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独领风骚
星期二 二月 23, 2010 9:30 am
中华优秀文化风采①
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独领风骚
高耀彬
山西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几千年的人类历史孕育了三晋大地的灿烂文明，而戏曲文化就是其中的精华之一。当地大量的地上、地下戏曲文物足以说明，山西历史上戏曲文化十分发达，素有“中国戏曲摇篮”之称。
近20年来，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文物资料、民俗资料和文献资料“三结合”，教学、科研、文物展馆和大型学术辑刊“四位一体”，加之20多部专著、400余篇论文和藏品丰富的戏曲博物馆，办出了国内外同行为之瞩目的风
格特色，开创了我国各族人民戏曲文物研究的先河，成为我国戏曲文物研究中心和戏剧戏曲学科的重要基地之一。
“戏曲摇篮”名冠全国 梨园遗存荟萃三晋
由于历史上山西戏曲文化土壤累积的深厚，特别是宋金元时期戏曲艺术的成熟，神庙祭祀演剧传统因之形成，城乡戏曲活动的规模也愈来愈盛大。而现存大量戏曲文物证明，宋金元时期在太行山之西、黄河以东就已经有了覆盖面积很大的戏曲文化圈，为民族戏曲的兴盛作出很大贡献。我国现存的8座元代戏台都在山西，全国 30多座明代戏台山西就有28座；根据文物部门的统计，全省现存明清戏台超过2887座。
因此，山西成为中国戏曲文物之最可以说毫不夸张。
北宋，正当汴京等地瓦舍勾栏以及“露台子弟”十分活跃之时，山西民众即已创建了神庙戏台。万荣县桥上村后土圣母庙天禧四年(1020)《河中府万泉县新建后土圣母庙记》碑，是我国目前所知道的最早的舞亭。沁县城关《威胜军新建蜀荡将□□□□关侯庙记》碑和平县《潞州潞城县三池东圣母仙乡之碑》上面所说的舞楼、舞亭，即是一种有顶盖的戏台建筑。这样的戏台比都市里“露台子弟”所用的露台要先进得多。显然，当时晋南、晋东南一带的城乡庙会已经形成了赛社演剧传统，戏曲已经是广大民众喜闻乐见的艺术样式。
1959年考古工作者在晋南侯马发掘的一座金代仿木结构的砖雕歇山顶戏台模型，及戏台上站立的五个戏俑，震动了戏曲研究学术界。它证实了金院本一场四到五个角色及以科诨为主的表演体制，仍是从宋杂剧承袭下来的，“杂剧、院本其实一也”，两者没有什么本质分别。
高平市西李门村二仙庙现存金露台的须弥座式台基上，有一幅队戏演出线刻图；潞城南舍村则保存有明万历间手抄的内含大量队戏剧目的赛社程序，为学术界探索队戏之谜，开启了方便之门。
洪洞县水神庙明应王殿里的由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发现的著名的元代忠都秀作场壁画，绘于元泰定元年(1324)，表明了戏台的固定建筑性质，也为研究元杂剧的化妆技术、表演形式和舞台装置提供了最直接的参照。
山西过去几乎村村有庙，凡庙必有戏台。明末清初这里还搞起了戏台改革，创建了山门舞楼带两侧戏房和东西看楼的剧场形制，配套建筑比较齐全，为艺人化妆、活动和生活提供了方便，扩大了观众区域；同时，还因戏曲表演规模越来越大和竞争机制的引入，有些神庙又创建了庙内外戏台、高低两座戏台以及对台、三连台、品字台、三面开口戏台、前后开口戏台、二层大戏楼等，可见戏曲在山西历史上的繁荣。
山西现存的戏曲碑刻数不胜数。这些碑刻不仅含有大量修建戏台的信息，还记载了神庙“神诞”献戏、赌博罚戏的多种情形，有些还表现出比较开明的戏剧审美观念。从历代碑刻中可以看出，士大夫之于戏曲由排斥到逐渐接纳又到非常欣赏的思想演变轨迹。碑中的戏曲理论成分愈到后来就愈增多，充分显示出戏曲一经产生便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此外，不少清代碑刻还反映了当时“土戏”崛起的艰难历程，记录了某些著名戏班的活动情形，为了解地方戏的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往日风情今觅旧踪 心向梨园田野寻梦
新中国成立不久，戏曲文物研究捷报频传。从河南、山西等省不断传来发现大量墓葬和一些戏曲碑刻的消息，诸多专家学者也纷纷撰文论述。时代呼唤着一门崭新的学科——戏曲文物学诞生。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应运而生。
从1984年成立伊始，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便迅速投入到戏曲文物的整理研究和田野调查中。
