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红楼梦的真正价值（二）真
星期六 一月 23, 2010 8:55 am
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爱、真、美
——兼论儒家道德体系
二、红楼梦的真正价值：真
（一）权力本位与真本位
有很多人把儒家思想看作中国落后于世界的元凶和中国近现代苦难的最终责任者，未必。儒家没有创造专制制度的能耐，顶多是个专制制度挑选来的帮凶。因为大一统后，统治者驱使天下总要有个可手的家伙，所谓百家争鸣，焚书之后，其实能选的也就那么几样。法、道、纵横、阴阳、墨、杨、农之类的要么没大用（道、纵横等），要么直接和官府对抗（杨、墨等），要么已经被证明失败（法），也就是儒家文化还"有资于治道"。选择有限，董仲舒不出头也有别人出头，反正能不能手里没有家伙使。
雀屏中选的儒家学说，是一种典型的政治哲学，而绝非古希腊诸学派的"自然哲学"。儒家学关注范畴限于政治和人际，创造的是家本位的人际伦理和等级社会的政治法则；儒家学说关注的是"人与人"，而不是"个人"，更不是"自然"或"人与自然"。它对大自然毫无求知欲，对独立的个人与独立的思想更无兴趣。当然，这种伦理和法则，在初创时期还只是学者的理想，并没有落到现实上来。实际上，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即儒家与君主官僚制社会的皇权成功结合之后，儒家的伦理和法则虽然成了现实，但以期达到的"大同"、"复古"理想也从未实现过。所谓的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不过是纸上谈兵（但很多"国学家"或者"爱国者"却总喜欢把纸上的理想当做事实，以为真的发生过呢）。但它的"秩序本位"却被统治者吸收了，在实践中变为了"权力本位"，即由汉至清的大一统超级专制。
因此，我们惊奇的发现，在漫长的古中国，上层建筑的一切领域——史学、文学、哲学都以政治为核心；不仅整个社会学科不分化，一切行为都以政治为终极目的。而且无论是杂技、戏剧、滑稽还是小说、诗歌等文学、艺术都要以政治为终极指向才具有"意义"，才有资格被当作重要的事件记录下来。而纯粹属于自然或者出于本心，不能落实在政治上的一切艺术和科学是毫无意义的，甚至是没有办法在历史上留下任何痕迹，无法让后人得知的。无论是什么文艺形式，都要找到——或者本来就拥有——一个政治上的"意义"或者"作用"，否则就无法获得起码的重视。汉赋、乐府、骈文、唐传奇、宋词等等的兴衰过程都一再说明了这一点。
而且，当社会道德和社会伦理都已经"权力本位" 时，君主的专制权力就从被人审视的"事实"变成了不容质疑的"真理"；不仅不再受到是否"一夫"的质疑，反而成了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真话，一切逻辑，都必须为皇权让路。专制权力自古以来就没有受到过什么制约。权力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沾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当它披上了清洁高贵的道德外衣，真相被如何扭曲，奴隶们能用什么方式思考和言说，也就可想而知了。
"权力本位"家族有很多子孙。其共同点，是不注重真相本身，只注重"应该反映什么"。譬如不问鸡蛋是不是臭的，只问你为什么觉得它臭。你觉得它臭，说明你的思想如何消极，如何不懂得非礼勿嗅，如何看不到光明面，态度如何不端正。它的一个比较晚近的子孙是"厌学情绪"——发明这个词的"专家"们从不考量教学内容是否本身就枯燥无用，让人无法不厌，而只是将"厌学"当做未成年学生自身的"问题"。
