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样板戏”革命主题的宗教内涵*
星期一 一月 10, 2011 8:25 pm
摘要：领袖崇拜体现的是世俗社会中民众的政治信仰，耶稣崇拜则是基督教信徒的精神皈依。二者的相似点在于，都认为宇宙存在一个绝对的、无限的、至高无上的创世者。在“文革”期间的崇拜现象中，美的程度以及丑的形成不是如同上述基督教所说的距上帝这一本体之光的远近而定。而是根据敌我双方的阶级立场而划分为彼此对抗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样板戏”革命主题的宗教内涵体现为救赎——牺牲——圣化这一逻辑相关的三个方面。
关键词：“样板戏”；宗教；救赎；牺牲；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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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领袖崇拜体现的是世俗社会中民众的政治信仰，耶稣崇拜则是基督教信徒的精神皈依。二者的相似点在于，都认为宇宙存在一个绝对的、无限的、至高无上的创世者，这是人们膜拜的对象，也是一切意义的来源。二者的不同点在于，中世纪的神学美学观认为上帝之美是有“秩序”和“等级”的。中世纪的神学审美观从“新柏拉图主义”出发，尤其是从普洛丁的哲学出发，认为美是有等级的，感性美作为“看得见的美”，处在“看不见的美”的理性美之下。也就是说，物质美（包括物质性的韵律美、形象美）都处在“美善统一”的理性美之下。在“文革”期间的崇拜现象中，美的程度以及丑的形成不是如同上述基督教所说的距上帝这一本体之光的远近而定。而是根据敌我双方的阶级立场而划分为彼此对抗性的真善美与假丑恶。我认为，“样板戏”革命主题的宗教内涵体现为救赎——牺牲——圣化这一逻辑相关的三个方面，后面将逐一分析。
一、救赎主题
救赎（salvation）一词，基督教的含义指的是上帝救赎人类。上帝从罪恶、死亡中释放人类。基督教意义上的救赎关注的是从此岸向彼岸的过渡与超越。毛泽东的救赎理想建立在从现实世界的此在向可能世界的彼岸的过渡，也就是从社会的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共产主义的超越。毛泽东救赎观念的思想根源在于建造共产主义的乌托邦世界。建国以后他以个人意志的强力精神和制度上的全能主义组织方式强悍地推行他的政治理想。毛泽东要以政治化的改造手段改天换地、净化灵魂，建设一个共产主义天堂。他以“千年福音式”的神圣理想建立自己的道德自信，以至在面临政治与道德的冲突与分裂的时候可以为自己找到良心辩护的依据。 “救赎”的情怀与信念由来有自，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五四”及其以后几代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理想，几代人都为政治革命找到了道德正当性的坚实依托。自五四以来，为了实现救亡图存的社会目标，五四人士都毅然担负起拯救社会的职能，以革命的手段，现代化的诉求实现“政治正确”的目标。“样板戏”的无产阶级英雄形象寄寓着一种理想的人类道德。其政治立场通过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论趋向与乌托邦社会的可能承诺，从而不言自明、无庸置疑地本质化了。实际上，“样板戏”的任何一部作品都贯穿着拯救人民、解放人民的历史主题。
如何使拯救成为一种必然的历史选择而具有无可质疑的正当性呢？在实践层面，它需要借助情感熏陶、阶级意识启蒙的方式对群众进行深入细致的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历史实践中根据现实需要发展出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动员方法，也就是诉说苦难、控告压迫、灵魂自剖的方式。裴宜理在《重读中国革命》一文通过重新审视革命和后革命时期主要的群众运动，反思了中国共产党人成功鼓动起献身精神的方法（运用“诉苦”、“控诉”、“批评与自我批评”、“整风”和“思想改造” 等一系列手段），以及这种革命动员手段具有持续影响力的原因（通过“提高情绪”而产生的奉献精神）。“为了动员情感力量来实现革命的目标，干部手册对其中基本的步骤提供了更多细节性的指导。正如以前的学者所指出的，这些手段创造性地利用了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政治话语，更强调基于道德基础的集体而非个人。儒家对社会联系和责任的强调，使得集体对于个体的放逐成为情感原则的有效形式。”