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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夷待访录
星期五 十二月 11, 2009 8:33 pm
明夷待访录
[明]黄宗羲著
顾宁人书（丙辰一六七六年）
辛丑之岁，一至武林，便思东渡娥江，谒先生之杖履，而逡巡未果。及至北方，十有五载，流览山川，周行边塞，粗得古人之陈迹；而离群索居，几同伧父，年逾六十，迄无所成，如何如何！伏念炎武自中年以前，不过从诸文士之后，注虫鱼吟风月而已。积以岁月，穷探古今，然后知后海先河，为山覆篑；而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之计，渐有所窥，恨未得就正有道。顷过蓟门，见贵门人陈、万二君，具稔起居无恙。因出大著《待访录》，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天下之事，有其识者未必遭其时，而当其时者或无其识，古之君子所以著书待后，有王者起，得而师之。然而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圣人复起而不易吾言，可预信于今日也。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唯奉春一策，必在关中，而秣陵仅足偏方之业，非身历者不能知也。但鄙著恒自改窜，且有碍时未刻。其已刻八卷及钱粮论二篇，乃数年前笔也，先附呈大教。倘辱收诸同志之末。赐以抨弹，不厌往复，以开末学之愚，以贻后人，以幸万世，曷胜祷切！同学弟顾炎武顿首。
《明夷待访录》作者自序
余常疑孟子一治一乱之言，何三代而下之有乱无治也？乃观胡翰所谓十二运者，起周敬王甲子以至于今，皆在一乱之运；向后二十年交入“大壮”，始得一治，则三代之盛犹未绝望也。前年壬寅夏，条具为治大法，未卒数章，遇火而止。今年自蓝水返于故居，整理残帙，此卷犹未失落于担头舱底，儿子某某请完之。冬十月，雨窗削笔，喟然而叹曰：昔王冕仿《周礼》著书一卷，自谓“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吕事业不难攻也”，终不得少试以死。冕之书未得见，其可致治与否，固未可知；然乱运未终，亦何能为“大壮”之交。吾虽老矣，如箕子之见访，或庶几焉；岂因夷之初旦，明而未融，遂秘其言也！癸卯，梨洲老人识。
原君
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有人者出，不以一已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于天下之人。夫以千万倍之勤劳而已又不享其利，必非天下之人情所欲居也。故古之人君，去之而不欲入者，许由、务光是也；入而又去之者，尧、舜是也；初不欲入而不得去者，禹是也。岂古之人有所异哉？好逸恶劳，亦犹夫人之情也。
后之为人君者不然，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已，以天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汉高帝所谓“某业所就，孰与仲多”者，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于辞矣。此无他，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凡君之所毕世而经营者，为天下也。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宁者，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曾不惨然，曰“我固为子孙创业也。”其既得之也，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曰：“此我产业之花息也。”然则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呜呼，岂设君之道固如是乎！
古者天下之人爱戴其君，比之如父，拟之如天，诚不为过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规规焉以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至桀、纣之暴，犹谓汤、武不当诛之，而妄传伯夷、叔齐无稽之事，使亿人万姓崩溃之血肉，曾不异夫腐鼠。岂天地之大，于兆人万姓之中，独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圣人也。孟子之言圣人之言也；后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窥伺者，皆不便于其言，至废孟子而不立，非导源于小儒乎！
虽然，使后之为君者果能保此产业，传之无穷，亦无怪乎其私之也。其以产业视之，人之欲得产业，谁不如我；摄缄滕，固扃钥，一人之智力不能胜天下欲得之者之众，远者数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溃在其子孙矣。昔人顾世世无生帝王家，而毅宗之语公主，亦曰“若何为生我家！”痛哉斯言！回思创业时，其欲得天下之心，有不废然摧沮者乎！是故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唐、虞之世，人人能让，许由、务光非绝尘也；不明乎为君之职分，则市井之间，人人可欲，许由、务光所以旷世而不闻也。然君之职分难明，以俄顷淫乐不易无穷之悲，虽愚者亦明之矣！
原臣
有人焉，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杀其身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夫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资于事父也；杀其身者，无私之极则也；而犹不足以当之，则臣道如何而后可？曰：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非其道，即君以形声强我，未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此宦官宫妾之辨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吾从而死之亡之，此其私昵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
世之为臣者昧于此义，以谓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足危吾君也，不得不讲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于社稷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亦以为纤芥之疾也。夫古之为臣者，于此乎，于彼乎？
