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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交游因缘浅探


星期一 二月 16, 2015 1:40 pm


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交游因缘浅探
■卷单行

【内容提要】本文重新梳理了前辈学者关于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的交往情由,并结合近年来台湾黄一农教授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上祖曹振彦做过阿济格包衣的相关史料,重新考察了曹雪芹与敦敏、敦诚的交往因缘和具体的交往情形,根据敦敏、敦诚与曹雪芹交往之密切程度,认为二人诗集中所提及的曹雪芹家世生平信息是值得采信的。
【关键词】曹雪芹 敦敏 敦诚 交游因缘

敦敏、敦诚兄弟系曹雪芹生前好友之一,学界有关曹雪芹的生平、家世考证,实多数得之于敦氏兄弟的诗文资料。然而,曹雪芹与敦氏兄弟因何相交,由于史料匮乏,学界并没有形成一致的认识。因此有关这个课题的研究,还有很大的空间。笔者不揣谫陋,在梳理、评述前辈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台湾黄一农教授新发现的有关曹雪芹上祖曹振彦做过阿济格包衣的有关史料,对这一问题提出新的思考,意在推动曹学研究的深入,并求教于方家学者。


前辈学者在研究曹雪芹与敦敏、敦诚兄弟是如何相识、因何相知时,都不约而同关注到了敦诚《寄怀曹雪芹 霑》一诗。诗曰:
少陵昔赠曹将军,曾曰魏武之子孙(雪芹曾随其先祖寅织造之任)。君又无乃将军后,于今环堵蓬蒿屯。扬州旧梦久已觉,且着临邛犊鼻裈。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破篱樊。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接倒着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扪。感时思君不相见,蓟门落日松亭樽(时余在喜峰口)。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1]
这首寄怀诗写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当时敦诚受其父瑚玐之命在松亭关分管税务。敦诚与曹雪芹曾经在“虎门”朝夕相处,交谊颇深,此时两地睽离,思念甚切,于是在这年秋天写下了这首寄怀曹雪芹的诗。诗中用“扬州旧梦久已觉”和“于今环堵蓬篙屯”二句对比了曹雪芹今昔不同的生活境遇,用“当时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二句追忆了他们昔日聚谈的深厚友谊,用“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昌谷披篱樊”二句称赞了雪芹的诗才,用“接雁倒著容君傲,高谈雄辩虱手们”二句肯定了雪芹傲岸不羁的性格,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二句鼓励雪芹在艰苦条件下坚持著书。
诗句中的“虎门”一词令人费解,但“虎门”是目前所知的曹雪芹与敦氏兄弟最早的交往地点。1921年胡适先生在写《红楼梦考证》时也注意到这一词,但未作任何解释。[2]1953年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出版,对“虎门”也是“不详所指”,[3]在同年《新证》再版时则指出“虎门”有二解:一是指国学国子监,二是指侍卫值班守卫的宫门。关于第一解,周汝昌说:“但清代八旗各有官学(光绪改为书院,在郎家胡同路北),不当指国学,且敦诚宗室,雪芹包衣,亦不能同在一官学,所以不合。”周汝昌采用了第二解,认为:“这样,敦诚的诗分明是说当年与雪芹同为侍卫在一处的事。那么,曹雪芹也作过侍卫了。其事当在乾隆四、五年以后。”[4]
周汝昌先生所据以推论雪芹曾经做过侍卫的根据是敦诚做过乾隆皇帝的侍卫,然1957年吴恩裕先生考证敦诚并没有做过皇帝侍卫的经历,从而认为“雪芹与他‘同为侍卫’,也就无从说起”。吴先生继而考证出在雍乾之际的诗文中,“虎门”一词实际上指的是清统治者为宗室子弟所设的学校,即宗学,而在敦氏弟兄的诗文中,它还特指当时的右翼宗学,其地在宣武门里的绒线胡同。[5]1964年周汝昌修正了吴恩裕的观点,云:“……朱一新《京师坊巷志稿》……宣武门大街条云:‘右翼宗学旧在瞻云坊北,今移绒线胡同。’按瞻云坊北,即指西单牌楼以北的石虎胡同。”则“乾隆时右翼宗学的校址是在石虎胡同”。[6]此一观点,遂被学界普遍接受。

