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无花果树下的欲望
星期六 九月 25, 2010 6:39 am
# 作者: 陈河
无花果树下的欲望
《文学界》2009年6月期
《侨报》副刊，2009年10月22日、23日
一
一九九四年初春，我跟着我的合伙人李潮去见一个叫蔡晓棠的女人，地点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一条僻静的巷子里。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我还能记得蔡晓棠住家的围墙长着青苔。那是一座幽深的庭院，走进一个带屋檐的木制大门之后是一个天井，天井里长着一棵伞状的无花果树；有一口带手压式唧筒的地下水井；大门的左侧有一口木头大马槽，马槽后面是马房。
蔡晓棠是个不很年轻的女人，大概有四十五岁以上了吧。看得出她是个有生活品位的人。房间的陈设虽然简陋，但显得十分整洁，带着一种单身女人房间特有的香味。靠窗的台子上插着几支香石竹花，墙上还挂着一面琵琶。她很客气地接待我们。由于我刚从国内过来，她还特别多问了几句国内的气候怎么样。我和她说话的时候，有机会看清了她的面容。她的五官端正，皮肤白皙，没有一点邹纹，头发乌黑似清汤挂面一样垂下，看不到一条白头发。她的身高近一米七十，而且身板挺直。那天还是早上，她穿的是一身浅色的棉布睡衣。
李潮和她相熟已久，和她有话题好谈。我是新来者，只有旁听的份。他们的谈话一直在说着一个叫梁西的人。昨天晚上，李潮在向我介绍情况时，说到一个叫梁西的人是蔡晓棠的的老板。两年多前，梁西带着一大班人马来到地拉那，成立了“梁氏全球控股公司”。当时在地拉那是很轰动的事。在现在的这座屋子里，原来有十多个人住在这里，据说装了卫星电话、电脑系统，买了很多汽车，在市中心开了很多个百货商店。可是仅仅过了一年多，梁氏控股公司的辉煌渐渐消失了。店铺一个个关掉，人员也都悄悄地撤走了。不过，尽管梁氏公司已日落西山，这个大院也显得很寂寥，它还是拥有一些吸引人的东西。我们今天这么正式地来见蔡晓棠，就是冲着一样宝贝而来的。
蔡晓棠那天一直在说着梁西的不是。她说梁西近半年来去澳门赌场输了五十多万美金，把公司的营业收入都输光了。现在开在科索沃和黑山的分公司因为没有资金已经关门了。她说梁西现在没钱了，估计很快又会来地拉那要钱了。蔡晓棠说这些事的时候显得十分焦虑。我捏了一把冷汗，不是为了她的货款，是怕她的情绪这么不好，我们的事可能难以启齿了。
我十分佩服李潮的处事能力，他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倾听蔡晓棠的话语，在她说到痛处时他会说几句体贴的话，像是疗伤的油膏似的让她觉得舒服。不知不觉地，他开始进入话题了，说自己如何在罗马尼亚买了一辆雷诺牌跑车，沿着E74号公路一路开来，途径南斯拉夫时遭匪徒抢劫，他用少林武功打退敌人。在萨格勒布附近他因为喝了一点小酒，车子在路上翻了两个跟斗。接着他说到地拉那的小偷怎么砸破车窗偷走录音机，用砖头代替千斤顶偷走轮胎，把他漂亮的雷诺车搞成这付残废样。然后说几天后我们有一个装满药品的货柜即将到达希腊边境海关，我们必须去那里清关，可是眼下这辆破车子根本无法越过那座高山。李潮终于说出了我们的来意，想向她借用一下她公司的那辆车。蔡晓棠不加思索就答应了下来。为了她这么直爽地答应了这个要求，在以后的很多年里我一直对她心怀感激。
蔡晓棠说汽车停在马房里边。因为她自己不开车，所以有很长时间没用了。马房里还堆着很多东西，得清理一下才能把车开出来。她问我们是不是马上要用车？。我们赶紧说是的。现在不把车拿来，万一她改了主意怎么办？夜长梦多啊！蔡晓棠说那她叫个人来把马房里的东西清理一下。蔡晓棠起身走到后面的房间，把一个小伙子叫了出来。那小伙子还睡眼惺忪，头发象鸡窝一样，一脸不高兴。李潮认识他，和他打了招呼，给他递了支烟。这家伙猛吸了一口烟，从鼻孔吐出来的浓烟象是一对獠牙。抽了几口烟，这小子有了精神，走过去把马房打开了。我看见许多的麻袋、布包、纸箱杂乱地堆着。我们搬了好多箱子出来，里面好象是太阳帽、袜子、胸罩之类的东西。搬箱子的时候我总是信心不足，难以相信一辆名车会堆压在里面。但是在我搬开一个装满拖鞋的箱子时，觉得缝隙中有不寻常的毫光射出，显示里面有异物藏在里面。又搬了一层箱子，我看到在一排纸箱的空隙中露出了一小块银灰色的金属外壳，我伸手一摸如丝绸一样光滑、象大理石一样冰凉。把这些箱子都搬开了，卡迪莱克车终于露了出来，车上布满了灰尘，好像是秦始皇兵马俑坑中的一部古代兵车。我把车门打开，摸着皮质的方向盘，先轻轻点了几下油门，推了推排挡杆，然后把车钥匙转动。想不到汽车一下子就轰然启动了。车子所有的灯光自动亮起，排气管排出的气吹得草灰飞扬。这样的场面激动人心完全象是卡迪莱克汽车公司的一个创意广告。我把死而复活的卡迪莱克车开了出来，然后李潮把他那辆横贯过巴尔干半岛的身经百战的雷诺战车开进了马房，其实他这辆千疮百孔的破车停在这个墓穴似的马房里倒是挺合适的。
二
我相信梁氏控股公司虽然已经溃败，可一部分运气还残留在这台卡迪莱克车上。我们开着它去边关顺利提到了货柜，挣到了一笔钱，可这个时候，我们做了一件有点草率的事情。有一天我们去一个中餐馆吃饭，餐馆的老板是我们的同乡，说自己想回到意大利罗马去，问我们愿不愿意接手这个餐馆？我们那天一定喝多了，糊里糊涂答应了下来。几天后那餐馆的老板拿走我们卖药挣来的钱带着自己的人马回意大利了，我们却临时找不到厨师急得团团转。就在这时，李潮认识的地拉那大学的中文教授杨老师知道了这事，推荐说有个从维也纳来的会做厨师的小伙子正闲着没事，不妨试一试。仔细说来，杨老师推荐的人原来是我在蔡晓棠家里见过的那个家伙，名字叫朱淇银，是离我们家乡不远的青田人。他很快来了，想不到他菜炒得又快又好，而且还知道不少做中餐馆的规矩。他在维也纳的中餐馆做过三年，当过二厨。对于我们这两个餐饮业的门外汉，他显得十分有用。用那天开始，我对他另眼相看，还慢慢看顺了眼。其实淇银长得不差，个子近一米八，圆脸，皮肤白皙，眼睛也很大，属于现在所谓的电眼。只是两片嘴唇实在太宽太厚，尤其是下面的那片，颜色偏紫，有时会耷拉下来，还会有口水顺着流下，这让我忍不住在私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大嘴”。
