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昙花梦
星期六 一月 10, 2015 5:53 pm
http://www.my285.com/zt/cp/thm/
新中国第一部真实描写国民党警探的奇书
本书以香港女作家陈娟之父的亲身经历为背景，描写了发生在解放前夕南京、上海的二十多桩惊人奇案。
陈娟之父早年毕业于重庆中美刑事警官学校，后任南京警察厅刑事科科长，因屡破奇案巨案，被称为“中国福尔摩斯”，解放后，他经历运动，大难不死，最终给女儿留下了自己当年亲手破获二十多桩奇案的真实故事。
写实的手法，真实的案件，曲折离奇，环环相扣。红颜报知己，黑道藏杀机。法网无情，大盗有道。
金枝玉叶、踏雪无痕、江湖一奇，三个绝色女贼风月无边；
立案破案、解铃系铃、怜香惜玉，多情神探更是护花使者。
作者：陈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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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启事
星期六 一月 10, 2015 4:40 pm
按照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每年一度开展电影剧本征集工作，发现和培养青年编剧人才，鼓励和调动制片机构拍摄积极性的要求，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已成功举办了八届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活动。今起发布《2015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启事》。
2015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启事
一、举办单位
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工作由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剧本规划策划中心（以下简称“电影剧本中心”）和中国夏衍电影学会共同举办。征集办公室设在电影剧本中心。
二、征集方式
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自2006年起每年举办一次，面向全国，注重专业编剧，鼓励青年专业人才，强调剧本的可操作性，旨在服务全国制片机构。主办方组织专家对参评电影剧本进行评选，2015年夏衍杯将产生5部“优秀电影剧本”、10部“创意电影剧本”和20部“潜力电影剧本”（具体数量由评选委员会依据剧本质量等情况相应增减，以最终发布的评选结果为准）。
三、征稿原则
鼓励大力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讴歌改革开放丰硕成果和新人新事，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尽可能完美统一，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的好作品。特别关注当代题材，鼓励艺术创新，支持类型化探索，适应电影产业化发展，多方面满足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四、征评时间
1、剧本征集信息发布时间：2015年1月
2、剧本投稿起止时间：2015年1月15日-4月15日
在此期间，准备好参评剧本的编剧将剧本邮寄至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办公室。
3、剧本评选时间：2015年4月30日-10月30日
此阶段将由主办单位组织评委会，对应征剧本进行遴选、初评、终评。
4、该年度“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评选结果和证书奖杯颁授仪式，将在2015年适当时间发布和进行。
五、投稿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2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剧本中心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办公室邮编：100866
电话：（010）86096997/6901/6904/6923/6987
六、来稿要求
1、每位编剧限投一本，来稿须写明作者的真实姓名、年龄、工作单位、详细通讯地址、联系电话，注明身份证号码。为确保评选程序的科学、公正，剧本评选采用匿名形式，请作者务必不要在剧本封面、扉页、尾页、页眉等处标注自己的上述信息。上述信息请作者填写在《夏衍杯参评剧本作者登记表》中，表格可到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公告栏”（http://www.sarft.gov.cn/ ）下载。
2、参评作者在投稿期间联系信息如有变更，请及时通知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办公室。如出现因作者联系信息发生变更又未及时通知主办单位，从而导致无法与作者取得联系的状况，视为参评者自动放弃评选资格。
3、来稿须通过邮局投寄，以平信、挂号或EMS三种形式。并在信封上注明“夏衍杯电影剧本征集”字样。勿寄私人，亦不接受个人直接交送、传送或转送的应征剧本。截稿日期以当地邮戳为准。请作者不要通过邮局包裹和各种同城、城际门对门速递方式投稿，以免延误。
4、应征剧本务须附有300-500字的故事梗概。
5、应征剧本须采用打印稿，用小四号字、A4纸打印。请在邮寄打印版剧本、剧本梗概、《作者登记表》的同时，将以上材料的电子版发至电影剧本中心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请务必在电子邮件的标题栏注明作品名称和作者姓名，请勿重复发送同一剧本。
七、版权要求
1、参评作品应为未转让版权的电影剧本，应征作者须拥有无可争议的著作权。如系改编自他人的作品，须出具该作品著作权所有者授权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的有效文字材料。如系真人真事改编，须附原型人物或当事人书面同意材料。
2、应征作品凡被认定属于抄袭、剽窃的，将取消参评资格。已经入选的作品和个人，评委会将按法律程序取消其入选资格。
3、应征剧本须具有完整的剧本架构、符合剧本的篇幅长度，凡大纲、素材、创意、故事、梗概等文字过于简略的稿件以及小说、散文、电视剧等其它体裁的稿件，均不予参评。
八、特别声明
1、来稿一律不退，请作者自留底稿。
2、投稿不符合“来稿要求”，缺少必要材料，不予参评。
3、为保障剧本作者的权益，防止剧本内容泄露，待评选结束后，征集办公室将对未与作者签署委托代理协议和未予推荐代销的剧本集中进行环保处理。
九、政府采购办法
优秀电影剧本5部，每部以人民币10万元整（税前）由政府采购。
创意电影剧本10部，每部以人民币5万元整（税前）由政府采购。
潜力电影剧本20部，每部以人民币2万元整（税前）由政府采购。
十、政府权益
5部“优秀电影剧本”、10部“创意电影剧本”和20部“潜力电影剧本”，须由电影剧本中心（两年内）代理销售。
其它具有开发、修改、生产价值的剧本，经作者本人同意后由电影剧本中心代向全国电影制片单位推荐，被制片方采认的剧本将由电影剧本中心代销。
十一、补贴办法
5部“优秀电影剧本”拍摄完成后，电影局对制片方每部补贴人民币20万元。
十二、其他事项
1、评选结果将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站、《中国电影报》公开发布，请作者留意以上媒体。
2、2015夏衍杯剧本征集启事由征集办公室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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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多童书：为中国孩子做出最适合他们的读物
星期六 一月 10, 2015 4:08 pm
小多说
挣扎在各种作业和考试中的孩子们，需要另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它铺满牵牛花，每朵花的花蕊上都立着一只蓝色的蜻蜓；花的后面是紫色的树，长着星星形状的橙色叶子；天上挂着一轮红色的月亮，旁边是绿色的太阳……这就是阅读的魅力。
国内童书市场的普遍问题
和国外人文以及科学童书相比，中国童书存在的普遍问题是：题材老套，内容偏旧，形式呆板。
而纯进口童书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往往因为追求经典，而忽视了及时更新的具有现代童书代表意义的内容，而且有些内容不完全贴合中国孩子的生活与兴趣点。
小多的理想
及时传递和世界同步的高品质内容，让孩子自主快乐地阅读，学习和思考。小多有引进和原创，其引进内容贴近现代孩子的需求，其原创内容着力改变国内童书现状，为中国孩子量身定做高品质的人文科普读物，带他们进入那个开满牵牛花的世界，培养他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了解自己以及新世界的能力。
小多是谁？
旅美资深媒体出版人杨鸣镝2008年在纽约创办， 小多聚集了在海外接受教育和生活多年的各个行业的优秀华裔，他们在全球范围内汇集更新的顺应时代的教育品质内容，用先进的传播方式和手段传递到全球说中文的家庭。 在纽约、北京、香港均设有编辑部，拥有一支独特的国际化专业少儿创作团队。
我们能为你提供的
小多的编辑制作团队一半以上成员均有国外留学背景，通过长期与海外优秀儿童出版社和作者合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自己独特的做书风格。我们愿意与你分享我们的经验，共同创造更优秀、更适合中国小读者的读物。
你可以生活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可以是专业或业余人文科普作者，可以是某个科学领域的科技工作我们对你的期望者，甚至只是对儿童教育有独特看法的父母。我们不要求你有特殊的写作经验，只希望你具有开放的世界观，愿意学习的心态，以及团体合作的工作精神。鉴于小多的国际性，我们希望你能够读懂一门外语。
我们的工作方式
编辑和作者属于同一个创作团队，共同探讨和发现最酷最新的题目，找到最新鲜最有趣的角度，完成最能直达孩子心灵的作品。
我们的合作方式
作者可以选择通过PayPal以美金支付稿酬，或者国内人民币转账的支付方式。
我们将邀请优秀作者成为我们的驻站签约作者，并推荐给与我们合作的其他出版社。
我们的联系方式
请发邮件到
[email protected]
或者
[email protected]
邮件名称请用: 征集合作人
及时传递与世界同步的高品质内容
欢迎关注微信：小多童书（微店）
淘宝店铺：小多童书 xiaoduobook.taobao.com
邮箱：[email protected]
客服：400-680-7771
文/枫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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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岩松：中国人不做无用事，一切皆与升官发财有关
星期六 一月 10, 2015 3:59 pm
【按】本文为12月18日，资深媒体人、中央电视台《新闻1+1》节目主持人白岩松作客厦门大学，开展了一场主题为“阅读与人生”的交流会。在此整理了白岩松的演讲实录(有删减)，以飨读者。
各位，大家晚上好。今天我来了之后才知道不好讲，为什么?年龄层相差太大，36到42(岁)的一群人，还有年轻的大学生，你怎么把一家两代人融合在一起还要给他讲呢?讲养生上一拨听，下一拨不听;讲励志，下一拨听，上一拨不听;讲成功，底下(有)一半儿人都有经验，很难，所以，聊聊天吧。
这一个月正处在厦门的读书月，我是受出版社的“裹挟”，来跟大家谈阅读之美，其实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稍微悲哀的事情。今年台里头做一个关于读书的公益广告，这几年(都在)做读书的推广，我总纳闷一件事，你见过国际上把哪个日子定为“吃饭日”吗?说到国际吃饭日，没有。那既然国际没有吃饭日，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读书日呢?对于人们的身体、肉体来说，不吃饭活不下去，那我很纳闷，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不读书难道不也是跟不吃饭一样活不下去的一件事吗?那么为什么现在都已经堕落到了要全社会去推广“阅读”这样一种现状?我觉得这件事情恰恰印证了此时此刻中国的某种悲哀和某种觉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一个细节，前不久在APEC上，普京送给了总书记一部手机，这部手机我看完细节之后发现，只有俄罗斯能做，中国做不了。是他们技术很高科技吗?没有。这个手机是两面屏幕，这面跟咱们的手机一样是正常的，另一面是跟kindle一样的、像水墨一样的屏幕。我为什么说中国做不了?俄罗斯的人均阅读量在全世界排名是很靠前的，脑海中能诞生(这样)一个手机，一个屏幕是正常的彩屏，另一个屏幕是墨迹的屏幕，只有爱读书的国度才可能把它研发，他才会把一个手机跟阅读和使用紧密结合在一起，而我们设计成两个屏幕，一定是为了变得更加便利，更加色彩斑斓，而不是考虑是否更适合阅读。
同样的道理，今年八月份我去法国巴黎的时候，大家知道，八月份的时候，巴黎人民非常可爱，把整个巴黎全部给中国人民留下了，见着中国人的可能性会比见着法国人的可能性更大，他们都去度假去了。就在探讨这个度假的事情当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一个中方的高级官员跟我说了一番话，给我的触动非常深。他说该怎么看待法国人像命一样地捍卫这一个月的休假?中国人经常会觉得法国人太懒啦，一到夏天钱都不挣全跑啦，都去度假了。我们非常容易从这个角度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法国人是怎么去面对、思考、解读这一个月呢?在全世界，如果论有创造力的国家来说，法国，是最好的比如说在诺贝尔文学奖，法国有多少人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包括法国的电影，现在我依然是法国电影的狂热爱好者，只要看一部法国电影，当然，也是他不错的电影中的一部，我就几乎从来没有失望过。在我最喜欢的三部电影当中，就有一部是法国的。法国人认为法国之所以有创造力跟这个月休假紧密相关，因为每年他们有一个月去保证安静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内心，让自己经常有发呆的时间，让他们了解生命。每年都要休息一个月，宁可少挣点钱，在这背后是一种对生命更透彻的理解。
生命不只是使用，还需要奖励，而我们对生命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口号上会说：活到老，学到老;其实我们往往是“活到老，挣到老”。钱永远没够，大家都在忙碌着，其实中国古人早就告诉了我们什么是“忙”。“忙”就是心亡。法国之所以可以成为一个有创造力的国度，跟他们经常要停下来，面对自己，成为自己的朋友，与自己对话，与时间和空间对话紧密相关。后来我总结，想要有创造力，需要有三个条件：有钱(有一定的闲钱)，有一定的闲人，还有一定的闲时间。没有这三点，想有创造力，不可能的。
去年是《东方时空》创办二十年，它在1993年创办，为什么几年就成为中国具有影响力的新闻专题节目?那种创造力是从哪儿来的?我觉得就从这三个“由于”来的：由于进行了改革，大量的人可以进来，不合适的人可以走，每一个栏目的人都会有一点富余。这种富余就产生了强大的竞争力，同时也有了生存的压力，这就需要更有创造力和干得更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当时搞改革，钱制片人可以支配，干得好的人可以多给，干得不好的人可以少给，有一点闲钱。第三个由于不是满员，同时还可以吸纳社会的大脑，优秀的人云集在这里，就会有多余的时间和智慧，创造力就诞生了。那样的几年时间里，永远是前面在播节目，后面就有人在研发新节目，所以，很多新节目都不是领导指令的，而是我们自发推动的，像《实话实说》这样的节目，领导没让做这个，一看还不错。创造力就是这样诞生的。
四个苹果创造世界。第一个是亚当夏娃的苹果，与人类有关，第二个就是牛顿的苹果，发明了万有引力，第三个是乔布斯的苹果，第四是中国的小苹果，解决了庞大的大妈们多余的精力，这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说牛顿的这个苹果，我相信在此时此刻的中国，这样的传奇不会诞生，此时此刻有几个中国人有那个闲工夫躺到苹果树下去?在一个讲究“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这是闽南语对这个国度最大的贡献，好多不会讲闽南话的人都会讲“爱拼才会赢”的闽南说法，在这个“爱拼才会赢”的国度里有几个人愿意躺到苹果树下去闲呆着?好，即便有人躺到了苹果树下，被苹果砸完之后的反应也一定很“中国”。
第一个，像绝大多数中国人一样，抱怨。此时此刻的中国最大的特质是抱怨，我们可以到任何一家餐馆去听，小三在抱怨正房，领导在抱怨下属，下属在抱怨老板，老板在抱怨体制内，体制内在抱怨体制外，反正所有人都在抱怨，因为大家都觉得责任是别人的，与自己无关。每个人都在抱怨中把自己给摘(除)出去了。其实，你什么样中国就什么样，你进步了中国就进步了，但是中国人不会用这样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因此第一个反应就得抱怨，“谁管的树?你们领导在哪儿?把他给我叫来!”一定会演变成为这样一种局面。
