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李劼: 历史的祭奠——“六四”案的文化透视（下）
星期三 三月 27, 2013 4:54 pm
《河殇》的政治图腾意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一个与“五四”遥遥相望的启蒙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再次扮演了社会良心的文化角色。一时间，读书和写作，成为一种时尚。学子们一面拼命阅读西方经典，一面迫不及待地竞相标榜自己的学问和思想。天下仿佛又回到了梁启超们或者陈独秀们辈出的时代。直到事过境迁，人们才发现，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已经没有了二十世纪初那些先人们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他们不仅浮躁，而且世故；他们野心勃勃，却又怯懦平庸。有利可图，大家蜂涌而上；发现危险，争相逃之夭夭。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政治领袖如赵紫阳者不肯扮演英雄，知识精英如方励者也宁可隔岸观火，好比牧童遥指杏花村那样地遥指广场。并且，虽然没有做一把康有为，也照样煞有介事地逃进外国大使馆。在“六四”这场悲剧之中，知识分子上演的大都是不无喜剧性的插曲。跑到广场上抱着学生痛哭流涕者有之，趁热打铁准备成立临时政府者有之；袖手旁观者有之，探头探脑者有之，突然跳上台上慷慨激昂一番者有之。如此等等。
在诸如此类的插曲当中，应该数“六四”发生之前播映的电视片《河殇》最为轰动，也最有代表性。就思想性和学术性而言，《河殇》既不深刻，也不严谨。该片不仅对西方文化不甚了了，而且对中国文化也是一知半解。以蔚蓝色文明和黄色文明的比喻来谈论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以海洋和黄土来概括彼此间的差异，源自于对这两种文化的精神内涵的茫然无知。当然了，假如《河殇》仅止于历史文化的探讨，也不失为一家之言，至少可以看作是对商业文明的向往。打破闭关自守，以开放的心态走向世界，那是许多中国人所向往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河殇》真正关注的并不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异同。《河殇》骨子里是一部新权威主义的政治图腾，意在为呼之欲出的赵紫阳造势。
主张由一个强权政府推行经济自由化的新权威主义，是在赵紫阳接替胡耀邦成为总书记之后，风行一时的政治思潮。这股思潮并非来自民间的自发研讨，而是由赵紫阳政治智囊精心策划的刻意造势。这样的造势起先是在思想文化界发端，经由《河殇》一片的播映，推向全国。
呼唤商业文明固然顺应历史潮流，但《河殇》真正想突出的，与其说是商业文明，不如说是新主赵紫阳。或者说，《河殇》借助了中国民众之于商业文明的渴望，将新一轮的最高权力者隆重推出。假如去掉邓小平向胡耀邦所透露的退休背景，如此造势也不失为一种历史的选择。但对比邓小平在政治改革上的那番设计，作为新权威主义力作的《河殇》，无疑相当浮躁。从政治操作上说是冒进的，从思想文化上说是空洞的，从实际可行性上说是可疑的，而从创作心态上说则是相当矫情的。这样的图腾方式，在历史上并不鲜见，一百多年前的康有为就曾经上演过。一种说法称之为帝王师，另一种说法则叫做挟天子以令天下。
商业文明本身是强调公平和平等的，但渴望商业文明的《河殇》却充满着话语权力的嚣张，充满着君临天下的霸气。再愚钝的观众，看了《河殇》都会感觉到，有人要登台亮相了。而稍许有点政治敏感的观众，一看《河殇》就明白，最高权力的核心人物要换人了。因为在《河殇》的画面上，作为中心人物出现的，不是改革开放的主持者邓小平，而是刚刚上任的总书记赵紫阳。