盖天下之治世，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宋齐梁之兴亡，无与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足不履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木者之前，从曳木者以为良，而木者之职荒矣。
嗟乎！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万厉初，神宗之待张居正，其礼稍优，此于古之师傅未能百一；当时论者骇然居正之受无人臣礼。夫居正之罪，正坐不能以师傅自待，听指使于仆妾，而责之反是，何也？是则耳目浸淫于流俗之所谓臣者以为鹄矣，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耶！
或曰：臣不与子并称乎？曰：非也。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久之无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后，日远日疏，久之而气不相似矣。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夫然，谓之臣，其名累变；夫父子固不可变者也。
原法
三代以上有法，三代以下无法。何以言之？二帝，三王知天下之不可无养也，为之授田以耕之；知天下之不可无衣也，为之授地以桑麻之；知天下之不可无教也，为之学校以兴之；为之婚姻之礼以防其淫；为之卒乘之赋以防其乱；此三代以上之法也，固未尝为一已而立也。后之人主，既得天下，唯恐其祚命之不长也，子孙之不能保有也，思患于未然以为之法。然则其所谓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也。是故秦变封建而为郡县，以郡县得私于我也；汉建庶孽，以其可以藩屏于我也；宋解方镇之兵，以方镇之不利于我也；此其法何曾有一毫为天下之心哉，而亦可谓之法乎？
三代之法，藏天下于天下之者也；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也，贱不在草莽也。在后世方议其法之疏，而天下之人不见上之可欲，不见下之可恶，法愈疏而乱愈不作，所谓无法之法也。后世之法，藏天下于筐箧者也；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用一人焉则疑其自私，而又用一人以制其私；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天下之人共知其筐箧之所在，吾亦鳃鳃然日唯筐箧之是虞，故其法不得不密，法愈密而天下之乱即生于法之中，所谓非法也。
论者谓一代有一代之法，子孙以法祖为孝。夫非法之法，前天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创之，后王或不胜其利欲之私以坏之；坏之者固足以害天下，其创之者亦未始非害天下者也。乃必欲周旋于此胶彼漆之中以博宪章之馀名，此俗儒之剿说也。即论者谓天下之治乱不系于法之存亡。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苟非为之远思深览，一一通变，以复井田，封建，学校，卒乘之旧，虽小小更革，生民之戚戚终无已时也。即论者谓有治人无治法，吾以谓有治法而后无治人。自非法之法桎梏天下人之手足，即有能治之人，终不胜其牵挽嫌疑之顾盼；有所设施，亦就其分之所得，安于苟简，而不能有度外之功名。使先王之法而在，莫不有法外之意存乎其间；其人是也，则可以无不行之意；其人非也，亦不至深刻罗网，反害天下。故曰有治法而后有治人。
置相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罢丞相始也。
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候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盖自外而言之，天子之去公，犹公，候，男之褫相去；自内而言之，君之去卿，犹卿，大夫，士之逃相去；非独至于天子遂截然无等级也。昔者伊尹，周公之摄政，以宰相而摄天子，亦不殊于大夫之摄卿，士之摄大夫耳。后世君骄臣谄，天子之位始不列于卿，大夫，士之间，而小儒遂河汉其摄位之事；以至君崩子立，忘哭泣衷纡之哀，讲礼乐征伐之治，君臣之义未必全，父子之恩已先绝矣。不幸国无长君，委之母后，为宰相者方避嫌而处，宁使其决裂败坏，贻笑千古，无乃视天子之位过高所致乎！
古者君之待臣也，臣拜，君必答拜。秦，汉以后，废而不讲，然丞相进，天子御座为起，在舆为下。宰相既罢，天子更无与为礼者矣；遂谓百官之设，所以事我，能事我者我贤之，不能事我者我否之。设官之意既讹，尚能得作君之意乎！古者不传子而传贤，其视天子之位，去留犹夫宰相也。其后天子传子，宰相不传子；天子之子不皆贤，尚赖宰相传贤足相补救，则天子亦不失传贤之意。宰相既罢，天子之子一不贤，更无贤为贤者矣，不亦并传子之意而失者乎！
或谓后之人阁办事，无宰相之名，有宰相之实也。曰：不然。入阁办事者，职在批答，犹开府之书记也，其事既轻；而批答之意，又必自内授之而后拟之，可谓有其实乎！吾以谓有宰相之实者，今之宫奴也。盖大权不能无所寄；彼宫奴者，见宰相之政权坠地不收，从而设为科条，增其职掌；生杀予夺出自宰相者，次第而尽归焉。有明之阁下，贤者贷其残膏剩馥，不贤者假其喜笑怒骂，道路传之，国史书之，则以为其人之相业矣。故使宫奴有宰相之实者，则罢丞相之过也。阁下之贤者，尽其能事则曰法祖；亦非为祖宗之必足法也，其事位既轻，不得不假祖宗以压后王，以塞宫奴。祖宗之所行未必皆当，宫奴之黠者又复举其疵行，亦曰法祖，而法祖之论荒矣。使宰相不罢，自得以古圣哲王之行摩切其主，其主亦有所畏而不敢不从也。
宰相一人，参知政事无常员。每日便殿议政，天子南面，宰相，六卿，谏官东西面以次坐。其执事皆用士人。凡章奏进呈，六科给事中主之；给事中以白宰相，宰相以白天子，同议可否。天子批红；天子不能尽，则宰相批之，下六部施行。更不用呈之御前，转发阁中票拟，阁中又缴之御前，而后下该衙门，如故事往返，使大权自宫奴出也。
宰相设政事堂，使新进士主之，或用待诏者。唐张说为相，列五房于政事堂之后：一曰吏房，二曰枢机房，三曰兵房，四曰户房，五曰刑礼房，分现以主众务，此其例也。四方上书言利弊者及待诏之人皆集焉，凡事无不得达。
学校
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非谓班朝，布令，养老，恤孤，讯馘，大师旅则会将士，大狱讼则期吏民，大祭祀则享始祖，行之自辟雍也。盖使朝廷之上，闾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气；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是故养士为学校之一事，而学校不仅为养士而设也。
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摘以为非。簿书，期会，钱谷，讼狱，一切委之俗吏。时风众势之外，稍有人焉，便以为学校中无当于缓急之习气。而其所谓学校者，科举嚣争，富贵熏心，亦遂以朝廷之势利一变其本领；而士之有才能学术者且往往自拔草野之间，于学校初无与也，究竟养士一事亦失之矣。
