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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月斋谈《世说》
星期一 十一月 16, 2009 5:48 am
饮月斋谈《世说》
许蔚
茶余饭后扯闲篇，从古到今一个样。管你是书生还是武夫，坐下来无非东长西短。汉末纷争，流离颠沛还不忘你好我好大家好，转眼便已成前朝往事。也难怪今朝风流君子偏好掌故家言，名人轶事包打听，小道消息满天飞，狗仔队的营生早几千年都在干。
域内四大，天地有圣人管着，讨论来讨论去，一般人都漠不关心。皇帝以外，日常事，官最大，国人的传统，官家的事情总是第一位，我们也从官儿开始谈。汉魏时代的人要做官，不像后来经由科举考试选拔人才，也不像现在通过公务员考试竞争上岗，靠的主要是推荐，乡举里选，也就是大众舆论，不管效果怎么样，看重的是人品，关键是名声。讲究品题，汝南平舆的许家最擅长，升天入地一句话，尽管偶尔也有点相术（这其实可算是识鉴之术，虽不能人人精通，却也应该略知一二，现在贬为迷信，犯不着）的味道在里边，放到现在大概也可以叫作独立资质认证或者第三方资质认证。如果你要说这不过就是考证儿嘛，许家人就是考官呗，虽然有些牵强，但是就目的而言，也似乎差不了太多。不过，这种品评主观性很强，没有一定的标准，一个一个分开来评价没有什么大问题，大家放在一起比较就常常会惹起争议。为什么他好，他不好，要服人，不容易。
《世说•品藻第九》注引蒋济《万机论》，说许劭的评价有失公允，他为了要褒赏樊子昭而故意地去贬损许靖，很不地道。对此，刘晔反驳说樊子昭这个人本来是个小商贩，从社会底层拔擢起来，很不容易，一直到七十岁，退居赋闲能甘于寂寞，入朝为官能不务钻营，好得很呐！可是蒋济还是不服气。他说这话是没错，樊子昭从小到大一辈子都秉行不改，是个正人君子，好是好，但是你看他的说话谈吐，又有哪里能比得上许靖呢？这一比较，麻烦事就出来了。后来庞统跑到吴国见到陆绩、顾劭和全琮，评价全琮还说他喜好追求名声，就像汝南的樊子昭一样，也可以看作是对许劭的辩驳意见，可见很多人都觉得你许劭这回看走了眼，评价不大合理，而全琮就因为这样的讥讽而闹到声名全毁的地步。不过，根据《三国志》的记载，许靖本来就跟许劭不和，兄弟之间闹矛盾，恶言相向也是人之所常有，而许劭贬低许靖大概也有点意气用事的成分。
话说回来，许劭的品评猫腻大概不多，总体上还都是被人们认可的。一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曹操听了满心欢喜，虽然以情境而言稍有些威逼的嫌疑（这有虚拟的成分，很明显属于文学表达，不大可能是实情），当时也不过小隶而已，以许氏世家尚不至于违心。更何况，你看“设使国家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雄豪壮迈，骨气逼人，能说出这样的话，曹操也的确当得起那样的评价。到后来马家天下，杀来杀去，桓大司马，王大将军，跟魏武帝相比就都算不得英雄。既然说到曹操，他的故事很不少，大多与“奸”字分不开，比如梦中杀人、望梅止渴等事，都是说他好为变诈，孙子说兵以诈立，曹操注《孙子兵法》十三篇，有其宜也，但他骨子里的还是“雄”，不是“奸”。《世说•容止第十四》一上来讲的就是曹操的陈年旧事，说一次匈奴使节觐见，曹操怕自己形容短小，有损国威，于是就找了个眉目威武的人来作替身，自己则端着大刀站在一边。事后又偷偷派人问那个使者对魏王有什么印象，结果那个匈奴使者说魏王是不错，不过旁边那个持刀的侍卫才称得上是英雄。这个故事早就有人说是逻辑混乱，纯属虚构。不管是真是假，至少编故事的人是这么看的。到后来的白话小说《三国演义》还采编了这一类的故事，对塑造形象很有帮助。
