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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巢》诗刊征稿启事
星期一 一月 19, 2015 10:05 am
《巢》诗刊征稿启事
民间诗歌创作和交流再添平台，中国诗坛再添页码。2015年元月，立足巢湖，面向全国的“巢湖诗群”成立，并创办民间诗刊《巢》。《巢》诗刊暂定为季刊，主要推介“巢湖诗群”成员及全国诗人佳作。“巢湖诗群”将坚持“双百”方针，坚持“两个服务”，努力把《巢》诗刊打造成国内一流、民间认可、官方赞同的一方诗歌高地。
主管：巢湖市作家协会
主办：巢湖诗群
主编：方华
常务副主编：银河望
副主编：孤城 李远波 李劲松 秦学祥
编委：方华 银河望 孤城 李远波 李劲松 秦学祥 杨钧 夏兴无 周先祥 余香 马骏斐
《巢》诗刊栏目
1、 力作展示
每期推出1名在当今诗坛具有影响力的名家，组诗形式，页码4页。同期封二发作者照片、简介。
编辑：孤城（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2、 湖畔诗家
推介诗群成员力作，组诗形式，配照片、简介，页码20页。
编辑：秦学祥（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3、 八面来风
国内各地来稿，页码10-20页。
编辑：银河望（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4、 网络诗界
选发活跃网络诗人作品，页码10-20页。
编辑：周先祥（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
5、 今日先锋
刊发创新、实验、先锋或风格迥异的作品，页码6－8页。
编辑：李劲松（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6、 环湖版图
组稿环巢湖流域一县一区或一个团体的诗人作品，集体展示，页码10页。
编辑：方华（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7、 散文诗页
全国散文诗来稿选登，页码6－8页。
编辑：杨钧（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8、 名作欣赏
国内外名家、名作的诗选及欣赏，页码2页。
编辑：李劲松（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9、 青青草甸
刊发校园学生诗歌作品，页码4－6页码。
编辑：夏兴无（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10、诗歌理论
刊发诗论诗评，4－6页码。
编辑：李劲松（投稿邮箱：[email protected]）
特别提示：
1、稿件要求原创。优先刊发首发作品，已发表在纸质期刊（杂志、报纸）的文章均视作二手稿件。严禁抄袭，抄袭事实一经证实，将作严肃处理。
2、请勿同时投稿给多名编辑。投稿注明所投栏目。
3、文章发附件同时粘贴在正文里。
4、投稿时邮件主题处填写稿件标题，在文末附上个人通联信息，要求准确无误。以便寄发样刊。
5、一次一稿，请勿一次多稿或重复投稿。
6、本刊暂无稿酬。
《巢》诗刊杂志编辑部
二零一五年元月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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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族精神的消亡 流氓意识的兴起
星期日 一月 18, 2015 1:22 pm
贵族精神的消亡 流氓意识的兴起
作者 闲人-维杰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从街头小巷到学术殿堂，从平民百姓到权贵富豪，或下流暴戾，或腐败堕落，流氓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致。从语言流氓，到行为流氓，再到意识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
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请听下面的对话。
我们消灭了贵族
我们常听到一些传言，说中国领导人如何巧对外国领导人的责问，却很少听到外国领导人如何应对中国领导人的话题。
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地主富农。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贫农。
中国领导人夸耀说：我们消灭了贵族。外国领导人回应说：我们消灭了流氓。
这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理念，引用一句至理名言：一个好的制度可以把坏人变成好人，一个坏的制度可以把好人变成坏人。这是对不同制度的高度概括。
发动流氓起来把贵族消灭了，并不会使流氓变得高尚，只会使流氓变得更加流氓，而且诱逼更多的人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社会。这是毫无疑问的。
这个主题由流氓与贵族说起。
贵族，平民，流氓
人类是世界上最庞大最复杂的群体，就其精神意识的素质来考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层：贵族，平民，流氓。其分布呈橄榄形，中间大，两头小，贵族处于高端，流氓处于低端，中间庞大的阶层是平民。从平民到贵族没有明显的界线，从平民到流氓也没有明显的界线，但流氓与贵族就天差地别了。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并不在于财富有多少，也不在于权力有多大，而在于具有一种高贵的精神，史书上称之为贵族精神。缺失贵族精神的人，即使富可敌国，也不过是带着流氓本性的暴发户；即使权可倾国，也依然是带着流氓本性的独夫民贼。
流氓之所以是流氓，并不是因为一无所有，而是因为内心里的流氓意识。无产阶级不等于流氓，无产阶级的大多数人都是安分守己的平民。流氓群体有穷人，也有富豪；有平民，也有权贵；有白痴，也有天才。
贵族精神代表人类文明的高端，流氓意识代表人类野蛮的底端。几乎所有的人，既有向往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这就是人性与兽性的争战。人性战胜兽性，人就走向高尚；兽性战胜人性，人就走向卑鄙。大多数的平民，人性与兽性始终在身上进行拉锯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大多数的平民，一生安分守己，注定是庸庸碌碌。平民要想超凡脱俗，要么追求高尚而有望成为贵族，要么走向卑鄙而成为流氓。人追求高尚很困难，成为贵族难上加难；人走向卑鄙很容易，成为流氓易如反掌。也正是这个原因，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
高尚与高贵没有本质的不同，然而高尚与高贵还是有一步之遥，那是程度的不同，境界的不同。你跨越了那一步之遥，就抵达高贵的境界。平民也会高尚，但往往只能在顺境中高尚，却不能在逆境中固守高尚。如若在逆境中依然能固守高尚，那就是高贵的境界了，也就成为贵族了。
高尚达到高贵的境界，就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这就是贵族精神的境界。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有两个层次的解读。第一个层次是对富豪权贵解读：你富贵了不可变淫荡，你有权了不可以权屈人。第二个层次是对平民百姓解读：你不富贵，可你不会被富贵所诱惑而放弃高尚；你没有权，可你不会向权力屈服，你只诚服于公义与真理。达到了这种境界，你即使身处平民，你也具备了贵族精神。
什么是贵族精神
贵族精神有三种高贵的内涵：一是诚信，二是道义，三是使命感。
诚信是人类文明的灵魂，没有诚信，就没有道德，也就没有文明；诚信也是个人品格的灵魂，没有诚信，就不可能有高贵的品格。缺失诚信的人，不是无赖，就是流氓。缺失诚信的民族，注定是愚昧而野蛮的民族。诚信也是民主制度的根基，没有诚信，就不会有成熟的民主。民主靠宪政，宪法就是社会的契约，契约的根基就是诚信，没有诚信，契约就是废纸。
贵族之所以是贵族，是因为贵族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诚信带来高尚，带来尊严，带来生命高贵的价值。欧洲的贵族宁愿用决斗分胜负，而不愿用阴谋诡计争输赢，这实质上就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中国古代的史官，宁愿被杀头也不为帝王篡改历史，也是对诚信价值的死守。
道义包含人道与公道。人道是公道的前提，就是对人生命的尊重。连人道意识都没有的人，就根本不可能有公道。信奉暴力，就是对人道的蔑视；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就是对人间公道的蔑视。人道与公道衍生出现代文明的人权主义，欧洲之所以能诞生《人权公约》，实质上就是贵族精神在推动。
道义精神带来仁慈，带来宽容，带来关怀，带来公正。贵族具有关怀弱者的情怀，世界上的慈善事业几乎都是由贵族出资创建的，靠的就是这种道义的精神。
使命感就是勇于承担的精神。担当起人类社会的良知，担当起人类传统文化与道德的卫道士，维持社会公义，维护社会理性和平发展。
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贵族坚韧不拔的信心与力量，一旦民族陷入危机，贵族就站在民族的前列，身先士卒捍卫民族的安宁。正是这种使命感的精神，带给他们"普罗米修斯盗天火"的精神，带给他们"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捍卫与推动人类文明向前发展。