餐馆开张之后，我们请蔡晓棠和杨教授夫妇来吃饭。杨教授夫妇有六十多岁了，基本上算是老人了，所以蔡晓棠和他们坐在一起，看起来还是很年轻的。我看到蔡晓棠今天略施薄粉，穿戴十分雅致得体。不过她的情绪很是低落。她说现在她都快要愁死了，因为她的护照下个礼拜就要到失效期了。上个礼拜去大使馆办理护照延期手续，使馆的领事让她把护照留下，下周来取。她当时感觉就有点不对，一周来心神不定。果然她今天去使馆的时候，领事说她的护照不能延期，退回了给她。原因是她所在的北方外贸公司已经通过经贸部通知使馆要她马上回国述职，她必须在护照失效之前回国。蔡晓棠说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她说她工作了这么多年的北方外贸公司怎么这样冷酷无情呢？她说自己还欠国内几十万美金货款。可货款全给梁西拿走了。她现在手头只有一点点货款，而梁西还在盯着要这些钱。她说自己这个情况下怎么回公司述职呢？回去了肯定会被隔离审查，不让她再出国了。
那个晚上大家都在讨论蔡晓棠的护照问题。蔡晓棠说自己准备去临近的马其顿大使馆试试运气，那里有个朋友，也许能派上用场。她说自己准备明天就动身，车票都买好了。她这么说大家鼻子都酸酸的。 我们想想也没其他办法，只能祝她好运，路途顺利。
三
蔡晓棠出奔马其顿之后的第三天。大嘴一进餐馆的门，就神秘兮兮地说：昨天半夜里出了个状况，可把他吓死了！
大嘴说：昨夜他睡得正深，突然觉得隔壁的几间屋子的灯都亮了，有人在活动。起先他以为是蔡晓棠回来了，但觉得有点不对，因为他闻到了有香烟的烟雾味道。他感觉这屋里有个男人进来了，心里害怕的要死，以为是阿尔巴尼亚的窃贼进来了。他把自己的头蒙在被子里面，虽然是在黑暗里，他也能感到外边的那个人把所有的房间门都打开了，灯也打开了。后来他感到闯入者摸到了他睡的房间门口。他的房间是有门锁的。他听到外面一串钥匙哗啦哗啦地响，那人试了好几把钥匙，才把门打开了。大嘴说自己当时吓得小便都差点尿在床上。他的头缩在被窝里不敢动，听到那人把房间电灯打开了。那人一步步走来，走到床边，一动不动站了好久。大嘴在被窝里能感到那个人的气息，此时那人大概正对他举起斧头或者用手枪选择某个部位下手。大嘴淇银说自己忍不住发抖了。突然之间，他身上的被子被那个杀手一把掀掉了。大嘴一下子跳了起来，两手本能地护着裆部，因为当时他身体赤条条的什么也没穿。他从小到大睡觉都不穿短裤的，山里的人饭都吃不饱，短裤当然要节省着穿，后来就养成这习惯，到了欧洲也改不了。他尖叫一声跳到了床的一角。掀被子的闯入者也被眼前这个赤裸的身体和象鼻状的的生殖器吓得倒退了一步。大嘴看到对方手里倒是没有斧头手枪什么的，而且原来也是个中国人。大嘴淇银用被子围住下半身，象洞穴人围着兽皮裙，惊恐地看着对方。对方是个发胖的中年男人，脸部很大，是那种大脸猫的脸型。那人审视着他，问：你是什么人？蔡晓棠在那里？
大嘴说到这里，我都有点笑翻了。可我还猜不出这个入侵者是谁。大嘴接着说，他当时回答：不知道！他这样回答是从电影里学来的，电影的人面对着日本鬼子，总是头一拧：不知道！那人又问他：蔡晓棠到底去哪里了？她的钱在哪里？大嘴反问他：你是什么人？怎么会有门钥匙？那人冲他吼道：我是这里的主人！我是梁氏全球控股公司的董事长，我是有名的梁西！大嘴这么一说，我才恍然大悟。这不是嘛，蔡晓棠说过最近梁西可能会来要钱，可我想不到他会用这样搞笑的时间方式出现。
大嘴淇银绘声绘色地说着事。突然间大惊失色地说：不好。梁西来了！我说：在哪在哪？他指着餐厅外面的街路。隔着玻璃我看到有个华人正向餐馆走来。大嘴一见他走来，赶紧跑到厨房里面，说，糟糕，他一定是跟踪我来的！
正说着。门口那个人就推门进来了。我上来招呼。来者个头壮实，剃着一个板刷平头，态度有点傲慢。见了我，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说：“你有什么事吗？对我说就是了。”
“我没什么事，就是想进来看看。”这个人说道。
这当口，李潮推门进来，他正从外面买了好些东西回来，和梁西打了个照面。李潮和他见过几次，算是熟人。李潮忙着问候：“这不是梁总吗？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哎呀，你是那个小刘吧？”
“瞧你忙得，把我的名字都记错了。我是李潮。”
“对了，你是李潮。你不说我也想起来了。你不就是那个浙江人吗？对了吧！你怎么在这里，好像不是来吃饭的吧？”梁西说着。
李潮让他坐下来，上了几瓶啤酒，和他聊了起来。我离得远远的，和人打交道周旋是李潮的事，这方面我是低能儿。我坐在酒吧台上，听他们说话。先是李潮说了我们买下了餐馆的事，说我们这忽主要做的还是药品生意。梁西说：这个生意好哇！古人云：第一劫道，第二卖药。他说自己和阿尔巴尼亚的几个将军很熟，可以帮忙把药卖给部队。梁西还说中国国防部最近对阿尔巴尼亚有一批医疗援助项目，咱们可以联手给包了。
接着是李潮问他很久没见他在地拉那，去哪里发财了？粱西说最近在深圳干一个大项目，是军内的项目。他说自己在军内关系很深，和陈毅的儿子陈小虎是军校的同学。我对他说的事不很感兴趣，也无法考证，即使他说自己和毛岸英是亲密战友也无妨。但是我发现眼前这个人还是很有气宇的，他肯定是当过很长时间兵的人。看他对什么都不在乎的样子，也可以肯定他在高层的人群中呆过。李潮问他怎么会找到这里来，梁西笑了笑说：哥们，我可是当侦察兵出身的，我看到那个住在蔡晓棠房子里的小子鬼鬼祟祟地往这里走，我就一路尾随而来了。现在你让蔡晓棠出来见我吧！
