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刘世杰、张炳义：孔尚任罢官时间考
星期日 三月 24, 2013 3:37 pm
孔尚任罢官时间考
刘世杰 张炳义
摘 要 孔尚任罢官的时间，孔继汾、容肇祖认为在康熙三十八年秋天，汪蔚林先生认为在三十九年上巳（三月三日）之后，袁世硕先生认为在三十九年送春之时，并确指为三月乙卯（初十日）。考察孔尚任诗作和有关文献，孔尚任罢官应在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九日。
一
孔尚任以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年）顺天乡试为主要内容而创作了《通天榜》传奇，被皇帝斥逐罢官[1]。但孔尚任究竟在什么时候被罢官，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
一是孔继汾《阙里文献考》卷七十七《孔尚任传》说孔尚任在康熙“三十八年，以事致休”，容肇祖《孔尚任年谱》据此系于该年[2]（p155）。
二是汪蔚林先生《孔尚任诗文集后记》说：“孔尚任的诗，无论是《湖海集》或其他选本，基本上是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的，因此我们就来顺序读下去。《兰红小部》以后是《草桥修禊》，下一首是《岸堂予京寓也》，中有‘弹指十年官尚冷’之句。他乙丑（1658年）出山，四年湖海，庚午（1690年）二月自淮南还朝，仍任国博，甲戌（1694年）迁户部主事，从庚午到庚辰，恰是‘弹指十年’，可为这时并未迁之证。下一首是《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现在我们搞清楚了，他的升迁，是在庚辰上巳以后，是1700（康熙三十九年）而不是1699（康熙三十八年）。
升迁是在庚辰上巳之后，罢官当然不能在己卯之秋。那末，究竟是在什么时候罢官的呢？我们还是继续来寻找他自己的解答吧！他在《答陈健夫问余归期》里说，‘梦里辞官又送春，无端赋别最伤神！’由‘修禊’到‘送春’，时间真太短促了，宦海浮沉，无怪乎诗人是有‘梦里’‘无端’之感的。”[3]（p634-635）
三是袁世硕先生《孔尚任年谱》中说：孔尚任在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中旬，以疑案罢官”[2]（p155）。又说：“今再补证如下：一、《长留集》五言排律有《四月八日寄园雅集，赵天羽谏垣限四十韵，同人分赋》，中有‘解组方松绶’之句，见得时在刚罢官之后不久。与《桃花扇本末》所云‘庚辰四月，予已解组’正合。可证本年四月，孔尚任刚刚罢官。二、刘廷玑《葛庄分类诗钞》七律下有《暮春感怀，闻孔东塘以员外致休》，中有‘三春又向愁中去’之句。考其作期，亦为本年春末，时作者任浙江温处观察，奉命行田于嘉兴等处。邸钞传至浙江，还需多日，可见孔尚任罢官不能晚于三月二十日。三、刘中柱《真定集》卷三有《送岸堂》七律一首，诗云：‘柳外飞絮春去时，萧然帽影带鞭丝。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问字诸生虚设帐，含香几日隔丹墀。鸳班鹭序休回首，一片深情托子规。’玩味其意，可断定作于孔尚任刚罢官时。首、尾两联均表明时在暮春。四、查《长留集》七律卷，《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诗后第四首为《过僧玉轮园亭，赠其徒法云、闲云》，中云：‘我已收帆离宦海，当前都似故山春。’便明白透露了罢官的消息。再间隔一首为《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在西峰草堂同余鸿客、蔡铉升》，中有‘三杯已散离筵酒，百手难牵去国身’之句，抒写的显然是已罢官与友人惜别之情。题曰‘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诗中又有‘莫负空庭月一轮’之一句，当为实景，见得孔尚任罢官时间约在三月中旬。”[2]（p156）袁世硕先生又说：“此时又正是衍圣公孔毓圻来京呈《幸鲁盛典》之际，据《清实录》卷一百九十八记载，三月乙卯（初十日）赐宴于礼部。孔尚任就是康熙皇帝那次幸鲁祭孔时因讲经而受到特殊的眷顾，被破格提拔的。而他又正是在进呈《幸鲁盛典》时被谪官的。”[2]（p158）
