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在夹缝中歌吟的诗人曹寅
星期四 三月 10, 2011 6:18 am
曹寅（1658—1712）清文学家，字子清，号荔轩，又号楝亭，先世为汉族，原籍丰润（今属河北）。自其祖父起为满洲贵族的包衣（奴仆），隶属于正白旗。为小说家曹雪芹祖父。官至通政使、管理江宁织造、巡视两淮盐漕监察御史。善骑射，能诗及词曲，作有《楝亭诗钞》、《词钞》、《续琵琶记》等。又汇刻前人文字、音韵书为《楝亭五种》，艺文杂著为《楝亭书十二种》，校勘颇精。
以上是一九七九年修订本《辞海》对曹寅的介绍，在一九七九年修订本《辞源》中也有大致相同的辞条。能够进入这两部最具影响的大型辞书，可见曹寅在历史上的地位很不一般。词条字数虽不多，却透露出许多信息，从这里来看，曹寅是一个很复杂的人物，他是奴隶，是官员，是汉族，是旗人，是诗人，是剧作家，是出版家，还有一点词条没有列出，他还是一个很不错的藏书家。要了解曹寅，就要从这几个主要的方面下手才能有一个大体清晰的印象。
作为诗人的曹寅
曹寅年轻时就显示了出色的文学才华，清代最有名的大词人纳兰性德是他青年时期的好朋友，两人同在康熙身边做侍卫，性德以词名，曹寅以诗名。在清初文坛，提起曹寅可说无人不晓，当时成名之士差不多都与他有或多或少的交往。在曹寅的诗集《楝亭集》的序言中，大名士朱彝尊说他的诗“无一字无熔铸，无一语不矜奇”，同样的大名士姜辰英说他的诗“五言今古体出入开、宝之间，尤以少陵为滥觞——七言两体胚胎诸家而时阑入于宋调，取其雄快，芟其繁芜，境界截然，不失我法”，评价都不算低。至于曹寅的“舅氏”顾景星则直截了当地说他可比之于古之曹植。这个评价就更有意思，既是明着评价曹寅的诗歌成就，又是暗中点出曹寅的家世，因为曹寅系出丰润曹氏，丰润曹氏有一副很著名的楹联，谓之“汉拜相宋封王三千年皇猷黼黻，居江右补京左亿万世国器圭璋”，上联就说得是这种家世渊源。曹寅的远祖可以一直追溯到西汉的曹参，这是汉高祖刘邦麾下的有名战将，后来继萧和作相国，以无为而治著称于史，至今还留下一句成语谓之“萧规曹随”。他以后，就是东汉末年的曹操，这更是一位名流，可惜被小说家、戏剧家弄成一个奸臣形象，其实这是一个雄才伟略的大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一个杰出的文学家。自《诗经》以后至于东汉，四言诗已成绝响，到了曹操手里才重新发扬光大，写出了《观沧海》、《龟虽寿》等名篇，至今为人传诵。曹操的儿子陈思王曹植更以七步成诗，才高八斗著称，在中国诗史上是一座难以企及的高峰。曹操的次子魏文帝曹丕，也能诗能文，所著《典论》是中国文学批评的开山之作。这父子三人史称三曹，在文学史上是继往开来的人物，其中尤以曹植更负才名。从曹寅留给我们的诗作来看，把他比之于曹植确有过誉之嫌，就是比之清初诗坛那些一流高手，也明显逊色，但他的诗也确有其特色，他有才华，但不以才气入诗，注重学问的涵养，语句的融铸，于才思中见朴厚，亦不乏沉郁顿挫之作。但所做古体往往古奥难解，近体中的一些咏物诗又流于平淡。总得看近于平实，没有浮薄之气。他在当时的文坛有那样大的影响力，有那样广阔的交往，诗歌之外，与他特殊的身世身份有直接关联。
作为奴隶的曹寅
曹寅的曾祖曹世选，到沈阳地方做小官，后来，满州崛起，被后金兵俘虏（努尔哈赤立国之初，名为金，称为后金是史家为了和另一个金朝区别赋予的称呼）。当时满州还是一个很落后的民族，存在大量奴隶制的东西，打仗的目的是劫掠，说白了就是抢。满洲部队很重视这个“抢”字，他们去攻打某一个地方不是说“打”某地，而说成“抢”某地，“抢永平”，“抢遵化”，甚至多尔衮率兵打下北京，也说成“老墨勒根王抢北京”，抢掠之中，浮财之外，最重牲畜与人口，在他们眼里这两者都是劳动力而已，因此俘获的牲畜与人口混合清点，统称"头口"。被俘人员不论官民贵贱，统一分到八旗旗主兵丁名下为奴，有的分到庄田上种地，有的从事家务劳动，打仗的时候跟随主人出征，帮助劫掠财物人口，有时还要披甲上阵。这些人统称为"包衣"，这个词是满语的音译，意为“家下的”，也有径译为奴隶或奴仆的。