由于人物品藻的风行，后来遂有刘邵编出一本《人物志》，分门别类，专门谈人物的鉴别方法，那书大讲五行、人才和英雄，时代使然。比较《世说》记载的什么“森森如千丈柏”、“肃肃如松下风”之类的文学语言更加具体和标准化，因而也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甚至有点按图索骥的意思，与后来的相术书渊源颇深。而与人的品鉴相关的则是天地山川自然世界的鉴别，即相地术的大流行。相地术也可以说就是看阴阳宅，风水堪舆之术，先秦时代已流行，而《汉书》里也已经有明确的记载和著录，当时风行的程度从现在的出土文物也能够猜想其大概。那个时代，讲究门第，宗门的兴衰与风水有不解之缘。历代兴建皇陵，选址就很费周章，因而也连累不少人白白送命，当然也有不少人升官发财。司马晋时，羊祜父亲的墓地，据相墓者说就很好，大利子孙，今后门下一定会有人受天承运，作天子，当皇帝。羊祜听到这样的传说，心下很不高兴，派人在墓后进行挖掘，破坏风水。事后，相墓人又跑去看，还说他们羊家会有一个虽然摔断了手，但官儿作到三公的人。而这个人后来被证明就是羊祜自己。刘孝标的注引用《幽冥录》说羊祜原本有个儿子，已经长到五六岁了，容貌非常人可比，就在羊祜掘墓之后，好好地便死掉了，推测下来大概这个夭折的小孩长大以后应该是要从司马氏手上接过天下当皇帝的，因此当时的人都对羊祜的忠义大为叹服。这事情传得很邪乎，当时人都信其必有，我们也不好说其必无。不过按常理来说，你家里会出皇帝，传出去显然是反政府的，人家坐着天下好好的哪里会轻易就让给你，不把你满门抄斩也要发配充军，这在汉魏六朝以至隋唐都是常有的事情（历朝历代之所以禁绝谶纬之学也是出于同样的考虑），像秦始皇还为了镇厌王气特意出来走一趟，到底还是把命也丢在了路上（他哪里料到这王气原来只是宝剑之气，后来雷焕在丰城把宝剑掘了出来，送给张华一把，自己留下一把，这上冲牛斗的紫气也就消失了）。如此想来，这故事也似乎还是虚构的成分比较多一点吧。
讲风水相占之术，当时最出名的是郭璞，他也被后世的术家奉为祖师，并且托他的名，有一部《葬书》流传了下来。《世说》收集了他不少这方面的故事，很有趣也很有名，后来唐代人修《晋书》为郭璞立传也照样抄了进去。其中有一则说晋明帝对风水阴阳宅有一定的研究，听说郭璞帮人选择葬地，他就乔装改扮偷偷去看（风水术是实践科学，埋头故纸堆，纸上谈兵，拍脑瓜，想当然，那可靠不住，需要的是实际的经验，看行家的葬例是学习掌握风水之术的捷径）。到了那里，他觉得不对头，怎么这样干，胡来啊。他就问这家主人：“为什么要葬在龙的角上啊？这样的葬法可是要灭门的呀！”那家主人回答说：“郭璞说了，这叫葬龙耳，是葬在龙的耳朵上，不出三年，就会致天子的”。晋明帝问：“你是说这样家里会出天子吗？”主人回答说：“哪儿啊，不是出天子，是会招致天子亲自登门拜访”。根据刘孝标的注，我们知道晋明帝的话有他的书本依据（《青乌子》说葬在龙角上，虽然可以一夜暴富，但是之后便会断子绝孙，香火无继），但是郭璞的出名正在于不故守一法，不死扣书本，随机应变，与时俱进。《晋书》讲这个故事，末了还加了一句“帝颇异之”，可见佩服得很。另有一则故事也同样叫人不可思议，说郭璞随晋南渡，客居在暨阳，后来为母亲择葬，墓地离水还不到百步。当时人都觉得离水太近，万一涨个水，岂不是要遭水淹吗？郭璞不这样看，他说这地方以后会变成陆地的。后来果如其言，沧海化作了桑田，真是神乎其术也。
郭璞精于易学，也著有专门的著作，上面两则故事就很能体现“易”的精神。他这个人好像有那么点学问癖，玩易是出了名的，也写得手好文章，其他像什么古文奇字、风角占历，艰深的东西他都喜欢，当然也追求不老神仙，汉魏以降，这是时髦，上至帝王，下至百姓，长生不死都是终极追求。