由黄竹三教授主持编写、全所科研人员通力合作完成的《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是我国第一部运用考古手段来研究中国戏曲发展的专著。此书收入宋金元时期珍贵的戏曲文物图片(包括戏台、戏雕、戏俑、戏剧碑刻和壁画、绘画等)180多帧，其中部分图片为世所罕见。编者由这些历史实物，印证有关文献，提出了宋金元时期戏曲演出农村早于城市，戏曲形成多源头多层次，考察戏曲形成发展不能单着眼于城市经济和政治状况，还应考虑到历史文化、风俗民情、宗教祭祀等，这些创新观点引起学者们对中国戏曲形成发展问题的认真思考和重新认识。此书1988年获全国首届古籍图书一等奖，1990年获山西省首届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
《戏曲文物研究散论》则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探讨了中国特别是山西的戏曲文物和宗教祭祀戏剧，并在更高的历史文化层面上考究了戏曲发展史的诸多问题，也受到戏曲史界的好评。特别是其中的《论泛戏剧形态》一文，提出了中国戏曲史研究的一个新的概念，指出中国戏剧从萌生到形成，曾有过一个泛戏剧形态的阶段，即存在多种类似戏剧又不完全是戏剧的表演，并依据文献和文物依然存在并不断滋生，以及它们能长期存在的原因。此文将泛戏剧形态作为一个艺术整体来认识，寻求它与戏剧之间的渊源关系，给戏曲史研究增加了新的内容，揭示了戏曲发展多层次、多种类的复杂特性，在全国应属首创。
与此同时，他们充分利用山西地上、地下戏曲文物遗存甚多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开始有计划、有步骤地对全省城乡展开大面积的普查。
自1994年以来，所内中青年教师和在读研究生，在所长冯俊杰教授的带领下，一个县一个县地跑，一座庙一座庙地查，冒着酷暑严寒，翻山越岭，深入到偏僻乡村，考察神庙舞台、舞台题记和戏曲碑刻、壁画、雕刻等物，向当地父老请教戏曲民俗，以及旧时代的迎神礼仪里的戏剧活动等，搜集了大量极为宝贵的戏曲史料。现在该所已拥有古代碑刻拓片近3000通，文物图片30000余幅，戏曲雕刻40多方，旧戏班的道具、服饰、乐器以及民间纸扎戏人、影戏器具等120 多种，神庙舞台和民俗录像达40多个小时，锣鼓杂戏等民间小戏及赛社脚本300多种，掌握了可供学者持续研究的大量的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并且仍在扩大收藏。
戏曲文物研究贵在有所发现，并能对已发现的实物作出正确的判定和客观、精确的记录，过程中对文物本身的时代印记的细心寻找是十分必要的。近年来山西师大戏曲研究所考察队在这方面已有许多进展。例如过去文物部门只是根据建筑风格推断晋东南个别舞台是金代遗物，而冯俊杰等却在这几座舞台之外发现，现存距今最早、有确切纪年的金代舞楼在高平王报村二郎庙内，虽然已经破败不堪，且至今连个县级文保单位也不是，但在它的须弥座式台基上，清晰地刻写着 “大定二十三年(1183)”和“博士李皋”等字。其形式是典型的金人手法。再如洪洞县英山舜王北宋天圣七年(1029)一通碑趺上，刻有宋代歌舞戏线刻图，把它与宁武县定河村台骀庙金泰和八年(1208)碑中提到的“乐舞戏”联系起来，与高平西李门村二仙庙金正隆二年(1157)露台的须弥座式台基上的队戏演出线刻图联系起来，为了解宋金时期除杂剧院本之外还有其它小剧种活跃着，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冯俊杰遂将这一重大发现撰成《金〈昌宁公庙碑〉及其所言 “乐舞戏”考略》一文，引起了同行的广泛注意。
一般来说，戏曲文物是一种融合古代戏剧、民俗、宗教、美术、建筑等多种文化艺术形态的历史遗存。因此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必须具备严谨扎实的学风和掌握多种学科的基本知识。
山西师大戏曲文物研究所的成员，尽量避免以往的戏曲家不太懂文物、文物工作者又缺少对戏曲史的精确把握，造成论文说服力不足的内在缺憾，极力发挥二者所长，通过自学来的文物和考古知识，将实地调查的资料加以准确描述和精细考证，然后再作出实事求是的价值判断。例如一向被学者认为是元代戏台的运城三路里三官庙舞楼，他们经过细心考察发现无论从整体形制还是从梁架结构判断，这座舞楼都应该判定为明代。后来因戏台墙体毁坏而露出了石柱铭文“大明嘉靖卅二年六月初四”等字，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
总汇众家以集大成 审时度势勇开先河
全方位的山西戏曲史研究不仅意味着戏剧戏曲学的文献、文物、民俗三者并重，还意味着能够从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文化学和美学等多角度切入这些资料中，使中国戏曲史立起来，研究成果可以为多种学科服务，获得更广泛的社会效益。
