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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品总督总管
（回首人生，前途在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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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表于: 星期三 一月 12, 2011 10:17 am 发表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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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戴帽
反右之前的一场大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就是交出去了好些陪嫁金饰也就带头做秀顺利过关。
有一位父亲的好朋友资本家在这一场运动里自杀。家属无以为生，只能回转乡下。我父亲作为好朋友作为工商界人士作为工商联合会副秘书长居然亲自上门安慰。他说的原话是：嫂嫂，耐放心，有啥困难我来好哉。空口说白话，一付包拍胸脯的样子是他的习惯作派。那我好婆对他的微词就是怎么好这样子乱许诺言——一来如何能办到呢否则就是失信于人，二来凭什么包拍胸脯好像对方有啥好东西寄放愧欠了人家似的。
看到了吗，我父亲就是这样子说话没遮拦。拿他自己的话来讲叫做我是一片好心。
可是，好心人不一定有好报。马上大风暴来了，他立马栽了跟斗从繁花似锦的云端里跌到狗屎堆里。
我创作的第一部为洪升和曹寅这两位清初文友所写作的戏曲本子，同时也是第一部涉及《红楼梦》创作源头的戏曲剧本《楝亭遗篇》中编有这样几句唱词：
——霎时间苍天翻脸厚土摇荡；
——却不料风云突变平地里掀起狂涛巨浪！刹那间， 天塌地摇， 好一似身陷在那寒冰窖。 极地冷水当头浇， 恰便是北海龙王把我招！ 禁不住阵阵颤抖， 实实的难熬。
现在披露的各种文件确实是给人以天翻地覆的感受。五七年起先是大鸣大放。我父亲的直性子加上缺乏政治头脑不知道说过些啥。后来从他给我看看看是否需要修改的认罪书里知道比如有的罪行是引用一首著名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来为镇压反革命过头扩大化鸣冤叫屈。其原因我想是有一位我祖父我父亲共同的老朋友，我父母结婚的证婚人，在肃反中被作为反革命分子抓起来判刑到青海劳改。很奇怪的是原先听说他在常熟政界警界很吃得开，结果从案卷中看到他连得国民党党员都不是，就是一个新闻界的报人。后来，我和他也很相熟是因为他从青海劳改释放回到上海报进户口，我们既是老邻居又同样是京剧评弹爱好者，对于荀慧生的荀派周信芳的麒派以及常熟籍弹词艺术家朱雪琴陈希安周云瑞蒋云仙等的剧目书目谈起来都津津有味如数家珍的缘故。
反正，可能就是这么一个例子让我父亲他觉得有提意见的必要。还有些别的什么鸣放我就不大清楚了。后来知道的就是我母亲来信说是我老爸犯错误了，没法子再给上海寄生活费。再后来还知道我大叔叔——潘天寿的弟子浙江美院党员干部急忙送信到常熟告诫长兄宦海风险千万小心的时候早就来不及了。
当时说来——右派言论不可饶恕！无法逃遁的三十三牢狱之灾。
据说我老爸和正职的党员秘书长非常不合，也可能他自己恃才而骄早就得罪了人。恰恰好好碰上反右运动开展大抓右派，本来就是眼中钉的我父亲就成了典型材料。
如果，退一万步来说，假如我父亲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资本家而不是在政界从政当干部的话恐怕就没有这回事。不知道大家听说过资本家右派没有？反正我是没听说过有。经过历届政治运动经过公私合营资本家早就被剥夺得一干二净，再说也轮不上他们来大鸣大放。用我老祖父的经典话语来说就是“商不与官斗”，这也是历朝历代商界的经验之谈了。在现在的满清民国电视连续剧里也常有这类说教。
再往回退，如果就在上海滩某一条弄堂口开一个烟纸店，那也不会有这么一场灾祸。因为也没听说小业主里出右派的。他们也不是请来参与大鸣大放的对象。
平心而论，像我老爸这样的人绝对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想法。他是一贯紧跟的那一类人。可在劫难逃啊！
我父亲被开除公职——就因为他有公职——押送滨海农场劳动教养。劳教算是对人民内部矛盾的处理。可是实际上地富反坏右已经列入黑五类了。
我老妈在看守所门前洒泪相送。连接下来的一串打击是经济来源和政治地位。