[1]裴宜理在考察中发现，“戏剧是一种引起情绪反应的有效方式，它被有意识地用于增强群众的责任感。一位江西苏区的宣传工作者回忆起为了发动对红军的支持而临时编排的戏剧表演：‘当观众们看到高兴的地方哈哈大笑，看到难过的地方低头流泪、或是愤怒地边看边骂那些白匪地主时，我们就知道剧情已深深地打动了观众，获得了宣传效果，这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一位东北的宣传工作者写道，‘因此我们感到了诉苦对于启发阶级仇恨，提高复仇情绪能起重要作用。……战争的目的明确了，部队情绪提高了。’”亲自到过延安考察中国革命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也指出了戏剧的动员作用：“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没有比红军剧社更有力的宣传武器了，也没有更巧妙的武器了。……红军占领一个地方以后，往往是红军剧社消除了人民的疑虑，使他们对红军纲领有个基本的了解，大量传播革命思想，争取人民的信任。”裴宜理认为，“戏剧不并仅仅是一个装满了众多群众运动武器的军火库中的一种策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整个革命事业的一个隐喻。从土地改革一直到今天，凭借舞台上的公开演出，中国共产党建立起了在革命中全心全意的形象。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些情景下所表达的情感一点儿也不真实，或者是虚假的。人类感情的特殊之处正是其矛盾和顺应的共存；中国共产党这一手段的高明之处就在于它能够充分意识到情感的根本真实性，幷对其加以利用。”[1]我们不妨看看《白毛女》中的控诉情节。歌剧《白毛女》中批斗地主黄世仁的场景，就是一种控诉仪式的缩影。第五幕第三场，在黄家祠堂门口农民开大会批斗地主黄世仁。无数的农民群众站起来控诉黄世仁。比较而言，“样板戏” 《白毛女》中的控诉情节更多。从字频来看，“样板戏”《白毛女》对白中“仇”字一共出现了15次，“恨”字出现了14次，“仇恨”出现了4次。
《智取威虎山》的《李勇奇一家》第三场《深山问苦》中，常宝在杨子荣的引导与激发下向解放军战士沉痛诉说家族的痛苦遭遇。《智取威虎山》剧本中表达阶级仇恨意义上的“仇”字出现了七次，“恨”字出现了四次，“仇恨”出现了两次。常宝满怀激愤叙述了被土匪威逼家破人亡的惨况。大山叔的救助使自己得以幸存，而只有解放军的到来才能倾诉苦情、重返性别身份并且使“上山岗、杀尽豺狼”有了可能。《智取威虎山》李母唱道：“军民一家心连心，欢腾景象满山村。瑞雪纷飞人欢笑，分衣分粮庆翻身。”李母抒发了云开日现、翻身得解放的喜悦心情。李母的喜悦还只是一家一户，杨子荣第五场《打虎上山》唱道：“抒豪情寄壮志面对群山。愿红旗五洲四海齐招展，哪怕是火海刀山也扑上前。我恨不得急令飞雪化春水，迎来春色换人间！”他的最终使命是解放全人类，最后解放无产阶级自己。这也是中国共产人的政治追求与道德理想。第四场《定计杨子荣》杨子荣唱道：“共产党员时刻听从党召唤，专拣重担挑在肩。一心要砸碎千年铁锁链，为人民开出（那）万代幸福泉。”
道德理想如何建立呢？首先，要陶冶道德意志。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感，追求真理需要感情，追求善更需感情。有了认识，不一定有感情，没有炽热的感情，也就不会有强烈的追求。陶冶道德感情，即感情的培养，并非一朝一夕之事，需要教育者极大的毅力和耐心。《红灯记》第八场《刑场斗争》李玉和向铁梅唱道：“人说道世间只有骨肉的情义重，依我看阶级的情义重于泰山。无产者一生奋战求解放，四海为家，穷苦的生活几十年。我只有红灯一盏随身带，你把它好好保留在身边。”其次，要锻炼受教育者的道德意志。道德意志是道德人格形成的关键。如果没有坚定坚强的道德意志就不能在道德实践中去克服困难、牺牲个人利益、战胜邪恶和私欲以至把善和正义发扬光大，也就无从形成理想的道德人格和品质。锻炼道德意志的主要途径是积极参加社会实践，在纷纭复杂的社会实践中才可能培养锻炼坚强的道德意志。《海港》第六场《壮志凌云》韩小强悔恨交加唱道：“我沾染了资产阶级坏思想，轻视装卸工作不应当。我不该辜负了先辈的期望，我不该轻信那吃人的豺狼！到如今闯下大祸，难哪难原谅，多亏了党的挽救，我幡然猛醒，悔恨交加，止不住我热泪盈眶，我热泪盈眶！从今后，下决心，立志向，擦亮眼，挺胸膛，迎着风雨，经受考验坚决战斗在海港，我百炼成钢！海珍同志，我的请调报告……。”与《海港》中的韩小强被革命教化走上正路相比，还有《杜鹃山》的雷刚(成长者)在柯湘(英雄)的帮助下，《红色娘子军》的吴琼华(成长者)在洪常青(英雄)的帮助下由一个自发的反抗者成为自觉的革命者。《白毛女》的喜儿在大春的指点下走向自觉的革命道路。其他有《智取威虎山》的小常宝、《龙江颂》的李志田等等。“样板戏”中人物关系之间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恰好对应于“样板戏”与观众之间的教化关系。也就说，方海珍、柯湘与其是在教育韩小强和雷刚，不如说是在教育舞台前的无数普通民众。这些观众进入戏剧角色情境的同时，也是接受革命洗礼的过程。
