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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杰：孔尚任罢官疑案探考
星期日 三月 24, 2013 3:36 pm
孔尚任罢官疑案探考
刘世杰
摘要：孔尚任是清代著名的戏曲文学家。三百年来，孔尚任罢官原因，众说纷纭．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疑案。现有文献表明，孔尚任因创作揭露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黑暗的《通天榜》传奇，盛演京城，被康熙当面“斥逐”而罢官。
一、众口不一说罢官
孔尚任（1648－1718），宇聘之，又字季重，号东塘，别号岸堂，自号云亭山人。山东曲阜人。孔子64代孙。清代著名的戏曲文学家。著作等身，汪蔚林编《孔尚任诗文集》八卷，卷一、诗（诗观三集）及《诗最》；卷二、诗《湖海集》，是作者帮助孙在丰到淮、扬办理疏浚淮河海口工程时所写；卷三、诗《岸堂稿》是其在北京任国子监博士时的部分作品；卷四、诗《长留集》，是研究孔尚任后期生活、思想各方面极珍贵的材料；卷五、诗词曲；卷六、文；卷七、札；卷八、题跋。附录收《孔尚任著作目录》、《后记》、补遗《燕九竹枝词》。[1]
孔尚任在康熙二十三年（l648年）十二月七日被“从优额外授为国子监博士”[2]（P43），“二十四年乙丑正月十八日，乘传赴京。二十八间，升国子先生座”[2]（P44）。二十五年“七月初四日，奉命随侍郎孙在丰往淮扬，疏浚黄河海口，陛辞于乾清宫”[2]（P46）。三十年八月，与顾彩合著（小忽雷）传奇成。[2]（Pll4）三十四年“九月下旬，迁户部主事，职宝泉局监铸”[2]（P121）。三十八年三月写 《桃花扇小引》，六月《桃花扇》“凡三易稿而书成”[3]（P5）。康熙三十九年庚辰（1700年）二月，“晋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三月中旬，以疑案罢官”[2]（P155）。四十一年“暮冬，归曲阜”[2]（P171），五十七年戊戌（1718年）“正月上元前卒于家”[2]（P210）。终年71岁。
从1700年孔尚任罢官到现在，由于文献资料的阙如，孔尚任自己和当时一些与之交游的人也含糊其词，300年来，孔尚任罢官问题，一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件疑案。后来的研究者，只能根据孔尚任自己的一些诗文，根据当时与孔尚任有交往的人的一些诗文，来揣测估计这个问题，各自提出了一些观点。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诸说：
（一）“疑案”“冤案”说
第一，汪蔚林《孔尚任诗文集·后记》言其“罢官的原因更值得我们探索。关于这个问题，无论从他的朋友或者他自己的作品看，都是以曲笔出之的，是一个扑朔迷离的问题。我想先排比一些材料，然后再来求得比较接近于真实的解决。
一、王源《居业堂文集》卷十六《送孔东塘户部归石门山序》：
曲阜孔东塘先生以户部主事晋员外郎，罢而归。王公贵人下逮布衣之士，莫不惜之……予知先生久，是时初拄谒，则读其所为《桃花扇传奇》，盖谱弘光南渡轶事，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故，情辞淋漓悲宕。予又质以先君子所为《崇祯遗录》，相与慷慨太息……今归矣，怅望黄金台，悲回市上，悲歌狂醉者何人乎？俯仰天地，眷怀今昔，能不凄然泣下也。
这里提到‘罢而归’，没有说明是什么事；中间又忽然把《桃花扇传奇》和《崇祯遗录》连做一起，而又‘相与慷慨太息’，颇值得我们注意；最后‘怅望黄金台’‘眷怀今昔’，也是意有所指的。
二、李塨《恕谷诗集》卷下有诗云：
紫陌寻春无处寻，罢官堂上暮云屯。琅倮匣啡叮刁萌死垂惨蛔稹４巳蘸畏搅羰ヒ幔裟暌攀滤抵一辏ㄗ行募颉⒓疽埃得骷菊糯菏拢Ｉ两窆拍强耙洌幌劬揖墒牛ǘ良揖派剑碇俟橐玻�
也提到召官，原因仍然不明；张春《明史》有传，是个忠于明朝，被人诬为不忠，因而全家受祸的人，拿这个‘忠魂’来和‘圣裔’对比，可能是相类的对比；‘讽之速归’，应该是劝他早日离开北京，兔得受祸。
我们再来看他自己提到这件事的诗：
离亭且话归田兴，世事纷纷久自明。（《答李鼐公》）