人家说一个外星人如果掉入地球，掉到其他国家命运可能相同，掉入中国会有不同的命运，要看它掉入哪个省。如果掉到陕西，就会把它埋上，一百年后再挖出来。如果掉浙江义乌，就制造一批模型。如果掉在东北，训练训练上二人转舞台。要是掉北京，更搞笑了，“赶紧问下是什么级别要不不好接待。”所以我们会有我们此时的特征，你就会去想我们现在是一个有创造力的时代吗?当你看多这样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一种本源，此时此刻有多少中国人会去做无用的事呢?但是创造力就恰恰跟无用的事联系在一起。
第一个黄金周，我在厦门。全中国的第一个黄金周那天我在厦门，带着老婆孩子，孩子还很小，我们喝茶喝到十点半的时候就被临时通知“全走，所有的茶室要改成宾馆让人睡觉”。因为第一个黄金周，厦门没有想到游客是如此的海量。等我回到宾馆的时候，大堂里全是人，在等床位。
第二天去鼓浪屿，噩梦一般的旅程，但是，到了鼓浪屿之后没有几分钟我就成为最幸福的人。一艘艘船在鼓浪屿停泊，(大家)下船，99.5%的人直奔日光岩。还有人问：哪儿是鼓浪屿最有名的?日光岩呐!旁边的人也不用问，跟着人流走了。我带着家人跟着人流到了日光岩一看，人满为患人山人海，都快看不到日光岩了。我就势拐到了鼓浪屿的巷子里，一个人都没有。
那一上午直至下午，我们把鼓浪屿都逛了一遍，甚至还钻到那时候还有一个什么洞里。最美的鼓浪屿在最火爆的黄金周是没人的，几乎属于我们这一家人。但是，涌入的人们都在日光岩，因为他们要照一张相，留言“我到了鼓浪屿”。从此我几乎不到任何一个景点去照相，因为生命很短，照相的那个时间不如留在自己的记忆当中去感受。
所有传说中最美的鼓浪屿，比如说钢琴的声音，从窗户里头传出来，我全听到了。野猫跑过，张三丰的奶茶等等。这个时候要反过来去思考，我们的生活，出现了哪些问题?在我们的意识当中有哪些问题?闲逛是没用的，我们讲究直达目的地，干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功利地直奔目标，过程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手机阻止了无聊，也阻止了无聊所拥有的所有好处。这句话开始很绕，但是当我开始想明白了，觉得这句话说得太好了。
无聊是有价值的，我们现在已经没有无聊的时间，只要一“无聊”，人们下意识地就拿起手机来，“无聊”就被填满了，看个微信瞎搜一番，“无聊”就没了。无聊之中所临时诞生的某些千奇百怪的、天马行空的创意都消失了，甚至“无聊”本身也消失了。“无聊”也是创造的一个重要母体，而我们现在连给它时间的可能性都没有。
中国人不做无用的事，什么是无用的事，什么叫有用的事?与升官有关的，与发财有关的，与出名有关的。比如说在我们的学堂里，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跟过去不一样，现在的学子提的问题都是有指向性和目的性，功利性极强，“我该怎么办?”“应该怎么着?”“你直接告诉我一个什么?”我每次都回答我不是卖大力丸的，我治不了“急”病，只能说一些慢道理。但是现在的人觉得慢道理不叫道理，你必须要告诉我一剂药吞下去立马要见效，只有一种药真能达到这个效果，(那就是)剧毒的毒药。你只要吃下去，保证两分钟后啥事儿都没有了，你吃吗?所以，有用的药恐怕都需要时间。
现在中国人很有意思，看名片、递名片。回到家一看，这哥们没用，撕了，因为你用不着他。就在一个又一个筛选名片、把没有用的名片一张张撕掉的过程中，你(错过了)生命中有趣的人，留下的全是有用的人嘛，有趣的朋友越来越少。
我们该怎么重新去理解无用之大用，包括阅读本身?今天下午有个小伙子跟我聊，说我特倒霉，本来报了某个学院的某专业，后来被调剂到了汉语言文学，它有啥用啊?我给他四条出路。现在12月份了，回去复读可能有点来不及了，自己考虑清楚。第二条，学校能转系，试试。第三条出路，大学本科学的是思维方式的熏陶，研究生选专业的时候选择一个跟自己的兴趣爱好相关的专业。第四条非常重要，没准你会爱上它，试着爱上它……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对汉字的喜爱是在增长的，好多人跟我说，谁这年头还在读诗啊……诗歌里有最浓缩的中文，我要告诉他们几件事情，第一，中文是每天面临再次发明的。发明这个词是理科啊，怎么会跟文科有关。我说不，汉字的常用字五、六千字，但是每天当你落笔要写字写文章的时候，你都承载着或主动或被动的重新发明汉字的可能。想想我们厦门的诗人，舒婷，很多年前同样路过神女峰，为什么她能写下：“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的肩上痛哭一晚。”这两行诗有哪两个字你不认识吗?但是她把我们熟悉的汉字重新组合在一起，诞生了“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意境，而且成为一个时代的标志。在诗歌里头，同样存在着看似无用的东西，但是汉字每天都可以重新生长，我们要探讨中文的无限可能。
海子写过“今夜我不想人类，我只想你”。这是海子最伟大的一句情诗，依然是大白话，但是它有我们最浓缩的东西。当一个民族有持续二十多年的时间不读诗厌恶诗，而且把它边缘化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生活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现在都知道，有些东西开始重新有用了。但是这个世界上最贵的东西(往往)是无用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最无用的东西是什么?戒指。你告诉我一个实用功能，它有吗?但是它非常贵。顶针，几毛钱一个，但是戒指呢?无限。还有服装，比如说，服装有用的功能是什么?保暖和遮羞。如果要是满足它有用的功能，去个小商品市场，100元一身，拿下。但是很多女士的一身10000都拿不下，这9999花在哪儿了?花在没有任何实际功能的用途上，牌子、感觉、样式。它一点也不会为保暖和遮羞增加更多的因素，很贵很贵的东西在遮羞方面反而能力减弱了，尤其在夏天。无用的才最贵，(你们可以)去研究我们生活中大部分的事情，看看是有用的贵还是无用的贵?
曾经有一次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陈丹青非常认同我的看法。陈丹青他们干的这活儿有什么用?请问画家有什么用?诗人有什么用?没用啊，大前年我去了浙江富阳，也就是著名的《富春山居图》的富春，到了那儿之后，我详细地了解了黄公望的故事。老爷子九百多年前到富阳，之后也被边缘化，六七十岁了才在边缘的山里画这幅《富春山居图》，城中心都是领导、企业家、达官贵人，黄公望用了六、七年的时间把这幅图在寂寞中画完，画完给了一个僧人“无用”。一个寂寞文人感叹自己无用，恰恰遇到一个叫“无用”的僧人还喜欢这幅画，送了。九百多年过去了，城中的达官贵人不知道哪里去了，但是这幅无用的人画的无用的画可是真有用，成了这个城市招商引资的最大名片，甚至总理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都谈到了这幅《富春山居图》。它有用吗?没用。真没用吗?
今天下午，也有学生跟我沟通关于读书的问题，“我喜欢读书，但我的很多同学都去看美剧等等，我是不是需要坚持”等很多这样的问题。(其实)炫耀读多少书和炫耀多少财富没什么区别，都挺招人讨厌的。另外，当用“坚持”这样的字眼去说读书时，已经坏了，读书是一种乐趣。有人问我，哪本书对你影响最大?每个人都想得到一个功利性的结果，对你影响最大的一定最有用。但我觉得对我最有用的书肯定就是新华字典啊。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剩下的、所有的书都像小溪流从源头出发，长江黄河在开源的地方都是涓涓细流，然后不断地有水系汇入其中，然后不断地、慢慢地壮大到长江和黄河如此之辽阔。你能知道是哪条汇入的溪流、哪条汇入的河流让黄河成为黄河，让长江成为长江?我当然无法回答，我这一路上汲取的这么多营养，到底是哪个营养塑造了我。有人问我读了多少本书?我说无法回答你一个数字，此时此刻我什么样就可以反过来告诉你我读了多少书，因为它变成了我。最重要的是，读书本身是一种最大的乐趣，不是我的结果让我得到了乐趣。
现在去中国的书店，最显著的特点是有这样几摞书。第一个是与考试有关的书，第二个是(关于)养生的书，第三个是所谓的畅销书。这涉及到人们所关心的(内容)，要过关，要长寿，要有谈资，怕被时代抛弃，其实全具有功利性。但是有很多好书不是为了功利，而是为了有过程。你看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得到很多乐趣。
今天我在来的路上看的这本书，一次又一次地让我热泪盈眶。这种热泪盈眶我觉得很好，我还有热泪盈眶的时候，我还知道自己是谁。当你知道自己是谁的一个重要缘由是，知道你还容易被什么所感动。我来的路上看的是《西南联大行思路》，是张曼菱写的一本书。这本书有太多让人热泪盈眶的地方。比如说邓稼先的爸爸是清华大学哲学系的著名教授，在抗战爆发的时候，他的儿子即将要去昆明读西南联大的时候，他说了这么一句话：“儿子，学科学吧，科学有用。”这句“有用”的确反应了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某种心声，但是如果没有哲学，没有他所拥有的境界，(他)怎么会让自己的儿子在国难当头，抛离这一家子?最后，邓稼先(成为了)我们的两弹元勋啊!
南开大学在1937年7月29日被炸成一片废墟，当时的校长张伯苓写了一句话“物质之损失我毫不挂怀，南开之精神将在这个废墟上永远。”蒋介石决定彻底抗日就是在头一天，南开被炸之后第二天作出的决定，蒋介石讲了一句话：“中国在，南开在。”张伯苓的儿子从军学了飞行，最后驾驶那种简陋的飞机，在与日本人的战争中阵亡了。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这就是那个时代的校长公子。我那时候眼泪就下来了。这都是一些无用的叙事，藏着这种无用的阅读乐趣。你的人格就是在这种无用的事情的一步步熏陶过程中，慢慢健全独立起来。
现在应该提倡越来越多的人去做看似无用的事……我每周必须跑五天的步，非常无用的事儿，但是在跑的过程中慢慢成为一种享受，你跟自己对话，把自己放空。累得一塌糊涂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是跑步，的确，当我跑完步的时候，累的是双脚，但心和脑子都缓和过来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是一种辩证法。
大学是止于至善，这是我认为大学最重要的因素，永无止境。创新需要具备的素质：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立的人格，人心的自由。我们过去对自由的理解是狭隘的，真正的自由在内心。面对最小的宇宙和最大的人心，只要可以探究的而且能得出一定结论的就不算辽阔，无法掌握的是最辽阔的，人心是最辽阔的。创造就是对固有牢笼的挣破。所谓自主创新，没有自主就不会有创新，一所好的大学是将有用的和无用的相结合。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件事有人说对有人说错，这是常理。我舅舅是中学数学老师，以前每天都跟我玩一个游戏，每天都给我出一道题，但缺德的是他往往先画一条辅助线，让我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当时我是一个孩子，只是每天去完成一个任务，总能找到，因为任何一个平面几何题都有一条两条甚至三条四条辅助线能把它搞定，很多年后，我突然意识到，他已经深深地改变了我的思维方式。为什么?因为我从那时候开始，相信所有的事情都不止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一个答案的时候，我总是下意识地要去找第二条辅助线，创造力和不同就在这一个小细节上诞生了。你要知道，第一条辅助线是功利的，第二条辅助线是无用的，但是第二条辅助线提升了我，塑造了我。作为一个学生，只要我找到第一条辅助线，得10分，OK啦，我完全不需要再去找第二个答案，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玩的训练，深深成为了今天的我。我不相信问题只有一个答案，当别人有了答案我也从不绝望，我再去找第二个答案就好了嘛。所以我称之为第二条辅助线，而它恰恰来自于不功利性的无用的训练。所以未来中国的创造，一定是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发呆，开始思想，开始与众不同，开始另类，开始有第二条辅助线，开始做无用的事情都被鼓励。
人类的进步是由科学家的好奇推动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通的，杨振宁跟我说过，物理学到尽头是哲学，而哲学学到尽头是宗教，所有的东西是一个大圈，因此他的话对我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他是这个领域的诺贝尔奖获得者。成为一个大家会看到一个相通的地方，而不是聚集在这，他之所以给我讲这句话的缘由在于他经常做无用的事儿，而且感谢这件事儿，就是读大量的金庸小说和各种文学作品。
谢谢各位。
来源:儒意欣欣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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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哲：我所知道的康生
星期五 一月 09, 2015 11:43 am
康生的“抢救运动”
说是康生的“抢救运动”，是因为这一害人运动确实是他一手策划、制造的。
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在开始时是完全正确的和必要的。毛泽东在整顿三风的报告中，阐明整风学习的目的、任务和方针时，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是非，澄清问题，端正思想路线和工作作风，而不是为了追究任何个人的责任，更不是整人。所以整风开始后，干部们并没有感到有任何压力，能够集中的读点书是很难得的机会。除了22个文件外，还有《六大以前》、《六大以来》、《两条路线》以及干部必读的六本书等口大家学习都很认真，做笔记，写心得，自觉地联系自己的思想做检讨，思想认识确实得到了提高，获益匪浅;党内也出现了更加团结的气象。但是最终结果却与初衷大相径庭。事情是如伺演变的呢?
有一天，康生和我在杨家岭宿舍闲聊时。他向毛泽东的窑洞呶呶嘴说:“我们的同志总不明白，既然我们掌握了政权。却还不会使用，不知道使用权力。”这话与他以后的所作作为联系起来，实在是意味深长。
康生是中央社会调查部的部长，是反奸保卫工作的最高负责人，也就是说他掌握了那时的主要专政机器;他又是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先是毛泽东，后是刘少奇，都是挂名)，是整风运动的实际上的领导人，于是他实际上掌握了对人的生杀予夺之权，
整风学习开始不久，康生便把中央研究院作为重点;后又转人审干，他又把中央党校也作为重点。中央研究院的前身是马列学院，院长是洛甫(张闻天)，该院为我党培养了大批理论骨干。但康生对中央研究院的评价是“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并亲自插手中央研究院的整风运动，矛头指向许多党内的老同志和青年党员。只因毛泽东一再强调整风是为了分清路线、方针、政策、策略上的是非，以提高认识为目的而不是追究个人责任，这才把康生那一套稍微限制了一下。
但康生并不甘心就此罢休。1942年5、6月间他又亲自策划了批判王实味。王实味是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的研究员，整风开始以后，他发表了《野百合花》(《解放日报;1942年3月12, 13日)、《政治家、艺术家》(《谷雨》一卷四期)等杂文，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的《矢与的》壁报上发表了几篇短文。他在这些文章中指责延安干部群众之间隔阂很大，干部不以平等态度待人，对人缺乏关怀爱护，“到处乌鸦一般黑”，而有的人却认为延安的黑暗面“算不得什么”、“天塌不下来”;他指责等级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竟有人认为“合理”、“不能提倡平均主义”;并且以李芬烈士和“前线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来衬托延安的“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景象。
对王实味的这些错误言论，毛泽东曾不指名地批评过，说整风中有些人不是从正确的立场说话，而是用绝对平均主义的观念和冷嘲热讽、放暗箭的办法。冷嘲暗箭是一种腐蚀剂，不利于团结等等。毛泽东的批评显然是为了纠正偏向，是善意的。而康生则是利用了这一问题，打自己的主意。
4月下旬，康生在中央社会部的干部会议上说: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在香港报纸上发表了，并责成中央研究院组织批判。5月27日—6月11日，在中央研究院召开了揭发批判王实味的斗争会，康生多次出席，并给王实味戴上“托派分子”的帽子。
在毛泽东的整风报告之后，中央政治研究室从事经济问题研究的成全(陈传纲)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信中提出除了整顿三风，还要整顿“人风”。所谓“人风”，无非是“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有人骑马，有人走路”等等“不平等”制度。还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批评意见，与此同时，枣园的工作人员于炳然也给中央和任弼时写了一封信，也把陈伯达说得一文不值.这些信我都看过.