二、牺牲主题
牺牲（sacrifice）一词的本意与祭祀或祭献有相似的含义，下面将分别梳理其含义。牺牲作为名词指的是祭品。如《书·泰誓上》：“牺牲粢盛，既于凶盗。”《周礼·地官·牧人》：“凡祭祀，共其牺牲。”牺牲作为动词是指祭献。祭字是象形字，指将酒肉放在桌上之意，引申为将酒肉(当作祭品)献给神。《孝经注疏》卷二〈士章疏正义〉称：祭者际也，人神相接，故曰祭。祭祀作为仪式是人神相接的神圣行为，表达人对天、鬼神与祖先的虔诚崇拜，对还愿报本、祈佑求福、免灾避祸的祈求。在西方，祭祀（minhah）指献给神或人的礼品。后来为指示祭祀所常用的字是corban，原意是近前，指上前向上主献祭。拉丁文用以指示祭祀的词是sacrificium，使一物品成为变得神圣，并通过祭品与神交往。
牺牲作为动词的世俗化含义是指为他人利益无私奉献自己的利益或生命的行为。牺牲的引申含义指的是一种高尚、圣洁的伦理情感。牺牲也可以看作是一种道德情感，涉及到自我与他人、社会的功利关系。英国的霍布斯、边沁、约翰·穆勒和法国的爱尔维修、霍尔巴赫从唯物主义感觉论出发，认为人作为能感受外物刺激的机体，必然追求使人快乐的东西，逃避使人痛苦的东西，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人性都是利己的。爱尔维修说过：“利益是我们用以判断各种行为的根据，它使我们注意每一行为对于公众是否有利、有害或无关，因为判断它是道德的，或是过恶的，或是可容许的。同样，利益也是我们用以判断各种观念的根据。所以，不论道德问题或认识问题，都只是利益，支配着我们的判断。”[2](p44)人的利己心不仅是符合道德的，而且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没有利己心就没有道德，也就没有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但是利己心也会把人引向罪恶，过错在于封建制度，不在利己心。爱尔维修同时主张在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基础上，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所谓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就是在追求个人利益的时候，不损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穆勒主张人是利己的，但人又有所谓“社会感情”，这种社会感情使人从利己走向利他，把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作为最高道德原则。在道德的功利关系上，毛泽东的伦理思想是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三兼顾。但是三者之间存在一个等级、轻重、主次、先后的关系，个人利益必须服从集体利益，集体利益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因此，个人为了集体和国家利益作出牺牲就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的道德律令。
“样板戏”中的主人公怀着历史目的论的乐观与自信拯救全人类，其代价是个体义无反顾的牺牲，如同宗教意义上的献祭。在“样板戏”中，个人与群体的牺牲行为是对信仰的献祭。牺牲是一个宗教、伦理术语，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都有牺牲行为。中国儒家伦理中的舍生取义、杀生成仁就是对牺牲的阐释。在“样板戏” 中，牺牲行为是建立“道德理想国”的需要，也是共产主义乌托邦式仪式的需要。“样板戏”文本关于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的叙事中，通过戏剧对神圣化的膜拜来阐释一个基本道理：革命者的牺牲是崇高、光荣与正义的。革命者“比别人更能忍受惩罚……甚至牺牲生命也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如果这种牺牲能够激发起其他人的英雄义愤从而促进胜利最终来临的话”。 [3](p2)无产阶级道德作为特殊的意识形态包含着道德评价和道德规范。道德规范指导人们的行为。道德评价使人们谨慎地进行行为选择；道德理想使人们确立一定的价值目标。
