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云浦
期待新中华戏剧
星期五 十月 02, 2009 12:31 pm
期待新中华戏剧
——在北大戏剧研究所成立会上的发言
让我发言，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合适，因为我上午没有来。总之听说林兆华老师搞这个戏剧研究所，心里面说不上是高兴，还是欣慰，很复杂的感情。听了刚才大家的发言，大家根本就说不到一块儿去，为什么说不到一块儿去？因为这个问题太复杂了，它涉及到戏剧、北大、中国教育、中国传统，都可能谈到。一点儿不是开玩笑，大家来自各个领域，所以根本就谈不到一块儿。
我自己根本不敢说是专家，在座的都知道，我是在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我们教研室有个大概的分工，分给我的是研究小说和戏剧，你也可以自由搞别的，但这两个是你的主攻，当然也考虑个人兴趣。其实个人兴趣不一样，我不能跟领导说我什么都行，我只能说这样吧。比如刚才说金庸的问题，金庸只是我研究的、现代小说中的、通俗小说中的、武侠小说中的、一个。并不是说金庸是我的专门的研究对象，因为金庸是当前全世界读者最多的作家，金庸是一个现象，作为学者，有义务、有责任研究这个现象，研究它并不等于说我是百分之百的金庸的“粉丝”。戏剧是划在我的责任圈里了，但是我始终没有很好地讲，因为戏剧太广泛了。你说什么不是戏剧？二人转不是戏剧吗？由二人转成长起来的小品不是戏剧吗？对于余秋雨说的某些话，我不一定认同。但是他有一句话，说赵本山是一个大艺术家。我认为余秋雨是非常懂艺术的，也是有艺术勇气的。他在另外的场合可能是故意应付媒体等等，因为这句真话会受到很多的误解：你怎么会认为赵本山有水平呀，戏曲是什么东西呀，戏曲在中国是最下里巴人的东西！戏剧在古代能像我们现在这样研究吗？那不就是一群下九流嘛。我们今天考证小说的作者，因为它是一个学问。但这是在我们中国文类的金字塔中谈这个问题。从中国晚清的革命，到五四之后，这个金字塔的秩序就被颠覆了。小说现在堂而皇之地成了文学史的中心。中国的古代文学如果拿掉小说和戏剧，仍然可以有许多精彩的作品。现在不能拿掉小说，也不能拿掉话剧，这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存在。
说到戏剧这个问题，谁敢说自己是戏剧专家？你说你会话剧，你会唱昆曲吗？你会唱昆曲，你会唱秦腔吗？你会唱黄梅戏吗？你会丢手绢吗？我觉得很多专家在这里批评的非常多，可能比较得还不够。而我们中文系是怎么讲戏剧的？我们中文系实际上是把戏剧当小说来讲的，我讲的是学术研究。你要讲戏剧，那你必须有一个高屋建瓴的东西来观照它。比如说我已经连续两年去211医院给博士讲医学的课程，他们那儿有讲医学理论的，不是说他要成为一个外科专家，他就只是某一科的专家，他可能会超越自己。我们现在的体制，培养的只是某个专业的专才。一个人你只能种玫瑰，不能种牡丹。你如果种牡丹就会说你不务正业，或者你如果种牡丹他就断定你种不好玫瑰。恰恰20世纪以来的艺术教学的体制也是如此。
中国的戏剧学校在上个世纪初就属于专科学校，是一个专门的表演机构，从西方搬来的，当然京剧和地方戏仍然有一个“家班”的方式。但是戏剧这个东西是“专”与“博”并重的。从戏剧艺术本身来讲，在古代，经常有大艺术家的专业的指导。包括到了元朝的时候，到下层的社会，还有关汉卿，王实甫这些人深入下去，它有一个很宏大的背景。看我们当下的表演事业，如果我们放到整个中国的文化，什么什么民族文艺复兴的背景上看，戏剧所取得的成就不能够太高看。它的本土化的成就到底有多高，到世界上用什么标准和人家比较交流，还有专家的评价尺度怎么样和民众的尺度、和市场的尺度达到一个平衡。
今天看表演，包括话剧，总是觉得它的知识量不足，知识、文化的含金量都不足，从重视内在的修养，慢慢地过渡到重视外在的技术，进一步发展到轻视人、重视科技。有的时候会回到上个世纪初文明戏的阶段，那时文明戏如果借助了一个表演器械，就会认为这个戏演得好。比如舞台上搞个大水池，演员跳下去，大家就认为这个戏演得好。我们处在北京这个文化中心，看得到国家话剧院、人艺的演出。但是从全局来看，这个数量是非常少的。我们大多数的表演，全中国的表演，如果扩大一下戏剧范围的话，也包括电影，那整体的水平是很差很差的。包括张艺谋、张纪中所用的演员，无论是否在国际上获奖的，都是一群不读书的人。像我问张纪中他们拍摄《天龙八部》剧组的演员，问他们谁完整地看过《天龙八部》，几乎没有一个人。虽然不是100％没读过这本书，但可以说是90％以上。