成全、王里(又名王汝琪，在中央妇委从事妇女运动研究工作)夫妇二人过去认识王实味，到延安后也有所接触，潘芳、宗正夫妇二人同王实味是邻居，来往较多，康生便把他们与王实味的关系定为“托派关系”。康生先在枣园组织批斗于炳然，从于炳然株连到成全和王里，再株连到潘芳和宗正。从8月至1}月，对他们先后开了72天的批斗大会，把他们与王实味一起打成“反党集团”。
同年加月，在中央党校斗争吴奚如，把吴打成叛徒、特务(后来得到甄别平反)。
11月，康生等人在西北公学把张克勤(原名樊大畏)打成“特务”。张克勤是甘肃地下党的一名党员，那时还不到20岁。由于他的父亲在兰州开了一个照相馆，光顾照相馆的人，自然是什么人都有，国民党的军官、特务之类的人也去。据此.康生就说张克勤父亲的照相馆是“特务联络点”，张克勤的父亲当然是“特务”，而张克勤当然是他父亲派到延安来的“特务”，于是逼迫张克勤承认，张不承认，就批斗他七夭七夜，最后还以假相威胁，张克勤终于承认了自己是“特务”，还“供”出一个“红旗党”。此后，“红旗党”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党的地下组织都被打成了“红旗党”(所谓“红旗党”，意即国民党“红旗政策”下的假共产党—名义上是共产党，实际上是国民党的特务组织，引诱进步青年加人，而实际上当了国民党的特务)。樊大畏在很久以后给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信中说:他当时并不知道什么“红旗党”、‘红旗政策”全都是审讯他的人提示他承认的。
张克勤是“恃务”这件事，谢老(谢党哉)并不相信，因为他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担任领导工作时，同张克勤的父亲有过接触，了解此人是比较进步的。但由于康生处在反奸的权威地位，对他无可奈何。
康生的作用，不仅在于这些事件的本身，而更主要的是他把整风学习中正常的检讨、反省引向审干——肃反，并且把它说成是一种规律，杜撰出“整风必然转入审干，审干必然转入肃反”的谬论。
康生的能量
1942年1月，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关于锄奸问题》的报告，在报告中大肆宣传“延安特务如麻”，说什么“一种特务是打进来的，如戴笠派来的特务”‘实际上这批人一到延安，便有入主动交待，并迅速查清，当时称为“戴案，’);“一种是拉出去的，即在我们队伍里发展他们的人做特务工作”。报告后，少数单位审查干部开始，接着各单位也都纷纷跟了上来。
1943年4月，传出敌人可能进攻边区的风声，康生又利用这个机会进一步迫害干部。一天，康生把周兴(边区保安处处长)和我‘保安处一局局长)叫了去，给我们布置抓人。抓入的理由，他说一方面是蒋介石企图发兵进攻延安;另一方面是胡宗南的秘书胡宗冕要来延安，以防有问题的人与胡“联络’，。康生手里拿着名单，一边同我们谈话，一边在名单上作记号，打圈点，嘴里念叨、“这个是‘复兴’，这个是‘C·C’、‘汉奸’、‘叛徒’、‘日特’……”。画完之后，要我们把打了“。”的都抓起来，打了“.”的，都送进边区行政学院接受审查。我接过名单逐一看下去，打了“。”的有个名字是“师树德”，我脱口而出说“这是我的弟弟”。康生一把抢过名单，说“你弟弟?”接着把这个“。”划去。我说:“该抓就抓，不能因为是我弟弟……”，康生嘴一咧，头一摆，“嗯嗯”两声，也不作解释，把“。”换成了“.”。两天以后，从晚上到天亮，共抓了200多人。与此同时，李克农(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汪金祥(社会部二室主任)奉命负责抓中央直属机关的“嫌疑分子”。
这次抓人之后，中央正式宣布普遍审干开始。康生在中央大礼堂向中央直属机关作动员报告，当他宣布延安逮捕了200多人时，许多同志吓得面色苍白，茫然失神。
接着，康生把假特务张克勤当做典型，叫他到中央大礼堂、边区政府礼堂以及一些单位做“坦白交代”的报告。康生拍着张克勤的肩膀说:“你要好好坦白，感召失足者”，“你成了名人了”。
张克勤根据审讯人的提示和读过的侦探小说编造了一大篇“坦白交代”，而康生却说三“在所有的案子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张克勤提出了‘红旗政策”;“张克勤提出‘红旗政策”，使我们对国民党的特殊政策有了一个新的认识，使我们对大后方的党组织不能不重新估计，使我们对延安特务的数目之多，得到了一个答案”。于是他把甘肃、河南、四川、湖南、湖北、云南、贵州、浙江省的地下党，统统宣布为“红旗党”。他当时还不敢说陕西的党全是“红旗党”，但他说关中、汉中的党组织是“红旗党”。这“红旗党”就是这样从康生的头脑中设计出来，通过审讯人员教给被审查者，变成“供词”之后，又反过来作为康生扩大“肃反”的依据。
1943年轰动一时的“绥德特务”案件也是假案的典型。这里仅以绥德师范为例:该校师生员工共350多名，“失足者”竟达162人。该校语文教师栾丁生被打成“六个县的特务头子”。那时，假坦白成风，只要点到谁，谁就会立即承认是“特务”，而且谁瞎编得越多、越离奇，谁就越受赏识，越光荣。康生十分欣赏“绥德经验”，不仅在延安到处推广，还通过新华社，广发到各根据地。七月，他又在中央直属机关大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并邀了绥德师范一个女学生作“坦白交代”的典型发言，该女生编了一套她自己怎样“失足(又失身)”，加入了特务组织，又怎样用美人计进行特务活动等玄妙的故事。康生极为欣赏，让她到处作报告，待为上宾，和首长同坐主席台上。
绥德的肃反扩大化，引起了民主人士、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强烈不满，为了弄清真相，组织上派我带几个人到绥德去处理那里的烂摊子，我在那里的工作是受到边区政府和西北局的肯定和重视的。可是我在1963年被捕之后，康生仍企图把它变成我的罪状之一，说我“放走了许多特务，把绥德的特务线索搞断了，。
1943年10月间，我应召回到延安。我在绥德期间，延安逮捕的人更多了，这些人集中在两个地方:一个是边区保安处，一个是枣园后沟的社会部，这两处关押的人，被认定为“特务分子”。另外一些人集中在中央党校、边区行政学院和西北公学等处，有上千的人，是被认为社会关系复杂、政治面貌不明而又搞不清楚的。更多的人则留在本单位进行“劝‘说”，促其“坦白交代”。九月份己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康生耍了个花招，叫做“‘抢救’告一段落，以后要靠‘自己救自已’”。而转为“自救”之后所发生的变化仅仅是打人骂人的现象少了，吃不饱饭的现象却未改善，逼供变成了诱供，“坦白”了可以吃好喝好睡好，戴大红花，骑大洋马，上主席台。于是出现了更多的冤假错案。
康生的“功劳”
1944年春，中央一再催促西北局将审干、肃反工作做个总结。这个总结报告由我和周兴起草，我们如实地叙述了运动的经过，承认了许多缺点错误，提出了纠正的意见。康生命我们写好一部分就送他一部分，于是分段送给了康生，稿件全部交给他以后，他压了好几夭，最后说“不能用”，而是他自己重新编了一套。
3月29日，康生在西北局高干会上作了题为《关于反奸斗争的发展情形与当前任务》的报告，他在这个报告中不但不承认错误，反而大摆其“功”。他说:“在这一年另两个月的工作中，我们清出了许多暗藏的侦探奸细，进一步巩固了自己，创造了新的反奸路线，获得了巨大的成绩”。这些“巨大的成绩”是什么呢?他说:“我们在党的组织内清出了托派、国特王实味等内奸分子;在政权系统中清出了王毓琪、吴南山、樊作材等特务分子;在军队中清出了吴奚如、许遇之等暗害分子，在民众中清出了杨宏超、邓应贤等特务分子及其组织;在学校系统中清出了栾丁生等特务分子，在工厂系统中揭破了张志刚等特务分子……”
他所列上述名单中，除了吴南山确系“戴案”分子、杨宏超是军统特务(此人并未向军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他瞎编情报为了卖钱，并很快破获了)，邓应贤、张志刚二人我不了解以外，其余都是地地道道的冤假错案。
他报告的基调是一味肯定成绩，反对“极右”。他说:“我们这次反奸并未完结，仅仅是从坦白运动开始转入甄别工作。在过去坦白运动阶段中，我们突破了特务，巩固了自己，在思想上消灭了被资产阶级同化的危险，在组织上保障了内部的纯洁，在反奸工作上创造了新的路线，新的方法，得到很大成绩。如果不进行这项工作，就会使党受到很大损失。在这一点上如果还有怀疑，那就是极右的观点。”
对运动中的错误他也说了一些，但他是这样说的:“有些同志以‘特务如麻’的主观主义代替群众性的正确认识，不晓得提出某些人有特务嫌疑时，必须慎重。许多人只是有些可疑，就认为定是特务;既是特务，在我区定有庞大组织;既有组织，定有领导机关;既有领导机关，必有下层组织。因此，对每一个被提出的人，一定要逼出庞大的特务组织系统，一定要求他供出许多特务关系，一定要信以为真，不准怀疑。如果是这样一一确有许多地方是这样，那是错误的。如果有了这种主观推论的方法，必然产生扩大化的结果，产生出逼、供、刑的各种形式来。”
他所说的这一切错误估计和错误作法、全部是他自己所为，他从来不曾提醒过人们“慎重”，然而他把责任轻飘飘地一股脑儿推到别人(这些人是谁也不知道)头上，与他丝毫无干。所以周兴对我说:“这样的报告，只有康生能做，我们是作不了的。’，
康生在“抢救运动”中的主要发明正是所谓“特务如麻”。为了证实他这，一估计的正确性，就必须使用逼、供、信的手段。这里简单剖析其几种主要手段:
一、精神折磨，刑讯逼供。首先给被怀疑的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接着进行肉体的折磨。1943年5、6月间，康生召集过一次会，讨论起草《审讯条例》。参加会议的有许建国、周兴、谭政文、周同、钱益民、李克农、汪金祥和我。会上为可否用刑逼供，两种意见尖锐对立。有的人主张在条例上规定可以用刑逼供，有人坚决反对。为此，康生大发脾气，说“不用刑，那怎么审讯?!”有同志说用材料嘛!康生理直气壮地说:“有材料还要你审讯?!”所以在“抢救运动”中用刑逼供是相当普遍的，如打人、骂人、抓人、关押、“车轮战”、“疲劳战”、假枪毙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被关押的犯人则常常不让吃饱饭，不让睡觉，用这些办法逼迫被审查的人假交代、假坦白。
二、挑拨离间，互相“揭发”。整风学习时，有反对自由主义一条，而康生把它利用来为自己的肃反扩大化服务。他说:“如果你不把党内的自由主义思想清除掉、那么内奸就清不出来，这个自由主义就是奸细活动的营养剂。我们的经验就是:哪个地方的自由主义特别严重，那个地方的奸细也就特别猖狂”。造成谁不“揭发”谁就受“自由主义”压力的局面，取消了同志间起码的信赖和实事求是的精神。甚至利用夫妻之间的某些矛盾让他们互相“咬”，然后又作为根据去抓人、关人、通供。康生把这叫做“以毒攻毒”，他得意洋洋地说:“利用反革命分子进行锄奸工作，张克勤打了头一炮。”类似张克勤这样的大炮、小炮不知用了多少。只要有了口供，便如获至宝，再去逼牵连到的人，就是这样滚雪球，伤害了许多好同志，有的被逼致死;也严重地伤害了同志间的感情，破坏了党内团结!同时也使多少个家庭破裂:
三、审查档案，无限上纲。康生要求各单位的组织部门翻阅干部档案，从档案中找问题，美其名曰“调查研究”。怎样找问题呢?康生说:“……叫做三种自传(下面实际说了四种，但他原话如此—笔者注):刚来边区时写的自传，整风时写的自传，审查时写的自传，到反省机关后写的自传，把这三种自传一对照，矛盾百出。有怕出毛病而挨斗争的，先留下一个大纲，有个大纲写一百遍都不错。你就叫他当面写自传，在我们这里写自传，他的大纲在家里，在这里写就有了漏洞”，他为的就是抓住“漏洞”，无限上纲，进行逼供。
四、布置人员，“引蛇出洞”。康生在审干开始时，就专门布里一些人，故意说些过头话、错话、甚至反动的话，把另一人的言论“引”出来，然后揪住辫子不松手。
五、“坦白”光荣，备受优待。与上述各种手段相配合的是康生歪曲党的宽大政策，制造“特务光荣”的气氛。你不“坦白”，就关起来，要受种种的虐待以至酷刑。只要一“坦白”，立即给自由，吃好的，瞎编的越多越受优待。于是有些人为了不吃眼前亏，，也就纷纷“坦白”。
以上所引康生的话，都是他在枣园、在杨家岭、在保安处、在各种干部会议上多次讲过的，他的作法都是当年的过来人亲身感觉过的.康生这一套使许多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也蒙蔽了组织。后来虽绝大部分甄别平反了，但到了“反右”、“文化大革命”时期，又给他们“回笼”，直正是后患无穷!康生的“功劳”可谓大矣!他究竟为谁立了功?!