平心而论，比起毛泽东时代的造神，邓小平是相当低调的。除了在深圳有一幅画像、作为改革开放的象征，邓小平很少大张旗鼓地宣传自己。这不仅是吸取了毛泽东时代的教训，而且与邓氏在政治改革上的退休计划，也完全吻合。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方式，是淡化最高权力。可是，《河殇》的新权威主义方式，却是强化最高权力。在政治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的时候，邓小平选择的是低调而有效的步骤，而《河殇》推出的却是高调而可疑的冒进。而之所以如此冒进的全部原因，就是迫不及待地要让赵紫阳取邓小平而代之。就算《河殇》以此挑战邓小平是一种勇气，但《河殇》选择的新主赵紫阳是否能够担当起历史的重任呢？任何最高权力，都不是不可挑战的。但既然挑战，就得担当。赵紫阳真有能力取邓小平代之么？《河殇》智囊们真有本事做到邓小平做不到的事情么？
当年康有为带着《大同书》式的乌托邦走进皇宫时，算得上是个志大才疏的例子了。可是对比赵紫阳的幕僚们在《河殇》一片中透露出来的浮躁，却既比康有为更加乌托邦，又比康有为更为盛气凌人。邓小平的政治改革方式，是低调和淡化；而赵记新权威主义所张扬的，却是高调和强化。如果硬要说邓小平是保守的，那么邓式的保守恰恰最接近解构专制的民主政治，而赵记新权威主义的激进，却把自由经济的可能和保障，完全交给了专制的权力。对照后来的历史进程，假如没有邓小平定下的退休制度，那么在威权之下的经济繁荣，很有可能会在政治上同时复活新加坡式的世袭制和家长制。历史证明了邓小平通过谈化最高权力的低调政治改革，不仅是可行的，而且其中暗含着的对中国专制传统和专制文化心理的估计，是充分而准确的。
至于《河殇》的创作心态，也是相当专制的。话语权力的专制，有时比权力的专制还要霸道，还要顽固。《河殇》一片的某些创作人员，即使到了美国，还会以挟天子以令天下的方式挟基督以令信众。透过《河殇》貌似激进的话语，可以看到其专制的文化心态和思维习惯。《河殇》的政治图腾，不仅跟政治改革毫不相干，而且根本杜绝了政治改革的可能性。但由于《河殇》在话语上的激进，后来竟然会阴差阳错地成为“六四”学潮要求民主的导引，把学生的敬意悄悄地引向新权威的核心赵紫阳。历史有时就是这样的毫无逻辑可言。
从逻辑上说，《河殇》的政治图腾与“六四”学潮之于民主政治的诉求，是完全不相干的。而且，在学潮开始的时候，学生的反腐败目标，不仅指向邓家子女，也同样指涉到赵家公子。假设没有邓小平的存在，让赵紫阳独自以新权威主义的姿态面对学潮，很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在思想上和道义上真正与学生运动有共同语言的，可能会是已然逝世的胡耀邦。只是由于赵紫阳需要以借力打力的方式对付邓小平，才有了他的那套太极推手：既让学生运动的矛头最后完全指向邓小平，又将邓小平的怒气成功地引向学生运动。而赵紫阳的幕僚和《河殇》的制作者们，也就跟着赵紫阳在邓小平和学生运动之间这么推过来，推过去。那一阵子的忙碌，全都是无形的，只能感觉到气体在流动，根本看不见他们当中有谁大大方方地与学生站到一起。他们当中不乏想要成为康有为者，却没有一个肯做谭嗣同。
假如没有那么一番政治图腾，《河殇》本当是对中国历史的追悼。但由于夹杂了新权威主义的图腾，结果导致了一场充满悲剧性的国殇。在整个一场悲剧当中，学生是无辜的；邓小平假如不开枪的话，那么也是无辜的。因为邓小平并没有拒绝政治改革，他只是按照中国的政治环境和中国的历史特征，设计了一个中国式的渐进方式。可是，中国的国情就怪在，在能说会道和脚踏实地之间，前者永远受称赞，后者永远背黑锅。《河殇》至今为人称道，而邓小平将永远被非议。
在一个群情激昂的历史关头，激进的话语确实更能俘获热情的学生；但等到事过境迁，对于激进不能没有反省。在这场悲剧中，邓小平不得不承担的，是开枪的罪责。但有关中国式的政治改革，邓小平非但无咎可究，而且有功可稽。反倒是《河殇》所张扬的新权威主义，成为日后政治改革的一个巨大障碍。以后的历史证明，威权底下的经济非但不是自由的，而且依然可以成为哈耶克所说的通往奴役之路。既然政治是威权，那么经济的自由只能是一厢情愿的乌托邦。至少是迄今为止，中国政治改革所取得的最大进展，始终不过是邓小平设计的退休制度。
广场上的呼唤民主唤醒了专制
