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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月斋谈《史记》
星期二 十一月 17, 2009 8:18 am
饮月斋谈《史记》
许蔚
有人说一个人他一旦开始回忆往事，就算是真的老了。庆幸的是，老人是智慧的渊薮，几乎全世界的民族都这么看。大家注重的是阅历，也就是过往的经验。历经世事，需要一定的年头，所谓“白头宫女闲坐话玄宗”，靠的是回忆。历史都是过去的事情，所以讲故事的人会说“历史老人告诉我们”。班孟坚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老子传说是周守藏史，生下来就是个老头儿。老子有大智慧，孔子礼老，这是美谈。中国的尊老既是尊重知识，也是尊重历史，这是美德，也是传统，从没有文字到有了文字，我们的历史是独一份。长期以来，国人对自己的历史有这份自豪，这是当然，四大文明，惟有中国几千年来有自己相对完备的历史书写，从未间断，街谈巷议，尧舜禹汤文武周，哪一王传哪一王，哪一代承哪一代，大体而言，从来不需要研究而再研究，这是史官的功劳。当然，每当历史的转关，错综复杂，需挖掘考索方能明了，这又是外话了。
上古的历史，因为上世纪初以来“疑古风”的盛行，早早地被提起了质疑，只是哪一方面都拿不出关键的物证，打打口仗而已，三皇五帝到底有没有，是虚构还是真实，神话传说玄之又玄，却未必就不是历史，到现在也只能说口承历史或许有其可靠的来源，未必尽数捏造。人类的历史，终归是有一段闹不清楚的传说时代的。而三代较之三皇则似乎更为可信，既有白纸黑字，也有考古发掘，有文字，有宫殿，据说连夏朝的大都市都有发现，日本人的抹杀论也就只能抹杀自己了。传世文献如《诗经》、《周易》等等先秦古籍，疑的人多，信的人也多，内容虽然参杂，却都含有夏商周三代的往事。《诗经》讲商人旧事，或许可以看作史诗，有人认为是宋人（商遗民）的作品，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商代的历史叙述。《周易》的编成，掺进去很多事情，有占卜的实际，也有过往的典故，抽离了语境，商人的流离便很有以史为鉴的味道，很多人于是也当作历史来看。《尚书》不用说是一份历史档案的合集（东晋的葛洪早就说《尚书》不过是一些官样文章而已），里面真真假假，争论了上千年。这些东西，《史记》讲三代往往要参考，到民国时的殷墟大发掘，甲骨研究风靡至今，很多人，王国维先生所谓“殷先公先王”都可以在那些占卜记录上找到他们的名字，没有大的出入。至于土里刨出来有名有姓，而史书无明文或述之不详的，因为文献不足征，叙述便往往有所出入，加之写历史的人有所祖述，有所别择，或者省而不书，或者避而不谈，所以史书的记载，如果有新的材料，就需要重新审视。
三代的事情，在司马迁，所闻见颇多，但文献散亡，也不一定什么事都能知道，他又要追求古今之变，天人之际，讲的话就不一定靠谱儿。著名的汲冢古书，晋代盗墓盗出来的战国古书《竹书纪年》，虽然流传到两宋之际就已经散佚了，但就前人所辑存下来的部分而言，五帝且不去说它，夏商周特别是商周大变局，就和《史记》不大一样，小邑周偏处一方，东征西讨，名以讨逆，实以兼并，逐渐坐大，一步一步蚕食大邑商，虽然简省得厉害，读之尤能惊心。司马迁要讲盛衰兴亡，寻求世代迁转的规律，这既是历史，也是道，所谓“君人南面之术”，也就是古为今用，是很务实的观念，所以一切都要为“主义”服务。当这种“以史为鉴”的观念太过浓重的时候，笔上写出来的玩意儿肯定就要有点走样，褒贬都是趋于理想化的，不是也不可能趋于实录。这方面，最好的例子莫过于《春秋》宣二年所记“赵盾弑其君”，这是历代的学者都盛称的所谓“春秋笔法”，如果没有《左传》那么详细的故事，就这么五个字，千年以后的人也就只好被作者牵着鼻子走，以为弑君的人真的就是赵盾了，而真正的凶手赵穿反而用不着背负弑君的恶名。所谓“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强调的还是“法”，是“礼”，是一种观念，跟连死两人的齐太史可不太一样。