我父亲作为工商业联合会副秘书长每月工资七十二元。在小地方算得上是高薪。他自己留三十二元，每天早晨是从不吃泡饭得上外面下馆子吃羊肉面。四十元寄到上海来供养丈母娘和两个孩子。现在一下子断了炊，亏得两位姑妈拔刀相助帮着维持家计。可是说实在的我好婆根本没有享受到多少女儿女婿的福。她因为女婿诺言离开舞台后不久就解放了，上艺沪剧团成为国营的上海人民沪剧团旱涝保收。就是做一个后台管服装的也是到年龄光荣退休。送到上海来的外孙女儿从小到大直至中学毕业前连生三场大病：关节炎、淋巴结核和肺结核——早就耗尽了她的私房积蓄。我记得有两件珍珠服饰：一件是凤钗，可能就是演出《双珠凤》里的那种；另一件是胸饰，珍珠蝴蝶。本来曾许诺给我的两个妹妹一人一件出嫁时作陪嫁的，可也早早地先后送进了寄卖商店。
上海三口人，常熟还剩四口。我妈私方店主任兼会计每月工资四十五元，在小地方这月薪也不算低，这还亏的是沾了私方店主任职位的光。保姆早就打发回转乡下老家，最小的弟弟没法子管，虚岁三岁也就只好送到上海来。就此变成四口人开销。
我好婆也很喜欢这个最小的外孙。他一个人呆在家里很乖巧，人也很聪明很讨人喜欢。可惜那时候户口已经冻结，再也报不进上海户口了。我好婆去参加里弄生产组工作，早出晚归还要做家务。后来生产组又不景气了，那就在家帮人带小孩，再后来又在邻居帮助下呆在家里做外包工。具体的不是电影《山楂树之恋》里的那种粘信封，而是粘照相角。我记得我上中学时候回家是从不做作业的-----要做也是早在课间做完。回家就是做外包活计，负责送货以及领材料的事也是我承担------因为我比较讲究质量也很受发包验货的阿姨喜欢常常有比较好做的生活到我手上。别小看粘相角，那里面也大有学问——玻璃纸相角粘起来最快，但最轻薄每盒数个数装盒就容易搞错；闪金光的相角面比较重，粘起来费劲但好数数。从理论上来讲，粘相角应该用一个海绵块蘸水；可我们都图快，直接用口水蘸。一蘸一粘，转眼就是一堆。
每到送货顺利没有因质量问题退货就很高兴。每到月底结帐发放外包工工资的时候就更高兴了——因为如果超过额度生活稍有结余的话，我们的奖励就是星期天从下午到晚上每人一块人民币去大世界带上面包水瓶连看日夜两场戏。
经济上的困顿还不是主要的，最让人愤慨的就是政治上的待遇。那时候我在原先法租界的中法中学就是光明中学（也是郭凯敏顾竹君的母校）上初中。本来教语文的班主任康老师也成了右派，换来了一位党员青年教师当新班主任，他给我的品德评语里就有阶级观念不清是非不分这样的字眼。康老师也被送去劳教之后我的语文成绩一落千丈。直到高三才恢复原有水准，又有作文作为范文写了批语在教师和走廊贴出来示范。还好的是我们的数学老师几代刘没事——他能兼教我们几何和代数两门课所以简称几代刘。老师教得好学生学得来劲，这就打下了我数学学得不错的基础。
现在回想起来，右派大抵都是直率的人坦诚的人。用我父亲后来一直为自己辩护的话来说是个老实人善良人。这里有一个故事——周恩来听说他秘书马列的妻子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我想，直率坦诚不搞虚假，这就是周总理所说的阳性人的意思。
五八年春节，大年三十末班车我妈带着一双儿女来上海过年。惨淡的气氛，年夜饭一开桌我妈放声大哭——耐看看，一家门全在，就伊——，说不下去了。无非就是我老爸一个人远在滨海劳教。我弟妹四个跟着放声大哭，哭成一团。唯有我好婆和我没有一滴眼泪，我们祖孙俩是属于坚强性格的那种人。是啊，哭有什么用呢。只能咬着牙，继续人生之路，哪怕荆棘丛生艰难万分。
忽然，过了一两年我老爸回来了。一家人自然欣喜莫名。可很快，乌云压顶的日子又来了。原来，我老爸并不是什么释放回家，而是保外就医。他身体很不好很瘦弱，本不是劳教劳改的料子。原来他得了骨痨，很严重的病症。没办法，我老爸的老爸为了挽救儿子生命出面集资给他来上海仁济医院开刀治疗。总算命不该绝，病是治好了。可是，让我妹妹染上了结核病。
我小时候打过卡介苗，就是有抵抗力的；可我妹妹没打过，已经不流行了。先是淋巴结核，后来是肺结核。这可没有人出面资助治病，全是老太太的老底子化光算数了。上海亲戚朋友都伸出援手来帮助我们。我的每年学杂费用是我姑妈资助的。我妹妹每天一瓶牛奶则是我宁波干爸亨特利钟表店老师傅乘上班时路过把自己喝的一份送上门来。现在回想起来，每每叫人感动不已。三楼的王家姆妈把自己来自香港的猪油罐头送下来给我们加油水，那一份外包工的活也是她帮我们找来的。
我小弟弟没法子留在上海，到了上小学年龄必须回常熟去。走的时候大包小包吃的东西带了很多，他高兴地直嚷嚷。那年头，吃实在是太重要了。
我老爸治好病回到常熟一直没有工作。据说在家养过猪，实在没事干哦。拖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了一个单位要他。那是废品回收站，拉板车收废旧，每月工资二十二元。抽烟只能抽老刀牌，但每天还是吃早点不吃泡饭——可能吃泡饭拉不动板车。二十二元也就将够他一人化。我老妈四十五元一领工资三个子女每人发十元，就是一个月吃食堂的饭钱。
