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的遗憾
星期三 九月 13, 2006 9:57 am
孙晓世
不知不觉，澳门存在了400多年了。翻开历史一看，澳门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沉默着的，本来它完全可以出现在一个闪光的位置上，使中国对外开放（或曰接受西方文明的碰撞）提早400年。诚如斯，则中国400年来的历史该是一种灿烂的写法了。
中国从明代开始，逐步走向自我封闭，这是导致近代中国在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遗传学告诉我们，双亲的血缘关系越远，则后代的基因越优越，反之如果一个村庄的人长期不与外界通婚，基因必然衰退。
在社会文化现象上也是这样。中华文明能在盛唐达到极盛，与此前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以及唐朝通过西域接受印度、波斯文明的碰撞大有关系；希腊、罗马文明达到古代文明的高峰也与地中海沿岸几个文明中心之间频繁而方便的来往息息相关；欧洲之所以成为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与它在如中国一般大的版图上有几十个国家互相交流、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互相竞争密不可分。
明朝的封闭，一方面由于统治者自高自大、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也因为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切断了东西方赖以联系的丝绸之路。面对这种切断，欧洲人（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为先驱）用航海冲破封锁，由此无意中发现了美洲大陆和澳洲，导致世界历史跳跃性的发展。葡萄牙人正是此时来到澳门。（1553——1557年）
在此之前，郑和率领比这棒得多的船队七次航海，由于中国政界和知识界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普遍不感兴趣，陶醉固守在老祖宗留下的“十全十美”的平衡式文明里，对当时羽翼未丰的极限文明缺乏了解和认识。郑和的航海只是被当成了一段传奇和谈资，空前绝后，无有继者，更不能对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郑和个人是伟大的和值得崇敬的，但这么伟大的航海壮举结果让人有太多的遗憾了。
在此之前，蒙古人西征和元朝东西方交流加强，中国“四大发明”传到了欧洲，欧洲好像突然开窍似地进入了一个理性和科学的时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在相当于明末清初之际展开。
本来，澳门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它完全可以成为明清之际直接沟通东西方的一个桥梁和窗口，让中华文明（当时与欧洲文明尚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在输入欧洲文明新鲜血液后达到一个新高度。但是中国人似乎不相信还有一个高度文明的西方社会，他们没有兴趣去探索新世界，更勿论去学习什么了。他们眼中中国即世界，起码是世界文明的最主要核心，其余即为蛮荒之地。这种奇妙的自高自大一直延续到清末。中国于是错过了澳门带来的机会。
历史等了近300年，只好在1840年用枪炮轰醒中国人的黄梁美梦，（入侵中国的英国舰队以澳门为补给基地）使其不无尴尬地匆忙走上艰难的追赶之路，在深深的耻辱和自卑感中度过了100多年。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日之中国，在理性精神照耀下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1849年乘鸦片战争“东风”脱离清政府名义上统治的澳门，也在国富民强的情况下回归祖国。
1994年，日本东京大学研究中国学的教授沟口雄三，在论述“洋务运动是5000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大文明圈之间的撞击”时，表述了如下观点：
“……这100年间中国人的文明观动摇了，似乎西洋优于中国。但100年后中国会展现出自己的文明特点。”
1996年写
2006年改
不知不觉，澳门存在了400多年了。翻开历史一看，澳门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沉默着的，本来它完全可以出现在一个闪光的位置上，使中国对外开放（或曰接受西方文明的碰撞）提早400年。诚如斯，则中国400年来的历史该是一种灿烂的写法了。
中国从明代开始，逐步走向自我封闭，这是导致近代中国在科技、经济、军事等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的一个重要原因。
遗传学告诉我们，双亲的血缘关系越远，则后代的基因越优越，反之如果一个村庄的人长期不与外界通婚，基因必然衰退。
在社会文化现象上也是这样。中华文明能在盛唐达到极盛，与此前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魏晋南北朝时期民族大融合以及唐朝通过西域接受印度、波斯文明的碰撞大有关系；希腊、罗马文明达到古代文明的高峰也与地中海沿岸几个文明中心之间频繁而方便的来往息息相关；欧洲之所以成为现代文明的发源地，与它在如中国一般大的版图上有几十个国家互相交流、互相启发、互相促进、互相竞争密不可分。
明朝的封闭，一方面由于统治者自高自大、不思进取，另一方面也因为蒙古人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切断了东西方赖以联系的丝绸之路。面对这种切断，欧洲人（以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兰人为先驱）用航海冲破封锁，由此无意中发现了美洲大陆和澳洲，导致世界历史跳跃性的发展。葡萄牙人正是此时来到澳门。（1553——1557年）
在此之前，郑和率领比这棒得多的船队七次航海，由于中国政界和知识界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普遍不感兴趣，陶醉固守在老祖宗留下的“十全十美”的平衡式文明里，对当时羽翼未丰的极限文明缺乏了解和认识。郑和的航海只是被当成了一段传奇和谈资，空前绝后，无有继者，更不能对中国和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郑和个人是伟大的和值得崇敬的，但这么伟大的航海壮举结果让人有太多的遗憾了。
在此之前，蒙古人西征和元朝东西方交流加强，中国“四大发明”传到了欧洲，欧洲好像突然开窍似地进入了一个理性和科学的时代，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也在相当于明末清初之际展开。
本来，澳门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它完全可以成为明清之际直接沟通东西方的一个桥梁和窗口，让中华文明（当时与欧洲文明尚处于同一水平线上）在输入欧洲文明新鲜血液后达到一个新高度。但是中国人似乎不相信还有一个高度文明的西方社会，他们没有兴趣去探索新世界，更勿论去学习什么了。他们眼中中国即世界，起码是世界文明的最主要核心，其余即为蛮荒之地。这种奇妙的自高自大一直延续到清末。中国于是错过了澳门带来的机会。
历史等了近300年，只好在1840年用枪炮轰醒中国人的黄梁美梦，（入侵中国的英国舰队以澳门为补给基地）使其不无尴尬地匆忙走上艰难的追赶之路，在深深的耻辱和自卑感中度过了100多年。
往事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今日之中国，在理性精神照耀下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1849年乘鸦片战争“东风”脱离清政府名义上统治的澳门，也在国富民强的情况下回归祖国。
1994年，日本东京大学研究中国学的教授沟口雄三，在论述“洋务运动是5000年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大文明圈之间的撞击”时，表述了如下观点：
“……这100年间中国人的文明观动摇了，似乎西洋优于中国。但100年后中国会展现出自己的文明特点。”
1996年写
2006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