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罗慰年：吊诡的1644年
星期六 一月 12, 2013 1:04 pm
1644年，是吊诡的一年。
明朝在这一年灭亡。1644年4月25日，李自成入京，推翻大明，明思宗在煤山自縊。
李自成在这一年败退北京。5月27日，吴三桂从山海關引清兵入关，李自成被清朝军队驱逐出北京。
它又是大清定都北京的一年。6月5日，多尔衮攻佔北京。 9月20日，清顺治帝驾马车由盛京出发，迁都北京。 10月30日，清世祖福临定都北京。是为清顺治元年。
李自成在北京只呆了很短的时间，有人归因于这年北京的鼠疫。关于这个观点，可看《鼠疫——满清取代大明的真正原因》一文和榨菜肉丝的新浪博客《1644年北方鼠疫对历史的巨大影响》。
这一年的农历是甲申年，是个猴年。300年后的1944年，也是个甲申年。那一年，延安从上到下，洋溢着一种胜利在望的喜气。舔菊“历史学家”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这本书，总结明王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国共产党进京后怎么才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
流行的说法是，李自成进北京后的声色犬马，导致北京不守。这个“历史教训”，最为毛泽东欣赏。毛泽东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这也是今天反腐理论的最早版本。李自成因为骄傲而败是个伪命题；腐败亡国也是个伪命题。因为腐败只是表象，腐败是果不是因。腐败背后有更深刻的结构性的原因。
把视线集中到腐败的社会现象上，模糊了人们的视线，阻挡人们把反思的视角投射到更深刻的原因上。明朝没有人思考导致腐败的背后的制度性原因；到了1644年，大明将亡，悔之晚矣。1644年，清朝刚建国，倒是有机会和大把时间思考，但清朝自那以后的267年，竟也没有人思考。
就在李自成策马仓惶出逃北京，顺治帝春风得意，进入北京之时，在地球的另外一头，有一个思想家，叫做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的，把视线聚焦在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领域——言论自由上。1644年11月23日，英国作家弥尔顿出版了《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一书。
300年后的1944年，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大谈李自成、李岩，却对1644年出版的人类思想史上的最重要的著作《论出版自由》不置一词。当然，他也不可能客观地思考清王朝的覆灭跟大兴文字狱的关系，因为当年正在进行的整风运动，就是一场文字狱。
1644年是个历史的分界线。明朝灭国、清朝建国和弥尔顿出版《论出版自由》，碰巧都在这一年。这就是历史的吊诡之处。以《论出版自由》为分水岭，英国和清国，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如果说，道路是国家的生命的话；道路不同，国运不同，结局必不同。
其实，早在《论出版自由》出版后200年的1844年，两条道路已见分晓。再过67年，也就是1911年，大兴文字狱的清朝，竟被武昌新军一个连长的一泡尿冲倒了，从此走进尘封的历史。而出版《论出版自由》的英国，至今还在地球上屹立不倒。
那些当年的官二代、红二代的八旗子弟们，而今安在哉？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附：弥尔顿：《论出版自由》（摘要）。
当一个人准备向外界发表作品时，他必然会运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思虑。他辛勤地探讨、思索，甚至还征求贤明友人的意见。做过这一切之后，他才认为自己对于行将写出的东西的了解，已经不下于以往任何作家。这是他忠诚地写作，并运用成熟的智慧得出的最完满的结果；假如他在这里面所费的那样多岁月、那样多辛勤劳动，以及他的才能在以往的信誉都不能让他达到一个成熟的境地，因而始终不能被人相信。
他深夜不眠、守伴孤灯、精心勤劳地写出的作品却必须送给一个终日忙碌的检查员匆匆地看上一眼，而这个检查员很可能是比他小很多的晚辈，在判断上也远不如他，在写作上可能一无所知；纵使他幸而没有被驳回或受到轻蔑，在出版时也必须象一个晚辈由自己的保护人领着一样，让检查员在他的标题页后面签署，以保证他不是白痴或骗子——这种作法，对作者、对书籍、对学术的庄严与特权，都是一个莫大的污辱。
一个人要是教书，就必须有威信，因为威信是教学的生命；他如果要写书，就必须成为一个学者，否则就不如什么也不写；但如果他所教的和所写的一切都只能由一个家长式的检查员完全按照他们自己的判断加以修改和指导，然后才能提出来，那他又如何能有威信地教学或作为一个学者而写书呢？其实这些检查员所谓的判断都只不过是他们自己狭隘的胃口。每一个敏锐的读者一看见这种迂腐不堪的批示，就会退避三舍，并冲口而出地说：“我最恨村学究，我不能容忍一个学究披着检查者签署的外衣来接近我。检查员是谁，我并不知道，但只要在这儿看见他亲笔写的字就知道他骄横不可一世。试问谁又能保证他的判断是正确的呢？“
“国家可以保证，先生，”书商答道。
但他马上就接口说：“国家的当政者可以作我的统治者，但不能作我的批评家。他们在选择检查员的时候可能发生错误，检查员在选择作家的时候也同样容易发生错误。
这是尽人智知的事。“他还可能加上弗兰西斯。培根的一句话说：”这种被批准的书里只不过是些一时流行的话而已。“一个检查员可能比一般人更贤明（这在今后的检查员中是可想象而不可求的），然而他的职务和工作却规定他除了一般庸人已经接受的东西以外不能放过其他东西。
假如一个已故的作者的作品在生前和死后都一直极享盛名，而要经由他们许可重新付印的话，事情就更糟了。假如在他的书中由于热情高涨而写下了一句词锋犀利的话，谁又知道这不是神的指使呢？但只要这话不符合检查员那种低级老朽的趣味；那末这话纵使是王国的宗教改革倡导者诺克斯亲口说的，也免不了要被他们划上一道。这位伟人的思想就会由于这种马马虎虎的检查者害怕出事或粗心大意而不能流传后世了。
一个好政府和一个坏政府同样容易发生错误。
试问哪一个官员又能保证不听错消息？尤其当出版自由被少数人操纵的时候就更容易如此了。
可敬的上议员与下议员们：如果能迅速纠正一个错误，如果处在最高地位的人对一个平易的忠谏能比其他人对一笔大贿赂更重视，这就是最符合诸位的高尚行为的美德，而且只有最伟大和最贤明的人才能具有这种美德。
原文可上网阅读。（http://www.saohua.com/shuku/zhexue/mydoc05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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