要长生，需服药。当时名士流行服用五石散（又叫寒食散，就是用丹砂、曾青、白礬等五种矿石碾成粉末，和酒服用），何晏是开风气之先的人。他曾经说服用五石散不仅可以治病，还可以使人神明开朗。他这样大加提倡的结果则是公卿贵族全都糊里糊涂地跟着吃。说起何晏，他这个人既好谈玄，为一时儒宗，又尚公主，为曹氏姻亲，而且人长得也白晰俊美。不过，他的白可能是因为傅了粉。但是《世说》讲他夏日吃热汤面，大汗淋漓，愈发显得白净，好像是天生的皮肤好。不过刘孝标不相信，据他所引《魏略》，何晏走到哪里都带着粉帕（好像现在的女士们一样，随身带着化妆品，常常需要补妆），走两步还要顾盼自己的身影，简直就是个自恋狂。但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鲁迅先生说他也很难判断。倒是五石散这东西吃下去，从里到外，反应很大，身上皮肤很容易就要破碎，所以穿不得新衣服，新衣服都要浆洗，太硬（《世说•贤媛第十九》说桓冲不好新衣，大概就有这个原因），也不好量体裁衣，太合身则要处处挂擦，穿着都受不了，弄得大家个个宽袍大袖，倒是别有闲适的意味，而为了保护皮肤，大男人抹粉涂脂也就不难想象了。另外，服散最明显也是必须的反应是发热，这叫作“药发”或者“石发”，也就是药力的发作，因为浑身燥热，即使大冬天也穿不住衣服，光着膀子还直喊热，吹凉风，浇冷水，活受罪。但是他们相信长此以往能轻身飞举作神仙，所以乐此不疲，可是热得受不了，所以服过散后要跑出去四处闲逛，兜兜风，这就好像我们饭后的闲步一样，既有风度也有温度，而“行散”慢慢也就成了名士的一个标志。因为五石是珍贵药材，比较难得，有钱人家才置办得起，市井穷人家没法子，怎么办，附庸风雅，但凡身上发热就说自己是服用了五石散，所谓“诈为富贵体”，往往遭到人们的耻笑。据传侯白所撰《启颜录》中有这么一则笑话，说魏时有一个人跑到市场门前躺下来，翻来覆去，口中不停地抱怨说：“热啊！”“热啊！”“真是要热死了！”引来一大群人围观。他的同伴脸上挂不住，就问他怎么了。他说：“我这是石发了呀”。他的同伴感到莫名其妙，说：“你什么时候服了五石散，现在来发作？”这人倒是很淡定，他说：“我昨天在市场买米回家，米里面掺了石子。我吃了，结果现在就发作了”。这故事很有趣，显然出自杜撰，当时士庶的热衷程度也由此可见一斑。
当时信奉道教的人很多，赫赫如王、郗，都是著名的奉道世家，数世联姻，也都擅长书法。有趣的是，他们两家中，郗愔、王羲之既是连襟，又都是并世无双的大书法家，还都是虔诚的道教徒。《晋书》上就说郗愔与姐夫王羲之、高士许询并有迈世之风，修黄老之术。郗愔甚至因为修道而患病，《世说•术解第二十》讲他对道教修炼过于精勤的故事，说他得了个毛病，老是肚子疼，看了很多大夫，可怎么看都看不好。后来他听说有个叫于法开的和尚精通医术，于是请来看病。于法开给他把过脉后，说：“你这病没别的，都是你修道太过执着，太虔诚。”他给郗愔开了一剂药，吃了就拉肚子，结果排出很多的纸团，打开一看，全都是以前吞服的道符。道教讲人身上有三条虫子，整天巴望着人死，到庚申日就上天告御状，揭发人的罪过，缩短人的生命。要想长生，到庚申日就要通宵达旦不睡觉，不让它们跑上天，另外还要想办法把它们都杀死。郗愔吞那么些道符大约也都是为了杀三尸。这听上去挺有趣，但在郗愔则是认认真真，一丝不苟，世界上一切的宗教都有这样的魔力。王家世奉张氏五斗米道，王羲之好服食养生，常常不远千里采寻丹药，《晋书》俱载，而他书《黄庭经》（也有说是《道德经》的）换鹅的故事据陈寅恪先生推测大约也与服丹有关，著名的《兰亭集序》所谓“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也表露出他希求长生的愿望。又据《晋书》说他还与道士许迈交好。这句容许家虽是吴旧族，但据说源出平舆许氏，也是有名的大家族。道教上清派的经典经由许迈兄弟而流传，对后世特别是唐代道教影响很大，梁代陶弘景编《真诰》就是记录许家兄弟父子的降神修道活动，提到许多汉晋名流，当然也包括郗愔与王羲之，因为大多都是已故之人，胡适先生写文章讥嘲说这部书满纸都是鬼话。