《红灯记》的扉页以毛泽东语录昭示了作品的主旨：“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先烈的悲壮和无畏经过阶级意识的再定义之后，成为了充满革命道德色彩的牺牲，他们的死与生的关系在新的价值体系中得到确认。《奇袭白虎团》第二场《坚持斗争》中，崔大嫂见婆母遭惨害痛心绞肠，她唱道：“你英勇不屈丧敌手，仇恨在心头如倒海翻江。乡亲们！我巍然国土三千里，英雄人民志气刚。宁愿站着刀下死，决不屈膝——。”《红灯记》第二场《接受任务》李玉和唱道：一路上多保重——山高水险，沿小巷过短桥僻静安全。为革命同献出忠心赤胆。
道德情感使人们充满追求真理的激情；道德信念使人们矢志不渝。《红灯记》第六场《赴宴斗鸠山》李玉和斩钉截铁，字字千钧，对鸠山说道：“共产党员钢铁意志，视死如归！”第八场《刑场斗争》李玉和向妈妈表白：“党教儿做一个刚强铁汉，不屈不挠斗敌顽。儿受刑不怕浑身的筋骨断，儿坐牢不怕把牢底来坐穿。” “山河破碎，儿的心肝碎，人民受难，儿的怒火燃！革命的道路再艰险，前仆后继走向前！孩儿虽死无遗憾，只是那笔“帐目”（以手式暗示密电码）未还，儿的心不安。恨不得变雄鹰冲霄汉，乘风直上飞舞到关山，要使那几万万同胞脱苦难，为革命粉身碎骨也心甘！”《红灯记》“牺牲”的情节模式是，李玉和(英雄)接受任务，在党组织和老百姓“磨刀人”、李奶奶、李铁梅(帮助者)的协助下，与对手鸠山和王连举(反面角色)展开斗争；由于对手力量的暂时占优势，李玉和牺牲了，但他的继承者最后完成任务取得了胜利。“样板戏”以毛泽东思想作为道德律令，通过领袖崇拜和英雄模仿来强化观众的道德体验。李玉和、洪常清等牺牲者，小常宝、白毛女、娘子军等受难者成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历史使命的献祭者。《龙江颂》选段《一轮红日照胸间》江水英唱道：“手捧宝书满心暖，一轮红日照胸间。毫不利己破私念，专门利人公在先。有私念近在咫尺人隔远，立公字遥距天涯心相连。读宝书耳边如闻党召唤，似战鼓催征人快马加鞭。”江水英表明了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牺牲精神。
林彪在“文革”中无限抬高毛泽东思想，他说，“什么是最好的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什么是最大的战斗力？最大的战斗力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人，是勇敢，不怕死”。[4]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这些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英雄人物勇敢、智慧和力量的源泉。“英雄的实践告诉我们：革命战士的勇敢、不怕死，源于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来源于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热爱、无限忠诚，来源于无产阶级的‘公’字。掌握了毛泽东思想，头脑里树立了‘公’字，就无所畏惧，就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就能‘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就能战胜任何艰难困苦，从胜利走向胜利！”[5]还有类似的大量情节可以《奇袭白虎团》、《龙江颂》、《红色娘子军》、《杜鹃山》中看到。
《杜鹃山》第二场春催杜鹃中，柯湘落入土匪魔掌以后，她在刑场上临死不惧。柯湘唱道：无产者等闲看惊涛骇浪。四团丁暗下。祠堂大门缓缓打开。六团丁刺刀上枪，窜出大门，“二龙出水”，涌向门口。柯湘戴铁铐，昂首阔步自大门内上，侧身甩发，迈过门坎，巍然屹立，器字轩昂，“亮相”。柯湘唱道：洒热血，求解放，生命不息斗志旺，胸臆间浩气昂扬。
“样板戏”中牺牲的革命道义是毛泽东时代一种普遍的伦理感情。王杰、刘英俊、欧阳海、蔡永祥、吕祥壁等军人，因守护公家菜地被地主杀害的少年刘文学，为追回被洪水卷走的木材而葬身激流的知青金训华等人，都是毛泽东时代革命道德建构的产物。献身者因为被赋予神圣的社会价值与历史意义而享有革命道义的优越感。因为牺牲笼罩有神圣的荣誉的光晕，走向牺牲就成了自我价值最好的实现方式，个体内心对于光荣与道义的需求得到了补偿与满足。
三、圣化主题