我是白头薄书郎，被谗不辩如聋哑。（《赵药园过岸堂大烹款予》）
余被谪疑案，纲南颇知，曾赠金慰余。（《和蔡纲南赠扇原韵送之南还》注）
他对这件‘被谗’‘被滴’的疑案的发生，开始是朦朦胧胧的，和‘梦里’一样，只有装聋做哑，不加辩解，希望这‘纷纷’的‘世事’能日‘久自明’！
许我归田归不得，津门空有向南舟！（《僧根洁过白云寺》）
渺渺还山未有期！（《和蔡纲南赠扇》）
有一首诗题是：《中秋犹不能归岸堂赏月同谱儿赋》。这件事由‘送春’一直拖到‘中秋’，还没有了结，‘归田归不得’，可见不是一件小事。时间拖得越久，诗还是照旧写，不知不觉之间，他给我们道破了‘疑案’的个中消息：
命薄忽遭文章憎，缄口金人受谤诽。（《放歌赠刘雨峰寅大》）
送我诗发温厚情，方外亦惧文字祸。（《答僧伟载》）
综合以上材料，我们大致可以得到这样一个结论：孔尚任的罢官‘疑案’是以文字肇祸的。因而王源所提到的《桃花扇传奇》事，可以和罢官联系起来；有人推断他的罢官可能与《桃花扇》有关，也从这里得到证实。”[2]（后记）
第二，与孔尚任交往甚深的刘中柱《真定集》卷三有《送岸堂》七律一首，三四句是：“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2]（P156）。似乎是“莫须有”的冤案。
第三《中国文学大辞典》“孔尚任”条认为，孔尚任康熙“三十四年擢户部主事，三十九年迁户部员外郎。以疑案罢免，出游各地”。[4]（P1289）
第四，《乾隆曲阜县志》卷八十七说孔尚任“以事休致”[5]（P249）
（二）“贪污案件”说
刘雁霜《试谈孔尚任罢官问题》一文指出：“总而言之，我们的结论是：
一、孔尚任的罢官和《桃花扇》无关。这是可以从孔尚任的政治态度、《桃花扇》的思想倾向、当时统治阶级人物对《桃花扇》爱好的狂热等等方面得到证明的。
二、孔尚任罢官的真实原因，由于直接资料的缺乏，目前还不能提出完全肯定的判断。
三、我们认为，根据对间接资料的分析，孔尚任的罢官和他在监铸任上的表现有关，即牵连在贪污一类的案件之内，这有着较大的可能性。”[6]
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四）说孔尚任“亦有因被卷入贪污案而被罢官的说法”。［7］（P3l2）
（三）“文字肇祸”“耽于诗酒”说
孔尚任罢官后，有《答僧伟载》：
人如脉望纸中裹，一切世法皆懒惰。安能为郡学折腰，解组归去人曰可。送我诗发温厚情，方外亦惧文字祸。浮云富贵吾家言，举来印证不相左。君住长安我住山，入世翻结出世果。已知荣辱了无关，生死何须更示我？[1]（P237）
有《抱一堂歌赠李将军》：
……我已放归为山农，肯顾无益破甑瓦。迟迟出画意无他，为君赠诗不易写。非感君食感君心，典衣来供下饭鮓。岂无倾囊馈金人？只觉金多情尚假。国士有心为君倾，健儿有命为君舍；我有秃颖难为言，抱一堂中客均哑。[1]（P238）
有《放歌赠刘雨峰寅丈》：
英雄情非儿女比，离别亦复言娓娓。当年同辨石鼓文，白头郎署今有几？携手退衙即看花，放量陪君倾婪尾。命薄忽遭文章憎，缄口金人受谤诽。自古公卿去国多，不才何况臣虱虮。一卷石似夏云峰，中有洞天发万卉。鲁国家藏泗水春，何日拉君荐葑菲？山木结瘿刳成樽，一石留髠器雄伟。薜萝月照古石门，哗然姆战惊山鬼。[1]
有《赠吴镜庵》：
……借酒细论文，文中有胸臆；真文不媚时，甘受人弹弋。……[1]（P212）
孔尚任没有言自己为什么被罢官，而一味说“方外亦惧文字祸”，“命薄忽遭文章憎，缄口金人受谤诽”，“真文不媚时，甘受人弹弋”，给人造成一种感觉，好像孔尚任无罪被罢官。
当时给孔尚任赠答的人也不直说孔尚任为什么被罢官，如刘中柱《寄岸堂》说，“身当无奈何将隐，事在莫须有更悲”，“口易烁金纷未解，指难点铁债安偿”。[6]顾彩《有怀户部孔东塘》说：“朱绂遂因诗酒捐，白简非有贪饕证”，安慰孔尚任：“白环重赐会有时，湔谗洗毁复待聘”。[6]这样一来，孔尚任罢官的原因就被后来的研究者理解成“文字肇祸”，“耽于诗酒”了。持这种观点的人如袁世硕先生以为：“作为皇帝特别拔用的官员，孔尚任耽于词曲，至少是没有把心思放在政务上，更谈不上鞠躬尽瘁了。作为一位圣裔，孔尚任不以究明经义，阐发圣道为己任，却喜词曲小道，也该算是舍本逐末吧！这便使康熙皇帝大不以为然，感到孔尚任有违圣衷，有负皇恩。这恐怕就是孔尚任被谪官的根本原因”。[2]（前言）“孔尚任是被以耽于诗酒，废政务，宝泉局监铸不善的罪名而罢官的”。[2]（P157）胡雪冈先生认为孔尚任“因文字致祸而罢官这是主要的”。[8]（P105）