王、郗两家数世联姻。先有王羲之娶了郗鉴的女儿，成了郗家的女婿。《世说•雅量第六》记太傅郗鉴叫自己的门客给丞相王导送信，求一女婿，王导回信叫他往东厢任意选一个就是了。门客去看过后，回来跟郗鉴报告说：“王家这些个子弟都不错，听说是来选婿的，一个个都很矜持。只有一个就像没听见一样，坦露着肚皮躺在东床之上，一动不动。”郗鉴说：“这个好，就他了！”此人即王羲之，郗老头觉得他器量不凡，择作女婿，也就是所谓“东床快婿”，后人传之以为佳话。其后则有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仍娶郗家女为妻，不过没有多久，他被选尚公主，遂与郗家离婚，这在献之为抱憾终身之事。《世说•德行第一》载王献之病重，依照五斗米道的传统（黄巾军太平道也一样），家人为设静室，沐浴，更衣，上章首过，这有点像天主教的忏悔，算是一种心理疗法吧。在回答曾有什么过失的时候，他说：“别的也没什么事情，只是记得有那么一件事，就是和郗家离婚。”这个与王献之离婚的郗家女便是郗愔的弟弟郗曇之女，郗曇跟他的哥哥一样也是虔诚的道教徒（《世说•排调第二十五》记录了谢万的风凉话，说：“二郗谄于道”），他这个女儿名道茂，按当时取名的习惯，显然也是信奉道教的人。王、郗两家的联姻，和宗教信仰分不开。王羲之另一个儿子王凝之娶的是谢家女，就是那个小时候把纷纷白雪比作柳絮因风起的女孩。王凝之的虔信道教是出了名的，他也因此死于孙恩之乱。谢家是否信道虽然没有明文记载，但是后来的谢灵运（谢玄的孙子）我们知道他是从小寄养在道士那里，小名“客儿”的，当然他后来的改宗佛教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佛教据传在后汉明帝时入华，究竟是否如此，没有人搞清楚过。入晋后，随着五胡乱华，夷夏杂处，大批的胡僧来到中土，依托玄、老传播佛教，在与道教的竞进中，佛教的声势于是乎渐渐地壮大了起来。当时胡僧大多不通汉语，翻译佛经还要找助手帮忙，比如北方的名僧鸠摩罗什，梵文胡语自然顺溜得很，汉语就不行了，磕磕巴巴仅能应对而已。所以《世说》里见到的胡僧很少，有那么几个，比如高坐道人就一点汉语也不会，但他生性高傲，所以也不愿意学，也省去了日常应酬的麻烦，只是跟名士聚会谈天都要靠翻译，不过因为“音声高畅”，尚能做到神采动人。又有提婆，本在符秦，后过江，因庐山慧远法师之请，译《阿毗曇》，据说还曾向大众宣讲《阿毗曇》义，似乎应该是懂汉语的。至于佛图澄，在石赵那里很是出名，只是依靠的还主要是法术，本身会不会汉语，不大清楚。与他们不一样的，康僧渊虽然本是西域人（看名字就知道，他大概是康居人），但出生在长安，长相虽然是胡人的模样，说的却是汉语。《世说•文学第四》记康僧渊刚过江的时候，没有人知道他，整天在市场上兜来兜去，想办法营求名声。偶然跑到殷浩那里，正好碰到大会宾客，殷浩让他坐下，慢慢地大家聊了起来，于是谈起义理之学，因此而为人所知。他后来跑到豫章，在离城几十里的地方改房子，隐居起来，钻研佛法。那地方风景很好，有山有水，庾公（一般认为是庾亮，但有争议）等人跑去看他，谈吐风流，别有佳趣，于是声名渐起。后来大概住在山上太贫苦了，康僧渊又离开了那里。讽刺的是，这时候的他已经今非昔比，相当有名气了，可见他的入山不过是为了求名，既然令名已得，也就不再需要隐居了。这不是凭空瞎说，我们从另外一则故事可以更明白地看出来。《世说•排调第二十五》讲支道林托人向竺法深买𡵙山，竺法深回答说：“还从来没听说过巢父、许由要买山而隐居的”。