生活艰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政治待遇。好些右派都摘帽了。可我老爸的帽子还牢牢地戴在头上----谁叫他是常熟城里第一号右派呢。起先还有个啥盼头，后来大家觉得遥遥无期也就不再痴心妄想。连带发生的一件事也是颇有常熟特色的：我大弟弟连得初中也没能上成。成绩当然不是拔尖的，可是常熟中学校入学率很低根本不能和上海比就此流浪在家。这应当也和他身为小地方的大右派子女有着相当的关联。
这段时间里唯一值得大家高兴的事情就是我如愿上了大学。第一批本科，六二级入学这一年是资本主义反动教育路线最泛滥的一年，也是老师们最高兴的一年。考的当然是理工科。文科是不敢考的，文字狱的前科榜样在那里摆着。上了大学我有了十八块助学金也从此告别了在家粘相角的外包工生涯。 我从十六岁开始，就等于自己能够养活自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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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星期四 一月 13, 2011 12:41 pm 发表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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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浩劫
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各项运动中最最最厉害的一次运动拉开大幕。
这一回是全国人民无一例外在劫难逃！
与以往各项运动相比，之前的那些不过是毛毛雨。这次是铺天盖地触及灵魂。
反右运动的积极分子从上到下一样遭遇了没顶之灾。
黑五类是老运动员了。这时候不管你摘帽不摘帽，一样受冲击。抄家已经没啥可抄的了，想我老爸这样的老积极在三反五反中已经竹筒倒豆子一清二楚。后来经济非常困难，连得樟木箱子都卖掉了。一贫如洗的老家，使得造反派非常恼火。
报复的一个出气口就是我老妈。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吧，总归是上海人嫁到常熟还是上海小姐腔调——那容貌体态那皮肤细腻是没法改造的。据我大妹妹说造反派将我妈抓到队部，剥下裤子打屁股。按照常理分析，这跟安徽黄梅戏造反派要剖开严凤英的肚子查发报机实质上是要剥光了看看一个样，无非是目光所及的一种意淫：眼睛大吃冰淇淋。此外，就是一种虐待狂的发泄。
文革嘴上虽然说狠斗私字一闪念，实际上把人们内心世界的罪恶都煽动起来了。你斗我斗大家斗来斗去，斗得个不亦乐乎。
找到一个斗的对象成为某些人生活的乐趣和生存的依据。
我们学校是第一批上北京串联的高校。原因据说是因为上海戏剧学院和我们离开上海市委最近，就赶紧把我们送走。
师生员工大家都很高兴。按照这个说法，我们当年就是和戏剧学院68届的余秋雨刘志康褚伯承等一起乘坐的同一趟火车。到了南京火车拆成一节节摆渡过江，到了符离集看到有卖烧鸡的。一路上新鲜事儿可真多！虽然挤得车架上都睡有人，兴奋劲头十足。毕竟是上首都北京去，九一五接受毛主席接见啊！
到了北京安排在一所中学教室里大家睡地铺通铺。每天发火烧和油饼-----据说因为第一批待遇最好，后来就很差了。我妻子她是中学生赶上最后一批，根本没有油饼吃。油饼还不错，南方人啃火烧很费劲——这时候还没想到以后啃窝头吃钢丝更费劲呢。
串到北大清华（这是必选）串到电影制片厂串到文联（这些是我关心的去处）。有的同学就大串颐和园香山，那就算是逍遥派机灵鬼了。
最后，通知下来，明天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日子！大家兴奋哦，晚上也很晚才睡着。天亮早早爬起来集队准备出发。
花样经出来了！大班红卫兵组织头头训话，指定几个同学不得上天安门，留在中学课堂里闭门思过。有些谁呢？面面相觑，就是狗崽子了。
我是右派子女毫无悬念。连得南京来的一位陈姓同学他就想不通地诉说：中央八条都规定摘帽右派就不是右派了，为啥事体要不准我去天安门广场呢。包括我在内，“留守”人员都是一肚子怨气。可是已经被人家刷下来了，有什么办法呢。
很好笑的是，就是去了的大部队回来都说给排在最最远的边缘角落地方，其实什么也看不见。更不用说看到毛主席了。 我心想的这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对你们的惩罚，谁叫你们这些歪嘴和尚把真经给胡搅给念歪了。