于是学校变而为书院；有所非也，则朝廷必以为是而荣之，有所是也，则朝廷必以为非而辱之。伪学之禁，书院之毁，必欲以朝廷之权与之争胜。其不仕者有刑，曰：“此率天下士大夫而背朝廷者也。”其始也学校与朝廷无与，其继也朝廷与学校相反，不特不能养成士，且至于害士，犹然循其名而立之，何欤？
东汉太学三万人，危言深论，不隐豪强，公卿避其贬议；宋诸生伏阙捶鼓，请起李纲；三代遗风，惟此犹为相近。使当日之在朝廷者，以其所非是为非是，将见盗贼奸邪慑心于正气霜雪之下，君安而国可保也。乃论者目之为衷世之事；不知其所以亡者，收捕党人，编管陈欧，正坐破坏学校所致，而反咎学校之人乎！
嗟乎！天之生斯民也，以教养论之于君。授田之法废，民买田而自养，犹赋税以扰之；学校之法废，民之之而失教，犹势利以诱之；是亦不仁之甚。而以其空名跻之曰“君父，君父”，则吾谁欺！
郡县学官，毋得出自选除；郡县公议，请名儒主之。自布衣以至宰相之谢事者，皆可当其任，不拘已仕未仕也。其人稍有干于清议，则诸生得共起而易之，曰：“是不可以为吾师也。”其下有五经师，兵法，历算，医，射各有师，皆听学官自择。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故郡邑无师之士；而士之学行成者，非主六曹之事，则主分教之务，亦无不用之人。
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分处诸生受业。其寺产即隶于学，以赡诸生之贫者。二氏之徒，分别其有学行者，归之学宫，其馀则各还其业。
太学祭酒，推择当世大儒，其重与宰相等，或宰相退处为之。每朔日，天子临幸太学，宰相，六卿，谏议皆从之。祭酒南面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政有缺失，祭酒直言无讳。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且使之稍习于劳苦。毋得闭置宫中，其所闻见不出宦官宫妾之外，妄自崇大也。
郡县朔望，大会一邑之缙绅士子。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簿书其会不至者罚之。群县官政事缺失，小则纠绳，大则伐鼓号于众。其或僻僻郡下县，学官不能骤得名儒，而郡县官之学行过之者，则朔望之会，郡县官南面讲学可也。若郡县官少年无实学，妄自厌老儒而上之者，则士子哗而退之。
择名儒以提督学政；然学官不隶属于提学，以其学行名辈相师友也。每三年，学官送俊秀于提学而考之，补博士弟子；送博士弟子于提学而考之以解礼部，更不别遣考试官司。发榜所遗之士，有平日优于学行者，学官咨于提学补入之。其弟子之罢黜，学官以生平定之，而提学不与焉。
学历者能算气朔，即补博士弟子；其精者同入解额，使礼部考之，官于钦天监。学医者送提学考之，补博士弟子，方许行术。岁终，稽其生死效否之数，书之于册。分为三等；下等黜之；中等行术如故；上等解试礼部，入太医而官之。
凡乡饮酒，合一郡一县之缙绅士子。士人年七十以上，生平无玷清议者，庶民年入十以上无过犯者，皆以齿南面，学官，郡县官皆北面，宪法乞言。
凡乡贤名宦祠，毋得以势位及子弟为进退。功业气节则考之国史，文章则稽之传世，理学则定之言行。此外乡曲之小誉，时文之声名，讲章之经学，依附之事功，已经入祠者皆罢之。
凡郡邑书籍，不论行世藏家，博搜重购。每书钞印三册，一册上秘府，一册送太学，一册存本学。时人文集，古文非有师法，语录非有心得，奏议无裨实用，序事无补史学者，不许传刻。其时文，小说，词曲，应酬代笔，已刻者皆追板烧之。士子先场屋之文及私试义策，蛊惑坊市者，弟子员黜革，见任官落职，致仕官夺告身。
民间吉凶，一依朱子家礼行事。庶民未必通谙，其丧服之制度，木主之尺寸，衣冠之式，宫室之制，在市肆工艺者，学官定而付之。离城聚落，蒙师相其礼以革习俗。
凡一邑之名迹及先贤陵墓祠宇，其修饰表章，皆学宫之事。淫祠通行拆毁，但留土谷，设主祀之。故入其境，有违礼之祀，有非法之服，市悬无益之物，土留未掩之丧，优歌在耳，鄙语满街，则学官之职不修也。
取士上
取士之弊，至今日制科而极矣。故毅宗尝患之也。为拨贡，保举，准贡，特授，积分，换授，思以得度外之士。乃拔贡之试，犹然经义也，考官不遣词臣，属之提学，既已轻于解试矣。保举之法，虽曰以名取人，不知今之所谓名者何冯也，势不得不杂以贿赂请托；及其捧檄而至，吏部以一义一论试之，视解试为尤轻矣。准贡者用解试之副榜，特授者用会试之副榜；夫副榜，黜落之馀也，其黜落者如此之重，将何以待中式者乎！积分不去赀郎，其源不能清也；换授以优宗室外，其教可不豫乎！凡此六者，皆不离经义；欲得胜于科目之人，其法反不如科目之详，所以徒为纷乱而地益于时也。
唐进士试诗赋，明经试黑义。所谓墨义者，每经问义十道，五道全写疏，五道全写注。宋初试士，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其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等，设科虽异，其墨义同也。王安石改法，罢诗赋，帖经，墨义，中书撰大义式颁行，须通经有文采，乃为中格，不但如明经墨义粗解章句而已。然非创自安石也，唐柳冕即有“明六经之义，合先王之道者以为上等，其精于传注与下等”之议。权德舆驳曰“注疏犹可以质验，不者有司率情上下其乎，既失其末，又不得其本，则荡然矣。”其后宋祁，王圭累有“止问大义，不责记诵”之奏，而不果行，至安石始决之。
故时文者，贴书，墨义之流也。今日之弊，在当时权德舆已尽之。向若因循不改，则转相模勒，日趋浮薄，人才终无振起之时。若罢经义，遂恐有弃经不学之士，而先王之道益视为阔无用之具。余谓当复墨义占法，使为经义者全为注疏，大全，汉宋诸儒之说，一一条具于前，而后申之以已意，亦不必墨守一先生之言。由前则空疏者绌，由后则愚者绌，亦变浮薄之一术也。
或曰：以诵读精粗为中否，唐之所以贱明经也，宁复贵其所贱乎？曰：今日之时文，有非诵数时文所得者乎？同一诵也，先儒之义学，其愈于豆丁剿说亦可知矣。非谓守此足以得天下之士也，趋天下之士于平实，而通经学古之人出焉。昔之诗赋亦何足以得士，然必费考索，推声病；未有若时文，空疏不学之人皆可为之也。
取士下
古之取士也宽，其用士也严；今之取士也严，其用士也宽。古者乡举里选，士之有贤能者，不患于不知。降而唐宋，其为科目不一；士不得与于此，尚可转而从事于彼，是其取之之宽也。王制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曰俊士；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升之司马曰进士；司马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一人之身，未入仕吏部，又复试之。韩退之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也。宋虽登第入仕，然亦止是簿慰令录，榜首才得丞判，是其用之之严也。宽于取则无枉才，严于用则少幸进。
今也不然。其所以程士者，止有科举之一途，虽使古豪杰之士若屈原，司马迁，相如，董仲舒，扬雄之徒，舍是亦无由而取之，不谓严乎哉！一日苟得，上之列于侍从，下亦置之郡县；即其黜落而为乡贡者；终身不取解，授之以官，用之又何其宽也！严于取，则豪杰之老死丘壑者多矣；宽于用，此在位者多不得其人也。