孔尚任罢官的具体时间，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件悬而未决的问题，因此很有探讨考证的必要。
根据汪蔚林、袁世硕先生的考证，结合孔尚任自己的诗文和与孔尚任交游者的记载，足以证明康熙三十八年孔尚任没有被罢官。所以孔继汾、容肇祖的说法是不准确的。汪蔚林先生认为孔尚任罢官在康熙庚辰上巳以后，根据是《岸堂予京寓也》、《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和《答陈健夫问余归期》等几首诗。为方便起见，抄引如下：
童冠浴沐兴未抛，十年禊事此春郊。
燕台亦有流觞水，洛社偏多戴笠交。
芦渐肥时蛙试鼓，泥才香处燕修巢。
莫愁篱外红尘满，付与垂杨扫地梢。
——《草桥修禊，招万季野、刘雨峰、吴镜菴、温邻翼、宋稚恭、周秉节、顾威宁、陈健夫、吴元朗、金素公、李吉四、俞叔音、李丹崖、陈履仁、李鼐公分韵》[3]（p310）
朝朝吟啸此堂阶，一架藤萝惬旅怀。
青草官田邻马苑，海波萧寺接天街。
更翻题句无闲壁，缓急供茶少积柴。
弹指十年官尚冷，踏穿门巷是芒鞋。
——《岸堂予京寓也，在海波寺街，其前有青厂，乃先朝牧马处》[3]（p310）
仙郎气味淡如僧，掩幔寒春几共凭。
风动押帘飘细雪，火添炙砚解坚冰。
官厨一饭心常愧，郎署三年道未增。
正好从君论古史，莺花隔院恨层层。
——《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3]（p310-311）
梦里辞官又送春，无端赋别最伤神。
藤萝覆座今年盛，宾客开尊几个亲。
才散桥南临水社，偏来灞上赠诗人。
朝朝问我东归信，泪洒杨花一路尘。
——《答陈健夫问余归期》[3]（p312）
汪蔚林先生认为孔尚任的诗，基本上是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的，《草桥修禊》的写作时间应是康熙三十九年庚辰的三月三日：《岸堂予京寓也》中“弹指十年”可为这时并未升迁之证。《量移广东司员外》在后，因此，孔尚任从升迁到罢官的时间，应是由“修禊”到“送春”。看起来，似乎没有什么问题，但细品这几首诗，就会引起我们的思考。如果孔尚任升迁时间和罢官时间在庚辰上巳之前，孔尚任会不会写出这几首诗呢？答案是肯定的。诗人写诗，可以写当时的经历，也可以写对当时的回忆。《草桥修禊》就是写于当时；而《岸堂予京寓也》、《量移广东东司员外》则是写对住了十年京寓岸堂的回忆，对升迁当时的回忆。《草桥修禊》有“洛社偏多戴笠交”，已经透露出孔尚任罢官的消息。“戴笠”典出《初学记·晋·周处〈风土记〉》：“越俗性率朴，初与人交有礼，封土坛，祭以犬鸡。祝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卿乘马，后日相逢卿当下。’”[4]（p165）戴笠交，比喻友情深厚，不因贵贱而改变。这里，孔尚任认为自己是贫贱之交，因为孔尚任此时已经被罢官了。从诗中“蛙试鼓”、“燕修巢”“红尘满”“垂杨扫地梢”词句看，描写的是只有在清明节以后的季节里才有的景物。我们只能说《草桥修禊》是清明节以后所写的，而不是清明节以前所写的。再从《岸堂予京寓也》考察，也可知孔尚任已经罢官，即将告别仕途，离开京城，离开居住了十年的岸堂，离开曾朝夕相处的旧同僚，此时抚今忆昔，感慨万千。这首诗正是孔尚任感情的寄托和写照，但不能说是孔尚任此时并未升迁之证，而恰相反，只能说是孔尚任此时已经罢官而对岸堂留恋的证明。《量移广东司员外》，从诗中“掩幔寒春几共凭”，“风动押帘飘细雪，火添炙砚解坚冰”，可以知道当时气候的寒冷。与《草桥修禊》所写的气候相比，此诗好像弄颠倒了顺序。其实，《量移广东司员外》不是时间顺序错了，而是孔尚任罢官后回忆自己由户部主事升转为广东清吏员外郎时的情形。