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读刘庆邦短篇小说《月亮风筝》
星期四 一月 19, 2012 2:50 pm
被掩盖的乡村之痛
——读刘庆邦短篇小说《月亮风筝》
段崇轩
（作者附记：有不少评论家认为：底层文学是一个“伪概念”。是的，表现底层社会和民众生活，本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久远传统，底层生活就是现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什么要把“底层”独立出来呢？是因为社会的分配不公和贫富分化，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底层社会和众多的底层民众，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巨大存在。于是，底层文学得到了凸显和强化。但当下的底层文学，有些作品一味地渲染苦难，有些作品简单地诗化贫困，陷入一种模式化的“巢穴”。刘庆邦也是一位底层文学作家，他的高超之处是：一面真实地表现现实生活的“严酷”，一面挖掘底层社会中的“温暖”，把“酷烈”和“柔美”两种风格融为一体，表现了现实生活的丰富和混沌，超越了当下底层文学的局限。这篇《月亮风筝》充分地表现了他在艺术上的高远追求
在这篇小说中，刘庆邦选用了一个意蕴丰盈、富有诗意的细节：月亮风筝。它既是作品的题目，又是全篇的“文眼”。去年春节，在煤矿打工的任海生，还和全家过了一个热闹的团圆年，他和妻子蒸馒头，跟儿子放鞭炮，还许诺给儿子扎一架又大又圆的月亮风筝，放得同月亮一样高。而今年春节，他没有回来，也永远不再能回来，被埋葬在黑暗的矿道里。妻子马天英觉得，丈夫就像那短线的风筝，消失在了茫茫的天空中，他去年无意中对儿子的许诺，竟成了一个预兆。任怀村一个生龙活虎的生命消逝了，而马天英却必须严守秘密，不能说出真情，忍受和承担着全家、全村的巨大伤痛！
我的家也在农村。前些年回家过春节，家里人和朋友们说起村里的情况，最主要的话题就是，村里有多少青壮年外出打工了，全村几乎成了一个“空巢”，只剩了一些老人、女人和孩子。只有到农忙和过年时节，打工的才返回村里，增加一点活气。在这大批的打工人里，个别人发了，甚至移居到了城里。多数却收入平常，只是生活过得活泛一些。更惨的是已有数位，在打工中丢了性命，一个好好的家庭弄得妻离子散。家里人和朋友们每每说到这里，总是长吁短叹，我的心里也是一阵沉重。是啊，这些因打工丢了性命的青壮年农民，他们多像一架月亮风筝，做着高远的人生梦想，却突然间“嘎嘣”一声断线了，永远离开了他们的亲人、村人和故乡，在风云变幻的天空渐渐解体飘散，给家里和村里留下了永难平复的伤痛。刘庆邦的《月亮风筝》，捕捉到了现实生活中的这一现象和问题，用他朴素而深切的笔触，揭示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农村和农民所付出的沉重代价，描述了一个牺牲的农民所遭遇的荒诞经历，表现了一个生命对于家庭、全村的重要意义和价值。月亮风筝是一个象征，它是怀抱理想的乡村人的化身，它是危险处境中农民工生存的写照，它是留守村民对亲人的思念和想象。它丰富的内涵扩展了作品的思想空间，并给严峻的现实描述平添了一种超然的诗意。
中国的现代化推进与众多城市的高速发展，是以广大农村的贫困和衰落为代价的，众多富豪的产生和城市中产阶层的形成，是在数亿农民特别是农民工的艰苦劳动和血汗奉献的基础上实现的。不认识到这一点，就不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和有良知的现代人。农民和农民工是改革历史中获益最少受损最重的群体，现在已到回报和反哺农民的时候了。农民自然在现代化进程中也得到了锻炼和获得了一些利益。譬如小说中的任怀村农民工们，临近春节都陆陆续续回来了，“都带着大包小包，他们把在城里用的东西带回来，似乎把城里人的生活方式也带了回来。”“回家过年的人其实是过脸的。在城里显不着他们，他们的脸面还在老家，在乡亲们面前有脸面才算有脸面。”但我们更应该看到，在返乡的农民工行列里，有许多是带着伤痛的，譬如被欺被骗的打工者，受了或重或轻工伤的伤残者，被引诱失足的女孩子……特别是那些把性命丢在外面世界的人，他们的家庭将永远不再圆满，他们的亲人将永远处在悲伤之中。就像作品中的任海生一样。这样的损失，是金钱和任何东西都难以弥补的。
小说强烈地表现了任海生的死，在外面世界和乡村社会的不同反应与巨大反差，揭示了两种迥然不同的生命观，也折射了作家对底层人物生命的关切与尊敬。任海生死于一个叫咸山矿的一次透水事故中，与他同时遇难的还有五名矿工。从事故的处理中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私营小煤矿，他们把农民工只是当作出煤挣钱的工具，并不视为活生生的人。矿方为了逃避责任，隐瞒不报，也不按有关法规处理，而是采取了暗中私了的办法。这一套办法被运用得熟能生巧，也似乎屡试不爽。他们先是派出巧舌如簧的女人，把矿工妻子哄骗到城市宾馆。然后说出事情真相，提出私了办法。最后软缠硬磨，迫使矿工妻子就范，双方签署私了协议。那位矿办主任乔女士这样说：“人生来就是挣钱的，一个人一辈子能挣多少钱，也是一定的。有的人把钱挣多了，就休息了。