李潮对他说，蔡晓棠压根就没在这里，而且他也不知道她在那里。梁西就是不相信，说她一定会在这里。李潮搞得没办法，只好带他到餐馆内部找人。他进入厨房，大嘴扭头不看他，故意把锅敲得叮当响。有个阿尔巴尼亚的姑娘背对着他在洗碗，梁西走到她跟前看个仔细，好像是检查这是不是蔡晓棠乔装打扮成的。最后他明白蔡晓棠的确没有在这里，只好作罢。
李潮问他干嘛这么着急寻找蔡晓棠？梁西说向她要钱，公司卖出的货款都在她手里。本来规定他不在的时候货款要汇到他在深圳的户头，结果蔡晓棠只汇了一次，三个多月的钱都没汇回去了，至少有十几万美金。李潮佯装不知情，说：这么多钱啊？不会吧！我老是听她说手头没钱，欠国内公司的货款还都没还。梁西一听有点着急了，说：这个女人就是用这样的借口把我的钱放在她的口袋里，其实她一点钱都没汇给过国内的公司。我在一边听了觉得好生奇怪，都以为蔡晓棠的钱是给梁西拿走的，可梁西说蔡晓棠扣留了他的钱的说法听起来也不像是瞎编的。
从那天开始，梁西一门心思在地拉那寻找蔡晓棠。他把那辆卡迪莱克车从马房里找出来了。这辆车本来就是他的坐骑，现在载着他风驶电掣在街上到处转。每天中午和黄昏时分，我会看到这辆卡迪莱克车高速冲来，一个急刹车在餐馆门口停下来。梁西来吃饭，顺便也来刺探蔡晓棠的消息。李潮经常会陪他喝两杯，梁西老是会喝得大醉，而李潮只是喝两杯而已。其实梁西这个人不讨厌，除了大话连篇之外，对很多事倒是很有见地的。
梁西在地拉那呆了四五天，看得出他急得如热锅里的蚂蚁。一个赌徒找不到钱赌博大概和吸毒的人搞不到毒品一样难受。他苦苦等待着，等待是一件折磨人的事。无论情人等待情人、复仇者等待仇人、债主等待负债人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到了第五天，梁西看起来似乎精疲力尽了。他对李潮说自己实在等不住了，深圳那边还有要紧事，得先回国了。他请李潮务必要告诉蔡晓棠，让她至少汇八万美金给他。
四
梁西在这里的第三天，有一次和李潮喝酒时，说出了他和蔡晓棠的一层特殊关系：蔡晓棠是他的后母，虽然她的年龄比他还小两岁。这让我惊讶不已。梁西那天一直骂她不在国内照顾他的老父，非要赖在阿尔巴尼亚不回国。在不是很久之后的一个夜晚，蔡晓棠和我们喝咖啡，详细说起了她的身世。虽然故事和梁西说得极其不同，但她是梁西的后母确实是铁一样的事实。
蔡晓棠本是江南湖州城里的人。他父亲解放前做过客船公司经理，后划为资本家成分。蔡晓棠从小就觉得自己没有出头希望。中学毕业她就下乡了，跟农民在一起住，发疯一样改造自己，可是人家并没有因为这样让她回城里工作。她知道这样下去她会完全毁掉，在苦难而且毫无意义的劳动中老去。一九七一年时，她得知父亲有个少年同学现在有五十多岁的解放军海军将领几年前死了妻子，最近准备续弦，就主动用娟秀的钢笔字写了一封长信给这位首长。她获得了一次和首长见面的机会。这样的见面如今叫“面试”，好几个“超女”参加了面试。超女A朗诵了高尔基的名篇《海燕》，超女B唱了几首语录歌，超女蔡晓棠则弹了一曲幽怨的琵琶，那是《蝶恋花》，非常的应景。这位海军首长为了和成分不好的黄花闺女蔡晓棠结婚，后来失去了进一步高升的机会，可算是不爱江山爱美人了。蔡晓棠因为抓住了稍纵即逝的人生机会，得以离开了布满蚂蟥的水田，来到青岛这个美丽如画的城市，生活在海军基地的优越环境里。她和首长生了一个女儿，孩子读初中的时候她争取到了去外贸公司工作的机会。在她的女儿上大学之后，她的生活空间更大了。继子梁西过去一直在南方某个炮兵部队当干部，这年脱下了军装，开始做国际贸易，在港澳和东欧地区跑来跑去。蔡晓棠意识到又一次改变人生的机会来临了。她促成了她所在的北方外贸公司和梁西的合作，借助这个机会，她自己也跑到了国外。她以为，她渴望了一生的独立的有真正意义的生活现在会开始了。
我这里复述的故事淡然无味。不过那天晚上她述说的时候，部分细节还是很耐人寻味。比如她一再提到一个桑叶树林的场景，明显地带着幻想的色彩。她说桑树上爬满了蚕儿，蚕儿在吐丝做茧。她和一个男知青坐在桑树下，蚕儿围着他们吐丝做茧，似乎要把她和他做在一个丝茧里面。这样的诉说充满着随想性，据我所知，南方养蚕通常是在室内，不是养在树上，除非是一种柞蚕。事实上，我看到蔡晓棠说话时眼睛发亮鼻翼抽动处于发情的状态。如果一个女人想和一个男性做到一个蚕茧里面去，那不是一种很彻底的性幻想吗？蔡晓棠沉浸在回忆里，她说自己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是拒绝了那个男知青，因为她知道他是普通工人的子弟，没有能力改变她的命运。她需要一个强大而有力的人才能把她从深渊里提升上来。
蔡晓棠说她到了青岛海军某个基地之后，经常会独自迎着海风，在海边看盘旋的海鸥。那个时候她还没怀孕，生孩子还是三年以后的事。她在海滨路上遇见的年轻的水兵和军官有的会向她敬礼，有的则会目不斜视从她身边经过，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年轻漂亮的女人是首长的夫人。唯一一个敢放肆地盯着她看了又看还傻乎乎地暗送秋波的是一个新来的参谋，他当时还不知蔡晓棠是什么人。我想着那年头我国还没有远洋海军舰队，和北洋水师时代没有大的区别。舰艇只在近海出没，司令出海通常只是一天来回，不像美国那些航空母舰编队司令官在海上经年，让她有机会和基地的年轻参谋或者头上飘着飘带的水兵交往。不知怎么的，我想起她的丈夫时脑子里老是会出现邓世昌，可能是因为她墙上的挂着一面琵琶，而《甲午风云》电影里有邓世昌弹琵琶的镜头。其实呀，他的丈夫还要更老一些，可能老得像那个在炮台上自刎的关天陪了。如今她的丈夫已经老得无法控制她了。她变成一只自由的鸟，尽管经济上出了些问题，护照也过了期限，这些事都不足以让她放弃自由回到国内。在我知道了蔡晓棠这段历史之后，对事情的看法完全变了，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解读，比如说，为什么她会收留大嘴朱淇银一事。