自“五四”以降，中国的学生运动几乎成了一种传统。每每在历史的紧要关头，总是学生，而不是政府或者知识分子，站到历史的最高处，登高长啸。学生运动因此有了独特的历史文化意蕴。比起邓小平在学潮面前的茫然和反感，毛泽东却深谙其道。历史上的红卫兵运动，且不论功过如何，至少也算是毛泽东的独创。毛泽东深知学生运动当中，蕴含着极大的政治能量。曾几何时，就连商女不知亡国恨的古话，也都被学生运动改写成了政府不知亡国恨。
与学生运动成为一种文化传统相应，如何面对学生运动，也变成了一门艺术。被毛泽东逼到红卫兵面前的周恩来，可能是处理学生运动的最大艺术家。个人的魅力和崇高的威信，可能是成为这类艺术家的必备条件。除此之外，还得有敢于舍身的忘我境界。就此而言，1989年，无论是邓小平还是赵紫阳，只要具备这样的境界，那么结局就会截然不同，历史也会全然改写。
1989年的“六四”学潮，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令人震撼的一次学生运动。虽然学潮后来把矛头指向了邓小平，但从学潮爆发出的那种愤怒之强烈、所涉人众之广上看，却是早先毛泽东时代的压抑结果。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只是给这样的爆发提供了可能。真正的压抑，来自于毛泽东时代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的暴虐。从某种意义上说，邓小平是在代毛泽东受过。
学潮就像民众一样，通常会陷入盲目的情绪里。假如要细究1989年的学生情绪，大都来自学校里的种种压抑，其中包括教育体制的不合理，课堂教材的陈腐，师资的老化，学校制度的专横等等。这些问题无疑是毛泽东时代的遗患，也是邓小平没有来得及改革的陈弊。邓小平无论在经济建设还是在政治改革上，都是少见的行家。唯独在关乎思想文化的教育体制上，从来不曾领略过蔡元培式的兼容并蓄。邓小平不知道他的这种无知，给自己造成了多大的隐患。大学生们从名义上说乃天之骄子，实际的生存状态却猪狗不如。学潮爆发之前一个月左右，在北京清华园附近发生的北大哲学系毕业的青年诗人海子自杀一案，足以说明学生被压抑到了什么程度。学生们几乎天天盼着有机会上街。因为唯有走在游行队伍里，他们才被当作人看待，他们才有尊严，他们才能找回应有的自信。不管学生运动提出什么口号，诉诸什么名义，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找回做人的尊严。
学生的这种处境和压抑状态，不要说邓小平一无所知，即使是赵紫阳，也并不深知就里。而赵紫阳的智囊们，除了想方设法利用学生运动，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学生为什么如此热衷于上街和游行。极度压抑之下的学生，太需要上街游行的籍口了。不管是1989年的死了重要人物，还是后来90年代的被炸了使馆，只有一要机会，马上就上街。更不用说，胡耀邦的逝世跟学生运动还真的有着很大的关系。按照官方的公开说法，胡耀邦的下台，跟1987年的学潮有关。
北京学生在1989年对胡耀邦的纪念，与北京民众1976年清明节的纪念周恩来十分相像。只是1976年的纪念，带有十分明确的另一层含义：为再次被打倒的邓小平鸣冤叫屈。令人感慨的是，时过境迁，这一次的纪念胡耀邦，却变成了间接地表达对邓小平的不满。但必须指出的是，在学生对胡耀邦的纪念里，并没有为赵紫阳张目的意思在内。须知，在学生们后来列出的反官倒名单里，赵家公子也赫然在目。
1989年的学潮，其发生原因和矛头所向，前后有过三次变化。第一次是因为胡耀邦的逝世，后来改成反对官倒、反对腐败，最后才转而指向了邓小平。原因十分简单，赵紫阳向学生释放了极大的善意，而邓小平却恶言相向。学生对邓小平的愤怒，与一百多年前天津教案中的爱国民众对曾国藩的愤恨，不无相近。同样是情绪性很强的恨，被恨者又同样的无以分辨。学潮汹涌起来就像洪水，要等到退潮之后，才能水落石出。
想要理清学生运动何以渐渐地成为反对邓小平的运动，并非三言两语可以道尽。除了赵紫阳不动声色的推动和努力，还有其它诸多因素。但可以明确的是，一旦在邓小平和学生运动之间敌意既成，那么彼此间都开始走向无法控制的激烈。天安门广场上的学潮主题，不再是纪念胡耀邦，也不再仅仅是反腐败反官倒，甚至也不再停留于反对邓小平，而是直截了当地提出了民主的诉求。这样的诉求再跨前一步，那么反对邓小平的要求，有可能会演进到反对以邓小平为首的执政党。但广场上的学生没有跨出这一步，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是发泄心中块垒，对执政党并无敌意。把矛头指向邓小平，是他们可能抵达的极限。至于他们的口号一旦上升到民主的诉求，那么就变得非常空洞，没有了实际的内容。