（四）与（桃花扇）有关说
王季思、马雍认为孔尚任的罢官与《桃花扇》有关。王季思认为，孔尚任“到了第二年（即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一一引者）春天，他就因一件疑案罢官。根据马雍先生的意见，认为‘很可能和（桃花扇）的脱稿有关’”。[9]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三）说，“孔尚任的‘罢官’问题无论从他的作品和他的朋友的记载来看，都很含糊，以文字肇祸大概是可以肯定的，可能和《桃花扇》有关”。[10]（P1057）
周妙中《清代戏曲史》关于孔尚任的《桃花扇》，“显然，作者写的不是儿女私情，而是爱国热情。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作者才不惜花费这样多的时间精力。但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康熙皇帝看到这部剧作的第二年，孔尚任就被迫辞官，回到家乡去了”。[11]（P143）
黄卓明认为：“关于孔尚任的罢官情况，确实是微妙的。而从这种微妙的情况中去追寻，终于可以找到一条主线。这条主线就是：孔尚任因‘文字’而被罢官，但这个‘文字’却不应成为导致罢官的原因，完全是‘被谗’和‘为时人绐’。所谓‘文字’到底是什么？无疑应是《桃花扇》，“孔尚任因写了《桃花扇》而落得一个罢官的结局”。[12]
张文澍认为，康熙三十九年孔尚任“二月，晋户都广东清吏司员外郎，然三月中旬即以疑案罢官，疑即以《桃花扇》剧遭清帝忌”。[13]
郭预衡《中国古代文学史》（四）认为，孔尚任“罢官的原因，至今无确论。从其‘命薄忽遭文字憎，缄口金人受诽谤’（《放歌赠刘雨峰》）的诗句来看，或与《桃花扇》的内容有关”。[7]（P3l2）
（五）与《桃花扇》无关说
刘雁霜《试谈孔尚任罢官问题》一文，谈了两个问题：一、罢官与《桃花扇》无关；二、罢官原因的探索。他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孔尚任的罢官和他的《桃花扇》无关。”“到目前为止，我们掌握了不少当时的有关孔尚任生平事迹以及《桃花扇》创作、演出情况的史料，但是，其中没有任何一项可靠的记载曾经把孔尚任的罢官同《桃花扇》牵连在一起。”“把孔尚任罢官的原因归结为他的《桃花扇》表现了进步的思想，即所谓‘爱国主义思想’或‘民族意识’，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这样的内容，在《桃花扇》里，是并不存在的。”[6]
章培恒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下）认为，孔尚任“后迁至户都员外郎，因故罢官”，“孔氏罢官原因不详。或以为与《桃花扇》的写成有关，此说不可靠。按作者于《桃花扇本末》中记宫中索剧本一事，是带炫耀的；又记他解官之后京中大僚犹群聚观赏此剧，更说明他井非由《桃花扇》得祸”。[14]（P477）
（六）与孔尚任创作的《通天榜》传奇有直接关系
300年来，孔尚任罢官间题，众说纷纭，在没有见到当时有关这个问题直接文献的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和探讨，应该说是有着一定的积极意义的。至少为我们研究孔尚任的思想和作品，尤其是其代表作品《桃花扇》等，提供了一些文献资料。
现有文献表明，孔尚任并非因上列五种原因而罢官，而是因为孔尚任创作了《通天榜》传奇而罢官。《通天榜》传奇，现已失传，各种戏曲书目皆未见著录。但从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中华民国十五年（1926年）刊本、由余家谟修、王嘉诜纂的七十六卷《铜山县志》中可以了解其大概。该书卷五十《人物》中，有李向阳、李弇、李蟠、李杜、李光璧祖孙五代情况的记载。接着是《旧志·圭美堂偶然集序》收蒋攸銛《修撰李公传》，其云：
