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地方艺术与城市文化特质的共生关系
星期一 十二月 03, 2012 7:50 pm
地方艺术与城市文化特质的共生关系
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质固然体现在诸多方面，如城市的历史文化街区、坊巷、建筑风格、市民的生活方式、风俗民情等等，但多是以当地方言音韵为基础，以当地人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创作和演出的地方艺术，如地方戏剧、曲艺、音乐、舞蹈、美术等，既是城市文化特质一种鲜活动态的呈现，也对城市文化特质的固持、强化与弘扬发挥重要的建构作用。
一种地方艺术在一个城市里的生存与发展历程、形成的特质，往往是跟该城市的历史文化积淀、住民的生存生活状态、情感方式、审美趣味、乃至文化性格紧密相联、息息相关。以综合了文学、音乐、表演、舞蹈、美术等多种艺术元素，最具代表性，也是人的生存状态、情感方式最形象与直观体现的地方戏剧为例，如原作为北京地方剧种的京剧，是在清乾隆年间演唱徽调的“四大徽班”进京后与来至湖北的汉调合流，形成皮簧声腔，又吸收了当时在京流行的昆腔、秦腔等多种艺术养分，于光绪年间形成的。在其演化与形成的过程中，北京特有的“皇城因素”起了重要影响与催化作用：作为皇权中心的北京是最高统治者和王公贵族、达官显宦的聚居地，他们等级森严礼节繁多的宫廷生活方式来自不同地域的出身背景、优雅舒逸的休闲娱乐情态、以及较高的文化艺术素养，挑剔的艺术眼光，既使他们能接受兼容南腔北调，昆乱并收的京剧剧种的产生，也使京剧形成庄严恢弘、富丽堂皇的舞台气象、严谨规范的表演程式和精美纷呈、特色各异的风格流派。而当时各地戏班艺人在官员、富商的组织下纷纷进京为皇家献艺贺寿，如三庆、四喜、春台、和春“四大徽班”就是为乾隆皇帝贺寿为名进京演出的。最高统治者和王公贵族、达官显宦乐于接受这种“贺寿”与娱乐形式，将戏班表演引入宫廷禁苑和豪门大宅，直接对京剧这种特质的形成起了影响与催化作用。又如越剧，它本是源于浙江嵊县农村，音乐和表演都十分简陋的“小歌班”，后因辗转于绍兴、杭州等越文化底蕴深厚的浙东南的城市里，在音乐、表演和剧目上吸收了绍剧、京剧等多种剧种的艺术养分，才逐渐丰富和成熟起来的。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流传到上海后，受到求新求异的“海派文化”的影响熏陶，并借鉴了话剧、电影等现代艺术形式的表现手段，才形成一个影响广大、明星辈出、流派众多的剧种的。其柔美、清新、充满诗情画意的剧种特质的形成，既是清新柔美的江南水乡风情所熏染，江南人细腻、温婉、灵动的文化性格所培育，又是绍兴、杭州、上海等城市的人文环境和市民的审美情趣所造就。又如川剧，它是清雍正、乾隆年间流入四川的昆腔、高腔、梆子腔、皮簧腔与四川人的方言音韵、欣赏情趣相结合，后又在重庆、成都等工商业发达的城市里相互竞争、融合，才最终形成含有昆、高、胡、弹、灯五种声腔的川剧的。川剧的表演既真实细腻又幽默机趣，唱腔中最具特色的高亢、悠远的高腔部分，是以弋阳腔为基础，糅合了四川秧歌、号子等音乐及演唱方式形成的，把居于险峻、壮阔的巴山蜀水间的四川和重庆人机智幽默又热情泼辣，“麻辣烫”的性格与生活情态，表现的十分鲜明突出。作为福建最大地方剧种的闽剧也是这样，它源于明万历年间被贬回乡的官员曹学佺创立的“逗腔”和儒林家班，后在福州城的演出中，与来自外省和民间的“平讲班”、“江湖班”以及徽班、昆曲、京剧等相融合，才形成现今形态的闽剧的。尽管它兼容了多种声腔、多个剧种的音乐和表演艺术，但却兼容的十分和谐，并使之成为表现力很强的一个剧种。其剧种特点的形成也与福州城市的历史、福州人的文化性格有密切的共生关系。