广场上的民主诉求，与其说是具体的，不如说是象征的。也是这样的象征意味，学生们在广场上只是竖起了自由女神的雕像，而并没有提出政治改革的具体要求，更谈不上什么具体步骤。如果说《河殇》的政治图腾是新权威主义，那么学生在广场上的政治图腾则是自由和民主。这样的图腾虽然美丽，却并没有多少实质意味，更谈不上操作性和可行性。广场变成了名付其实的舞台。有关自由和民主，其审美效应，远远超过实效的追求。假如革命是盛大的节日一语是成立的，那么广场上真的就是天天在过节。久而久之，要不是最后的开枪，广场上的学生可能会把自己究竟到广场上来干什么，都会忘得干干净净。
激动人心的过程，早已使目的变得无关紧要。此情此景，也许只有雨果的《巴黎圣母院》才能与之相较。在中国历史上，还从来没有过如此浪漫的日子。在绝食的悲壮过去之后，接踵而止的，是狂欢节般的庆祝。不仅男女之情开始在广场上弥漫开来，甚至还有人以在广场上举行婚礼，吸引观瞻。由于政治目标的不具体和不明确，广场上的学生转而进入了生命的高峰体验。
然而，就在如此一派浪漫之中，那只专制的猛虎开始在一些学生领袖的心中渐渐地成活了。这些学生开始不过为激情所驱，但一旦领略了成为领袖的风光，马上就迅速地走向对权力的渴望，陶醉于权力带来的虚荣和满足。虽然“六四”学潮与红卫兵运动的历史含义完全不同，但学生领袖的心理情结却跟当年的红卫兵头头非常相近。强烈的自我意识，在种种欲望的推动之下，飞快地膨胀，仿佛一下子从花果山上的孙猴子变成了惊天动地的齐天大圣。
毋庸置疑，投身学潮的学生大都是单纯的。不单纯的只是一些成了学生领袖的学生。领袖，通常意味着权力。虽然这权力仅止于广场，但也足以让人产生吸毒般的幻觉。也是因为权力仅止于广场，导致了领袖们很不愿意退出，更不想让学潮尽快地结束。按理说，通过媒体获得了名声之后，应该结束了。可是，正是那样的名声，使他们更加留恋广场。俗话说，历史是一种合力。此话也可以表达为，历史是被各种各样的动机，杂乱无章地推动着。而所有的动机说到底，都是出自人类的同一种本能，那就是，欲望。
与蛰伏在广场上的欲望相比，邓小平作而不述地淡化权力的方式，确实是很高的政治智慧。因为有些事情，尤其是民主，在中国是不能诉诸言说的。民主在中国，就像古代计时沙漏里的沙子，说得越多，漏得越多。学生们在广场上使劲地呼唤民主，最后唤醒的，却是一些学生领袖内心深处的专制之虎。这只猛虎被欲望推动着，在广场上发号施令。再加上学潮的大得民心民意，学生领袖的欲望随之水涨船高。于是，反专制的专制，在尚未执掌政权的学生领袖心中，也在聚集了上千上万学生的广场上，悄然滋生。
应该说，开枪之前，邓小平确实是给足了学生时间的。从戒严开始，到“六四”开枪，有半个月的时间可以斡旋，可以谈判，可以寻求和平的解决方式。事实上，就当时的情形来说，以反对腐败、要求民主为诉求的学生运动，目的也早已达到了。然而，学潮就是退不下去，广场上的学生就是散不开来。原因诸多，最基本的原因在于，学生领袖不能没有广场，学生领袖不能没有如火如荼的学潮。他们拒绝跟任何人谈判，拒绝有任何谈判结果。他们互相比赛谁更加激进，而最后又总是最激进者胜出。他们只在乎自己的领袖地位，根本没有意识到，在这种地位背后，是多么沉重的责任，有多少无辜的生命可能会丧失。虽然不是开枪杀人的一方，但对最终发生的“六四”血案，这些学生领袖负有道义上的责任。
在这个专制病症的特殊临床病例中，最让人惊诧的是，广场上的一些学生领袖，还没有真正踏入权力阶层，却飞快地学会了官场上的种种世故。他们学会了把生存的机会留给自己，把牺牲的光荣让给别人。“六四”开枪，打死了许多无辜的学生和民众，却没有一个学生领袖倒地。他们大都安全转移了，比《沙家浜》里的新四军伤病员转移得还要成功，更为精彩。昨天还在广场上慷慨激昂，今天已经出现在巴黎和纽约，明天成了毕业于美国上流大学的博士硕士。