流俗之人，徒见夫二百年以来之功名气节，一二出于其中，遂以为科目已善，不必他求。不知科目之内，既聚此百千万人，不应功名气节之士独不得入； 则是功名气节之士之得科目，非科目之能得功名气节之士也。假使士之探筹，第其长短而取之，行之数百年，则功名气节之士亦自有出于探险筹之中者，宁可谓探筹为取士之善法耶！究竟功名气节人物，不及汉唐远甚，徒使庸妄之辈充塞天下。岂天之不生才哉！则取之之法非也。吾故宽取士之法，有科举，有荐举，有太学，有任子，有郡邑佐，有辟召，有绝学，有上书，而用之之严附见焉。
科举之法，其考校仿朱子议，第一场易，诗书为一科，子午年试之；三礼兼大戴为一科，卯年试之；三传为一科，酉年试之。试义各二道，诸经皆兼四书义一道。答义者先条举注疏及后儒之说，既备，然后以“愚按”结之。其不条众说，或条而不能备，竟入已意者，虽通亦不中格。有司有不依章句移文配接命题者，有忌讳丧礼服制不以为题者，皆坐罪。第二场周，程，张，朱，陆六子为一科，孙，吴武经为一科，荀，董，扬，文中为一科，管，韩，老，庄为一科，分年各试一论。第二场左，国三史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宋史，有明实不为一科，分年试史论各一道。答者亦必摭事实而辨是非；若事实不详，或牵连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格。第四场时务策三道。凡博士弟子员遇以上四年仲秋，集于行省而试之，不限名数，以中格为度。考官聘名儒，不论布衣，在位，而以提学主之。明年会试，经子，史科，亦依乡闱分年，礼部尚书知贡举。登第者听宰相鉴别，分置六部各衙门拔其尤者为各部主事，落第者退为弟子员，仍取解试而后得入礼闱。
荐举之法：每岁郡举一人，与于待诏之列，宰相以国家疑难之事问之。观其所对，令廷臣反覆诘难，如汉之贤良，文学以监铁发策是也。能自理其说者，量才官之；或假之职事，观其所效而后官之。若庸下之材剿说欺人者，举主坐罪，其人报罢。若道德如吴与弼，陈献章，则不次待之，举主受上赏。
太学之法：州县学每岁以弟子员之学成者，列其才能德艺以上之，不限名数，缺人则止。太学受而考之，其才能德艺与所上不应者，本生报能。凡士子之在学者，积岁月累试，分为三等：上等则同登第者，宰相分之为侍中属吏；中等则不取解试，竟入礼闱；下等则罢归乡里。
任子之法：六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州县学，补博士弟子员；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则出学。三品以上，其子十有五年皆入太学；若教之十五年而无成则出学。今也大夫之子无庶民之子同试；提学受其请托，是使其始进不以正；不受其请托，非所以优门第也。公卿之子不论其贤否而仕之；贤者则困于常调，不贤者而使之在民上，既有害于民，亦非所以爱之也。
郡县佐之法：郡县各设六曹，提学试弟子员之高等者分置之，如户曹管赋税出入，礼曹主祀事，乡饮酒，上下吉凶之礼，兵现统民户所出之兵，城守，捕寇，工曹主郡邑之兴作，刑曹主刑狱，吏曹主各之迁除资俸也。满面三考升贡太学，其才能尤著者，补六部各衙门属吏。凡廪生皆罢。
辟如之法：宰相，六部，方镇及各省巡抚，皆得自辟其属吏，试以职事，如古之摄官。其能显著，然后上闻即真。
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望，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
上书有二：一，国家有大事或大奸，朝廷之上不敢言而草野言之者，如唐刘箦，宋陈亮是也，则当处以谏职。若为人嗾使，因而挠乱朝政者，如东汉牢修告捕党人之事，即应处斩。一，以所著书进览，或他人代进，看详其书足以传世者，则兴登第者一体出身。若无所发明，篡集旧书，且是非谬乱者，如今日赵宦光说文长条，刘振识大编之灯，部帙虽繁，却其书而遣之。
建都
或问：北都之亡忽忽焉，其故何也？曰：亡之道不一，而建都失算，所以不可救也。夫国祚中危，何代无之。安禄山之祸，玄宗幸蜀；吐蕃之难，代宗幸陕；朱此之乱，德宗幸奉天；以汴京中原四达，就使有急而形势无所阻。当李贼之围京城也，毅宗亦欲南下；而孤悬绝北，音尘不贯，一时既不能出，出亦不能必达，故不得已而身殉社稷。向非都燕，何遽不及三宗之事乎。
或曰：自永乐都燕，历十有四代，岂可以一代之失，遂议始谋之不善乎？曰：昔人之治天下也，以治天下为事，不以失天下为事者也。有明都燕不过二百年，而英宗狩于土木，武宗困于阳和，景泰初京城受围，嘉靖二十八年受围，四十三年边人阑入，崇祯间京城岁岁戒严。上下精神敝于寇至，日以失天下为事，而礼乐政教犹足观乎。江南之民命竭于输轹，大府之金钱靡于河道，皆都燕之为害也。
或曰：有王者起，将复何都？曰，金陵。或曰：古之言形胜者，以关中为上，金陵不与焉，何也？曰：时不同也。秦，汉之时，关中风气会聚，田野开辟，人物仇盛；吴楚方脱蛮夷之号，风气朴略，故金陵不能与之争胜。今关中人物不及吴会久矣，又经流寇之乱，烟火聚落，十无二三，生聚教训，故非一日之所能移也。而东南粟帛，灌输天下；天下之有吴会，犹富室之有仓库匮箧也。今夫千金之子，其仓库匮箧必身亲守之，而门庭则以委之仆妾。舍金陵而勿都，是委仆以仓库匮箧；昔日之都燕，则身守夫门庭矣。曾谓治天下而智不千金之子若与！
方镇
今封建之事远矣；因时乘势，则方镇可复也。自唐以方镇亡天下，庸人狃之，遂为厉阶。然原其本末则不然。当太宗分置节度，皆在边境，不过数府；其带甲十万，力足以控制寇乱。故安禄山朱泓皆凭方镇而起，乃制乱者亦藉方镇。其后析为数十，势弱兵单，方镇之兵不足相制，黄巢，朱温遂决裂而无忌。然则唐之所以亡，由方镇之弱，非由方镇之强也。是故封建之弊，强弱吞并，天子之政教有所不加；郡县之弊，疆场之害苦无已时。欲去两者之弊，使其并行不悖，则沿边之方镇乎。
宜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延绥俱设方镇，外则云贵亦依此例，分割附近州县属之。务令其钱粮兵马，内足自立，外足捍患；田赋商税，听其微收，以充战守之用；一切政教张弛，不从中制；属下官员亦听其自行辟召，然后名闻。每年一贡，三年一朝，终其世兵民辑睦，疆场宁谧者，许以嗣世。
凡此则有五利：令各边有总督，有巡抚，有总兵，有本兵，有事复设经略，事权不一，能者坏于牵制，不能者易于推委；权梧旦夕之间，掩饰章奏之上，其未至溃决者，直须时耳。统帅专一，独任其咎，则思虑自周，战守自固，以各为长子孙之计；一也。国家一有紧急，常竭天下之财，不足供一方之用；今一方之材自供一方；二也。边镇之主兵常不如客兵，故常以调发致乱，天启之奢酋，崇祯之莱围是也；今一方之兵自供一方；三也。治兵措饷皆出朝廷，常以一方面动四方；既各有专地，兵食不出于外，即一方不宁，他方宴如；四也。外有强兵，中朝自然顾忌； 山有虎豹，藜藿不采；五也。
田制一
昔者禹则坏定赋，周官体国经野，则是夏之所定者，至周已不可为准矣。当是时，其国之君，于其封疆之内田土之肥瘠，民口之众寡，时势之迁改，视之为门以内之事也。