梁西走了之后，蔡晓棠从马其顿打电话到我们餐馆。是我接的电话，她要跟大嘴淇银说话。大嘴告诉她梁西已经走了。过了一天，蔡晓棠回来了，她没回家就直接到了我们餐馆。就那么几天没见面，她看起来黑瘦了许多，头发焦黄布满了灰尘。她说马其顿那边的使馆更加会羞辱人，他们把她的护照扣留了好几天，然后通知她过来，对她说了一通悬崖勒马回头是岸之类的话，责令她立即回到国内述职。她说现在她也没办法了，看来所有的使馆都是信息联网的。那她就先在地拉那呆着吧！她问梁西在这里做了些什么，我们把他要钱的事告诉了她。她说梁西完全是胡说八道，她手里根本没什么钱了。
梁西其实没有走掉。第二天夜里，当大嘴淇银从餐馆下班回到家，看到了蔡晓棠的房间里响着尖利的喊声。大嘴看到梁西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他突然明白梁西其实根本没有走，潜伏在地拉那某个阴暗角落里守候着蔡晓棠，看到她回来，就把她堵住了。大嘴那起初并不想介入。他在后面自己的房间里抽烟。可是他听到蔡晓棠和梁西的争吵声越来越大，然后听到啪地一声，那是一记响亮的耳光，另外一个马上啪地一声回敬了一个。双方都嘶喊着要打死对方。大嘴还听到了可怕的喘气声，似乎是蔡晓棠的喘气声。大嘴赶紧冲到隔壁，看到梁西卡着蔡晓棠的脖子。蔡晓棠的眼睛都鼓出了，脸色发紫。一个赌徒真的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大嘴怒吼一声猛扑过去打梁西的头，扯他的耳朵。梁西放掉了蔡晓棠，转尔与大嘴激战。梁西虽然老了点，又比较胖，可当年军校学来的捕俘拳还没忘记，一个背包把大嘴撂倒在地。可是大嘴紧紧抱住他的腿，大声对蔡晓棠喊道：你赶快撤退，不要管我！大嘴再次以老电影里的镜头形式演绎了故事，如果这个时候蔡晓棠拿起一只花瓶击昏梁西那就会更加经典了。但是蔡晓棠显然比电影里的人聪明。她夺路而出，跑到街上的公用电话亭给我们打了电话，让我们过来解围。我们火速赶来，看到大嘴和梁西各坐在房间左右两侧的墙边，汗水淋漓大口喘着气，中间站立着一个端着半自动步枪的阿尔巴尼亚老人。是住在后院的房东老游击队员布卢努西闻声赶来，把两个大战了几十回合还不肯松手的中国人分开来，并端着步枪站在中间维持和平，一直等到蔡晓棠带着我们赶到现场。
当天夜里举行谈判。在李潮和我的见证下，经过艰难的争论，天亮的时候双方最后达成协议：蔡晓棠一次性支付给梁西五万美金，日后梁西不得以任何理由再来要钱。支付形式为现金，协议交款后生效。蔡晓棠让我们带着梁西去外面的咖啡店喝杯咖啡，等我们喝好咖啡回来，她已把五万美金用报纸包成一捆，交给了梁西。我好生奇怪，她这么快就拿出这么多现金，莫非家里真有个藏宝的地方？梁西打开纸包瞧了瞧，没有数数就包上了。这回，他把那辆卡迪莱克开走了。看这个家伙来去匆匆行踪不定的样子，倒真的像个蝙蝠侠似的。
五
过了两个月，大嘴向我们提出要辞工，说准备要去做贸易生意。当时我们餐馆生意已是门可罗雀。本来买这个餐馆就是一个错误，加上我们又没有用心去做，只是把它当成自己吃饭的地方，结果餐馆里真的冷清得只剩下我们自己来吃饭了。大嘴一走，我们干脆把餐馆关掉了。现在想想这段亏钱买来的经历还是蛮有意思的。
不久之后，大嘴的商店在市中心一个显著的位置开了出来。他从国内进口了一只大货柜，生意好的不得了。大嘴其实是站在台前的傀儡，真正在后面操纵的还是蔡晓棠。蔡晓棠和梁西写了协议之后，寻思着现在可以独立做生意了。但还是心有余悸，不敢自己直接出面。这个时候大嘴派上了真正的用场，成了她的生意伙伴。天气乍暖还寒，一批衬衫卖的十分红火，还有塑料绢花，橡胶拖鞋都走得很好。当然，蔡晓棠放在马房里的存货都捎带着卖出来了。蔡晓棠那段时间看起来心情愉快，把没有护照一事暂时放在了一边。
这样过了一些时候。有一天早上，在海港城市都拉斯的港区，我遇见了前来提取货柜的蔡晓棠和大嘴淇银。都拉斯坐落在非常美丽的亚得里亚海的海滨，是阿尔巴尼亚重要的港口。七十年代后期，我们国家放过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广阔的地平线》，说的就是这个海港经历一场台风的故事。我后来经常会到都拉斯接货柜，在海边等待从海峡对面的意大利开来的那只白色轮船时，心里不知为什么老是会充满一种愁情。都拉斯的“愁情”有时能用肉眼看得见的，它会和笼罩着海湾的阴沉的雾气掺和在一起。成千上万的人们守望在海港的岸边，眼睛直直盯着远处的海面，等待着那只白色的轮船。这只白色的轮船从海峡对面的巴厘港口开出，船上载着从意大利归来的阿尔巴尼亚劳工、几十部载着货柜的大卡车。等待着亲人从意大利归来的阿尔巴尼亚人总是比船期提早好几个小时就挤在海岸上，对着海水望眼欲穿。其实我们也是一样。从中国出来的货柜在海上漂流了一个多月，现在终于要到自己的手里了。可是谁也不能保证自己会有这么好的运气。货柜从轮船上下来之后，先要经过一道生死关，那就是阿尔巴尼亚海关。过海关常常是件痛苦的事情。
我和我的翻译坐在一个清关公司边上的咖啡店里喝咖啡，这个时候还是上午，窗外的海面上太阳在雾气中闪着朦胧的光芒。我看到蔡晓棠和大嘴走进了咖啡店。咖啡店不大，他们一进来就看到了我。他们坐在离我隔着两张桌子的地方。大嘴点燃了一支香烟，神情有点严肃。一忽儿，他跑到我的桌子上来，递给我一支烟。
“你说今天是不是有点不正常？怎么海关外面多了好几部装甲车？”大嘴说。
“吓唬人的，没看到那些装甲车是些二战时期的老古董吗？我说。
“可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你没看到好多士兵把守在码头上吗？”