福州建城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住民除少量的闽人和闽越人外，大量是为躲避战乱迁徙入闽的中原人，以及唐五代跟随“开闽王”王审之的军队入闽的将士，多姓相处，和睦共居，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福州成为“五口通商”最早被迫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又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因此使福州成为文化包容性与开放性很强的城市，造就了福州人平和包容、亲善合群，不偏狭、不排外的文化性格，从而影响到闽剧剧种特点的形成。
与地方戏剧相伯仲的地方曲艺也是这样，京韵大鼓本是源于河北沧州、河间一带的木板大鼓，流入北京后，经艺人们对其进行了改革创造，去除了原先的乡土口音，改用纯正北京语音声调进行演唱，还吸收了一些北京民间曲调和京剧的唱法，创制新腔新曲目，才得以在皇城根下生存与发展，成为能激荡京城观众心灵的一种“燕赵之声”。苏州弹词则是在吴音软语、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悠悠小巷和精巧园林和市民的闲适生活、缱绻情态构成的江南风物、苏州情韵和浓厚的吴文化气息的滋润、浸漫中生成与发展的。福州评话是古老的说书艺术于明末清初流入闽都后，与福州的方言与音乐紧密结合，在榕阴遮蔽的街头巷尾敲钹演唱，酬劳辛劳一天后休憩纳凉的市民，甚至介入到市民的喜丧事和祭祀活动中，以丰富生动的俗言俚语叙说故事，以哀怨凄清的“诉牌”音乐倾诉书中人物的悲痛情感和不幸命运而深深打动听众，才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爱、追捧的。源于唐宋古乐，风格典雅的泉州南音也是在流入泉州等地后，被具有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泉州人所钟爱，与闽南语的声韵语调和当地民间音乐相结合，成为当地梨园、高甲和木偶戏的音乐唱腔。其委婉哀怨、细腻柔美的曲调又正可把大量飘洋过海到海外谋生的泉州人的思乡之情，尤其是留守家园的妻室苦念夫君的愁肠怨思抒发表现得十分委婉深挚，才成为泉州等地人们所喜爱的曲艺和音乐形式。
然而，某种地方艺术在在某个城市特有的文化土壤与氛围中生成与发展后，又会反过来对该城市的文化特质产生重要的影响与建构作用，使该城市的文化特质更强固更鲜明，也更有独特魅力，以致会对周边城乡，甚至在更大范围内产生多方面的影响和感召作用。例如京剧的传播流行，使北京作为皇城国都既大气恢弘，富丽堂皇，又尊贵雍容，精致典雅的文化特质得以更突出和鲜明体现。受到追慕推崇，先是在周边的北方城市，而后在国内许多地方流行，使他获得了“国剧”的地位。究其深层，他向国民传播的还不仅仅是一种艺术，而且还隐性地传播了以北京为中心、为尊贵的“大一统”的政治与文化理念。京韵大鼓虽然因形式较单纯，又多是在市民阶层传播，难有京剧的影响力，但同样也以自己“燕赵之声”从另一层面上丰富了京城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越剧生成发展为杭州、绍兴等江南城市的主要戏剧剧种，其柔美音乐唱腔在大街小巷的广泛流荡，使这些城市越文化的色彩更加浓郁，更呈现出一派清丽、柔婉、灵动和水气氤氲的独特风姿。甚至于使本就天生丽质的越女，在世人眼中似也平添了几分妩媚与柔情。苏州弹词也在以吴音软语的娓娓弹唱中把吴文化和古城苏州的独特风韵表现得摇曳多姿，酣畅淋漓。川剧在重庆、成都等城市的驻足，既增强了这些城市巴蜀文化的内涵与特征，也使得世人对这些城市独有风情的认识，除杜甫草堂、朝天门码头、川菜、盖碗茶、“麻辣烫”火锅等等外，多了个重要的识别物和参照系。闽剧和福州评话在福州的“坐堂”，除强化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兼收并蓄闽文化、闽越文化、海外异域文化而形成的“闽都文化”的内涵与特征外，也使这座城市的市井生活更飘溢出一种“虾油味”（传统的福州市民喜欢用鱼虾区成的虾油作调料，有一种独特的鲜腥香味）。南音和用南音谱就的梨园戏、高甲戏、木偶戏的音乐唱腔在泉州街头巷尾和古宅深院的袅袅飘荡，也使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平添了几分古典沉厚的韵味，和开元寺、清源山、红砖厝、石板小巷等风物一道构成这座城市十分鲜明、独具魅力的风韵。