非田既坏，汉初十五而税一，文景三十而税一，光武初行什一之法，后亦三十而税一。盖土地广大，不能缕分区别；总其大势，使瘠土之民不至于甚困而已。是故合九州之田，以下下为则；下下者不困，则天下之势相安，吾亦可无事于缕分区别而为则坏经野之事也。夫三十而税一，下下之税也；当三代之盛，赋有九等，不能尽出于天下；汉独能为三代之所不能为者，岂汉之德过于三代欤？古者井田养民，其田皆上之田也；自秦而后，民所自有之田也；上既不能养民，使民自养，又从而赋之，虽三十而税一，较之于古亦未尝为轻也。
至于后世，不能深原其本末，以为什一而税，古之法也；汉之省赋，非通行长久之道，必欲合于古法。九州之田，不授于上而赋以什一，则是以上上为则也。以上上为则，而民焉有不困者乎。汉之武帝，度支不足，至于卖爵，贷假，榷酤，算缗，监铁之事无所不举，乃终不敢有加于田赋者，彼东郭，咸阳，孔仅，桑弘羊，计虑犹未熟与？然则什而税一，名为古法，其不合于古法甚矣。而兵兴之世，又不能守其什一者；其赋之于民，不任田而任用，以一时之用制天下之赋，后王因之；后王既衷，又以其时之用制天下之赋，而后王又因之。呜呼，吾见天下之赋日增，而后之为民者日困于前。
儒者曰：井田不复，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敝矣。孰知魏晋之民又困于汉唐，宋之民又困于魏晋，则天下之害民者，宁独在井田之不复乎！今天下之财赋出于江南；江南之赋至钱氏而重，宋未尝改；至张士诚而又重，有时亦未尝改。故一亩之赋，自三斗起科至于七斗，七斗之外，尚有官耗私增。计其一岁之获，不过一石，尽输于官，然且不足。乃其所以至此者，因循乱世苟且之术也。吾意有王者起，必当重定天下之赋；重定天下之赋，必当以下下为则而后合于古法也。
或曰：三十而税一，国用不足矣。夫古者千里之内，天子食之；其收之诸侯之贡者，不能十之一。今郡县之赋，郡县食之不能什之一，其解运至于京师者十之九。彼收其十之一者尚无不足，收其十九者而反尤之乎！
田制二
自井田之废，董仲舒有限民名田之议，师丹，孔光因之，令民名田无过三十顷，期尽三年而犯者没入之。其意虽善；然古之圣君，方授田以养民，今民所自有之田，乃复以法夺之；授田之政未成而夺田之事先见，所谓行一不义而不可为也。或者谓夺富民之田则生乱，欲复井田者，乘大乱之后土旷人稀而后可；故汉高祖之灭秦，光武之乘汉，可为而不为为足惜。夫先王之制井田，所以遂民之生，使其繁庶也。今幸民之杀戮，为其可以便吾事；将使田既井而后，人民繁庶，或不能于吾制无龃龉，岂反谓之不幸与？
后儒言井田必不可复者，莫详于苏洵；言井田必可复者，莫切于胡翰，方孝孺。洵以用路，浍道，洫涂，沟畛，遂径之制，非穷数百年之力不可。夫诚授民以田，有道路可通，有水利可修，亦何必拘泥其制度疆界之末乎？凡苏洵之所忧者，皆非为井田者之所急也。胡翰，方孝孺但言其可复，其所以复之之法亦不能详。余盖于卫所之屯田，而知所以复井田者亦不外于是矣。世儒于屯田则言可行，于井田则言不可行，是不知二五之为十也。
每军拔田五十亩，古之百亩也；非即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乎！五十亩科正粮十二石，听本军支用，馀粮十二石，给本卫官军俸粮，是实徵十二石也。每亩二斗四升，亦即周之乡遂用贡法也。天下屯田见额六十四万四千二百四十三顷，以万厉六年实在田土七百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二十八亩律之，屯田居其十分之一也；授田之法未行者，特九分耳。由一以推之九，似亦未为难行。况田有官民；官田者，非民所得而自有者也。州县之内，官田又居其十分之三。以实在田土均之，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每户授田五十亩，尚馀田一万七千三十二万五千八百二十八亩，以听富民之所占，则天下之田自无不足，又何必限田，均田之纷纷，而徒为困苦富民之事乎？故吾于屯田之行，而知井田之必可复也。
难者曰：屯田既如井田，则屯田之军日宜繁庶，何以有销耗也？曰：此其说有四：屯田非土著之民，虽授之田，不足以挽其乡土之思，一也。又令少壮者守城，老弱者屯种，夫屯种而任之老弱，则所获几何；且彼见不屯者之未尝不得食也，亦何为而任其劳苦乎！二也。古者什而税一，今每亩二斗四升，计一亩之入不过一石，则是什税二有半矣，三也。又征收主自武人而郡县不与，则凡刻剥其军者何所不为，四也。而又何怪乎其消耗与！
田制三
或问井田可复，既得闻命矣；若夫定税则如何而后可？曰：斯民之苦暴税久矣，有积累莫返之害，有所税非所出之害，有田土无等第之害。
何谓积累莫返之害？三代之贡，助，彻，止税田土而已。魏晋有户调之名，有田者出租赋，有户者出布帛，田之外复有户矣。唐初立租庸调之法，有田则有租，有户则有调，有身则有庸，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麻，户之外复有丁矣。杨炎变为两税，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虽租庸调之名浑然不见，其实并庸调而入于租也。相沿至宋，未尝减庸调于租内，而复敛丁身钱米。后世安之，谓两税，租也，丁身，庸调也，岂知其为重出之赋乎。使庸调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杨炎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有明两税，丁口而外，有力差，有银差，盖十年而一值。嘉靖末行一条鞭法，通府州县十岁中夏税，秋粮，存留，起运之额，均徭，里甲，土贡，顾募，加银之例，一条总征之，使一年而出者分为十年，及至所值之年一如馀年，是银力二差又并入于两税也。未几而里甲之值年者。杂役仍复纷然。其后又安之，谓条鞭，两税也，杂役，值年之差也，岂知其为重出之差乎。使银差，力差之名不去，何至是耶。故条鞭之利于一时者少，而害于后世者大矣。万历间，旧饷五百万，其末年加新饷九百万，崇祯间又增练饷七百三十万，倪元璐为户部，合三饷为一，是新饷，练饷又并入于两税也。至今日以为两税固然，岂知其所以亡天下者之在斯乎。使练饷，新饷之名不改，或者顾名而思义，未可知也；此又元璐不学无术之过也。嗟乎。税额之积累至此，民之得有其生也亦无几矣。今欲定税，须反积累以前而为之制。授田于民，以什一为则；未授之田，以二十一为则；其户口则以为出兵养兵之赋；国用自无不足，又何事于暴税乎。
何谓所税非所出之害？古者任土作贡，虽诸候而不忍强之以其地之所无，况于小民乎。故赋谷米，田之所自出也；赋布帛，丁之所自为也。其有纳钱者，后世随民所便；布一条，直钱一千，输官听为九百，布直六百，输官听为五百；此之民间，反从降落。是钱之在赋，但与布帛通融而已。其田土之赋谷米，汉唐以前未之有改也。及杨炎以户口之赋并归田土，于是布帛之折钱者与谷米相乱，亦遂不知钱之非田赋矣。宋隆兴二年，诏温台处徽不通水路，其二税物帛，许依折法以银折输。盖当时钱价低下，其许以折物制者，亦随民所便也。然按熙宁税额，两税之赋银者六万一百三十七两而已，而又谷钱之时常平就妗，故虽赋银，亦不至于甚困。有明自漕粮而外，尽数折银；不特折钱之布帛为银，而历代相仍不折之谷米，亦无不为银矣；不特谷米不听上纳，即欲以钱准银，亦有所不能矣。夫以钱为赋，陆贽尚曰“所供非所业，所业非所供”，以为不可，而况以角为赋乎。天下之银既竭，凶年田之所出不足以上供；丰年田之所出足以上供，折而为银，则仍不足以上供也；无乃使民岁岁皆凶年乎。天与民以丰年而上复夺之，是有天下者之所以斯大林民为雠也。然则圣王者而天下，其必任土所宜，出百谷者赋百谷，出桑麻者赋布帛，以至杂物皆赋其所出，斯民庶不至困瘁尔。
