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从曹禺剧本奖等获奖作品看话剧创作存在的问题
星期三 二月 10, 2010 4:28 pm
中国文联与中国剧协共同主办的中国戏剧奖•曹禺剧本奖为全国性的戏剧文学最高奖项，其前身是全国优秀剧本奖，由文化部艺术局和中国剧协创办。自1982年以来，曹禺剧本奖评奖已举办18届，共评出380部获奖作品，很多剧本搬演到舞台后又被评为文化部文华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乃至成为“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精品剧目。在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戏剧事业的发展进程，探求话剧艺术的进一步提升与繁荣之路，有必要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对话剧创作尚存在的一些问题加以研讨。因曹禺剧本奖等获奖作品基本能够代表当今主流戏剧——话剧的创作水平，以下就主要以这些获奖作品为例来说明我的观点。
一、作者老化与流失严重
谈话剧创作面临的问题，先要从作者谈起。
人们常说剧本是“一剧之本”，这固然不错，但剧本的成败首先是由剧作者决定的，而剧作者的现状早已不容乐观——这支队伍不再是“兵强马壮”，正面临着不断加快的老化与流失。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曹禺剧本奖获奖作者的年龄段看，他们当时大致在30岁到50岁之间，较为活跃的作者年龄在40岁左右，正值创作黄金期。二十多年过去了，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些优秀的获奖剧作家先后去世，如创作有《大风歌》、《阿Q正传》等剧本的陈白尘，创作有《马兰花》、《魔鬼面壳》等剧本的任德耀，创作有《梅子黄时》、《水下村庄》、《偶人记》、《马陵道》、《宰相刘罗锅》等剧本的陈健秋，创作有《高粱红了》、《田野又是青纱帐》、《古塔街》等剧本的李杰，创作有《北京往北是北大荒》、《大江人》等剧本的杨宝琛，以及剧作家所云平（获奖剧本《决战淮海》）、王正（获奖剧本《双人浪漫曲》）、王真（获奖剧本《郭双印连他乡党》），等等；在世的获奖作者，有些仍然在努力创作，并继续有所收获，但绝大多数年过花甲，如刘锦云、郭启宏、郑振环、郝国忱、姚远、杨利民、沈虹光、李龙云、唐栋、蒋晓勤、卫中、邵钧林、孙德民、刘家声，其他如孟冰、张明媛、赵耀民、邓海南、张明等人也已都五十岁出头，中年的李宝群、蒲逊则差不多算是这些获奖者中的年轻人了——上述作者均获奖两次或两次以上，除了曹禺剧本奖，各项国家级、省级戏剧大奖的话剧编剧也基本在这个名单之内，他们过去是、现在还是话剧创作的主力军，他们在一天天变老，却仍被寄予过高的期望，这终究不是令人欣慰的事情。
也有一些剧作家在获奖之后或出国出境（《秦王李世民》的作者颜海平去了美国，《留守女士》的作者乐美勤去了新加坡，《午夜心情》、《歌星与猩猩》的作者赵耀民去了加拿大，《天下第一楼》的作者何冀平去了香港），或从政改行（如孙德民曾任河北省文化厅副厅长，沈虹光任湖北省文化厅副厅长，张明任甘肃省文化厅副厅长），或 “告老还乡”，或转写影视剧（近些年走红的影视剧作者，相当一部分原是戏剧编剧），其中的有些人尽管至今仍笔耕不辍，时有佳作问世，但离戏剧舞台却渐行渐远了。
再举两个例子——
湖南谷雨剧社和福建武夷剧社都是曾经在全国影响很大的戏剧团社，前者以陈健秋、盛和煜、陈亚先、刘和平为代表（此4人共获11次以上全国性戏剧编剧奖），后者以郑怀兴、王仁杰、周长赋（此3人共获10次以上全国性戏剧编剧奖）为代表。陈健秋早已去世，盛和煜、陈亚先、刘和平转投影视圈，并取得不小的成就，他们之后也没有突出的湖南戏剧作家出现，谷雨剧社明显已见式微；武夷剧社虽还在活动，但三位“领军”剧作家都已过六十岁，目前也无人能企及，剧社活力已远不如当初。
三十年前，东北三省共有数十个话剧演出团体，一度非常活跃，但至今能够坚持演出话剧的院团却寥寥可数，值得一提的剧团大概只有哈尔滨话剧院和辽宁人民艺术剧院了。三省原以“三级戏剧创作网” （指省、市、县都有以戏剧创作为主的创作室）为傲，盛时每个省都号称拥有一两百位甚至是两三百位剧作家，现在有的是名存实亡，有的是人还在却很少能拿出像样的剧本了——曾经的“辉煌”与今日的衰落，反差竟如此之大！
用“后继乏人”、“青黄不接”来形容剧作家队伍的窘状，毫不为过。近几年来，每逢“汇演”、“剧展”、“××节”等大的戏剧活动之前，总有几位知名剧作家格外忙碌，他们是受人之托代写或代改剧本，而且往往是手头的几个剧本同时动笔。即使是“名家”，也未必能次次“出手不凡”，只是剧院团、文化部门领导盛情难却。当然，“有聊胜于无”，各方找名家代笔，想的是获奖把握能够大些，也是情有可原，属无可奈何之举。看看各地申报剧目时的主创人员名单和最终的各种奖项的获奖名单，就可以大致了解到如今剧作家“稀缺”到什么程度了。但话又说回来，一线剧作家收入提高，日子好过了，被人高看一眼，也绝不是什么坏事，虽然他们的人数实在有点儿少！