地方艺术之所以能对催生她的城市文化特质产生重要影响和建构作用，使她的文化特质更强固更鲜明，缘于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方言音韵的广泛深入和创造性的运用。地方艺术都是用方言音韵作为语言和音乐的载体的。但是由于艺术创作需要较日常生活更生动形象，也更有趣味的语言，因此地方艺术，尤其是戏剧和曲艺的创作演出，都要广泛深入地挖掘、提炼和运用最精彩、最生动形象、趣味盎然的地方语言，包括俗言俚语、谚语、歇后语等等。同时因为念道白和谱曲演唱的需要，又要认真研究掌握方言的平仄声调和文读白读等。这使得作为地方文化最重要载体的方言音韵在城市里得到极好的运用传播，自然会对城市文化特质产生重要影响和建构作用。其二，艺术形式的接受和艺术形象的感染作用。地方艺术形式的形成虽然有其作为艺术本体的规律，但与地方住民的情感方式和艺术审美趣味的影响也有密切关系，因此能为住民所喜闻乐见。地方艺术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有方言音韵的媒介，对住民也更具感染力，而且，地方艺术往往都喜爱，也适合创作地方题材和地域文化特色的作品，一方面这类作品能给地方住民以熟悉亲切感，容易受到住民，也包括地方政府的关注和喜爱，二来这类作品也必然会较多展示地方的生活图景与风俗民情，这些因素必然都会对地方艺术所在城市的文化特质产生影响与建构作用。其三，代表性作品的文化认识作用。这与上述问题有关，地方艺术所创作的经典或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往往与地域文化特质有密切关系，其中所创造的典型和较典型的艺术形象，往往与地方文化性格有密切关系，有的甚至就是地方文化性格的集中体现。京剧的代表性剧目如《宇宙锋》、《玉堂春》、《群英会》、《打渔杀家》、《野猪林》、《打金枝》、《四进士》、《搜孤救孤》、《秦香莲》、《空城计》、《霸王别姬》、《贵妃醉酒》、《杨门女将》、《海瑞罢官》等等，虽然文武具备、唱做兼有，但其题材内容多与宫廷权争、后宫秘史、忠奸较量，经略天下，尽忠报国等有关，这当与北京作为皇城国都和燕赵故地的文化特质有密切关系。其中所塑造的一批或是孤臣义士、坚贞烈女，或是将门巾帼，皇妃公主的艺术形象，究其文化性格、情感方式，也多与皇城国都和燕赵文化所倡导、褒扬的主流伦理道德观念、情感方式相吻合。越剧的代表性剧目如《梁山伯与祝英台》、《西厢记》、《红楼梦》、《柳毅传书》、《追渔》、《情探》、《碧玉簪》、《何文秀》《盘妻索妻》等等，其题材内容多描写才子佳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戏中男女主人公也多是重爱情轻生死的典型“情种”，这正是柔美温婉、细腻多情的江南越文化特质的熏染所致。川剧的代表性剧目传统的有《柳荫记》、《彩楼记》、《拉郎配》、《乔老爷奇遇》等，近年编演的有《巴山秀才》、《易胆大》、《变脸》等。题材内容虽然较丰富多样，但故事与人物多传奇性和喜剧色彩，机智幽默、妙趣横生的戏剧场面和人物行动也较多。这与巴蜀文化诙谐肆虐、又颇具冒险性和神秘色彩之特质的影响有关。川剧表演绝招“变脸”技法在剧中广泛运用，这技法本身就是机智幽默和神秘色彩的巧妙化合。闽剧的代表性剧目有《钗头凤》、《荔枝换绛桃》、《炼印》、《贻顺哥烛蒂》、《甘国宝》、《六离门》、《红裙记》、《陈若霖斩皇子》、《林则徐充军》等。这些戏的题材内容及其塑造的人物形象大多与福州地域文化有密切关系。