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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碎梦十二辨——细究红楼后四十
星期一 二月 08, 2010 11:57 am
落花碎梦十二辨——细究红楼后四十
（赏析内容以120回《红楼梦》为准）
·排情榜种种·
十二正钗既然已经被曹雪芹排出来了，历代来排副册和又副册的同人也层出不穷。还有同人排情榜，说是“按照曹雪芹的原意”，还有三副四副直到八副、九副共计一百零八人之多（也有少数排到一百二十人的）。在各处红迷论坛上都有不少类似的人物排名，以浮生之鄙陋，都已经见过四五个版本了，各个不同，偏生每个都是“有根据”的，“权威”的。因为从来不事研究，浮生在欣赏附图的精美之后，也乐得不去考虑“权威”性。因为这样的争议，简直是永恒的。
如果不谈一百零八个，单单说“副钗”和“又副钗”，其争议的焦点就在于，副册是该排别家小姐，还是排侍妾（因为香菱是侍妾，也曾经是甄府的小姐）。但红楼梦中够分量的侍妾和别家小姐单算都达不到十二个，加起来却也不合乎十二个。尤其是宝琴，说副册要收录侍妾和地位低一些的小姐吧，可宝琴的身份低么？而紫鹃、鸳鸯之类的主要丫鬟，芳官、龄官这样戏份很重的小戏子也要上册子，简直是无论如何也不敷分派。更不要说夏金桂和秋桐这一对活宝该不该入册了（这种人也能算“薄命”，归属“情司”？），真是令人头痛的事情。
某日，浮生忽然忆起宝姐姐的话：“若随人脚踪作了去，即便词句精工，终究落了第二意。”黛玉不是也说，“(作诗)第一立意要紧”，“若是果有了奇句，连平仄虚实不对都使得的。这叫做‘不以词害意’。”想来，《红楼梦》从人物到情节，从布局到构思，立意无一不新，到今天都很难超越。而排几十人上百人，而且还严格分级分等的表单，之前不知多少先人已经干过了。出名的有《水浒传》、《儒林外史》、《封神演义》、《镜花缘》；不出名的，单流传到现在的也能不费力地查到三五册，更不要说存在广大的市民阅读群体以及繁荣出版业的当时了。当开列表单已经成为一种文坛集体性癖好的时候，《红楼梦》的作者还会“随人脚踪作了去”，甚至连人数都要和大名鼎鼎流传广远的《水浒传》一模一样？而且，还要随着《水浒传》来个前三十六后七十二的分别？（正、副、又副三十六人是有评语的，其他七十二人就没有）如果真的如此，“曹雪芹原意”还真有点让人费解了。
而况，第五回里警幻仙姑也说过，除了正、副、又副三册之外，“余者庸常，便无册可录了”。既如此，怎还要排到九等一百零八人？（而况我在好几个同人排出来的表中，第八、九等里一些人物连名字都没有，如“倪二女”、“二丫头”、“袭人表妹”。）并且警幻还提醒宝玉，虽然宝玉家上上下下，就有几百个女孩子，但册子是要在整个金陵城中“只择紧要者录之”。自然就是说，也不能单录贾家的女孩子。如果红楼梦的作者把三个册里全部排上荣宁二府中人，偌大的金陵城就只剩下贾家一家，或说顶多贾史王薛四家可录了。而槛外人妙玉在正册里出现，是否也在提醒我们，作者本身的安排就不是使三册都成为自家的“专美”呢？
再者，从汉语的语言习惯和语法上来推断，“正”字对应的只能是“副”字，顶多再加一个“又副”。但“正”、“副”都不是数词，“又”也不是数词，如何能在其后接上“三、四”之类的数词呢？如此衔接恐怕也不合榫。如果真的有“九副”“八副”等安排，再不济，作者也会将“又副册”写成“二副册”以便衔接吧。
另外，浮生认为，香菱的身份也是有深意的，她的人生经历了当时社会女性所能具有的全部身份。原来是甄家的小姐，被买来时作丫头，之后薛姨妈摆酒请客，明公正道地让她作了妾，最后在死前不久被扶正为夫人。小姐，丫鬟，妾，正妻，都作过了。同她并列的人即使有，也不在《红楼梦》描写过的人物当中。此故副册只提到一个人，因为她的身份非常复杂，是无法归类的。
这样一想，如若作者作文时刻意费心将每种角色安排上十二个，再分上九等来描写，可反而成了林妹妹所谓的“以词害意”了。也许不去跟风排表拉大单子，倒是作者应有的风格。真是：
群芳何曾争盛名，
竹篱茅舍自甘心。
只因误录十二钗，
惹得同人说到今。
·藕官的女性宣言·
“……（藕官）说他自己是小生，菂官是小旦，常做夫妻，虽说是假的，每日那些曲文排场，皆是真正温存体贴之事，故此二人就疯了，虽不做戏，寻常饮食起坐，两个人竟是你恩我爱。菂官一死，他哭的死去活来，至今不忘，所以每节烧纸。后来补了蕊官，我们见他一般的温柔体贴，也曾问他得新弃旧的。他说:‘这又有个 大道理。比如男子丧了妻，或有必当续弦者，也必要续弦为是。便只是不把死的丢过不提，便是情深意重了。若一味因死的不续，孤守一世，妨了大节，也不是理，死者反不安了。’ ……”（第五十八回）
这也是底层极卑微小女子的豪言壮语了。她分明是在说，在一个纯由女子组成的、“自给自足”的小天地里，女子也拥有与男子同等的爱情上的权利——即使这样的权利换算到了同性相恋的领域。她们可以寻常饮食起坐如夫妻一样，也可以在爱人死后“娶”另外的女孩子“你恩我爱”。
卑微者的灵魂也有爱的欲望。虽然她们只能以爱的名义依偎在一起，共同面向外界不可知的，属于男性，属于高贵者，属于主宰者的世界。