这些人的命运之悲惨是可想而知的，但也有许多人和主家结成很紧密的关系，成为忠心奴仆。前人已经指出，东北苦寒，住居紧密，房屋规制是一室之内，三面大炕（这种规制一直影响到清入关后皇宫的居室格局），主奴共居一室的现象很普遍，久而久之，可以弄成一种很“铁”的关系。有人考证，当年努尔哈赤亲冒矢石，以四人之力渡河击败八百明军，就有两人是他的包衣。《红楼梦》中那位焦大，也是因为在战场上背过太爷，喝过马尿，便以功臣自居，骄傲起来，连主子都不放在眼里，结果被人塞了一嘴马粪。这种主奴关系一旦形成，便如铁定，除非有特殊因缘，永世不能更改。在长期的世代演变中，好多包衣因为文事武功做了很大的官，而旧主家却衰败了，仍然要维持这种严格的主奴关系。有人已经做了大学士，相当于宰相了，旧主家死了人，还要披麻戴孝在门口掌鼓，弄得皇帝也生气，认为太失朝廷体面，可也拿旧主家没办法，只好把那位倒楣的相国抬旗了事，因为这是满州的规矩。
曹家属于满州正白旗包衣，正白旗的旗主是多尔衮，进关之后，多尔衮死后被罪，正白旗和正黄、镶黄两旗一样成为由天子自将的“上三旗”，因之满洲八旗便有了“上三旗”和“下五旗”之称。
满清立国以后，鉴于明朝宦官乱政的流弊，宫中事务不用宦官，由皇室包衣承担，因此出现了内务府，或简称内府，这种制度的远源据说可以追溯到辽、金，满洲在进关以前便已出现，进关之后，裁撤本由宦官主持的二十四衙门，把上三旗的包衣组织起来成立内务府，统管宫中事务。曹家由于属于满州正白旗，便成为内务府包衣。内务府三旗是独立的系统，只为皇室服务，称为“内三旗”，因此满洲八旗又有了“内三旗”和“外八旗”的分别。内三旗的奴仆们得以由此跻身高位，把揽要津，成为飞扬跋扈的皇帝亲奴。
曹世选的儿子，也就是曹寅的祖父曹振彦，随清兵进关之后做了吉州知州，浙江盐法道，已经是中层官员。到了曹振彦的儿子曹玺（本名尔玉，因康熙帝在上谕中将两个字写得连在一起，成了玺字，他便只好改名），他的妻子是康熙皇帝的保母，因此康熙登极之后，于康熙二年（1663），做了江宁织造，曹家由此走上赫赫扬扬六十余年的繁华道路。
曹寅有这样的家庭背景，便也有了人所难及的际遇。他生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比康熙帝小四岁，幼时即有神童之誉，稍长，便做了康熙的伴读，据说康熙亲政后利用一批小孩子智擒鳌拜，就有曹寅在内。曹寅长大后做康熙的侍卫，做内务府的郎中，一路顺风。曹玺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死于任上。之后，康熙二十九年（1690），康熙帝又命曹寅再到江南任江宁织造。当时曹寅三十三岁，他从此正式走上人生的巅峰。但是他这个官不在流官之列，是专为皇室服务的，不过比太监略强罢了。皇上对这些人处置很随便，喜欢了自可为所欲为，不喜欢了说把家抄了就抄了，抄完可能还赏给一个差使。清代京城有口谚云：树小房新画不古，一看就是内务府“，就是说得这些人发家快，败家也快，难以持久。因此曹寅这个官做得很艰难。
作为官员的曹寅
曹寅的最高官职是“通政使司通政使”，在比较正式的场合曹寅爱署这个官衔。通政使司是专管审核转呈各省章奏的中央机构，通政使是这个机构的最高长官，正三品。但是他这个官衔只是一个虚衔，从未实际任事，顶多是个享受同等待遇而已，他的实际官职始终是 “管理江宁织造”。