而且，古人没有艺术的自觉，创作小说、戏曲等的时候往往还要追究"出处"，是否合乎"事实"，以至于繁琐考据、批判层出不穷（具体请参见明清士人关于唐白居易诗《青梅歌》的后代演绎作品——元杂剧《墙头马上》的评论，以及纪晓岚在《阅微草堂笔记》中对《聊斋志异》的质疑，等等。二者均见于《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今人看来，可谓胶柱鼓瑟。但古人眼中却是天经地义。既然文艺创作关涉现实，就没有完全的自由，还要冒一定风险；文艺创作又不可能等同于正史（古代中国与"正史"一词相对的就是"小说"），总要虚构；文艺创作没有独立于"风化"和"治道"的地位，创作者便免不了主动或被动地以"劝惩"、"教化"为终极正当目的（此与建国后前三十年文艺的"政治挂帅"、今天面对少儿的文艺总要讲究"教育意义"，实一脉相承）。基于这三个原因相互叠加，带着枷锁的文艺创作处于"首创者凭天才和勇气逃逸，后随者因因循和服从跌回"的状态。《三国演义》之后，《水浒传》之后，都没有同类作品可以超越。文艺去除了说教的部分，剩下才是趣味。无趣味，文艺不成为文艺。中国人这么聪明，趣味不至于断种。可一旦"文艺应该以道德、政治为终极指向"成为社会共识，天才即使有，也被天然地压于大石，便不死，亦只得曲折生长了。"应该反映"胜于"现实"本身，则现实主义就不能健康地成长，批判现实就更凤毛麟角了。
也因此，很多鲜活的现实题材，吸收进文艺，变成了劝善书。前文已述，儒家文化的道德教条、社会理想从未也不可能成为现实。"善有恶报，恶有善报"、数不清的道德困局、不能用善恶来评判和解释的人和事，才是现实世界的基本面貌。在复杂多面的现实中依"忠孝节义"的教条行事，恰成呆鸟。谁也不敢犯上，直接揭露统治的丑恶，但统治确实又很丑恶，艺术上怎么反映呢？于是有" 大团圆"情结。本是弱者受欺凌迫害甚至于死亡的悲剧，借助神迹，借助偶然，或直接借助强者（比如"青天"），给弱者伸冤，惩罚"恶人"，求得公平、团圆，顺便劝善。但这究竟是"瞒和骗"，久而久之，反而使看客的麻木加深了。甚至促生了"既定秩序"本身好好的，悲剧只是"几个小人从中拨乱"的结果这样的结论。这还不算最糟糕的，起码是作者同情心胜名教心；若反是，则有川剧《李亚仙》、京剧《武家坡》、粤剧《双忠记》等等。那些将弱者无条件的牺牲和死亡的惨状生扭为"美态"和"妙事"，助名教吃人的作者的积极性，使人终夜恶。放在《红楼梦》中，曹公便借"老学究闲征姽婳词"浓墨重彩地沉痛讽刺。又因为现实中不平太深重，戏曲、小说总爱往正面人物上加码，反面人物上也加码，以让善和恶更明显，以强烈打动观众，使为善者不平（加码嗜好的另一个原因是国人喜极端，不中庸，具体根源不详）。但这又生了另一个效应：善人成神，恶人成魔，唯独失去了真实的人性。又因为太夸张而现实中全善全恶的人太少，现实题材的创作反而脱离了现实。以上种种，使人在现实的道德说教和虚构的文艺创作里都看不到眼前的"真实"。上次我讲到同情最本真，却变成最需要理由。这次是真实最直观，却变成最难发现。五千年的文明落得这德行，可谓"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二）死亡：瞒和骗
于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与死——都被严重异化。在相当程度上，不能被真实反映，且毁灭不成为悲剧。本文暂只谈"死"。