也许，藕官、蕊官、菂官的感情是“畸形”的，“短暂”的，“没有保障”的。但是，在那个“夫妇，人伦之始”的，女子与男子共同构成的世界里，女子又能得到什么呢？“正常”么？“永恒”么？“白头不相离”么？于是，她们真正悟了。爱的那样惊世骇俗，不管不顾，再也没有“长恐秋节至，凉风夺炎热。弃捐筐箧中，恩情中道绝”的恐惧。再也不必“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地乞怜。
在物质上，她们有最为卑微甚至卑贱的地位。
在精神上，她们自顾自地、天真而勇敢地、简直藐视现实地“爱”着。
爱如朝露，短暂而清澈，永远占据着爱情世界里一个幽暗隐秘的角落。
·“续弦说”与“无私的爱”·
藕官的女性宣言不知何时成为了一位年逾百岁的红学家证明“红楼梦的作者赞成妻亡再娶”的证据。此说一出，也有诸多红友首肯，认为黛玉只有是在死前将宝玉托付给宝钗照顾，才算得上是值得去爱的高尚无私者；而宝玉在黛玉死后水到渠成、心安理得地接受新一轮幸福，才算是“超然而富有灵性”，不愧是情痴。
听了这样的推理，浮生真是有点如坠五里云雾中了。后来见红吧里隔不久就会有人来发起讨论，讨论黛玉要是真的结婚了，会不会吃袭人等的醋？而其中维护黛玉的一方有不少在费尽心力地证明黛玉是多么地大度无私，生怕黛玉沾染上一个“妒”字。
看来要做个大度无私，高尚牺牲的女孩子，实在难哪。然而更难的是“唯有”这样才值得爱人去爱！
黛玉之可爱，原来只在“无私”，“全心为宝玉”。但是，爱情是可以被替代的么？如果明明知道宝玉和宝钗之间既没有爱情也不会幸福，还非要他俩结婚不可，这是无私地为宝玉奉献，还是慷慨地给宝玉和宝钗制造一生的不幸？单说那“无私”的牺牲和奉献，到什么地步都不过分么？
毋庸置疑，真正的爱情是要讲求奉献和牺牲的。但是这样的牺牲一旦达到了否定自我的程度，高尚的“牺牲者”也就变质为可悲的“牺牲品”。
贾赦要娶鸳鸯作小老婆，他的正妻邢夫人马上跑到贾母那里忙前跑后热情洋溢欢欣鼓舞地做媒，显得比丈夫还积极。按爱情就等同于奉献和牺牲的观点推断，邢夫人为了能让贾赦高兴，丝毫都不反对与他人共事一夫。只要贾赦能快乐，她自己怎么样牺牲都无所谓。这是多么崇高的行为啊。但是，曹雪芹却把她写成了一个丑角，一个“尴尬人”。这和与他同时代的、动不动就讴歌不妒之德的贤妇的文学家（其中佼佼者如蒲松龄，见《聊斋志异·林氏》；以及《浮生六记》中的芸娘）相比，差距就在于是否把女子当作与自己平等的“人”来看待。
当一个人的正常感情被指斥为不能容忍的“私心”，而畸形扭曲的情感却被称为“值得去爱”的“贤德”，几千年来吃人的宴席上，就连弱者的哭声都成为了赞颂道德的助兴喜乐。
看看此观点论者发贴的时间，二〇〇七年。
吾已不知今夕何夕。
·略论香菱与宝玉的哲学对比·
虽然大家都叫她香菱，但她的本名是“甄英莲”——真应怜。虽然她是红楼梦故事中贯穿始终的女性，但是专门赏析研究她的学者似乎并不多。
《红楼梦》是一部“为闺阁昭传”的小说。而在全书的所有闺阁女性当中，最先出场和最后退场的，唯一一个贯穿始终的女性，是她。
将红楼梦故事从虚引入实，再从实带入虚的机纽人物，仍然是她。她不是主角，但是全书故事的“超现实世界”与“现实世界”缺了她就无法相互连通。她是全书机纽的机纽，是全书当之无愧的中心线索人物。
薄命司副册只列她一人，无与之并。其实也简单，在《红楼梦》全书中，只有她一个人恰好经历了当时社会女性所能具有的全部身份（小姐、丫鬟、侍妾、正妻）。——因为身份过于复杂，她无法并入任何一类。
我想，作者安排这样一个人物，也是在用她伶俜凄凉的一生集中昭示和象征当时社会女性整体上的不幸命运。因此，她才具有的全部身份。而且正如她的名字，真应怜，无论她的身份如何变换，都无补于她一生不变的苦难和凄凉。这不就是当时社会中，广大女子不幸命运的缩影么？所谓无论身份如何，总是万艳同悲。
而且，香菱的人生处境恰暗合了哲学的最基本问题：
我是谁？
我从何处来？
我向何处去？
这三个问题是人生最基本的哲学问题；也是世界各民族、各时期、各流派的哲学都必须面对，而且都试图去回答的问题。
而香菱是《红楼梦》中唯一一个“我不知我是谁，我不知我从何处来”的人。书中一再强调她忘记了姓名家乡父母，也将她刻画为书中唯一一个完全顺从命运，没有半点不满和反抗的人。连“二木头”迎春都会悲愤地直陈“我就不信我的命就这么不好！”，而香菱呢，就连被薛蟠毒打之后也是“自悲自怨，各自走开”——她甚至从来没有过对现实的不满，丧失了凡物不平则鸣的本能。可以说，她对于无比残酷的命运永远是心甘情愿地接受。
这就是说，一个“我不知我是谁，我不知我从何处来”的人，一个命最苦的人，对“我向何处去”却是完全没有主动性，自始至终逆来顺受的。
而贾宝玉与香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贾宝玉“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从何处来”，虽然在严格意义上，对这两个问题而言，他所知道的都不是真相。他不知道自己的前生和本质（真顽石）。但是现实世界中的他仍是“知道”而不是“不知道”。他虽然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从何处来，却坚决要反抗他人对“我向何处去”的设置和强加。他要自己决定“我向何处去”，在现实世界无法实现他想要的“去处”，他就叛逃到超现实世界去，坚持到最后也没有屈服。而用世俗的角度衡量，贾宝玉集万千宠爱于一身，荣华富贵美女如云，应该是最“幸福”的。但是他却感受不到幸福，而是一直沉浸在挥之不去的、深浓的幻灭感和虚无感当中。最后他的精神陷入异常，长期交替出现的癫狂和清醒，体现出的仍是他精神上的深度困惑和对现实的绝望反抗。