江宁织造是驻在今南京市，专门为皇室织造丝绸等物的官员，清内务府共设三个织造官，除江宁织造外，还有杭州织造和苏州织造。在前明这本是太监的专职，入清以后，就成了内务府包衣的专利。这是一个著名的肥缺，不仅可以中饱私囊，还负有监视地方官员的使命，可以随时向皇帝密奏地方官员的动态，因此地方的督、抚大员对他们也多有忌惮。胡适先生曾举过这样的例子，比如南京的督、抚要进京向皇帝述职了，织造官就先以快递向皇上报告，此人动身那天下了大雨。皇上在和督、抚们谈话时，只须随意问一句：“你动身那天雨下得大吗？”督、抚们就会吓出汗来，以为皇上连这样的事情都知道，别的事情自然也都清楚了，因此不敢有丝毫欺瞒。其实他们的作用比这还要大得多，康熙皇帝在给曹家三代织造的奏折上的批语里时常有这样的话：千万不要让人知道。小心。小心。小心。小心。一连几个小心，连皇上都害怕他们密奏的事情被事主知道会给他们带来杀身之祸。
除此之外，就是为皇室弄钱，皇上要钱用，就朝这几个织造官要，才不管你是不是用得公中钱财。尤其是康熙，他对于官员的贪污腐败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这些家下奴才则更是纵容。在康熙给江宁织造奏折的批语上就可看到这样的话，说是其余的钱你留做贴补家用，“朕只要六千两喂马”，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把六千两白银拿走了。
康熙初年三藩作乱，打了多年的仗，康熙二十年以后三藩平定，天下安堵，康熙帝便举行了六次南巡，这六次南巡有五次以江宁织造署为行宫，曹寅赶上了四次，他这四次又和别的官员不一样，别的官员只是在任所接待，他却是在南京、苏州、杭州三次接待，实际上是十二次。虽然康熙在谕旨中多次强调不许糜费，但是曹寅这些人心知肚明，皇上说归说，该办的还是要办，因此那种糜费就让人睁不开眼了，小小不言地进一顿“御宴”就是一百桌，此外还要看戏、观灯、游览、摆宴，还要打点随行的太子、皇子、重臣、侍卫。当时有人形容江南迎接“圣驾”的奢靡情景说“三汊河干筑帝家，金钱滥用比泥沙”，与《红楼梦》中赵嬷嬷所说江南甄家为了迎接皇帝“仿舜巡”，“别讲银子成了土泥，凭是世上所有的，没有不是堆山塞海的，‘罪过可惜’四个字竟顾不得了”，简直如出一口。
这样的官简直就是坐在火山口上，一个不小心，一个人打点不好，就会惹来杀身之祸，因此曹寅总是疲于应付，他的账目也始终是一笔糊涂帐，没有一年没有亏空。于是康熙命他和妹丈李煦轮年管理两淮盐政，就是让他们在盐政上捞钱弥补织造任上的亏空，但是这也无济于事，直到曹寅过世，还留下三十多万两白银的亏空无法弥补。他的家事也极其萧条，正如《红楼梦》里说的，外面的架子虽未倒，内囊却早已尽了。以致在他死后，康熙还要为他的家口赡养问题操心。
但是曹寅也并非终日奔走于金钱的旋涡中不能自拔，他在织造任上也做下一些好事，是一个人们认可的好官。比如中国是否出现过资本主义的萌芽，这种萌芽态的东西是否对于《红楼梦》的创作有过影响，是一个史学界、红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其实清代最早的资本主义萌芽就出现在江宁织造局。中国的丝织业本身就是最早出现分工和最早开展对外贸易的行业之一，已故著名作家徐迟出生于浙江湖洲南浔，那是一个极其美丽的镇子，至今也还较完整地保留着旧日风貌，那里是中国生丝的著名产区，徐迟在其红学专著《红楼梦艺术论》中曾很详尽地描述了当年湖洲丝织业的行业分工和后来江宁织造属下的机户和机工的分化，指出当时的机工已经具备了自由劳动者的某些根本特征，而机户则成为资本家的雏形。曹寅则对于这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当时清廷限制机户的发展，规定每户拥有织机不可超过五十张，每张纳税五十金，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双重限制，严重阻碍着丝织业的发展。机户要求免税，曹寅上奏，得旨永免，使机房得到迅速发展，一户可以开动五、六百张织机，形成较大规模的工场。曹寅也因此受到当地士绅的拥戴，死后机户为他建祠奉祀，恳求朝廷让他的儿子曹颙继任，都与此有直接关系。