即使该年三月三日后孔尚任真的被升官，他也许什么也写不出，就像他写《出山异数记》也是事后写当时的回忆一样。只有他在罢官后，心中郁闷，找过去的同僚谈古论今，写诗作文发发感慨和牢骚，才有着极大的可能性。既然是回忆，当然就不能当成孔尚任升官的证据。假使孔尚任正是他升官的当时写下这首诗，同僚相遇，应该有祝贺高升或抒写抱负，或抒发友情等思想的表现和流露；这首诗不但没有这些，反而是“官厨一饭心常愧，郎署三年道未增”的感叹和“莺花隔院恨层层”的牢骚。因此，把这首诗当作孔尚任曾经当过广东清吏司员外的证据是可以的；而不能当作孔尚任就是写这首诗的时候被升为广东清吏司员外的实录和证据。
袁世硕先生的补证，也大有商榷之处。袁先生拿《长留集》五律卷有《四月八日寄园雅集，赵天羽谏垣限四十韵，同人分赋》为例，说“解组方松绶”与《桃花扇本末》中“庚辰四月，予已解组”正合，可证本年四月孔尚任刚刚罢官，这结论没有错，但是对孔尚任具体何时罢官没有任何意义。
袁先生还引刘廷玑《葛庄分类诗钞》《暮春感怀，闻孔东塘以员外致休》中“三春又向愁中去”为例，结论说孔尚任罢官不能晚于三月二十日。这更不知从何说起了。也许袁先生把阴历的三月二十日以后作为“暮春”最后期限的代名词了。又引刘中柱《真定集》卷三《送岸堂》七律为例，也把孔尚任罢官的时间定为“暮春”这是值得深思的。刘中柱这首诗，写作的时间应在孔尚任罢官之后“柳外飞絮春去时”的“暮春”，但绝对不能当作孔尚任的罢官时间。揆诸常理，孔尚任罢官时间在前，刘中柱得闻消息在后就写了这首诗，这两个时间有先后而不能同时，因此，也就不能当作孔尚任罢官的证据。如果写作时间与罢官时间划等号，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刘中柱《送岸堂》几乎为我们揭开了孔尚任罢官疑案之谜，自有其文献史料价值。首联点明写作时间。颔联和颈联“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问字诸生虚设帐，含香几日隔丹墀”，是说孔尚任蒙受了不白之冤。“问字诸生虚设帐”，指孔尚任创作了反映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情况的传奇《通天榜》[5]，康熙下令复试后，原已中举的人照样中举，只是“虚设帐”做做样子而已。孔尚任《通天榜》传奇在京城盛演，康熙得知情况，在复试之后，见到孔尚任，当面斥逐，罢了孔尚任的官。
袁先生还拿孔尚任罢官后写的《过僧玉轮园亭，赠其徒法云、闲云》中“我已收帆离宦海”诗为例，说是“明白透露了罢官的消息”，这是无可争议的。又以《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在西峰草堂同余鸿客、蔡铉升》的题目和诗句为例，说“当为实景，见得孔尚任罢官时间约在三月中旬”，这是我们所不敢苟同的。即便“莫负空庭月一轮”是实景，也不能肯定孔尚任是罢官在三月中旬，因为此时孔尚任早已罢官了，下面还要谈到，兹不赘。
袁先生又以《清实录》卷一百九十八记载为证，说康熙三十九年“三月乙卯（初十日）”，就是孔尚任罢官的具体时间。这个结论更离奇了。查《清实录》可知，康熙三十九年三月甲午朔，乙卯是三月二十二日，三月初十日是癸卯，而不是乙卯。袁先生特意加括注为“初十日”，这不是印错了，而是想把孔尚任罢官的时间，硬性定在“三月中旬”这个结论上。
二
根据孔尚任有关诗作和一些有关文献，孔尚任由户部主事升迁为广东清吏司员外郎的时间，应该在康熙三十八年己卯举人复试殿廷前夕。孔尚任还未升迁的时候，康熙三十九年有《庚辰人日雪霁，岸堂试笔分韵》：
人日招同人集岸堂试笔，凡十度春风矣。今岁增丝竹一部，预采西山柏叶，煮易州酒，贮以翠瓷巨缸；剪彩为花，簪笔满床，屏间金胜，席上黄柑，诸如菜盘、煎饼从风俗者，事事皆备。初五日，折柬定约。六日，忽大风雪，兴为之阻。七日早起，白雪映帘，红日上窗，急命童子扫径张筵，豪兴溢新，同人不速皆来，因分韵赋诗。就者插花帽檐，介以柏酒，小伶奏新声侑之。与宴者十八人：余鸿客、浦副工、徐圣游、李吉四、顾威宁、马祖修、吴东岩、徐芝仙、金素公、唐驭九、李彦绳、李鼐公、洪秋崖、李丹崖、团云蔚、吴敬庵、殷桐皋、家竹巢。诗俱成，成俱佳。即付梓人，予分得东、青二韵。