也就是说，一个“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从何处来”的人，一个命最“好”的人，对“我向何处去”却是坚决反抗和背叛的。
此故，全书以香菱别父始，以宝玉别父终。香菱别父是完全被动的，宣告在现实世界中她一生不幸的降临。而宝玉别父是主动的，宣告现实世界中他对“一生幸福”的终结和拒绝。
这说明，遭受最大痛苦的人不一定会最先地自发反抗命运。而目睹、经历他人所遭受的痛苦的人反而可能会自觉地反抗命运。看起来最容易觉悟的人是不觉悟的，看起来最不可能觉悟的人却是最先觉悟的。既然香菱集中昭示了当时女性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中承受的不幸命运，那么作品是否反映出：受压迫比贾宝玉更深的“女性”，本身尚未因此觉醒，而贾宝玉作为一个“男性”，却先于之因为女性的苦难命运而觉醒了呢？与本书开宗明义的“为闺阁昭传”相联系，细味之，愈觉有难以言尽之深意。
也许其中有这样一层寓意：在这个古老的国度暗夜笼罩的大地上，并不缺乏苦难，缺乏的是一颗能感知苦难的心。虽然拥有它的代价，是被无数弱者的苦难折磨得终生不得安宁。
·希望二题·
之一：曲笔与现实主义
关于探春的结局，我最早接触的是八七版《红楼梦》电视剧。那一场远嫁和番，真是结尾中至为打动人心的悲切篇章。后来我看到了120回《红楼梦》原书，却写道探春回来了，“比原先出挑的更好了，服彩鲜明”，不禁愕然。后来听到很多相关的红评，多认为这是“续作损害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光辉”。我当时亦深以为虽然这个结局仅仅是不那么惨，而不能算圆满；但雪芹既为现实主义，就不会用此曲笔来让探春得到一个不那么惨的结局。
多年之后的某日，闲来无事的浮生重温《呐喊·药》。当读到夏瑜坟前那一圈小小的花环时，我又一次想起先生那句一直令我不解的话：“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在《药》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先生生在“毁天时代”的五四时期，其作品的现实主义深度至今无人望其项背。竟然也要“用了曲笔”，在夏瑜坟头摆上一圈红白相间的小花环？夏瑜的理想不是已经被事实证明不可能实现的么，有什么好掩饰的？这用了曲笔，也算是现实主义作家该做的事？
但是，先生说，他的灵魂里有毒气，有鬼气。他平白添上一个花环，是因为“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怕传染给做梦的青年，也就是怕让青年们失去了梦中虚幻的希望。但是希望若为虚幻，不是早点打破，面对现实的好么？他不是说，“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么？在这里，反不愿让青年们作真的猛士了？何况，先生写《药》的时候，早已不年轻，不天真了。
“希望无所谓有，无所谓无，这正如世界上的路。”（《呐喊·故乡》）
“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野草》）
“希望”？对旧世界没有眷恋，也决不浅薄的先生，却也要为了他人和自己保存那丝微茫的希望。因为死者已矣，活着的人还要活下去，还是需要一点希望，作为心灵的支撑。
在“补天时代”的《红楼梦》作者，浮生该要求他怎样彻底，才算“现实主义”呢？
之二：寄托
鲁迅先生寄希望于新生代，但其小说中的儿童却全无可爱之处，冷漠，僵死，鄙陋，可厌，比成人更甚。
雪芹先生寄希望于女儿家，但其笔下芳官的倚强压人，晴雯的夹枪带棒，坠儿的贪财小窃，司棋的霸道打砸，总不那么值得歌颂。
这整体上被寄予莫大希望的对象，在具体现实中恐怕并不那样地美好崇高。
但二位先生为什么还是要一次次饱含深情地赞美之、尊崇之呢？
是，为了希望？
在那黑沉沉的、茫茫无边的暗夜里……
·网状结构及视线范围·
浮生也看过许多现代人续写的《红楼梦》。作品水平的高下互有参差，但相同的一点是：都将贾府一抄而尽，百余人物流散各方。据说这是为了贴合原意和贯彻现实主义的原则。
但是，《红楼梦》一个至今仍高山仰止的不可及之处，是其精密复杂的网状结构。在四大名著当中，红楼梦是唯一一部在全局上具备有机结构的小说。正是由于小说中的人物在贾府这个范围内形成了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网状结构，才使红楼梦的各个情节“横看成岭侧成峰”，使全书丘壑俨然，曲径通幽，深有可究，达到令人百读不厌的境界。