这三种精神都来自于虔诚的宗教信仰，只有宗教信仰才能转化为坚定不移持之以恒的精神力量，达到高贵的境界。
尽管贵族个人的身上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贵族群体始终是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主导力量。
贵族精神推动人类文明发展
每一个人身上都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故而一生都在高尚与卑鄙之间徘徊：上帝呼唤人走向高尚，魔鬼诱惑人走向卑鄙；崇尚高尚者近贵族，向往卑鄙者近流氓；或者可以说，近贵族者崇尚高尚，近流氓者向往卑鄙。中国人把这种现象叫作：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是人世间万古不变的道理。
推而广之，一个民族也存在人性与兽性的争战，这实质上就是文明与野蛮的争战，也是贵族与流氓的争战。一个民族由贵族所主导，就带来文明的进步；由流氓所主导，就向野蛮倒退，不是物质生产力的倒退，而是人文精神的倒退，文化的倒退，道德的倒退。这早已被人类历史所证明。
人类历史的发展主要是由贵族所主导，所以人类能从野蛮走向文明，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有时也会被流氓所掌控，流氓占据了主导地位，结果导致文明向野蛮倒退，所以人类发展的进程呈现曲曲折折、进进退退。
人的精神意识是复杂的多面体，既有崇尚高尚的意念，也有向往卑鄙的情欲。然而，人走向高尚如爬山，很难；人走向卑鄙如坐滑梯，很易：故而人类社会始终是流氓多于贵族。
人类社会始终是贵族少流氓多，贵族何以能占据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地位呢？这就取决于庞大的平民阶层的态度了：平民阶层崇尚贵族，贵族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会崇尚高尚崇尚文明；平民阶层崇尚流氓，流氓就占上风，就占据主导地位，这个民族就崇尚卑鄙崇尚野蛮。这就是不同民族会有不同文明进程与不同程度的根本原因。
崇尚贵族的民族，贵族易占上风；崇尚流氓的民族，流氓易占上风。流氓占了上风，流氓占了主导地位，必然诱惑越来越多的人变成流氓，逼迫越来越多的变成流氓，最终变成流氓大国，文化道德陷入全面大倒退，社会陷入大溃败。
要期望流氓带领民族走向高尚，走向文明，那是痴心妄想。
创造文明与创造历史
人类文明的成就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从远古的哲学思想，宗教信仰，道德信念，到中世纪的文化艺术，到近代的自然科学，到现代的民主机制，人类历史上所有划时代的思想，几乎都是贵族创造的。可以这样说，没有贵族，便没有人类的文明。无需我来举证，查一查世界上伟大的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神学家，科学家，哪一个不是贵族？
贵族不仅创造文明，而且也创造历史。近代的欧洲贵族，创造了《君主立宪》，创造了《独立宣言》，创造了《人权宣言》，印度的圣雄甘地创造了《非暴力革命》，美国的马丁路德金创造了《我有一个梦想》，并将这些文明的思想付诸于实，创造出辉煌的历史，成为人类走向文明的里程碑。
创造历史，不等于创造文明；创造文明，也是创造历史。
流氓从来不会创造文明，只会创造野蛮。流氓也会创造历史，但流氓不会创造文明的历史，只会创造破坏的历史，创造屠杀的历史，如希特勒，如秦始皇，如太平天国，如义和团。流氓从来都是建设不足，破坏有余，只会创造暴力，创造战争，创造屠杀，创造荒唐，创造灾难。
如若一个民族长期被流氓群体所主导，势必变成弱肉强食的民族，变成野蛮暴戾的民族，变成腐败堕落的民族。
这样的道理，难道还需要谁来论证吗？
贵族被消灭了，流氓应运而起；贵族精神消亡了，流氓意识得到发扬光大。看今天之中国，无处不流氓，这礼义之邦成为名副其实的流氓大国。这个古老而文明的民族何以作贱到如斯地步？
中国传统贵族精神的概述
说传统贵族，是因为中国已经没有贵族，当今的中国只有平民与流氓。虽说还有极少数的人具有贵族精神，可毕竟为数极少，所以称不上是一个族群了。下面所说的贵族，都是指传统上的贵族。
很难概括出中国的贵族精神，因为中国的贵族精神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停地衰变，说不清楚哪一个时代的贵族精神可以代表中国的贵族精神。笼统地讲，我就用三个贵族的典范人物作代表，来表述中国贵族精神的特质。
第一个典范是屈原，第二个典范是陶渊明，第三个典范是曾国藩。这三个典范所具有的三种精神特质，可以概括出中国贵族精神的衰变。
屈原所代表的第一种贵族精神
屈原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古代贵族所具有的精神，我们今天读到屈原的《离骚》、《渔父》等作品，仍能强烈地感受到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正是这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激励那个时代的精英勤于求索，勇于求索，为中华民族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华民族所有的伟大思想几乎都是创建于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贵族可以与欧洲同时代的贵族并驾齐驱，中国的古文明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
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是人类追求文明的动力。正是靠人类中一代又一代的精英追求卓尔不凡，带领人类挣脱野蛮，走向文明。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是一种殉道的精神。这是人类高贵的一种精神，当自己信仰的道义遭到毁灭，宁愿选择与道义同时毁灭，也就是选择与道义永远同在。
陶渊明所代表的第二种贵族精神
陶渊明精神代表一种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崇尚自由的精神，追求超脱物欲的精神，一种甘于自我放逐的精神。
对比屈原的精神，陶渊明的精神明显发生衰变，不那么强烈地追求卓而不凡，而是倾向崇尚自由；他不认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然而他坚守不为五斗米折腰，维护自身独立的人格尊严。要格守不为五斗米折腰，就要抽离体制的羁绑，那无异于就是自我放逐。在那物质极其贫困的年代，自我放逐就要忍受饥寒交迫贫病交加的折磨，时时刻刻面临生死存亡的威逼。毫无疑问，自我放逐须具备无比的勇气与忍耐力。选择自我了结，只需要一时的意气；选择自我放逐，就得忍受无期的折磨。
自我放逐其实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表现出一种道不同不相为谋，坚守自己立场的精神。这是一种固守高贵的精神。其实，以他们的才华，只要他们愿意委身投靠，就可以轻而易举换来升官发财，享尽荣华富贵。然而，他们宁愿选择了自我放逐。这是对残酷现实的妥协，更是对权势的蔑视。
自我放逐的精神，在魏晋时代的竹林七贤身上表现得更为强烈，几乎到了放浪形骸的境界。对比屈原那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神，显然是一种妥协。然而，这种妥协并不是他们怕死。他们似乎是故意用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来表示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视权势如粪土，让权贵相形见绌，如骨在喉，寝食不安。这一点从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身上表现的最为突出，他被司马王朝处以极刑，从容赴死，慷慨以歌，视死如归，这显然比屈原的投河自尽表现得更为豪迈。
陶渊明的自我放逐，比起竹林七贤的自我放逐，显然又退了一步。陶渊明的自我放逐，不再那么强烈地表现出对权势的蔑视，更多的表现出对自然的陶醉与对自由的迷恋。这当然是因为残酷的现实，逼使陶渊明自削锋芒，换取封建王朝对他的容忍。
从屈原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精神，这是封建王朝的残暴所造成的。秦始皇焚书坑儒，开创了屠杀民族精英的先河，残酷的现实逼使追求人格独立的精英不得不选择了自我放逐。
自我放逐，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更是一种高贵的选择。面对腐败而残暴的政权，不愿同流合污而抽身离去，宁愿自我放逐而过贫困的生活，换取精神上的自由与人格上的尊严。这种自我放逐，成为中国历代不甘委身投靠的精英不得不选择的一种生活方式，这是对权势的一种蔑视，这是对高贵品德的固守，这是另类的贵族精神。
曾国藩所代表的第三种贵族精神
曾国藩精神代表一种追求建功立业的精神，追求个人品格完善的精神。
这种精神代表中国历史后期士大夫的精神，这种精神归功于孔孟之道的熏陶。孔孟之道的核心是忠孝，一方面造就了士大夫忠于皇权的奴性，另一方面也造就了士大夫个人严谨的品格。孔孟之道个人品格修炼的核心理念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立功，立德，立言，成为士大夫追求的三种境界。曾国藩集三种境界于一身，成为封建士大夫的精神楷模，成为中华民族近代贵族的典范。