所以戏剧有必要——不是说全部——搬到大学里面，有必要和国家的学术资源进行整合。一些其他国家就是这样。我在韩国待过两年，他们没有专门的戏剧学校，都是直接从大学里出文艺人才。从北大来讲，我觉得北大当然需要自己的资深学科。我觉得在北大这个地方，你当老师也好，当学生也好，肩负的是多重任务，因为北大不是一般的科研教学单位，但是你还要完成基础科研教学的任务。现在的教育，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高等教育已经不是要培养专家，不是在培养天才，我们是要给学生一个上岗之前的执照，实际上我们培养的大部分是打工仔，就是培养你出去怎么样好好地顺应老板的要求。其中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能够真正地把自己的工作和自己的理想、和自己的信念结合起来。但是我们不能藐视——这也是我们的任务——给他们基本的常识，让他们有社会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公民意识等等，然后把他们放到社会上实践，这是做老师的基本的原则。然后我们再关注那1％的天才，他们怎么办？
90年代以来，这个方面是有所窒息的，比如近年来北大的自主招生，还是每年都招到一些天才的，所以面试是非常有用的，面试胜过10场高考，我在面试中也发现了高考中考不出来的东西。我个人感觉，艺术系本科新生的平均素质可能要超过我们中文系。我从上大课，从学生的作业中也能够感到这一点。从戊戌变法开始，北大的命运就是与中国的命运息息相关的，它担负着一个使命，就是它企图改造我们的民族，它起到了一份其他大学起不到的作用。戏剧是影响人的灵魂的一个利器。鲁迅早就意识到了，他写的小说，对于当时的新青年，也就能影响几千人，就已经沾沾自喜了，后来他主要写杂文。鲁迅的母亲都不读鲁迅的小说，她读张恨水的小说。你说像鲁迅这样深刻的人，西方比中国多吗？不见得多，西方的张恨水却比我们多。美国的杨利伟多吗？也不多，但是美国的科技普及程度比我们要高得多。全国的大学生素质很差，素质高的通过考试考到了我们学校。但我就说我们北大中文系吧，我可以说一句负责任的话，不少北大中文系的学者，不管他有这样那样的成就，他们的艺术鉴赏力是低下的，多少年没去过美术馆，多少年没听过音乐会，电视剧看不懂，春节晚会看不懂，或者说他看懂的水平等同于普通的观众，所以他解决不了老百姓给他提出的艺术性的问题。他说这种问题我不管，我们研究更高一层的问题。还有一句话，说我们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但是你不培养作家不等于就要排斥作家，这种观念必须抛弃。作家一样可以搞很好的学术研究，王蒙呼吁作家学者化，当然作家学者化有他的局限，他提醒了我们一个问题：学生是不是应该尝试一定的艺术实践，你有过艺术实践和没有艺术实践，你的学术研究的深度根本就不同。我们都知道鲁迅是一个小说家，是一个杂文家，但是我们很少注意他是一个学者。现在很多人就觉得我什么都写不了，我就写点儿杂文吧。其实鲁迅像一个武功高手一样。最近我看了陈平原老师的文章，他说鲁迅首先是有雄厚的学术根底，他的根底是与艺术才华结合在一起的。古人讲才、学、识要结合，才、学、识是不可偏废的。不管你搞艺术也好，搞学术也好，我们今天的小说也好，戏剧也好，你单独看它在某一方面是有特殊魅力的，但是你把这个视角拉大了以后，发现缺少一个有浩然之气的作品，缺少顶天立地拿到太平洋那儿，往那儿一放就立得住的东西。