何谓田土无等第之害？周礼大司徒，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是九则定赋之外，先王又细为之等第也。今民间田土之价，悬殊不啻二十倍，而有司之征收，尽以一则，至使不毛之地岁抱空租，亦有岁岁耕种，而所出之息不偿牛种，小民但知其为瘠土，向若如古法休一岁，二岁，未始非沃土矣。官府之催科不暇，虽欲易之，恶得而易之，何怪夫土力之日竭乎。吾见有百亩之田而不足当数十亩之用者，是不易之为害也。今丈量天下田土，其上者依方田之法，二百四十步为一亩，中者以四百八十步为一亩，下者以七百二十步为一亩，再酌之于三百六十步，六百步为亩，分之五等。鱼鳞册字号，一号以一亩准之，不得赘以奇零；如数亩而同一区者不妨数号，一亩而分数区者不妨一号。使田土之等第，不在税额之重轻而在丈量之广狭，则不齐者从而齐矣。是故田之中下者，得更番而作以收上田之利；如其力有馀也而悉耕之，彼二亩三亩之入，与上田一亩较量多寡，亦无不可也。
兵制一
有明之兵制，盖亦三变矣；卫所之兵变而为召募，至崇祯弘光间又变而为大将之屯兵。卫所之弊也，官军三百十三万八千三百皆仰食于民，除西北边兵三十万外，其所以御寇定乱者，不得不别设兵以养之。兵分于农，然且不可，乃又使军分于兵，是一天下之民养两天下之兵也。召募之弊也，如东事之起，安家行粮马匹甲仗费数百万金，得兵十馀万而不当三万之选，天下已骚动矣。大将屯兵之弊也，拥众自卫，与敌为市；抢杀不可问，宣召不能行，率我所养之兵反而攻我者，即其人也。有明之所以亡，其不在斯三者乎。
议者曰：卫所之为召募，此不得已而行之者也；召募之为大将屯兵，此势之所趋而非制也。原夫卫所，其制非不善也；一镇之兵足守一镇之地，一军之田足赡一军之用，卫所屯田，盖相表里者也。其后军伍销耗，耕者无人，则屯粮不足，增以客兵；坐良者众，则屯粮不足，于是益之以民粮，又益之以监粮，又益之以京运，而卫所之制始破坏矣。都燕而后，岁漕四百万石，十有二统领卫一百四十旗，军十二万六千八百人，输年值运，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是岁有二十五万三千六百不耕而食之军矣。此又卫所之制破坏于输挽者也。中都大宁山东河南附近卫所，输班上操，春班以三月至八月还，秋班以九月至二月还，有月粮，有行粮，一人兼二人之食，是岁有二十馀万不耕而食之军矣。此又卫所之制破坏于班操者也。一边有事则调各边之军，应调者食此边之新饷，其家口又支各边之旧饷，旧兵不归，各边不得不补，补一名又添一名之新饷，是一兵而有三饷也。卫所之制，至是破坏而不可支矣。凡此皆末流之弊，其初制岂若是哉。
为说者曰：末流之弊，亦由其制之不善所致也；制之不善，则军民之太分也。凡人膂力不过三十年，以七十为率，则四十年居其老弱也。军既不得复还为民，则一军之在伍，其为老弱者亦复四十年，如是而焉得不销耗乎。乡井之思，谁则无有；今以谪发充之，远者万里，近者千馀里，违其土性，死伤穷窜十常八九，如是而焉得不消耗乎。且都燕二百馀年，天下之财莫不尽取以归京师，使用权东南之民力竭者，非军也耶。
或曰：畿甸之民大半为军，今计口而给之，故天下有荒岁而畿甸不困，此明知其无益而不可已者也。曰：若是则非养兵也，乃养民也。天下之民不耕而待养于上，则天下之耕者当何人哉。东南之民奚罪焉。夫以养军之故至不得不养成及于民，犹可谓其制之善与。
余以为天下之兵当取之于口，而天下为兵之养当取之于户。其取之口者，教练之时五十而出二，调发之时五十而出一。其取之户也，调发之兵十户而养成一，教练之兵则无资于养成。如以万历六年户口数目言之，人口六千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五十六，则得兵一百二十一万三千八百五十七人矣；人户一千六十二万一千四百三十六，则可养兵一百六万二千一百四十三人矣。夫五十口而出一人，则其役不为重，一十户而养一人，则其费不为难；而天下之兵满一百二十愉万，亦不为少矣。王畿之内，以二十万人更入卫，然亦不过千里，假如都金陵，其入卫者但尽金陵所属之郡邑，而他省不与焉。金陵人口一千五十万二千六百五十一，则得胜兵二十二万五百；以十万各守郡邑，以十万入卫，次年则以守郡邑者入卫，以入卫者归守郡邑，又次年则调发其同事教练之兵，其已经调发者则在粮归家，但听教练而已。夫五十口而出一人，而又四年方一行役，以一人计之，二十岁而入伍，五十岁而出伍，始终三十年，止历七践更耳，而又不出千里之远；则为兵者其任亦不为过劳。国家无养兵之费则国富，队伍无老弱之卒则兵强。人主欲富国强兵而兵民太分，唐宋以来但有彼善于此之制，其受兵之害，未尝不与有明同也。
兵制二
国家当承平之时，武人至大帅者，干谒文臣，即其品级县绝，亦必戎服，左握刀，右属弓矢，帕首褥鞭，趋入庭败，其门状自称走狗，退而与其仆隶齿。兵兴以后，有言于天子者曰：今日不重武臣，故武功不立。于是毅宗皇帝专任大帅，不使文臣节制。不二三年，武臣拥众，与贼相望，同事虏略。李贼入京师，三辅至于青齐诸镇，栉比而营；天子封公侯结其欢心，终莫肯以一矢入援。呜呼，毅宗重武之效如此。
然则武固不当重与？曰：毅宗轻武而不重武者也。武之所重者将：汤之伐桀，伊尹为将；武之入商，太公为将；晋作六军，其为将者皆六卿之选也。有明虽失其制，总兵皆用武人，然必听节制于督抚或经略。则是督抚，经略，将也，总兵，偏裨也。总兵有将之名而无将之实，然且不可，况竟与之以实乎。夫安国家，全社稷，君子之事也；供指使，用气力，小人之事也。国家社稷之事，孰有大于将；使小人而优为之，又何贵乎君子耶。今以天下之大托之于小人，为重武耶，为轻武耶？是故与毅宗从死者，皆文臣也。当其时，属之以一旅，赴贼俱死，尚冀十有一二相全，何至自殊城破之日乎！是故建义于郡县者，皆文臣及儒生也。当其时，有所藉手以从事，胜负亦未可知，何至驱市人而战，受其屠醢乎！彼武人为大帅者，方且飚浮云起，昔之不敢一当敌者，乘时易帜，各以利刃而齿腐朽，鲍永所谓以其众幸富贵矣，而后知承平之时待以仆隶者之未为非也。
然则彭越，黥布非古之良将与？曰：彭越，黥布，非汉王将之者也；布越无所藉于汉王而汉王藉之，犹治病者之服鸟喙藜芦也。人见彭越黥布之有功而欲将武人，亦犹见鸟喙藜芦之愈病而欲以为服食也。彼粗暴之徒，乘世之衰，窃乱天常，吾可以权授之，使之出落钤键也哉！然则叔孙通专言斩将搴旗之士，儒生无所言进，何也？曰：当是时，汉王已将韩信，彼通之所进者，以首为首，以力搏力之兵子耳，岂所谓将哉！然则壮健轻死善系刺者，非所贵与？曰：壮健轻死善击刺之在人，犹精致屡利之夺器甲也。弓必欲无爵，冶必欲援胡之称，甲必欲上旅下旅札续之坚，人必欲壮健轻死善击刺，其道一也。器甲之精致犀利，用之者人也；人之壮健轻死善击刺者，用之者将也。今以壮健轻死善击刺之人而可使之为将，是精致犀利之器甲可以不待人而战也。
兵制三
唐宋以来，文武分为两途，然其职官，内而枢密，外而困帅州军，犹文武参用。惟有明截然不相出入；文臣之督抚，虽与军事而专任节制，与兵士离而不属。是故莅军者不得计饷，计饷者不得莅军；节制者不得操兵，操兵者不节制；方自以犬牙交制，使其势不可为叛。夫天下有不可叛之人，未尝有不可叛之法。杜牧所谓：“圣贤才能多闻博识之士。”此不可叛之人也。豪猪健狗之徒，不识礼义，喜虏掠，轻去就，缓则受吾节制，指顾簿书之间，急则拥兵自重，节制之人自然随之上下。试观宗祯时，督抚曾有不为大帅驱使者乎？此时法未尝不在，未见其不可叛也。