既然“虎门”是指乾隆年间位于石虎胡同的右翼宗学,曹雪芹与敦诚兄弟在宗学里既非同学,也非师生,那么他们是一种什么关系呢?
此一谜云,由于史料匮乏,学界目前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比较有代表的则有曹雪芹在宗学任助教一说,“敦诚赠雪芹诗又有‘司业青钱留客醉’之语。司业是学中助教一类职务,则雪芹曾在宗学任职无疑。雪芹本为贡生,当然有资格在宗学教书”;[7]或以为雪芹当时可能担任宗学内笔帖式之类的小官,“曹雪芹既非由科举出身,势必只有由挑选笔帖式得入内务府任职。再从内务府派往宗学当差,也是自然的。在宗学当差仍然是笔帖式”;[8]或怀疑雪芹似乎只能担任打杂的工作,“雪芹若曾为敦诚师,不应有‘接篱倒著容君傲’等语气,实为不合。余疑或当是学中杂役人员类耳”;[9]乃至于有推测雪芹可能担任厨工之职的,“敦诚诗句中的‘扬州旧梦久已觉,且著临邛犊鼻裈’,并非泛泛用典,而是说雪芹在右翼宗学任厨工。当年卓文君与司马相如在临邛卖酒,而‘工诗善画’的曹雪芹是以作画鬻画为生的。”[10]
此外,还有一种思考路线,就是把曹雪芹从“任职宗学”转移到“任职义学”去谋求合理解读。认为唯有曹雪芹在正黄旗义学供职,才能与敦氏兄弟缔交,“因为正黄旗义学不但与右翼宗学同在短短的石虎胡同,而且八旗义学至乾隆十几年已‘有名无实’,正黄旗义学自不例外;曹雪芹清闲无事,才得与敦氏兄弟共数晨夕。”[11]但是曹雪芹若能“任职义学”则必须满足三个条件,一是曹雪芹乡试中式副榜,才能成为贡生,二是唯有曹雪芹是贡生,才能考上八旗义学满汉教习,唯有曹雪芹考上八旗义学的“满汉教习”,才得被派至正黄旗义学供职。
雪芹与二敦结识的途径不会只有一种可能,何况义学与宗学之间不论规格、地位与成员的身份均相差悬远,即令雪芹“供职义学”又要如何与二敦“缔交”呢?
此后,围绕“曹雪芹出入右翼宗学”的讨论还出现了曹雪芹任“富家西宾说”[12]、“傅恒家作幕说”[13],因此两地皆与右翼宗学不远,雪芹常来宗学串门,所以与敦敏、敦诚兄弟交往。
以上种种猜测不一而足,缘于材料所限,提出各种假设,这是一种诠释方式。除少数明显不合常情的推论,较难令人接受之外,如“打杂”或“厨工”与宗室公子身份相差太远,其余的观点,目前只能沦于各说各话的局面而莫衷一是。在科学研究本身,一般的大胆的假设是必要的,能够使我们从固有的思维中解放出来,启发人新的思考,进而使研究的盲点问题得以渐进还原。不能否认,以上各种假设使我们对曹雪芹与敦诚在“虎门”的交往的因素有了极为丰富的了解,这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如果我们不能从以往固有的“任职”思维中再次走出来,则曹雪芹与敦诚、敦敏兄弟之交游因缘研究在没有新证据出现之前将永远会一筹莫展。实则也有研究者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崔川荣先生就认为曹雪芹与“虎门”的关系只是一个外来访谈者,“《寄怀曹雪芹》共分三节。中间三联一开始即云:‘爱君诗笔有奇气,直追吕谷破篱樊,’然后才引出‘当时虎门数晨夕……’。这就提醒我们,‘诗笔’与宗学内的‘诗社’有关。曹雪芹是参加宗学联吟,并没有在宗学任职”。[14]
应该说,这种认识比以往的诸多推论、假设更为客观,也更尊重事实与证据。曹雪芹有没有在宗学任职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曹雪芹作为一个来访者参加了宗学的诗社活动,并以出众的诗才被这些“天潢贵胄”所认可与接受。