回来后，斗争还不罢休。每个班都有批判对象。我们班又是毫无例外的就是我——出身最不好哦。全班二十五名学生，名为辩论会的出席人数是十八对一。有一名是慢性肝炎隔离住院，另外五名借故不出席。十八对一辩论的结果是打个平手，谁也没有战胜谁。从此，我的辩才就出了名以至于后来系总支副书记说我的本事就在于一张嘴巴——当然他因为说不过我就说的是讽刺话。
我结婚后才知道这一类批判在中学也是一样。不光我老五届碰上，我妻子老三届也在劫难逃。就因成绩好出身差，白专道路就够你喝一壶了。还有就是出自嫉妒，很奇怪哦——我帮助那些差生牺牲暑假补习结果让他们补考及格通过的几位，到时候也会反戈一击。人心莫测啊。或许也是身不由己？
我老爸自己受的罪还算好，因为他是死老虎没有什么油水了。继续拉他的板车收废旧走街串巷。也亏得他在文革前夕找到了工作，否则就没人能养活他了。
期间发生了一件事，这是我后来看到他的思想汇报才知道的。
他满街吆喝，叫喊着收破烂，看到一户人家有一个女同胞在上吊。他赶紧冲进去把她托起，这才避免了一条人命。
事后，他把它写进思想汇报里，算是一件大功德。我和我祖父看到了之后一致认为既不该做更不该写。这是我们祖孙辈又一次“同仇敌忾”地谴责我父亲。
理由我记得是——第一，人希望解脱总有她的道理，有时真的生不如死。还是一死了之的好。所谓求仁得仁，本来便是这个意思。就算你英雄救美，也不看看时代场合，何必呢。第二，写进汇报那就更加愚蠢了。那不就给人一个把柄说你作为牛鬼蛇神就是去救一个牛鬼蛇神吗？！
我老爸被我们说得一愣一愣的，看来他还是不服气的，只是嘴上说不出反驳的理由罢了。或许他还是坚持他的善良观点。可我们的想法是为人不作恶，不主张从井救人。已经是“善人”的他，不能再引火烧身祸及全家。就因为他的“善良”，首先就坑害了他的家属和亲友。
我老爸从不觉得对家人有多少抱歉的念头。他的抱歉仅仅是对除开家人之外的其他人。最好的一个推托就是全国有几十万右派，对于家属的牵累他也就无愧于心了。在劫难逃便成为推卸责任的最好遁词。
在我个人生涯里最严重最痛苦的受牵连就是毕业分配了。六六届毕业的师兄师姐们已经取消高校和科研单位这两大类去处，但是其他原定方案不变。到六七届整个儿推倒重来。适逢工宣队进驻高校搞大联合，分配完全按照出身成分——那年头已经无政治表现好坏可言更不涉及白专的学习成绩。很有预兆的是在宣布分配方案的隔晚，我们宿舍四个同窗打扑克，那一盘攻猪猡是我出局。有先知先觉的就说我们四个分配去向孰优孰劣正好是得分由低到高，最后一名就是我突破了一百大关被抓住了。按照我的老爸是戴帽右派最最低档最最底层，我就一下子被分到最没有人愿意去的山西晋中介休。不仅仅是山西武斗激烈而且最主要是生活困苦-----细粮只占百分之二十五，主食以大寨开发的海南岛优种高粱为主体。当地老西儿有句形容的话是就算吃得下去也难拉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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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星期五 一月 14, 2011 8:14 am 发表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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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下乡
这儿说的下乡还不单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
知青下乡那是普及性的。红卫兵已经成为障碍物，不再是革命小将。六八届学生更是上山下乡一片红。街道居委干部恶狠狠地说——再不去，以后也没有招工的了！
奇了怪了。当时我在上海工厂培训，听到了这种说法心里就嘀咕。上海从此不招工那——哪还是个最大的工业城市啊。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我家里六六届高中生在常熟是没有出路的，去祖母老家大义高乡（棉区）插队不允许，只能去古里稻乡。没能上初中的大弟弟也是无业青年，紧跟着姐姐也去了古里。算是姐弟俩在一个生产队。后来我回家探亲去过几次，那个“故里”是没有什么“芦花放稻谷香岸柳成行”的，有的是冬季挑河泥春天忙插秧三夏加三秋。鱼米之乡有一个好处是船运，我弟弟很快就掌握了划船技术，有了常去上海装泔水的差使。