我刚才说的传统的问题，我的意思是说这个传统不是铁板一块，传统是流动的，包括反传统也是传统的一种，传统必须从《易经》开始。中国是一个充满了革命精神的国家，我跟你一起相生相克，然后重新凤凰涅槃，这是中国文化的核心精神之一。我觉得北大冥冥之中，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这样一种所谓兼容并包的传统，这种传统跟毛泽东的战略思想是一样的：把门打开，不怕，让你都进来。北大是有这种气魄的。而我们这些年来，由于学术与国际接轨，由于一切都要量化，作茧自缚起来。比如说以论文的数量来考察学者的成就，看你一年发表了几篇文章。我很同情那些抄袭、剽窃的同行们，他没办法呀，是这个游戏规则把他逼的。所以北大有很多方面经常是被误解的，虽然由于被当成一个焦点，北大天天在媒体中被妖魔化，但也是北大自己把这个门关起来，不看社会上的情况，明明自己没有本事，还假装清高。我觉得北大不仅要把戏剧请进来，要把很多的艺术门类都请进来，其实我们已经请进来不少了，周星驰、王小丫不就来做过报告了吗？还有什么不能请进来的呢？
有些地方端了很大的架子，但是该端的没端住，所以在很多问题上要有更大的胸襟。因为北大是有自己的条件把思想的学科办好的，一个是北大的历史，一个是北大的师资，还有这个时代的条件。什么时代条件？说起来方方面面很多，我说一点——现在人民需要好戏，这是一句很冠冕堂皇好像口号似的话，但这是实话。中国人经过这么多年的消费历程，这个消费的层次在不断地递进。你看公司怎么招待它的客户，请吃饭，这是80年代的事情，后来请吃饭就很俗了，后来就请桑拿，请三陪，现在很高级的招待方式是请他们去看戏，你看剧场里坐着很多衣冠楚楚的、油光满面的人，但是我们不能说你不配看戏。各行各业的人有了看戏的愿望，但是我们这个戏剧还不能够很好地满足他们，我们看戏的门槛儿还稍微高了一点，不光是票价的问题，是我们对戏剧的理解，觉得戏剧好象不是大众的事，不是大众能看得懂的。我们经常偷笑那些听不懂交响乐的人。但是戏剧本来的性质是给人民带来文化的，应该是具有狂欢性的，我们为什么100年来把戏剧弄成这个样子？是我们背上有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的传统不是这样的，本来是一个太平盛世之下的娱乐。后来说这个娱乐不行了，说要告别游戏。为了挽救民族的危亡，要动员人民。我们确实需要这样，为了民族的危亡，必须唱着：“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我们会发现娱乐本来是艺术的核心本质，娱乐没有错，娱乐无罪，而且失去了娱乐，一切的交往功能都会丧失。
我觉得现在的中国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发展各种艺术的土壤，而我们各种的人才也都在层见叠出。虽然一方面我们的贫富分化在加剧，文化上的贫富也在加剧。最近我看了一个资料，考进重点大学的城市孩子和农村的孩子比例是200：1。但我们还是涌现出了许多的天才。先前说我们中国人打篮球不行，我们现在也有姚明了。戏曲方面人才很多，但是没有土壤，还有戏剧观念也需要重新来研讨。所以我觉得北京大学搞这个戏剧研究所是中国戏剧和北大的一个双赢。最近我们中文系也成立了一个语文教学研究所，要把语文从师范的范畴中解放出来，放在学术的背景下来加以研究。
在我看来，中国的戏剧，或者说我们要搞的戏剧研究，应该避免那种投机性。当我们说一个东西是左一点好的时候，还是右一点好的时候，不是一个抽象的问题，首先要看我们当下需要的是什么。要不要向传统看的问题，首先要看当下我们是传统多了还是传统少了，要这样看问题。现在青少年一代对传统整体上是无知的，而且在无知的背景下就擅自嘲笑。孔子说一个君子他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只有小人随便嘲弄圣人之言，随便嘲弄比他高的人。这是一种乱世的景象。比如我讲戏剧，我自己有一个困惑，怎么讲？我是否要讲戏剧中的戏曲？包不包括梅兰芳？讲不讲歌剧？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孩子一提起“文革”：“文革”还有艺术吗！现在多数傻孩子都以为文革就是一个“悲惨世界”啊。鲁迅早就说了，中国人是健忘的，中国人对往事的回忆都是受当下主旋律的影响。戏剧涉及的方面实在是太多了，但是我们可以从一点一滴做起，由于有着一批像林兆华这样能够把实践和理论结合在一起的戏剧人，可能将来会出现真正生长于中国本土，又能够呼吸八方风雨，既为中国人民、也为世界人民喜闻乐见的新中华戏剧。
转自孔庆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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