要是没挣够，还得拚死拚活地挣。像任海生师傅这样的，他一下子就把钱挣够了，就休息了。”在这位城里人的心目中，人就是挣钱的工具，为自家挣钱，也为煤矿挣钱。一条命挣下三十万元钱，已经算是赢了。马天英多拿十万元作为保密筹码，煤矿省了罚款处分，更是一种双赢了。在这里，足够的钱跟生命是可以划等号的。一个农民工的生命，在煤矿的发展中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对任怀村的任家来说，海生的生命却比泰山还重。他是任家的顶梁柱，他的妻子、女儿、儿子需要他，他的老母亲更需要他。在村里，不管是亲戚还是邻居，都记着、盼着他，见他过年不回，都问讯、关心着他。乡村社会是一个由人伦亲情构成的群体社会，尽管单个人少了一些自由，但在群体中却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因此任海生回家不回家，发生了什么事？就不仅是任家一家的事情，也是全村每家的事情。任海生过年不归，已经在村里形成了怀疑和影响，那么他的死亡如果暴露岂不要引起轩然大波？由此我们看到了乡村社会，对人和人的生命的集体性关怀和重视。这种生命观是不同于西方文化中那种突出强调个体生命价值的生命观的。
刘庆邦在小说中精心描绘了马天英这一形象，把全部的乡村之痛集中在她的身上，把自己的思想感情寄托在她的身上。马天英本是一个普通农家的家庭妇女，她本分、善良、诚实、勤劳，像绝大多数传统女性一样，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但丈夫的死亡和案情的私了，却把她拖入一场大悲剧之中。她本应明白，这案情是不能永远隐瞒的，丈夫的赔偿金也不是她一人能得的。但面对“天也塌了，地也陷了”的灾难，“哭得一塌糊涂”的她只能任矿上的二个女人摆布，终于在一纸私了协议上签了字。“协议的条款有多项，其中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就那么一两项。一项是，三十万元赔偿金为最终赔偿，马天英不得再向矿方提任何要求。再一项是，马天英必须对任海生工亡一事严格保密，如果泄密，矿方有权追回全部赔偿金，并追究违约者的法律责任。”稍有法律知识的人一看就清楚，这个私了协议本身就是违法的，是经不起推敲和追究的，但它却要“追究违约者的法律责任”，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而正是这样的“民间游戏规则”，却使许多灾难、冤案得以隐瞒，让违法者逍遥法外。失去理性判断能力的马天英，糊里糊涂地在协议上签了字，收了全部赔偿金，她就要遵守矿方的协议，把全部秘密埋藏在自己心里。在近一年的时间中，她忍受着丧夫的锥心悲痛，泪往肚里流，痛向心中咽，面子上却要“强打精神，强装笑脸”，应付各种事情和各色人物，甚至用超强的劳动排遣和麻木自己。特别是年关前后，她一个人承担了全部家务，答非所问地应对着儿女、婆婆、父亲以及村人对海生的一次次问讯，努力应付着过年的各种规矩和礼节。在大年初一的后半夜，她的情感和精神再也支撑不住了，一边想着如断线风筝似的丈夫，一边憋住汹涌的哭声，任泪水喷薄而出。她隐瞒了一个天大的秘密，她承担了全部的乡村之痛。在这个事件的过程中，她是软弱的、被动的、愚昧的、受骗的，也是无辜的、坚韧的、可悲的。然而，“大山藏不住煤，纸里包不住火”。矿难事故终于从煤矿内部被捅了出来，报社记者又参与了事件的调查和揭发。更严重的是，任海生的哥哥和母亲联名告了马天英，“一告她隐瞒任海生的死讯；二告她独吞三十万元的赔偿金。”马天英面对记者，已经彻底“坦白”，面对家人的状告，她又能怎么样呢？此时，她的精神已彻底崩溃，她只有被任人指控、宰割了。她是事件中受伤最重的人，想不到却陷入悲剧的无底深渊，外面的强权世界把罪责转嫁到了她的身上。这是底层社会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典型形象。刘庆邦在她身上寄予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但却实在看不到她的希望和出路。
《月亮风筝》是一篇逼真朴素、浑然天成的小说。在看似“无技巧”的文本中，其实蕴含了作家的苦心构思和匠心独造。小说以农村热闹的过年场面为背景，以马天英的行动和心理为主线，故事情节集中，人物形象突出，是一种经典短篇小说的写法。在叙事方式上，作家采用了“先抑后扬”、“草蛇灰线”等手法。任海生是活是死？是作品中的核心秘密，作者一直引而不发，步步推进，直到后半部分才揭开秘密，把整个故事情节推向高潮。这种写法大大增强了小说的悬念和吸引力，达到了引人入胜的艺术效果。作家向来有把“酷烈”和“柔美”两种风格融为一体的习惯写法。小说写矿难死人，写亲人的内心伤痛，逼真地展现了现实生活的严峻和悲凉，但作家又把严峻的现实放置在过年的欢乐气氛中去展示，又创造了月亮风筝的诗化意象，给作品涂上了一种温暖、浪漫的情调。《月亮风筝》是当下底层文学中的一篇力作、精品。
weiguang原贴咖啡豆
请使用以下网址来引用本篇文章:
http://coviews.com/trackback.php?e=13594
酷我-北美枫 首页
-> Blogs(博客)
-> 飞云浦
-> 读刘庆邦短篇小说《月亮风筝》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