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范迁（文取心）：《桃子》（长篇小说）出版
星期四 十月 15, 2009 9:27 am
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2008年
· ISBN：9787561344941
· 条形码：9787561344941
· 版本：1版
· 装帧：平装
· 开本：16
· 中文：中文
严歌苓：
认识范迁的人都知道他油画画得非常好，雕塑也极精彩。读他的小说，感觉是浏览一组组以文字为颜料和笔触刻画的人物肖像，这些人物也像他的油画和雕塑一样力度千钧，但又有颜料及画笔所不能及的内心轮廓，心理线条。
从他的长篇小说《错敲天堂门》和《白房子蓝瓶子》直到今天出版的《桃子》，范迁故事中的人物可以说是清一色的边缘，或说另类。失意艺术家，性错乱者，年轻的社会反叛者，甚至杀人放火的暴徒和罪犯。他的高明之处是以平常心去关怀似乎最不值得关怀的人们。以这种平常心，他让他的人物处在各种极致环境之中，由读者去观察人性是如何在外界的重压下扭曲和裂变，从而发生种种令人匪夷所思的行为。他笔下的生活好似一场公平的游戏，你，我，他，我们众人，在现实对弈中，每个人只是棋路不一样而已，没有对或错，也没有高与下。某些人步步为营谨慎落子，某些人彷徨踌躇举棋不定，某些人偏听偏信毫无主见，某些人大砍大杀死中求生。人世如棋局，每个人的今天都是一步步走过来的，过了汉界楚河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对于那些逸出社会的常规者，否定或肯定是道德学家的事，而范迁的小说抽丝剥茧，只是展露了人是如何地身不由己，如何地由一步转折导致了下一步转折，种种的一念之差聚集起来，让你看到每一个人生的形成都那么偶然，又那么必然。正像惠特曼的诗句：一粒沙子，也像一颗禽卵一样完整（直译）。
作为小说家的范迁，就像他作为画家和雕塑家一样，他的庞克组画与他雕塑的高尔基、托尔斯泰等文学巨人一样，渗透的是他的中肯关怀，忽略的是常规的正、负面评判。作为一个个体的人，所有的爱恋，憎恨，愤怒，失落，铤而走险都有其特殊来由，这正是人性的神秘与丰富。每一丁点外界环境的影响，每一次必然或偶然的自身经历，都在人物的潜意识里埋藏导线，积蓄炸药，但究竟是什么引爆出一次升华或堕落，是很难以道德逻辑论定的。也许小说就应该是这样，只陈列症状，不急于诊断，更不去开处方。可以说小说是审美的心理学和行为学，也可以说，弗洛伊德一筹莫展之处，正是小说家长袖善舞之时。
范迁写的是边缘人物的故事，很大一部分是移民的故事。所以更有其特殊性，这特殊性也颠覆了我们对“正常”的概念。加缪说：要想了解一个城市，最方便的办法就是去看它的人民怎样生，怎样相爱，怎样死去（大意）。范迁以他的故事和人物展现出一方水土，移民的水土，比一般意义的社会人生更加充满变数和机缘。这方水土的生与死，爱与恨，罪与罚，更加色彩浓烈，更加魔幻，更加血腥，却又深藏爱与柔情。
“恶之花”与“现世报”
─读范迁长篇小说《桃子》
程宝林
我一直没有改变对范迁长篇小说的基本看法─他的作品，常常用密集的、偏向极端的情节推动故事发展，作品中的人物，往往具有国际性生存的背景─从一片大陆，到另一片大陆。《古玩街》中的却斯是这样，《丁托雷托庄园》中漂泊意大利的颓废华人画家是这样，这本《桃子》中的主人公也是这样。在绝大多数海外华文作家，将自己的笔触固定在海外谋生的艰难与得意之时，范迁却凭仗着自己的生花妙笔，为读者谱写出了一曲曲海外畸零人的命运哀歌。
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我”，是一个由4人组成的小小黑道团伙的“大哥”。他原本是一个职业军人，曾在中国南方过境外的战场上，杀人如麻，对死亡见惯不惊。后来，他受雇到香港，干了一票谋杀的“业务”，从此亡命天涯，偷渡到了美国加州旧金山湾区。在这里，在他最终被联邦调查局逮捕之前，干过几乎所有伤天害理的事情：谋杀、强奸、贩毒。如果加上该书中对金融诈骗事件的描写，那么，可以这么说，这本书是展示丑陋人生与无情命运的绝望之书。
这本书的基调是暗淡而阴郁的，文字之间，很难见到暖色的东西，如爱，如友情，如亲情。甚至，找遍了全书，也没有找到主人公的出处─他之所以成为他的那个根。我们只知道，他是福建人。此外，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故乡，这些构成一个有血有肉灵魂的要素，都被作者或许有意或许无意地虚空化或剔出。而他从一个退伍军人，到职业杀手，这一步也迈得轻而易举。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一步一步走向更大的暴戾、邪恶和残忍？作者没有，也不打算给出答案，因为这原本就没有答案。一念之差，或一步之错，就真正应了小说中多次引用的一句深具中国哲理的话：开弓没有回头箭。毁灭之旅一旦启动，就自身获得了加速度，而变得一发不可收，终至万劫不复。
黑帮成员之一的歪嘴，真正想摆脱“人在江河，身不由己”的宿命。他爱上了被同伙遗弃的女人桃子，最终，两人搬家，组成了一个家庭，开始了全新的生活─人的生活。在第21节的结尾部份，通过前去踩点、试图加害桃子的“我”对他们所租地下室内生活情景的想象，描绘出了一幅对普通人来说平凡不过，对这些畸零者却无疑黄粱美梦的情景：女人(桃子)正在洗碗，苗条又肉感的背影、白嫩的手臂……再过半个时辰，他俩就会并排躺到卧室那张大床上，黑暗中一只习惯了装拆枪械的手在女人曲线玲珑的胴体上游走。
这样的一大段幻想性的描写，其实凸现的，正是“我”灵魂中残存的人性。但是，在现实中，往往正是这样：人性复苏的瞬间，转瞬即逝；而人性被兽性侵占的时间，却似乎漫长无期。“我”终于决定要将桃子置之死地了。这里面，既有对歪嘴背叛黑道团伙的惩罚因素，更多的，恐怕是对自己无力从罪恶的深渊里自拔的恼羞成怒。
“我”约歪嘴在餐馆吃饭，将他调虎离山，好让杀手阿松潜入歪嘴和桃子的地下室，将桃子“做掉”。在席间，“我”终于明白，桃子从来没有去过香港。“我”做第一票谋杀生意时，那个男友被当面杀害的女人，并不是桃子。然而，一切都来不及了。该发生的，注定了要发生。小说在这里，叙述的张力达到最大值。
范迁无意于用小说来“文以载道”，说出“恶有恶报”的因果。但书中的几乎所有重要角色，都无一例外，遭到了命运的严罚。这种严罚来得都很突然，完全省略了审判的程序。这种长篇小说类型化的创作方式，在美国并不鲜见，如史蒂芬金的惊悚悬疑小说，就风行于世。近年来在海外迅速崛起的小说家范迁，在长篇小说领域，就这样为读者展示出一幅幅风格独特的命运画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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