当我们从固有的“任职”思维中走了出来,从而接受“曹雪芹与‘虎门’的关系只是一个外来访谈者”时,则一个新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曹雪芹有什么必然的“因缘”走进敦诚?他与敦敏、敦诚交往的情感因素又是什么?这就有必要了解一下敦敏、敦诚兄弟特殊的家世背景。
敦敏字子明生于雍正七年(1729),敦诚字敬亭,生于雍正十二年。他们是家中的长子和次子,父亲瑚玐只做过职务不太高的税务理事官。他们的家庭虽然是帝王之后,但也是罪臣之后。敦敏兄弟的五世祖是清朝开国皇帝努尔哈赤第十二子阿济格,由此决定了他们与其他天潢贵胄的不同境遇。
阿济格,姓爱新觉罗氏,隶满洲正白旗,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生于建州赫图阿拉城。母亲纳喇氏阿巴亥深得太祖宠爱,被封为大妃,主掌后宫事。阿济格是她所生的长子,努尔哈赤自然格外看重。少年时随父征战,刚过20岁就被封为掌管一旗的贝勒。努尔哈赤去世时,阿济格之母被迫殉葬,使他心灵受到很大刺激,但在太宗时期诸王中仍以勇猛善战著称,虽因性格暴躁不驯屡受责罚,崇德元年(1636)仍被封为多罗郡王,并冠以“武英”美号。皇太极去世后,阿济格同母弟多尔衮以摄政王身份掌握朝中大权,使他与另一个同母弟多铎备受重用,在清入关后被晋升为和硕英亲王,以后多次统率大军转战各地,虽建功不少,但骄狂之志也大为滋长,连多尔衮对他也很不满。
顺治七年,多尔衮因出猎受伤,死于边外喀喇城。阿济格便想承袭摄政王之位,并欲夺由多尔衮所辖两白旗归附已有。但原想借扶多尔衮灵柩回京的机会,与其子劳亲合谋做成此事,不料图谋被两白旗大臣揭露,将阿济格幽禁,其子劳亲被革去爵位。阿济格在狱中更加狂躁不羁,越狱不成,便要火焚监房,拆墙摔瓦,时无宁日。顺治八年十月十六日,福临赐阿济格自缢而死。王爵革除,而且连同子孙一起开除宗室籍。直至康熙年间,皇帝念其子孙也属太祖后裔,加恩恢复其皇族身份,允许其中一支以辅国公的低级爵位世袭。然而这个仅有的爵位也并没有落到敦敏家这一支头上。
敦诚在十五岁的时候,遇到一个不大不小的变故。九叔祖经照(号定庵)之子宁仁死后无嗣,敦诚被选中过继到宁仁名下为子。不过这一变化并没有带给他什么特别的幸运。因为经照虽曾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得到辅国公爵位但雍正七年因冒领属下护军校钱粮被革爵,而且将继承权转授其兄弟之子璐达,所以经照一支也并没有什么爵位可供继承了。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敦敏、敦诚兄弟天生便成为宗室贵族中没有资格获得封爵特权的人,他们若想改变自己的境遇以至于有所作为,读书做官就成了主要途径。兄弟二人幼年便入家塾就学,后来又进入专门为宗室子弟设立的右翼宗学学习。但因为有这种家世,兄弟俩一生郁郁不得志。人到中年,深刻体会到了世事的险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由于家世的原因自己不可能再有所作为,于是寄情于诗酒友朋,聊以自慰。
在他们的一生中,相当一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作诗、饮酒和交友上。他们几乎把平生所有的真情都融在酒里、化在诗中。作为宗室贵胄阶层中的一员,兄弟俩既没有爵位和高官带来的丰足俸禄,其祖先也没有为之积下可供挥霍的万贯家财,而只能凭着自己那点微薄的薪俸去追寻那种超然化外,豪迈洒脱的风流名士境界,这对他们来说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然而,这反倒为其生活增添了更浓厚的文人情调。
一个是无爵位继承,郁郁不得志的“天潢贵胄”,一个是“无才补天”的世代“包衣”,他们心中那种共同的隐痛,只有在诗与酒的交融中才能达到共鸣。共同的人生遭际,共同的才情,使他们走到了一起,而惺惺相惜。