有明武职之制，内设都督府，都指挥使，指挥使，各系以同知，佥事及千户，百户，镇抚之级；行伍有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千把总之名。宜悉罢平时职级，只存行伍。京营之兵，兵部尚书即为总兵，侍郎即为副将，其属郎官即分任参游。设或征讨，将自中出，侍郎挂印而总兵事，郎官从之者一如京营，或用巡抚为将，巡抚挂印，即以副将属之参政，参将属之郡守，其行间战将勇略冠军者即参用于其间。苟如近世之沈希仪，万表，俞大猷，戚继光，又未尝不可使之内而兵部，外而巡抚也。
自儒生久不为将，其视用兵也，一以为尚力之事，当属之豪健之流；一以为阴谋之事，当属之倾危之士。夫称戈比士立矛者，士卒之事而非将帅之事也；即一人以力闻，十人而胜之矣。兵兴以来，田野市井之间膂力稍过人者，当事即以奇士待之，究竟不当一卒之用。万历以来之将，掩败饰功，所以欺其君父者何所不至，亦可谓之倾危矣；乃止能施之君父，不能施之寇敌。然则今日之所以取败亡者，非不足力与阴谋可知矣。使文武合为一途，为儒生者知兵书战策非我分外，习之而知其过高之论，为武夫者知亲上爱民为用武之本，不以粗暴为能，是则皆不可叛之人也。
财计一
后之圣王而欲天下安富，其必废金银乎？
古之征贵征残，以粟帛为俯仰。故公上赋税，有粟米之征，布缕之征是也；民间市易，诗言“握粟出仆”，孟子言“通工易事，男粟女布”是也。其时之金银，与珠玉无异，为馈问器饰之用而已。三代以下，用者粟帛而衡之以钱，故钱与粟帛相为轻重。汉章帝时，欲帛价贵，张林言：“此钱多故也，宜令天下悉以布帛为租，市贾皆用之，封钱勿出，物皆贱矣。”魏明帝时，废钱用谷。桓玄辅晋，亦欲废钱。孔琳之曰：“先王制无用之货以通有用之财，此钱之所以嗣功龟贝也。谷帛本充充衣食，分以为货，劳毁于商贩之手，耗弃于割截之用，此之为弊，著自曩昔。”然则昔之有天下者，虽钱与谷帛杂用，犹不欲使其重在钱也。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馀州郡杂以谷帛，交广之域全以金银为货。陈用钱兼以锡钱粟帛，岭南多以盐米布，交易不用钱。北齐冀州之北，钱皆不行，交贸者皆绢布。后周河西诸郡或用西域金银钱，而官不禁。唐时民间用布帛处多，用钱处少。大历以前，岭南用钱之外，杂以金银，丹砂，象齿。贞元二十年，命市井交易，以绫罗绢布杂货与钱兼用。宪宗诏天下有银山必有铜，唯银无益于人，五岭以北，采银一两者流他州，官吏论罪。元和六年，贸易钱十缗以上参布帛。太和三年，饰佛像许以金银，唯语汇得用铜。四年，交易百缗以上者，粟帛居半。按唐以前，自交广外，上而赋税，下而市易，一切无事于金银，其可考彰彰若是。
宋元丰十二年，蔡京当国，凡以金银丝帛等贸易勿受，夹锡钱者以法惩治。盖其时有以金银为用者矣。然重和之令，命官之家，留见钱二万贯，民庶半之；馀限二年听易金银之类。则是市易之在下者，未始不以钱为重也。绍兴以来，岁额金一百二十八两，银无额，七分入内库，三分归有司。则是赋税之在上者，亦未始以金银为正供，为有司之经费也。及元起北方，钱法不行，于是以金银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而金银遂为流通之货矣。
明初亦尝禁金银交易，而许以金银易钞于官，则是罔民而收其利也，其谁信之！故至今日而赋税市易，银乃单行，以为天下之大害。盖银与钞为表里，银之力绌，钞以舒之，故元之税粮，折钞而不折银。今钞既不行，钱仅为小市之用，不入贡赋，使百务并于一途，则银力竭。元又立提举司，置淘金户，开设金银场，各路听民煸炼，则金银之出于民间者尚多。今矿所封闭，间一开采，又使宫奴主之，以入大内，与民间无与，则银力竭。二百馀年，天下金银，纲运至于燕京，如水赴壑。承平之时，犹有商贾官吏返其十分之二三，多故以来，在燕京者既尽泄之边外，而富商，大贾，达官，猾吏，自北而南，又能以其资力尽敛天下之金银而去，此其理尚有往而复返者乎？
夫银力已竭，而赋税如故也，市易如故也，皇皇求银，将于何所。故田土之价，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坏瘠与？曰：否。不能为赋税也。百货之价，亦不当异时之什一，岂其物阜与？曰否。市易无资也。当今之世，宛转汤火之民，即时和年丰无益也，即劝农沛泽无益也，吾以为非废金银不可。废金银，其利有七：粟帛之属，小民力能自致，则家易足，一也。铸钱以通有无，做者不息，货无匮竭，二也。不藏金银，无甚贫甚富之家，三也。轻赍不便，民难去其乡，四也。官吏赃私难覆，五也。盗贼肢箧，负重易迹，六也。钱钞路通，七也。然须重为之禁，盗矿者死刑，金银市易者以盗铸钱论而后可。
财计二
钱币所以为利也；唯无一时之利，而后有久远之利。以三四钱之费得十钱之息，以尺寸之楮当金银之用，此一时之利也。使封域之内，常有千万财用流转无穷，此久远之利也。后之治天下者，常顾此而失彼，所以阻坏其始议也。
有明欲行钱法而不能行者：一曰惜铜爱工，钱既恶薄，私铸繁兴；二曰折二折三，当五当十，制度不常；三曰铜禁不严，分造器皿；四曰年号异文；此四害者，昔之所同；五曰行用金银，货不归一；六曰赏赉，赋税，上行于下，下不行于上。昔之害钱者四，今之害钱者六。故今日之钱，不过资小小贸易，公私之利源皆无赖焉；是行钱与不行等也。诚废金银，使货物之衡尽归于钱；京省各设专官鼓铸；有铜之山，官为开采；民间之器皿，寺观之像设，悉行烧毁入局； 千钱以重六角四两为率，每钱重一钱；制作精工，样式画一，亦不必冠以年号；除田土赋粟帛外，凡监酒征榷，一切以钱为税：如此而患不行，吾不信也。
有明欲行钞法而不能行者，崇祯间，桐城诸生蒋臣，言钞法可行，岁造钞三千万贯，一贯直一金，岁可得金三千万两。户部侍郎王鳌永主其说，且言初年造五千万贯，可得五千万两，所入既多，将金与土同价。上特设内宝钞局，昼夜督造，募商发卖，无肯应者。大学士将德景言，以一金易一纸，愚者不为。上以高皇帝之行钞难之。德景曰：“高皇帝似亦神道设教，然尝赐折奉而已，固不曾用之兵饷也。”按钞起于唐之飞钱，犹太人今民间之会票也；至宋而始官制行之。然宋之所以得行者，每造一界，备本钱三十六万缗，而又佐之以监酒等项。盖民间欲得钞，则以钱钱入库；欲得钱，则以钞入库；欲得监酒，则以钞入诸务；故钞之在手，与见钱无异。其必限之以界者，一则官之本钱，当使与所造之钞相准，非界则增造无艺；一则每界造钞若干，下界收钞若干，诈伪易辨，非界则收造无数。宋之称提钞法如此。即元之所以得行者，随路设立官库，贸易金银，平准钞法。有明宝钞库，不过倒收旧钞，凡称提之法俱置不讲，何怪乎其终不行也！毅宗言利之臣，不详其行坏钞之始末，徒见尺楮张氏居然可当金银，但讲造之之法，不讲行之之法。官无本钱，民何以信。官民使用，在关即以之抵商税，在场即以之易监引，亦何患其不行。且诚废金银，则谷帛钱缗，不便行远，而囊括尺寸之钞，随地可以变易，在仕宦商贾又不得不行。德景不言钞与钱货不可相离，而言神道设教，非兵饷之用；彼行于宋元，何不深考乎！
财计三
治天下者既轻其赋敛矣，而民间之习俗未去，蛊惑不除，奢侈不革，则民仍不可使富也。
何谓习俗？吉凶之礼既亡，则以其相尚者为礼。婚之筐篚也，装资也，宴会也；丧之含殓也，设祭也，佛事也，宴会也，刍灵也；富者以之相高，贫者以之相勉矣。
何谓蛊惑？佛也，巫也。佛一耳，而有佛之宫室，佛之衣食，佛之役使，凡佛之资生器用无不备，佛遂中分其民之作业矣；巫一耳，而资于楮钱香烛以为巫，资于烹宰以为巫，资于歌吹婆娑以为巫，凡齐蘸祈赛之用无不备，巫遂中分其民之资产矣。
何谓奢侈？其甚者，倡优也，酒肆也，机坊也。倡优之费，一夕而中人之产；酒肆之费，一顿而终年之食；机坊之费，一衣而十夫之援。