“弇子蟠，字仙李，号根庵。幼岐嶷，读书十行俱下，为文洋洋数千言下，笔不加点。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举人，三十六年成进士。制策问军政吏治河防诸事，蟠条对剀切，治河策尤称上意。遂擢一甲第一人，授修撰，入国史馆，纂修《一统志》。会暹罗来朝，赐蟠一品服，命充馆伴。蟠宣扬德意，音出如洪钟。使臣额手庆，得识天朝第一人物。三十八年（1699年）主顺天乡试，鄂尔泰、史贻直、励杜讷诸名臣咸出其门。而不得志者乃为蜚语中蟠。事闻，复试殿廷，无一黜落者，得解。而郎中孔尚任以作《通天榜》传奇，宣播都下，斥逐。蟠亦遂谪戍沈阳三年。昭雪，得赐环，归居林下，时以著述自娱。著有《偶然集》。……书法赵孟钏椤抖隆捶藕淄ぜ恰怠贰ⅰ督鸶站罚袢吮χ艄拌笛伞Ｗ佣派剖锕忤怠⒐な模壬檬榉ǎ凶娓阜纭！�
蒋攸銛（1766—1830年），字砺堂，汉军镶红旗人。先世由浙江迁辽东，从人关，居宝坻。乾隆四十八年癸卯（1783年），“十八岁，乡试中式第十五名，座主为诸城刘文清公墉”。[15]四十九年甲辰（1784年），“十九岁，会试中式第五十四名。殿试第二甲第三十二名，朝考第十七名，恩改翰林院庶吉士”[15]。道光九年己丑（1829年）“六十四岁，自订《绳枻斋诗集》十二卷成，付门生朱殿撰昌颐刊板”。[15]十年庚寅（1830年）十月，“二十二日申刻端坐而逝”[15]，年65岁。《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六有《蒋攸銛传》，说“攸銛精敏强识，与人一面一言，阅数十年记忆不爽。勇于任事，不惟阿。尤长于察吏，荐贤如不及，所举后多以事功名节者。”[16]（Pll449）。蒋攸銛《修撰李公蟠传》中的“而郎中孔尚任以作《通天榜》传奇，宣播都下，斥逐”一句话，为我们探讨孔尚任罢官间题提供了重要的信息和资料。
二、康熙三十八己卯顺天乡试案
康熙三十八己卯（1699年），皇帝在八月辛未（初六），任命翰林院修撰李蟠为顺天乡试正考官，翰林院编修姜宸英为副考官。[17]（二）十一月丁酉（初三），“江南道御史鹿祐，疏参顺天乡试正副考官修撰李蟠、编修姜宸英等，以宾兴论秀之典，为纵恣行私之地。实为有玷清班，请立赐罢斥”。[17]“上谕大学士等曰：‘顺天乡试，所中式者，童稚甚多，物论腾沸，大殊往昔。考试系国家大典，所当严饬，以示警戒。御史鹿祐，题参可嘉。著九卿詹事科道会同，将李蟠等严加议处。’”。[17]康熙三十九庚辰（1700年）正月辛酉（二十七日），“覆试顺天己卯科中式举人”，[17]（三）次日，康熙帝“谕大学士等曰：‘昨览覆试之卷，今科乡试，诚不允当。派出监考阅卷诸臣，亦甚懦弱。诸臣不拟题启奏，反强请朕命题。’又谓‘所学疏浅，其试卷亦屡请朕定其优劣。朕不允行，仍令诸臣较阅。诸臣倘怀顾忌，不分满州、汉军及南北卷，总合一处，定其次序。朕以为宜按项定其差等。况诸臣俱系制艺出身之人，而寥寥数卷，反不能较阅耶？朕于诸事，惟期合宜耳。虽宗室大臣之子，岂肯徇情？诸臣有何畏忌？即令乡会试科场，俱遣官考试，朕何尝主试？此试卷，朕亦大略阅过。尔等持出，传谕九卿科道，齐集详阅具奏”。[17]（三）康熙三十九年二月乙丑（初一），“奏事主事存柱，捧出康熙三十八年中式举覆试文卷，传谕大学士等日：‘此科中式举人，因有情弊，为人指参。朕亦闻外议纷纭，故行覆试，以验其实。朕亲命题，特命皇子、重臣、侍卫，严加监试。朕初谓必有不能终卷者，及阅各卷，俱能在文，尚属可矜。至于落第者，在外怨谤，势所必有，焉能杜绝？诸生试卷，著学士布泰赍回，将朕此意，传谕九卿，即于九卿前启封。照所定等第，缮写进呈。’又命中书班第，复传谕曰：‘朕弃时文已久，览今文体，较前稍变。诸生试卷，朕—一观其大略。诸臣所拟等第俱当。三等以上者，皆可观。有在三等，朕拔置二等者；亦有在四等，朕拔置三等者；四等果属不堪，著令黜革。三等以上者，仍令其会试’”。[17]（三）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1699年），顺天科举考试的大略情况已如上引文献所说，而主持这次科举考试的李蟠被遣戍沈阳三年，后昭雪赐环归居林下，时以著述自娱，著有《偶然集诗》。
主持己卯乡试的副考官姜宸英被牵连下吏，“未置对，死狱中。宸英浙江名士，善属古文，举朝知其无罪，莫不叹息”。[16]“王尚书士祯曰：‘某在西曹，使湛园（姜宸英号——引者注）以非罪死狱中，愧死矣’。”[18]（P1090）
李蟠、姜宸英同榜进士的严虞惇，在李元度的《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文苑》中，有《严虞惇传》：康熙“丁丑（1697年）榜一甲第二人，为严君虞惇，亦以文学著称。虞惇，字宝成，号兴庵，江苏常熟人。九经三史，幼即成诵。既及第，授编修。馆间应奉文字，多出其手。己卯（1699年），科场狱兴，宝成子侄旨中选，而西溟及蟠皆其同年友，用是挂吏议，镌秩归，”[18]“闲居数年”。[16]