“听说今天欧盟的海关专家来帮助阿尔巴尼亚人整顿海关。”我说。这个消息是我昨天去卫生部拿药品进口许可书时听人说的。
大嘴一听脸色苍白。他回到了他的桌子，和蔡晓棠一阵低语。她的脸色也刷白了下来。
九十年代初，阿尔巴尼亚的工业几乎全“休克”了，生活用品全靠进口，政府的主要财源靠征收进口税，税率定得很高。欧盟制定了一套商品定价征税的办法让阿尔巴尼亚去执行。比如一条领带定价为4美元征25%税，税额为1美元。可事实上中国出口的低档领带价格只有20美分，在地拉那的零售市场也只卖一美元一条。所以从中国来的低档商品如果按规定交税，是完全不可能做生意的。好在当时阿尔巴尼亚什么事可以买通。中国的小商人事先要找到海关内部关系，用钱搞定，到时有的可以免开箱检查，或者开箱了找点小毛病罚一笔数目不很大的款了事。但今天欧盟的海关官员突然来了，事情变得有点麻烦。
不知过了多久，那条白色的轮船终于来了。从甲板上鱼贯而下大批的阿尔巴尼亚归人，码头上迎候的人群尖叫着哭笑着拥抱着亲人归来。等这些人走光了，才有一辆辆大卡车拖着货柜开下船来。我知道轮到我清关的时间还早得很。因为我做的医药产品是免税的，对海关人员来说没有什么油水，每次总是把我放在最后面。
蔡晓棠和大嘴已经离开了咖啡店。从咖啡店的玻璃窗可以看到海关货场。我看到他们在货场里面，跟在几个海关人员走来走去。一忽，一辆卡车拖着货柜进了场，紧接着又是一辆。大嘴和蔡晓棠这回一下来了两个货柜。货柜停在货场中央，柜门被打开了。我看到好多人在往下搬箱子。看的出来，他们的货柜被开箱检查了。
这天下午五点来钟我提到自己的货柜之后，兴冲冲地卸了货。这些货物都是市场上断档急需的东西，明天就能卖出不少。大概在夜里十点光景，我把活干完了，然后去一个海鲜店里吃烤鲈鱼。我并不知道，这个时候蔡晓棠和大嘴的货柜已经被海关扣留住了。大嘴申报海关的发票上男式衬衣只有800条，欧盟的海关官员检查到实际上两只货柜内装了一万五条。大嘴事先已经给了阿尔巴尼亚一个海关官员一万美金，这个人让他这样做发票，到时会让他过关。但想不到欧盟的官员来了，那个内线起不了作用了。蔡晓棠和大嘴呆若木鸡看着货柜被拖进了海关的扣押库房。
夜里蔡晓棠和大嘴回到了地拉那。大概是我在河边的海鲜店里喝下第一口啤酒剖开一条烤鲈鱼的时候，蔡晓棠开始做一锅面疙瘩。因为去了都拉斯，她没时间去买青菜，所以面疙瘩做出来后几乎是黄黄的面糊。她喊大嘴来吃饭，大嘴一见碗里那黄色的糊糊，眉头皱了起来，说：“怎么又是面疙瘩？我都吃了一个礼拜了”。
“有面疙瘩就不错了，以后恐怕连这个也吃不上了。”蔡晓棠说。她说着张嘴喝了一大口面糊。她见大嘴闷着头不声响，又说了一句：“早就和你说过，不要相信那个阿尔巴尼亚人。你给他一万美金，还不如自己多报一点海关税。”
“现在说有什么屁用？”大嘴说。
“现在不说什么时候说？得想办法把货柜拿出来啊！现在正是卖男衬衣的时候，过了几个星期天气凉了，谁买衬衣啊？”蔡晓棠说着。“你给那个阿尔巴尼亚人的一万美金要去拿回来，海关肯定还会对我们罚款，要准备一些钱。”
“给了人家的钱怎么要回来？我没有办法！”大嘴砰一下放下饭碗。碗里黄色的面糊溅到了桌上。
“有本事给人家钱，就没本事把钱要回来了？”蔡晓棠继续说。她把碗里的面疙瘩吃完了，抬头看看闷声不响的大嘴。她觉得有点不对，大嘴的脸色发青，嘴角边有点唾液白泡沫，眼神直直地瞪着一个方向。他站起身来，慢慢走出房间。蔡晓棠以为他到院子里去了。但是她听到院子的大门吱一声开了。她跑到院子里，看到大嘴已经出了院子，消失在夜色下的巷子里。
夜十二点钟以后，大嘴还没有回来。蔡晓棠有点担心起来，以前他从来没有这么晚还呆在外面。她穿起了衣服，出门去找大嘴。她走到市中心的几个酒吧咖啡馆看了看，没见到大嘴。她有点心慌，于是去找一个青田人，她是大嘴的远房表姐。她敲开了门，屋里烟雾腾腾，有很多人在打麻将。表姐说大嘴没来这里。打麻将的青田人听说大嘴不见了，都放下了手中的牌站了起来。蔡晓棠跟着大嘴表姐和其他五六个青田人来到街上，挨家挨户敲着青田老乡的门，寻找大嘴。没有人知道大嘴的下落，但每户人家都会出来一个人加入寻找的队伍。在夜里一点多钟时，这支队伍的人数达到了二十多人。快两点时，表姐突然停住脚步，问：地拉那城里有没有山？回答说是有的，地拉那大学后面就有个小山，山上还有个小水库。表姐说：那他一定在那里了！她知道表弟以前还在青田山里时，每次他要是生了大气，就会跑到山上，爬到一棵大树上不愿下来。她的奶奶说过这是山精附体了。表姐让众人带上手电筒，向着地拉那大学后边的山上浩浩荡荡走去。
地拉那大学后面的小山风景不错，我曾经在白天时间上去过，看到有人在山上的小水库里钓鱼。可晚上是怎么样子我不知道。那个时候地拉那城里很乱，很多武器流落在民间。夜间经常听到枪声，大嘴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跑到山上呢？表姐和青田老乡都是在山区长大的，在黑暗的山间，闻到夜间树木的清香气息让他们感到十分的自在。他们在山腰一带搜寻，喊着大嘴淇银的名字，声音在夜间的山里久久回荡。后来他们集中在一起，把电筒的光束集中起来，在可疑的树木上一棵棵查寻。几十支手电的光从下往上照亮了树冠，能看见好多猫头鹰发亮的眼睛，有时是松鼠，有时是小鸟，还有几只可爱的小浣熊，偶尔还有一只猴子跳了起来。在这个山上还有猴子，让众人感到兴奋。接着他们看到更让他们兴奋的东西，一只比猴子还要大的动物掩藏在树顶浓密的树叶间，露出脚爪上穿的运动鞋。藏在树上的大嘴被几十只手电筒锁定了。表姐这个时候撕开喉咙又哭又喊跳了起来，嘴里念着：天皇皇，地皇皇，短命的山鬼走光光；淇银淇银快下来，姐姐给你买糖吃！表姐跳着哭喊了一阵，还不见大嘴下来，就脱下了鞋子往树上扔，要打那个山精。众人看表姐开始扔鞋子，也纷纷脱下鞋子往树上打。他们整套动作做得很熟练。在青田的某些边远山村里面，经常有村人被山精附体。遇上这样的事，一种古老的做法是村人要集体脱下鞋子扔那中邪者，这样会把鬼气驱散。果然，众人的臭鞋子一扔，树上鬼气附身的大嘴清醒了过来，喊着：不要扔了，扔你们个卵球！我要下来了！