对比屈原。屈原的追求是在不受制于既定框架之下的一种不屈的追求，而曾国藩的追求则是在既定的框架之下一种自我完善的追求。那是因为屈原时代孔孟思想还没成为一种道，屈原的追求是在思想自由状态下的追求，所以他的追求表现出一种豪放的气度；而曾国藩的追求则处于高度的约束之下，不敢逾越雷池半步，依循孔孟之道从细微处抵达至高的境界。
对比陶渊明。陶渊明的追求精神是追求个人精神上的自由，宁愿自我放逐，也不愿为五斗米折腰。陶渊明时代，虽说孔孟之道已经被推上霸主的地位，但还没有深化到民间，所以陶渊明对孔孟之道不以为然，在他的心目中，权力与孔孟之道还不如野地里的菊花，他对自然的陶醉远远超过对权力和物质的迷恋。当孔孟之道被历代王朝强化之后，孔孟之道成为中国人精神的主宰，中国的士大夫失去了人身的自由，更失去了思想的自由。所以不可能再有屈原类的贵族，也难以再有陶渊明类的贵族，唯有曾国藩类的贵族，只能在封建的体制之内建功立业，完善自我了。
三种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追求卓尔不凡，到自我放逐；从自我放逐，到回归权势：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贵族精神的衰变。
从屈原的精神衰变到陶渊明的精神，是焚书坑儒残酷的现实，逼使他们放弃了追求卓尔不凡，而选择了自我放逐，为坚守高贵的人格，拒绝向权势委身投靠。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对权贵的蔑视，正是这种无奈与蔑视显现出他们高贵的人格精神。
从陶渊明的精神衰变到曾国藩的精神，民族精英不得不向权势低头，走入封建体制之内追求建功立业，来完成自己对世俗权势的追求。这种靠拢，失去了个人独立的思想与人格，但也不乏一大批在体制之内追求个人品格修炼的贵族，比如柳宗元，比如岳飞，比如文天祥。柳宗元"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文天祥《正义歌》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铁肩担道义的精神，都是传统贵族精神的突出表现，他们都是在体制之内达到完善的人格。
贵族精神的衰变，实质上削弱了贵族精神的力量，也就局限了中国历史上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作为，对比欧洲的贵族，中国后期的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明显大为逊色。
与欧洲贵族的对比
欧洲贵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已如上述。中国的贵族，在秦王朝之前，可以与欧洲的贵族并驾齐驱，创造出灿烂辉煌的古文明。中国的古文明并不比欧洲的古文明逊色，就是最好的说明。然而秦王朝之后，中国不再产生任何划时代的思想，也就是说，中国的贵族不再对人类的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秦王朝之后所有的思想家不过学会了炒冷饭，炒孔孟之道的冷饭，这一碗冷饭长炒不衰，炒了二千多年，至今还有人靠炒这碗冷饭混成大师。
这就是中国贵族精神的衰落，从屈原追求卓尔不凡的精神，衰变成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再从陶渊明自我放逐的精神走向回归依附权势。在残酷腐败的体制之内，在孔孟之道的框架之下，中国的精英变成了封建王朝的奴才，不可能再有屈原那种追求卓而不凡的精神，也不会有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精神了。所以后期的士大夫，不可能产生新的伟大思想，只能在孔孟之道所赋予的人格意念上追求完善。孔孟之道的四项基本原则：非礼莫视，非礼莫听，非礼莫言，非礼莫行，严重地窒息了中国贵族思想的生命力，注定不可能再对人类文明作出重大的贡献了。
那么造成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根源在哪里呢？ 在残暴的政权背后，是否有更深层的原因呢？
导致贵族精衰变的三大因素
导致中国贵族精神衰败的因素很多，大致可以概括为三大因素：一是政权的残暴，二是文化的缺陷，三是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封建专制的残暴。秦王朝焚书坑儒开创了毁灭人类思想的先河。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到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宋王朝的反诗，到明太祖的文字狱，到了清王朝，一个错别字杀万把人也是等闲事了。一代又一代的残杀摧残，是贵族与贵族精神衰变的最直接的原因。秦王朝实质上成为中国贵族精神衰变的拐点。
为什么欧洲的贵族精神能与时并进而发扬光大，而中国的贵族精神却日渐微弱了呢？难道说欧洲的封建王朝不残暴吗？我想早期的封建王朝残暴性不会相去太远。我想深层次的根源应该是文化。
中华文化的缺陷
中华文化是一种奴性文化加谋略文化，这是一种内在有严重缺陷的文化。
奴性文化带来人格的缺陷。奴性文化只能培养出奴隶与奴才，培养不出真正的贵族。贵族追求独立的思想与独立的人格；奴性文化培养出来的人，缺失独立的思想，就更不用说独立的人格了。贵族精神的境界是"富贵而不淫，威武而不屈"，奴隶与奴才只会匍匐在权贵的脚下苟且偷生，难以抵达高贵的境界。
谋略文化带来品格的缺陷。贵族精神最重要的信念就是诚信，谋略文化讲的是阴谋诡计，所以与贵族精神背道而驰。谋略文化信奉成则为王败者为寇，根本没什么原则与道义，崇尚阴谋诡计，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文化很难培养出真正的贵族，大致只会培养出阴险狡诈心狠手辣的伪君子。
这种文化注定了贵族身上软弱和阴暗的一面。在中国很难有胸怀坦荡的贵族，更难找到宽容仁慈的贵族。像曾国藩那样，身处腐败的官场，能恪守品格洁身自好，成为凤毛麟角，尤其难能可贵了。
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
中华文化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是这种文化最致命的缺陷。
因为缺失一种主导性的宗教信仰，中华文化实质上是各种思想的大杂烩。尽管孔孟之道占据霸主地位二千多年，但孔孟之道始终成不了一种宗教信仰。。各种思想的大杂烩炒在一起，孔子，孟子，老子，庄子，什么子都有；三字经，道德经，女儿经，易经，黄帝内经，什么经也都有。中国是全世界神仙最多的国家，中国人什么神都拜，似乎什么神都相信，又似乎什么神都不信，大致就是处于半信半疑之中。
因为缺失主导性的宗教信仰，所以这种文化太多的自相矛盾，叫人无所适从。比如，一边说天道酬勤，勤劳致富；一边又为杀富济贫喝彩。一边叫人要"坦诚相待"，一边又叫人"逢人但说三分话"。一边叫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边又叫人"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所以最后只能抱定"难得糊涂"的理念做人了。"难得糊涂"反而成为做人的最高境界。
文化缺陷造成民族品格的缺陷
显然，这种文化造成了这个民族品格的缺陷，突出地体现在两个层面上。
一是在个人的层面上，难以从这种文化中得到坚强坚定的道德力量。道德是一种共同的生活信念，缺失宗教信仰，道德很难达到信仰的境界。什么叫信仰？信仰就是坚信不疑。缺失宗教信仰为根基的道德，大致只是在半信半疑中，所以会有"道德一斤值几多钱？"的国问。有人概括说：中国的道德大致不会超出三十里。那意思是说，在三十里之内，都是乡里乡亲，所以不敢做缺德的事；走出三十里，大家都不认识，所以什么缺德事都敢做了。
二是在民族整体的层面上，也难以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一个民族是否能汇聚起巨大的正义力量，取决于两个前提：一是作为民众的个体来讲，是否有强烈的正义感；二是作为民众的整体来讲，是否有相同的正义观。这两个前提显然都需要一种坚定的信仰，个体通过信仰得到坚定不移的正义感，并获取不屈不挠的勇气；民众整体通过共同的信仰，形成相同的正义观，这样才能汇聚成巨大的力量。能担当起这两个前提的元素，唯有宗教。
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痛感：中国人热衷窝里斗。为什么会热衷窝里斗？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缺失共同的宗教信仰。各人拜各人的神，各人都认为自己掌握真理，各人都认为代表正义，结果只能用暴力解决，宗姓与宗姓斗，党与党斗，派与派斗，斗得你死我活，斗得不亦乐乎。文化大革命为同一种思想斗得你死我活，就更加荒唐不可理喻，那显然是把邪恶的思想当信仰了。
所以靠这种文化熏陶出来的贵族，注定了身上的懦弱性。 历史上也曾出现过意志极其坚强的贵族，但立足于这样懦弱的民族之中，个别人的坚强更是注定了悲惨的命运。就好比一只大象陷入泥潭里，奋力抗争只会加速它的沉陷，加速它的灭亡。
从文学名著看中国贵族精神的缺陷
读欧洲的文学名著，我们不难感受到欧洲贵族那种可贵的精神--诚信，道义，担当，勇敢，冒险，坦荡，宽容，凡是人世间高贵的品格，都可以从名著的里贵族身上读到。那种决斗的精神，那种身先士卒的精神，是中国贵族非常缺少的精神。我们从《基督山伯爵》里读到复仇的精神，也是一种不伤及无辜的精神。我们从《泰坦克尼号》的悲剧中，看到了贵族精神的大爱，那决不是靠灌输阶级斗争的仇恨而产生的爱，而是靠宗教信仰赋予的博爱精神。船长可以淡定地指挥妇孺先逃生，最后他自己更拒绝登上最后一艘逃生艇而毅然决然地返回即要沉没的船舱，选择与邮轮一起葬身大海。这种殉道精神就是一种贵族精神。对比我们的克拉玛依剧院大火"让领导先走! "，那是何等的悲壮与伟大!