圣化（sanctification）一词来自拉丁文，包括sanctus (圣)，facere (作to make)两部分，意思是神圣化，将某物变得神圣。在基督宗教的神学中，圣化指从圣洗起到最后审判的成圣过程，即一个人的生活与行为日渐肖似天主的过程。圣化带来的恩宠和光荣使人类能分享天主的神圣。古希腊伦理学认为道德伦理的终极问题是幸福的问题。苏格拉底认为，未经审视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这句话表明了理性的反思对于人生的意义。而苏格拉底对于哲学的研究主要是通过以伦理（德性问题）为中心的理性思考。他的伦理观念以幸福为终极目标，为人生的存在价值寻找依据。亚里士多德认为伦理学的原初、本真意义是关于幸福的学问，幸福是伦理学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伦理学要解决的问题。当时突出的幸福问题也就是怎样理解幸福、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理性是人所特有的功能，根据理性原则过有道德的生活——具有美德、德性，那就是幸福。美德、德性是幸福最重要的条件，亚里士多德研究的核心就是美德与德性。以人生幸福为轴心，从根本上和总体上回答了人生问题以及人生与社会、世界、宇宙的关系问题。这些根本问题涉及到人的本性和本质，人的价值和尊严，人的目的和追求。中国文化则认为，不合乎道德规范的生活是不值得过的。伦理的根本问题以道德为终极目标。在当代社会，“毛泽东以‘德性统治’的方式‘狠斗私心一闪念’、‘兴无灭资’、‘大公无私’，以至于达到‘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理想社会。‘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宗教和陷阱。”[4](p5)这种道德理想相当于准宗教的信仰层次。毛泽东青年时代深受中国传统哲学影响，尤其重视陆王心学。毛泽东的伦理思想的核心是无私无欲，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就要“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为人民服务就要有“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毛泽东在纪念普通战士张思德的时候，阐述了他的道德观念。当然这种训导民众的社会道德理想与他的个人的政治实践中的个人道德往往是有冲突的。
《红灯记》第七场群众帮助，李奶奶（接唱）“革命人经得起地陷天塌！”牺牲者由于自己的殉道行为而完成了圣化。《智取威虎山》第七场《发动群众》：“从此我跟定共产党把虎狼斩，不管是水里走、火里钻，粉身碎骨也心甘！纵有千难与万险，扫平那威虎山我一马当先！”《杜鹃山》第一场《长夜待晓》雷刚翘首企足，心驰神往：“党啊，指路的明灯！你今在何方？”毛主席、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拯救者，由于这种拯救而获得了圣化的身份和地位。所以在《龙江颂》第七场后山访旱中，江水英（唱）“公社播下及时雨，点点滴滴是党恩，是党恩。”
新旧社会一对比，旱灾群众两重天。《龙江颂》第七场后山访旱中，盼水妈骂道：这只披着人皮的豺狼！要是在解放前，遇到今年这样的特大旱灾，真不知道有多少穷人要受他的压榨，遭他的毒手哇！（唱）“旧社会咱后山十年九旱，要水更比登天难。我爹娘生下我取名叫盼水，水未盼到我的泪盼干。丁亥年遇大旱，咱穷人缺水遭灾难，我的儿虎头岩下找到山泉 狗地主将水源强行霸占，指派那王国禄把守泉边。乡亲们怒火满腔到此来争辩，王国禄，手段毒辣，横暴凶残，可怜我儿，惨遭枪杀血染山岩。那年月多少人为水死得惨！……春雷响，天地变，毛主席把阳光雨露洒满人间。”第八场闸上风云中，江水英唱：“忽然间红灯闪群情振奋，毛主席派三军来救江村。东海上开来了救生快艇，赠馒头送寒衣暖人身心。乡亲们手捧馒头热泪滚，毛主席的恩情比天高，比地厚，更比海洋深！更比海洋深！”
《龙江颂》尾声丰收凯歌一场，江水英说，江大海大天地大，比不上毛主席的恩情大！同志们，我们这次战胜百年未遇的特大干旱，全靠党的坚强领导，全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群众齐说，共产主义精神凯歌响，公字花开万里香。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跟着共产党，江水英唱：永远革命。群众接唱：奔向前方！
舞台背景朝阳灿烂，光芒万丈。江水英高擎毛主席著作，与众社员“亮相”。
毛泽东的道德学说的核心是无产阶级革命意志。革命意志的法则就是政治理性。政治理性既在理论上（认识论上）为自然界立法，又在实践上为人自身的意志立法。革命意志立法的形式就是道德律，它在每个人心中发布“应当”的命令，这就使一个人即使做不道德的事，也会知道这是不道德的，因而感到惭愧，感到对道德律的敬重。人的一生总是做不到使自己的感性生活与道德律相一致，但是同时又总是希望任何道德行为都获得与之相配的幸福，所以他作为同时是感性自然的和理性自由的人，其逻辑结果是必然要设定灵魂不朽和革命永生。革命通过身体和精神的献祭为人在此生无法实现的“乌托邦”留下了希望。