当然,在诗、酒之外,曹雪芹走近敦敏、敦诚,走进“虎门”,或可还有另一种“因缘”,即阿济格与曹雪芹上祖曹振彦的主奴关系。
近年来,台湾的黄一农先生在《清太宗实录稿本》《满文老档》《内国史院档》和《盛京刑部原档》中发现了四条能考订曹振彦与阿济格关系的文献,为我们进一步探讨曹雪芹与敦敏、敦诚之交游因缘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材料一
(刑部郎位)断镶白旗长史曹谨言的事要银二十两,又借银十五两……镶白旗长史曹谨言不认与银,将曹谨言打八十鞭子。
材料二
审理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一案,受银二十两,又致函以借债为名索银十五两……镶白旗下长史曹金颜声言并未行贿,是以拟鞭八十。
材料三
正红旗吴守进为贺其生辰,以演戏为辞,将武英郡王府下已嫁妇女白天接去,至晚留其宿。是以,吴守进罚银五十两;镶黄旗马光辉以演戏留宿,坐以应得之罪。武英郡王下管家李要功、邵振筵以其怠误,不察有夫之妇行止,各鞭八十。
材料四
正红旗吴守进生日时,令巴图鲁郡王包衣之有夫之妇耍戏,昼取而夜宿,故罚吴守进五十两银;耍戏且奸宿之镶黄旗马光辉罚以规定之罪。巴图鲁郡王之摆塔大李耀功、邵祯言,尔等懈怠失职,对有夫之妇所行失于觉察,各鞭八十。
据黄先生考证,文中的“曹谨言”“曹金颜”“邵振筵”“邵祯言”都是曹雪芹高祖曹振彦的满语音译,而且还考证出曹家自天命八年(1623)至阿济格被赐死之前或一直是其所领有的汉姓包衣。[15]如果这个观点能够成立的话,则曹振彦曾作了阿济格28年的包衣。那么曹雪芹走近敦敏、敦诚兄弟或许是出于寻访旧主的考虑。当然,也有可能是因为生活一时窘迫而向旧主借贷。我们可以借助努尔哈赤的两件谕旨来帮我们理解这种特殊的依附关系,谕旨说:
天命之汗,恩养大臣,大臣敬汗而生,乃礼也!贝勒爱诸申,诸申爱贝勒。阿哈爱额真,额真爱阿哈。阿哈耕种之谷,与额真共食,额真阵获之财物,与阿哈共用,猎获之肉,与阿哈共食。
……
勤于植棉织布,以供阿哈穿用,见有衣衫褴褛者,交与善养之人。今年棉粮未获前,暂勿上诉。收获之后,棉粮仍旧匮乏者,可以上诉。一经上诉,即由虐待之额真收回,给予善养之额真。贝勒、诸申、阿哈、额真,和睦相处,皆大欢喜。[16]
努尔哈赤所强调的这种主恩养、奴忠顺的关系,家主在奴仆生活艰难时给予一定的关照和帮助,在满清定鼎中原后的旗人社会里形成了一种风尚。雪芹在生活一时窘迫,告贷无门之时,寻求旧主的帮助,也是有可能的。雪芹逝后,敦诚挽诗有“一病无医竟负君”,这不完全是朋友的自责,或可还有敦诚作为旧主的愧疚。