曹寅做江宁织造，文学才华给了他很大帮助。当时清朝虽然统一了天下，但是人心未服，尤其是江南一带知识分子中间，反满的意识很浓厚，曹寅做江宁织造，就有意无意地为清廷做起了统战工作。几乎当时全国有名的学者诗人尤其是江南一带的学者诗人都与他有亲密的交往，而这种特殊的交往也使他很顺利地提高了在当时文化界的知名度。
作为贵族集团核心人物的曹寅
有学者指出，在清代，像曹寅这样的包衣人家，要取得较高的社会地位，只有三个途径，一为科名，一为战功，一为裙带关系，曹家的兴旺发达则全赖第三种，女人在曹家的兴旺中占有绝对重要的地位，曹寅则依靠这种女人建立的亲族关系构建了一个贵族家族集团，他本人则成为这个贵族家族集团的核心人物。
他的母亲是康熙保母，他家挂着康熙亲自题写的“萱瑞堂”匾额，康熙南巡时曾拉着他母亲的手对人说：“此是我家老人”，这在当时是尽人皆知的事情。有这样的硬关系，曹寅当然成为众所侧目的人物，但是还不仅止于此，曹家还有许多女人嫁给了权势家族。亲戚之间组成一个关系网，互相照应，《红楼梦》关于四大家族的描写应该是真实的反映。
曹寅的族姑嫁给甘体垣，甘家是一势族，体垣堂兄甘文焜大有名，曾任直隶巡抚、云贵总督，吴三桂造反时死于难。康熙皇帝对他的死很是伤悼，灵柩到京之日，亲派当时权倾一时的舅舅佟国维率大臣到芦沟桥迎接致奠。甘文焜的儿子甘国璧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人物，曾任云南巡抚、镶白旗副都统、正黄旗都统。曹寅在诗集中径呼文焜之子为“表兄”。
曹寅的妹妹嫁给傅鼐，傅鼐十六即为雍正皇帝侍卫，当时雍正还在藩邸，没有登极呢。雍正做皇帝，傅鼐遂做汉军镶黄旗副都统、兵部右侍郎、盛京兵部侍郎，乾隆以后署兵部尚书，授刑部尚书。
曹寅的女儿嫁给平郡王纳尔苏为福晋（或称福金，满语，即夫人，这是亲郡王嫡妻的专称）。清朝宗室封爵分为十四等，由和硕亲王至奉恩将军，郡王位于世子之后，居第三等，但是这个平郡王却比一般的亲王还要厉害。原来凡是宗室封爵都是依次递降的，唯有八个王位因为当初开国立有大功，不在递降之列，世世封王，谓之世袭罔替，民间称为“铁帽子王”，平郡王就是其中之一，原称“克勤郡王”，后改称“平郡王”。平郡王的直系祖先是努尔哈赤的次子代善，代善的儿子岳托封为克勤郡王，至纳尔苏已历五世，纳尔苏的儿子福彭于雍正四年袭封平郡王，以后又连任镶蓝旗满州都统、宗人府右宗正（专管宗室事务）、玉牒馆总裁（主修皇室宗族的谱牒）、定边大将军等，乾隆登极以后任正白旗满洲都统，乾隆十三年去世，年四十一岁。
他家与清前期最有权势的家族傅恒家也有姻戚关系。再加上曹寅的妻子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妹妹，他与杭州织造孙家也有姻亲关系，三个织造官亲如一体，而以曹寅为核心。
作为戏剧家的曹寅
中国戏剧艺术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无论历史之悠久，作品之宏富，艺术之精湛，世界罕有其匹。但是清代历届帝王对于戏剧演出都持禁止态度，康熙十年明确规定，京城内城永行禁止开设戏馆。乾隆二十七年又严禁旗人当差人员出入戏院，“一经拿获，官员参处，兵丁革责”。以后又屡次严禁旗人出入戏院。但是人们对于戏曲艺术的爱好是一纸禁令难以遏制的，那些旗人官丁拿着俸禄无事可干，更爱出入戏院酒楼，以至“视同日常功课”。到了咸丰二年皇帝再次下诏清查戏院时，就已出现“女座”了。
曹寅对于戏剧艺术有酷嗜，他与许多戏剧家保持着深厚的友谊，他曾与《长生殿》的作者洪升一起在家中观看家妓排演的全本《长生殿》，边看戏边饮酒边斟酌曲词，整整进行三天，成为一时盛事。他也曾一掷千金接济著名诗人赵执信，这位赵执信是因为在京城观看《长生殿》受了牵累，“耽误功名到白头”。
