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文化的安眠药
星期五 三月 01, 2013 10:37 am
文化的安眠药
——关于消费文化和大众欣赏趣味的断想
（一）
最初，文化是神圣而诡异的。
仓颉造字而鬼夜哭，就是文化神圣而诡异的典型例证。上古时代，文化主要体现为一种特权存在，对自然的解释与社会的伦理发明，是祭司和部落酋长们的精英职权。随着生产方式从狩猎采集经济向农耕经济的发展，人们与自然和社会的关系，从自然状态向自为状态演进，对文化的普遍性需求成为一种时代的必然。随着社会规模的扩大，成员的宗教信仰、伦理准则、价值观、以及对生产力提高的迫切需求，即社会的文化生活，势必成为统治阶层格外关注的重大问题，于是乎，“教化”就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政治意图和行政职能。
教化者，文化思想之灌输也。
例如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规定社会地位特别卑下者，如商人、娼妓、罪犯及其后代，是不准参加科举考试的；而科举的科目设置，官学的课程安排，以及官方规定的科举必读典籍，无不体现了文化的特权性和政治性。再比如官方不许民间修史，而官方的史书也绝不向民间公开，甚至本属自然科学的天文学，也因为星相学与谶纬学的愚昧，而成为一种神秘的庙堂文化。这更是文化特权性和政治性的突出例证。
孔子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主张对人民施行文化封锁与垄断的愚民政策。然而，古今中外的历史雄辩地证明，文化的特权性和政治性，是扼杀社会活力的两大制度绞索。文化的特权性越高，政治性越浓，则社会越陷入普遍的愚昧中。春秋时代，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大发展大繁荣时期，有所谓诸子百家者，盖因历史的发展，冲破了文化特权性与政治性的藩篱，因而乃有中国文化的一个高峰。
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之所以具有重要的历史进步意义，就在于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资本主义的这种相对进步性，其本质恰恰就是突破了文化特权性与政治性的牢笼——在西方，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前，文化还具有鲜明的严厉的宗教性，而事实上，宗教从来跟神灵无关，从来都是打着神灵的大旗，推销的不过是一种政治特权而已。
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社会制度，当然也是一种文化思想，它所体现的历史进步性，对于封建王权和宗教特权而言，则是一种反动性，体现在如下几个重要的方面：1、消解了封建王权；2、削弱了宗教特权；3、促进了技术进步；4、建立了商品经济；5、改变了价值观念。
当特权的台阶崩溃、神圣的庙堂坍塌，金钱乃上位成一种日趋普遍流通的文化信仰——对利益的最大化追求和一切皆可交易，终于使文化撕下了贵妇的神秘面纱，甚至降格成了一种飘荡在红灯区的叫卖呻吟。马克·吐温的小说《百万英镑》，可以说是对“金钱万能”的一个绝妙讽刺。
消费文化，即文化应该成为一种有价的商品消费，起始于资本主义。
严格地说，一切可以买卖的文化（文化思想、文化方式、文化产品），都是消费文化。
消费文化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广义的，是指一切都可以交易消费的商品经济文化，即商品经济社会的司法体系、价值理念和市场形态，都趋向或实际上保护与促进为消费而生产。这是商品经济的总则；一个是狭义的，单指为社会的文化消费而进行的文化生产。
就总的倾向而言，文化从特权的教化形态转为普遍的消费形态，这无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然而，凡事总是有一利必有一弊。消费文化之所以能够成为消费文化，其主体势必已经从高高在上的庙堂精英转移成了广大的下里巴人。对商业利润的追求，这只堪比上帝的无形之手，迫使文化走向产业化，它扭转了操控文化产业的巨头（政府或商业巨头）的关注方向，利益最大化的宿命使竞争日趋激烈，而竞争的激烈又迫使他们不得不格外关注消费群体的规模与消费频率。从而导致一种文化人格和文化心态的畸形——文化的质量与品位已经不再是必须优先考虑的问题，能否吸引消费规模和刺激消费频率，这才是重中之重。
于是，文化发生了一种非常重要的、非常明显的动机转变：从高台教化大众变为媚俗迎合大众。
一般来说，人们总是认为，高台教化的文化意图和方式，是集权主义社会的典型特征。例如中国在文革时期的文化现象，就是一个著例。那时，在特别极端的一段时间内，全国只有八个样板戏轮番地反复地上演，“三突出”成为全国遵行的创作原则，而艺术作品的“高大全”模式，也成了“假大空”的典范。与此相对应的，很多人（包括专业文化人员）也普遍存在一种乐观向往，认为在西方式的民主法制社会里，艺术创作是高度自由的，没有政治强权、经济强权和司法强权干涉艺术创作和文化生产。这，其实也是一种误解。
