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生存的习惯》：小说家和他的国家
星期日 四月 22, 2012 9:29 am
《生存的习惯》：小说家和他的国家
文/马永波
2012年04月19日，星期四
《文学报》，2012年04月12日
（《生存的习惯》[美]弗兰纳里·奥康纳著，马永波译，新星出版社，2012年3月）
在小说创作之余，美国作家奥康纳对于作家需对社会完成的义务、写作与阅读之间应有的关系等问题一直不断提出自己的见解，并希望更多人能通过正确对待阅读、正确对待写作来取得对于文学艺术的鉴赏眼光。一个小说家是否需要在作品中“炽热地爱国”？作者应如何表现自己身处的国家？我们的下一代所面对的阅读困境，写作者和家长们又该如何面对？在这些巨细无遗的问题背后，是一位感性小说家对于社会文化颇有深意的理性思考。
小说家和他的国家
在对现代美国小说家的诸多抱怨中，最响亮的，即便不是最聪明的，是指责他没有为他的国家说话。几个季节之前，《生活》杂志的一篇社论庄重地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为今天的美国说话？”其结论是，我们的小说家，或者至少我们最有天赋的小说家，没能承担起这个责任。这篇社论的主旨是，在最近十年中，这个国家已经获得了无与伦比的繁荣，比起任何其他民族，它距离一个无阶级的社会更近，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但是我们正在写作的小说家，仿佛是生活在垃圾堆旁边的装货箱里，等待获准进入济贫院。社论请求小说家给我们提供一些真正代表这个国家的东西，它在结尾非常流畅圆滑地转向一个更高的调门，进一步要求小说家给我们展示精神目标的可取之处，它说，“我们的温室文学最为缺乏的”是“生活本身的乐趣”。
这足以让人恼怒，激起许多小说家和批评家的回应，但是我不知道这些人中有没有人是从有基督教信仰的小说家的特定立场来考虑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人，至少和《生活》杂志的编辑们一样，对“精神目标的可取之处”感兴趣。这样的作家会把他的“国家”当成什么呢？在这方面，文学圈通常用的词语是“世界”。但是，“国家”一词也是胜任的。事实上，这个词更到位，更恰当，因为它能让人想起更多的东西。它暗示着一切，从小说家所描绘的实际的乡村，从他所处地区和民族的独有特色，到他真正的国家，具有基督教信仰的作家认为这一切都是永恒和绝对的。这种涵盖范围是可观的，如果一个人在谈论其他类型的写作而不是小说写作，他也许就不得不说“国家们”。但是，小说家的特殊责任在于，他必须使一个国家代表所有的国家，他必须通过他能够信任的生活的具体细节来再现这个国家。
这是一份最为重要的天职，这份天职是一种限制性因素，它甚至能延及作家能够通过想象去领会的那种材料。作家可以选择写什么，但是他无法选择他能够以何为生。就他所关心的而言，一个生动的畸形人物是可以接受的，而一个僵死的正常人却是不可接受的。基督徒作家尤其相信，无论他最初的天赋是什么，它都是来自于上帝。无论这份天赋多么微不足道，他都不会情愿把它用在合适的限制之外，并因此使之毁灭。
作家以最为客观的方式所关心的国家，当然是最为直接地环绕着他的地区，或者就是简单的乡村，他懂得充分采用它的风格。一般而言，南方作家在这方面有某种优势。当今的大多数读者一定已经厌于听到南方作家和南方写作及这么多评论家坚持称之为“南方派”的东西。没有人弄明白过“南方派”到底是什么，哪些作家属于这个流派。
然而，至少，我们全都以苦恼而为人所知。那篇社论的作者在问题中暗示到，我们的苦恼是因与这个国家的其余部分隔绝的结果。我感觉大多数南方作家对此是闻所未闻的。我们大部分人的苦恼从现在看来，不是源于南方与国家其余部分的脱节，而是源于它脱节得还不够，每一天我们都变得与国家的其余部分越来越相似，我们被迫如此，不仅仅是因为我们的许多罪孽，也是因为我们的一些美德。这可能是非神圣的苦恼，但毕竟是一种苦恼。
对于任何一种类型的作家，风格都是至关重要的。糟糕的风格也强于根本没有风格，因为我们正在丧失我们习惯的风格，所以我们可能对它们有过强的意识，这似乎是产生作家的一个条件。在南方，有比河流与溪流更多的业余作者。在几乎每一个小村子，你都能发现至少一位厄斯金·考德威尔（美国作家，创作了包括《烟章路》、《上帝的小块土地》等小说，其作品塑造了大量南方人物形象）。女士在用黑人方言写史诗，两三个老绅士正在写作不真实的历史小说。树林中充满了区域性作家，成为他们中的一员，那是任何严肃的南方作家的噩梦。
