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中国运动员是只会训练和比赛的“机器人”？ (1)
星期二 八月 07, 2012 9:54 am
奥运冠军孙杨发布会短短几分钟就走，同样第二天身兼数场比赛的第二名朴泰桓和第三名则是用了20分钟回答记者问题后礼貌离开。 16岁小将叶诗文的赛后新闻发布会同样让媒体感到不满，无论记者提出怎样的问题，她的回答总是“很激动、很兴奋、训练很苦”。有记者发难，“你是只会训练、比赛和拿牌的机器人吗？”
拿一个16岁小姑娘说事，外国记者太不厚道
新闻发布会现场，记者问了三个问题，略显紧张的叶诗文还没能走出夺冠的兴奋，答非所问地说一两句后，均以“心情很激动、很兴奋”结束答问。显然有记者对这样的回答不满意。第四名记者忍不住含沙射影地问道：“据我所知，中国运动员像机器人一样日复一日地练习，你的运动生涯是不是也如此？”
说话少或不善于回答问题，可能与性格、场合有关。一个口才好的人，在不同的场合下也会有不同的表现，何况这只是一个16岁第一次登上奥运会舞台并拿下奥运冠军、第一次面对如此多“长枪短炮”的小姑娘。可能是因为习惯了国外小运动员良好的媒体互动能力，这位外国记者对叶诗文的表现显得太过小气和挑剔。
而在另一个较为轻松的场合，叶诗文面对中新社记者侃侃而谈：“很兴奋，感觉像做梦。但梦醒了还会要继续前行。”叶诗文说，“由于过度紧张，到了伦敦之后还是有些失眠，今天希望能睡个好觉。”对此前外国记者的“机器人说”，叶诗文反驳道，“我的训练很科学，自己从来不是机器人。我有自己的人生梦想和理想，拿到奥运冠军就是梦想，但我的人生不会发生变化，我还是我。”腼腆的叶诗文忍不住地告诉记者，“以前不太敢笑，现在拿了冠军，终于敢大声笑了。”
“统一口径”是运动员无话可说的一个原因
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有话不能直说。
运动员夺冠后无话可说，叶诗文不是第一次。1990年，著名跳水运动员伏明霞在世界友好运动会上夺得冠军。当时，出席赛后发布会的伏明霞从教练和领队那里得到指示，无论外国记者问什么，一律回答“不知道”。当面对“你训练得苦不苦？”“你想不想爸爸妈妈？”“你今年多大？”三个问题时，伏明霞均以“不知道”作答。于是，比小小年纪就拿跳水冠军更有爆炸力的新闻诞生了：《一个只会说“不知道”的中国姑娘获得了世界冠军》。
有“无可奉告”的赛后感言，当然也就有“言多必失”的。2007年政协大会时，著名作家王蒙作了题为《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发言，着重批评了刘翔夺冠后“就应该我得金牌”、“我证明了黄种人也能飞”的言论，批评刘翔“感言粗糙”；2010年冬奥会冠军周洋获得金牌后因为一句“让我爸妈生活得更好”，遭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于再清批评没有“先谢国家”……
于是，运动员夺冠感言大多千篇一律，宏大叙事“统一口径”的结果，是中国从教练员到队员个个紧张兮兮的，赛前接受采访时一脸严肃，出言谨慎。赛后即便是获得佳绩同样小心翼翼，一番“感谢大家的支持和帮助”“我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不能盲目乐观”“这是大家共同奋斗的结果”，一旦失利，则是哭丧着脸，“我对不起大家的信任”“回去后要好好总结”“没拿金牌对不起大家”“下次一定把金牌夺回来”等等。在我们队员身上，很少看到灿烂的笑容，即便有，也是获胜后挂着泪水的笑。
中国式训练体制不注重对运动员文化素质的培养
举国体制只有对成绩的功利化追求，忽视文化素质的综合培养。叶诗文赛后新闻发布会上的语塞，显然也与她没有接受过任何与媒体交流的培训有关。
“举国体制”下，各省市领导及教练把全运会、亚运会、奥运会的成绩作为部门和个人政绩的表现，对领导的考核、教练员的待遇也都取决于比赛成绩。这导致了运动队只抓训练和比赛成绩，忽视了文化素质的综合培养，运动员的文化素质严重与时代脱节。因此运动员退役后，除了部分进入体制内或者经商或者指教，一些人几乎面临无法生存的地步：
例如，全国举重冠军邹春兰退役后只能在澡堂里为人搓澡，曾经是亚洲举坛“巨无霸”的才力因为无力支付基本的医疗费用英年早逝，技巧世锦赛冠军刘菲退役6年一直失业，一些足球、篮球运动员因俱乐部欠薪一再罢训，一位大名鼎鼎的世界冠军居然连汉语拼音都不会，一位亚洲冠军的学历仅是小学六年级，“泳后”戴国宏卖服装、卖菜，马家军“第一金”刘丽长期待业……