红楼梦的另一个显著的写作特点是“视线范围固定”。（这个特点不知道是不是浮生最先发现的？不过它的确是浮生自己感觉出来的。）也就是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情节局限在贾府内部开展，只有不到百分之十在贾府之外。比如北静王路祭，冯紫英请客，柳湘莲救薛蟠等。而这些不在贾府内部发生的故事情节还有一个特点：这都是主要由男子参与的情节。可以说，无论是算前八十回还是算一百二十回，作者的视线范围都一直大体固定在贾府内部，基本不随府外的情节移动视角，直接描写（空空道人与顽石、贾雨村与甄士隐、刘姥姥的故事例外，因其意义、作用不同，别文已述，不赘）。比如王家、史家、甄家等的具体状况，都是随着其家族中人在与贾府中人谈话时顺便带出，而没有作者视线跟随到王家、史家去直接描写的情形。再比如大观园极盛时期薛宝琴、李纹、李绮、薛蝌等的到来，作者也是在其到达贾府的时候才交待其来历，而没有将视线跟随这些人物，一路描述至贾府。包括对类似湘云这样时来时去的人物，也是只描述其在贾府内时的活动，人物离开贾府就不再用笔。
于是，到了后四十回里，很多的人物就由于这样的写作特点而很难直接交待结局——按中国古典小说的叙述特点，人物是不该没有结局的。比如妙玉，她被劫走了；比如宝琴、湘云、探春、迎春，她们嫁到别处了；比如司棋，她回到自己家了。她们之后的遭遇和最后的结局都必然发生在“视线之外”。那么怎么办？作者的办法仍然是主要通过他人的转述来交待人物的境遇和最后的结局。对探春采取的比较不同，让她自己回来了（以便于直接描写？），也许是因为她嫁得太远无法恰当安排转述，以及她本身的重要性（我个人认为该写作特点反映在探春这个人物上时有点“以词害意”）。对于妙玉，则是通过贾蔷之辈的闲谈交待出“有女子被盗劫，因不屈在海边被杀”的消息，又紧接着提到恰在那时一个尼姑梦到妙玉被杀——《红楼梦》里的梦一般都是有预兆的——以这种虚实交织、亦真亦幻的方式交待妙玉的最后结局。这样的交代有不足，也就是让读者无法百分之百地确定妙玉的结局。也有所得，就是免去了过于落实地直接描写杀戮场面导致的恶味与繁冗——这样的死亡，我想作者宁愿自己没有看见，他也希望读者不要看见。
而其他仍然在贾府生活的人，比如黛玉，比如宝钗，比如熙凤，就是相当详细的直接描写，直到结局。只有贾政当官、受私贿老倌翻案牍等少数情节是后四十回中直接描写的府外情节。这些恰恰是主要由男子参与的情节。可以说，从整部120回《红楼梦》上看，这个“视线范围固定”的写作特点，是十分鲜明并且一以贯之的。（120回全书不合乎此规律的只有两个半情节：王熙凤弄权铁槛寺；元春薨逝。前后各一个。另半个是袭人出嫁，不知道该不该算，因为如果视线不一直跟随之出府就很难描写了。）
而这样的写作特点，无论最初形成的原因是什么，都对配合全书精密复杂的网状结构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视线范围固定”和“网状结构”孟不离焦。须知，整个八十回中，荣宁二府既是所有人物活动的中心舞台，也是绝对的主要舞台（其中又以荣国府为主，宁国府为辅），而且此外再没有独立于贾府的固定舞台可供人物展开情节。这样将人物相对集中，视角基本固定的安排，才能从根本上保证百余个人物之间相对紧密地联系，以及全书精密复杂的网状结构的顺利发展。
而在一些现代人的续作里，从八十回后迅速抄家。以“抄家”这个情节，将精密网状结构赖以生存的“荣宁二府”这个大舞台一锤砸个粉碎。可是，没有了舞台，人物如何表演？这样的一抄而尽，不可避免地破坏了作者之前苦心构建起来的精密、完整的网状结构。于是，故事叙述不得不频繁转场，百余个人物之间失去联系和互动，各种矛盾、冲突也随之变得松散而孤立。网状结构的坍塌，最终导致的是每个人物单丝不成线、各自奔自己的结局而去——这样一个无视文学创作规律和原著写作特点的根本性缺失。而《红楼梦》依靠网状结构维系的复杂关系以及其所带来的艺术魅力和深长意韵，也就因之趋于黯淡，甚至无从谈起了。
相比之下，现有的120回《红楼梦》的后四十回没有用任何一个情节打碎赖以开展故事的舞台。它没有扬短避长，自毁长城，而是用更加详细和富有层次的笔调描绘贾府的衰落。比如抄家之前大观园的先行废弃，探春新政的破灭，都有详细、呼应前文的描写。探春说“自杀自灭，才能一败涂地”，而大观园最后的废弃（“园中出息一概全蠲”）正是由于贾府败落前的自惊自吓，“自杀自灭”。之后的抄家，虽然使贾家从富贵世宦的上层官僚、贵族阶级骤然跌落到落魄中小地主的水平，但是荣国府这个最主要的舞台依然存在，人物没有流散，作者苦心构建起来的网状结构也没有被破坏。此后的情节开展仍然是有机的、精密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在贾府逐渐衰败之后的情节里，读者可以分明地感受到，旧制度曾经能够提供的乐园废弃了，能提供的福利没有了；但旧制度所固有的严酷宗法统治却依然铺天盖地地强大着，吞噬青年的希望，摧残青年的人生。这岂不是比玉石俱焚更真实也更可怕的“去其精华，取其糟粕”，劣胜优汰？
此故，浮生认为，120回红楼梦在贯彻“视线范围固定”的写作特点，以及保全精密的“网状结构”这方面，处理方式还较为稳妥，也较为值得后人借鉴。而作品所应当体现的现实主义，看来也与网状结构的维系并不矛盾罢。
·五条引线的巧合·