在西方，小众文化（所谓纯艺术）确实拥有高度自由，但大众文化历来都受到各种各样的、或明或暗的干涉。
让我们以美国电视剧为例，来看看消费文化的另外一种真相。
由于完全是商业运作，美国电视是一种相当保守的媒介。在
（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和60年代，美国电视业奉行“最低公分
母”（Lowest Common Denoninator）和“最少抵制节目”（Lea-
st Objectionable Programming）原则，也就是说要求每个节目
都能得到尽可能多的观众的喜爱和尽可能少的观众的反感。这一
原则反映在电视剧的创作上，首先就是禁忌极多。……与此同时，
是脱离现实生活的“丝绸睡衣喜剧”、西部剧和幻想剧在50、60
年代一度风行。即使到今天，这种不顾生活现实、通过温情脉脉
的美好家庭或除暴安良的侠义英雄来图解标准道德观念的节目，
依然比比皆是。
作为一种现代文化商业制品，它的主流却更趋向于平庸、浅
薄、媚俗和模式化，对于大多数作品而言，精美的包装和很不错
的技术质量掩盖不住内容的贫乏甚至恶劣。
在日间肥皂剧的制作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制片人和站在
他身后的赞助商。
——苗棣《美国电视剧》，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世纪的50-60年代，是西方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但美国的电视剧极少有触及相关内容的作品。盖因美国的电视剧观众，多数是一般家庭妇女，她们需要温情的浪漫的梦幻抚慰，而控制这种大众消费文化的商业巨头，更害怕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动荡，害怕所谓“美国价值”的颠覆，因而电视文化的消费者和生产者，共同构筑了远离现实的虚假梦幻。我们都知道，和电视业相比，电影人似乎拥有了一种“贵族式”的高傲，仿佛他们更在乎的是艺术品质，而不是收视率。这其实也是一种愚妄的错觉。事实上，好莱坞的影片，真正敢于触及社会现实、具有艺术品位的作品仍然是少数，多数的作品依然落入大众消费文化的窠臼之中，老套、平庸与模式化，依然是一种宿命般的通病。
因为电影制作需要巨大的资金，而资金来源于资本家，资本家对于票房的关注，注定永远超过他们对于艺术的尊重。当资本代替政治强权时，艺术只不过是更换了一个蹂躏者而已。
此时，文化（艺术）面临了一种最后的更大的窘境：当大众成为文化消费的主体时，他们拥有的自由实际上成了更为强大的文化噩梦——他们对电影票房和电视剧收视率的决定权，并没有从根本上给文化带来解放，大众的低俗，反而成为文化难以逾越的最后关隘。
大众需要的不是深刻的痛楚，而是肤浅的娱乐。
以电视剧为例，考察西方社会消费文化的主体构成与特性时，我们发现他们和当下中国的消费文化形态与特征，尽管社会制度貌似截然不同，尽管民族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差别，但是却具有很多惊人的相似性，即文化消费者的“三低一高”和文化操控者（商业资本和官僚体制）的保守，共同导致了消费文化的平庸化、雷同化、模式化。
何谓文化消费者的“三低一高”？即电视受众的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低、经济收入低，而年龄偏高。和美国的电视观众构成相似，中国的电视观众也主要由家庭妇女、普通劳动阶层构成消费主体。文化程度低，导致他们在审美趣味和思想认知能力上存在障碍，而电视节目的制作必须适应观众群体，否则他们就会选择更适合自己观赏的节目，而这显然对艺术创新、艺术个性和思想深度会产生严重的制约。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都是收视率决定了电视节目的生产趋向。
由于社会地位低，导致他们在信息获取、信息处理能力方面存在很大的障碍与欠缺，他们长期以来被迫成为信息时代的庞大的边缘化群体，而低阶的社会地位更使他们缺乏对社会问题深度思考的信心和自发动力。这种疏离感，造成了他们对社会问题或者漠不关心，或者害怕变革，因而导致在文化的消费选择上，倾向于自己熟悉或能够理解的层次。再加上相对经济收入较低，使他们特别缺乏自信心和安全感，因而也就使他们更乐于选择能够抚慰心灵、舒缓困窘的梦幻文化与娱乐文化。而年龄偏高的现实，则使他们反应相对迟钝，自然普遍缺乏愤青的锐气与激情。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他们更关注家庭的稳定与亲情的温暖，于是表现家长里短的所谓家庭伦理剧，在东西方同样大行其道。