以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为参照，邓小平的政治改革，确实步子不大。但以中国式的专制心理为底数，邓小平的退休之举，却远比不肯退出广场的学生领袖更具民主气度。就算以西方世界作比较，美国人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飞机上，即使面临生死关头，也得投过票之后，才能作出反抗的决定。但是，在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既没有经过什么投票，也没有做过任何民意测验，仅仅凭着某些学生领袖的个人意志，就把成千上万的学生牢牢地置于了枪口底下。权力的专制固然有待解构，但反对专制时的专制，却像历史的怪圈一样，缠绕着一代又一代的专制反对者。不仅《河殇》的新权威主义者们没有幸免，学潮中涌现的一些学生领袖，也没有幸免。广场上呼唤民主的声浪不可谓不大，但最终唤醒的，却是蛰伏在学生领袖心中那只专制猛虎。
十多年过去了，长眠在地下的死难者留给人们的，唯有永远的沉默。许多或者致残或者坐了大牢的无辜者，也不会为自己付出的代价而去责问当年的学生领袖。也许他们都在无声地等待着这些领袖们的良心发现，等待着至今没有任何自责的领袖们，终于觉得自己对不起众多的死者和生者。但这只是个道义问题，良心问题，就历史而言，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就算捶胸顿足，痛哭流涕，也毫无意义了。
民主的演习和专制的教训
严格说来，1989年的学潮，是一次美学意义上的民主政治演习。这次演习展示的与其说是民主政治，不如说是民主口号的美丽动人。广场上最后上场的，是艺术院校的学生，带着一尊女神的雕塑。此情此景，全然是中国式的《巴黎圣母院》，中国式的民主狂欢。仿佛是把未来的庆典，在广场上提前举行了。
虽然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上没做过民意测验，但“六四”学潮本身，却是一次最广泛的民意测验。这次测验表明，真正的英雄既不是政治领袖，也不是知识精英，而是普通民众。
在政治精英按照中国官场的游戏规则悄悄抽身之后，在知识精英本着他们患得患失的自私隔岸观火的时候，成千上万的中国民众，在全国各个城市簇拥着来自各个院校的学生，走上街头，涌入广场，成为名符其实的历史主角。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时刻，几乎全体中国民众，体验了这场历史性的狂欢。
此时此刻的大学生，成了真正的天之骄子。他们人人体会到了受人尊敬被人爱戴的快乐。他们其实最想要的无非就是受人尊敬。他们以自己的行为，获得了民众的尊敬。他们经由这场学潮，得到了心理上的医治和精神上的升华。平日里的压抑被释解了，身心变得空前的健康。他们充满了在他们的一些所谓领袖身上渐渐褪色了的牺牲精神。不要说去绝食，就是去死，去赴汤蹈火，去上刀山下火海，他们全都义无反顾。
在充满激情的学潮中，学生们出人意料地保持着空前的理性、自律，有条不紊。在那些日子里，大学生突然成了这个国家的主人。他们不仅煞有介事地向民众发表演说，告诉人们做这做那，而且还自告奋勇地维护着城市的秩序。他们把这一切做得非常认真，认真到了会把向毛泽东画像表示愤恨的人们抓起来的地步。他们好比被长期冷落的孩子，突然受了来自各方面的宠爱，幸福得不知所以。对比课堂上冬烘僵化的老师、学校里刻板生硬的辅导员和各级领导、校门口气势汹汹的警卫、门房，民众的欢呼和簇拥，让他们感动得热泪盈眶。上街游行果然过瘾，仿佛把整个国家都扛到了自己的肩膀上。
比起在权力圈里摸爬滚打的政治精英，比起多多少少握有了话语权力的知识精英，学生无疑是单纯的。但还有比学生更单纯的人们，那就是千千万万无声无臭的普通民众。倘若要说出谁是1989年中国最可爱的人，那么就是无数个流血流汗支持学生的普通民众。他们既没有权力的野心，又没有话语的烦恼，也没有出名的渴望。他们有的只是一颗颗纯朴的心。这些普通人，是整个“六四”运动当中最透明的人群，也是中弹倒地和被捕入狱占人数比例最高的一群。他们彼此素不相识，只是为了同一个支持学生的目的，走到一起。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并且大多数来自底层。他们向学生掏出口袋里最后一分钱，他们拉着板车给学生送吃送喝，满头大汗地为学生四处奔波。在戒严的日子里，他们爬上坦克，苦口婆心说服士兵们，不要向学生开枪。军队进城的时候，他们拉起人墙保护学生。一旦枪声大作，他们挺身而出，以自己的血肉之躯，为学生挡子弹。