不但如此，他还亲自动手创作戏曲《续琵琶》、《北红拂》、《太平乐事》等，曹寅以诗名世，但他自己评价却是曲第一，词次之，诗又次之，有意思的是他的孙子曹雪芹创作《红楼梦》，就里面的诗、词、曲来说，也是曲子成就最高，，词次之，诗又次之。这不能说是偶然的巧合，怕是与曹寅的影响分不开。更有意思的是曹寅在《续琵琶》中有意识地为他的远祖曹操翻案，这在当时可谓“反潮流”之举，我们可以摘录几句戏中曹操的唱词以窥一斑：
人道俺问鼎垂涎汉神器，
叹举世焉知就里。
俺待要武平归去解戎衣，
不知几处称王，几处称帝。
今日里高会两班齐，
对清樽要吐尽英雄气……
……
作为出版家的曹寅
曹寅爱读书，也爱藏书，他的藏书多达十万余卷，现存有《楝亭书目》四卷，是他的家藏图书目录，据胡适分析，其中精本达三千余种。他收藏这些书并不是束之高阁，只供自己欣赏，他爱把其中好书印出来，让学林分享。他刻有《楝亭十二种》，《楝亭五种》，朱熹的《周易本义》二册，施闰章的《学余全集》，计诗50 卷，文28卷。他刻的书印刷精，校刊精，在当时享有极高声誉，被称为“曹楝亭本”。乾隆年间著名史学家章学诚曾指出，曹寅能够名传后世，全在他的这种出版成就。
当然，最值得一提的是《全唐诗》的出版。曹家自曹玺开始就注意搜集唐诗各种版本，曹玺故后，曹寅继续此一工作，直到康熙四十四年三月，玄烨南巡至江南，以织造署为行宫，曹寅借机奏请康熙刊刻《全唐诗》，康熙下旨命曹寅主持刊刻，由皇家拨款并调彭定求等十名翰林院官参与校对，到第二年的十月初一便已刻成，全书九百卷，分十二函，收诗人二千二百余家，诗作超过四万八千首，直至今天它仍是一个最为完备的唐诗全集。
后来，康熙又命曹寅主持刊刻《佩文韵府》，曹寅仍在扬州天宁寺开局刊刻，他是在刊刻《佩文韵府》的过程中得了疟疾，一病不起。他的妹夫，苏州织造李煦闻讯即赶往扬州看视，曹寅深知此病难治，唯有宫中“圣药”可以救命，恳请李煦奏请康熙颁赐“圣药”，李煦急报康熙皇帝，康熙特赐当时治疟疾的特效药西洋进口的“金鸡拿（即奎宁）”，以快马专递，限九日到扬州，康熙甚至连药的服法都对李煦写得清清楚楚，垂顾关切之殷洵为异典。可是曹寅没有吃上这“圣药”就撒手西去了。时为清康熙五十一年（壬辰，1712）七月二十三日，年五十五岁。
内务府包衣是特殊历史时期出现的特殊人群，曹寅是其典型代表，他的身上充满矛盾。他是汉族，又是旗人，是奴隶，又是官员，就是在官员中他的身份也难以确定，满官认他为汉人，汉官认他为满人。他所担任的职务虽是最能捞钱的肥差，却又为正途出身的汉族官员所不齿。他若是像大量内务府人一样，没有什么文化，唯以捞钱为能事倒也罢了，他同时又是学富五车的人物，是诗人，戏剧家，藏书家，出版家，他不能不为这种身份的不确定、灵魂的无归属而苦恼。曹寅坐轿出门总是低头看书，从不抬头，表面上，他说是为了避免官民向他行礼，实际上与这种矛盾的心态大有关联。他在写给丰润兄长曹含的诗中言到：“枣梨欢罄头将雪，身世悲深麦亦秋。人群往往避僚友，就中唯感赋登楼。”很形象地写出了他的这种苦闷。他活得风光又凄苦，体面又卑微，他是在历史的夹缝中生存的边缘人，他也因此成为独特的典型人物。他的孙儿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写到：
“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
反认他乡是故乡，
到头来都是为他人做嫁衣裳。”
这不是简单的虚拟比喻，是对曹寅这种人物的真实写照。
参考文献：
周汝昌《红楼梦新证》
周汝昌《曹雪芹小传》
曹寅《楝亭集》
何锦阶《曹寅与清代社会》
徐迟《红楼梦艺术论》
刘小萌《满族的社会与生活》
《清史稿》
——作者：红楼梦情圣之王家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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