目前，我国实行专业体校训练体制。据统计，我国基层体校小运动员人数已达数十万人。这个庞大的群体在专业体校训练体制下，文化课学习和个人文化修养的锤炼并没有得到相应的重视。相比媒体沟通能力，其他的文化素质缺失更显严重。即便是高智商如姚明，在入学上海交大时也得“恶补”基础知识。
相比于中国运动员“冠军进大学”，欧美走的是“大学出冠军”的路子。
美国2008年奥运会阵容中，多数运动员都是在读的大学生或者大学毕业生。当年普林斯顿大学有14个人、哥伦比亚大学3个人、哈佛大学9个人（含校友）、华盛顿大学有16人，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46位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
高校所以能够成为美国体育运动强大的后军，完全得益于美国高校极其发达的校园体育文化以及浓郁的体育氛围。这些运动员学生，和其他学生一样要完成功课，教授们不会对他们区别对待。美国运动员花在训练上的时间只是40%—50%，其他时间要进行正常的文化学习，或者打工以垫付训练费用。而在中国，很多运动员95%的时间都是用于训练，文化课的学习只能是一种调剂。
而在日本，学习第一，运动第二。如果文化课不过关，哪怕你是最优秀球员照样不能参加比赛，甚至会被教练劝退先专心去读好书。
把运动员当成争金夺银的工具，人人都是机器人
多少年来，中国的竞技体育就是“献身”体育，运动员从小进入运动队，受到的教育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己一生的任务就是为国争光，多拿金牌，直到退役。
功利至上的观念下，职业运动员不是正常意义上的人，而是“为运动而运动”的人。体育是在国家力量和商业力量介入下，用专门的技术手段训练出来的一群特种人之间进行的比赛而已。他们仿佛承担着为这个国家的近代屈辱史“报仇雪恨”的任务，拿金牌是“完成任务”，拿银牌可能就是“对不起大家”；他们即使有伤，也要带伤参赛而不能因伤退赛，否则无法面对江东父老；拿了冠军面对媒体必须背好台词，先“感谢国家”，否则就是忘恩负义……
如今正如有人所说，中国是金牌大国，但不是体育大国。在一定程度上来说，运动员被异化成“夺金工具”或者“政绩工具”，却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也是“人”。
中国人从小接受深厚的“集体主义”教育，长大了也不断被训导要有服从组织单位的“大局意识”。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个体服从集体、个人服从国家”，是至高无上的准则。在带有鲜明计划经济烙印的举国体制下，中国运动员一个个都是祖国大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梁漱溟曾直呼：“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谭嗣同在《仁学》里，也高呼过“冲决网罗”。遗憾的是，他强调的个体突围，直到今天，依旧需要面对层层坚固的围城。梭罗说： “我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公民。”我们生活在集体声音严重高涨、个体表达非常微弱的时代，很多时候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种意识，那就是我们首先是“集体、组织、单位”的人，其次才是我们自己，并以此指导着我们的语言与行动。悲哀的是，这时候，轻易就忘记去分辨清楚，这种“集体”名义到底是在代表公共利益，还是在代表少数权力的既得利益。
这种“去个人主义”、“个人服从集体”文化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削弱个体价值；出来的人，还真是批量生产的“机器人”。
结语
奥运是为了选出“更快、更高、更强”的个人和队伍。如果总是抱着“抢金牌”的功利化心态，那么外国记者没说错，运动员只是机器人。
（雅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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