在四大名著范围内对比，三国演义，便有一整套美化死亡，使任何死亡都没有分量的"巧妙的逃路"：三国演义里死亡太多了，而能被记录下来的比例则非常小。士兵战死无数，都是无名无姓，沉默地作了英雄的垫脚石。所剩的挂一漏万的死亡里，也看不见悲悯。" 坏人"死了，便"后人有诗讽之曰"，仿佛大快人心，根本不用悲伤。"好人"死了，则是"赞之曰"，仿佛这死亡不但不悲惨，反而成就了忠义等英雄的美名。实在无法确定"好坏"的人死了，就是千篇一律的"叹之曰"，也并不追悼，只是堕进虚无的宿命论里茫然地慨叹一番。就像三国演义结束诗的最后两句："定数茫茫不可逃，后人凭吊空牢骚"。只是在"壮志难酬"——服从秩序而无法达到秩序既定的目的——的时候，抒发无可奈何的玄乎其玄的慨叹而已。论情节，三国里基本上每一回都有砍人头如切瓜剁菜的场面，作者和读者，也都未见指为残忍的。似乎"上天有好生之德""仁者爱人"的国度的子民，连这点"恻隐之心"也早就被" 坚强"所代替（儒家提倡的"应然"并不等于社会"实然"，此是非常明显的一处）。水浒传也同样对死亡持麻木兼美化的态度。对于"赃官""恶人"的死亡，还要细细描写怎么剖腹挖内脏，似乎非此不足以解恨、不足以"正义"似的。对于"血溅鸳鸯楼"、李逵板斧下的无辜冤魂，也持忽略态度，或一笔带过，只剩下人数，或反而加以赞美，以陪衬英雄的"正义"。西游记里面，好在没有对死亡的美化，也还谈不上彻底的麻木。但还是执着于"斗"，以弱胜强，除暴安良，因为没有了水浒好汉恃强凌弱的"英雄气"，算是未失童心的侠义了。停驻在死亡上，直面悲伤，却没有过。
以上三本小说的故事主角都是"强者"，中心都是"政治"。
但红楼梦却提供了另一个维度：主角是"弱者"，中心是"情"。贾宝玉不是"强者"，他只能被人摆布而不能摆布他人。他所爱的更不是强者，反而是更弱者。但惟独在红楼梦里，死亡是最令人悲伤，甚至无法直面的。哪怕是一个如"刘安妻"（《三国》）、"潘巧云"、"迎儿"（《水浒传》）身份的，在上三本书中完全可以忽略掉的小生命的死亡，也是那样地打动读者。因为红楼梦在之前描述了她作为"一个人"而不是符号的存在，一种真实的，富有细节的，美好而天真的存在。悲剧把美好的毁灭给人看。正因为读者看到了生者的美好，所以读者不由自主地悲伤于最后的毁灭。无论这个生者多么卑微，无关紧要，她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哭过，笑过，爱过，恨过，于是她在我们眼前成了活生生的，无法重复和取代的生命。死亡有了重量，因为卑微者的生命有了重量。这便是"不瞒不骗的真实"。那种对死亡麻木而赞美的"文学"，太远离"不瞒不骗的真实"。因为如果"人"的生死都没有重量，那么一切"真实"也就无关紧要了。连生命都不能让麻木者睁开眼睛了，那你怎样才能让他面对现实呢？
（三）睁了眼睛看"真"与"罪"
然而贾宝玉只知道用朴质的心来爱，用纯真的眼来看。于是，他被这个华丽而龌龊的世界惊得目瞪口呆：既定秩序无比正常，没有遭到大奸大恶的破坏。可太平盛世，怎么就偏偏容不下最无害、最美好、最纯真的天性呢？除了夏金桂、赵姨娘等极少数龌龊的死亡之外，死亡总量中占绝大多数的青春少女可怜的、可敬的、高贵的死亡那样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真的是大奸大恶造成，读者恐怕反而能接受一些。但恰恰没有。如李公子、张金哥的情死，原因是王熙凤的弄权，家长的贪财背义，官场的黑暗，外人的攘夺，还是静虚的犯舌？每个人都在把二人推入死亡的过程中加了一把力，每个人又都在法律上"无罪"，甚至有些人（比如家长，当时社会，包办婚姻也是"为了孩子好"）在良心上也"无罪"。瑞珠，金钏，尤二姐，尤三姐，鸳鸯，司棋等，无不是自杀，但谁又能说"死"仅因为她们自己？晴雯，黛玉，元春，迎春等，都是"病逝"，但谁又能说那和制度的黑暗、他人的伤害无关？每一场死亡背后，都有"罪人"，又都没有"罪人"。比如黛玉之死，王熙凤、王夫人"有罪"，甚至贾母，宝玉，宝钗，薛姨妈等人，也都"有罪"。但是细细追究，没有一个故意将黛玉害死，甚至有些反是最爱她的、最关心她的人。论起元凶首恶，简直白费力气。但每个人都是罪人。把责任推给制度，作者也同样没有这个心。作者没有把任何人涂抹成恶魔或者圣人，而是将深沉残酷的矛盾现实呈现在读者面前。作者也没有借助偶然成全宝黛，成全司棋潘又安，解救迎春，解救鸳鸯。他偏要将那最真实、最让人无法接受的给人看。人物的区别不在于"好坏"，而在于有些人无罪，却触犯网罗横死（如鸳鸯、晴雯）；有些人有罪，却坚信自己的正确和光荣，继续大义凛然地给他人制造着不幸（如王夫人、贾政）；而最后一些人有罪，而能意识到自己的罪，以对世俗享乐的永远弃绝来表达忏悔（如贾宝玉、柳湘莲、潘又安）。