来源:师哲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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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克明：有关冯友兰的几个史实
星期五 一月 09, 2015 11:28 am
——《南渡北归》的虚构和谎话
(原载于《参阅文稿》2013～56)
评说历史人物，客观史实是立论基础。根据好恶成见臧否谤誉，会导致对史实的主观化修改。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简称“《南》书”)一书，在描写民国知识分子经历中，通过虚构编写和曲解贬损，把冯友兰先生塑造成了反面角色。批评否定一代宗师，是写作者的自由，但指名道姓地改动史实并随性贬骂，会误导读者。本文对有关冯友兰先生的几个史实，做出客观叙述，以助于读者较全面真实地认识历史人物。
一、关于李约瑟与冯友兰的学术关系
冯友兰1919年到美国读哲学研究生时，曾对东西方文化矛盾的问题，多加思考：中国与西方接触以来，节节失败，原因何在?他试图从文化的视角解答“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的问题。1920年冬，他以此为题，用英文写出哲学论文。1921年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哲学会宣读这篇〈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的论文，“诸教授皆赞成其说”。[1]
1922年4月，这篇学术论文刊于《国际伦理学杂志》。冯友兰在文中提问：“中国产生她的哲学，约与雅典文化的高峰同时，或稍早一些。为什么她没有在现代欧洲开端的同时产生科学，甚或更早一些?”[2] 文章认为，中国思想史中原有三大学派，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3] 墨家消亡后，民族思想逐渐注重“去人欲以存天理”，[4]“直接地在人心之内寻求善和幸福”，[5] 缺少“认识外界和证实外界的精神”，[6] 这是中国没产生科学的原因。这时，冯友兰26岁。
据说，那时一个学习生物化学的大学毕业生、22岁的李约瑟读了这篇文章。岳南先生在《南》书里描写这个学生说：“当年的李约瑟读罢这篇奇文，于惊奇不解中生发出一系列感慨：许多年来，自以为高等民族的西方人对中国文明的无知、蔑视与偏见，以霸道甚至是浑蛋的逻辑搞出的所谓‘欧洲文明中心论’与‘中国文明西来说’等一系列伪学说，对中华民族和中国人已是极端的不公正和羞辱了，难道连中国人自己都不承认中国有过科学?!该文阐述的观点与自轻自贱的‘小贱人’做派，对李氏的精神产生了极大刺激。”[7]
22岁的英国学生李约瑟，不了解中国，没有对中国的强烈民族主义情怀，不会语言粗鄙地骂西方人和冯友兰，不可能受到“极大刺激”。虽然，那个年轻人当时的精神状况，不是学术问题，但有必要指出：李约瑟当时没发出岳南编写的“一系列感慨”。他是15年以后才对中国古代文明发生兴趣，并刻苦学习汉语的。此外，由严肃的国际学术刊物发表的学术论文，不会是有某种“做派”的“奇文”，对这方面事情，岳南先生不应该过于无知。
原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的父亲曾叙述冯友兰在民国年间对他说的话：“你们西方人总想找个你们可以停下来作最后结论性的发言的地方。然而，天下没有最后的结论，天下也没有停顿。《易经》第64也即最后一卦是未济，‘尚未完成’。”[8] 仅此即可知，岳南想象的冯友兰之“自轻自贱”，是不存在的。
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是一个学术问题，前人讨论时，未使用过谩骂侮辱的语言。在冯友兰之前，1915年有任鸿隽文章〈说中国之无科学的原因〉。冯友兰文章之后，1944年又有竺可桢文章〈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自然科学?〉大家说的“科学”，都是指试验方法和理性方法，它们是现代科学产生的基础。中国没有科学没有民主，是五四运动时期形成的一个常识，因此“科学”与“民主”曾经并列为进步的旗帜。1953年，爱因斯坦提到西方科学的演绎逻辑和归纳逻辑两大基础，也说：“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9]
1954年，以中国古代发明技术属于“科学”为前提，“李约瑟问题”提出。1961年李约瑟说爱因斯坦对中国“毫无所知”、“帮助贬低非欧文明”[10]。1975年李约瑟说冯友兰：“冯的问题根本便提错了，中国缺少的不是科学，而是现代科学。”[11] 但冯友兰问的，正是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基于逻辑方法的现代科学。冯友兰曾解释他那篇文章中的“科学”：“我是指关于自然现象及其关系的系统知识。因此它是‘自然科学’的简称。”[12]
或许是因为李约瑟说爱因斯坦“帮助贬低非欧文明”像似扣帽子，启发了岳南在《南》书中骂西方人“浑蛋”。他在使用辱骂西方人和冯友兰的语言时，可能不知道五四时期已有了“中国没有科学”的常识。不过他了解李约瑟问题的自相矛盾之处，在注释中引用科技史家谈中国科学技术是否曾世界领先的问题，以表述对李约瑟问题的否定。[13] 但是在书的正文里，岳南只创作李约瑟骂西方人和冯友兰的故事。
岳南还写了一段他的虚构，说李约瑟在听冯友兰演讲道教不极度反对科学时，“忽然记起这个呈慷慨激昂状的人，就是20年前在《国际伦理学杂志》上公开放言中国没有科学的那位中国留学生冯某，遂当场产生轻视之意，对其学说不以为然。这个时候的李约瑟已经开始认识到，真实的中国道教文化与冯氏所言恰恰相反，道教是非常赞同科学的。”[14] 这又是一个关于李约瑟状况的非学术问题，同时也是一个李约瑟认知冯友兰观点的学术问题。对此，岳南没有搞懂。事实上，李约瑟听冯友兰关于道教的那段论述后，说：“他的确说得很对。”[15] 李约瑟并在其所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引述冯友兰的这一观点，用以支持自己的学说：“按照一种众所周知的看法(我记得在成都听冯友兰博士本人说过)，道家思想是‘世界上唯一并不极度反科学的神秘主义体系’。”[16] 在道教文化方面，李约瑟没有与冯友兰观点“恰恰相反”的认识，是岳南“恰恰相反”地理解错了。
李约瑟在认识道家与科学的关系方面，比冯友兰走得远。岳南在注释中引用何丙郁博士的叙述：“1995年8月，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举办为期两天的讨论会，主题是‘道家是否对中国科技的贡献最大’，邀请欧洲各国有名的汉学家与会，但他们认为除了炼丹术的研究是道家最大的贡献外，别的方面并没有什么大的作为……在场学者，包括旁听的研究生，没有一个人同意李约瑟的观点，而李约瑟自始至终没说半句话。”[17]
岳南把科学界对李约瑟学说的不认同，真实地记在注文里，而在正文中使用虚假描写，说李约瑟对冯友兰有“轻视之意”。这种以假乱真的方法，可以比较有效地利用李约瑟贬低冯友兰。
李约瑟与冯友兰观点异同，是学者之间的学术讨论，不会以粗鄙语言相骂，而是互敬往来。冯友兰1943年上半年曾在成都接受李约瑟访问。[18] 《梅贻琦日记》1944年9月3日记：“晚约李约瑟……冯芝生……诸君便餐。”[19] 李约瑟对冯友兰学说的态度，不是像岳南说的“不以为然”。他曾列出所接触过的“值得钦佩的学者”名单，冯友兰名列其中。[20] 他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作为主要参考书之一，在表述不同观点时评价说：“冯著是当今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最为博大精深的作品，必将长期受到西方世界的重视。”[21] 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科学思想史》中，李约瑟十数处引述冯友兰的学说观点来支持自己的论述。[22]
二、关于冯友兰著作是否“太糟了”
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由此成为中国现代学术的奠基人。1927年他就此预言：“以后无论国内国外，研究这一门学问的人都躲不了这一部书的影响。凡不能用这种方法和态度的，我可以断言，休想站得住。”[23] 但到1931年，他的学生冯友兰出版了《中国哲学史(卷上)》一书，全面超越了胡适的书，使胡书很快走入了历史。1934年冯著卷下又出版。此著许多观点，成为前人所未曾发、后人所不能改的学术定论。[24] 冯友兰先生这一学术成就，对于面临国难时重建被全盘否定的中国文化正面价值，提升爱国情操，鼓舞抗战意志，具有重要意义，在抗战历史中屏蔽不掉。[25] 现在虽然对冯友兰的评价是褒贬两极，但哲学界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到目前还没出现能在整体上优于这部冯著的中国哲学史著作。[26] 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真正成为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奠基之作，[27] 世界因为有冯友兰而了解中国哲学。[28]
为什么冯著能超过胡书?陈寅恪批评胡书说：“著者有意无意之间，往往依自身所遭际之时代，所居处之环境，所熏染之学说，以推测解释古人之意志……其言论愈有条理系统，则去古人学说之真相愈远。”[29] 金岳霖批评胡书说：“胡适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根据于一种哲学的主张而写出来的……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所以在他兼论中西学说的时候，就不免牵强附会。哲学要成见，而哲学史不要成见。”[30] 冯友兰1934年批评胡书说：“这部书与其说是中国哲学史，不如说是中国哲学批判。中国哲学的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儒家和道家，都受到严厉的批评和质问，所用的是功利的和实用的眼光……只感觉到，整个中国文明是完全走错了路。”[31] 陈寅恪肯定冯著说：“今欲求一中国古代哲学史，能矫傅会之恶习，而具了解之同情者，则冯君此作庶几近之。”[32]“今此书作者取西洋哲学观念，以阐明紫阳之学，宜其成系统而多新鲜。”[33]
但在《南》书里，作者岳南欲以“胡适压根就没把冯氏的著作放在眼里，且有恶评”、“对冯的著作压根就没有看上”为由，说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不是陈寅恪等肯定的好书。他引1950年1月5日胡适日记：“前些时曾见冯友兰的A Short History of Chinese philosophy [《中国哲学史》]，实在太糟了。”又引1955年1月24日胡适日记：“……重看冯书两遍，想说几句好话，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处。故此评颇指出此书的根本弱点，即是他(冯)自己很得意的‘正统派’观点(见自序二)。‘正统派’观点是什么?他自己并未明说……陈寅恪(审查报告二)说的比他清楚：‘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此即所谓‘正统派’观点也。”[34]
胡适前一篇日记说“太糟了”，惜未讲“糟”在哪里。后一篇日记欲用陈寅恪的几句叙述来否定冯著。但是，陈寅恪紧接着这几句叙述的，是赞许冯著的语句：“此书于朱子之学多所发明。”[35] 他这几句叙述，本就是用于肯定冯著对新儒学的研究的。不过胡适没引后句，且对20多年前的“正统”词义做了调整。
以“正统派”一词说冯著，语出胡适自己，时在20世纪30年代初，本用于讥讽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卷上)》。五四过后那些年，“正统派”一词有保守、反动的含义。[36] 胡适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立场激进，而冯友兰“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37]“取材精审，持论正确”[38] 地析评中国文化的价值，不持毁弃态度。所以在被冯著超越之后，胡适以“正统”讥之。1933年6月冯友兰在卷下序言中说：“此书第一篇出版后，胡适之先生以为书中之主要观点系正统派的。今此书第二篇继续出版，其中之主要观点尤为正统派的。此不待别人之言，吾已自觉之。然吾之观点为正统派的，乃系用批评的态度以得之者。”[39] 这是20多年后胡适在日记中谓冯友兰“很得意”的缘由。
学生独立研究，推陈出新，乃是学术之成长;学生后来居上，超过老师，应是老师之骄傲。胡适先生一人自语的偏颇贬评，一方面不能说明冯著学术水平和学术价值“太糟了”，另一方面也表现了大师胡适一生对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看上”和看重。
1939年南渡路上，冯友兰在广西凭祥胳膊骨折，躺在医院没法刮胡子，自那时留起了长须。[40] 1950年，1 ~ 3月期间，他在北京郊区参加土改，4月去开封参加河南省一届一次人代会，之后在清华。8月哲学界开始批判冯友兰思想，10月他开始自我批判。[41] 这一年没有他的关于檀香山的行踪。但岳南在《南》书里引用胡适说冯友兰的话：“他本来是个会打算的人，在北平买了不少的房地产。1950年在檀香山买了三个很大的冰箱带回去，冰箱里都装满东西，装到大陆去做买卖，预备大赚一笔的。他平日留起长胡子，也是不肯花剃胡子的钱。”[42] 胡适此一段话真假难辨。因为以胡适的学识修养，不会尖酸轻薄至此，无聊地用房地产、冰箱和胡子造谣的。这样的引用应该慎重，至少应先核对时间。
岳南为将冯友兰刻画成书中反面人物，把胡适、李约瑟都利用起来，利用他们对待中国文化的不同立场，矛盾并用地否定冯友兰，连世界公认的冯友兰优秀学术著作也想否定掉。
三、冯友兰动员学生从军为抗日
反右运动过后的反右倾运动中，批判修正主义和强调阶级斗争的时期，1960年2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编撰《冯友兰小传》，说冯友兰1939 ~ 1946年间“积极为蒋匪工作……抗战期间，蒋组织青年军时，冯在西南联大曾鼓动青年参加青年军。”这件事成为冯友兰先生“反对共产党”的一个例证。[43]
在《南》书中，岳南通过叙述冯友兰动员学生参加青年军，和梅贻琦不动员教师或研究生从军，以及张奚若对冯友兰的斥责，巧妙地对比突出了冯友兰动员学生参军抗日的错误性，结论与1960年给冯友兰扣的帽子比较一致。
岳南先引用了一大段冯友兰对动员学生参军一事过程的回忆。冯友兰叙述了当时对国民党政府幻想破灭的时代背景，教育部规定从军指标的客观现实，联大常委会动员教授劝学生从军的实际过程，他和闻一多动员发言的主要内容，以及他撕掉反对从军的大字报一事经过。并叙述了从军学生超过规定指标的动员结果，和青年军虽经过训练，但未及前线作战，日本就已投降了的情况。[44] 这一大段回忆，条理清晰，层次分明，语言清楚，事实明确。可是，对此，岳南十分含糊地说：“冯氏之说有些含含糊糊，也可以说是意味深长。事实上西南联大当时的情形远没有如此简单。”[45] 岳南这句话意味深长。这种十分含糊的词句，可以动员读者的十分怀疑，觉得冯友兰十分可疑。
在叙述了冯友兰、闻一多遵照由梅贻琦等组成的联大常委会的请求，而动员学生参军后，岳南说梅贻琦“极其清醒、沉着地驾驭了政局”、“在几次征召入伍的鼓噪声中，梅贻琦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46] 在这里，岳南改变了所叙述的动员对象，把动员本科“学生”参军，改成“教师或研究生”了。他回避讲梅贻琦是否曾动员“学生”弃学从军，也避免说冯友兰是否曾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事实上，冯友兰先生也“从来没有主动要求教师或研究生弃学从军”，梅贻琦先生也曾积极动员“学生”从军。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收1944年10月28日〈教育部转发军事委员会关于征集知识青年从军的训令〉，[47] 口气是“令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切实办理具报，此令。”并收1944年11月10日〈蒋介石电梅贻琦关于组织“志愿从军组织委员会”事〉[48] 之电报，收1944年11月25日《西南联大关于公布〈志愿从军学生学业优待办法〉的布告》，[49] 和1945年4月27日《西南联大关于从军青年退伍后参加考试优待办法的布告》[50] 等。梅贻琦没有违抗教育部和蒋介石的命令，冯友兰、闻一多等帮助他完成这个工作。而制定有助于动员学生参军工作的《办法》，更要有梅贻琦主持。在冯友兰、闻一多动员学生的大会上，梅贻琦也讲演动员学生从军。《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记1944年11月29日：“出席联大知识青年从军讲演会，先生与梅贻琦、闻一多等勉励学生从军。”[51] 该条注释记：“次日联大学生踊跃志愿从军，报名者达189人。”[52]
岳南在叙述梅贻琦未阻拦儿子梅祖彦参军一事时，屏蔽了冯友兰的儿子冯钟辽与梅祖彦同为二年级学生，却在征调四年级学生入伍时，一起自愿从军、在远征军当翻译员的事情。在1943年秋《西南联大学生征调充任译员办法》中，[53] 原文抄录有《军事委员会译员训练征调条例》第三条：“各大学学生均有被征调之义务，一经征调来班，即作服兵役论，原校须保留其学籍。其有规避不来者，作逃避兵役论，由校开除其学籍，并送交兵役机关办理。”[54] 抗战需要知识青年兵源，并无不妥，亦非“鼓噪”，不属于梅贻琦先生所能“驾驭”者。
国难未了之时，遵照政府的要求，梅贻琦、冯友兰、闻一多等人动员学生从军抗日，无疑是一件正确的事情。而且，征兵工作开始前，冯友兰已关注军旅生活条件，向军方强调：“太远的问题不必谈，目前急待补救的是军队的营养问题与医药问题。”[55] 但是，为了说明冯友兰动员学生从军抗日是一件错误的事情，岳南引用1945年8月9日共产党《新华日报》的报道：“联大校方于7月29日开会欢迎回国从军同学，席间被欢迎者无不牢骚满腹，对精神上物质上的痛苦叙述得很详尽，竟有高呼‘救救我们’的。理学院院长吴有训对他们做了一个测验，结果愿继续干下去的很少，张奚若教授很感动地说：‘目前要改善你们的生活，简直是不可能。’当冯友兰教授闪闪烁烁的说什么‘从这面说政府是对的，那一面是不对的’时，张老霍的站起来说：‘这种说法，简直是胡说八道!’一时掌声雷鸣。”[56]
引文中冯友兰说的这句话，显然是客观的、正确的。因为，从民族利益的立场出发，动员从军抗日肯定是对的，不改善士兵生活则是不对的。张奚若当时激进地反对国民党政府，比较偏重于党派立场，所以不喜欢冯友兰的客观清醒认识，一时不讲道理地加以斥责。那一时期张奚若先生的状况，梅贻琦曾有记录。《梅贻琦日记》1946年3月3日：“于《学生报》见奚若谈话一段，其主观实太强，而于批评同人之处，尤为欠妥。其肝气近来似更盛矣。”[57]
抗战胜利后所立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刻“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题名”，列名833人，[58] 形式庄严，目的是表彰精神，“庶垂令闻，及于久远”。[59] 如果动员学生从军抗日是错误的，这833位学生从军抗日的行为该如何评价?