有了这样一种主奴关系的存在,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敦敏、敦诚分别由锦州、松亭回京后,为什么会与曹雪芹有那么频繁的交往。下面我们简单回顾一下他们交往的那段经历。
乾隆二十五年的一天,敦敏到朋友明琳家养石轩作客,听见隔院有人在高谈阔论,听声音好像是曹雪芹,急忙过去一看,果然是一年多未见的老朋友,喜出望外,忙置酒相聚,畅怀话旧。当时敦敏听了雪芹的一番谈话颇有感慨,作诗曰:“可知野鹤在鸡群,隔院惊呼意倍殷。雅识我惭褚太傅,高谈君是孟参军。秦淮旧梦人犹在,燕市悲歌酒易醺。忽漫相逢频把袂,年来聚散感浮云。”
曹雪芹乘着酒兴,挥笔画了一幅奇石,敦敏叹赏之余,又赋诗一首,既赞其画,更赞其人。“做骨如君世已奇,嶙峋更见此支离。醉余奋扫如椽笔,写出胸中磈礧时。”
乾隆二十六年(1761)秋天,敦敏、敦诚兄弟到西郊过访曹雪芹,席间诗酒倡和,敦诚有《赠曹雪芹》,诗曰:“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衡门僻巷愁今雨,废馆颓楼梦旧家。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何人肯与猪肝食?日望西山餐暮霞。”诗中以“满径蓬篙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二句描写了曹雪芹贫穷艰苦的生活,用“司业青钱留客醉,步兵白眼向人斜”二句写出雪芹在艰辛的生活环境中,仍然保持他不向世俗低头的傲岸性格。敦敏《赠芹圃》诗曰:“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寻诗人去留僧舍,卖画钱来付酒家。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新仇旧恨知多少?一醉酕醄白眼斜。”诗中描写了曹雪芹居处的简陋和生活的贫困,以“燕市哭歌悲遇合,秦淮风月忆繁华”二句对比了眼前和往昔不同的生活境遇,对他的新愁旧恨深表同情之意。诗中以“卖画钱来付酒家”,“一醉酕醄白眼斜”二句写出了雪芹虽生活困顿,但仍作画饮酒,蔑视权贵,孤标傲世,不为贫困所屈的形象。
二十六年冬,敦敏、敦诚再一次到西郊造访雪芹,可惜没有遇到他,敦敏作《访曹雪芹不值》纪事:“野浦冻云深,柴扉晚烟薄。山村不见人,夕阳寒欲落。”诗中写到当时正是天阴日暮,这个远郊村落里人迹罕至,炊烟漠漠,雪芹居处一片萧寂。敦敏面对此情此景,心中不胜惆怅悲凉。
乾隆二十七年秋,雪芹来到位于北京城内西南的太平湖畔槐园回拜敦敏。这天早晨,雪芹早早醒来,天下着雨,寒气袭人,他又饥又渴又冷,却又不好意思打扰主人。正在为难之际,恰逢敦诚也来到槐园,一见雪芹,欣喜万分,忙把他拉到附近一个酒铺前,正想尽情畅饮一番,二人却都发现自己身上未带分文。豪爽热情的敦诚怎能甘心因此坏了雅兴,毫不犹豫地解下心爱的佩刀押在店主处,换来酒菜款待挚友。雪芹深为敦诚情意所感动,作长诗一首,击石为节,高声吟唱,敦诚也十分兴奋作《佩刀质酒歌》相和,两位好友痛快淋漓地畅饮一回。“我闻贺鉴湖,不惜金龟掷酒垆;又闻阮遥集,直卸金貂作鲸吸。嗟余本非二子狂,腰间更无黄金珰。秋气釀寒风雨恶,满园榆柳飞苍黄。主人未出童子睡,斝干瓮涩何可当!相逢况是淳于辈,一石差可温枯肠。身外长物亦何有?鸾刀昨夜磨秋霜。且酤满眼作软饱,谁暇齐鬲分低昂!元忠两褥何妨质,孙济緼袍须先偿。我今此刀空作佩,岂是吕虔遗王祥?欲耕不能买犍犊,杀贼何能临边疆?未若一斗复一斗,令此肝肺生角芒。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颖交寒光。我有古剑尚在匣,一条秋水苍波凉。君才抑塞倘欲拔,不妨斫地歌王郎!”
乾隆二十八年春,敦敏以诗为请柬,邀雪芹来槐园作客。“东风吹杏雨,又早落花辰。好枉故人驾,来看小院春,诗才忆曹植,酒盏愧陈遵。上已前三日,相劳醉碧茵。”
诗中所说的“上已前三日”是指三月初一日,这一天是敦诚30岁生日,因此约请雪芹等几位好友同聚相庆。但据敦敏在那一天的记述,当时到场七人中并无雪芹,原来这一年北京城痘疹流行,雪芹家也没能逃脱厄运,其爱子染病夭折,使他无比悲伤,贫病交加。就在这一年除夕,家家张灯结彩、辞旧迎新之际,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在饥寒和病魔的折磨中离开了人世。失去这位肝胆相照的好友,敦敏、敦诚兄弟悲痛异常,敦诚含泪写下这样两首挽诗:“四十箫然太瘦生,晓风昨日拂铭旌。肠回故垅孤儿泣,泪迸荒天寡妇声。牛鬼遗文悲李贺,鹿车荷锸葬刘伶。故人欲有生刍吊,何处招魂赋楚蘅?开箧犹存冰雪文,故交零落散如云。三年下第曾怜我,一病无医竟负君。邺下才人应有恨,山阳残笛不堪闻。他时瘦马西州路,宿草寒烟对落曛。”
在一个阳光和煦、柳絮纷飞的日子里,敦敏和一些朋友聚饮赋诗,情不自禁地忆起亡友雪芹,也挥笔题诗一首以寄哀思:“花明两岸柳霏微,到眼风光春欲归。逝水不留诗客杳,登楼空忆酒徒非。河干万木飘残雪,村落千家带远晖。凭吊无端频怅望,寒林萧寺暮鸦飞。”
虽然在东风和煦、杏花飘香的春天里,满眼看到的却似乎是寒林古刹,夕照归鸦的荒凉冷寞的景色。敦敏面对此景,不禁有流水无情、物是人非的悲凉之感,于是即席赋诗,题于酒家之壁,表现了他对曹雪芹深沉的悼念。