可见和尚隐居是为了求名，当然这样干的也不仅仅只有和尚，儒士的薄性更有甚之者，故孔稚圭作《北山遗文》极尽讽刺之能事，可见假隐士之风已到泛滥成灾，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支道林这个人，品格不是太高，脸皮很厚，学问确实有，但自视甚高，王家诸子弟都不放在眼里，说他们不过是些白颈乌鸦，只会唯唯称是，他又极好争名，谢朗病中，还苦相摧折，必以求胜而后可。他是《世说》里面最常提到的和尚，涉及他的差不多有二三十条，足见他的努力没有白费。这些记录里面，多有褒扬，也不无讽贬。像上面讲的买山之事，他听到深公这么说，也不过就是表示惭愧而已，终于还是跑到𡵙山去养他的鹤。倒是他与竺法深的纠葛还不止于此，据说有一回，一个南来的北僧与支道林在瓦观寺相遇，论说《小品》经义，两人相互展开辩难。支道林本善辞令，理气纵横，北僧屡屈而不能胜。当时竺法深和孙兴公也都在座，孙兴公问深公：“上人您可以称得上是逆风家，为什么自始自终一言不发呢？”竺法深只是笑笑，并不作答。这原本并不干支道林什么事情，他却要接过话头来，说：“白旃檀树香是很香，但终归比不上波利质多天树，逆风是闻不到的”，意思也就是说你竺法深虽然学问渊博，但是有我支道林在此，哪里有你说话的机会。竺法深虽然为人谦和，涵养深泓，听他这么说，自然也不会高兴，《世说》虽仅用“夷然不屑”四字，也足以表现支道林之俗，不可耐也。由此看来他的养马养鹤皆有近于伪，而所谓“重其神骏”，所谓“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言外之意大概无不是说自己如何的高洁出俗吧，真足发人一噱！
那时候支道林虽然四处营构，已建立起名声，但是向来被王羲之所轻蔑，自从孙兴公向王羲之推荐无果之后，为了赢得王羲之的亲睐，他就跑到王羲之家附近去转悠，找机会跟王羲之搭讪。一次碰到王羲之出门，正准备上马车，支道林跑过去拉住他说：“您稍等，我有几句话想说。”于是大谈《庄子•逍遥游》，引起王羲之浓厚的兴趣。从那以后，支道林才得到王羲之的肯定。不过王羲之也很清楚支道林有好名且好争名的毛病。之前支道林和殷浩辩论，相王（简文帝）就告诫他说：“理论这东西殷浩可最善长，你怎么好去跟他争锋嘛”。后来殷浩读《小品》有不明白的地方，派人去找支道林。支道林自以为深通经义，就打算接受邀请前去答疑。结果被王羲之拦住，他劝支道林说：“殷浩思维深厚，他搞不清楚的，你也不一定能解释得了。即使一时听从了你的意见，也得不到没什么好名声，倘若不能令他折服，你这十年来所经营的名声可就要毁于一旦了啊！还是不要去的好”。支道林听他这么说，深以为然。王羲之，简文帝曾说他是啖名儿，但是和支道林放在一起，两心相印，有意无意地也显露出王雅而支俗。当然求名的和尚也不止支道林一个，康僧渊、于法开等都是这样，但没有像支道林这样好争到甚至恶语相向的地步（见《轻诋第二十六》），这要在后世也算是犯大戒的吧。不过，更有趣的是支愍度的一番大实话，他跟一个北僧商量说：“用旧义陈说跑到江东去说法，可能连饭都吃不上的哦”，于是创为心无义，讲法多年，后来这个北僧传话给他说：“心无义怎么能成立，这也不过一时权益之计，谋食而已，这样岂不是要辜负如来了嘛”。所以支道林虽然有不少不地道的事情，凭借着一张嘴，却也不妨碍他成为名士们的座上宾。
和尚传教作名士，经教传播以后，自然会积累信徒，因而不乏如二何那样的佞佛者（谢万将他们与崇奉天师道的二郗并举）。当时人对佛教的态度，多惑于报应冥助之说，所谓度人津梁，重在福佑，所以《观世音应验记》、《冤魂志》这样的宣教故事很流行。但是有时搞不好，也会出现不灵验的事情，这就难免要遭到人们的嫉恨。《世说•尤悔第三十三》讲阮思旷尊信佛教，而且很虔诚，他的大儿子好好的得了重病，他就日以继夜地为他祈祷，请求佛祖加护。他满心以为这样诚心诚意会感动佛祖，保佑儿子康复。可没有想到，儿子还是死掉了。从此，他满心怨恨，再也不信佛教了。刘孝标注认为以阮思旷的智识器量不能有此等事，觉得是陋劣之徒捏造出来的。是不是捏造，不能起古人于地下，终归闹不清楚，但是这故事也表明之所以会有“不灵则不信”的现象很大程度上在于传教的人从一开始就鼓吹“灵则信”。
