心目中对于早慧才子的期待心理；校园戏剧，几乎是活力与清新的代名词；被官方拒绝，更激发了众人的好奇心；再加上一路走来的争议。而低廉的票价，又让每一个人都能轻松地亲自去剧场见证和识别一下。
所以你们现在已经在创造历史了，近10年来，近20年来，甚至更长的时间以来，中国的戏剧舞台上，还没有一部由大学在校本科生写作的、80和90后学生演员演出的、综合类大学老师导演的戏剧作品，在正常售票的情况下，走了这么多城市，演出了这么多场，并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和重视。无论是专业戏剧院校，还是综合类大学，都没有过这种成功先例。
而且，这部戏，没有明星演员，没有大师导演，整个制作费只花了5万元。
正如评论家同时也是剧作家的李静在《新京报》的评论文章【《蒋公的面子》与戏剧的“里子”】中所说的：《蒋公的面子》提醒戏剧人，到了直面灵魂、朴实做戏的时候了，那种挥霍重金、媚权媚俗的假大空该停止了。而“戏剧的里子”可以不用很多钱来缝制，创作者可以不用担心一部戏内涵太深会吓跑观众，关键要看——这部戏有没有“灵魂的里子”。
这种“成功效应”，其于戏剧市场或者说我们的文艺创作局面而言，是冲击和意义巨大的。它的示范效用在于：不必明星，不必大师，不必大制作，不必装神弄鬼，不必黄哏恶俗，一样可以收获观众与票房，一样可以名留青史。最重要的是，只要你足够好，不用你去找媒体，媒体自然会来找你。
可以想象，如果有更多的青年戏剧人在这种示范效应的激励下，重新开始真诚而自由的创作，未来我们的戏剧舞台上，该会有多少灵光乍现的佳作。如果有更多的观众在看过这样的质优价廉作品之后，他们对于戏剧消费的判断会出现什么样的转折。如果一些剧团领导，意识到为创作者提供自由的表达空间，将可能会有多大量级的剧目出现。如果……
5、
有很多个如果。
当然，也可能有些其它的如果，如果有一天，《蒋》剧被莫名地消失和禁止了；如果有一天，这个戏被请到某大会堂或是某海里去演了；如果……
南京市委宣传部将北京人艺《喜剧的忧伤》捐赠的200万元转赠给南京大学硕士剧团时，吕老师在微博上慨叹：我怎么这么好的运气呀！
我跟他说：宠辱不惊。
时代选择了南京大学，在北大如火如荼学习来信的时候，你们可以在百讲登台，演出这样一部自由表达的戏剧。望向历史的深处，90年耕耘不绰的戏剧教学，南大文学院的深厚底蕴，校长书记的“不管不问”，再到“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桥头堡”……这堡中的人，当心存感激，《蒋公的面子》真有荣光，南大亦当坦然分享。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政权更迭后的废都，屠城后的残垣断壁间，文学也好，人性也好，历史也好，终究没有完全湮没，还是开出了它小小的花朵。你们是那朵花，但种子在更远的时代已经播下。
这两天网上有人提到版权，我也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版权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在我国只是象征性地被执行着，好在在这50年里，你们还有机会善用这版权，继续用支付工资之余的票房为学生们请来各种好戏、好老师，让他们在并不中心但决不缺少自由的学校里，汲取阳光雨露，尽情生长。
50年之后，这版权将回到孕育它的社会中去，与更多的二度创作者相遇。但愿那个时候，我们不用再担心敏感词，也祈祷那个时候，戏的第三度时空，真的只关乎知识分子永恒的困境，而不再是红十字会、宪政，和X学生。
光为这个，我就希望自己活得足够长。那样才可以看到，才可以欣慰地轻轻点点头，放下过去。
6、
当下的喧哗，无需一一应对，因为一切有价值的答案，都在历史当中。
有信仰的人，会心存敬畏；知道还有历史要面对的人，会心存敬畏。
而创造历史的人们，
愿你们日夜兼程，
愿你们道路漫长。
写在戏剧边上2013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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