由于康熙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案大臣子弟多中选，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帝以缙绅之有多占中额，有妨寒{酸字酉旁改田旁}进身之路。殿试时，谕读卷诸臣，是科大臣子弟置三甲，以裁抑之”。[16]（P3166）
康赐三十八年顺天乡试案，除了江南道御史鹿祐的疏参外，还有讽刺该科正考官修撰李蟠、副考官编修姜宸英“老姜全无辣味，小李大有甜头”的歌谣。[19]（P70）和士子们写的揭文说：
翰廷科目，原以网罗实学，振拔真才，非为主考纳贿营私，逢迎权要之具。况圣天子加意文教，严饬吏治，凡司属在睚宜洗涤肺肠，以应明诏。不意顺天大主考李蟠、姜宸英等灭绝天理，全昧人心，上不思特简之恩，下不念寒士之苦，自镪熏心，炎威炫目。中堂四五家尽列前茅，部院数十人悉居高第。……吾辈进退不苟，死生惟命，务请尚方之剑，斩彼元凶。当路风闻既确，目击又真，何惜弹劾之章，达诸天听。不然苟白简之迟迟，致群情之汹汹。一旦有义士者，挺身而起，或刺之国门，或杀之车下，四方闻之，恐笑士大夫之无人也。”[20]
康熙三十八年己卯顺天乡试案，成为孔尚任创作《通天榜》传奇的基本内容，也成为孔尚任被“斥逐”罢官的主要原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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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郭预衡．中国文学史（四）[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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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马雍．孔尚任及其《桃花扇》[N]，光明日报，1954，5，24．
[10]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11] 周妙中．清代戏曲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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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章培恒．中国文学史（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
[15] 蒋攸銛．绳枻斋年谱[A] ．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第二辑[Z]．台北：台北文海出版社，1966．
[16] 清史稿．卷三百六十六［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7] 清实录·圣祖实录[Z] ．北京：中华书局，1985．
[18] 严虞惇．姜西溟先生事略[A]．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四十[M] ．岳麓书社，I991．
[19] 姜西溟典试获咎之冤[A]．清朝野史大观．卷五[Z]．北京：中华书局，1936．
[20] 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
感谢刘世杰教授授权，原载：
河南教育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第3期 第19卷 （总7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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