除开弟妹们被打发去古里插队，最出乎意外的是全国有两个省份安排职工下乡插队。这跟引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不同的是——那时候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而这次一南一北最最极左的两个：山西省和江苏省推出在职职工下乡务农。
显而易见，这样子在革命口号下推动的“好事儿”是决不会轮到掌权的革委会成员及其亲信们的。当时，我在厂子里面生产组上班。紧急开会传达指示，厂子里共有十个指标。在座的人人面色尴尬，只有我和技术科资料员两个人视若罔闻脸不改色。因为山西省的下放对象是指干部，工人编制的不在动员范围内。最后拟定的名额是一个清政治清出来的“逃亡地主”加上九名六五届分到厂里属于干部编制却没当过一天干部的大学生。全部是出身成分高的人员，一人下放全家务农整个儿搬家去到农村。我的一个同事就去了介休洪山，没想到的是红鸾星动反而促成了一桩姻缘。他是六五届来厂大学生中出身成分最差的一个，父亲属于杀关管一类。到了那里没下地，干上了当地学校的英文老师，正巧有个七零届的女大学生也分配在那里就由同事变成了夫妻。
当时的我只是因为属于劳资科管辖的工人编制才能逃过一劫。我虽然还继续在厂里上班，可我妈却在劫难逃。江苏省大量下放的除开“站错队”对立面的干部之外，把私方经理充数赶往农村。我妈因为算是私方店主任就被列在常熟第一百货公司的下放名单上。江苏省比山西省更绝的是对于这一类下放人员和其他国家干部不同不带工资，一律按退职处理。这就断了生计，还不仅仅是迁了户口。从五六年公私合营开始算起每年发一个月工资，也就五百多元人民币。但是，从此就什么钱也没有了，下到农村赚工分。没有劳保没有工资等于是扫地出门。据我知道苏州市下放到苏北，那常熟也算是好的就地插队。因为我弟妹已经在古里插队，去向很简单也就是古里。
最不幸的是我小弟弟，正是小学生。其实早就没书可念。根本不属于上山下乡年龄，可是因为全家户就被带着下了乡注销城镇户口。我好婆非常喜欢这个小外孙哦，当时出生因为家庭人口众多难以负担曾经有动议将他送掉算数，是我好婆力排众议把他留了下来。坚强有力的理由是一条：男的属羊，出门不用带饭粮。
可他小小年纪也就从城市居民变成了农民。我好婆急忙派我小妹妹赶往常熟看是否能抢先把他的户口转往别的亲人家里比如他祖父母。可是啥也没能办早早就木已成舟——下放插队的户口迁移速度之快手续之简便令人叫绝。
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全家户下放，不曾包括有我父亲在内。
本来，理所当然是全家。我妈妈在花名册上，那末全家在城里的户口本子上就是三个人：户主就是我妈，还有我爸和我小弟弟。
全家户下放给逃脱了一个身体最不好最不适应农活的右派分子，原因有两重性。一是古里的贫下中农不接受。理由很清楚也很过硬——我们农村接受之前来插队的知青，现在还有来插队的老百姓和我们争工分争口粮（我妈我小弟弟不是知青哦）我们没有回价只能接受；但是要我们接受一个城里上班的右派分子来插队没有道理！
贫下中农看来蛮有道理，给顶住了！！！
另一条原因是我爸上班的废品回收站站长不同意放人！这就更厉害了。一个不放一个不要，两下里一凑合的结果户口迁移就两人。我爸在城里的户口和工作就此没动保住了饭碗。
在“高天滚滚寒流急”的大好形势下，竟然存有“大地微微暖气吹”的人性关怀——天底下到底还是有好人啊！至少至少，我爸每月二十二元工资还能养活他自己；至少至少，文革初期被扫地出门从前后厢房赶到一个偏房里去住和房地局的租赁凭证还能保留下来。没能彻彻底底地净身出户。
当时想想就后怕，现在想想是好笑。如果，如果我老爸也被赶往农村，这三个人老弱病残哪能挑担插秧挖河泥挣工分啊。我早就在古里插队的弟妹挣来的工分就无论如何也养不活五口之家了。
农村的日子是无望的。最大的喜悦是自留地上种的水萝卜摇一只小船去集市上卖掉换一点油盐酱醋；要末是我大弟弟摇船到上海来装泔水停在苏州河边凑空档来我家吃上一碗面条。我爸常熟第一号右派摘帽无望；我妈插队在农村更绝了我弟妹离开农村的念头。
农村的乡亲们争相给我大妹妹说媒，也给我大弟弟说合。他们俩都长的很神气女孩子的漂亮男孩子的俊朗在我们五个同胞中数得上出色。给我妹妹做媒的去向有政治队长生产队长以及什么长的儿子。一概被我母亲好言回绝。她的底线是插青相配插青，倒也坚持了下来。我弟弟没房子没财产出身成份又高，就一把好劳力干活像模像样子。他的说合去向是当上门女婿。这就更被我母亲推掉了。现在看来，这跟我母亲的婚姻观有关系也算是设置了门槛，最后的结果还是蛮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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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改正
改正的消息首先是源自文革后期邓小平同志的所谓“右倾”翻案风。