文革后至今，一部分针对冯友兰的批评，逐渐转向对他一生的全面否定。如用抗战前的“Whatever it goes，Chisen Says(事情怎么发生的，芝生就怎么说)”一语贬说冯友兰。而在早年清华语境中，这话或有另外理解。朱自清1933年10月19日日记：“……芝生于此等处说话最相宜，甚矣涵养之难也!”[60] 从1931年起，冯友兰在两年一届的教授会选举中，连续九次当选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连任了18年。选票是对冯友兰的真实评价。全面否定冯友兰的倾向，导致了完全屏蔽他在学术和动员等方面对抗战做出的贡献。以至今日，仍固守于1946年否定冯友兰的视角，对他抗战期间在西南联大的不够激进进行贬评。这是因为一直欠缺对当年激进倾向的理性反思。
四、复课“计谋”不是出自冯友兰
1945年12月1日，昆明的军队和便衣警察对罢课学生施以暴力，致四人死亡，学潮大规模爆发。4日，西南联大教授会讨论应对方式，周炳琳和冯友兰主张停课，张奚若和闻一多主张罢课，激辩六小时，最后经多数赞成，议决由校方宣布停课一周，以哀悼死难学生并抗议地方当局，同时决定“由校务会议迅速设法劝导学生复课”。[61] 傅斯年4日从重庆到昆明，说蒋介石要学生赶紧结束罢课，否则武力解散联大，把学生都编入青年军。[62] 13日朱经农告知梅贻琦，重庆已密电云南长官卢汉：“15以后如不复课即准备举动。”[63] 15日校方与学生会代表谈话，梅贻琦说明继续罢课将导致严重后果，傅斯年、冯友兰、潘光旦、陈序经、周炳琳都劝告学生说，复课事大，关系学校前途。[64] 22日教授会议决，答应在学生复课后，教授会促请政府使责任官员撤职，如不能办到，教授全体辞职。[65] 遂于几日后复课成功。
一个多月后，致学生死亡的责任官员虽离开昆明职务，却另行高就了。《南》书叙述说：“联大学生会得此消息，立即派代表向校方质问，但正如冯友兰后来在《自述》中所言：‘教授会说，我们保证的是使关去职，只要他去职就可以了，至于是升是降，我们并没保证。’”[66]这之后，学生抗议仍指向政府，又开会罢课一日，并要求政府为四烈士划拨赡养抚恤费。[67]
但是，岳南又做了另一种描述：“据冯氏说，让学生先复课，然后再逞凶的点子是他与联大训导长査良钊出的，后来教授会的答复也有自己一分子。通观冯友兰为人处世的一生，像这样圆熟中夹杂着狡猾的辩解是极有可能的，若出自别人的计谋反而有些不可思议了。只是冯友兰等人这一圆滑的说辞，令联大学生会大小头目甚感恼怒，遂下决心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再度发动学生示威游行，进行反击和报复。”[68]
这里需说明五点：一，冯友兰没说过“让学生先复课再逞凶的点子”是他和査良钊出的。这是岳南创作的。二，尽管岳南口说“不可思议”，但他其实知道，“计谋”是出自傅斯年，而不是出自冯友兰。在此之前他已叙述过“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先复课，再撤职’的主张”。[69] 三，无论冯友兰一生怎样受人争议，这次他没有“圆熟中夹杂着狡猾的辩解”，对学生会的答复是教授会做的。四，“冯友兰等人”几字应为“教授会”。不是“冯友兰等人”或教授会令学生“恼怒”，是政府令学生“恼怒”。五，学生再度示威游行，不是对教授会或“冯友兰等人”“进行反击和报复”，是向政府抗议。
冯友兰先生在《三松堂自序》中说：“傅斯年根据重庆的意图，认为可以由教授会出面向学生作一个保证，于学生复课后15天内调走关麟征。当时就召集教授会，由我和训导长査良钊联合提出一个决议案：学生先复课，教授会保证于复课后15天内使关麟征去职。”[70] 这里已叙述清楚，“点子”是傅斯年出的，由冯友兰和査良钊在会上提议案。
清华原来很重视民权初步，[71]开会照议事规则进行。凡参会者，都可提议案，或是他个人意见，或是他集中别人意见。会场上必须有议案，对它进行讨论、表决，经多数赞成，形成议决案。议决案真实代表多数意见，少数人服从之。[72] 西南联大教授会继承了“教授治校”的运行制度，保留着教育独立和自由民主的传统，很具权威性。
冯友兰讲到的这个议案，从梅贻琦学运谈话中也可看到。《梅常委12月20日晚对学生自治会理事(王瑞沅、王世堂)的谈话》说：“对于惩凶一点，教授会已有保证，所以教授会认为同学应即复课，勿再拖延。”[73] 《梅常委12月22日书面谈话》说：“关于请求政府将此次事变之负责行政首脑人员先行撤职事，教授会已通过议决案……近两日学生会对于上课同学竟采取行动，剥夺同学应得权利，殊属违背学校纪律，应迅即自行纠正。”[74]
把这个“点子”叙述为冯友兰和查良钊两人“出的”，一是通过遮挡冯友兰所记“傅斯年根据重庆的意图，认为可以由教授会出面向学生做一个保证”这句话，遮蔽了傅斯年出了这个“点子”的实情;二是通过屏蔽由清华带到西南联大的民主议事规则，把教授会站在议决案立场上的答复，改成一个人或几个人的“圆滑的说辞”，删除了教授会以民主机制稳妥处理学潮这一节历史。
之后，学生的开会、罢课，目标指向都是政府，要求政府惩凶，要求政府改组，要求政府抚恤等等，[75] 没有任何针对教授会的言论和举动。因此，学生没有对教授会——岳南谓“冯友兰等人”，实行“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反击报复”。后来“文革”中，1968年7月12日冯友兰奉命写〈清华当局对于学生运动的态度〉交待材料，其中说：“从1931年以后，一直到1948年解放(包括联大时期)，经过历次学生运动，学生没有以学校当局为反对的对象。”[76]
1960年2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编撰的《冯友兰小传》，在昆明学潮这件事上，给冯友兰扣的帽子是这样的：“1945年‘一二‧一’运动时，接受蒋匪密令，与傅斯年、吴有训以中间姿态出现，动员教授复课，破坏学运。”[77] 岳南《南》书编写的则是，冯友兰在那次运动中以欺骗手法使学生复课，破坏了学运。这与阶级斗争时期扣的帽子是一致的。
冯友兰后来说：“我在这次运动中当了两派调和人的角色，我自以为是挽救了联大，使其免于被解散之灾，为中国学术界保留一块自由园地，为‘民主堡垒’留个余地。可是进步方面的人认为我带头破坏运动。我很觉得灰心，觉得这种调和矛盾的角色很难当，本来想照顾两面，可是两面都不满意。”[78] 美国学者易社强在其《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对那次学潮有切中之论：“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联大，那就是‘自由’。”“抗战后期，对于一些人，尤其是未曾留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英美自由主义开始失去吸引力……更有吸引力的是温和的共产党的方针路线。”“‘一二‧一’运动是政治自由主义衰退的重要阶段，也是统一战线版的马克思主义取而代之的重要阶段。”[79] 冯友兰也指出：“原来三校所共有的‘教授治校’的原则，至此已成为空洞的形式，没有生命力了。”[80]
那时不只是青年离开自由主义立场。梅贻琦曾记梁漱溟先生当时对英美式民主宪政制度没有信心，主张以一党制度建设宪政。《梅贻琦日记》1946年4月13日：“梁以为现时英美式民主之趋势(指多党竞争)将不能久，以后必须有一综合组织适合于中国社会文化者代起，方能奠定建国基础。”[81]
今天回望，“冯友兰等人”应对学潮的方法，虽然没有保住“教授治校”的自由民主传统，但于社会文明进步，意义明显。而冯友兰所记的“进步方面的人”，应以易社强所述“未曾留学的学生和青年教师”为主。他们在西南联大推动了政治自由主义的衰退，至今未见有清醒反思。
那时对冯友兰的不满意，用何兆武先生的话说：“主要还是由于政治的原因。”[82] 至21世纪，“进步方面的人”——包括有的当年学生，还在指责那时与梅贻琦、傅斯年协调一致处理学运的冯友兰，是靠近国民党政府。如何兆武举例说冯友兰：“《新世训》的最后一篇〈应帝王〉等等，都是给蒋介石捧场的。”[83] 冯友兰《新世训》书中最后借《庄子》命名的〈应帝王〉，还常被用于说明他想做帝王师。但这是一篇讲无为而治道理的几千字文章，既不是何兆武先生所说“给蒋介石捧场的”，也没表现想做帝王师。对做首领的人有所要求，有所训诫，有所批评，有所期望，是每一个国民都有的权利，谁都可以发言。冯友兰在〈应帝王〉中说：“真地无私者，才能真成其私;真地善下者，才能真居人上;真地不争者，才能真使人莫能与之争。所以于这些都是真底者，才能当真底大首领。”[84] 这样的文章，本应解读为对蒋介石的批评。“给蒋介石捧场”一语，原是20世纪50年代初给哲学家贺麟先生扣的帽子。贺麟先生因在其著作《当代中国哲学》中称蒋介石的“力行哲学”是中国正统哲学的“集大成者”，曾被认为是“无耻地为蒋介石捧场”。[85] 到21世纪初，前几年，何兆武先生把这个帽子转扣到老师冯友兰头上了。
西南联大学生、哲学史家汪子嵩先生回忆当年说：“冯先生刚好写了一本伦理学的书，叫《新世训》，讲的是做人的道理，没有什么政治说教的东西。他讲的课是一二年级的必修课，那是比较大的课，教室都摆不下了，要到外面去讲。但是当时我们这些进步学生一般来讲不喜欢去听，总觉得他那是在讲政治课。现在我的看法完全改变了。冯先生讲的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特有的角度，有很高的思想水平。”[86] 西南联大学生、翻译家许渊冲先生也回顾说：“冯先生还有一本《新世训》，这是从功利境界到道德境界的过渡。这本书在当时就影响很大，它教人为人处世的道理，这是冯先生思想中的人生哲学。它对我人生观的形成影响比较全面。”[87]
对冯友兰，有大量的与西南联大学生何兆武不同的评价。如刘文典曾说：“联大只有三个教授，陈寅恪先生是一个，冯友兰先生是一个，唐兰先生算半个，我算半个。”[88] 河南灾情严重时期，1943年冯友兰在昆明倡议赈灾，“迅得社会广泛支持”[89]。当年他起草致蒋介石信，要求开放政权，实行立宪，被称为“当代大手笔”、“这一篇文章也可以使你不朽”[90]。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纪念碑之爱国雄文，非冯友兰为文不可。西南联大学生、哲学家任继愈先生说：“作为一个哲学家，冯先生的爱国是基于对中国文化的爱……这种爱国思想强烈地支配了他的一生。”[91] 西南联大学生、经济学家张友仁先生说：“冯先生给我人生、事业方面的影响是很大的……他说中国历史上以往的朝代南渡是没有回去的，可我们这次南渡是一定要北归的。这种信念很重要，它鼓励大学生在艰苦的条件下能安心学习。”[92] 西南联大学生、哲学家黄楠森先生说：“单独一个人写，倾尽自己全部心血去写，写出这么大的分量，对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只有冯先生一人。”[93] 西南联大学生、哲学家张世英先生说：“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印象也最深，一直到现在我还经常翻阅他的《中国哲学史》。”[94] 西南联大学生、女诗人郑敏先生回忆西南联大岁月说：“每次聆听冯先生的讲授都是一次精神的升腾，无穷的享受。”“我的这些关于‘天地境界’的想法，初始于西南联大的教室，日后伴我渡过不少自己的难关。”“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特别是冯先生的关于人生宇宙的哲学教育已经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95]
若全面了解冯友兰，除应阅读对其持否定态度的文著——谩骂侮辱文字可略过，还可阅读许多冯友兰的同事、学生等对他的客观回忆与评价，和学者们对他及其学术的深入研究，如：陈岱荪、任继愈、张岱年、曹禺、林庚、季羡林、赵萝蕤、端木蕻良、韦君宜、郑敏、孔祥瑛、李赋宁、郑朝宗、余绳武、唐稚松、英若诚、张岂之、张世英、资中筠、陈乐民、殷叙彝、涂又光、朱伯崑、张岂之、汪子嵩、黄楠森、张友仁、许渊冲、闻立雕、胡显章、王庆淑、郭建荣、蔡仲德、羊涤生、刘鄂培、钱耕森、钟肇鹏、蒙培元、高望之、牟钟鉴、李慎之、徐葆耕、陈战国、焦树安、李中华、陈来、萧萐父、严志明、田文军、方克立、林建华、高秀昌、张跃、张永义、吴疆、周晋、单纯、雷希、陈晓平、孔繁、余敦康、陈徒手、徐恒、闻黎明、李真、王仁宇、汪先全、钱耕森、程潮、傅云龙、李承宗、宋志明、李耀仙、张斌峰、陈鹏、王兴国、许抗生、刘东超、张翼星、钱逊、于奇智、范鹏、周继旨、刘长城、孙敦恒、张成秋、孙邦金、程林、胡军、梅良勇、汪学群、周锡山、胡伟希、欧崇敬、邵明、谢龙、陈世清、邓联合、金春峰、刘金鹏、林小青、刘颖、茅冥家、马鹏翔、彭锋、谢文郁、武才娃、王晓黎、杨振宁、岑庆祺、叶锦明、翁正石、李玉梅、傅伟勋、唐亦男、黄俊威、翟志成、赵骏河、陈荣捷、王浩、郑学礼、沈幼琴、孟旦、卜德、罗曼诺夫、基达连科、哈迪‧阿莱维、玛卓莉‧米勒、汉斯‧乔治‧莫勒、吾妻重二，等等诸位先生。[96]
五、冯友兰“密电”小考
昆明“一二‧一”学潮过后，1946年2月，冯友兰先生在昆明向出差重庆的梅贻琦发过一封电报，告知学生又将罢课，促请梅贻琦回校。《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1946年2月》记：“15日，梅贻琦因公赴渝，其常委职务由先生暂代。26日，致电梅贻琦，告以学生将于27日罢课，促其速归。”[97]
《梅贻琦日记》1946年2月26日记当日过程：“晴热。上午在朱寓未出门。午饭后2点出理发，适见南区学生游行至上清寺，至中研院宿舍晤李方桂谈半时许。至教部翻[译]芝生来密电，谓昆明学生将于27日罢课，催余速归。晚7点赴李约瑟(Joseph Needham)饭约于国民外交协会，为介绍李继任者C.M.G.Bolton，客共二桌，翁、杭、傅、吴、竺外，有Reishe Coats(英使馆)等。席未终，杭拉吾出谈，促吾即返昆。吾虽觉或非严重，而又感在渝任务未完，但只好决计归去，此责他人亦难负也。急至朱寓稍留，即返中研院。晚，小雨又转冷矣。”[98]