古代史书的撰修，就传世文献而言，《春秋》是最早的，传说是孔子所编，作为儒家六经之一，地位很高，其实只不过是鲁国地方的史书，主要记录的是鲁国一国的史事（起鲁隐公元年讫鲁哀公十四年，包括隐、桓、庄、闵、僖、文、宣、成、襄、昭、定、哀等十二公，历二百四十二年），当然也略及他国之事。那时候各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史书，而“春秋”本是各国史书的通称，后来由于儒家的撰述，比如孟子，舆论所及，《春秋》慢慢变成鲁国史的专名。这部《春秋》，作者向来说是孔子，但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人怀疑。不管怎么说，汉代的人普遍推尊为孔子所作，并且把它当作史书的经典范例，影响极其深远。《春秋》出来以后，有三传，《公羊传》、《穀梁传》、《左氏传》，《左传》出现其实很早，但在汉代影响不及前述二传，一直是私学，到很晚才立于学官（一直要等到喜欢《左传》的刘歆出来，在他的鼓动之下，后来才有《左传》博士的设立）。《左传》的作者相传是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是和孔子差不多时代的人，据说是个瞎子，但这只是个传说，就好像瞎了眼的荷马，大约都渊源于巫史不分的想象。在内容上，《左传》基本和《春秋》是相对应的。以三传相比较而言，《左传》的特点是补充了大量的史事，从而使得简略如账簿的《春秋》具有了可读性。所以像关羽这样的武将，可以好读《左传》不释卷，因为有很多战争故事，行军打仗的范例，很生动，不枯燥。从《春秋》到《左传》，叙事的成分加强了，尽管对话时引经据典不厌其烦，但是人物性格的塑造、事件经过的叙述以及场面的展开与雕琢都开始进入了历史的书写，到司马迁作《史记》，《左传》的这种努力则已然全面开花，纪传体史书的出现不仅仅是文体的变革，关键是人成为了历史的主角。
《春秋》是“经”又是“史”，经典的东西，后来人都照着样子做，司马迁作《史记》上起三皇下讫本朝，作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二本纪笼罩全书，可看作是纲领性的东西，不多不少十二篇，整个儿都是仿照《春秋》的“十二公”而来。后来班固根据刘歆《七略》改编成的《汉书•艺文志》，其中《太史公书》百三十篇（也就是《史记》）就放在《六艺略》的《春秋》一类。到班固自己作《汉书》也不例外，同样是十二纪，依然是遵循《春秋》的老传统。“本纪”是为帝王立传，所以到后来也叫“帝纪”，尽管还是依照年代编排，但就客观结果而言国家大事已成为帝王个人形象的附庸。《史记》是通史，不管过去有多少帝王，因为《春秋》十二公，为了照顾这个数字，司马迁只写十二篇，前四篇“五帝”、“夏”、“殷”、“周”都是世代，第五篇“秦”是方国，这五篇中帝王都跟纪年一样不是主角，到“秦始皇”开始才是帝王，又凑上一个“项羽”，接着是“高祖”、“孝文”、“孝景”一直到本朝的“孝武”，这中间还夹了一个“吕太后”。项羽是败寇，吕后是女主，虽然都是历史事实，但以之入“世家”也就够了，而均入于“本纪”，后来班固作《汉书》虽然加了个《惠帝纪》，但是仍然继之以《高后纪》，除了文章结构的考量之外，挥之不去的是“孔子”的伟大身影。