几片残梅满院风，寂寥书掩岸堂中。
才挥桃扇春无限，更响银筝趣不同。
柏酒斟来西岭翠，彩花开山上林红。
十年人日题诗客，才尽江郎已老翁。
檐垂金胜舞盈盈，客里逢辰兴亦生。
文章正宜人日试，春云若为草堂晴。
翻成白紵歌新谱，传得黄柑旧宴名。
手捧椒觞怀母寿，南陔诗就合吹笙。
后注：是日遥祝母寿[3]（P309）
庚辰人日即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初七日。“才挥”二句和“翻成”二句，袁世硕先生认为，“当指孔尚任新作《桃花扇》无疑”[2]（P153）。实际上，是指孔尚任新作《通天榜》。只有《通天榜》才能和《桃花扇》相比，被称为“趣不同”，因为《桃花扇》“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6]，而《通天榜》则是揭露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贿赂公行，考官行私舞弊，公道不彰，最高统治者不英明而顺水推舟，原中式举人皆大欢喜丑闻的。孔尚任认为自己的新作《通天榜》，歌词舞曲，有沈约《白紵歌》之美。而紧接此诗的是《兰红小部》，也是庆贺《通天榜》创作演出的成功的：
小部齐抽玉笋条，相公曲子最魂销。
才开衣箧襟多祬，乍点笙簧字未调。
莺会啭时犹费舌，柳能眠处已成腰。
词人满把抛红豆，扇影灯花闹一宵。[3]（P310）
这里第一、二句指演员年轻貌美，唱起相公所谱的曲子令人销魂。五、六句是演唱舞蹈有如黄莺歌唱、小蛮舞腰。末二句是这部新作《通天榜》演奏一夜，观众在扇影灯花中热闹了一夜。从上引《庚辰人日》和《兰红小部》两首诗看，此时的孔尚任兴高采烈，还未罢官，也没有升迁。孔尚任什么时间升迁的，《清实录》卷一百九十七载：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己未，上御太和殿视朝，文武升转各官谢恩”[7]（P2）。正月己未，即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公元1700年3月14日。这个时间，就是孔尚任由户部主事升迁广东清吏司员外郎的具体时间。
孔尚任被罢官，应该是在康熙三十九年正月复试三十八年己卯举人之后。
康熙三十八年十一月，“丁未（十三日），九卿遵旨磨勘顺天乡试中式举人试卷，并议复江南道御史鹿祐疏参考试不公一案，拟将顺天正副考官李蟠、姜宸英等革职”[7]（P1067）。康熙还对大学士等说：“此科考试，不公已极。且闻代倩之人，亦复混入。科场大典，岂容如此。此案若照议完结，仍不知警，著将所举人，通行齐集内廷复试。如有托故不到者，即行黜革。其考官等处分，俟复试后具奏。”[7]（P1067）
康熙二十九年正月辛酉，“复试顺天己卯科中式举人”，正月辛酉即正月二十七日。第二天，壬戌（二十八日），康熙谕大学士等曰：“昨览复试之卷，今科乡试，诚不允当。”[7]（P2）癸亥（二十九日），“上以巡视永定河”[7]（P3）。甲子日（三十日），春分，公历是1700年3月20日。“二月乙丑朔，奏事主事存柱，捧出康熙三十八年中式举人复试文卷，传谕大学士等曰：‘此科中式举人，因有情弊，为人指参。朕亦闻外议纷纭。故行复试，以验其实。朕亲命题，特命皇子、重臣、侍卫，严加监试。朕初谓必有不能终卷者。及阅各卷，俱能成文，尚属可矜。至于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焉能杜绝？诸生试卷，著学士布泰赍回，将朕此意传谕九卿。即于九卿前启封，照所定等第，缮写进呈。’又命中书班第，复传谕曰：‘朕弃时文已久，览今文体，较前稍变。诸生试卷，朕一一观其大略。诸臣所拟等第俱当。三等以上者，皆可观。有在三等，朕拔置二等者，亦有在四等，朕拔置三等者。四等果属不堪，著令黜革。三等以上者，仍令其会试’”[7]（P3）。
从上引史料的记载，我们得出下面的几条结论：