关于梅贻琦这天下午的经过，岳南在《南》书里的描述，与梅贻琦本人记的大不相同：“2月26日下午晚些时候，冯友兰以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向重庆教育部拍发密电，谓学生将于27日举行罢课，催梅贻琦速返昆明筹划应对之策。当教育部译电员将电文翻译完毕已是晚上7点，时梅贻琦正同翁文灏、傅斯年等人参加外交协会举办的一个宴会，在教部当置(值)的杭立武立即持电文驾车跑到宴会场所，匆忙把梅拉出告之昆明情形，并促梅速返。梅听罢大惊……”[99]
以《梅贻琦日记》与岳南的描述略作对比：一，梅贻琦说自己是下午去教育部翻译冯友兰电文，岳南说“电文翻译完毕已是晚上7点”，梅正参加宴会。二，梅贻琦说自己参加的是李约瑟宴请——地点在国民外交协会，岳南说梅是“参加外交协会举办的一个宴会”。三，梅贻琦说参加宴请者有杭立武等(“翁、杭、傅、吴、竺”)，岳南说杭立武“在教部当置(值)”。四，梅贻琦说宴会未终时，一块儿吃饭的杭立武拉他出屋交谈，岳南说“杭立武立即持电文驾车跑到宴会场所，匆忙把梅拉出”。五，梅贻琦说他下午已译出电文知道学生要罢课事，岳南说“下午晚些时候”冯友兰发电、晚上7点多“梅听罢大惊”。这两种叙述，一真一假。
梅贻琦日记中，未涉及冯友兰是否“以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向重庆教育部”发电，岳南这句描写是否真实?清华大学档案馆现存这封冯友兰致梅贻琦电报的发报稿，[100] 内容是：
加急电
重庆两浮支路中央图书馆转梅校长月涵
庠密(教部×)
昆市学联提议将于廿七日罢课，速返校。
兰，祃(廿二日)
卅五，二月廿二日译发
庠密 940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根据梅贻琦1946年2月26日日记，记这封电报于该日发出。今从电文可知，这封编号940的电报是22日发出的。查《梅贻琦日记》，22 ~ 26日他未接触中央图书馆，[101] 这应是他未及时收到电报的原因，因此到26日下午还“理发”、“晤谈”，然后才持电报“至教部翻[译]芝生来密电”。
读电文可见：一，冯友兰是以个人署名“兰”发电，而岳南说冯是“以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发电。二，冯友兰是发请“中央图书馆转”梅贻琦(月涵)个人，岳南却说冯是“向重庆教育部拍发密电”。三，冯友兰电文只催请梅贻琦返校，岳南则说冯电谓“速返昆明筹划应对之策”。清华大学馆藏档案，与岳南的有关描写，一实一谎。
由于梅贻琦出差时请冯友兰暂代其常委职务，故冯有责任将校事告知梅贻琦。所说“密电”，是指使用“庠密”电码的电报。那时，全国教育系统内部公务联络，为保密起见，不直接使用四位数字的明码中文电报，而通用教育部规定使用的成套密码。为此民国年间教育部曾编订出版并不定期换发《教育部所属各机关学校使用密电码表》，所附“通用机关表”中列入的单位、学校可以使用之。[102] 对密电码表规定启用日期，届时必须焚毁旧密电码表，并要求严密保管密电码本。[103] 战时，不同的密种各有命名，如西南联大1937年多用“学密”，也用“化密”;1940年多用“育密”，也用“范密”;以及1946年的“庠密”等。《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下)收1940年电报七封，[104] 只有四川省政府致西南联大的一封不是教育系统内的，未用密电，其他都是系统内部，五封是“育密”，一封是“范密”。如顾毓琇发的“西南联大蒋梦麟梅月涵先生，育密”，西南联大发的“重庆教育部钧鉴：育密”。1947年10月教育部制发“民族精神密码电本”一册，要求销毁之前所用仰密、教密、玉密等各密种文本，统一改用这套“民族精神密电码”。[105]
冯友兰电报中“庠密”后括号内“教部×”(“×”是未识之字)三个字，即用于提示以教育部此套密码发电。梅贻琦不是在收电方中央图书馆拿到这封电报，也不可能从昆明带来密电码表，他去教育部查密电码表，才可译出。2月26日梅贻琦日记之所以详记此为“密电”，是记录自己去教育部的原因——如果是明码电报，他就不用“至教部翻[译]”了。
梅贻琦出差办事，学校的电报只能发往所知地点转他。如1937年7月11日胡适致梅贻琦密电：“沧州饭店梅月涵校长，学密。”[106] 不能据此说这是胡适发给沧州饭店的密电。又如清华大学秘书长沈履1937年8月1日致梅贻琦电：“南京教育部转梅校长月涵钧鉴。”[107] 也不能据此说这是沈履发给教育部的电报。因此，不能说冯友兰此电是他发给中央图书馆的，当然更不是岳南编的“向重庆教育部拍发密电”了。
此外，在描写学潮事件的过程中，《南》书引用了霍揆彰致陈诚的密电，其中有“支日”、“微日”、“灰日”、“佳日”几词。岳南在引文后自注：“南按：电文中的支、微、灰等，属专用语，似指昨、今、明等解释。”[108] 这样随意地错误解释，会误人子弟，故此帮助岳南先生说明一下。这几个词，是使用中国近代一种用地支代替月份、以韵目代表日期的电报纪日方法。过去写诗填词，须看韵书学押韵，文人都会。清政府从韵目表里挑选30个韵目，分别代表30天，其中“支”代表每月4日，“微”代表每月5日，“佳”代表9日，“灰”代表10日。上面冯友兰电报里的“祃”，代表22日;“马日事变”的“马日”，是21日。韵目代日的方法，在电报里用了70余年，一直到中共建政初期。
六、关于冯友兰记恨吴晗的杜撰
1949年，在清华大学，冯友兰从梅贻琦南下后被众人推成“一把手”，[109] 年内逐步卸去了各职。5月5日军管会决定他不任校委会主任委员和常委，[110] 8月31日他提出辞去哲学系主任、文学院院长、校委会委员三职，[111] 9月2日校委会批准他的辞职，让他只当哲学系教授。[112] 他在“文革”期间1967年1月4日被迫写的〈解放以后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检讨〉中记1949年8月下旬：“有一天，叶企孙找我，说：‘钱俊瑞说，你的思想跟党不合。’我说：‘那我辞职吧。’”[113] 冯友兰似有负气之意，写信请辞一切兼职。辞职获准后，他曾“觉得受了大打击”，[114] 但也“觉得有忽然轻松的感觉，真是‘无官一身轻’。”[115]
岳南在《南》书中这样描述这个过程：“冯友兰被军管会任命为清华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主持全盘工作，成了清华的一把手。只是好景不长，中共高层特别是毛泽东认为冯氏此人，总是不能采取‘老实态度’为人为学，难堪重用，必须让其靠边站。于是，解放军入城之后，军管会负责人钱俊瑞来到清华宣布：‘派吴晗为军代表。从此以后，校务就实际上由吴晗主持了。’”[116]
如果是认真叙述历史，这里应该交代清楚，中共派吴晗为军代表是3月18日，[117] 而毛泽东致信冯友兰提及“老实态度”云云，是半年多以后的10月13日，[118] 岳南倒置了时间顺序。“老实态度”与“吴晗主持”之间，本是没有因果关系的。
同时，岳南以当时尚不存在的“毛泽东认为冯氏此人，总是不能采取‘老实态度’为人为学”作理由，说明在中共建政初期让冯友兰“靠边站”的必要性。这为毛泽东整肃改造知识分子的错误政策虚构出了合理性。1949年9月23日华北高教委批准冯友兰辞去三项职务，批示说：“冯友兰、雷海宗准仍以教授名义任职，应好好反省自己的反动言行。”[119] 以岳南的认识，这个批示应该也是很正确、很必要的。
岳南还说：“主持清华校务的冯友兰被踹到了一边，另以吴晗为军代表，接管全盘事务。对于自己马失前蹄，丢掉了清华‘一把手’的纸糊官帽，冯友兰认为有两个原因：一是自己在政治上不能与时俱进，甚至糊涂透顶;二是与吴晗在背后捣鬼下绊子有关。”[120]
尚不知岳南所列“冯友兰认为”的“两个原因”之史料根据。冯友兰在1958年被要求写的“交心材料”里说：“1945年我因母丧回河南唐河县原籍，听见地主阶级的反宣传说：‘共产党有三头政策：初来时，磕头;以后，摇头;最后，杀头。’清华大学初解放时，军管会很尊重我，叫我领导校务委员会，后来我受到批评，只当教授。我觉得受了大打击，觉得在原籍听到的反宣传也有道理。”[121] 他1966年7月5日开始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中“检讨”此事：“其实，我对于共产党是面降心不降，在思想上还跟党是对立的，还说不上表现热烈不热烈。在这种情况下，我当然不配在清华做任何领导工作。”[122] 以上两处，冯友兰记录了自己认为的“两个原因”，一是“三头政策”，二是“跟党对立”，未涉及“与时俱进”、“糊涂透顶”和吴晗先生。
最低级的认识是说冯友兰认为“与吴晗在背后捣鬼下绊子有关”。暂时无法理解岳南先生怎么会往这种层次构思，或许是为了便于在后文写这样一段话：“冯友兰被一脚踢出领导者圈外，免去本兼各职，专任哲学系教授，一下便垮了下来。待冯氏东山再起，并紧跟高举，挤入“四皓”之列，成为江青卵翼下名震海内的“梁效”一员，则是17年之后的事了。那时的吴晗不斗自垮，最后被弄上了绞刑架。这个结局，算是为冯友兰出了一口埋藏在心中发酵得太久且有些酸臭的恶气。”[123]
第一，冯友兰1949年没有“一下便垮了下来”。“文革”前17年里，虽“一生文章半检查”，[124] 但历次运动，只要对付过关，他就不断提出见解，却每提每遭批判。他是那17年间在罢黜百家、独尊马列的局面中，为中国文化说话最多的人，因而也被批判最多。他提出的“抽象继承”，至今是社会转型期特别需要的道德认知。让冯友兰一度真正“垮下来”的，不是1949年，而是“文革”。第二，冯友兰在“文革”中因信服毛泽东而犯了错误，但他不是“梁效”一员，[125]也与“江青卵翼”无关，这个传说没有事实根据，是“文革”后审查过的。这方面，岳南在书中还有粗鄙恶意地侮辱冯友兰的文字。[126] 第三，冯友兰从没有在背后抱怨过任何人，更未曾嫉恨过吴晗，因此没产生过“发酵得太久且有些酸臭的恶气”——岳南先生何以臆想至此呢?把“出了一口……恶气”这样的市俗心理虚构于冯友兰，难免让人联想到“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成语。但这距历史和学术太远，非可以讨论者。
1949年，清华大学曾发不出工资，教职员生活困难，在教授会上有人让冯友兰去中共文管会催要。因为“对于共产党是面降心不降”，冯友兰说：“我在这里是办学，并不是去讨饭。”[127] 流露出抵触态度。在生物系当教员的军管会联络员吴征镒马上说他：“这是个思想问题。”[128] 就这件事，岳南说：“此时的冯友兰已不被众教授，特别是新派教员们所接受和放在眼里。”[129] 亲历者浦江清《清华园日记》记此事是：“校务会议在此刻无论怎样总是错。”[130] 浦江清说清楚了不被众教授“接受和放在眼里”的是校务会议，是教授会，而不是冯友兰个人。换个别人，也会被要求去催工资。况且，这种情况也不是“此时”才发生，早在昆明“一二‧一”运动后，“教授治校”的自由民主传统就丢失了。冯友兰总结“一二‧一”运动时说过：“从五四运动以来多年养成的教授会的权威丧失殆尽了。”[131]
1949年初，国民党空军的炸弹曾落在清华大学，中共中央、毛泽东给清华发了慰问电。岳南说：“这封发于一个伟大历史转折时期的电报，同历史上任何一次鼎革时期一样，都是一件特别值得重视的大事、要事与非凡之事。”[132] 在这里，岳南过于夸张和热烈地赞颂毛泽东的电报了。以常识论，一封慰问电并不像他认为的如此重大和非凡。冯友兰依常识处理这封校务往来函电，没有大张旗鼓地宣传之，岳南认为他是“不识抬举”，[133] 并臆想说冯友兰把这封“伟大时期”的电报“当做原北大一个小小的图书管理员寄来的信函予以处理”。[134]
冯友兰晚年曾平静地叙述这件事：“在清华遭到国民党空袭以后，党中央、毛主席打来慰问的电报，这是对清华的关心，应该大张旗鼓地宣传，可是我是照旧办法，把来电在学校布告栏内一公布，就算完事。”[135] 岳南引用了这段话，却毫无来由地说，这是冯友兰“自己后来痛心疾首的忏悔”[136]。对这事，冯友兰没有过“忏悔”，只是曾在文革初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中“交待”过当时他对共产党的态度：“蒋匪空军轰炸清华，党中央来电慰问。这是清华最大的光荣，可是校委会议传阅后，只照例行公事处理，没有公布。我为主任委员，应负其责。”[137] “解放军进城，我身居校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可是没有进城欢迎。”[138]
《南》书对冯友兰的各种虚构和曲解，有助于塑造冯友兰的反面角色。这已离开了历史叙述的原则，转向了文学创作的目的，造成的结果是以假乱真。岳南的贬损对象不局限于冯友兰，如同样是说留在大陆，梁思成、林徽因先生是因为：“正是怀着这种理想与对中国共产党的点滴了解，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自愿留在了清华园并在历史的转折点上揭开了人生新的一页。”[139] 而“清华师生”是：“你们不要太轻薄了，心中没有个死数，像一堆腹中空空根底浅、悬空飘荡的墙头之草，东风来了向东倒，西风来了向西歪，平时满口的仁义道德、礼义廉耻，外加一堆春秋大义、民族气节等。一旦强势压境，这些大义和气节全部打发到他老娘家去了，或者直接送给了西天老佛爷。剩下的只有茫然四顾，或山呼万岁，或磕头作揖，耷拉着睡眼惺忪的眼皮迷迷糊糊地转着圈寻找新的主子罢了。”[140] 且不说语言偏于粗俗，只说那么多“清华师生”留在大陆的原因，何尝不同于梁、林夫妇，乃至于这般丑化了?