大量的家庭伦理剧出现，本来无可厚非，因为真正属于现实主义的家庭伦理剧，必定会触及到社会现实问题，必定能够通过家庭问题而反应时代的变迁及其深层制度问题。但是，起码在美国，家庭伦理剧的制作，却被资本操控的潜规则所左右，导致所谓的家庭伦理剧，通常只涉及社会问题的表面现象，通常用亲情的力量和家庭的最终稳定来给观众以虚幻的安慰，通常不许深入揭露社会问题的本质。这并不仅仅是文化操控方决定的，因为消费群体如果有另外的强烈的文化诉求，则操控方为了收视率，势必会做出让步。事实是消费群体往往比生产方更为保守，他们会抗议文化产品破坏了他们的梦幻。
娱乐与抚慰，是大众需要消费文化提供的一片安眠药。
事实上，这会让电视的文化操控方（资本和官僚）乐不可支，于是给文化的生产者（主要是影视编剧和导演）制定了相当严格的规则。于是，在消费文化的时代，电视节目竟然主要呈现为一种“喂养文化”，一种“灌输文化”。美国总统尼克松等一批精英人士，一再呼吁美国人要少看电视，呼吁他们读书和思考，就因为电视节目的低俗化、雷同化、模式化，会严重影响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比如美国有大量表现越战的影视剧和文学作品，但是像《生于七月四日》、《全金属外壳》、《野战排》、《猎鹿人》等具有反思批判精神的作品却是极少数，更多的作品都是模式化的“主旋律”作品：越共无不邪恶，越南人民或者愚昧或者心向美军，美军官兵则无不英勇与富有人道主义精神，是天命的解放者与拯救者，而这显然不符合越战的事实。至于朝鲜战争，因为是美军惨败的战争，影视剧则鲜有涉及者。这表明在所谓艺术自由的美国，主导消费文化的重要力量，乃是整个社会的一种阿Q精神。
古今中外，保守从来都是统治阶级宿命的惰性。这种惰性，符合他们自身的利益，因而他们更愿意看到的永远是消费文化提供的稳定安全和经济收益。
在消费文化时代，资本的愚昧更是发挥了重要作用。
首先是逐利原则，使资本更关心消费文化的投入与收益比，即资本进入文化领域，不是因为文化的高尚，而是因为它能带来利润。逐利原则和投资巨大，使资本绝对不肯承受禁播和低收视率的风险。此外，资本天然具有保守和平庸的劣根性。只有当面临生存危机时，资本才会激发出革命性和创造性——例外的定律则是超额利润的刺激，才有可能使资本铤而走险，而这种激情焕发的前提，则是被逼无奈，或者出于个别的天才资本家的灵感。一般而言，资本的首选，永远是平稳有利。复制成功才能成功，这是资本普遍信奉的教条。在这种信念和性格的主导下，资本操控的消费文化，必然呈现出模式化、跟风化的趋势。
时至今日，美国的电视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结构性变化。比如编剧在其中的作用得到了很大的加强。相比于好莱坞多年的保守与平庸，美国的电视业显得更富有活力。但是作为一种消费文化，其本质并没有根本的改观。以广受好评的反恐连续剧《24小时》为例，这部在中国也备受知识阶层青睐的七季连续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触及了美国的一些社会问题，而这在中国的电视剧中是不可想象的深度与开放，但其根本主题，仍然是片面地宣扬美国价值观的普世性和优越性，仍然是狭隘地宣扬美国文化中心主义，仍然不肯反思美国自身的全球霸权政策和石油掠夺，才是造成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
因为美国的消费文化主体，乐于看到这样的文化慰藉。
当无力解决社会问题时，你是愿意在痛苦煎熬中彻夜难眠，还是愿意服下一片安眠药而沉入酣甜的梦乡呢？
鲁迅先生早就悲悯而尖锐地指出：习惯了黑屋子的人，会痛恨那替他们凿出窗户的人。
今天的中国，正在向商品经济进行时代性的社会化的巨大转变。
在这一历史过程中，我们也看到了一种重要的文化转变：从改革开放初期文艺复兴的艺术性和严肃性，快速转向当下的消费化和娱乐化。
最有对比价值的是2012年贺岁档的两部电影的票房PK——以娱乐化贺岁喜剧而著名的导演冯小刚，积累了长期的人脉和名望后，终于把他藏在心底十二年之久的艺术梦想变成了现实，巨资拍摄了电影《1942》。可惜，和他的期望、特别是和投资方的期望背逆，这部主题深刻而严肃、艺术相对成熟、明星云集的大制作影片，票房却堪称惨遭失败；相反，名望身价跟冯小刚不可同日而语的新锐导演徐峥，却以一部并不怎么高明的娱乐喜剧《泰囧》，而有了超过十三亿的票房收入。
《泰囧》，意外地成为中国消费文化左右市场成败的一个空前范例。
《泰囧》的主题轻浅，艺术上也没多少可圈可点之处，但它的成功却令所有人都瞠目结舌。
《泰囧》空前的票房成功，使消费文化的娱乐化更加金碧辉煌。
当然，这部电影也遭到了一些知识分子的严厉抨击。可惜，这种抨击实际上毫无意义，因为不管知识阶层如何抨击，事实是有无数的人（投资方、编剧和导演、包括演员）梦想着如何复制《泰囧》的奇迹，跟风模仿的作品一定会层出不穷。这就像美国的知识界一直鄙夷肥皂剧、而肥皂剧却照旧几十年稳坐收视率榜首一样，精英文化标榜深刻，大众文化渴望娱乐，古今中外历来如此。
文学、诗歌、影视和戏剧的泛娱乐化的严重倾向，近来受到了官方和知识阶层的不断批评。