故治之以本，使小民吉凶一循于礼；投巫驱佛，吾所谓学校之教明而后可也。治之以末，倡优有禁，酒食有禁，除布帛外皆有禁。今夫通都之市肆，十室而九，有为佛而货者，有为巫而货者，有为倡优而货者，有为奇技淫巧而货者，皆不切于民用；一概痛绝之，亦庶乎救弊之一端也。此古圣王崇本抑末之道。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胥吏
古之胥吏者一，今之胥吏者二。古者府史胥徒，所以守簿书，定期会者也；其奔走服役，则以乡户充之。自王安石改差役为雇役，而奔服役者亦化而为胥吏矣。故欲除奔走服役吏胥之害，则复差役；欲除簿书其会史胥之害，则用士人。
何谓复差役？宋时差役，有衙前，散从，承符，弓手，手力，耆长，户长，壮丁，色目；衙前以主官物，今库子解户之灯；户长以督赋税务局，今坊里长；耆长，弓手，壮丁以逐捕盗贼，今弓兵，捕盗之类；承符，手力，散从以供驱使，今皂隶，快手，承差之类。凡今库子，解户，坊里长皆为差役，弓兵，捕盗，皂隶，快手，承差则雇役也。余意坊里长值年之后，次年仍出一人以供杂役。盖吏胥之敢于为害者，其故有三：其一，恃官司之力，乡民不敢致难；差役者，则知我之今岁致难于彼者，不能保彼之来岁不致难于我也。其二，一为官府之人，一为田野之人，既非同类，自不相顾；差役者，则侪辈尔汝，无所畏忌。其三，久在官府，则根株窟穴牢不可破；差役者，伎俩生疏，不敢弄法，是故坊里长同勾当于官府，而乡民之于坊里长不以为甚害者，则差与雇之分也。治天下者亦视其势。势可以为恶，虽禁之而有所不止；势不可以为恶，其止之有不待禁也。差役者，固势之不可以为恶者也。议者曰：自安石变法，终宋之世欲复之而不能，岂非以人不安于差役与？曰：差役之害，唯有衙前，故安石以雇募救之。今库子，解户且不能不仍于差役，而其无害者顾反不可复乎？宋人欲复差役，以募钱为害；吾谓募钱之害小，而胥吏之害大也。
何谓用士人？六部院寺之吏，请以进士之观政者为之，次及任子，次及国学之应仕者；满调则出官州县，或历部院属官，不能者落职。郡县之吏，各设六曹，请以弟子员之当廪食者充之；满调则升之国学，或即补六部院寺之吏，不能者终身不听出仕。郡之经历，照磨，知事，县之丞，簿，典史，悉行汰去。行省之法，一如郡县。盖吏胥之害天下，不可枚举，而大要有四：其一，今之吏胥，以徒隶为之，所谓皇皇求利者；而当可以为利之处，则亦何所不至，创为文纲以济其私。凡今所设施之科条，皆出于吏，是以天下有吏之法，无朝廷之法。其二，天下之吏，既无赖子所据，而佐贰又为吏之出身，士人自为异途，羞与为伍；承平之世，士人众多，出仕之途既狭，遂使有才者老死丘壑，非如孔孟之时，委吏，乘田，抱关，击柝之皆士人也。其三，各衙门之佐贰，不自其长辟召，一一铨之吏部，即其名姓且不能偏，况其人之贤不肖乎？故铨部化为谶部，贻笑千古。其四，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洒于法而后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是以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诚使吏胥皆用士人，则一切反是，而害可除矣。且今各衙门之首领官司与郡县之佐贰，在汉则为曹掾之属，其长皆得自辟，即古之吏胥也。其后选除出自吏部，其长复自设曹掾以为吏曹；相沿至今，曹掾之名既去，而吏胥之实亦亡矣。故今之吏胥，乃曹掾之重出者也。吾之法，亦使曹掾得其实，吏胥去其重而已。
奄宦上
奄宦之祸，历汉唐宋而相寻无已，然未有若明之为烈也。汉唐宋有干与朝政之奄宦，无奉行奄宦之朝政。今夫宰相六部，朝政所自出也；而本章之批答，先有口传，后有票拟；天下之财赋，先内库而后太仓；天下之刑狱，先东厂而后法司；其他无不皆然。则是宰相六部，为奄宦春行之员而已。人主以天下为家，故以府库之有为已有，环衙之强为已强者，尚然末王之事。今也衣服，饮食，马匹，甲仗，礼乐，货贿，造作，无不取办于禁城数里之内；而外庭所设之衙门，所供之财赋，亦遂视之为非其有，哓哓而争。使人主之天下不过此禁城数里之内者，皆奄宦为之也。汉唐宋之奄宦，乘人主之昏而后可以得志；有明则格局已定，牵挽相维。以毅宗之哲王，始而疑之，终不能舍之，卒之临死而不能与廷臣一见，其祸未有若是之烈也。
且夫人主之有奄宦，奴婢也；其有廷臣，师友也。所求乎奴婢者使令；所求乎师友者道德。故奴婢以伺喜怒为贤，师友而喜怒其喜怒，则为容悦矣；师友以规过失为贤，奴婢而过失其过失，则为悖逆矣。自夫奄人以为内臣，士大夫以为外臣；奄人既奴婢之道事其主；其主之妄喜妄怒，外臣从而违之者，奄人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其不敬也。”人主亦即以奴婢之道为人臣之道；以其喜怒加之于奄人而受，加之于士大夫而不受，则曰：“夫非尽人之臣与，奈之何有敬不敬也。盖内臣爱我者也，外臣自爱者也。”于是天下之为人臣者，见夫上之所贤所否者在是，亦遂舍其师友之道而相趋于奴颜婢膝之一途。习之既久，小儒不通大义，又从而附会之曰：“君父，天民。”故有明奏疏，吾见其是非甚明也，而不敢明言其是非；或举其小过而遗其大恶，或勉以近事而关于古，则以为事群道当然。岂知一世之人心学术为奴婢之归者，皆奄宦为之也。祸不若是其烈与！
奄宦下
奄宦之如毒药猛兽，数千年以来，人尽知之矣；用卒遭其裂肝碎首者，曷故哉？岂无法以制之与？则由于人主之多欲也。夫人主受命于天，原非得已；故许由，务光之流，实见其以天下为桎梏而掉臂去之。岂料后世之君，视天下为娱乐之具。崇其宫室外，不得不以女谒充之；盛其女谒，不得不以奄寺守之；此相因之势也。
其在后世之君，亦何足责。而郑玄之注周礼也。乃谓女御八十一人当九夕，世妇二十七人当三夕，九嫔九人当一夕，三夫人当一夕，后当一夕，其视古之贤王与后世无异，则是周礼为诲淫之书也。孟子曰：：“侍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是时齐梁秦楚之君，共为奢僭，东西二周且无此事。若使为周公遗制，则孟子亦安为固然；得志弗为，则是以周公为舛错矣。苟如玄之为言，王之妃百二十人，妃之下又有侍从，则奄之守卫服役者势当数千人。后儒以寺人隶于冢宰，谓周官深得治奄之法。夫刑馀之人，不顾礼义，凶暴是闻；天下聚凶暴满万，而区区以系属冢宰，纳之钤键，有是理乎？且古今不贵其能治，而贵其能不乱，奄人之众多，即未及乱，亦厝火积薪之下也。
吾意为人主者，自三宫以外，一切当罢，如是，则奄之给使令者，不过数十人而足矣。议者窃尤其嗣育之不广也。夫天下何常之有？吾不能治天下，尚欲避之，况于子孙乎？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是乃流俗富翁之见。故尧舜有子，尚不传之，宋徽宗未尝不多子，止以供金人之屠醢耳。
全祖望跋
明夷待访录一卷，姚江黄太冲征君著。同时顾亭林贻书，叹为王佐之才，如有用之，三代可复。是岁为康熙癸卯，年未六十，而自序称梨洲老人。万西郭为余言：征君自壬寅前，鲁阳之望未绝，天南讣至，始有潮息烟沉之叹，饰巾待尽，是书于是乎出。盖老人之称所自来已。原本不止于止，以多嫌讳弗尽出，今并已刻之板亦毁于火。征君著书兼辆，然散亡者什九，良可惜也。全祖望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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