上面如许事，现在虽然或作迷信观，但在那个时代却是正经，甚至看作“科学”，说起来也都是古代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要了解古代人的生活，理解古代人的思想，需要平心静气地去接受下来，一棍子打死，就什么也谈不上了。当然啦，古今同为人，大家不是截然不同，过去和现在还是有共通的地方。美女、帅哥人人爱，魏晋时人也同样，就是神仙也要有玉女下降，这是人之所欲，目之所好，美好的东西，不论何时何地都受欢迎。
当时男女皆好色。韩寿相貌俊朗，只要参加贾充府上的聚会，贾充的女儿就透过门缝偷看他，由此相思不能自已。后来她的一个婢女跑到韩寿家里，把贾家小姐相中他的事情抖露出来，并且跟韩寿夸赞小姐容貌姣好，把韩寿撩拨得心动，于是互通音信，相约私会。本来韩寿翻墙入院没有人知道，但是贾小姐身上有一种香，是外国所贡，由是沾附在韩寿身上，经月不散，遂被贾充发现。没办法，木已成舟，为了掩饰丑闻，贾充遂将女儿许配韩寿。这个故事刘孝标注百辩之而不致信，认为纯属虚构，不管怎么样，如果确属虚构，倒反而值得特别关注，因为像唐代的传奇小说，明清时代的才子佳人小说什么的（特别是像《西厢记》这样的艳情文学代表作），虽然千变万化，却不出此窠臼，无边风月俱由此别开一天地。韩寿为一女所私，还有为千万女所爱的，那就非潘岳莫属了。潘岳这个人虽然人品不怎么样，却是出名的美男子（相比之下，左思虽有高尚之志，却形貌丑陋）。他出门走一圈，满街的女子都争看，朝他的车上扔花果，这是很有名的典故，不再多说。和潘岳齐名的大帅哥还有夏侯湛，他们两个互相欣赏，常常相邀同行，当时人目为连璧，亦是美谈。
帅哥说过了，我们再来看看美女。《世说》里面提到的女子，作为主角的，往往都见于《贤媛》，至于美女往往是男人的附庸，在别人的故事里出现，但因为姿色出众，往往反比故事的主角更得到关注，这其中最有名的恐怕不是甄氏，那就是绿珠了吧。三国时代，英雄辈出，美女也是一箩筐，貂婵，大、小乔，当然还有甄氏，个个都能倾人国。曹操当初攻邺，城破之际急忙派人去找，结果已被儿子曹丕掳走。曹操深自痛恨，叹道：“今年破贼，正为奴！”后来到了司马晋，可与甄氏相比的唯有绿珠。她是石崇的家妓，美而工笛，孙秀很喜欢，向石崇索要。石崇大怒，说：“绿珠是我之所爱，怎么能给你！”由此结下怨仇。后来孙秀凭借赵王司马伦的力量，收斩石崇。在被捕以前，石崇对绿珠说：“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啊！”绿珠哭道：“我当效死”，以为不负，于是跳楼而死。当日石崇问斩，与他同时处刑的还有潘安仁（石崇看见潘岳，说：“这天下杀的是英雄，怎么还有你的事？”可见对他很看不上眼），俊男美女一时殒命，也算是一种缘分吧。
人之所欲，酒色财，美色富贵俱云烟，说完蛋就完蛋，一翘辫子，美女还可以说是“香消玉殒”，万贯家财可是嘛也落不着。巨富如石崇，一命呜呼，财色两空。只有酒不同，今朝醉后有明朝，明朝醉后忆今朝，朝朝醉，朝朝醒，既然人生如梦幻，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谁，何不一醉解千愁。在那个被看作人的觉醒的时代，随心所欲，但求真淳，越名教而任自然，叫几千年来的士子为之钦慕不已，而这或许不过是后来人的美好想象。