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拍电影冯小刚为何没有了欲望？
星期四 二月 09, 2012 10:51 am
2月8日凌晨2时32分，著名导演冯小刚发微博称：
“拍了三个多月，每天每风里土里，咬不完的牙着不完的急，渐渐度日如年。对电影的爱越来越淡，对这样的生活也开始感到厌恶，也许真的到了要和它说分手的时候了。想想还有近两个月才能收工，想想合约里还有四部影片要拍，怎么捱过去？拍电影如果没了企图心，就像没有欲望还要做爱，就剩受罪了。”
“拍了三个月”这是指冯导正在拍摄的《1942》，如果你不了解这个题材，那么容我稍费笔墨解释一下。本剧源自作家刘震云一篇报告文学式的作品《温故一九四二》，作品反映中国抗战最艰苦的年代，河南遇到大饥荒，赤地千里，哀鸿遍野，而当时的中国领导人忙于政治上折冲樽俎，对灾民视若草芥，致使饥荒蔓延，仅河南一省饿死达300万人之多，很多地方发生了人吃人的惨象。倒是美国《时代》周刊、英国《泰晤士》报、和《大公报》记者深入灾区，把消息传到了“文明世界”，使得中国政府的“国际形象”遭到严重损害。蒋委员长大为震怒，要求美国《时代》周刊把记者白修德免职，但遭到《时代》发行人的拒绝。管不了美国媒体，蒋委员长盛怒中勒令《大公报》停刊三天。
在救灾行动上，中国政府做的是表面文章，而外国教会组织走在了前头。文中有这样的一段外国记者的记载：教士们只是在必要时才离开他们的院子。因为惟有在大街上走着的一个白人才能给难民们带来希望。他会突然被消瘦的男子、虚弱的妇女和儿童围住。他们跪在地上，匍匐着，磕着头，同时凄声呼喊：“可怜可怜吧！”但他们恳求的不过是一点食物。
如果说这是令人极度悲哀的画面的话，那么文中最后部分的描述可以说是触目惊心了：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所以，当时我的乡亲们，我的亲戚朋友，为日军带路的，给日军支前的，抬担架的，甚至加入队伍，帮助日军去解除中国军队武装的，不计其数……在河南战役的几个星期中，大约有五万名中国士兵被自己的同胞缴了械。
于是乎，日军以六万兵力在三个星期之内就歼灭了三十万中国军队。这段历史证明，一个视人民为草芥的政权，必将被人民抛弃。遭到漠视的草民们哪怕去当“汉奸”，也不会甘愿接受腐败统治。
《温故一九四二》中，除了作者以第一人称采访经历事件的河南乡亲的经过，还有大量的历史文献和当时报刊记录，作品几乎没有什么情节和人物塑造。这对于完成一部电影具有很大的难度，但是幸而原作者刘震云先生担任了电影《1942》的编剧，毫无疑问剧本将在故事性和人物塑造上与原著有很大不同。
回到前面的微博，表面上看仿佛是因为冯导连续拍戏三个月身体疲劳发的牢骚，但是联想到整个戏的内容和主题，不难想象他遇到多大的精神压力。
任何人都会明白《1942》不是一个纯商业题材，更不是拍马屁的“首长工程”。这篇作品完成于上世纪90年代初期，问世至今将近20年，这些年间多次传出消息冯导有意将它搬上银幕，但是遇到的政治阻力可想而知。虽然全文讲的中国领导人都是“蒋委员长”，但是其中表现的主题，却是任何时候中国的统治者要引以为戒的。它给社会带来的震撼，甚至可能会在人们期待的政治改革中产生连锁反应。所以，冯小刚所面临的压力，恐怕决不是拍片本身。
不管是制片方还是审查方，如果因为在政治上求平稳，限制这部作品的表现，那与当初拍摄这部电影的初衷就完全违背。拍摄这部电影的必要性，也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问号。也许正是这个原因，才有了冯导所言，“就像没有欲望还要做爱，就剩受罪了”。
《1942》是这些年来最令人期待的一部影片，也是冯导从《集结号》之后的又一部现实主义大作。如果我们暂且不算还没有与观众见面的《白鹿原》，那可以说《1942》的思想性和蕴藏的艺术潜力，是近十年来所没有的。张艺谋的《十三钗》更不能望其项背。或许，中国电影真的要出现在奥斯卡发奖仪式上，至少是被提起。
此时，我们只好真诚祈盼它的顺利面世。中国电影不能再浑浑噩噩或者擦边球下去了。
编剧范昕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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