其中除《钗头凤》、《炼印》外，其余的都是取材于福州的民间故事传说，描写的也是福州的历史人物或官宦、文人、市井人物。有些剧中人物如贻顺哥、王莲莲等，因描写得十分真实生动，已成为某种福州市井人物的典型代表，集中体现出这类福州人特有的文化性格。这些作品在其所诞生城市的的演出与传播，无论是对于该城市住民的自我文化体认，还是外界人认识该城市的文化特质，尤其是该城市住民的文化性格都是很好的蓝本。其四，共同观赏的文化“发酵 ”作用。由于艺术的演出无论是在剧场歌舞厅，还是在街头巷尾，都是观众与演员，以及观众之间群体交流与互动的过程，究其深层，还是一个带有仪式性的群体心灵的交响共鸣与洗礼过程。地方艺术在一个城市里的演出也是这样一个过程。在此过程中，地方观众之间、观众和演员之间借助共同使用的方言进行群体性的交流，同欢乐共悲伤，一些共同的审美情感得到宣泄与满足，人生经验得到相互理解与验证，心灵世界得到相互沟通与造访，由此会形成或强化某种共同的艺术审美和人生价值观念，这无疑也是强化城市文化特质的重要因素。其五，动态与鲜活的文化反映与建构作用。由于地方艺术与所有艺术一样，无论是内容或形式，都会随着时代与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这是由创作表演者与观赏者所处不同时代与社会生活环境、生存方式与生存状态，和由此形成的艺术审美意识所决定的。即使那些欲作为“博物馆艺术”原生态保留下来的传统珍稀的艺术样式，也难免沾上时代的印记。因此，地方艺术与历史文化街区、建筑物等静态、不可变动（重新修复者除外）的城市文化特质的呈现物相比，具有动态、鲜活的特征，既更能反映出一个城市难免会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特质，也更能对一个城市难免要不断发展变化的文化特质发挥建构作用。
从以上简要论析中我们不难看到，地方艺术与城市文化特质间存在着相互催生、相互滋养、互为因果、相为表里、共生共存的文化生态的关系。因此，要保存、延续一个城市的文化特质，使之成为有个性、有魅力，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文明城市，除了要重视保护传承其历史文化街区、古建筑，以及民情风俗等等文化遗产外，也要重视保护与传承各种形式的地方艺术。但是，一些年以来，由于伴随商品经济滋生和席卷而来的现代流行文化的冲击，也由于政府有关部门认识上的偏差，包括一些地方教育部门为推广普通话，限制青少年使用学习方言而造成的方言断代，使地方艺术的传承失却根基，使得多为传统和民间形态的地方艺术面临生存的困境，有的已被逼迫离开城市的舞台，逃遁到乡村，陷于濒危状态。而近年来，由于国家逐渐重视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又闻教育部门要在青少年学生中普及推广某个戏曲剧种的知识，而不是让各地自行选择学习地方戏剧剧种的知识，这固然是出自让青少年重视学习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愿望，但笔者以为，其所依据的仍是一种重视文化共性与同一性，忽视文化个性与丰富性的思路。这既不利于各地城市与乡村文化特质的保护与承传，也不利于对整个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保护与承传，因为正是中国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丰富多彩才造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魅力无穷。这是我们必须予以深刻认识与高度重视的问题，也是笔者写作本文的初衷。
作者：沧海孤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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