从战国的纷乱到秦的大一统，及二世而秦亡地分，致群雄逐鹿，又以楚汉相争，终使汉一统天下。这期间兵火不绝，大小战役成百上千，战场名将也是不可胜数。要记录这数百年间的人物、事件是很简单的，需要的只是一名书记员，而不是史家。但是要能把这些人物、事件梳理清楚，让人读来不会混淆，一件是一件，不能把秦晋的战争与楚汉的战争写成一个模样，也不能把孙膑、吴起等人写成一个调调，这就需要特别的本事。如果说对战争作全景式的描绘是《左传》开创的优良传统，那么对沙场英雄作个性化的塑造则是《史记》所作的突出贡献。项羽跟刘邦是两个很奇特的人，如果项羽还算有那么一点贵族血统的话，刘邦就只是一个市井小人，他们两个纵横争霸，是平民对贵族的胜利，是前无古人的事情。项羽这个人，身高八尺，目有“重瞳”，司马迁甚至因此怀疑他是舜的后裔，而且膂力过人，能够扛起大鼎，跟商纣王一个样，勇猛得很，用后来评话小说里的话“身高八尺挂零，膀阔腰圆，一双胳膊跟小柱子差不多，力大无穷，碗口粗的铁棒抡起来跟柴火似的，咔嚓一下就给掰折了”来描绘项羽，大概也不过分。他们家过去世代为楚国的大将，到项羽的时候虽然早就是一介布衣了，但是他们家还保持着世家的传统，所以他有机会学习书法跟剑术。但是他没有那个心思，他说：“会写名字就可以了，练书法有什么用？击剑嘛，只能敌一人。要学就学能敌万人的东西”。于是他的叔父项梁就教他学习兵法，但也就是三分钟热度，刚开始还挺认真，日子常了又耐不住性子，所以学得也不是太好，粗通而已。后来秦始皇出行，他跟着项梁去看，指着说“彼可取而代之”，吓得项梁忙堵上他的嘴。这是《项羽本纪》刚开头的内容，简单的一两件事情勾勒出项羽的个性，顽劣而又鲁莽，显然这也是后来小说家笔下典型的猛将形象，张飞、李逵、陈咬金、李元霸等等，身上或多或少都有着《史记》中项羽的魅影。至于项梁，则是非常的小心，后来因为杀了人，跑到吴地去，日常事务都照兵法安排。后来陈胜、吴广造了反，会稽太守找来项梁商量，也打算乘机起事：
秦二世元年七月，陈涉等人在大泽乡揭竿造反。那年九月，会稽太守跟项梁说：“大江以西都造了反，这正是上天要灭亡大秦的好时机。我听说先发则可制人，后发则会制于人。我想要发兵，让你和桓楚来率领”。当时，桓楚正逃亡在外。项梁说：“桓楚跑了，谁也不知道他到哪里去了，只有项羽知道。”于是项梁跑出来，告诫项羽带着剑在外面等候。项梁再进去，跟太守坐在一起，说：“那么请你叫项羽来，让他领命去找桓楚吧。”太守说：“诺。”项梁便把项羽叫了进来。项梁立马给项羽使了个眼色，说：“可行矣！”项羽掏出宝剑，一转眼的工夫，太守就人头落地了。于是，项梁提着太守的人头，身佩太守的印绶，走了出来。太守门下的这些个宾客们全都大惊失色，乱成一团，项羽则挥剑乱砍，又杀死数十百人。于是一府上下全都战战兢兢趴在地上默不作声，也没有谁敢起来。项梁便把以前所熟识的那些豪士、官员找来，告诉他们说这么干是为了起大事，于是便在吴举起了义旗。之后便派人从地方上收罗兵员，得到精兵八千人。项梁任命这些吴中的豪杰为校尉、候、司马。惟有一人没有得到任命，自己去找项梁理论。项梁说：“先前我有事吩咐你去办理，结果你没有办成，因此不任用你。”大家听说后，无不心服。
项梁的老谋深算加上项羽过人的勇猛，生死存亡的紧张场面，是后来的历史演义小说以及英雄传奇小说所必备的单元，几千年来从没有变化，到现在拍电视、拍电影往往也要套用。其实，这一事件，简单来说就是项梁等人在会稽造反，传统的史书记录了这个也就够了。而司马迁的功绩便在于，将历史事件像写小说一样生动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历史人物不再只是历史事件中千人一面的一个符号，而是具有独特个性的活生生的人。项羽的个性是如此鲜明，一举手一投足，从开始到结尾，一个刚愎自用的莽夫，随随便便就可以杀死上百人，大吼一声连马都要吓瘫在地，这是什么样的气概！然而就是这个盖世的霸王，鸿门宴上，却又踌躇不能定，以妇人之仁，不仅没有能杀掉刘邦，还失言害曹无伤丢了脑袋，虽追悔而莫能及。到后来兵败垓下，终于无路可走，英雄末路，美人迟暮，战争配爱情，革命加浪漫，俗套中的俗套，可是谁也不会因为他是坑杀降卒的魔王、火烧咸阳的强盗而不为他落泪。