从文化上说，中国人的本真形象，不是《三国演义》那么奸诈的，也不是《水浒传》那么粗糙的，而是《山海经》那么出色的。由于专制文化的长期教化，那样的中国人渐渐地消失了，那样的民族精神渐渐地失传了。然而，时不时地，又总会在历史的一些紧要关头，突然出现。在1989年的“六四”学潮当中，这样的中国人又出现了。他们不是政治精英，领袖人物，也不是知识精英，不是学生领袖。他们是不为人知的普通人。他们当中许多人，连大学都没能考上，只能读读技校、夜校。政府官员不会把他们放在眼里，西方媒体的记者也不会把他们当回事。他们坐牢，不会得到任何特殊的待遇。他们中弹倒地，就像一只只被踩死的蚂蚁。“六四”过去许多年之后，这些无名氏们也许早已灰飞烟灭，无人知晓。只有一个专门做底层采访的诗人，记下了他们的一些故事。
假如说，“六四”给中国人和中国历史留下了什么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那么就是这些个普通人的故事。在他们身上，复活了中华民族最为本真的灵魂。质朴，透明，无声无臭，却可歌可泣。他们当中可能只有一个人，那个只身挡在坦克前面的青年人，被十分偶然地留在了电视屏幕上，从而留在了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人们的记忆中。至于其他所有人所做的一切，都不曾进入传媒的视线。然而，如果说，1989年的“六四”是一次全国性的民主大演习的话，那么真正的主角，却是这些默默无闻的人们。他们是中国文化最为深层的底蕴。他们象征着中国的希望。
未来的民主政治，并不是由政治领袖说了算的，也不是由知识精英标画的，而是由普通的中国民众造就的。民众比政治领袖更懂得什么叫做民主，也比知识分子更容易进入民主社会。民众需要的不是关心，而是机会。民众需要工作的机会，需要创造的机会，需要实现民主的机会。民众是单纯的，他们不以任何官场上的权力运作为然。邓小平四两拨千斤的政治改革方式，从中国政治的角度来说，是高超的。但中国民众却不一定会对此五体投地。民众喜欢的是胡耀邦式的天真和单纯。胡耀邦的猝然逝世，如同一点火星落到了中国民众的心里，点亮了无数颗透明的心。
表面上，“六四”学潮似乎是一次启蒙。学潮唤醒了中国民众。但实质上，恰恰是民众的透明，照亮了学生和学潮。中国民众并不愚昧，更不是什么实现民主政治的障碍。1989年的学潮证明，中国民主政治的障碍，在于权力阶层，在于知识分子，尤其是握有一些话语权力的知识精英。无论是赵紫阳式的聪明，还是新权威主义的专制，抑或知识分子的首鼠两端，甚至某些学生领袖的自私和偏狭，都是中国民主政治的真正障碍。民主政治有一个不可或缺的精神前提，或者说，心理条件，那就是自由的心灵。这样的心灵，在1989年是由中国民众体现的。
民主政治，其实就是民众获得表达自己的机会。因为民主政治能够提供给民众的，就是机会。只有专制权力，才动不动向民众提供关心。民众不需要关心，民众需要机会。1989年的赵紫阳，没能向学生提供应有的机会，只是向学生提供了毫无价值的关心。
过去那种人民创造历史的套话虽然空洞，但1989年的中国学潮，却真的是民众成了真正的英雄。民众的纯朴，与胡耀邦的天真，交相辉映。“六四”的悲剧是令人感叹的，但这场悲剧所蕴含着的心灵的高贵和美丽，却是极其动人的。曾经不以胡耀邦天真为然的赵紫阳，从权力中心退出之后，也被这样的高贵美丽所照亮。失去权力，同时也意味着不再需要官场的聪明。退隐后的赵紫阳，变得单纯多了。他需要做的最后一件事，无非是恪守自己的人格。赵紫阳以这样的恪守，从精神上回到了民众当中。晚年的赵紫阳，得以光彩的善终。
没有好好反省的，是一些知识精英。“六四”之后，世故的中国知识分子陷入了空前的犬儒状态。他们不为自己的世故和自私感到羞耻，反而暗暗庆幸自己逃过一劫。八十年代，他们负才斗气，追求声名。“六四”过后，他们比赛平庸，比赛自私，比赛精明世故，比赛名片上的头衔名声。交出自由、卖掉灵魂之后，知识分子着实轻松不少，活得无牵无挂。