转过来看我们的四大名著。《西游记》、《水浒传》，主题就是宣扬流氓意识，造反有理，杀人放火，报仇雪恨。美其名曰：替天行道，实质上是因为没有给他官做；假如给他一个官做，便什么道义都扔了。孙悟空之所以大闹天宫，就是气愤于弼马温的官衔太小了。
《三国演义》虽然也算成功地塑造出刘备的仁慈，诸葛亮的忠诚。然而"桃园三结义"所宣扬的精神就是地地道道的流氓意识。不是以道义作为结义的根基，而纯粹是以个人的恩怨作为结义的纽带，这正是所有流氓黑社会结义的模式。《三国演义》更把一个集阴谋诡计于一身的诸葛亮，塑造成中国的智慧之神。诸葛亮除了贡献出阴谋诡计之外，对人类文明的进步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建树。《三国演义》把他当作智慧之神，把中国人引入了文化的误区，把阴谋诡计当作智慧。欧洲人提出知识就是力量，中国人认定阴谋诡计就是力量。
《红楼梦》是一部真正描写贵族生活的名著。然而，我们从这本书里，读到了什么样的贵族精神呢？只读到贵族的胭脂味，读到贵族的酒色情欲加无病呻吟的诗文，整个大观园就是纵情享受的乐园，除了勾心斗角，就是纵情享受。我们读不到一丁点的贵族精神，勇敢？冒险？坦荡？担当？宽容？仁慈？一丁点都没有。
我们可以从屈原的著作中读到追求卓尔不凡的贵族精神，但却不能在后来的文学作品中读到什么贵族精神了。文化的衰败，实质上也代表贵族精神的衰败。
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
然而，中华民族在上个世纪初，终于迎来贵族精神短暂的觉醒。那是因为历史的契机，让中华民族一度获得了生机。
那是新旧文明交汇的时代。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陷入风雨飘摇之中，失去了往日的强悍；被长期禁锢的思想失去了枷锁，得到了自由，因此获得了生机。那也是西方文明蒸蒸日上的时代，引发中华民族的精英蜂拥而出，走出国门去寻找救国之道。中西文化就这样在机缘巧合之下，造就了新一代的文化贵族，中西文化的精华在他们身上得到完美的融合，造就出中西合壁的精英。他们既具有东方谦恭的美德，又具有西方平等博爱的精神，堪称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精英。
那是中华民族危难的时代，也是中华民族追求新生的时代，因此成为中华民族人才辈出的时代，一度人才济济，让世人为之赞叹。那一代的精英，以他们卓越的学识与高贵的品格让世人敬佩；就连他们个人的生活情调，也让后人为之倾倒；我们今天读到他们的传记，依然感慨万千。
那是中华民族贵族精神觉醒的时代，是中华民族最值得骄傲的时代。
然而悲怆的是，新生的贵族旋即就被消灭了，像流星雨在黑暗的天空划过，只给人间留下闪亮的一瞬间。那是另话。
被中国人误读的欧洲贵族
现如今，中国的许多有钱人把孩子送到英国上贵族学校，希望他们毕业后也能成为贵族，但当他们发现即使是英国最好的学校--伊顿公学的学生，睡硬板床，吃粗茶淡饭，每天还要接受非常严格的训练，甚至比平民学校的学生还要苦时，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这些苦行僧式的生活同贵族精神究竟有何联系。其实这一点也不稀奇，因为西方所崇尚的贵族精神不是暴发户精神，它从不同平民的精神对立，更不意味着养尊处优，过悠闲奢华的生活，而是一种以荣誉、责任、勇气、自律等一系列价值为核心的先锋精神。
1. 富与贵不是一回事
世界著名的贵族学校实行如此严格和艰苦的军事化训练，目的是要培养学生的合作意识和自律精神。真正的贵族一定是富于自制力，一定是有强大精神力量的，而这种精神力量需要从小加以培养。
伊顿公学也确实用这种方式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人物，比如打败拿破仑的那个威灵顿将军，就是伊顿公学的高材生。威灵顿在和拿破仑进行决战的时候，曾经留下一句名言--当时他冒着炮火在前线观察敌情，参谋人员多次劝他早点撤下，因为前线太危险，可威灵顿就是不动，参谋人员只好问他，您万一阵亡了有什么遗言？威灵顿头也不回地说，"告诉他们，我的遗言就是像我一样站在这里。"
我们现在大部分中国人所理解的贵族生活就是住别墅、买宾利车、打高尔夫，就是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就是对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实际上，这不是贵族精神，这是暴发户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的概念中，贵族学校就应该享受贵族般的条件，有贵族样的生活。但是英国贵族学校的学生甚至比平民学校还要辛苦。在大多数中国人的意识里，富与贵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区别。但事实上这是两回事儿。富是物质的，贵是精神的。
贵族精神，首先就意味着这个人要自制，要克己，要奉献自己，服务国家。英国的威廉王子和哈里王子，毫无疑问，是贵族。英国皇室把他们送到陆军军官学校去学习。毕业后，哈里王子还被派到阿富汗前线，做一名机枪手。英国皇室知道哈里王子身份的高贵，也知道前线的危险，但是他们公认为国家奉献自己、承担风险是贵族的本职，或者说是本分所在，是理所当然的。
英国二战的时候有一张照片流传得非常广--当时的英国国王爱德华到伦敦的贫民窟进行视察，他站在一个东倒西歪的房子门口，对里面一贫如洗的老太太说："请问我可以进来吗？"这体现了对底层人的一种尊重，而真正的贵族是懂得尊重别人的。
1793 年1 月21 日，在巴黎的协和广场，一个行将被处死的囚徒，上断头台时不小心踩到了刽子手的脚，她马上下意识地说了句："对不起，先生。"而此刻她的丈夫路易十六，面对杀气腾腾的刽子手，留下的则是如此坦荡高贵的遗言："我清白死去。我原谅我的敌人，但愿我的血能平息上帝的怒火。"几分钟后，路易十六及皇后便身首异处。两个世纪之后，时任法国总统的密特朗在纪念法国大革命200 周年的庆典上真诚地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
1910 年10 月28 日，一位83 岁高龄的老人，为了拯救备受煎熬一生的灵魂，决意把所有的家产分给穷人，随后他离开自己辽阔的庄园出走了，带着聂赫留朵夫式的忏悔，最终像流浪汉一样死在一个荒芜的小车站……他就是俄国伟大的作家托尔斯泰。多年后，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在评价托尔斯泰时这样感慨道："这种没有光彩的卑微的最后命运无损他的伟大……如果他不是为我们这些人去承受苦难，那么列夫•托尔斯泰就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属于全人类……"
这几位主人公尽管命运不同，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贵族。
2. 贵族代表了尊严和品行
西方直到18 世纪，贵族依然是主流社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直到今天，英国仍然保留着贵族的爵位、封号。（中国的贵族阶层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就整体消失了。）
当西方的贵族社会转入平民社会之后，资产阶级并没有掀起否定、批判贵族文化的浪潮，相反，把自己的子女送到贵族学校去学习，买贵族的纹饰、徽章，买贵族的头衔，想全方位继承贵族的衣钵。
我国著名报人储安平在《英国采风录》中说过，英国的贵族制度之所以能延续至今，是因为得到了大家的认可。英国的老百姓普遍认为，贵族精神代表了一种尊严，一种高超的品行。
西方中世纪的战争好多跟中国春秋战争非常相似，战场上是对手，下了战场仍然还是朋友。所以那个时候的好多战争，在今天看来就有点像小孩子过家家一样。
公元前1135 年，英国国王亨利一世去世了，他的外甥斯蒂芬和外孙亨利二世都认为自己有权继承王位。斯蒂芬本身在英国，就捷足先登，抢先登上了王位；亨利二世在欧洲大陆，听到这个消息后愤愤不平，就组织了一支雇佣军前来攻打斯蒂芬。那个时候亨利二世很年轻，经验不足，出兵的时候没有很好的筹划，所以大兵千里迢迢开到了英伦三岛一上岸，就发现钱已花光了，没粮食了。怎么办呢？这时亨利二世作出了一个咱们中国人绝对想不到的选择，给对手斯蒂芬写了封求援信，说我出征准备不周，没了粮草，您能不能给我点接济，让我把这些雇佣军遣散回欧洲。斯蒂芬居然慷慨解囊，给了亨利二世一笔钱。可后来亨利二世竟然第二次发动了同样的战争来争夺王位。
人家当初接济你，你现在又杀回来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忘恩负义。欧洲的贵族认为对手的宽容是理所当然的，该竞争的还是要接着竞争。所以过了几年之后，亨利二世再次率领大军，卷土重来。这时他年龄大了，羽翼已丰，所以在战场上打败了斯蒂芬。虽然他取得了胜利，但结果却很有意思。他和斯蒂芬签订了一个条约，就是这王位还是由斯蒂芬来坐，把亨利二世立为太子；斯蒂芬百年之后，由亨利二世来继承王位。在一般人眼中，好不容易打赢了，却只得了接班人的名义，好像不值得。按照中国皇位争夺，非杀个你死我活不可。
另外还有一场战争也非常有戏剧性。英国爱德华三世两个儿子兰开斯特公爵和约克公爵的后代，都对英国王位感兴趣，于是两个家族间发起了一场内战。战争的结局竟然是不打不成交，两大家族后来打出了感情，互通了婚姻，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娶了约克家族的伊丽莎白。联姻之后，约克和兰开斯特两大家族宣告合并，开创了都铎王朝。
在欧洲的政治中，有一个特殊传统，就是一个国王，即使是被从王位上推翻下来，也会受到必要的礼遇，这也是骑士精神的一种体现。所以在欧洲的权力斗争中，很少有中国那种斩草除根的想法。
3. 要竞争更要有风度
欧洲的贵族宁可承担养虎为患的后果，也不愿意丧失自己的风度。1688 年时候，威廉三世攻打詹姆斯二世。威廉三世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婿，但他觉得这个王位应该是属于自己的，所以从詹姆斯二世手中夺取了英国王位，把自己的岳父给俘虏了。他把自己的岳父关在靠近海边的一座城堡里，同时在城堡靠海那一侧给他留了一条小船。詹姆斯二世心领神会，就坐着这条小船逃到了欧洲。