当然，也不可忽视民间底层对“样板戏”道德话语接受的具体情况。“文革”亲历者这样记载：“世间的事情也怪得很，上面的大人物越是把英雄们神圣化，下面的普通百姓就越是愿意把他们世俗化，我插队的那个生产队的农民兄弟，就总要在锄地或者刨粪的时候为英雄们的情爱问题操心。他们常常说，《杜鹃山》里的柯湘死了男人，那她以后跟雷刚的面儿大呢，还是跟李石坚的面儿大？一部分农民说应该嫁给雷刚，雷刚是一把手么，那两个人挺般配的；另一部分农民却认为应该嫁给李石坚，那小石匠有文化，长得还帅气。《沙家浜》里的阿庆嫂的情爱问题更是为农民兄弟所津津乐道。阿庆嫂的男人阿庆长年在外面跑单帮，也不朝个面儿，她干脆嫁了郭建光算啦。”[6](p69)民间主体就这样以自己的个性、逻辑消解甚至再创造了国家仪式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作品若不同时具有或隐或显的乌托邦性，就不能具有意识形态性：除非这些作品提供些许真实的内容作为幻想，专以讨好行将被操纵的公众，否则它们就无法进行操纵。”[7](p29)意识形态与乌托邦的相互关系中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如同保罗·利科的设想：“似乎只有诉诸意识形态的‘健康’功能，才能治愈乌托邦的疯狂性；似乎也只有通过‘乌托邦’的视角有意识地反观自身，才能实行对意识形态地批判。”[8](p324)
结语
社会是个大舞台，人生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一场戏。“文革”社会是一个炫酷的时代、秀时代。社会学家帕森斯指出，“终极价值观、社会结构和社会团结所依赖的情感，是通过仪式的作用才不断地‘变成’力量的状态，从而有可能有效地控制行动和分派社会的诸种关系。”[9](p486)“样板戏”的艺术舞台与“文革” 的政治舞台是异质同构的。前者是戏剧的政治化，后者是政治的戏剧化。“样板戏”的戏剧舞台就是国家政治意识形态的仪式场所。这个仪式的主人是毛泽东及其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既然信仰是一定历史条件之下建构的结果，那么，随着事迁时变，信仰的危机也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一种政治信仰建立在领袖人物的光晕与魅力之上的话，领袖生命或者领袖神话一旦终结，一幕大戏也就临近谢幕
了。
参考文献：
[1] 裴宜理，《重访中国革命：以情感的模式》，李寇南、何翔译，北京：《中国学术》，2001年第4期。
[2]周辅成，《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读》（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
[3] 威廉·H.布兰察查德：《革命道德：关于革命者的精神分析》，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
[4]转引自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
[5] 武义德，《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共产主义战士的颂歌——赞革命样板戏》，《人民日报》， 1969年7月10日。
[6]刘嘉陵：《记忆鲜红》，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
[7] Fredric Jameson,“Reification and Utopian in Mass Culture”,in Signatures of the Visible,Routledge,1993.
[8]Paul Ricoeur,“Ideology and Utopia”，From Text to Action,translated by Kathleen and John B. Thompson,Eb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91.
[9]帕森斯，《社会行为的结构》，张明德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样板戏”编年史（111—275395）阶段性成果之一，以及作者主持的武汉大学自主研究项目：“70后计划”：政治美学视野中的“样板戏”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李松
(戏剧研究——国内第一家戏剧研究学术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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