大嘴下来后，人们赶紧在他手臂上拴上一条红线，以防止山精再次附体。众人簇拥着他下山，像一群狩猎的山民凯旋归来。蔡晓棠也夹杂在队伍之中。后来她向我和李潮讲述这件事情时，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早期的人类学家在原始部落考察氏族社会的民间巫术一样。
六
大嘴的事情还没有完。在欧盟海关工作组的监督下，地拉那海关将中国人朱淇银走私衬衣少报关税一案告上法院。法院择日开庭审理。蔡晓棠这回自己出马，让她的翻译找关系，后来通过一个可靠的人找到了法院的审判官。蔡晓棠把三千美金放在信封里，让翻译务必亲自把信封里交给那个法官。那法官研究过案子之后，透过中间人传话说这个案子得罚款二万五千美金，然后才能把货柜的货还给他们。罚款数虽然很大，可是能拿回货物还是合算的。所以那段时间蔡晓棠和大嘴都放下心来。在上法庭之前的几个小时，大嘴还告诉了几个客户，说男衬衣马上有货了，明后天他们可以来拿。但是后来的事情让人瞠目结舌。法庭开庭那一天，大嘴站在法庭的被告席上，蔡晓棠则坐在不起眼的角落上。法庭经过简单的陈述，法官就起立宣布了审判结果。大嘴的阿尔巴尼亚语学得不错，日常用语基本都听懂了，可是法庭用语是另一回事。当翻译告诉大嘴他已被判刑一年零六个月，马上要被关进监狱时，大嘴还以为是搞错了。两个法警上来给大嘴上了手铐，带他上了警车，直接开向了监狱。听说当时蔡晓棠冲向警车想和大嘴说几句话，被警察粗暴地推开了。
大嘴被抓进去了！消息几个小时就传遍了地拉那的华人群体。我惊出一身冷汗，尽管内心深处有点幸灾乐祸的快感，可知道这件事对华人很不利。一个华人吃了亏，以后会有更多的华人吃亏。在第二天早上，我跟随着蔡晓棠去监狱探望大嘴，大嘴的表姐和十几个青田老乡也来了。地拉那的监狱在城外的火车站附近，临街的部分是一片荒芜的花木苗圃，一排破碎的玻璃暖房遮住了架着铁丝网的高墙。我们等在监狱门外的马路上，和上百个本地犯人的家属挤在一起，一直没有获准进入里面。几个阿尔巴尼亚人说他们在门口都等了好几天了还见不到人。这里没有制度，完全看监狱长的心情行事。他说让谁进去，谁才可以进去。大嘴的表姐和青田老乡起初反应强烈群情激昂。不过在探视几次之后，渐渐地平静了下来。他们习惯了这一事实，去探望大嘴的次数越来越少了。真正关怀大嘴的人只有蔡晓棠一个人。自从大嘴入狱之后，她好像变了一个人，身上那种清高优雅荡然无存了。每天的上午，她会自己去开店，会卖力去推销货物，有时为了几十个列克零钱会和客人争得脸红耳赤。而在中午之后，她会提早关掉店门回到家里。她先为自己做一海碗每天都一样的面疙瘩，配料是面粉，青菜和一个鸡蛋。填饱了肚子，她开始为大嘴煨鸡汤，熬西洋参，煮香肠。然后，她会端着一个沙锅，背着一个袋子前往监狱。她的住家距离监狱有半个小时路程，她没有车，也没公交车可坐，全靠步行。她会端着这些东西在监狱门口等上半小时，有时会等两个小时，然后才能把东西送进去。她还会交给看守两包烟，一包是给大嘴的，一包是孝敬给看守的。在做完这些事以后，她会回到家里，回到那个有无花果树的大房子里去。
大嘴坐牢之后，地拉那的华人中传着许多蔡晓棠的流言。人们说她是侵吞了公款逃亡在国外的经济犯；说大嘴是她的牺牲品，她利用大嘴的名字做生意结果让他进了监狱。人们说得最起劲的还是她和大嘴住在一起的事情，她把大嘴这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收留在家里，会不会是为了满足她的身体方面的欲望呢？大嘴表姐一天在街上遇见了我，激动地对我说她表弟有段时间一直叫她给他炖猪蹄子吃，因为他近来老是觉得腰酸，要补补身体。表姐说淇银这么年轻怎么会腰酸肾虚呢，一定是夜里屋里这个女人到他床上，吸走他精气。我一笑了之，不置可否。舆论这么厉害，使得我和李潮也不知不觉和蔡晓棠隔开距离。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见到她。
在一个深夜，蔡晓棠悄悄进入了马房。我相信这些年来的夜间，蔡晓棠经常会独自潜入这里。她架着一个木头梯子往上爬，突然觉得一阵眩晕，从梯子上摔了下来。当时她是一只手拿着手电筒，一只手爬梯子。在她摔下后，手电筒飞出很远而且熄灭了。她倒在地上，什么也看不见，剧烈的痛楚让她差点昏死了过去。她挣扎着坐了起来，右手摸着左手感到半截小臂骨头断了，像丝瓜一样垂了下来。蔡晓棠后来对我说，那一时刻的黑暗和痛楚让她感到了对人生的彻底绝望。我能想象那一时刻她无奈的情景，但是我不清楚为何黑夜里她要独自进入马房架起梯子。她没对我说这个秘密，我只能想象这个马房大概是她的藏宝洞。她的密室大概是在马房高处，就像古人习惯把密室设在悬崖上。那么她是在藏宝还是取宝？她的宝贝是美金还是阿尔巴尼亚货币列克呢？当她从梯子高处摔下来时，马房的地面上一定会是撒满了绿色或彩色的纸钞。蔡晓棠说当时她用力挣扎了起来，右手托着左手，走出马房。院子里空荡荡的，没有人能帮助她。天上刮着强烈的秋风，地上落满了熟透了的无花果果实，她踩到了一个果子差点又滑倒了。她想起大嘴在的时候，他会摘下成熟的果子吃掉，不会让果子落在地上的。她艰难地走着，剧烈的疼痛使她的神志模糊不清，她觉得自己仿佛是走在南方的一段湿滑而漫长的田野上。她的家里没有电话，以前曾经有过的，为了节省费用去年她把电话取消了。蔡晓棠走到屋子里面，使劲踢着一墙之隔的房东布卢努希的房子。喝得醉醺醺的布卢努西听到了她的求救声。他的屋子和这里不通，要绕道前门进来。布卢努希开车送她到了医院，给她治疗的医生是个诨蛋庸医，接她的断骨时错位了十几度，差点使她的手成了终身畸形。