第二年詹姆斯二世组织了一支雇佣军想重新夺回自己的王位。这时威廉三世正在组织和法国进行一场战争，他一看自己岳父卷土重来，不得不腾出一只手来对付自己的岳父。最后虽把詹姆斯二世打跑了，但在英法战争中却遭到惨败。
正如荷兰史学家约翰•赫伊津哈所说的，"火药的传入虽然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但是中世纪骑士所体现的，并且被理想化的骑士精神，却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留。"这种骑士精神实际上就是贵族精神的一部分，它作为一种道德理想，对西方人的民族性格有着长久的影响。
西方进入平民社会之后，贵族之间网开一面的传统在高层政治中还依然得以保留。比如在美国南北战争中，南方军即将面临失败，军官中有人提议化整为零分散到老百姓家里，进入山区打游击战。但当时南军最高统帅罗伯特•李将军却不同意，他说："战争是军人的职业，我们要是这样做，就等于把战争的责任推给了无辜的老百姓。我虽然算不上一个优秀的军人，但我绝不会同意这样做，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来南方老百姓的安宁，我宁愿作为战争犯被处死。"
他的对手是大家熟知的林肯，林肯总统同样表现出宽宏大量的贵族风度。本来他确实应该按照军法对罗伯特•李进行处置，但是他认为南北之间的仇恨宜解不宜结，所以他对李将军说，您也到了退休年龄，就告老还乡吧。于是，李将军就以这种方式光荣退休，回到自己的庄园，撰写回忆录去了。
贵族精神有很多还不为我们所理解，比方说，贵族精神当中的低调。洛克菲勒帝国，那个小洛克菲勒在上大学的时候，过的是贫穷的生活，自己烫裤子，自己缝钮扣，不抽烟，不喝酒，不随便到剧院去看电影，和他爸爸一样，把每一笔开支都记在小本子上。这些人看起来很节约，但是并不小气，因为在面向社会进行捐赠的时候，都非常慷慨。比如咱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比尔•盖茨，后来把他名下所有的财产全都捐给了社会。既节约又慷慨，这也是贵族精神非常可取的一部分。
这种精神，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慷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解读，也可以说是一种担当精神，一种社会责任感。在今天西方社会的主流意识当中，最让我们感动的就是这种无处不在的担当精神。
比如西方的航海业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一艘船遇到危险要沉没的时候，船长肯定是最后一个离开的，有的船长干脆选择和船一起沉没，这就是从贵族精神延续下来的一种承担精神。
在电影《泰坦尼克号》中，船即将沉没的时候，船长走进了船长室，选择了和船共存亡，这就是一种担当精神。在大船开始沉没的时候，船长请船上的小乐队到甲板上来演奏，以安抚大家的情绪。在演奏完毕之后，首席乐手向大家鞠了一躬，乐手们开始离去。船上非常混乱，大船马上就要沉没了，首席乐手看见大家都走远了，他自己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架起小提琴，拉起了一支新的曲子。已经走远的乐手，听到音乐声，不约而同地又回到了首席乐手身边，大家重新开始演奏。船要沉没了，大家相互握手，互道珍重，首席乐手说："今天晚上，能和大家一起合作，是我终身的荣幸。"
这是对贵族精神的最好的诠释，它告诉我们，有一种死比平凡的生更伟大。
4. 贵族精神的实质
储安平在其《英国采风录》中记述了他对英国贵族和贵族社会的观察，他说："凡是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他们都看不起金钱……英国人以为一个真正的贵族绅士是一个真正高贵的人，正直、不偏私、不畏难、甚至能为了他人而牺牲自己，他不仅仅是一个有荣誉的、而且是一个有良知的人。"用当年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的话来说：贵族精神的实质是荣誉。
贵族精神跟物质条件，有的时候可以说没有什么关系。就像当年张爱玲所说的，旧上海公寓里的那个电梯工，一定要衣冠楚楚，领带打得整整齐齐，才肯出来给顾客开电梯，这也体现了一种贵族风度。还比如许纪霖教授所说的，有一个下岗的三轮车夫，靠自己蹬三轮车的微薄收入，养活了几十个孤儿，一个一个送他们去上学。我们也可以说，这个人具有一定的贵族精神。所以说，贵族精神说离我们远也远，说离我们近也很近，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精神贵族。
英文里的noble ，除了有"贵族"的含义外，还有"出身高贵的"、"高尚的"、"伟大的"、"崇高的"、"卓越的"、"辉煌的"等含义。"贵族精神"则包括高贵的气质、宽厚的爱心、悲悯的情怀、清洁的精神、承担的勇气，以及坚韧的生命力、人格的尊严、人性的良知、不媚、不娇、不乞、不怜，始终恪守"美德和荣誉高于一切"的原则。
"贵族精神"并不必然地为"贵族"所垄断，我等平民只要不断努力学习坚持塑造自己的人格状态，同样是具有"贵族精神"的贵族，我们所要强调的是"精神的贵族化"。
然而，如今国内对于贵族的理解是：拥有高档住宅、豪车、美女如云、消费欧洲奢侈品、子女入学"贵族学校"和出国留学等等，崇尚这样的贵族式生活方式，更多只是一种形式主义的贵族生活。不是表现在人对精神和审美的追求，而是体现在挥金如土、绫罗绸缎、花天酒地的金钱主义形式上。贵族化中的"贵"，就是华丽、气派、显赫、奢侈等形式。传媒传递给我们一种错觉就是这种和真正的贵族文化毫不沾边的虚荣和幼稚的形式氛围。这种贵族文化实际是一种肤浅、粗糙的文化氛围，这将源于幼稚而止于成熟，源于虚荣而将止于务实。
真正的贵族精神，应该有三根重要的支柱：一是文化的教养，抵御物欲主义的诱惑，不以享乐为人生目的，培育高贵的道德情操与文化精神。二是社会的担当，作为社会精英，严于自律，珍惜荣誉，扶助弱势群体，担当起社区与国家的责任。三是自由的灵魂，有独立的意志，在权力与金钱面前敢于说不，而且具有知性与道德的自主性，能够超越时尚与潮流，不为政治强权与多数人的意见所奴役。
贵族这一无论是在称谓还是实质上的确认，都必须是与其品德、学识、行为相符合的。否则，即使其权倾天下，富可敌国，亦不能进入贵族的行列中。
贵族的真正意义是指其在精神和高尚行为上的拥有。贵族精神的高贵之处，那就是干净地活着，优雅地活着，有尊严地活着。他不会为了一些眼前的现实利益去背信弃义，去不择手段。基于这样一种意义上来讲，精神的贵族和所谓富有之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精神的贵族不一定富有，富有之人不一定是贵族。因为这种贵族精神不是用钱可以买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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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前百位富豪，四成多是逃港者
星期日 一月 18, 2015 12:57 pm
从1955年开始出现逃港现象起，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
在当年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在民谣背后，则是一组惊人的数字。根据陈秉安掌握的资料，在目前可以查阅到的文件里，从1955年开始，深圳历史上总共出现过4次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共计56万人（次）；参与者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等全国12个省、62个市（县）。
逃港者多为农民，也包括部分城市居民、学生、知识青年、工人，甚至军人。从政治成分看，普通群众居多，也有共青团员、共产党员，甚至中共干部。有一份来自深圳市的数据表明，至1978年，全市干部中参与逃港者共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外逃。
逃港的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顺利的话，大约一个多小时就能游到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 广东人把这种水路偷渡称为“督卒”，借用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在许多当地人的记忆中，一到夏天，水库和河里便人满为患。不少孩童从小就被家人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
偷渡者通常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救生工具，还有人将多个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当时，上述物件都属于严格控制使用的物品。到后来，就连乒乓球都成了其中之一。因为边防部队发现，甚至有人将数百个乒乓球串在一起，作为救生工具。泅渡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和儿童妇女通常选择陆上偷渡，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代，翻越边防铁丝网，粤语中戏称为“扑网”。为了躲避警犬，一些逃港者临行前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便不敢追踪。