常熟也是极左思潮泛滥的地方。别的下放人员都上调了，比如我在山西的原同事都去了洪洞维尼龙新建厂。那里属于晋南，生活条件比晋中强得多。就是民风更彪悍些。苏州去苏北的也陆续返了城。可常熟的好些私方店主任只看到官方干部下放的陆续回城，自己这一类私方厂长经理却迟迟不见音信继续呆在农村。
盼星星盼月亮，伸长脖子盼啊盼，终于有一天盼来了恢复城镇户口和工作的喜讯。
可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又是就地分配。不能返回虞山镇也就是常熟城厢镇原第一百货公司上班，而是在古里公社供销社。按政策，三个农村子女中能随我妈一起返城的只能有一个。
这种痛苦抉择也跟当年上山下乡动员时在同期子女里选择留一个送走一个一样痛苦。还好的是没有像《唐山大地震》里李元妮那样子作难。毕竟不是生死抉择哦。
我大妹妹已经出嫁到了城里当还是农村户口的临时工。就两个弟弟中选一个。我妈最后没法子就选择了随她全家户插队的小弟弟也一起到了古里供销社上班。母子俩合一间宿舍。我大弟弟还在古里生产队干活。
期间，我妈和我爸商量是不是办一个离婚手续。我妈，就像我之前说过的那样我们家的女孩子都是死心眼从没有过离婚想法。当然，也不存在新凤霞严凤英被逼离婚的那种情况。但是一样是咬着牙齿艰苦奋斗过来的人。到了就剩下一个儿子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时候，知青上调不知猴年马月能轮上。母性大发，面前只有一条路。离婚了各人能申请一个子女留在身边也就是城镇户口。
我爸不答应，也就是坚决否认这个动议。
我爸我妈还是合法夫妻关系-----其实没有任何感情问题只是为孩子找出路而已。可我受到启发也是被逼无奈和我父亲解除了父子关系。
这不是采取登报脱离的方式，而是合乎法律手续办了户口作了更正。
起因是我好婆不放心我一个人呆在山晋中介休那种苦地方，一直想要离开上海和我在一起生活。我明知道根本不可能让她七老八十的上海老太太来啃窝窝头吃钢丝面——就是优种高粱磨粉作的面条。只能千方百计地想办法“孔雀东南飞”。
出身黑五类的我，不要说上海大城市，就是要跳出易进不易出的娘子关调动工作回南方的艰辛可想而知。有一篇小说曾经登载后来又被禁止的《调动》就写尽了一个江南大学生分配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的贵州如何在调动工作过程中遭遇的煎熬。
终于，从天而降有了一个好机会。我的一位姑父，有名气的中医，“赛华佗”家住常熟“迎春堂”，跟《沙家浜》里的县委书记一样姓程。一样是壶中炼日月笔下传奇方；一样是三代祖传名儿扬。随着样板戏的火热，程姑父的医道发扬光大到有一次给常熟县委组织部领导开方，大见成效。
县领导身体健康容光焕发，为报答医家割股之心妙手回春，就开金口动问程医生有什么可以为他做的。程姑父平时很喜欢我，也听说我在汾河边上生活的困境就顺着话题向组织提出调动工作一事。正好常熟也有我专业对口的单位，部长他包拍胸脯一口答应帮忙调入。
接到程姑父那里来的消息，也是凑巧正好厂里没有刁难没有卡住不放——有时候就是把你垫在箱子底里既不使用也不放人。商调函发过去了，商调函又发过来了——这一回是调档案。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沓子档案材料。档案材料如期迅速地封口在邮局挂号寄出。
于是，就是扳指头数日子，一天两天越发度日如年。日子一天两天过去了，回头想想也就是一晃眼的事情。突然，厂组干科通知我赶快去。那个高兴劲儿啊，我还以为调令来了呢。却不料一声晴天霹雳----组干科也不明白为何突如其来这么迅速地把我的档案给退回来了。
我马上去城里邮电局打长途。这才知道常熟方面一看档案材料——好乖乖，原来是本地第一号大右派的儿子，怎么能把他调进来呢。这就立马退档。本来满心欢喜的这次调动过程就此告终。
我终于明白了症结。再加上每次申请调动填表格都被讯问到为啥你要去照顾你外婆呢？外婆又不是直系亲属——这一点老中和老美完全不同。西方亲属词汇里是没有强调这个外家的外字的：祖父祖母和外公外婆没区别。区别仅仅在于父系和母系哪一边。而在中国则大为不同——当年虹口公园银行抢劫杀人案把遗孤判给祖父母而不是从小带他长大的外公外婆（上海人习惯孩子有外婆带）。
所以解释不了为何我要供养我外婆（好婆），而我外婆（好婆）为何不是由我妈来负担；也就照应不了我要调动工作以就近照顾老人的说法。
和我好婆讨论下来，结果就是旧事重提。
原本尘封往事一直搁置着，现在就得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我自然就先得去和我父亲母亲打招呼。我母亲理解马上答应。她提出离婚动议的愿望是把我大弟弟算作她一方子女，把已经上调的小弟弟算作父亲一方也是为子女着想。
我父亲正为拒绝为了我大弟弟上调一事的动议心存内疚，听到了我和我好婆我妈妈的意见当然马上认可。