由该所主持的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山西戏曲碑刻的整理与研究”，已经结项。课题组总共发表41篇论文，并撰成《山西戏曲碑刻辑考》一书，书中收录山西已发现的全部元明清戏曲碑刻，又精选少量清代的同类石碑，共100通，已经由中华书局出版。书中的内容实已涵盖了一部生动的神庙剧场史、赛社演剧史。专家鉴定组认为：“本项目在完成过程中的收藏与研究，是一笔不小的文物收获，其发现的意义不可低估，具有开拓性也就是历史性的文化价值；以田野调查为主要手段，对传统的主要文献的戏剧史研究有突破，在戏曲的界定、戏曲的发生、剧场的形态等方面，在不同的程度上有创获，有新见；其中有些观点表现出来的新思路，足资研究者参考；总体而言，这是对戏曲史研究领域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贡献。”
课题组还完成了《戏剧与考古》一书，具体包括对神庙考古报告，神庙剧场、碑刻、祭祀与“神诞”献戏、赌博罚戏等民俗的论述，是他们近年来田野调查和科研成果的总结。其中许多章节已作为单篇论文，在《文艺研究》、台湾《民俗曲艺》、韩国《中国戏曲》、《中华戏曲》、《戏剧》和几部学术会议论文集上先行发表。书中把中国古代神灵主要分为四大统系，即政统神系、民俗神系、佛教神系和道教神系。政统神系同样包括人格神、自然神两类，形成封建政治传统的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然而长期被国内外学者所忽视，常和民俗神系合称为“民间杂神”。事实上民间杂神最少安全感，封建朝廷常以制止“淫祀”的名义下令拆毁之。而那些政统神系的行祠始终合法、合道地遍布城乡，差不多都有戏台。祭祀仪式的戏剧化和戏剧演出的仪式化，主要是政统神系的行祠和一般幸存下来的民俗神庙里发生的事情。道教之于戏曲原本就是可有可无，而佛教寺院则长期排斥戏曲，只有个别寺院至明末清初才创建了戏台。显然，这样的研究比以往笼统一切神庙的论述精确多了，关于神系与神庙的分类与以往的宗教学者相比也是科学的。
神庙文物和宗教民俗，展示了我国传统文化中绵绵不尽的精华，也促成了研究所参加的海峡两岸合作的“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计划，以及中法合作项目“山陕地区水资源和社会组织的调查”。《山西省曲沃县任庄村〈扇鼓神谱〉调查报告》、《太行神庙及赛社演剧研究》两书，已列入台湾《民俗曲艺丛书》，前者以扇鼓傩戏为实例进行深入调查论析，揭示了这一家族傩戏存在的独特价值，它与其他地区的傩戏共同证明了中国宗教祭祀活动与戏剧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后者同时也是省级项目集体成果，集中收录本所教师论文11篇，进一步扩大了研究所的集体影响。“中国地方戏与仪式之研究”丛书现已发行到世界各国，受到各国戏剧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汉学家的高度重视。该所在中法合作项目中所承担的《山西洪洞水神庙碑刻注释》、《山西介休源神庙碑刻注释》两项任务均已完成，被中华书局列入出版计划。
目前正在进行的国家艺术类课题“山西神庙剧场研究”，选择100座不同历史时期、包含各种形制的神庙剧场，作为基本的调研对象，通过宗教仪式的戏剧化和戏剧宗教仪式化的过程，探讨神庙剧场的形成与发展演变的历史。由于山西现存金元明清历代古戏台多达 2000多座，所以此项成果处于国内领先地位，为我国的戏剧演出史、建筑史和文化史研究做出了新的贡献。
研究所主持的另一个国家艺术类课题 “戏曲雕刻与绘画研究”，对戏曲文物做了全面的总结与搜罗，使最终成果成为学科数据库性质的著作；同时对王国维、吴梅以来只注重戏曲文学与音律的戏曲史研究状况提出了挑战，认为演出史应该成为戏曲史研究的重心之一。并对以往只注重城市、商品经济原因的戏曲史发展动力论提出了质疑，进而提出赛社献艺是中国古代戏曲生成与生存的基本方式的看法。
该所虽以戏剧考古闻名，却也十分重视戏曲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他们经过多方面搜集，编辑出版了山西籍的元杂剧作家作品集，填补了国内元代戏曲研究的一大空白。此外，已出版的1240万字的大型曲籍《六十种曲评注》，集中了国内多所大学和科研机构60多位学者的力量，被称为学术界“功德无量”的好事，又填补了明代曲学研究一大空白。
《中国教育报》2002年2月19日第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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