二、作品体裁单一
在380部曹禺剧本奖获奖作品中，话剧共有150多部，其中正剧占绝大多数，可谓“一统天下”；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称得上悲剧的大概只有一部——历史剧《商鞅》；喜剧也只有两部：《没毛的狗》和《让你离不成》——如果不算上吉林省延边话剧团用朝鲜族语演出的《没毛的狗》，则讽刺喜剧完全缺失。
从2002年到2007年，“体现民族特色”、“代表国家水准”的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共评出精品剧目50部，其中戏剧作品36部，包括11部话剧，历史悲剧《商鞅》有幸入选，但也仅此而已。
文华大奖是由文化部主办的“专业舞台艺术政府最高奖”，在其最近的3届（2002年第十届，2004年第十一届，2007年第十二届）评奖中，共有25部戏剧作品入选，包括6部话剧，但无一部悲剧、喜剧。
为庆祝建国60周年，文化部从全国各地精心挑选了百台剧目进京献礼演出，话剧共14部，其中只有1部喜剧——主旋律喜剧，即武警部队政治部文工团演出的《独生子当兵》。作者王宝社，已创作5部舞台喜剧，包括多次获奖的喜剧《让你离不成》，他是中国极少的喜剧作家之一。
没有经历过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就算不上有过丰富精彩的人生。戏剧既然是要反映人生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那么缺少悲剧和喜剧的戏剧，也很难说是丰富精彩的吧？
社会主义不是没有悲剧，社会主义也不是只需要颂扬不需要讽刺——说句题外话：所谓歌颂性相声的出现，有可能最终会断送相声这一独特艺术形式。北京相声演员郭德纲、上海“海派清口”周立波的大红大紫，皆在很大程度上起因于观众情绪宣泄的需要。
三、创作题材有局限性
获奖作品中，正面称颂的多，历史剧尤其是红色历史剧多，强调地域特色的多，写知名人士的多，反映部队生活的多，“命题作文”多；表现时代变迁、关注社会现实的少，揭示问题、促人反思的少，以平民百姓为主人公、写普通人的生存状况的少，勇于拓展话剧创作题材的少——就一定程度上说，“题材决定论”仍深深影响着剧作者（绝不仅仅是剧作者）对创作题材的选择。明眼人都看得出，讴歌“主旋律”，保险系数大。
北京人民艺术剧院2008年的经典剧目演出季的剧目是《天下第一楼》、《茶馆》、《雷雨》、《我爱桃花》，2009年近期推出的演出剧目是《窝头会馆》、《鸟人》、《哗变》、《李白》、《生•活》；中国国家话剧院“09国话之秋”演出季的剧目是《恋爱的犀牛》、《哥本哈根》、《红玫瑰与白玫瑰》、《简•爱》、《堂吉珂德》、《都市囧人》、《大过年》、《荒原与人》、《青春禁忌游戏》、《信》、《两只狗的生活意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被认为是国家话剧艺术的最高殿堂，中国国家话剧院被称作是“共和国戏剧长子”，即使从这两家“国家级”剧院的演出剧目来看，也仍可感觉出“殿堂”和“长子”们在作品题材选择上的某种尴尬——都忽视或有意无意地回避对现实生活的即时、真切、深刻的反映，但也或许是心有余而力不逮？
农民占我国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现已引起全国人民的关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三农”问题能否顺利解决直接关系到国家发展前途的大局，为此党中央做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战略决策。因而，通过戏剧这种艺术形式反映农村生活及其变化，塑造农民形象，进而服务于广大人民，是戏剧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职责。但是，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题材话剧相比，近年来除了《黄土谣》、《郭双印连他乡党》，在艺术性和思想性上，当代话剧实在没有什么更多可值得夸耀的作品了。创作者或因缺少社会责任感而顾虑重重，或因没有农村生活基础而无从下笔，农村题材的话剧创作大大落后于现实农村生活。