一是康熙皇帝对三十八年顺天乡试前后态度的变化，开始严厉，中间谨慎，后来宽缓。严厉时，把主考官李蟠、姜宸英等关进监狱，姜宸英于当年末“未置对，死狱中。宸英浙江名士，善属古文，举朝知其无罪，莫不叹息”[8]。谨慎，实际也是走过场、耍手腕，搞内廷复试，让九卿科道集议，结果中了三等的被拔置二等，中了四等的被拔置三等，这就是蒋攸銛在《李蟠传》中所说：“复试殿廷，无一黜落者，得解”的结果[5]。宽缓的表现是没有严惩主考官李蟠，李蟠“遂谪戍沈阳三年。昭雪，得赐环，归居林下，时以著述自娱”[5]。
二是复试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举人的时间和结果，给出处分李蟠的时间是在复试之后，并间接给了我们孔尚任罢官的时间也是在复试之后。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二十七日复试，二十八日阅卷，二十九日康熙巡视永定河。二月一日康熙让奏事主事存柱捧出复试文卷，传谕：让学士布泰带回诸生试卷，传谕在九卿前启封，按等级缮写进呈发榜——这是按康熙二十九日离宫前的安排办理的。而对孔尚任的处理应在正月二十九日早朝，这天是公历1700年3月19日。这就是孔尚任罢官的具体时间。
三
《长留集》五律卷有《解桐诗，在李彦绳寄园作》：
残春花事过，未放碧桐柯。
斟酌东风浅，商量夜露多。
肤寒怜薄絮，芽暖恨重罗。
束缚今才解，客胸较尔何？[3]（P270）
这里说“残春”说“碧桐柯”“未放”，就是说春末，碧桐树的花朵还没有开放。从农历角度估计，应是春分到清明节之间的季节，即康熙三十九年正月三十日至二月十五日，公历1700年3月20日至1700年4月4日。
这首诗隔一首是《赠沈预亭》诗：
寥落人如此，黄金空有台。
吟残寒食柳，劝尽草堂杯。
门闭愁风雨，田荒恨草菜。
十分归去意，留滞费君猜。[3]（P270）
这首诗的“寒食柳”一句，寒食在清明节前一两天，也就是康熙三十九年二月十三十四日。这时的孔尚任罢官已经半个月了。对照上文引《长留集》七律卷《草桥修禊》，是康熙三十九年的三月三日，公历1700年4月21日，孔尚任罢官已经一个月零几天了。那么《草桥修禊》诗下面的《岸堂予京寓也》、《量移广东司员外留赠旧司同舍郎》，写作时间更晚于修禊。不但不能据有“量移”就认为是升迁的具体时间，而且和孔尚任早已罢官的时间也相错甚远。如果把孔毓圻来京进呈《幸鲁盛典》的三月乙卯（三月二十二日，公历1700年5月10日）当成孔尚任罢官的具体时间，已经是立夏后的第五天，孔尚任已经罢官五十多天了。至于上引《赋得相送柴门月色新》和《四月八日寄园雅集》，读者也会推算出来，我们也就不再辨证了。
参考文献
[1]刘世杰.孔尚任罢官疑案探考[J]. 郑州：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0,3.
[2]袁世硕. 孔尚任年谱[M]. 济南：齐鲁书社1987.
[3]汪蔚林. 孔尚任诗文集[M]. 北京：中华书局1962.
[4]中国成语大辞典[Z]. 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7.
[5]余家谟,王嘉诜. 铜山县志:卷五十.蒋攸銛.李蟠传桑骂[Z]. 1962年刊本，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七十卷本.
[6]孔尚任. 桃花扇[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7]清实录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七[Z]. 北京：中华书局1985.
[8]清史稿选举志:卷一百八[M]. 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 张学松
感谢刘世杰教授授权，原载：
《天中学刊》 第16卷 第3期 200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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