那时候的人喝酒，跟服丹药一样，是很有特色的爱好，张翰所谓“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毕卓所谓“一手持蟹螯，一手持酒杯，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虽有放诞之嫌，终被后来人看作是“自然”之风度，至鲁迅先生作讲演，有褒有贬，目的不同，艳羡依旧。喝酒是解放个性的行为，名士大多好酒，嗜酒如命者也很普遍。服丹药是为了求长生，成仙飞举，便可以脱离这个纷纷扰扰的俗世。当然，喝酒与服药也不无关系。当时流行的五石散，需要随酒服用，钟毓、钟会两兄弟小时候偷服药酒（或本作“散酒”）的故事算是一个例子，另外王忱“服散后已小醉”以致失言犯桓玄家讳（他说了好几遍“温酒来”，犯了桓温的“温”，搞得桓玄大哭一场），可见喝得也不会少。
竹林七贤皆好酒，嵇康兼好神仙，大约他喝酒也和服散有关系。他们中间喝酒最出名的一个是阮籍，一个则是刘伶。阮籍的好酒，主要是胸中块垒郁积，不痛饮不能释其怀，正所谓“何以解忧，惟有杜康”。他曾因兵库有酒百斛而求为步兵校尉，机心自有所蕴，故为放达，隋唐之际有王无功绩，也是心系过重，而复为此等事，与阮公为千古知音。阮公之心，发为吟咏，有咏怀诗八十余首，晦涩艰深，宿称难治。母亲去世，他饮酒不事丧，或以非礼，既葬，饮酒三斗，仰天长啸，吐血数升，由而见其真性情。同列七贤之一的阮咸也好喝酒，他们阮家都是酒徒，喝酒不用杯子，直接就着大酒坛，后来梁山泊上大碗喝酒，虽然爽气，和他们还是没法比。他们这些人喝起酒来，什么也不管，有次一群猪跑过来，他们就跟猪一起趴着喝，也不知道哪个是人头，哪个是猪头，想来真是好笑。
最有意思的还要属刘伶，他是以酒为命，没有酒就活不了的人，一年到头，醉时多，醒时少，慢慢地就把身体给搞垮了。有一回刘伶酒瘾发作，渴得不得了，于是叫老婆给他拿酒喝。他老婆把酒杯酒壶一摊子全打碎，哭着劝他说：“你喝酒太多了，没有节制，这不是养生之道，应该戒掉！”他说：“好！不过我自己可禁不住酒瘾发作啊，我要在鬼神面前发下毒誓，那才有效果。这样吧，你去给我把献给鬼神的酒肉准备好。”他老婆听他这么说，满心欢喜，在神像前供上酒肉，叫刘伶来发誓。哪里知道刘伶跪下来，说：“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口喝一斛，五斗才过瘾。这妇人之言，神啊，你千万不要听！”于是抓起肉，端起酒，又大醉了一场，叫人哭笑不得。还有一回，他在家喝醉了酒，把衣服脱了个精光，裸奔。有客人来，看见他这副德性，都笑话他。他倒很得意，说：“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怎么都钻到我的裤裆里来了！”真是无赖至极。他们刘家还有一个叫刘昶的，也是整天地跟人一块喝酒，而且不论地位高低，他都不介意，引来旁人的非议。他说：“胜过我的人，我不能不跟他喝。不如我的人，我也不能不跟他喝。跟我差不多的人，我当然更不能不跟他喝。所以整天都跟人醉在一块儿。”虽然有点胡搅蛮缠，但也算是通达之论了。
《世说》收集的这些故事很有趣，也很叫人不可思议，现在多把《世说》当作实事记录，可是刘孝标为《世说》作注，已经常常怀疑某某事为子虚，某某事为乌有，已略如上述，尽管真假难辨，可以想见虚构成分也不少。鲁迅先生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这是名言，但并非颠扑不破。《世说》不用说，刘孝标已不信了，另外还有像《笑林》这样讲笑话的书、《妒记》这样讲妒妇故事的书，更是虚构多，实录少了。如果作持平之论，或许也只能说作为志人小说的代表，《世说》尽管是有意收集而来，并非有意创作出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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