当初确有这个说法，养了两个和两个以上儿子就有一个还给外婆家顶舅舅香火。一致通过，家庭毫无关口。回到山西介休，同样，提上去的报告组干科毫无异议马上批准。公安机关也立马通过——这就是传统习惯的力量。
朱燮就成为我的曾用名。我的名字是赵燮雨，标准上海人。
改正的结果就是我的父亲成了我的姑父，我的母亲成了我的姑母。我就是顶名为我夭折的舅舅的孩子。
我可还是我，但包装有点不一样了。可见，现在娱乐界的包装有多重要。
之后，我就以赵燮雨的名字调到了江苏南通，和上海一江之隔。坐夜行船四等舱睡一个晚上天亮就到了十六铺码头。南通的螃蟹还比江南便宜，狼山峰环城河风光宜人，张謇、冒辟疆、王个簃、赵丹和顾而已等名人群集文化气息浓郁。和娘子关里的黄土高原真是不可同日而语。我调到南通第一天就在人民路上一连吃了好几家小吃店，久违了的各样点心都尝一尝。
本来，已准备把我祖母（好婆）接到南通祖孙俩人安度晚年。又因为恢复研究生招考局面完全改观。我以本专业考研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返回母校，报进户口。当时研究生还是物以稀为贵，校内张贴红榜出录取告示。系里许多老教师来看发榜很是诧异我怎么落榜了呢。后来才知道原来当年的朱燮现在既改了姓又换了名，成了榜上的赵燮雨。难怪他们找不到呢。
一九七七是个重要的年头。那部获奖电影描述了恢复高考的情景。我妻子就因为老三届高中生河南高考数学成绩第一总分领先一百多分离开了上调的机修厂进入洛阳工学院 本科就读。
我好婆很关心我小弟弟的前途。曾经问过我有什么办法可以帮助他。我回答说：要考一个中专那样水平的学校对他这样的未毕业小学生来说第一就是只能报考文科准备以后当教师，第二必须要我和他全脱产半年填鸭式补习。我好婆听了黯然神伤只能作罢，那就是—不可能的任务哦。
其实我的两个弟弟都比我能干，可惜生不逢辰，又是呆在常熟县城就吃了大亏。我帮不上自家兄弟的忙，在山西厂子里倒是帮好些七七级/七八级考生进行了全方位的辅导——从数理化到文史政。对孜孜学子来说，莫过于满足他们求知识的渴望就是最高兴的事儿了。
最迟来的很不情愿的改正终于到了。那已经是我研究生入学之后的事情。我父亲随着最后一批改正，帽子不是摘除而是化为乌有马上恢复工作。常熟第一号右派还是改正的，属于那百分之九十多一大块。全国的第一号右派至今未被改正留了尾巴。
留尾巴的另一作用是不补发“搞错”时段的工资，更遑论其他损失包括精神上的莫大痛苦。同样是极左运动中的受害者，走资派是平反工资全部补发，接下来离休干部十三个月工资和高级医保。而右派不是平反是改正。
虽然工资恢复到原先的水平，离开了废品回收站，但一时间也难以安排工作。没有回到工商联，而是先到文化站。那是个闲职，好处是我妈退休之后返回到虞山镇经由我老爸介绍进了文化机关开设的住宿接待站当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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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星期日 一月 16, 2011 12:14 pm 发表主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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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辞行
一连串的好事。
我妈一到五十岁退休年龄，就退休返回常熟市虞山镇。不必再夫妻两地分居。
我大妹妹两口子肉联厂转正。我大弟弟知青大返城分配到制药厂。最后，我在古里供销社的小弟弟也调到了城南供销社。
我父亲还是很热心地到处起劲忙活。虽然回到了原职恢复原工资其实并无任何实权，最后的官方职务是从工商联职位上退下来后出任市政协常委。
政协是方方面面的安置。我父亲他应该是代表工商界，常委成员中我知道的还有代表宗教界的兴福寺住持妙生法师。
常熟有一座古刹，非常有名的兴福寺也即破山寺。宋代书法家米芾手书唐代诗人常建的名诗《题破山寺后禅院》：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
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
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
万籁此都寂，但余钟磬音。
其中尤其“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两句，广为古今传诵。