其实戏曲创作也如此：“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现已评出50部精品剧目，共19部戏曲作品，只有吕剧《补天》和眉户剧《迟开的玫瑰》可以算作（或勉强算作）现实题材作品；近3届文华大奖戏曲作品共有14 部，称得上是现代戏的只有聚焦农民现实生活的湖北花鼓戏《十二月等郎》，豫剧《常香玉》和湖南花鼓戏《老表轶事》讲述的都是多年前的故事，不好说是在反映现实生活，其他的戏则更远离当下。
话剧本以反映现实生活见长，党和政府又号召贯彻“三贴近”的艺术创作原则，结果何以会如此？外国人或我们的后人很难通过今天的话剧作品了解如今的大多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思想感情，这是否正常？
四、“生命力”不强
获奖作品中，上座率高的不多，被其他剧种移植的不多，让外地剧团搬演的不多，可以作为本剧团保留剧目的不多，能够真正“走出去”（国人特别看重这一点）的更少——据我所知，湖北剧作家沈虹光创作的“平民题材”话剧《同船过渡》、《临时病房》被日本人拿去演过了，反响还不错；有的获奖作品即使宣传力度很大，被推广推介，也很难说其艺术生命有多长。例如，南京市话剧团的《平头百姓》虽曾获文华大奖，但它不会比也是本团创作的《沦陷》“活”得更久长；同是天津剧作家卫中的作品，同样获文华大奖，京剧《华子良》与话剧《立秋》相比，前者被观众遗忘的可能性更大。去年初，《剧本》杂志社出版了一套《曹禺剧本奖获奖作品选》，共12卷，选收了144部获奖作品，这些作品称得上是优中选优，是时代戏剧的代表之作，但不知有哪些能留传下去。
五、创新不足、思想解放不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出现了一批有思考、有生活、贴近现实的话剧作品，内容、形式都有所创新，如《血，总是热的》（编剧宗福先、贺国甫）、《灰色王国的黎明》（编剧中杰英）、《屋外有热流》（编剧马中骏、贾鸿源、瞿新华）、《田野又是青纱帐》（编剧李杰）、《昨天、今天和明天》（编剧郝国忱）、《红白喜事》（编剧魏敏、孟冰、李冬青、林朗）、《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编剧刘树纲）、《黑色的石头》（编剧杨利民）、《狗儿爷涅槃》（编剧刘锦云）、《洒满月光的荒原》（编剧李龙云）、《古塔街》（编剧李杰）、《榆树屯风情》（编剧郝国忱）、《商鞅》（编剧姚远）……这些作品先后获得了曹禺剧本奖（《商鞅》创作于1989年，1996年获奖），为那个阶段的话剧创作留下了光彩的一页。然而，也有一些同时期的话剧作品，如《绝对信号》（编剧高行健）、《小井胡同》（编剧李龙云）、《wm（我们）》（编剧王培公）、《桑树坪纪事》（编剧陈子度、杨健、朱晓平）、《大雪地》（编剧杨利民）、《扎龙屯》（编剧郝国忱），虽然和当时的获奖作品相比并不逊色，有的还注定会进入新时期优秀话剧作品长廊，却因种种缘故（大多是非艺术原因）引起争议甚至很大争议，最终与曹禺剧本奖失之交臂，这不能不说是这一奖项的缺憾。这些作品没能入选曹禺剧本奖，也对后来的话剧乃至整个戏剧创作都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消极影响。
还要指出的一个现象是，伴随着思想解放大潮的潮起潮落，不同阶段的获奖作品思想性、艺术性亦随之有较大的起伏波动，水平不一。细细阅读各个时期的获奖作品，其思想观念之新旧、艺术成就之高下，往往不言自明。
前述所说获奖作品体裁单一、题材狭窄、“生命力”不强的问题，上述所说历次评奖留下的种种遗憾，其实主要是创新不足、思想解放不够。这里有创作者自身的原因，也有主事者的责任。毫无疑问，任何评奖都是一种导向。正确的导向，会推动创作的繁荣发展；不正确的导向，会阻碍创作的繁荣发展。回顾历届评奖，回顾历届获奖作品，大都会得出这一结论。即便在目前，创新与解放思想、写什么与怎么写，仍然是剧作家和领导者主要应该解决的问题。
再举几个例子——
自30年前话剧《于无声处》“起惊雷”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反映“文化大革命”题材的戏剧力作。《小井胡同》就是因为写了17年的失误和文革，被人指责为“哪壶不开提哪壶”，因而命途多舛。批评者认为，“《小井胡同》在描述我们的错误时是真实的，但却停止在这个‘真实’上了。因而它对历史的面貌就不能不是一种表面的和肤浅的反映……剧本不但没有充分展现新的时代精神和面貌，反而笼罩了一层阴沉低暗的色调”。多年来，“文化大革命”已成了诸多戏剧创作“禁区”中的一个“禁区”，不可触碰。可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上，清清楚楚写明了“‘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啊！