《红楼梦》中明显起线索作用的有两个人物：香菱与刘姥姥。香菱的线索作用前文已述，不赘，现在来谈谈刘姥姥。
姥姥是作者为了避免“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于是“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而起到将全书引入正题作用的人物。她的几进荣国府，第一次见凤姐，第二次见到凤姐和巧姐，最后一次就只能见到巧姐本人了。而荣国府的由盛而衰，也透过刘姥姥的眼睛清晰地反映给了读者。而《红楼梦》当中既贯穿始终又是最严格意义上的主角的人物，无疑是贾宝玉。另外，存在于超现实世界的一僧一道、空空道人则起着最根本的开头收尾作用。其中，空空道人又比一僧一道先出现。这六个、五组人物，可否被称为“五个引子”？独对这五个引子而言，虽然在贾府之外，但作者的视线是可以随之移动，直接描写的。
而他们的出场顺序是：
空空道人——一僧一道——甄英莲——贾宝玉——刘姥姥。（按书中第一次提到算）
他们的退场顺序是：
刘姥姥——贾宝玉——甄英莲——一僧一道——空空道人。（按书中最后一次提到算）正好颠倒过来。
这前后精确严格的层层嵌套结构，是巧合，还是作者的巧思呢？
·六对人物生死的巧合·
在这里，首先仍然要感谢那位无法查知姓名的红友。这位红友在浮生早先看过的一个网站里对金陵十二钗有个很令我耳目一新的解释：金陵十二钗，是将人物按顺序分为六组，每组两人构成鲜明的对比。最近我又去百度上查，怎么也找不到原来的网页了。因此事先说明，不敢贪天之功。另外，衷心希望读者帮我查查，依稀记得在“红楼梦谭”网站上，如果查到了，请代我向他/她道谢。
我按照该红友的见解排了一下，发现金陵十二钗如果按书中的顺序分为六对，每对两个人，则又出现了一个巧合：每对人物的结局都是一生一死：
黛玉亡故，宝钗生存。
元春亡故，探春生存。
湘云生存，妙玉亡故。
迎春亡故，惜春生存。
熙凤亡故，巧姐生存。
李纨生存，可卿亡故。
《红楼梦》对十二钗的排法有两种版本，两种的不同在于，第一种从第七名至第十名为迎春、惜春、熙凤、巧姐；第二种从第七名至第十名为熙凤、巧姐、迎春、惜春。但是无论如何排列，都没有打破每对人物必是“一生一死”的规律。
这严格的“一生一死”规律，是巧合，还是作者的巧思呢？
而活着的六个人当中，三人守寡，二人出嫁，一人出家。这个“3-2-1”的排列，又是怎么回事呢？也是巧合？
也许，它们仅仅是巧合。
·阴司地狱报应·
在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的岁月里，她曾经气焰高昂地说，“我是从来不信阴司地狱报应的！”凭什么事，她说行，就行。是的，人得势的时候作起恶来，胆气都是很壮的。
但是，她也有失势败落的一天。她也有暗夜扪心不得安宁的一天。她也预感到了那个身后无余，眼前无路的时刻。于是，她又相信了地狱，又惧怕起了报应。她终于像那些迷信的妇女一样，去庙里求了签，捐灯油，如此种种。
但是有什么用呢，张金哥、李公子还会复活么？她手上沾的又岂止是他们两个人的鲜血呢？阴司如果能用几两灯油收买，也太轻易了。
最后她还是病死了。重病时总梦到被她害死的人来找她。“纠缠如毒蛇，执著如厉鬼”。惶恐惊怖，致死不休。如果不是她自责内疚，何来这种梦？夏金桂会做这样的梦么？
这正是：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痴迷的枉送性命，多少个三千两银子，都留给锦衣卫抄家用了。但她死时，我没法感到大快人心，而毕竟觉得她可怜，因为我看到她也有悔祸的一天，她毕竟不是夏金桂。
·老祖宗的婚姻爱情观·
贾母在封建社会的家长中，算是深明事理、乐观开明、饶有情趣、不乱作威福的，比王夫人她们强多了，可见贾府一代不如一代呀。
那么，她对爱情和婚姻是什么看法呢？
大概她比较成系统的理论见于五十四回元宵节“掰谎记”。虽然对于这一段，喜欢林妹妹的红迷和喜欢宝姐姐的红迷各有说法。也有说讽刺黛玉的，也有说批评宝钗的。到底是暗讽谁，现在也没有定论。既然没定论，浮生就看看这话的“明讽”是什么。“一个小姐，见了个清俊的男人，就想起终身大事来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还有哪一点像佳人！”“……那样坏，还说是佳人！”
就这段话而言，即使是少女见到清俊的男人，想了终身大事吧，也仅仅是“想”了而已。少女怀春，最多算是思想失检，并非大奸大恶啊。可是，老祖宗却把那女子的人品贬成了“鬼不成鬼，贼不成贼”“那样坏”。这可以算是全盘否定了。如果老祖宗对自由恋爱有哪怕一点的同情，话就不会说得这么重，这么绝对。而且这还是大庭广众当着众多儿孙，是否也有点教育和训话的味道？
的确，在当时的社会，未婚男女之间是严禁发生任何感情的——还不必要付诸行动，光是达到“想”的程度，就已经是完全不可容忍的罪孽了。这是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宗法制度和封建礼教最严格禁止的一点。只要一个未婚少女对男子有了感情，就会被社会共唾为“自媒”的“淫佚女”。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黛玉和宝玉一直精神恋爱，清清白白，黛玉却还始终非常担心自己和宝玉的恋情会为众人所知悉的原因。（第五十七回“幸而众人……都不疑心”）