项羽帅军在垓下安营扎寨，士兵剩下不多了，兵粮也耗尽了。这时候，汉军和其他诸侯的军队把他们严严实实地围了好几层。那晚，听见四周围的汉军士兵都哼唱着楚地的歌谣，项羽大惊失色，说：“难道汉军已经攻占楚地了吗？怎么会有这么多楚人！”于是他从床上爬起来，坐在帐中喝起了闷酒。他有个名叫虞的美人，常常临幸，跟在他身边；还有匹名叫骓的骏马，常常骑乘。项羽乘着酒，悲歌慷慨，作了首诗：“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这么唱了几句，虞美人也随声附和。这一来，项羽不觉泪落数行，左右站立的将士也都跟着低头流泪，无法仰视。
之后项羽翻身上马，带着手上八百多名壮士全部上马，乘着夜色往南边突围，脱离了包围圈。到快天亮的时候，汉军才有所发觉，便派骑兵将领灌婴率领五千骑兵赶忙追击。等到项羽渡过了淮水，手上能够使用的骑兵就剩下一百来人了。他逃到阴陵，迷失了方向，找不到路，向一个种田的老头问路，老头骗他说“往左边走就是了”。他便领军往左，结果陷到一片大沼泽之中。由于这个原因，汉军才追上了他。项羽于是又率军往东走，跑到东城的时候，只剩下骑兵二十八人了。后面追来的汉军骑兵则有数千人。项羽估计这下逃不掉了，就跟他的这些骑兵们说：“老子从起兵到现在已经八年了，打了七十多场仗，攻击老子的被老子击溃了，老子攻击的全都臣服于老子，老子从来就没有打过败仗，凭这个才称霸于天下。可是现在呢，终究还是受困在这里，这是老天要灭亡我啊，不是因为我征战不休而得罪。今天只有以命相搏，决一死战了。我打算为你们痛快地杀一场，我一定可以三战而三胜，为你们突破重围，斩杀敌军的将领，砍倒敌军的大旗，叫你们都知道是老天要灭亡我，不是我杀伐不休的罪过。”于是项羽分二十八骑为四队，各朝一个方向。汉军的包围圈又好几层。项羽跟手下的骑兵说：“我替你取敌军一将军的性命。”于是命令四个方向的骑兵都向山下冲锋，预定在山东面的三个地方集结。项羽便策马大喊着往下冲，汉军士兵无不溃逃，乘势斩杀了汉军的一名将军。这时，赤泉侯（杨喜，后来封为赤泉侯）作为骑兵将领，在后面紧追不舍，项王怒目圆睁，大吼一声，赤泉侯和他的战马都吓破了胆，往回逃了好几里地。于是项羽便跟其他几路骑兵会合，分作三处。汉军搞不清楚项羽在哪一处，便把部队也分成三队，把项羽他们各自重新又包围了起来。项羽见势策马狂奔，又斩杀了汉军的一名都尉，杀死汉军士兵数十百人。突破重围之后，项羽把手下的骑兵集合起来，已损失了两路，只剩下了原来的一半人马。项羽对剩下的十几名壮士说：“怎么样？”这十几名壮士都认同他说：“正如大王所言。”
到这个地步，项羽本打算东渡乌江。乌江的亭长掌着船等在那里，劝项羽说：“江东虽然小，但也有千里之地，人口达数十万之众，称王也足够了。希望大王赶紧渡江。这会儿只有我有船，等汉军追到这里的时候，他们是没有办法渡江的。”听他这么说，项羽仰天大笑，叹道：“老天要灭亡我，我还渡江干什么呢！更何况我和江东子弟八千人一道渡江往西，他们中间现在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即便是江东的父老兄弟们可怜我，奉我为王，我又哪里有脸面去见他们呢？就算他们嘴上不说，难道我心中就不会愧疚吗？”于是项羽便对那位亭长说：“我明白你是位长者。这马我骑着也有五个年头了，所向无敌，也曾经一日行千里，我不忍心杀它，就赐给你吧。”