当时对偷渡者的打击是异常严厉的。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这种风险极大的逃港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拉尸行”。在鼎盛时期，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上世纪70年代末，深圳蛇口海上派出所曾经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偷渡客尸体，就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在某些地方，甚至出现了强行冲关的情况。据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记录，1962年，广东出现严重饥荒，大量居民逃往香港。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这些偷渡者成群结队，每人持一根4尺多长的木棒。带头的偷渡者公开说：“谁阻挠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冲过去，就算开枪也不后退！”
由于大量外逃，深圳许多村庄都“十室九空”。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给上级的《年终汇报提纲》里写道，大望前、马料河、恩上、牛颈窝、鹿嘴、大水坑等许多村庄都变成了“无人村”，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为了收容抓到的偷渡者，当地政府新建了百余个收容所，但常常人满为患。
在那个年代，偷渡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外逃之时，甚至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为其饯行。惠阳澳头公社的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委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陈秉安曾遇到过一个逃港者中的传奇人物，这个人先后偷渡了12次都被抓住，创下了一个记录。到第13次，边防战士看了他都脸熟，实在不好意思再抓了，他才成功地逃到了香港。殊死争夺的阵地、社会主义教育堡垒、反偷渡的“红旗村”，结果逃掉了一大半。
为什么要逃港？这个问题，陈秉安曾经问过很多人，得到的答案也各式各样。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贫穷和饥荒。1957年，农村集体化进一步升级。宝安县委通过《关于限制农村资本主义发展的几项规定》，限制社员自留地和副业收入，副业收入不能超过全家全年总收入的30%；社外农民不准开荒，不准弃农经商，“以彻底堵塞资本主义漏洞”；“男全劳动力”一年要完成260个工作日；农民家中如果有金银首饰，都要报告政府，然后收为国有。
到了1959年，广东出现了严重的饥荒。一份资料显示，当年全省的粮食总产量只有177.58亿斤，比1958年减产15.71%.1960年仍然是一个减产之年，农民实际比常年少收了61.25亿斤粮食，这相当于他们8个月的口粮。一个逃港者告诉陈秉安，那个时候，伙食里基本看不到肉和油，就连青菜都很罕见。为了缓解饥饿，他曾经吃过蕉渣、禾秆、木瓜皮、番薯藤，甚至一度还吃过观音土。当时，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当地流传的民谣唱道：“辛辛苦苦干一年，不如对面8分钱”（指寄信到香港叫亲属汇款回来）。
政治上的迫害，也是逃港的主要原因之一。
著名音乐家马思聪是最为典型的代表。1966年“文革”开始后，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的马思聪饱受凌辱。1967年，他借一次到深圳演出的机会，铤而走险，乘船逃往香港。他抵达香港的第二天，全港的报纸与电台都报道了这一消息，从而掀起了一场以知识分子和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
陈秉安曾经采访过一个民兵队长，他逃港的原因，今天听起来匪夷所思。这个民兵队长在山里发现了一个从台湾飘来的气球，气球下方的篮子里，有许多食品和一件白背心。在两岸处于敌对状态的那个年代，广东一带经常发现这样的气球。这个知青把食品上交，但实在舍不得那件白背心，就偷偷留了下来。几天后，他穿着白背心参加了一场篮球赛。围观的人们发现，这件白背心在被汗水浸湿之后，背上出现了“反攻大陆”的字样。结果，这个原本“根正苗红”的农民，被打成了“美蒋特务”，受到严酷的迫害，不得不逃往香港。
为了应付日益严峻的逃港浪潮，当地政府还曾想过这样一个办法。在逃往香港的梧桐山上，有一个叫做西坑的村子，宝安县决心在这里“展开一场殊死的争夺”，把西坑村建设成“反偷渡的红旗村”。
村里掀起了一场学习毛主席着作的高潮。村前村后的墙壁上，刷满了大标语：“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田头的井水边，也插上了“抓革命、促生产”的语录牌。一到天黑，就组织村民唱歌，曲目多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等。一时间，西坑村成了宝安全县乃至广东全省鼎鼎有名的“红旗”.每天来这里参观学习的人络绎不绝，在村外的荒山上踩出了一条小路。但没多久，这个精心构筑的“社会主义教育堡垒”也倒掉了。1973年，西坑村的大部分青壮年，包括当年反外逃的积极分子、民兵干部都逃到了香港，有个组留下的最大的“男人”，是一个8岁的男孩。一个逃到香港的农妇甚至留下了这样一句话：“我死后，连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对待逃港者，港英当局的态度也经历了几个阶段。
港府调集了数千名军警，开始大规模的驱赶与抓捕。与此同时，先后有十余万名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到华山，保护这些逃港者。根据事后的统计，大约有一半的逃港者，在市民们的掩护下逃入市区。
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甚至有警察不听命令，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
最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警察才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将这些逃港者强行拖到山下早已准备好的数百辆汽车上，准备第二天遣送回内地。
当晚，香港几乎所有的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以示抗议。几乎所有的媒体都停止了娱乐节目，许多电台开始现场直播华山的状况。
第二天，当数百辆汽车排成长龙，缓缓向内地方向开去时，一个令人目瞪口呆的场景出现了。 数百名香港市民突然跳到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据事后统计，又有近千名逃港者，在周围香港市民的掩护下逃离了现场。
在陈秉安采访的数十名后来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里，几乎每个人都经历过类似的艰难时刻。他们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受尽白眼，艰苦奋斗，不仅慢慢融入了主流社会，而且创造了许多“财富神话”。
曾有人做过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有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壹传媒集团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等人。不仅如此，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香港文化精英，也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王清淮，《民间历史》，原标题为：当年悲壮的大逃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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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爱》：顾长卫拍商业片低到尘埃里
星期六 一月 17, 2015 9:45 am
影迷喜欢顾长卫导演，多是奔着他的文艺范儿去的，他导演的《孔雀》和《立春》，因为太深入人心而把他牢牢按在了文艺片导演的位置上，他不得动弹，不得转型，这对一名导演来说，是荣誉，也是压力，不少导演就是在这种荣誉与压力的逼迫下任性了一次，“我偏就要拍一部不一样的电影出来”。
《微爱之渐入佳境》可以视为顾长卫在这样的心理动机驱使下拍就的。他要拍一部赚钱的电影，这决定了《微爱》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商业片，一位文艺片导演想要票房，这没什么错，如果继续沿着他的文艺片路线走下去，可能等不到文艺片春天的到来，顾长卫就先被资本忘记了，作为观众，要允许部分文艺片导演先有点钱，然后他们才有可能继续大家更喜欢的文艺片路线。
《微爱》讲了三个北漂闯荡北京文艺圈的故事，因为主角身份是编剧，故事又狠狠吐槽了一下底层文艺工作者的艰难遭遇，这样的故事设置是讨巧的，用那个俗到不能再俗的三个字来形容就是“接地气”。话说顾长卫以前的作品也接地气啊，《孔雀》讲述残酷青春，《立春》刻画小知识分子困境，只不过以前《微爱》接地气接得更彻底，顾导的姿态已经低到尘埃里去了。