作为娱乐业代表人物的赵本山及其相关作品，首先遭到了知识界的炮轰。
毫无疑问，以赵本山的小品为例，他已经从当年的讥讽时弊、揭露社会现实问题，转向了近年来的娱乐大众、嘲讽大众（例如拿下层百姓的残疾缺陷来做娱乐的噱头）。包括他的电视剧《乡村爱情》系列，也明显有回避现实问题、掩盖矛盾本质、硬造戏剧冲突的媚俗缺憾。就此而言，这当然是号称“小品王”的赵本山的一种文化堕落，当然应该遭到批评。
但是，且慢——请问究竟是什么因素，造成了这种文化堕落呢？
这是官方切切倡导主旋律艺术的必然结果。
倡导主旋律艺术，就理论而言，这并没有错。马克思早已指出：“统治阶级的文化，总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但问题的本质在于如何正确理解中国共产党作为统治阶级的文化，亦即什么样的文化，才是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应该倡导的主旋律文化？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历史上（甚至是人类历史上）最为伟大与先进的政党，她的伟大与先进，体现在奉行“为人民服务”的最高宗旨上，体现在致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解放全人类的历史使命上，体现在勇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道德品格上，体现在敢于正视问题、敢于解决问题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上，体现在坚信人类文明与发展规律的历史唯物主义哲学态度上，因而她绝不讳疾忌医，绝不害怕批评，绝不掩盖矛盾，绝不压制言论自由，亦即坚定奉行宪法精神和原则，这才是真正符合共产党的革命精神、长远利益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以及人类普世价值的主旋律文化思想与原则。然而在现实操作层面上，很多愚昧自私的官僚，却把“主旋律”肤浅地理解成歌功颂德、避开社会问题、倡导虚假和谐的伪现实主义。正是这种倡导，导致了主旋律艺术的风格模式化、选材功利化、主题同一化、情节雷同化的普遍现象。
官方倡导伪现实主义的文化，却期望娱乐作品不低俗，无异于缘木求鱼。
对娱乐化的追捧，其实也正是大众对艺术普遍虚假化的一种逆反。
符合官僚阶层的现实利益，通常都不符合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符合统治阶级的当下利益，通常都不符合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当政治体现为一种文化强权时，谄媚和模式化，从来都是文化（艺术）的最终坟墓。
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当社会出现遽然的剧烈经济转型时，我们并没有关于商品经济的全面的健康的文化准备。比如商品经济社会必须是一个法制社会，必须是一个高度尊重契约原则的社会，必须有限制权力寻租的健全制度，必须有超越拜金主义的文化影响，而这恰恰是改革开放初期特别缺乏、至今仍未注重建设和完善的文化缺陷。这导致旧的价值体系崩解时，社会出现了普遍的思想混乱和空虚感，亦即我们并没有准备好商品经济的制度环境，却提前进入了全面的商品消费时代。特别是GDP为纲的行政理念和考核制度，更加促进了全社会的拜金主义风潮。
当讳疾忌医和拜金主义成为普遍风潮时，泛娱乐化自然就是一种难以遏制的历史必然。
因为在这种大背景下，唯有娱乐是安全的，是能够保证票房收益的文化行为。
就此而言，批评赵本山等人的泛娱乐化（亦即低俗化）毫无实际意义，反思我们的文化建设和制度改革，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
从某种意义上说，深刻是精英文化的职责，娱乐是消费文化的法则。换句话说，除了身怀忧患意识者，没人乐意花钱买痛苦买难受，而大众的自由选择权正是消费文化的历史动力。
当然，放任消费文化的低俗化倾向，是不负责任的，这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尤其不利。但是，单纯批评消费文化的低俗化倾向，也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以当下中国的消费文化而言，观众的低俗化、精英的缺失化、资本的投机化、管制的愚昧化、渠道的垄断化、评论的软骨化，是我们应该重视的重要症结所在。不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对消费文化的任何批评，永远只是隔靴搔痒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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