但也有另外一部分知识分子，人数不多，选择了自由的立场。话语权力由于知识分子的独立，开始跟政治权力分道扬镳。虽然这样的话语权力十分有限，虽然这样的选择意味着艰辛的生存，但不再依附政治权力，不再是《河殇》式的为威权张目。话语的自由与否，以言语者的独立为前提。传统的专制文化，是由权力话语和话语权力的结合所组成的。能否解构专制文化的一个重要标记，就在于能否实现这二者的绝对分离。话语唯有与权力分离，才不会成为权力的附庸和权力的帮凶。
话语为权力所御用，乃是孔儒之教留给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历史教训，又是一个历史包袱。“五四”时期的启蒙领袖，大张旗鼓地批判孔儒，却没有意识到话语和权力的结合，才是症结所在。他们更没有意识到的，是后来对中国历史造成了致命影响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思想不能主政，思想家不能成为最高统治者。历史上所有思想家型的政治领袖主政，都是专制的。
当然，思想家主政，并非是中国的专制特色。早在古希腊时代，柏拉图就在他的《理想国》里，提出了应当由哲学家来统治国家的政治理想。这个理想在一千多年之后，由席卷全球的那场充满乌托邦气息的革命，付诸实现。这场革命带给人们、尤其是带给中国人的一个最大教训，就是一旦由某种思想家、或者由某种思想来主政，那么必定是专制，甚至是独裁。毛泽东时代的种种失败，其根源就在于用思想主政。这是话语必须和权力分开的又一层涵义。权力被话语所劫持，不管是革命话语，还是民主话语，结果都会走向专制。中国的专制传统是话语成为权力的附庸，而来自西方的专制特色，则是某种特定的话语劫持了权力。
话语和权力的离合，也是“六四”学潮的一个历史教训。学生与政府的对话，并非是在谋求解决问题的谈判，而是用话语去和权力碰撞。民主的诉求假如没有具体可行的内容，没有宽容和大度，没有给对方留出应有的余地，那么不管诉求要的是民主还是自由，诉求本身已经变成了专制的话语，或者说，变成了专制的话语权力。以专制的话语对抗专制的权力，不过求个痛快而已，解决不了任何问题，更不可能获得双赢的结果。
学潮期间，学生在话语的选择上是相当幼稚的。大而无当，华而不实。比如一开始的纪念胡耀邦，其实政府已经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后来的反官倒反腐败，又没有给政府留出解决问题的余地。至于走到反对邓小平的地步，更是把邓小平、也把学潮自身，一起逼进了死胡同。因为要求邓小平着手政治改革，是合理的，但邓小平已经在按照他的方式做了。历史证明，邓小平做得非常实在。相比之下，学生提出的民主要求却不着边际，无从说起。综观整个一场学潮，除了想要上街之外，其它要求都相当空洞。
“六四”学潮的另一个教训，就是把原则提得太高。民主的诉求非但没有可行的内容，而且把民主当作神话一般，高高挂起。现代的民主政治，是一种高智商低原则的政治运作，一种双方寻求解决问题、寻求彼此双赢的谈判。谈判的任何一方，可以像做生意一样地讨价还价，但不能乱开天价，提出对方做不到的条件。就此而言，民主政治其实就是一门谈判的艺术。这门艺术首先需要的就是双方的智商，而不是高耸入云的原则。因为把原则的门槛抬得越高，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就越小。一味地抬高原则，必然丧失宽容。而宽容，乃是民主政治的首要前提。宽容不仅需要心胸，而且需要智商。“六四”学潮热情很高，但智商就无从说起了。正如高智商低原则可以使双方走向民主的协商，低智商高原则必定走向专制，即便喊着民主的口号，骨子里的心态，却是专制的。
“六四”过后，曾经有过一种假设，假设当时的情景能够像后来的前苏联那样，中国历史也许就会全然改观。这样假设初看似乎有理，但细细一想，却是根本不成立的。因为即便赵紫阳在1989年扮演了后来的叶里钦，结局也同样可能是悲剧的。中国的政治通常是，没有成事之前，人人都是旁观者；一旦成事，人人都会抢着当英雄，最后必定是天下大乱。赵紫阳假如像后来的叶里钦那样登高一呼，且不说有何胜算，就算成功了，也马上就会出现比赵紫阳更激进、民主口号喊得更响亮的人，把赵紫阳推下政治舞台。广场上的学生领袖尚且都在比赛激进，更不用说一旦国家权力出现了真空。而且，要把赵紫阳推下台的理由，是非常现成的。且不说其它，赵家公子的官倒，就足以让赵紫阳蒙尘。从这样种假设所得出的结局来看，赵紫阳确实聪明，没有走向高调举事，而是选择了低调退出。