他于是命令身边的士兵们都下马步行，与追上来的汉军短兵相接，作最后的厮杀。结果只有项羽还杀死了汉军数百人，而他自己也身中十几刀。这时，他一回头刚好看见汉军骑兵司马吕马童，说：“你不是我的老熟人吗？”吕马童仔细打量他的面容，指给王翳看，说：“看，这位就是项王！”项羽便说：“我听说汉军用黄金千两、封邑万户买我的人头，我把着功劳给你吧。”于是自刎而死。王翳上前砍下了项羽的头颅，其他骑兵则一哄而上争抢项羽的尸体，相互践踏攻杀，又死了几十人。最后，杨喜、吕马童、吕胜、杨武各得了尸体的一部分。他们五个人把五份合在一起，正是项羽的尸体。于是把封地分为五块，封吕马童为中水侯，封王翳为杜衍侯，封杨喜为赤泉侯，封杨武为吴防侯，封吕胜为涅阳侯。
“霸王别姬”、“乌江自刎”，传唱至今，人们无法相信也不愿意相信。善良的人们总希望英雄总能够绝处逢生，最后还可以与美人再续前缘，这是古今中外共通的美好愿望。我们看好莱坞的电影，老调重谈，俗不可耐。“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几千年来真正打动人的还是悲情之美、残酷之美，东方民族也最能欣赏这种美。
司马迁的时代，今文经学大行其道，当时的学者们喜欢也擅长讨论王朝轮替，他们引入五德终始的理论，争论不休，成天鼓吹的是天命所归，目的就是为政权的正统性寻找支撑，毕竟新的王朝是依靠犯上作乱得来的天下，所谓王侯将相宁有种，打破了旧贵族的承继传统，是平民造反的口号，这是怎么说也都说不过去的。而所谓“赤帝子斩白帝子”的传说或许是后来所追加，也可能真的就是当初制造出来的预言，所谓瑞应谶记，赤帝居南，白帝在西，西则是秦，刘邦则沛人，表明刘邦得国的合法性（后来有所谓高祖斩白蛇剑，宝藏于武库中，后来失火飞去，汉家不久也就灭亡了）。《史记》给刘邦这位开国君主作传，从一出生就笼罩在天命的光环之下，说是刘老太在水塘边跟神灵相通所生，是蛟龙之子，又说他长相很是奇特，高脑壳，厚嘴唇，胡子一大把（所谓美须髯，这是英雄人物的共同特征），左边大腿上还满布着七十二颗黑痣，我们听评书，看武侠小说，都知道，但凡碰见长得这副德性的人，不是微服出行的帝王，就是深藏不露的大侠，所以吕老头看他这样子觉得他贵不可言，不顾老婆反对把女儿硬是许配给他，这就是后来著名的吕后了。这些玩意儿，上古帝王乃至佛祖神圣的传说，往往都有这么一出，后来的史书讲开国的皇帝大多都是这个样，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但是作为一个地方政府的低级执法人员，拥有这些特征的刘邦在乡间横行，好酒又好色，欠账、耍无赖就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升级为英雄人物的花边轶事，只有吕老婆子觉得他是个破流氓，结果还是为了衬托吕老头的慧眼识真。
单父这个地方有位吕公与沛县令关系不错，为了躲避仇家跑来作门客，于是就在沛居住下来。当地的官员士绅听说长官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都来祝贺。当时萧何担任主事，管理礼物的收纳，便给客人们定下规定说：“贺礼不够千钱的人，都坐到堂下。”刘邦那时候还是个小小的亭长，平时就常常捉弄大小官员们，于是写了谒帖，虚报“贺钱万”，其实一个子儿也没有带来。这样的谒帖被送进门，吕公见了大惊，赶忙起身到门口去迎接。吕公这个人本来就好相面，他看见刘邦那副尊容，便心生敬重，于是领他入坐。萧何则说：“刘老四总喜欢说大话，很少有做到的时候。”刘邦倒是自顾自调弄欺负在座的客人们，径直坐到上座的位置，别人也没有什么办法。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吕公眼睛一挑，暗示刘邦留下来。