红楼梦人物"好人不全好，坏人不全坏"，因为现实中确实如此。只是曹公之前没有人能现实得如此彻底。睁了眼睛看，如实叙写，多么简单。但这就要不用曲笔，不理教条，不掩矛盾，不谅己恶，不为尊者亲者贤者讳。——于是，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于是，在如实叙写中，我们看到了宝玉的"无罪之罪"：对爱者，金钏的死，他有罪，晴雯的死，他有罪，黛玉的死，他更有罪。对亲者，宝钗的终身守寡，父母实际上的老年丧子，整个家族后继无人，他也都有永远无法赎清的"罪"。但如果他不出走，那么他就要永生背负对爱者的更深的"罪"。但在《三国演义》《水浒传》及其同类作品中，我们只能看到"罪之无罪"——有了貌似"大义"的理由，就可以随便杀人了。
于是，在如实叙写中，比比皆是"左也是罪，右也是罪"的"道德困局"。比如金钏死后宝钗慰王夫人，不慰则"不孝"，安慰则"不仁"。比如探春呼赵姨娘为"姨娘"，不认她做母亲。按宗法制度，庶母只是奴才，探春地位尊贵，不呼"母亲"，是符合规矩的。赵姨娘是个混帐东西，探春铁面严厉、不徇私情，也符合规矩。但那毕竟是自己的亲娘，探春又未免太薄情。诸如此类的困局，作者没有试图开辟一条让读者安心的"逃路"，不为任何一方辩护，只是忠实地将问题呈现出来，把思索留给了读者。在之前的小说、戏曲中，既然问题无法解决，那么，一般不提。免得无法找到让观众松一口气的答案。这也就是"消费品"和"作品"的区别：作品中全是问题，而消费品中全是答案。以今为例，《环珠格格》、《大长今》之类优秀电视剧，以及更多的优秀的好莱坞类型片，虽也是同类中的佼佼者，但只能靠情节曲折吸引观众，看完后却无法给人以更深刻的启迪，更无法促使观众产生审视、拷问现实的愿望，原因同上（"通俗"作品并不都如此，因《红楼梦》是小说，本身也"通俗"）。
而红楼梦的写法，却每让读者感知道德和制度本身的不合情、不合理，乃至残酷。《三国》中，乱是异常，统一是正常，一旦正常了，问题也就解决了。《水浒传》中，" 官逼民反"是异常，清官明君是正常，造反是因为制度的正常状态被破坏。但《红楼梦》却是在制度正常、道德也正常的情状下，真实地写出了大大小小无数的悲剧。原来正常的制度之下也有无数的不合理，无数的困局乃至无数的血泪。
儒家道德体系不是一无可取，但那就像一张世界地图，表面上看分毫不爽，绝对正确；但当你靠它周游世界的时候，遇到的实际问题可就不只一点两点了。甚至有时你会发现它毫无用处。问题在于这张地图总在说："我没有错误，所以必须听我的。只要听我的，什么都能解决。"它说了几千年，甚至一直说到了今天。比如近几年遍地开花的"少儿读经运动"以及各种主流话语对全民呼吁的"弘扬传统道德"。我真觉得二百多年前的人都比他们聪明，知道指望靠道德诫条指导人生，尤其是指导别人的人生，智商很低。而今天，抱着一张世界地图，以为这就是世界的人，比起老曹的同时代来，并不见少。他们以为通晓了地图就理解了世界，于是总试图钦定各种领域的各种"答案"，总作"高屋建瓴"状抢占道德制高点，对各种陷入道德困局的人作道德批判，而且永远不会批到自己。对这样的人，你指望他从《红楼梦》中学点现实主义精神，顺带学点原谅学点人道是没用的，把黛钗之别等同于正邪之分，对人物动不动捧上神坛打下地狱的，恰都是他们。
（四）权力本位社会中的真性情
最后，约略谈谈红楼梦人物的"真性情"。