七、冯友兰人性的“老实态度”与党性的“老实态度”
1949年10月，冯友兰先生给毛泽东写过一封信。他在《三松堂自序》中自述：“我同毛泽东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是在1949年10月。当时有许多人向毛泽东写信表态，我也写了一封。”[141] 他在“文革”初1966年7月5日被迫开始做的〈自我揭发自我批判〉中“交待”说，1949年他“犯了很多错误”，包括：一是“解放后几个月中，我一直没有公开表态，说我拥护共产党、毛主席”，二是“我从来没有找过清华的党组织，有事只与文管会接洽”。“1949年有一件什么事情，很多熟人在报上表态，拥护党，我想我以前没有表过态，现在应该有所表示。我就直接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142] 这是亲历者冯友兰在“文革”初起巨大政治压力下的“交待”，可以真实地说明他那次表态拥护是受形势推动，在众人之后。
岳南在《南》书里描写了另一种过程：“无端丢掉官帽又遭挤压的冯友兰‘心不自安’，开始琢磨在这改朝换代的大动荡、大混乱中如何见风使舵，东山再起。经过一段时间的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了一个奇招，但因事关重大，加之机会尚未成熟，这个奇招迟迟未能出台亮相。苦苦等待的机会还是到来了，1949年10月5日，即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五天，冯友兰风闻清华大学有许多教授开始向毛泽东写信表忠心，遂决定加以仿效，并要有所超越。在一番冥思苦想后，强按内心急促的跳动，泼墨挥毫写就一封效忠信，密封后托人送给已‘缚住苍龙’的毛泽东主席。”[143]
这一段粗糙描写的中心情节是，冯友兰“冥思苦想”想出的“奇招”，是在风闻什么情况后，“遂决定加以仿效”——临时起意的。这里，岳南忘记自己在前两行写过冯友兰早就想出“奇招”了。这段情节构思，逻辑上出了漏洞，没有编好。
1960年2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编撰的《冯友兰小传》，说冯1949年“写信给毛主席，试探对高级知识分子的政策。工作中假装积极，实际上与党格格不入。”[144] 岳南却说冯友兰给毛写的是“效忠信”，介绍道：“信中，冯沉痛地斥骂自己过去两次加入国民党，且差点当上了中央委员，谓自己在校内校外散布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成了革命的反面典型与活教材。今后一定要痛改前非，改造思想，认真学习马列毛泽东思想，重新做人，争取用五年时间重新写出一部马列主义史观的哲学史，在学术上立功赎罪云云。”[145]
冯友兰给毛泽东的这封信，收在《三松堂全集》中。[146] 岳南所介绍的冯信内容，除了“五年”这个时间表述确实出现在信中外，其他都不存在。这封信全文如下：
毛主席：
在你及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你们为中国人民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为中国历史开了一个新纪元。这是关系全人类四分之一的生死荣辱的一件大事，当然(也)是全世界的一件大事。
我参加了你在天安门就职的典礼，我感到几日来群众的欢乐。一切的新气象以及自北京解放以来的所见所闻，使我深切相信你所说的，中国人民不但是站起来了，并且一个文化的高潮即将来临，使中国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的姿态出现于世界。
在参加这几日的庆祝的时候，我于欢喜之中，感觉到十分愧悔，因为在过去我不但对于革命没有出过一分力量，并且在对日抗战时期，与国民党发生过关系，我以前所讲的哲学，有唯心及复古的倾向。这些在客观的社会影响上说，都于革命有阻碍。
各方面对于我的批评我都完全接受，但是我也要表示，我愿意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努力改造我自己，作一个新的开始，使我能跟着你及中国共产党，于中国的建设中，尽一份的力量。
我愿意在自己的岗位上，以努力工作庆贺新中国的诞生。你们对于中国的改造，不但使中国的将来，已经决定，并且使中国的过去，也需要重新解释。我计划于五年之内，如政协共同纲领所指示的，以科学的历史的观点，将我在二十年前所写的《中国哲学史》，重新写过，作为一个新编。诚如你所说的，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
我愿以此项工作迎接将要来临的文化高潮，并响应你的号召。
1949年10月5日
毛泽东居高临下，给冯友兰回信说：“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147]
冯友兰给毛的信，表达了对当时天下欢乐拥护的民主政府寄予文化发展的良好愿望，以为在新政权下，文化高潮必然到来，“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必将崛起，表示愿意为此尽力。冯友兰认为“革命家已经改造世界了，至于说明世界，那就是哲学家的任务了”。[148] 那年他发表文章说：“哲学怎么能改变世界?它如果正确地解释了世界，这种解释，就成为改变世界底指南针。”[149] 所以他试图借用毛说过的意思，对毛强调文化的重要性：“我们不但要知道中国的今天，还要知道中国的昨日。”他尚未知，怎样说明中国的昨日，怎样解释这个世界，也不是哲学家的事情了。
那时的人们像梁漱溟先生那样，对以一党制度建设宪政寄托着期望，普遍对毛泽东抱有良好愿望且十分尊重他。1949年，冯友兰写这封信表态前，梁思成先生听说冯友兰的妻妹夫妇来自延安，便约在冯友兰家向他们了解，毛主席喜欢住什么样的房子。[150] 谁又能想到，毛主席不要改造房子，而要改造他们。冯友兰因其“新理学”哲学体系对中国哲学现代化发生影响，“使他成为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151] 他在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学术地位，无人取代;他担任文学院院长18年间，对清华学术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作用，对中国近代学术走向独立做出了贡献。由此他成为了“学术权威”。中共从建政伊始，便开始了对他这样的知识分子的批判和改造，持续不断20余年。
“文革”后，冯友兰忏悔自己没有“采取老实态度”的错误，说：“如果我从解放以来，能够一贯采取老实态度，那就应该实事求是，不应该哗众取宠……就可能不会犯在批林批孔时期所犯的那种错误。”[152] 忏悔态度真诚。但冯友兰忏悔中认识的“老实态度”，并非毛泽东当年要求的“老实态度”。在毛泽东提这个要求后的20多年间，历次运动中，冯友兰一直是批判斗争的对象，被认为“始终与党不是一条心”。[153] 直到冯友兰在批孔时写出违心之论、“哗众取宠”地说出假话时，毛泽东才钦改其发言稿，刊发报纸，虚与“顾问”名声，利用他推进政治运动。这时，毛泽东应该认为冯友兰是“采取老实态度”了。
毛泽东要求的“老实态度”，是改造思想，转变立场，从人性的“老实态度”改造为党性的“老实态度”。历次政治运动，中国知识分子都是以写出阐述党的意志的文章过关，这种常年批判压力下“思想改造”的结果，是彻底抛弃人性的“老实态度”，产生谎言。60年代初北大党委对冯友兰的鉴定是：“常通过学术问题与党的领导相对抗，在中国哲学史方面与党争夺领导权。1957年鸣放时曾说：学校党委、高教部、中宣部、甚至毛主席，都不能领导学术。”[154] 可知冯友兰那时保持着正义性价值观的人性的“老实态度”。在日趋激烈的整肃下，到文革后期，他“进一步认识到思想改造的真正意义……批孔和尊孔不是一个认识问题，而是一个阶级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和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155] 冯友兰终于学会使用延安整风时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语言，被改造成党性的“老实态度”了。这一过程用了24年。那时，以使冯友兰“为我所用”为象征，毛泽东算是彻底掌握了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使他们成为了驯服工具。两种“老实态度”的沉浮，浓缩了千百万中国知识分子在毛泽东时代失去自由、尊严和独立思想的痛苦历程。
对于“文革”后冯友兰的公开忏悔，岳南说“冯友兰总算明白了其中的一点奥秘”。[156] 这个“奥秘”一说，很难理解，似是一种没有任何价值观的市俗认知。
八、冯友兰未曾“一向紧跟高举”
反右运动时期，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及反右班子认为，冯友兰等老教授从斗争中学到了经验，看形势办事，斗一斗，就缩一缩，因而不易抓到他们右派的证据。[157] 到60年代，北大党委用阶级斗争标准对冯友兰进行鉴定：“解放以来始终与党不是一条心……冯富有资产阶级的政治经验，善于观察风向。平时不暴露真实思想，在运动中看风使舵，什么情况说什么话……至今没有对自己的有关思想进行批判;至于政治立场更没有多大改变，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仍然根深蒂固。政治排队：整风反右时期中右，现在仍为中右。”[158] 在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搞阶级斗争的年代，冯友兰的问题是善于应付政治形势的压力而不去“紧跟高举”。
《南》书中，在叙述抗战初期冯友兰奖许两学生去延安后，岳南说这“暗含”了后来“冯友兰却留在大陆，紧跟政治形势，左右摇摆，见风使舵，结果落了个晚节不保，灰头土脸的下场的人生密码。其实，以芝生惯用和天生具有的为人处事的骑墙与迎合帝王的性格，日后之悲剧，在此即显露并注定矣!”[159] 另处还说：“冯友兰在学术界与国共两党间纵横捭阖，勾钳转丸，大红大紫与败走麦城。”[160]
这样书写历史的方法，令人讶异。赞成去延安即显露了“骑墙与迎合帝王的性格”，那么三四十年代显露这样性格的人该非常多了。不过那时“帝王”在重庆，不在延安。岳南所说“见风使舵”，是指冯友兰“紧跟”的方法;而阶级斗争时期鉴定中的“看风使舵”，是指冯友兰不去紧跟的方法。同样的词语，用义相反。“紧跟政治形势，左右摇摆”之说，与阶级斗争时期对冯友兰的“政治立场没有多大改变”的鉴定结论相悖。冯友兰与国共两党的关系，是发生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事情，不适用“纵横捭阖”这样的词语。
岳南引用何兆武先生的话作为说明：“冯友兰对当权者的政治一向紧跟高举。”[161] 不过这只是一个学生否定自己老师的一句断语，没有事实支持。
从抗战前，冯友兰就与当权者保持距离。1930年，执掌河南的万选才下聘书请他出任中山大学校长，他拒绝了。1932年教育部请他出任高教司司长，他回信辞谢。[162] 1934年他曾因介绍苏联而被逮捕。[163] 1935年孙科请他出任中山文化教育馆总干事，他回信谢绝。1936年曾掩护军警欲拘捕的学生姚依林等。[164] 朱自清1938年3月5日日记：“岱孙和我批评冯的左倾观点。”[165] 1939年冯友兰曾拒绝三青团书记长请他“为三青团向青年作号召”。[166] 1943年，冯友兰曾起草上书蒋介石信，要求开放政权，真正选举，实行宪政。[167] 同年共产党《新华日报》拟请冯友兰谈新理学，他认为彼此无共同语言，未往。[168] 抗战初起至1945年春，政界从未邀冯友兰参加全国性会议，国民参政会也未请他。[169] 抗战期间，他为维护教育独立和自由的民主堡垒尽责努力。1945年发表〈大学与学术独立〉，认为要真正成为世界强国，最基本的必需是“知识上底独立，学术上的自主”。[170] 战后他去美国做研究。国共内战后期，他怕中美交恶后回不了祖国，赶了回来。[171] 1948年发表〈论大学教育〉，强调“大学应该是独立的，不受任何干涉”，“国家应该给他们研究的自由”，“大学不是宣传机关……不是宣传哪一种主义”。[172]
从蔡仲德先生《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的记载，和陈徒手先生使用历史档案在《故国人民有所思》书中的研究，可以观察到1949年之后冯友兰在历次运动中的状况。
1952年“三反运动”中，清华文学院党组织令冯友兰数次检查反共拥蒋思想，不予通过。金岳霖先生作为运动积极分子动员冯友兰“彻底交待”时，他们抱头痛哭。[173] 后党组织宣布对冯“免予处分”。[174] 当时高校党委统战部认为冯友兰是右翼分子，1953年把他列为右派分子，1954年定为“中右分子”。[175] 在这年批判胡适运动中，北大哲学系教师党支部提出，冯友兰也有许多问题。[176] 1957年北大中国哲学史教研室党支部认为冯友兰是“资产阶级教授”。[177] 1958年北大党内认为冯友兰的问题是阶级斗争、腐蚀青年。[178] 党委批准哲学系五次召开批判冯友兰大会。[179] 1959年北大哲学系党总支说冯友兰“为老牌的唯心论者，政治上中右”。[180] 1960年北大党委编撰《冯友兰小传》，给他的“政治排队”是：整风反右时期中右，现在仍为中右。[181] 1963年大搞阶级斗争时，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说尚未对冯友兰系统地深入地进行过批判。[182] 1964年北京市委大学部部长指冯友兰“与党争夺青年”。[183] 1965年北大社教运动中，冯友兰被批曾“猖狂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党争夺学术的领导权。”[184] 1966年初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说，有冯友兰等人，哲学系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势力强大。[185]
1951年冯友兰访印演讲时被迫说：“中国革命成功，我认识到我过去的著作都是没有价值的。”[186] 1953年北大哲学系组织批判资产阶级哲学，让冯友兰做“对过去学术工作的检讨”，会议激烈做法与“三反”思想改造运动类似。[187] 1954年底北京市委写给中央的报告说：“北大哲学系教授冯友兰，讲课的内容仍然是旧的，只是形式上用一些马列主义的名词装潢门面。”[188] 1955年肃反运动中，冯友兰就政治问题、思想问题、作风问题做自我批评。[189] 1957年哲学界开始批判冯友兰“抽象继承法”，后由陈伯达指挥开展这个批判运动。[190] 北大校方要求他破除资产阶级立场和唯心主义观点。[191] 1958年冯友兰自我批判说“抽象继承法”成为了右派分子的理论基础。[192] 当年哲学界开始批判冯友兰教育思想。[193] 这年3月在“双反运动”[194] 中，冯友兰被要求三次做检查，“向党交心”134条。[195] 北大哲学系组织对冯友兰“集体会诊”，认为他“没有向无产阶级缴械”。[196] 1959年北大哲学系把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特点是没有资产阶级的哲学”、“孔子讲的仁是超阶级的”等教学内容，列为学术批判重点内容。[197] 1960年北大党委办公室认为冯友兰“引用了较多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用来掩盖他的观点。”[198] 北大学生大会批判冯友兰“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199] 1963年哲学界开始批判冯友兰“普遍性形式”理论。[200] 1964年北大校方和哲学系指冯友兰提倡超阶级的人性论。[201] 当年北大党委进行阶级斗争情况调查，哲学系首项调查内容是冯友兰争夺青年教师、研究生的情况。[202] 长年里，能不能对冯友兰展开斗争，是党组织是否够格的标准之一。[203]
冯友兰河南老家祖坟，在“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先后被毁墓剖棺、暴骨荒野”。冯氏故居在土改时期“被政府无偿征用，后来全被拆除，如今荡然无存”。[204]
1949年至“文革”前期的1971年，20余年间一直是批判斗争对象的冯友兰，写了检查交代材料88篇、自我批判文章61篇，共149篇;写其他文章136篇。[205] 他曾自嘲那些年“一生文章半检查”，从数字看，此言不虚。
除检查和自我批判外，冯友兰写的136篇文章中，丧失独立立场的——包括批判胡适、胡风、右派等，及参观农业的收获等，共41篇，为30%;阐述学术见解或独立主张的95篇，占70%。冯友兰的各种独立主张，几乎都被长期批判，对他的“抽象继承法”、“普遍性形式”等观点，批判最甚。目前统计到的“文革”前17年内地哲学界批判和批评冯友兰的文章有136篇，[206] 是同期冯友兰95篇文章数量的143%。其中，批判“抽象继承法”的42篇，批判“普遍性形式”的32篇，批判新理学等哲学思想的31篇，批判资产阶级立场的20篇，批判“分工论”等教育思想的11篇。
“文革”前期冯友兰写的文字，有80篇被迫检查交待的材料，占整个“文革”期间写的62.5%;有30篇被迫自己批判自己的，占23.4%。“文革”后期他写了18篇大批判等文章，占整个“文革”期间的14.1%。[207] 这里面有11篇是批林批孔内容，即冯友兰在忏悔中所说的他没采取“老实态度”的“哗众取宠”文章。这些文章导致了对他的负面评价。
冯友兰先生从1949年到1990年逝世，40余年所写的372篇文章，共约109万字，其中检查交待和自我批判的共151篇，占40.6%;保持见解主张的共162篇，占43.5%;丧失独立立场的共59篇，占15.9%，其中“文革”后期的18篇，占372篇的4.8%。[208]
这几十年间，冯友兰的更主要精力不在这些文章，而是一直集中于中国哲学史著述，著有《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中国哲学史新编》，共约253万字。
附：1949年后冯友兰文章统计
*“文革”中，这18篇是1972年以后所写，其他是“文革”前期写的。
数字来源：冯友兰《三松堂全集》12卷、13卷、14卷、附录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
1949年后，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冯友兰同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一样，以写符合政治运动需要的文章，减压和过关。如1954年11月初，北京大学金岳霖先生遵中宣部干部于光远嘱，仓促地给汤用彤、冯友兰、邓广铭、石峻等分配题目，让大家写批判胡适的文章。[209] 当时支部认为冯友兰是胡适以下问题最大的人，也考虑批判，但是冯友兰完成任务写的批胡适并结合批判自己的文章，多少能产生点儿对自己的保护作用。冯友兰是大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首席批判对象，每逢运动，常首当其冲。写响应文章和自我批判文章，是他对付运动、减轻对自己的批判压力的习惯方法。他的主要注意力，则一直集中于哲学史研究。1949年后的冯友兰，“几十年来不知被扣了多少顶‘反动’帽子，几番陷入落魄、无援的境地，却还能诚恳检讨之余一再反批评、再三与人‘商榷’。”[210]
1950年冯友兰发表文章说“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的表现，是进步。[211]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中国各地组织悼念，冯友兰婉转发问：“好像邻居死了家长，为什么要将灵堂设在我们堂屋里呢?”[212] 1956年冯友兰提出重视整理祖国的哲学遗产，[213] 批评近年哲学史工作把“内容丰富生动的哲学史，变成贫乏、死板”。[214] 他提出，自己的新理学和客观唯心主义有其合理的内核。[215] 1957年冯友兰发表〈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再论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等，文章内容后被称为“抽象继承法”。当年他在北大干部鸣放会上强调“毛主席也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学术问题应由教授决定”。[216] 1958年冯友兰发表〈树立一个对立面〉，被认为在教育方针上主张“分工论”，不要党的领导，不要毛泽东思想、马列主义挂帅，而要由资产阶级教授领导，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挂帅。[217] 1961年冯友兰说大跃进有些像竭泽而渔，一次把鱼捞光，再捞就没鱼了。[218] 当年冯友兰提出，《高校暂行工作守则》中“要求学生具有共产主义道德品质”，标准过高。[219] 1961年、1962年冯友兰提出孔子是进步人物，孔子的“仁”是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220] 1964年，冯友兰发表的与毛泽东教育指示相对立的系统观点，被哲学系总支整理汇报，他对批判“修正主义‘合二而一’”观点的不同看法也被汇报。[221] 1965年冯友兰又发表〈论中国哲学遗产的继承问题〉。那些年间，他的大量哲学史学术文章，虽然力图以唯物主义为指导，“用一些马列主义的名词装潢门面”，但依然保留很高的学术性，为维护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继承其优秀传统，单枪匹马地说真话。
台湾学者韦政通曾认为：“冯友兰的真正问题，是50多年来一直靠得权力中心很近。”[222] 但具体观察冯友兰那50多年经历可知，韦政通先生的结论也缺少依据。冯友兰只是抗战后期和文革后期曾被权力中心拉近，其他绝大部分时间是受到权力中心的冷遇和整肃的。邹承鲁先生曾批评冯友兰“得到过蒋介石的接见。解放后他又得到了毛泽东的接待。”[223] 可是，不论蒋介石曾接见他，还是毛泽东曾接见他，都不是他要求被接见的。
1965年春，毛泽东与陈伯达、康生谈话，说：“有阶级斗争，才有哲学。哲学家应当下乡去，参加阶级斗争，身体不好死不了，多穿点衣服就行了。”[224] 不久，具有学术地位的中国哲学家们就遭遇“文革”了。
“文革”中，没有说话的自由，也没有不说话的自由。冯友兰在抄家、占房、病痛、“劳改”、批斗等巨大压力下，写过批判自己的文章，如他说自己与刘少奇是一丘之貉互相支援，他与蒋介石狼狈为奸，他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罪等等。[225] 周扬曾于1958年阐释毛泽东思想说：“整风经验证明，经过群众批判，什么问题都能搞深刻。”[226] 冯友兰的自我批判，便是人格受尽屈辱后被“搞深刻”之一例。到批孔运动时，经历了“文革”丧尽人性折磨批斗的冯友兰，知道自己是中国的尊孔典型，曾因独立提出孔子是进步人物和孔子的“仁”有“普遍性形式”，而遭到广泛批判。根据运动和大批判的经验，他以对哲学史的纯熟，按照“运动大方向”使用史料，写出发言稿，在校内会上发言。全国奉命批孔时，各行各业包括在农村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都得写批孔文章并发言。而冯友兰因为具有哲学史和尊孔学者的“学术权威”地位，就此被高层登报利用。各地相信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工农兵群众”纷纷来信，鼓励老教授。[227] 后来，冯友兰忏悔自己当时有“欣幸之心”，因“得到吹捧”而“更加努力‘进步’”。[228]
陈徒手先生根据对大量档案史料的研究，在叙述冯友兰于“文革”前用“套话”对中共“滴水不漏”地表示政治态度后，总结说：“冯友兰凭着自身的悟性和生存本能，能周全、圆润地应付事态。当时不少知识分子都爱说激动、夸张的言语，连篇累牍，像冯友兰如此简单行事的还属少见。”[229] 文革前多年间，冯友兰总体上是这样状况。到“文革”后期，他被批判“搞深刻”了，具有了党性的“老实态度”，说了假话。
通过对1949年后冯友兰文章的数量统计分析亦可获知，他曾经一时“紧跟高举”，但不是“一向紧跟高举”。一字之间，误差了几十年。
文革中因具有党性的“老实态度”而一时“紧跟高举”者，数以亿计，而能公开忏悔者，寥寥几人。不少人至今还坚持着“紧跟高举”的立场。冯友兰先生晚年回归人性的“老实态度”，曾几次公开忏悔检讨，[230] 且在其《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卷中，“不再依傍别人”——即挣脱思想改造的牢笼，直言发表自己的独立思想，[231] 反思不可谓不深刻。实事求是、真实诚实地叙述哲学家、哲学史家、教育家冯友兰几十年间学问成就之历史功绩，探讨其几年间错误“进步”之历史成因，使为殷鉴，会更有历史价值。
[1] 冯友兰1922年致梁漱溟书，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5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1卷32页，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年。
[3] 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三松堂全集》第11卷47页。
[4] 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1卷50页。
[5] 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1卷50页。
[6] 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1卷53页。