我小时候回常熟，经常去兴福寺玩，记忆中一块福字大石头会给香客带来福气。等到成年后再去的时候已经早就有市内公交，而且这一次是进到了方丈室内品茗----那便是奉香茶哦。虞山产茶色味清纯，还是和妙生法师平时品尝的一模一样的茶具，深感荣幸。
常熟市佛教协会会长妙生和我老爸一样是市政协常委。早就相熟的渊源之一还因为我大叔父浙江美院教授和我大姑父上海市文史馆馆员常会回常熟老家举办画展。常熟市向来是文化昌盛，出状元出大画家的地方。这些美术界诗词会的事情都和老法师有关联，兴福寺的好几处补壁就是他们的作品。我父亲起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这一次也是因为出国回常熟辞行，我老爸特地安排我们两口子游览了兴福寺接着参观翁家老宅綵衣堂。翁家出状元公，兼两代帝师，诗礼之家。尤其感动的是他晚年被逐出京师还念念不忘维新。于是，我们一行就又前往鹁鸽峰下的瓶隐庐探望。
此外，还去了常熟高专-----那里有我父亲的中学同学时萌教授。时萌教授是常熟名人之一，专研晚清小说特别是同为常熟人的曾朴及其《孽海花》。也因为除开学术除开同时被打成右派（与我父亲不同的是已在61年摘帽）之外更添一层是父执子侄辈的关系，时萌教授的研究成果让我们肃然起敬。
我父亲虽然身体不太好但仍然风尘仆仆地做向导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妻子的缘故。我妻子同样考研回到上海，后来又是钱伟长教授第一个在职博士生。她为人体贴善解人意读书聪明办事干练，很受我父亲喜爱和敬重。这次是她先期出国特地回常熟辞行。故而我父亲本着常熟市面上老熟人老关系路路通，就尽力让她体味一下常熟风土人情。
我妻子出国缘由很富有戏剧性。本来，她并不愿意考托福自己去谋求出国，作为破格提升的副教授和上海三八红旗手，教学工作科研事业是大有前途的。突然，她师弟在美国读博士生期间“叛逃”——自己炒了导师鱿鱼跳槽到另一位的手下。原导师因为美国海军方面的外接课题没有人再继续做自己又做不来，愁得突发心脏病连夜送急诊。师弟出于人道也觉得有点儿对不起前导师，就赶往医院去安慰许诺让马上找一个来保证能如期完成任务。他拍了胸脯说是来救场的就是他师姐，绝对没话说。
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条件下，我妻子就打了出国做访问学者的报告。报告提交了之后，她所在的力学所答复是要走可以，但不能占据所内公派指标必须辞职。
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妻子就一口应允辞职。意想不到的是人事处不把申请提交校党委讨论。理由是按照规定必须提前半年提交申请才会列入议事日程。于是这一轮党委会就错过了。没法子哦，在上班前一刻当道“拦桥状告”——很有点戏剧性，是不？党委书记一口应承，马上批示下达校内全线绿灯。根本不用党委开会讨论哦。
申请文件送到市高教局，高教局的审批人员看了发笑。为什么呢？正好这次送审的是两名教师：一名是我妻子，力学所副教授，博士学位；另一名是和我同一个教研室的青年助教刚毕业不久从未独立担任过教学任务，学士学位。高教局的同志不理解，为什么博士副教授要求她辞职才能出国，而那位助教却是安排她公派名额。
批下来的过程更有曲折的是因为我妻子离开攻读博士学位（尽管是在职生一身兼两职）毕业后回馈年头不够，所以不能同意。除非是侨眷台眷外籍华人的眷属这一类才能优惠。好乖乖，又几乎办不成！幸好我妻子确实是能算台眷----她姑父是黄埔军校毕业和徐向前大元帅同届，国民党的一员将军于四九年随着蒋介石前往台湾。赶紧发电报通长途（那时候还没有手机），从海峡那边来了一份证明函，于是这边的公章就盖下来了。
我因为手头有教学工作，相隔了一段时间才赴美伴读。临行照例去常熟辞行。
这一回是第一次和家人围成一桌玩扑克----打升级。期间其乐融融，忽然我父亲很感慨地说：这一回你走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回来。大洋彼岸毕竟不是百里之外的上海那么容易回到常熟。他特地提到自己将近七十岁，还有没多长时间就是七十二大关。
人生苦短，苦短的人生中又有那么些苦难。大家低头不语，无言以对。
这一次离开上海出国，我把我们两口子的上下班骑的自行车都处理了。一辆我骑的平车留在上海我舅兄处，一辆我妻子骑的女车就带回了常熟给了我弟弟。没想到的是我弟弟还没骑呢，我老爸七十高龄却笼头一握、腿一蹬骑车上出溜溜地上街兜了一圈。站在大门口望着自行车远去，心想那就是当年闯荡上海滩的老爸那股子好时髦的潇洒劲儿又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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