《微爱》是一份拼盘，拼盘里装着四份凉菜，分别是“喜剧”、“爱情”、“惊悚”、“文艺”，没错，和这个故事并不搭的惊悚与文艺成分，还是不可控地融入了这部电影。为什么要加入惊悚元素，顾导借片中人物之口说了，大意是“现在的电影观众不是喜欢这样的混搭吗”，所以，不要把惊悚元素当成顾长卫的本意，“惊悚”元素是一种迎合，一种不管不顾地迎合。
在电影临近结尾的时候，顾长卫的文艺心不死，在不影响故事整体上“商业片情境”前提下，他在商业片的格局里，大大地玩了一把文艺，蒋雯丽在片中唱《为了艺术，为了爱情》，男主角之一在大雪纷飞中纵身跳楼死去，片尾向《城市之光》致敬的黑白画面……以上种种，可以当作顾长卫给他的文艺影迷的一个补偿，也可以当作他对观众敞开心怀的倾诉——不要怪我，要怪就怪这残忍的电影市场。
作为商业片，《微爱》可以当作一部订做电影来看，它是为当下的电影市场度身定做的，是为一部分追捧喜剧片的年轻观众度身定做的，片中人物用着日常生活中用得最多的社交工具，说着几成口水化的网络流行语，他们对待爱情、工作、命运的看法，与众多年轻人出奇一致，用乐观来掩盖抱怨，是冲动来激励理想。它的票房应该会不错，因为和它类似的几部电影，都在票房上获取了成功。
但是，顾长卫端上的这份拼盘您满意吗？有的人会觉得不错，顾导转型成功了，在收获了商业片第一桶金后，他有可能继续在商业片的路线上狂奔下去，直到有了再次可以任性拍文艺片的机会。有的人会觉得不满，认为顾长卫“堕落”了，这些观众可能是顾导的真爱，可很多时候，真爱是不能当饭吃的，对于顾长卫的这部妥协之作，真爱粉们还是默默地奉上祝愿吧。
文/韩浩月
http://wxs.hi2net.com/home/news_read.asp?NewsID=87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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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电影和圣丹斯的暧昧史
星期五 一月 16, 2015 12:01 pm
八十年代以来，独立电影的繁荣是当代美国电影业最为重要的变化之一，1980年美国独立电影产量为57部，仅为大制片厂电影产量的2/5，而2012年独立电影产量已达444部，是大制片厂电影产量的3.7倍。作为在投资和制作中还未被好莱坞主流娱乐集团完全控制的电影类别，美国被称为独立电影的项目大多成本较低，是青年电影人主要的创作领域。而发源于美国犹他州小城的圣丹斯电影节，从创办伊始，便聚焦于这一类的美国电影，随着后者的繁荣一步步发展成为全球最受瞩目的电影盛会之一。
1978-1989：美国电影业的转型和圣丹斯电影节的诞生
圣丹斯电影节的前身是1978年在犹他州的盐湖城创立的美国电影节，它原本的重心是举办电影回顾展和研讨会。1984年，因为电影节持续亏损，被罗伯特·雷德福领导的圣丹斯学院接手，并于1990年正式更名为圣丹斯电影节。
圣丹斯学院的创始人罗伯特·雷德福出生于1936年，凭借1969年的《虎豹小霸王》（又名《神枪手与智多星》）窜红，是1970年代炙手可热的好莱坞明星。圣丹斯这个名字来自雷德福在《虎豹小霸王》里饰演的银行抢劫犯，名为圣丹斯小子，影片中的角色是一个梁山好汉式的江洋大盗，是反传统、反主流的象征。“圣丹斯”的字面意思是“太阳舞”，也很适合海拔颇高、阳光充沛的犹他州。
圣丹斯学院的创立，与雷德福早年间开办制片公司不太成功的经历有着很大的关系，在成立大会上，雷德福说道：“许多导演花两年时间拍出一部电影，然后又花两年时间去办发行，到头来不仅一分钱赚不到，生命中四年的时光还已经消失。我想，就是这样的导演需要帮助”。
圣丹斯学院最初开展的项目便是为初入行的电影制作者开设训练营，在训练营里，业内专家会教他们“如何将他们不成熟的剧本修改为精彩的可操作的独立电影项目。”这些密集训练被证明是非常有效的，曾经参加过两个星期训练营课程的昆汀·塔伦蒂诺后来回忆说：“我认为圣丹斯电影工作室太伟大了，真正到了那里以后，才认识到一些专业人士，那些花给我以及另外八个人身上的钱，都是为我们而服务，我们只有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努力向前，这辈子从来也没人对我如此信赖过”。
但圣丹斯学院在运作几年后发现，对新人电影制作者来说，发行和推广才是最致命的挑战。圣丹斯学院的主管们意识到要为这些电影与观众间搭建一个平台。1984年当美国电影节陷入财政危机时，圣丹斯学院便直接接手了电影节的运营，并将电影节定位于针对独立电影。
圣丹斯电影节这一定位既契合了学院原有的目标，也契合了1980年代好莱坞的变革潮流，因此很快显现出价值。
此时，好莱坞几大制片厂的电影产品在“集团化”和“全球化”的推动下呈现出了“高概念”转向，这类电影需要高昂的资金投入，即便对于财力雄厚的娱乐巨头公司来说也是不小的负担，客观上限制了制片厂能同时运作的电影数量。
大制片厂每年制作的电影持续下降，但市场需求却因为有线和付费有线电视、家庭录像、卫星电视等新的发行渠道出现快速增长。在1986年，电影通过发行录像带所得到的收入就超过了票房，录像公司需要不断寻找新的电影来满足消费者。此外，有线电视和付费电视的发展也为独立电影提供了关键的发行渠道，这便为新人导演制作的低成本电影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1986年，好莱坞大约制作了500部电影，其中300部左右都是在几大制片厂之外独立制作的。圣丹斯学院和电影节为一心想进入电影业的年轻人提供了另外的途径，也为渴望新片的电影发行商们提供了选购的空间。但圣丹斯电影节真正绽放出全国乃至全球的影响力，还要等待一部轰动性作品的出现，这便是1989年的《性，谎言和录像带》。
1989-1990：独立电影的造星时代和圣丹斯电影节的兴盛
《性、谎言和录像带》，这部史蒂芬·索德伯格的处女作在1989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引起了轰动，获得了剧情片观众大奖，随后还获得了戛纳的金棕榈大奖和最佳演员奖，电影不但彻底改变了索德伯格穷困潦倒的命运，也使圣丹斯电影节的声望获得了惊人的提升。
《性、谎言和录像带》的情节非常个人化，源自导演自己某一段阴暗的生活经历，却被认为是第一部“X一代”的代表作品，片中主人公那种没有生活目标，没有金钱、职业和理想的“懒鬼一族”形象成为出生于1960、70年代人的生动写照。
在80年代崭露头角的独立电影发行商米拉麦克斯买下了《性、谎言和录像带》的发行权，这部制作成本只有100万美元的作品最终在北美收获了近2500万美元票房。因为媒体密集的报道，圣丹斯电影节声名鹊起，每年的入围竞争越来越激烈。
一时间，圣丹斯电影节成为了很多青年独立电影导演的福地，1993年，来自墨西哥的罗伯特•罗德里格斯带着他花7000美元制作的处女作《杀手悲歌》参与圣丹斯电影节，获得了剧情片观众大奖。1994年，凯文•史密斯，这位中途从电影学校退学的学生，带着他通过家人和信用卡筹集到的27000美元制作出的《疯狂店员》参与圣丹斯，不但获奖还被米拉麦克斯买下了发行权。
昆汀·塔伦蒂诺无疑是圣丹斯电影节在90年代前期所塑造的最大明星。80年代有5年时间，他在一家录像店工作，每天工作结束后将电影带回家，观看、学习，录像带便是他的电影学校。1992年，他的导演处女作《落水狗》在圣丹斯电影节上亮相，虽未获奖，但却因其独特的暴力风格得到了广泛的报道，成为在公园城被谈论最多的电影，并被米拉麦克斯的老板温斯坦兄弟相中，开启了他们之间长期的合作历程。
1994年的《低俗小说》则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它在美国的票房超过了1亿美元（全世界则超过了2亿），获得了金棕榈奖，7项奥斯卡提名，包括最佳影片和最佳导演，不论从什么标准来看，《低俗小说》都成了不折不扣的文化现象和重磅大片，它也增强了媒体和大众对独立电影的关注，使塔伦蒂诺这个录像店出身的导演成了“这一时代的品味所在”。
从罗伯特•罗德里格斯、凯文·史密斯到昆汀·塔伦蒂诺，圣丹斯电影节接连地推出明星般的电影人，而这些人也反过来使电影节的声誉日隆。在某种意义上，1990年代的圣丹斯电影节已崛起成为美国青年导演的圣地，每年底，美国独立电影都倾巢而出去争夺入围圣丹斯电影节的资格，连他们的拍摄与剪辑时间表往往都是卡在向圣丹斯提交的期限之前。
入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1987年，电影节收到了60部剧情长片，10年之后，已超过800部。在圣丹斯电影节的带动下，也出现了其它很多独立电影节，如1995年，三位作品被圣丹斯电影节拒绝了的导演创办了一个新的电影节，不仅时间和地点相近，连名字都模仿圣丹斯叫诗兰丹斯（Slamdance）。两年后，又有好事者创办了诗朗丹斯电影节（Slumdance），专门接收那些被圣丹斯和诗兰丹斯电影节拒绝了的电影。
1995-2008：圣丹斯电影节和美国独立电影的主流化
九十年代圣丹斯电影节的声名日隆，一方面是因为其推出了很多新锐导演以及富有创新意识的独立电影，但更重要的是，其中一些作品在经历过市场检验后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下图中列举了一批取得了高回报率的独立电影作品。在这些作品的招牌效应下，圣丹斯电影节变得越来越像一个电影市场。
这些电影在市场上的成功，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对主流电影来说，从七十年代开始转向“重磅大片”后，青少年是其所针对的主要观众群体，因为他们占据了40%以上的票房，也消费了大多数电影衍生产品。
但到九十年代，在制片厂越来越瞄准年轻市场的同时，相对年长的观众逐渐倾向于独立电影。据统计，在1990年，40岁以上电影购票者占到了23%，这部分人不再满足于早期资本主义对富足优雅生活的享受，更加关注于边缘群体的生存境遇，道德伦理困境的多样化探求，以及对既繁琐又神奇的日常生活的开掘。
笼罩在圣丹斯电影节和美国独立电影上的光环，自然地引起了好莱坞大鳄们的注意。事实上从独立电影开始蓬勃发展之际，大制片厂便注意到了其市场潜力，开始涉足这一领域。如下面图2所示，1990年代后，大制片厂或花大价钱收购成功的独立电影公司（如米拉麦克斯和新线），或成立新的子公司（如福克斯探照灯、派拉蒙经典）。这些公司拥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权，负责四处收购有卖座潜力的影片发行或投拍低成本的“独立”风格电影。