既然对少女的品德要求如此严格，老祖宗对少爷们的要求应该同样严格了？非也。“凤姐泼醋”一回，明明是贾琏“香的臭的都往屋里拉”，在最不应该的时刻与鲍二家的偷情苟且，受骗者、受害者无疑是凤姐。但是，老祖宗眼看着凤姐在贾琏的剑锋下极为慌乱而可怜地投入自己怀中求救，却这样给此次事件定性：“什么要紧的事!小孩子们年轻，馋嘴猫儿似的，那里保得住不这么着。从小儿世人都打这么过的。都是我的不是，他多吃了两口酒， 又吃起醋来。”在她的眼中，男子背着妻子偷腥，是难免的，不是什么大事。老祖宗甚至也不觉得他对不起妻子，所以还对凤姐开玩笑地说“吃醋”之类。况且，这还透露了一个信息：世人打小都这么过——贾政一代、贾代善一代，原来年轻时都是这副偷鸡盗狗，风流浪荡的作派？而贾母，即使对于贾赦、贾琏这些完全可以施之管教的晚辈的放荡荒淫，也无意反对。最后，虽然是老祖宗给凤姐做主，让琏二爷赔不是，但是那也是“为这起淫妇打老婆，你还亏是大家公子出身，活打了嘴了”只有“打老婆”是不对的。而偷情成了“淫妇”一个人的责任，男子偷情就没有错了？“要不是我，你要伤了他的命，或这会子怎么样？！”——这一切都和丈夫对妻子的忠诚全无关系。这个时候，我不禁想，老祖宗认为男子没义务对妻子忠诚么？
鸳鸯抗婚堪称《红楼梦》中最紧张、矛盾冲突最剧烈的片断之一。到最后邢夫人灰溜溜地走了，鸳鸯逃过劫数，我才松了一口气。无疑，鸳鸯正是靠老祖宗的保护逃脱贾赦的魔爪的。而读者们也为鸳鸯宁缺毋滥、宁折不弯的傲骨所折服。初读红楼的时候，我总是弄不明白一个问题：鸳鸯不愿意嫁给贾赦，对老祖宗直说就行了，何必又指天誓日出家寻死，又铰头发的？后来，我明白了，原来那个社会的丫鬟只是主人的私产，根本没有可能争得婚姻的自由。即使仅仅是为了逃脱这个魔爪，也要付出惨重的代价。
可是无论如何，贾赦“略有个平头正脸的，他就不放手了”的无耻荒淫是人所共知的。而鸳鸯和贾赦太不般配是明摆的事实。老祖宗难道真舍得把鸳鸯这么无辜的年轻女儿家往老色鬼儿子手里送，葬送她的人生么？她难道不是为鸳鸯的幸福和尊严着想而留下鸳鸯？
后来，我仔细一翻书，还真的不是。老祖宗明确地说，是因为确需鸳鸯伺候自己的晚年。而且说，如果贾赦需要用女人来享乐，“他要什么人，我这有钱，让他一万八千只管买。”如果说这些话为了照顾邢夫人脸面还有所保留，那么，老祖宗的第一反应就更能说明她的心态：“原来你们都是哄我的！外头孝敬，暗地里盘算我。有好东西也来要，有好人也要，剩了这么个毛丫头，见我待她好了，你们自然气不过，弄开了她，好摆弄我！”她的第一反应，是觉得儿孙对自己不孝顺，向她索取得太多，而且还算计她。于是老祖宗因委屈而愤怒。至于鸳鸯，老祖宗把鸳鸯和东西并列在一起，却句句都没有替鸳鸯着想半点。如果她认为女子还有反抗豪夺、维护尊严的权利，会这么反应么？会坦然给钱让贾赦买其它的女孩子供其玩弄么？想到这里，我甚至对老祖宗产生了难以言喻的厌恶。
但是，经过了很多反复的思索，我觉得，在那个时代，老祖宗对婚姻、对爱情、对女子的权利如此种种的认识，也很难说有多么大的过错。因为，那时候的社会共识就是如此。而且，老祖宗虽然决不赞成自由恋爱，男尊女卑的思想也很重，又不重视女子的尊严和自由，但是她还是一位开明而可敬的老人。
首先，老祖宗的内心无疑是善良的。漫说是对一个偶尔失礼撞来的小道士要温语安慰、嘱咐儿辈赏他钱买果子压惊；就算是宝玉病危而有人冒献“假宝玉”来骗一万银子的悬赏，搁别人早就大为光火起来（贾琏登时就要出去追究之）。贾母却还能在忧心如焚之即，叮嘱贾琏不要为难那造假骗钱之人：“那也是穷极了的人没法儿了，所以见我们家有这样事，他便想着赚几个钱也是有的。如今白白的花了钱弄了这个东西，又叫咱们认出来了。 依着我不要难为他，把这玉还他，说不是我们的，赏给他几两银子。”（第九十五回）单是这种仁恕的心胸，有几个人能做到？其次，她的心态相对是比较健康的，生活也富有情趣。她反对贾政那样过于严厉僵死的教子方法，多次提醒儿子如此下去会让宝玉“把胆子唬破了”，强调过度严苛并无益处。她也绝无王夫人那样见不得光明的阴暗和心理变态。一帮孩子在芦雪庵割腥啖膻，她也要来凑凑趣。她的管教是比较宽松的，因此从不反对孙儿孙女们热热闹闹地嬉戏玩笑，“只要不离大格就好，没得要他从神儿似的作什么。”她需要快乐，也真心希望儿孙们都快快乐乐。所以对于那个天天死板着道学面孔，似乎永远都没有笑容的贾政，过节吃饭宁愿把他撵回去。免得“你在这里，他们都不敢说笑，没得倒叫我闷！”。
她是善良的，开明的，宽松的，但她也是有原则的。可惜的是，她的原则，恰恰包括上文所述的对婚姻、对爱情、对女子的权利如此种种的认识。那当然是清中叶社会的共识，那当然不能怪老祖宗。但是，一个社会悲剧，往往就是被这样不是错误的错误，真诚地筑就的。