有趣的是，这样的假设不仅民间做过，官方也在做。苏东剧变发生之后，政府一再以此为戒，既庆幸1989年没有发生那样的变化，又希望不要在中国发生如此剧变。其实，在苏东发生的事情，不会在中国重演。因为没有那样的可能性。邓小平的设计，可能是唯一具有可行性的政改道路。有人一再告诫，中国不能出哈维尔，叶里钦，瓦文萨。事实上，中国不会出现那样的人物。中国知识分子之于那样的境界，唯有望洋兴叹而已。那样的人物，要出早就出了。1989年都出不了，以后就更出不了。中国知识分子没有那样的责任心，也没有那样的文化高度，更没有那样的牺牲精神。即便美国政府出面担保，保证其绝对安全，也不会出现那样的历史人物。因为一旦有了担保，就更有理由躲进人家大使馆了。
苏东的政治转型模式，并不适用中国。中国的专制传统，可能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中国的专制，是专制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深处。人人心中蛰伏着专制的猛虎，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突然窜出。改变中国的专制传统，不仅需要时间，而且需要智商。民主，在中国不能作为一种漂亮的口号高悬，而应成为无数件具有操作性和可行性的实事，并且诉诸日常的生活细节，以渐进的方式，潜移默化。民主在中国首先不是政治体制，而是生活方式和相应的思维方式。
民主在中国也不是改朝换代，而是有关宽容有关协商有关双赢的一门艺术。当中国人全都懂得谈判得给对方留有余地，那么就离民主不远了，或者已经民主了。一百多年来，中国历史已经发生过好几次改朝换代，但专制依旧。每一场革命，每一次反对专制，最后都逃不出传统的怪圈。因此，政党政治，并非实现民主的前提和条件。在中国要实现民主，应当从日常的生活开始，从国民的心态着手。
还一个事实必须澄清的是，民主的对立面，是专制，而不是任何政党。反对任何政党的执政，都不等于反对专制。专制就像《西游记》里的白骨精，一会儿变成这个政党，一会儿变成那个政党。而历史上的革命，又总是以打死某个执政党为目标。就算打死了，那个叫做专制的白骨精却逃跑了，跑到另外一个政党的灵魂里去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改朝换代不等于追求民主。而且，政党跟人一样，也是处在不断的变化之中。就以中国共产党为例，毛泽东时代跟陈独秀时代不一样，而邓小平时代又跟毛泽东时代有异。该党是从“五四”启蒙运动中发轫的，很难断定说，将来永远不会回到早先的“五四”立场上去。虽然该党经历过非常专制的毛泽东时代，但“五四”精神在共产党人身上，却从来没有中断过。胡耀邦是一例。邓小平的改革，也多多少少也折射出当年的“五四”精神。
然而，对执政党来说，应该允许他人批评。“六四”学潮之于执政党的一个重要教训，就在于平时让人说话的空间太小。古人尚且知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更何况进入了现代政治格局的执政党。执政党比民众更应该选择尽可能低的原则、尽可能高的智商。现代政治的特色，不在于政党的原则，而在于为政的智商。宽容和对话，应成为主要的政治方式。给对方留有余地的双赢，应成为人人皆知的共识。无论哪个阶层的人，无论哪一方，都应警惕把人家妖魔化的专制思维。宁可诉诸生意，也不要充满敌意。生意需要智商，而敌意全是原则，并且是自己和别人都难以做到的原则。在一个越来越开放的世界上，没有太多的原则需要自己遵守，也没有太多的原则逼着他人遵守。人格需要恪守，但行事必须让步。 即使是利益，也是在让步中、而不是在原则上，得以实现的。
在“六四”过去将近十五周年之际，谨以如上管见，以慰在天之亡灵。这个历史的存案，应该有所了结了。呜呼哀哉，尚飨。 (全文完)
2006年3月16日至3月22日写于纽约
原帖华夏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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