红楼梦中几乎没有概念化的人物，很多人归功于作者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丰富。作者的创造力想象力固然丰富，但首要原因是作者对现实社会的认真观察。而红楼梦中最有神采，最富性灵的人物，也同样最富有真性情的。黛玉宝钗都有真性情，但宝钗重秩序，重礼教，因此常不由自主地失去真性情。比如"金兰契互剖金兰语"中，宝钗先是谴责黛玉"好一个不出闺门的女儿，满嘴里说的是什么！"又教导她"元人百种，我们也背着他们看"，紧接着却说"我也没看过"，到底是看过没看过呢？宝钗如此掩饰，自然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名誉。但也因此不免陷入巧伪了。而黛玉的天性却保持的最好，发乎本心，率真自然，天然地和"心机""谋略"隔绝。她有智慧，但智慧从不用来"作人"。她有能力，但能力从不用来"资于治道"。她活在诗里，活在爱里，仿佛除了真性情，一切都不重要。于是，她虽遭摧折夭亡，其精神却永远定格在清澈自由的云端。
宝玉同样是一个生活在真性情里的孩子，因此他直到成年也弄不明白这个世界精密复杂的规则，本能地拒绝作一颗按照他人安排的轨道，达到他人安排的目标的棋子。他不傻，他不是没能力弄明白，他只是以一双纯净的、含泪的眼睛，平静而坚定地对整个世界表示，他不明白。红楼梦中可爱的少年很多，可爱的老年很少，可爱的中年一个也没有，其原因就在于中年离权力太近，离互相倾轧，离既定规则太近。而少年还没有踏入那永远的黑暗和龌龊。雪芹爱少年，因为少年的纯真还没有遭到黑暗的成人世界致命的戕害；宝玉惜少女，因为少女纯真的天性一旦以婚姻为形式被成人世界收编，就会"失了宝色"，或扭曲，或消失。
我已经听见有人在冷笑了："这些人都不能适应社会，有个什么用？！"的确，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的最高信条是"好死不如赖活着"。我承认活着是一种需要，但在他们那里，活着就是真理，就是衡量一切正义与真理的标准。没能幸存的，只配得到嘲笑。在这片早已解决温饱问题土地上，他们仍然自觉自愿地活得自取其辱，仿佛生命只有也只该有跪拜这一种姿态。谁敢不跪，不劳主子动手，奴才我先拿长刀来把你削平。奴才们向权力跪下了，哪怕只能掌控一个人甚至一只柜子；奴才们向金钱跪下了，哪怕只有一个铜子；奴才们向虚荣跪下了，哪怕报纸明天就成为垃圾；奴才们向性欲跪下了，哪怕只是幻想中的yy。但他们决不会向以另一种姿态生活的人下跪。别说是下跪，就算是看一眼，亦是得意的白眼。
但雪芹不是。在他的笔下，拥有真性情的人固然在现实中四处碰壁，甚至横遭摧折，但毕竟"闺阁昭传"，留下了永不可磨灭的纯美形象，留下了仰视才见的精神高度，令一代代读者赞叹心折不已。宝玉也不是。他真诚地崇仰着净水世界女儿国，在"以生存为中心"的胜利者、强者、男人、成年人主宰的世界里，仰望着那些富有真性情的失败者、弱者、女性和孩子。晴雯按照世俗的观点，实在横冲直撞，远不如袭人合乎婚介所标准。但当一个人坚持以最大的轻蔑瞪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这个世界不得不回报给她一眼。千夫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宝玉将这个拥有真性情的夭亡少女当作女神来歌颂，真心诚意地写下了《芙蓉诔》。每一场少女的出嫁或死亡都是他的悲剧，因为每一个真性情的灭失和扭曲都是他眼中最大的悲剧。在宝玉眼中，生命的价值不在于力量强大，也不在于"适者生存"，而在于天性的纯真，在于精神的自由。即使这样的生命因为脆弱和"无用"而失败，它的价值仍然至高无上。
本是要说真性情，却没有针对"真性情"下精确定义，缜密地逻辑推理和长篇论证。惭愧。只是因为我感悟到人物的真性情的至美与空灵时，总是丧失语言，发现沉默。真性情，我作为读者只能通过作品本身，在沉默中感悟。
浮生何所寄 在 Jan 16, 2010 5:22 PM 发表于细品红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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