作家自己也许感觉到，使自己免于成为他们中一员的唯一途径，是检视自己的良知，在终极关怀的光照下观察我们强烈但日渐衰弱的风格。其他人可能说，逃避成为地域性作家的方法是扩大地域：不要做一个南方作家，要做一个美国作家。表现这个伟大的国家———它正在享有一种无与伦比的繁荣，它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民族，它几乎创造了一个无阶级的社会。面对所有这些繁荣、力量和无阶级性，你怎么就不能诚实地创造出一种文学，来清晰地表现生活的乐趣呢？
小说是有历史的主题——应该这样教小说
最近在佐治亚州发生了两件同样的事情，八九年级学生的家长反对学校将阅读当代小说作为孩子们的作业。这样的情况似乎在全国都在有规律地发生着。不情愿的父母捡起孩子的书，扫了几眼，碰见色情的或亵渎的段落，就马上开始抱怨校方。有时，就像佐治亚州事件之一那样，会有教师因此被解雇，在自由派圈子里引起了普遍的激愤。
我愿意提出这样一个与大多数英语教师相抵触的议题，如果要在中学里教小说，就应该把它作为一个主题而且是一个有历史的主题来教。一部小说的总体效果不仅仅依赖于它的固有影响，也依赖于读者是带着怎样的经验来接触它，包括文学的和其他方面的经验。没有必要布置孩子阅读赫西或斯坦贝克，在他熟悉了一定量的库珀、霍桑、梅尔维尔、早期詹姆斯和克兰之前。而在向他介绍了若干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更好的英语小说家之前，也同样没有必要让他读这些。
这些作品没有向学生呈现他自己时代的现实，这个事实是完全有益的。他被自己时代的现实所围绕，以至他没有任何观察它们的视角。就像在她的论文里写林肯去看电影时被枪杀的大学生一样，许多上大学的学生没有意识到这个世界不是昨天才创造的，他们的学习总是从现在开始，在看似需要或不可避免时才偶尔伸向过去。
十九世纪伟大的英国小说中有很多可以欣赏的东西，一个好的教师可以有很多好的东西介绍给年轻学生。认为这些小说对于八年级的学生来说或者是太简单，或者是太难，这种看法是没有任何理由的。如果教师能够胜任的话，对于头脑简单的学生，它们提供的是简单的快乐，对于更为早熟的学生，它们能引发更为微妙的乐趣。在阅读完十九世纪的英国小说之后，让学生自己去发现，十九世纪美国小说的文学特征是十分不同的，他因此了解到的，不仅是这些单独的作品，还有新的历史境况能够引起文学形式的巨大变化。让他自己带着这种经验走向当代小说，他会更好地认识和处理二十世纪小说更为复杂的要求。
当代小说往往显得比先前的小说要简单，可实际上它是更为复杂了。一种自然的演变已经发生，作者本身已经不再直接参与进作品之中，而是让读者自行在戏剧化表达的和象征性组织的经验中开辟自己的道路。当代小说家与读者在经验中融合，作品中的激情往往要由他来提升。如果他是个好的小说家，他会凭一种新经验———总体效果———的秩序和清晰性来产生影响，这种新经验本身不是感性的或简单的。除非学生以前有过一些文学经验，否则他就不能将作品激起的直接激情组织成任何真实的整体画面。
正是在这里引起了道德问题。孩子在圣经或《安娜·卡列尼娜》中读到通奸是一回事，在当代小说中读到却是相当不同的另一回事。这不仅是因为在两者当中，前者中的通奸被认为是一种罪，而在后者，往往被认为是一种麻烦，而且因为，当代小说以一种新的强度将读者卷入情节之中，而且文学道德观现在允许他被卷入任何一种人类行为之中。
在我们的断裂文化中，我们不能赞同道德，我们甚至不能赞同在文学与道德发生冲突时将道德置于首位，这是为什么中学的恰当作用是基础准备的原因。是否高年级的学生应该阅读当代小说，这要取决于他们父母的赞成，以及他们已经读过什么和理解了什么。如果能为学生提供一个指导性的机会，通过过去的最好的作品，逐步实现对当代最好的作品的理解，这样的中学英语教师就是履行了他的责任。他教的是文学，而不是社会学，或者有关民主或多国习俗的小课程。
如果学生发现这不合他的胃口，又当如何？哦，那是值得遗憾的，最遗憾的了。不应当顾及学生的品味，而应当去培养他们的品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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