老太太为什么不早给宝玉定终身呢？她心里看中的又是谁呢？黛迷和钗迷谁也说服不了谁。依浮生所见，首先，一部作品最大的悬念当然应该留到最后，提前揭晓了反而无味。其次，看来老太太不是没有动过让自己最宝贝的孙子，娶自己最心爱女儿的女儿的心思。但是，当她发现自己的宝贝孙子和宝贝外孙女有了自由恋爱的事实，这样极为严重的原则问题，她还能接受吗？能通融吗？能原谅吗？她的确为孙子找到一个艳冠群芳、贤良淑德的贤妻，她对孙子还不够好么？黛玉的死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一个意外，而黛玉死后，贾母骂自己：“是我把林丫头坑了！”然后和宝玉的倍极痛哭、“气噎喉干”一样，哭得“泪干气绝”。反观王夫人，则仅是“也哭了一场”——这正所谓春秋笔法，对黛玉之死，谁是真痛心，谁是假慈悲，一目了然。抄家后，直败到那步田地，儿孙们一个个只知道唉声叹气、束手无策，她却毅然站出来，散余资明大义，把所有的积蓄全部拿出来平均地分给三房儿女。包括对她很看不惯的大儿子贾赦和侄孙贾珍，也丝毫没有偏心。还有五百两银子，特特地留出来，专供送林丫头的灵柩回南——她当着众人郑重嘱咐，多半是怕儿孙们在自己身后违意挪用罢。最后，凡是她自己值钱的东西，哪怕是仅剩的衣服和日用器皿，也全部慷慨地分给了这些晚辈们。直到临终前，她还对这个衰败家族的未来念念不忘。……她究竟做错了什么，她是一心一意为孩子们免除伤害，给所有的孩子们制造幸福啊。
可是，“都”道是金玉良缘，“俺”只念木石前盟！——你们都是为我好的，可是你们理解我么？！《终身误》之所以说得那样沉痛、悲凉，就是因为大家“都”认为的幸福，在贾宝玉的身上只体现为不幸。宝黛钗三者的婚姻爱情悲剧，并不是什么“一干小人从中拨乱”造成的。这个悲剧里没有小人，没有坏人，这不是一个简单化的、“好人·坏人”式的故事——如果真的是王夫人赵姨娘之辈作梗拆散宝黛，也就不能引发读者对封建婚姻制度和礼教的深层次思索了。宝黛爱情的悲剧，是含着深刻的悲凉，展现了一个家庭，始终用着关怀的方式，真心诚意地给年轻一代制造了一生的不幸。
·如实叙写与历史规律·
百二十回红楼梦结尾之所以遭人诟病，大多是两个原因：一则以为雪芹写作目的是如实叙写曹家家史、“真事”，既然现实中的曹家败落如一片白茫茫大地，雪芹就不可能写一个家道复初。二则以为其没有反映封建统治阶级必然没落的命运，不符合历史客观规律，因此是粉饰和篡改。关于百二十回红楼梦结尾的艺术特色和思想高度，浮生已经在《贾宝玉——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反英雄》（见百度贴吧·红楼梦吧）一文中详细分析过了，此处不赘，单谈谈“如实叙写”和“历史规律”的问题。
首先，说说“如实叙写”。持此观点的人强调《红楼梦》是一部真实的曹家家史，因此反对与曹家家史有不符合的创作出现。如果出现，就认为是后人伪续。所谓“至若离合悲欢，兴衰际遇，则又追踪蹑迹，不敢稍加穿凿，徒为供人之目而反失其真传者。”
非常不屑于《红楼梦》后四十回的刘心武老大爷曾经公开过自己的发现：曹家被雍正地抄没后，曾再度因新帝的宠爱而复为小康，虽然这复得的小康也维持不到底就衰落了。他正是以此来解释曹家败时雪芹正值幼年，如何能够把富贵生活记得那么清楚。但如果他的发现比较靠谱的话（我曾经不止一次地在一些红学论文里看到这一事实，而作者多是对后四十回不甚感冒或怀有反感的），《红楼梦》描写败家后的家道复起，也就不违背“真事”原则了。但是呢，又有人在这个基础上说，曹家复兴和复落只能让曹雪芹进一步地看破世情，所以仍然绝对不可能写家道复起！——真是“你不说我还明白，越说我越糊涂”。似乎无论合乎不合乎曹家的历史真实，都必须以贾家的彻底衰落为标准答案。败了也败，不败也败，这就有点主题先行，翻云覆雨了。
其实，一味强调《红楼梦》是一部真实的曹家家史的说法，违背了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红楼梦》作者即便确是曹雪芹，该作品也不可能单纯是曹家家史的“追踪蹑迹”，如实叙写。（第一回之所以如此说，应理解为作者直面现实、不为了取悦读者而“瞒和骗”的现实主义风格。）否则，《红楼梦》就成了“我报特约记者曹雪芹今天上午刚刚发来的报道”——小说毕竟不是新闻通讯和报告文学。《红楼梦》这部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色彩和含蓄浑厚的深沉美感的小说，显然经过了作者深入系统的艺术加工和精当适度的艺术夸张，不可能完全符合历史的史实。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自称深明“曹雪芹原意”、自称认同“不敢因悦人耳目而反失真传者”而反对后四十回结尾的论者对贾宝玉“真正结局”的安排无一例外是：家败后沦为更夫或乞丐，最后出家。但是，现实生活当中的曹雪芹，既没当乞丐也没做更夫，更没有出家；反而“著书黄叶村”，十几年如一日地辛勤创作《红楼梦》。这个深明“曹雪芹原意”的“真结局”，就合乎曹家和雪芹本人的“真事”乎？完全如实叙写乎？
其实“文艺创作的客观规律”也是老生常谈了。浮生之所以再来叨叨一遍“文艺创作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就是为了在这个风行过度构思的浮躁年代里，在这个《红楼梦》中的每句话背后都能“勘探”出一段清宫秘史的年代里，使公众关注那些反而被遗忘在角落的朴素常识。