刘邦便把杯中酒一饮而竟，跑过来。吕公跟他说：“我从小就喜欢给人相面，相过的人很多，但从没有一个像老四你这个样子的，希望你好好珍惜自己。我膝下育有一女，打算就许配给你老四了。”酒席结束后，吕婆子气得大骂，对吕公说曰：“你本来总认为的咱们女儿的命好，迟早是要嫁给贵人的。沛县令跟你关系那么好，想要娶女儿，你不同意，怎么好好的擅自决定许给刘老四这货？”吕公答道：“这哪里是你这个妇人能了解的。”最后还是把女儿嫁给了刘老四。吕公的这个女儿就是后来的吕后，后来生下了孝惠帝和鲁元公主。
如果说对开国皇帝来说这些神话都还算是正常的话，战场上逃命，同样是面对重重的包围，项羽左冲右突，杀出一条血路，这是英雄气概，也是事之所必有；换作刘邦，则是西北忽起大风，扬沙走石，昼如黑夜，乘机开溜，这显然是瞎扯蛋，有意的神化。而在如此过分地渲染天命的背后，司马迁并没有抹杀刘邦的流氓本性，比如在被项羽追击的路上，屡次把自己的儿子女儿也就是后来的孝惠帝、鲁元公主推下车，弄得身边的随从都看不过去。后来被项羽包围，拒不出战，项羽威胁要把刘老爷子给煮了，他竟然厚颜无耻地说他跟项羽约为兄弟，他的爹就是项羽的爹，如果项羽要煮自己的爹，也请分他给一杯羹。这些负面的故事还有不少，只不过都放在项羽的传记里面来说，后来人把这作为史书编撰的一个通例，即所谓“互见法”，实际上也是《春秋》为尊者讳的传统的继续。
刘邦的发妻吕后，是位个性很强悍的女人，汉朝开国那一帮名臣，什么韩信、张良、萧何等等全都受她摆布，死的死，跑的跑。刘邦以后本来是孝惠帝，司马迁没有专门给他立传，而是附在《吕太后本纪》里，所谓“母强子弱”，在中国日后的历史舞台上常常重演。也许是因为女主临朝，外戚专权等等都不是什么好事情，司马迁虽然在传记末的评论中说国家无事，人民得以蕃息，好像是大加赞扬，然而在《吕太后本纪》里的对吕后的恶行却也毫不掩饰。相比之下，《汉书》只是在《惠帝纪》末尾的“赞”中表达一点愤慨，而在《高后纪》中却并没有展现吕后恶毒的一面，对种种劣迹讳莫如深，最后“赞”又照抄《史记》，叫人完全搞不清楚吕后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一种倒退，人的个性重又消失在历史中。鲁迅先生称《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有其宜也。话说刘邦一死，吕后就开始张罗对刘邦的宠姬戚夫人及其子赵王的报复行动，极尽残酷之能事，绝非常人所能想象。
吕后对戚夫人及其子赵王都极为怨恨，便命令把戚夫人打入冷宫，囚禁起来，并派人去召赵王来京。使者来回跑了好几趟，赵国的国相建平侯周昌对使者说：“先帝把赵王托付给我，赵王年纪还小。我私底下听说太后对戚夫人深为怨恨，相要把赵王也召去一并诛杀欲，我可不敢送赵王走啊。更何况赵王还病着呢，不能遵照旨意进京。”吕后知道后，大怒，便命人召赵国的国相进京。等赵国的国相被召到长安以后，就又派人去召赵王进京。赵王动身上路。他还没到，孝惠帝心有慈仁，知道太后怒火正盛，于是亲自到霸上去迎接赵王，和他一起入宫，而且起居饮食，时时都在一起。吕后想杀赵王，可是没有办法，找不到机会。孝惠帝元年十二月，孝惠帝一大早跑出去射猎。赵王年纪还很小，不能跟他一样早起。吕后听说赵王一个留了下来，急忙就派人去灌他喝下毒酒。天刚刚亮，孝惠帝就回来了，这时候赵王也已经已断了气。于是便把原来的淮阳王刘友迁到赵国，立为赵王。夏，诏赐郦侯父追谥为令武侯。太后于是又命人砍掉戚夫人的双手双脚，挖掉她的眼睛，用烙铁烫平她的耳朵，给她灌哑药，然后丢到厕所的粪坑里，管她叫“人猪”。这样过了几天，吕后就派人叫孝惠帝来看“人猪”。孝惠帝见了，一问才知道就是戚夫人，大哭了一场，便生了病，后来过了一年多也没有好转。他派人向吕太后说：“这真不是人干的事情！我是太后你的儿子，可还是不能得到治理天下的权力！”孝惠帝因此每日纵酒淫乐，不理朝政，因而落下病根。