我在第二天上午开车经过蔡晓棠商店时看见店门没开。当天下午我和李潮下班时顺便把车拐进她家去看看。我们看到她的脸色苍白，左手打着石膏吊在头颈上。我们很奇怪这个时候她想的还是大嘴。她说今天不能给大嘴送饭了，请我们帮她把一条香烟和一包香肠送到监狱，告诉大嘴七天时间内可能没人送饭。到了第八天，蔡晓棠一只手吊在脖子上，一只手提着一个篮子，又开始去监狱送饭了。鬼知道她为什么这样用心照料大嘴。
七
大嘴关了六个月之后，提前释放了出来。本来他的刑期是一年零六个月，是蔡晓棠用了很多美金买通了关系，提前把他从牢里捞出来了。她曾经两次花了钱还办砸了事，这回算是成功了。大嘴出来几天后我去看他，觉得他的变化很大。他的皮肤因没有日光照射显得苍白浮肿，人的样子看起来像是一条鼓着肚子的河豚似的。我去的时候，他正在给青田的老家打电话，我很奇怪，蔡晓棠什么时候把电话又装上了？后来才知道，她是因大嘴提出的要求才装的。大嘴横着身子坐在椅子上，脚放在扶手，头仰着看天花板，嘴里咕噜咕噜地说着我无法听懂的青田话。在听话的空隙他会猛抽一口烟，然后把烟吐向天花板。我和李潮是来看望他的，但他一直在讲电话。我们坐在房间里，又不便说话影响他讲国际长途，只觉得有点面面相觑。我看到蔡晓棠不时地偷偷看着手表，显得很不自在，因为那时阿尔巴尼亚的国际长途电话费是每分钟五美元，非常昂贵。
大嘴那段时间忙着讲述自己的故事。地拉那的华人毕竟有限，很快就没有听众了。某一天，大嘴在给义乌某外贸公司打电话时，意外听到接线的是一个女孩子的声音。大嘴以为自己是拨错了号码，因为过去都是一个本地口音很重的老男人接电话的。仔细一问，电话没错，接线的女孩子是公司老板的女儿，最近刚上岗。女孩子把电话接驳到她老爸那里。这位义乌老板以前和大嘴做过几单生意，有点相熟，问他近来如何，怎么这么久没消息了？大嘴便把自己的遭遇说给他听。说到一半，听得电话里还有一个喘气的声音，是那个女孩子还在线上听他们的说话。大嘴受到鼓舞，更起劲地说起来，那女孩发出声声惊叹。到后来，老爸已下了线，女孩还在和大嘴说个没完。
从那天开始，大嘴几乎每天都会和那女孩通电话，有时他打过去，有时她打回来。月底我在电话局营业处排队缴电话费，遇见了蔡晓棠也在交费。我慨叹这个月电话费太高了，要八百多美金。蔡晓棠苦笑着，她的电话费要一千八百多美金。我说怎么会这么高？她说都是淇银和义乌那个女孩的国际长途。她心疼电话费，可又不能说他。他刚从监狱出来，吃了那么多苦，脾气也变坏了。
现在我知道，一场灾难有时会给人会带来意想不到的改变。大嘴做了半年牢，变得有点令人生厌，可看起来也成熟了许多。在一个周末夜里，我在地拉那一个通宵营业的酒吧看见大嘴和两个阿尔巴尼亚人坐在一起。他看到我来了，跑过来陪我喝了一杯。几个礼拜不见，大嘴已从刚出来时那种河豚模样的虚胖呆滞状态恢复过来，又露出那种流里流气的傻笑。他的大嘴唇又翻了开来，口水似乎又要流下来。不知怎么的，看到这家伙的这个样子总是会让人觉得开心起来。他吸了一口烟，然后提高重心伸长头颈往酒吧的内部一个比较光线暗淡的角落观看。突然他的头颈缩下来，用一只手挡住嘴巴，低声急促地对我说：看看！看看！就是这个！新来的！水很多很多的！我顺着他所示的方向望去，看见那里有一个金色头发的姑娘坐那里喝咖啡。她的身边坐着一个男子，这是一个皮条兼保膘。那女子看见我们注意她，向我们这边投来微笑。酒吧里烟雾太浓，看不大清那姑娘的长相细节。大嘴说她的水很多，那他一定是上过她的。
我很奇怪大嘴这家伙的桃花运势会这样强，刚从监狱出来就做了这么多好人好事。
“听说你在电话上又搞到了一个姑娘？”我说。
“哦，惨了惨了，被她追得气都透不过来。”大嘴笑嘻嘻地说，露出一排大牙。“那女孩的声音可好听哦。听她说话，我下面的东西就会翘起来的。”
我咽了一下口水。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内心的一丝羡慕或者是嫉妒。这个家伙的运气怎么会这么好呢。
大嘴的运气好得无法阻挡。不久之后，他就踏上了回国发货的路程。
那天是我开车送行。大嘴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倒是象个人模人样。送他上机场的蔡晓棠则显得有点神情恍惚。大嘴推着两个大箱子走在前面，蔡晓棠提着一个沉甸甸的小提包随行。在大嘴进入了护照检查口之后，一个戴大盖帽的阿尔巴尼亚警察过来从蔡晓棠的手里接过沉甸甸的小提包，从一个专用通道走了进去。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阿尔巴尼亚海关那时不准带大量现金出境，这里的华人只能买通里面的警察，让他们把钱给送过关口。
“多少钱在里面？”我问。
“六万美金。这是我最后的钱。没有了。”蔡晓棠说。这时我们看到大嘴又出现在检查口的那一端，向我们这边摇摇手，意思是小提包收到了，平安无事。
我们出了候机楼。我开车出了警戒线，蔡晓棠让我把车停下。蔡晓棠站在机场外面的铁丝网前，等候着飞机起飞。她对我说还是等飞机起飞之后再走吧。万一飞机飞不了，还可以把大嘴接回来。没有多久，大嘴乘坐的德国汉莎公司的波音飞机冲上了云层。蔡晓棠的脸色发白，目关一直追随着飞机飞向远方，追随着大嘴，也追随着她最后的六万美金。
八
大嘴这天随着汉莎公司的喷气机冲上了云霄，一个多小时后到了法兰克福机场。在免税店里他给电话里的女孩买了一瓶法国CD牌的香水，尔后转机前往上海。他步出上海机场大厅时，看到那女孩手捧着鲜花在门口等他。大嘴老远就认出了是她，然而随着距离越近，他的心开始冰凉下去。这女孩和她照像里的很不一样。她的腿看起来不够长，胸部看起来小小的，脸颊也太宽了一点。在最后的几步，大嘴最想的是要拔腿逃跑，但这个时候已经为时过晚。那女孩主动地冲上来和他拥抱，动作比西方人还大胆。在她身后，还站着她诸多家人，大多是女眷。然后一群人簇拥着大嘴，把他弄到一辆面包车上，向义乌飞逝。大嘴一直有点怀疑自己是被一群人劫持了。这个女孩也许不是电话里的那个，而是一个冒牌的，带着另一班人马 。