再来说说“历史规律”。如果历史真的有规律可言，那么发现历史的客观规律、创立辩证唯物史观的无疑是我们的伟大导师。但是，他在曹雪芹身后几十年才出生在西欧大陆普鲁士邦的一个犹太家庭。因此，雪芹先生不可能自觉地运用唯物史观来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他的作品只能是不自觉地、在客观上起到反映历史客观规律的作用，而不能由现代人来为他订一个 “必须反映历史客观规律”的写作目的，再用这个曹雪芹根本看不懂的目的来强制要求《红楼梦》的作者（包括原作者和可能的续作者）。
而如果《红楼梦》反映了历史规律，那么当时的历史呈现什么规律呢？“封建统治阶级必然没落、封建制度必然灭亡”么？不错。封建统治阶级是必然没落、封建制度是必然灭亡。但是，依据辩证唯物史观，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必然消亡”的——有始就有终么。所以，如果是要正确地反映和揭示历史的客观规律，作品所反映的规律就应该与历史史实大体处于同时代，或稍有提前。不然，一个西方人如果在1917年就写了部小说描述伊里奇的失败，也能算是“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了——因为七十多年后东欧的确散伙了么！那我们就来看看，真实历史上的中国封建制度是什么时候灭亡的？封建统治阶级是什么时候没落的？“彻底没落”至早也是戊戌以后。而封建制度的灭亡，哪怕单算其中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灭亡也要等到辛亥——还屡有复辟——封建制度整体的败亡和消灭是二战以后的事情了。这已经是中国现代史的内容，却要求早在古中国清朝中叶的《红楼梦》来“正确反映、揭示”，真是从古代超前到现代，连近代都跨过去了。如果红楼梦真的如此，它倒也“高瞻远瞩”，只是这超前也忒过了。
《红楼梦》最初面世的年代恰是乾隆中期。无论作品中的四大家族败还是不败，《红楼梦》所处的客观时代仍然的确是康雍乾盛世，而并非衰乱之末世，这是初中生也知道的常识。此故，不符合客观历史的“客观历史规律”，又怎么才能正确地反映之揭示之呢？如果说写了家败就是反映历史的客观规律，那么《金瓶梅》在反映历史客观规律上就和《红楼梦》一样深刻了。因为西门庆家刚开始是“热结十弟兄”，日盛日贵，妻妾成群，恣情享乐。后来却败得一塌糊涂，几乎每个人物都是暴死、行乞、流落烟花或落魄出家。那么，正确的历史规律已经被《金瓶梅》反映了一次，“曹雪芹原意的《红楼梦》”紧随其后按人家这个路子写，就更能反映了。但是问题又出来了，《金》和《红》相隔三百余年，这“必然没落灭亡”的“正确历史规律”反映来反映去过了几百年还就是迟迟不能在真实历史上实现，又是为什么呢？这样想来，还真是糊涂了。
依浮生浅见，无论《红楼梦》的结局是什么，都无法象征封建统治者的没落和制度的灭亡。因为那个时代它们的确还没有没落，没有灭亡。《红楼梦》的思想，是在光明前夜最深浓的黑暗里，一个拥有了早期人本思想和民主思想的灵魂，因怀有先醒者的觉悟而发出的痛苦心声。百二十回《红楼梦》的伟大，在于其沉痛地控诉了封建宗法制度和婚姻制度对真情和人性的扼杀，为正值青春的美好生命谱一曲凄凉绝望的挽歌。到了结末，也有复初，但那仅仅是统治者、丑恶者、卑鄙者的富贵荣华；而年轻一代被葬送的青春，被摧残的人生，被毁灭的幸福，就如落去的飞花，再也无法“复初”了。
新时代大变革的暴风雨还远远没有到来，而古老帝国之秋的最后花朵却已经纷纷凋零。“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先于时代醒来的人，无从察知出路和前途，更无法抗拒铺天盖地的黑暗。但是他仍然像撕开夜空的闪电一样，终于让这无比强大的黑暗感到了一点不快。
·不足之美·
说一千道一万，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不可能全是同一个作者的原笔。浮生曾无数次地想象原稿发掘出土的时刻。那一定比现在的还精彩吧，一定比现在的还动人吧，一定比现在的还成功吧？……
但如今，后四十回或是程小泉、高兰墅续作，或是无名氏冒续，或是散漫不可收拾的原作者散稿补缀，都终究有了他人的笔墨。而且，究竟他人笔墨是哪些，雪芹真迹其何在，早已湮没在漫漫历史烟尘之中。
这正是：
空对着，真假莫辨百二回，终不忘，作者先逝梦未完。叹人间，美中不足今方信。纵是糊涂了案，终是意难平！
也许不足才正是一种美。
红楼梦群芳中，黛玉过于善悲，宝钗城府太深，湘云不够成熟，晴雯又是一块爆炭。都美中不足。
倘若黛玉乐观健康，宝钗赤诚率真，湘云温克稳重，晴雯和顺文雅……美中不足没有了，也就不再可爱了。
《红楼梦》未完，何况又有多少纰漏和瑕疵啊。如人物年龄，如“实的对虚的，虚的对实的”……而况它的作者是纳兰性德、洪升、吴梅村，还是曹雪芹？……
但是，《红楼梦》与《红楼梦》中的女子一样，任其有多少不足之处，仍是说不出地可爱，让两百年来代代读者如此怀恋。
作者浮生何所寄，出处情困红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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