孝惠帝二年，楚元王、齐悼惠王都入朝觐见。十月，孝惠帝跟齐王在吕太后的面前燕饮，孝惠帝认为齐王是兄长，就让他坐上座，当作自己的家人一样。吕太后一见便怒火中烧，于是叫人斟了两杯毒酒，放到面前，让齐王起身过来祝寿。结果不竟齐王起身，孝惠帝也跟着站起来，端起酒杯想要一起祝寿。吕太后这下慌了手脚，自己赶忙起身把孝惠帝手上的酒杯打翻。齐王看见觉得奇怪，便不敢喝，假装喝醉而离去。后来打听到那是毒酒，齐王很是害怕，觉得如此一来就没办法活着离开长安了，很是担忧。于是齐国的内史士便对齐王说：“吕太后只有孝惠帝跟鲁元公主两个孩子。现在您有七十多城，而公主的食邑只有几个城而已。如果您把所管一郡让出来献给太后，作为公主的汤沐之邑，太后一定会很高兴，这样一来您就没什么可担心的了。”于是齐王就跟吕太后提议要把城阳郡让出来给鲁元公主，并且尊公主为王太后。对此，吕太后果然很高兴，欣然同意。于是便在齐王的府邸大摆酒宴，歌饮尽欢，酒席结束后，就让齐王回自己的国去了。三年，方筑长安城，四年就半，五年六年城就。诸侯来会。十月朝贺。
孝惠帝七年秋八月，孝惠帝去世。发丧的时候，太后虽然大哭，但却并没有流下眼泪。留侯张良的儿子张辟强任侍中，那时候才十五岁，他对丞相说：“太后只有孝惠帝这么一个儿子，现在去世了，哭起来也不觉得悲伤，您可知道这其中缘由何在吗？”丞相说：“是什么原因呢？”辟强说：“孝惠帝没有成年的子嗣，因此太后对你们这些老臣们都心怀畏惧。您现在上书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军，掌管南、北禁军，并请让他们吕家人都入宫来，在内廷任职，这样一来太后才能心安，而你们这些老臣才能侥幸逃脱杀身之祸。”丞相于是便采用张辟强的这一计策。太后听后，心中很高兴，这才痛苦流涕，表露哀思。吕氏从此便总揽大权。于是大赦天下。九月，孝惠帝下葬。太子即位为皇帝，拜谒高庙。元年，朝廷一切号令就都由吕太后定夺发布。
正如爱会使人盲目一样，恨同样也会叫人盲目，当一个人可以接受一切阴狠的手段的时候，她连自己的儿子的死就都可以无动于衷了。一个嫉妒成性、心肠狠毒、自私自利而又满腹心机的悍妇形象跃然纸上。也许有人会说吕后有大谋，成大事，是天生的阴谋家。如果是这样的话，她怎么会想不到后来的诛杀诸吕呢。司马迁刻画的毕竟不是一个政治家，而是一个妇人，一个小家子气的妇人，这样的妇人是一个传统，所谓“外戚”，对司马迁来说也有切身的体验。
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是不得已而用之的东西，打来打去最后都没有好结果，，柔弱能胜刚强，阴谋能胜强力，好杀之人“不可得意于天下”。项羽东征西讨，烧杀无度，一旦兵败，身首异处，死无全尸。面对“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刘邦说“吾宁斗志，不能斗力”，论以命相搏他没那个本事，论韬光养晦他很在行。从以武力打天下的西楚霸王，到以巧诈得天下的汉王刘邦，再到阴谋掌权的吕太后，权力在兵戈扰攘声中悄然落入弱势一方的手中。司马迁在给项羽的评价中大批征伐斗战之罪过，在给吕太后的评价中大谈修养生息的好处，持的依然还是道家的看法。司马迁秉持这样的观念去描绘他心中的历史，所谓“无韵之离骚”，即是他个人的离骚，也是整个人类的离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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