车子到了义乌之后，没有去宾馆，而是直接开进一个民居里。那屋里灯火通明，已备下好几桌酒席。大嘴因时差关系头昏脑胀，最想躺下来睡一忽。这时他看到墙上挂着一张放大的照片，正是女孩用D.H.L寄给她的那张。大嘴这才惊魂稍定，觉得没走错地方。好不容易吃好了饭。大嘴被送进一个卧室，里面带着一个浴室。大嘴洗了澡后，那女孩已进入了房间坐在床上等他同眠。那个女孩激情满怀，一夜和他做了多次，其中的一次怀孕成功。我后来从大嘴表姐嘴里听说：那女孩精心算计了她的计划，把排卵期算得很准。大嘴那次本来要晚一周到义乌的，那女孩一定要他提早一个礼拜到达这里。她给他选定的见面日子正是她本月排出第一枚卵子的日子。大嘴在和她相聚三周之后，她就温柔地告诉他：她已经怀上了他的孩子。大嘴当时一定有一种灵魂出窍的恐惧。
在接下去一个多月里，大嘴出席了很多的欢迎宴会、展销会、恳谈会、联谊会。他知道自己这么受欢迎是因为自己是“外商”，尽管他自己其实一个子儿都没有。九十年代中期中国需要大量的出口大量的外汇，“外商”还是一个很高尚的称号。大嘴这段时间带着义乌老板的女儿回了一趟青田老家的山村，看望了老父，上了祖坟，算是衣锦还乡。这样又过了一个多月，大嘴这个时候大概已经知道了他的处境。这个怀上他孩子的女孩是他的真正粉丝，是个“外商”爱好者，是个出国狂，她无比坚定地要跟他走遍天涯海角。毫无疑问，他要带着她出国了。大概是四个月之后，大嘴带着已经鼓着小肚子的妻子，还有两个装满用蔡晓棠六万美金货款买来的日用品货柜出国了。但他不是回到阿尔巴尼亚，而是进入了商品十分短缺又战乱不断的南斯拉夫首府贝尔格莱德。大嘴在离开中国的一周前还和蔡晓棠保持着联系，说两个货柜的货物马上会发出，他也将启程回到地拉那。从那天之后，蔡晓棠就再也找不到大嘴了。当大嘴带着两个货柜和义乌的妻子出奔南斯拉夫的消息传到地拉那之后，我感到震惊和愤怒，这个家伙的良心真的是让狗吃掉了。然而蔡晓棠的反应却是出乎意料地平静，好像她对事情的结局已经有所预感似的。阿尔巴尼亚的华人反应不一。令我意外的是：有不少人觉得大嘴这样做是对的，他终于从一个老女人对他的身心控制下走出来了，这对他是件公平的事。甚至有些青田人认为大嘴拿走蔡晓棠几万美金也没什么，就算是青春损失补偿费吧！大嘴后来在贝尔格莱德的情况怎么样我没有得到消息。几年之后，美国和西欧军队为科索沃一事对贝尔格莱德狂轰滥炸时，我才想起大嘴可能还在那里。不知这个小子现在活得怎么样？
一九九六年的除夕夜，地拉那的中国大使馆开了馆门，让地拉那的所有华人到使馆里吃年饭过年。这一年里阿尔巴尼亚发生好几次动乱，华人在这里过得很不容易。我和李潮早早来到使馆，看到地拉那所有的华人都来了。唯一一个没有来的华人就是蔡晓棠。她是一个失去中国护照的人，一个必须回国受调查的人，一个拖欠了大量公款的人，她当然不会去使馆自取其辱。我和李潮在使馆喝过一杯啤酒之后，就提早离开了。我们没有回家，而是把车开进了蔡晓棠的住家。
当我们把车停在蔡晓棠的住家门口时，发现院子的大门是虚掩的。推开大门，只见院子里的屋檐上挂上了好多的红灯笼，连马房的屋檐也挂上了。蔡晓棠的房间没有开电灯，但是点满了红蜡烛。蔡晓棠穿着一袭织锦缎的旗袍，一头青丝盘成发髻，脸上的化妆很厚，有点像是日本艺妓的妆扮。那个晚上李潮和我一起在这里守岁。蔡晓棠的情绪很好，显得有点兴高采烈的样子。以前我以为她只会做面疙瘩，其实她还会做几样江南的小菜。这个除夕，她做了盐水鸡、笋干扣肉、香菇菜心还有糖醋小鱼，而且还有一瓶绍兴的花雕酒助兴。
吃过了年饭，时间还早，我们开始了打扑克牌。由于只有三个人，我们只能打争上游，不能打比较有意思的四十分。打了几把牌之后，我觉得这种牌局味同嚼蜡，没劲。可蔡晓棠显得情绪很高，不时会发出一阵突兀的浪笑。这种充满欲望的笑声终于挽救了牌局，让我渐渐提起了兴趣。她紧紧握住手中的牌，有一阵子，蔡晓棠连续出了好几组红桃的大牌，其中一手是红桃同花顺子。我突然想起以前在一本命相学的书里看到的一个说法：一个打扑克的女人如果一直出红牌的话，那可能她正在来月经。借着酒劲，我好几次想开口问蔡晓棠你的红色大牌是否和你的潮期有关系？但我一直不敢贸然开口，因为我不知她是否已经过了更年期。我虽然没有开口问，可这样的想法是有意思的，至少会让人联想起一些有关时间消逝的问题。这天我们打牌的奖罚是输一把牌喝一小杯红酒，我们只剩下这种老气横秋的办法了。但是年少时我们可以有更多种玩法。可以赌钱也可以在头上顶碗也可以刮鼻子在地上学狗爬。甚至还有更刺激的方法，我曾经在下乡的农村一个破屋子里和几个男孩女孩打牌，打输一局四十分要脱一条衣服。我自己有几次曾经输得只穿着一条内裤，不过从来没有把最后的短裤输掉。同样，我也让一个女孩好几次输得只剩下一个胸罩，可最后的一盘她总会转败为胜。我一边和李潮蔡晓棠打牌，思绪飞到那个令我遗憾的牌局。那局牌的最后三手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我已胜券在握，可还是出错了一张牌，从而失掉了胜局。我现在想着如果我不出错那张牌，那个女同学真的会脱下胸罩吗？但这只是一种设想，事实上她绝对不会输了那局牌，就像我自己从来没有输得要脱下内裤一样。也许这就是神明在人尴尬的时候施给人的慰籍和庇护吧？
大概是两星期之后，我很久没提到的那个梁西又回到了地拉那。这家伙最近手气很差，在澳门赌场输个精光，到处搞不到钱，所以又偷偷在夜里潜回到这个长着无花果树的院子。这回他打开房门时，迎接他的是房东老游击队员布卢努西的步枪枪口和威严的目光。梁西扑空了，蔡晓棠已经搬出了这个庞大的房子，搬到了地拉那城外一个很小的屋子去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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