没有了应有的反思，于是这样的怪现象就出现了：今年夏天，凤凰网历史频道做了一个“您认为文化大革命是大民主的体现吗？”的在线调查，同意正方“是！文革不但非常有必要，而且还是民主的体现。是时候结束文革自虐史观了，毛主席万岁！”观点的人，竟然超过同意反方观点的人——反方认为，“文革根本不是大民主，而是对社会秩序的大破坏，人民道德的大浩劫，根本不能解决腐败问题，只会愈演愈烈。”另，9月27日报载，为迎合人们的“怀旧情绪”，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众多影楼正热推红卫兵式结婚照：新人们双双穿起红卫兵绿军装，胸前佩戴上毛主席像章……只是不知道，在摄影镜头前，他们用不用也要同时抡起那带有浓厚“红色恐怖”时代特色的军用武装带？
这是不是已经有些触目惊心了？
还有，伴随着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社会发展中出现了诸多问题，如腐败问题、贫富差距、情感危机、信任危机、 “三农”问题、急功近利、金钱至上、道德沦丧等等，已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但戏剧的创作者们（包括众多获奖作者）却很少有主动的反映。200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平先生曾在北京5个剧场做了9次观众调查，在“对话剧内容的要求”中，问卷分为“社会问题剧”、“家庭爱情剧”、“搞笑剧”三类，大部分观众都回答是喜欢看“社会问题剧”（见《观众的欣赏需求对话剧创作的影响》一文）。虽说社会问题剧一直被不少专家诟病，然而生活在现实中的芸芸众生还是需要并愿意看到诸多社会问题在戏剧舞台上得到艺术表现。可是，我们的戏剧创作在这一方面让观众们失望了，剧作家们集体“失语”。顺便说一句，在北京、上海等地的话剧舞台上，活跃着一些“非主流”戏剧人，他们在作品中往往以搞怪、搞笑的形式表达自己对很多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态度，而这一点常常给他们带来可观的票房，支撑着当地演出市场的“半壁江山”。
再有，生活中常常上演比戏剧还戏剧化的“精彩剧目”，就看剧作家们如何捕捉素材了 ——也是报载：8月初，上海特警开展了一次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抓捕行动，但失误连连，仅银都路2688弄一处抓捕点，就至少有6处房间被错误地破门而入，30人被惊扰，12人被错铐。当地众多媒体展开声势浩大的“上海十年来最大抓捕行动告捷 警察一夜抓捕65个大盗”的宣传，称之为“外科手术式的精确打击”，还配发了被错抓者狼狈不堪的画面；有的媒体称，“如猿猴般敏捷，如闪电般迅疾”的特警仅一分多钟就“连破两个玻璃防盗窗”——实际情况是，那套复式房的阳台根本没有防盗窗，铝合金推拉门也没有上锁，警察是轻轻拉门而进！
这种制造出的“正面宣传”无疑充满了戏剧性，但它是悲剧、喜剧还是荒诞剧？如把这一类故事搬上话剧舞台，能给观众不少启示，相信大多数观众会感兴趣，但不知有多大的可能。所以，创新、解放思想也好，开阔创作思路、打破题材禁锢也罢，谈何容易!
还有，一部分获奖作品除了在表现内容上偏于单调、保守，在讲述故事的方式上也有些因循守旧，就此我不想展开深谈。只要看看活跃在上海、北京的一些“非主流戏剧”及某些校园戏剧，然后加以对比，就不会觉得我以上的看法绝对或片面了。
一直有媒体在讨论，想不明白观众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话剧。我以为，这个问题不会只有一个答案：不同的观众群会有不同的欣赏口味（也许，他们是某个剧院、某位编剧、某位导演、某位演员的“粉丝”，也许，他们仅仅是想看看神奇绝妙的舞台效果，或干脆就是想进入没有进过的大剧院体验体验“艺术享受”的滋味，其他别无所求），也随之需要有不同内容、形式、风格的话剧作品来满足他们的审美或称娱乐要求。寄希望于每个戏都能雅俗共赏、“老幼咸宜”，还要做到“寓教于乐”，流传后世，很难，也不完全现实。要让观众看了戏尤其是看了我们的获奖作品后觉得不错，觉得值，就好；他们若能“与戏共舞”，随之或高兴或悲伤或感动或深思，精神境界再有所升华，则最好不过。
谈了很多创作问题，是希望能够加以解决——当然，这里面又牵扯到另外很多问题，如体制问题、指导思想问题、评奖机制问题、市场运作问题，等等，解决这些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难以一蹴而就，但有些是可以从自己做起的。
让我们的剧作家就从自己做起，写出更好的作品，以无愧于这个时代！
（温大勇，《剧本》月刊原主编，该文为本人在“庆祝建国60周年——中国话剧发展论坛”上发言的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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