在实力雄厚的母公司支撑下，这些经典或独立电影部门有着出色的发行和营销网络，有实力让一些独立电影作品取得市场成功，激发着越来越多年轻人投身电影事业。但另一方面，它们的介入又不可避免地加速了圣丹斯电影节和美国独立电影商业化、主流化的进程。
他们投入1500万-3000万的资金按“独立”电影的手法制作电影，然后送去参加圣丹斯、多伦多等电影节“镀金”，这种投入相较于此前独立电影人自筹的资金已是天壤之别，“独立”的含义也已被慢慢模糊化。
在九十年代后期，“独立”已经几乎蜕变成了一种营销概念，电影公司希望运用人们意识中“独立”与品质、艺术、边缘和“酷”的联系去吸引观众，但本质上，这种电影与好莱坞主流电影的差异已越来越小。当代美国独立电影进入到了历史上的新阶段，通常被产业分析家们命名为“独莱坞”。
“独莱坞”的扩张使得独立电影市场出现了两极分化的趋势，一方面，它们底气十足的竞买抬高了很多独立电影的价格，造就了一些新人导演。在某种程度上，担负着为大制片厂发掘、培养电影人才的作用。曾经，独立电影人过渡到主流电影界需要漫长的时间，甚至永远得不到这样的机会，而到了1990年代晚期之后，从拍圣丹斯式电影过渡到大制片厂电影则仿佛格外容易。沃卓斯基姐弟从《惊世狂花》到《黑客帝国》的过渡只花了两年时间，达伦•阿罗诺夫基地在拍完他的第二部影片《梦的安魂曲》后签约拍摄《蝙蝠侠5》，道格•里曼拍完《狗男女》后便接手了《谍影重重》。
但另一方面，“独莱坞”也占据了越来越多的发行通道，严重挤压了小发行商生存的空间，据《纽约时报》的报道，1993年，小的独立发行商平均每部电影可获得150万美元票房，但到2008年时，平均票房已下降到50万美元。
2008年至今：圣丹斯的悸动和美国独立电影业的重整
2010年的一次公开演讲中，罗伯特·雷德福反思道：“圣丹斯电影节已经被潜伏着的电影营销者们和希望露面引起狗仔们注意的明星们接管了，而圣丹斯本应与此无关”。
在其推动下，圣丹斯电影节开始进行一系列改革，约翰·库伯接替了担任圣丹斯电影节主席长达19年的杰弗里·吉尔摩成为新任主席，并专门为新锐的超低成本电影设立了一个单元“The Next”，每年遴选放映8部电影，并评出最佳作品。
伴随着美国电影市场和圣丹斯电影节的悸动，当代美国青年电影也已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开始改朝换代，X世代已步入他们的中年期，而Y世代电影人开始兴起。
他们最大的特点在于与技术的密切关系，这群出生于1980年之后的年轻人成长于数字化的时代，DV的发展和个人电脑的普及使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可以进行影像实践。他们也成长于信息技术大爆炸的年代，非常善于运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为电影筹资、营销推广以及在线交流谋求便利。通过像Kickstarter这样的众筹网站，青年电影人可以发起自己的电影项目，而一个个普通观众可以作为这个项目的投资者，用他们预付的电影票价或是纯粹慷慨解囊为这些电影募资。
在2012年圣丹斯电影节上有10%的电影都是在Kickstarter上拿到钱的，最终有19部入选，4部拿到了大奖；2013年的圣丹斯电影节上又有17部Kickstarter筹资的电影入选，其中6部最终获得了奖项，包括获得评委团纪录片大奖和观众奖的《亲兄弟》。
面临着新一代电影人的转变，圣丹斯电影节也正在努力调整自己的姿态。例如，从2010年开始，组委会已开始与Youtube合作，在Youtube的专属频道上提供部分参赛电影的点播。那些成本低廉，运用简易设备拍摄但却表现出强烈个性的作品也重新在圣丹斯电影节上获得重视，例如获得2013年剧情片评审团大奖的《弗鲁特韦尔车站》便是一部只花了20天时间，用超16毫米胶片拍摄的电影，由年仅27岁的瑞恩·库格勒自编自导。
结语：
沿着时间的轨迹，圣丹斯电影节准确地抓住了当代美国独立电影兴起的契机，通过其每年开展的展映、评奖、论坛和训练营活动，培养新锐的青年电影人，推动美国独立电影市场的发展。而反过来，独立电影业的繁荣和青年电影人创造的出色作品又推高了电影节的声誉，使其成为全球电影市场的焦点。
2013年的圣丹斯电影节，已有来自32个国家的多达4044部剧情长片提交展映申请，最终入选的119部电影中有103部都是全球首映。随着影响力的攀升，圣丹斯电影节和当代美国独立电影业也遭遇着越来越严重的商业化和主流化的侵袭，能否在消费时代的洪流中保持扶持低成本独立电影和新锐电影人的初衷，将是它们始终面临的挑战。
来源：http://107cine.com/stream/54629/作者：彭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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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风独自凉：姜文还是电影界的鲁迅么？
星期五 一月 16, 2015 11:42 am
原题：姜文的辉煌与低谷
电影界的鲁迅
《鬼子来了》批判民族劣根之精准，隐喻之老辣、深刻，不愧是电影界的鲁迅：
刽子手一刀刘杀同胞行云流水却杀不了鬼子，讽刺朝廷鹰犬内战内行外战外行;毛驴强奸日军战马吓坏村民，显示懦弱的国人还不如牲口有反抗精神。
被俘日军花屋从但求速死的强硬到决意苟活的变化，堪称历史寓言：继鲜卑、蒙元、满清(满文消失，八旗子弟成为腐化堕落的代名词，想当年入关吃铁吐火，何等刚健)之后，再一次表明汉化之后的民族什么鸟样。
安排英俊、潇洒的吴大维扮演残疾的国民党军官令人叫绝：国民党表面上光鲜靓丽、抗战胜利一呼百应，实则中看不中用、外柔内狠，最终断送民国。
影片举手投足都是诗，每一个隐喻都是那么平淡而又强烈，只是最后砍杀日军战俘的情节过于离奇且不符合整部影片冷峻、写实的黑色幽默的格调，戛纳未能拿下金棕榈，实在可惜。但影片整体艺术、思想品质，华语影坛允称独步。
真正的大师，不仅杀戮暴君，对草民同样手起刀落;浅薄、廉价的同情，如何对得起曾经的苦难与牺牲?
太阳未曾升起，阳光何从灿烂
衡量姜文作品的好坏，有一个简单粗暴的办法，不是看它拿了几个国际大奖，而是看它能否公映。禁片未必就好，但套用鲁迅的话来评价公映影片却无比贴切：那时可真厉害，这么说不可以，那么说又不成功……在这种明诛暗杀之下，能够苟延残喘，和观众相见的，那么，非垃圾影像又是什么呢?
伊朗、苏联导演面临严苛的审查体系，依旧佳片如云，以此推论姜文戴着镣铐也能跳好芭蕾、站着也能挣钱，距真相岂止一步之遥。
07年为《太阳照常升起》公映预热，《阳光灿烂的日子》被某周刊誉为国人十多年来共同的文化记忆。不知媒体是嫌国人太愚昧接受不了优秀、深刻的文化，缺乏艺术鉴赏力，刻意降低标准，还是嫌国人不够愚昧，必须得到伪劣文化的惩罚。
大陆描述文革青年的影视片，除了《枫》(1980)等个别片子真实地表现了年轻人的狂热和幻灭的悲剧，绝大多数都在刻意回避历史真相、青年人的迷茫和精神上的痛苦，以及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受到的残酷打击，《阳光灿烂的日子》和《血色浪漫》、《与青春有关的日子》等影像，只是让后来人加深对那段历史的错误认识，如果它们算文化，只能说是可耻、可悲地阉割了艺术家创作良知的太监文化。
文革背景的影片不一定要表现残酷的批斗、武斗，但疯狂的时代对剧中人有何影响，诚实的艺术家无可回避。别说现在的中学生，就是大学生、博士，有几个知道反右、文革的根源在哪里?经济至上导致物欲横流和普遍的政治性冷淡，而历史教育的蒙蔽和文化对权力的极度献媚，又加剧了遗忘和背叛。
“有人说，经常吃苦的人经过锻炼，就会不怕苦不怕累，这是一种混蛋逻辑。大家都是人，干了牲口的活都会吃不消。”王小波《最灿烂的阳光》针锋相对，通过同名同姓的马小军艰苦的知青生活，辛辣地讽刺了着意模糊时代背景、回避尖锐的社会冲突和政治斗争的《阳光灿烂的日子》，省得后来人以为马小军们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除了泡妞争风吃醋挥发荷尔蒙就没时间干点别的。
同样是表现懵懂少年迷恋成熟女性，在结合时代的背景、挖掘人性的高贵与残酷，以及整体的艺术表现力方面，背对苦难营造浪漫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与《西西里岛美丽的传说》相比，是多么贫乏和苍白。如果人们就是通过这种矫情的奶油蛋糕来认识一段残酷、荒诞的岁月，进而成为国人共同的文化记忆，该是多么荒谬。
隐喻没那么神秘
《阳光灿烂的日子》至少值得一谈，没想到《鬼子来了》之后，姜文以过山车的速度陷入低谷。《太阳照常升起》《让子弹飞》《一步之遥》从艺术角度毫无评论价值，居然掀起解谜热潮，媒体之愚劣、影评人之令人作呕，《皇帝的新衣》亦不过如此。
马拉列车意即马列，姑且不论这种解释是否合理，你连最简单的特技都做不好，台词听着让人肉麻、尴尬，剧情苍白、牵强，表演虚伪、装逼，隐喻再多有啥用?
评价一部影片离不开剧情台词表演，这些东西及格了才谈得上其它;连最基本的东西都烂出翔，隐喻就成了镜花水月。毫无价值、意义。
如果题材、隐喻决定艺术品质，样板戏早就超越《红楼梦》和莎士比亚了。反抗暴政的题材要多酷有多酷，但样板戏塑造有血有肉的人，出来的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除了在封闭的环境瞎忽悠，正常人谁看这个呀?
隐喻没那么神秘，它需要坚实的细节和草蛇灰线、举重若轻的高超技巧，以及不让荒诞、狂放流于荒唐、粗俗的控制能力和分寸感，如《地下》、《鬼子来了》。
即便《让子弹飞》《一步之遥》从头到尾巴都是隐喻，也只是充满隐喻的影像垃圾。电影市场由观众水平决定。《让子弹飞》在美国连发行商都找不到，北美票房才几万。
当下市场也是一奇。烂出翔的片子先赚一轮，隔三差五，披上3D外衣接着又赚：人傻钱多速来!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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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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