[7] 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19页，湖南文艺出版社2011年。
[8] 卜德〈冯友兰与西方〉，引自单纯、旷昕主编《解读冯友兰‧海外回声卷》193页，海天出版社1998年。《解读冯友兰‧海外回声卷》192页：“这些话不是对我讲的而是对已经去世的长期担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恒安石讲的。”(按，“长期担任华盛顿国会图书馆中文部主任的”，是恒安石的父亲恒慕义。——作者注)
[9] 见陈晓平〈“李约瑟问题”与“冯友兰问题”〉五，引自冯钟璞编《走进冯友兰》68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
[10] 见陈晓平〈“李约瑟问题”与“冯友兰问题”〉五，引自冯钟璞编《走进冯友兰》69页。
[11] 见陈晓平〈“李约瑟问题”与“冯友兰问题”〉五，引自冯钟璞编《走进冯友兰》70页。
[12] 冯友兰〈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1卷31页。维基百科“自然科学”定义：“关于自然科学的传统描述是研究我们周遭有关地球、寰宇中物质的、非人文方面的学问。”“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两个支柱是观察和逻辑推理。由对自然的观察和逻辑推理自然科学可以引导出大自然中的规律。”360百科：“自然科学是研究无机自然界和包括人的生物属性在内的有机自然界的各门科学的总称。”
[13] 引用科技史家江晓原先生说：“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从何说起呢?‘领先’既无法定义，‘李约瑟难题’的前提也就难以成立了。”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38页。
[14] 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22页。
[15] 王钱国忠编《李约瑟文录》234页，浙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16]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0章《道家与道家思想‧引言》。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35页，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7] 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39页。
[18] 《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281页。
[19]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62页，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年。
[20]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1卷10页。
[21] 李约瑟《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引自单纯、旷昕主编《解读冯友兰‧海外回声卷》178页。
[22] 参见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2卷25、35、37、75、187、192、201、202、213、216、217、328、357、484页。
[23] 翟志成《师不必贤于弟子》三，引自冯钟璞编《走进冯友兰》137页。
[24]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评传》7页，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
[25] 参见翟志成《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1895—1949)》140页，(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翟志成《师不必贤于弟子》三，引自冯钟璞编《走进冯友兰》140页。
[26] 翟志成《师不必贤于弟子》三，引自冯钟璞编《走进冯友兰》137页。
[27]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评传》8页。
[28] 李慎之《融贯中西，通释古今》：“如果说中国人因为有严复而知有西方学术，外国人因为有冯友兰而知有中国哲学，这大概不会是夸张。”见蔡仲德《冯友兰先生评传》8页。
[29] 陈寅恪《审查报告一》，引自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612页。
[30] 金岳霖《审查报告二》，引自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618页。
[31] 冯友兰《哲学在当代中国》，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1卷268页。
[32] 陈寅恪《审查报告一》，引自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613页。
[33] 陈寅恪《审查报告三》，引自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3卷460页。
[34]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114页。
[35] 陈寅恪《审查报告三》，引自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3卷460页。
[36] 见翟志成《师不必贤于弟子》三，引自冯钟璞编《走进冯友兰》150页。
[37] 陈寅恪《审查报告一》，引自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2卷612页。
[38] 陈寅恪《审查报告三》，引自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3卷460页。
[39]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 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3卷3页。
[40]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91页。《实说冯友兰》7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41] 参见《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8—387页。
[42]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98页。
[43] 1960年2月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编撰《冯友兰小传》，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472页。
[44] 见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84页。
[45] 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84页。
[46] 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85页。
[47]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438页，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48]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414页。
[49]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416页。
[50]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417页。
[51] 《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296页。
[52] 《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296页。
[53]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412页。
[54]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414页。
[55]〈文武合一的桥梁——记军官与教授座谈会〉，昆明《扫荡报》1944年8月20日，第3版。引自宗璞《旧事与新说》175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
[56] 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95页。
[57]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206页。
[58] 据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419—423页。
[59] 西南联大纪念碑碑阴文字，引自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419页。
[60] 朱乔森编《朱自清全集》第9卷25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8年。
[61] 见《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14—315页。
[62]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298页。
[63]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190页。
[64]《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16页。
[65]《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18页。
[66] 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233页。
[67] 见1946年3月5日霍揆彰致陈诚电，引自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234页。
[68] 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233页。
[69] 岳南：“此决议……默许了傅斯年等人提出的‘先复课，再撤职’的主张。”见《南渡北归》第2部230页。
[70]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298页。
[71] 指议事程序。孙中山为实现民权主义，重视议事规则，曾著述《会议通则》，后改名《民权初步》。
[72] 参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1卷289页。
[73]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550页。
[74]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551页。
[75] 参见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233—234页。
[76] 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539页。
[77] 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472页。
[78]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299页。
[79] 易社强《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309—310页，九州出版社2012年。
[80]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299页。
[81]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213页。关于“建国”：非谓建立以武力夺取的不受限制的国家统治权力(国民政府)，而是指全国大选成立民选政府，国民政府向这个民选政府交出权力，实行宪政。1924年1月23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的孙中山起草之《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规定：“一省全数之县皆达完全自治者，则为宪政开始时期，国民代表会得选举省长，为本省自治之监督……全国有过半数省分达至宪政开始时期，即全省之地方自治完全成立时期，则开国民大会决定宪法而颁布之……宪法颁布之日，即为宪政告成之时，而全国国民则依宪法行全国大选举。国民政府则于选举完毕之后三个月解职，而授政于民选之政府，是为建国之大功告成。”1938年3月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抗战建国纲领》，谓“加速完成地方自治条件，以巩固抗战中之政治的、社会的基础，并为宪法实施之准备”。“抗战必胜、建国必成”是该纲领中的文句。1946年吴玉章代表中共在政协会议上提出：“省为自治单位，自下而上的普选，依据中山先生遗教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所云“中山先生遗教”，即指《国民政府建国大纲》之内容。
[82] 何兆武《上学记》155页，三联书店2006年。
[83] 何兆武《上学记》155页。
[84] 冯友兰《新世训 ‧ 应帝王》，引自《三松堂全集》第4卷458页。
[85] 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128页，三联书店2013年。
[86]《实说冯友兰》36页。
[87]《实说冯友兰》95页。
[88] 章玉政《狂人刘文典》259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89]《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287页。
[90]《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286页。
[91]《实说冯友兰》4页。
[92]《实说冯友兰》77页。
[93]《实说冯友兰》74页。
[94]《实说冯友兰》49页。
[95] 郑敏〈忆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哲学”课〉，引自单纯、旷昕主编《解读冯友兰‧学人纪念卷》49页。
[96] 参见蔡仲德编《冯友兰研究》(第一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7年;单纯、旷昕主编《解读冯友兰》丛书之《学者研究卷》《学人纪念卷》《海外回声卷》，海天出版社1998年;翟志成《冯友兰学思生命前传(1895—1949)》，(台)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年;胡军主编《反思与境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任继愈、杨振宁等访谈《实说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真《世纪哲人冯友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陈战国、王仁宇《一代哲人冯友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冯钟璞编《走进冯友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陈徒手《故国人民有所思》，三联书店2013年。
[97]《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23页。
[98] 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205页。
[99] 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234页。
[100] 清华大学档案馆存此电发报稿用纸为“中国哲学研究会用笺”。
[101] 参见黄延复、王小宁整理《梅贻琦日记》204—205页。
[102] 见民国“行政院密码核定书《教育部所属各机关学校使用密电码表》第三号通用本”之“说明”。
[103] 见民国“行政院密码核定书《教育部所属各机关学校使用密电码表》第三号通用本”之“修正本部所属各机关学校使用密电码本表办法”。
[104]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下)151—153页。
[105] 清华大学档案馆存民国三十六年10月15日教育部制发“民族精神密码电本”的通知电文。
[106]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1页。
[107] 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三(上)4页。
[108] 岳南《南渡北归》第2部234页。
[109]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112页。
[110] 《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0页。
[111] 《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2页。
[112] 《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3页。
[113] 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2页。
[114] 冯友兰1958年“交心材料”，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3页。
[115]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115页。
[116]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247页。
[117] 见《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68页。
[118] 见《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5页。
[119] 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3页。
[120]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387页。
[121] 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3页。
[122] 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4页。
[123]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389页。
[124] 冯友兰致山西农民车恒茂信中联语“终身教研两依据，一生文章半检查。”见冯勤学〈鸿雁传谊六十年〉文，引自单纯、旷昕主编《解读冯友兰‧学人纪念卷》277页。
[125] 360百科：“1973年10月，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成立‘批林批孔研究小组’，1974年人员调整后定名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以‘梁效’等为笔名。”“该写作班子选拔的都是当时国内著名的文史哲专家，如范达人、何芳川、汤一介、叶朗、胡经之、冯天瑜等。他们中间有四人曾被选为第四届人大代表，一人参加中共十大，两人列名毛泽东治丧委员会，享受很高的政治待遇。哲学史家冯友兰、历史学家周一良、文学史家林庚、语言学家魏建功等曾任顾问。”补注：有关传说起源于1977年《历史研究》刊登的《评“四人帮”发言人梁效》一文中批判冯友兰的段落，和同期《评梁效某顾问》一文。“梁效”成员名单参见范达人著《“文革”御笔沉浮录——梁效往事》5—7页，27—29页，明报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年5月;《炎黄春秋》2014年6期范达人《“梁效”的成立与终结》。
[126] 岳南说冯友兰“在‘文革’期间跟在江青高翘的屁股后面一度呼风唤雨”。见《南渡北归》第2部19页。
[127]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116页。
[128]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116页。
[129]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387页。
[130] 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66页。
[131]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299页。
[132]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388页。
[133]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388页。
[134]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388页。
[135]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116页。
[136]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388页。
[137] 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4页。
[138] 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4页。
[139]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186页。
[140]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388页。
[141]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卷135页。
[142] 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4—375页。
[143]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71页。
[144] 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472页。
[145] 岳南《南渡北归》第3部71页。
[146] 见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636页。
[147] 引自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4卷637页。
[148] 冯友兰1967年1月4日〈解放以后我的反动思想、言论和行动的检讨〉，引自《三松堂全集》(附录)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371页。
[149] 冯友兰〈哲学家当前的任务〉，引自《三松堂全集》第13卷3页。
[150] 任均口述《我这九十年》118页，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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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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