综合上文的分析,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雪芹生前与敦敏、敦诚兄弟交往之频繁,与雪芹感情之真挚。根据敦敏、敦诚的赠诗,可以确定曹雪芹生前与敦敏、敦诚的聚会至少有四次。分别是乾隆十九年的“虎门”联吟[17]、二十五年的明琳家聚会、二十六年的西郊访芹,以及二十七年的佩刀质酒。在这几次聚会中敦敏、敦诚兄弟谈及雪芹最多的是其江南家世、不桀的性格和出众的诗才。当然,诗书往还中也有对朋友的规劝。其二,阿济格家族与曹氏家族原有的主奴关系的存在,为曹雪芹走进敦敏、敦诚,寻访旧主提供了一种可能。这种感情或许因为雪芹与敦敏、敦诚共同的人生遭际而更加真挚与强烈。

注释
[1]本文所引敦敏、敦诚诗句俱见《懋斋诗钞》《四松堂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2]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详见“亚东本”《红楼梦》第三版,亚东图书馆,1922年10月。
[3]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9月初版。
[4]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棠棣出版社,1953年12月三版。
[5]吴恩裕著:《有关曹雪芹八种》,文学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38—44页。
[6]周汝昌著:《曹雪芹》,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98页。
[7]吴世昌著,吴令华编:《红楼探源》,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06页。
[8]周绍良:《关于曹雪芹传说的考证》,燕都,1986,(6)。
[9]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4月版,第721页。
[10]石昕生:《曹雪芹在右翼宗学的职务》,《红楼梦学刊》1983年第2辑,第258页。
[11]高阳:《曹雪芹以副贡任教正黄旗义学因得与敦氏兄弟缔交考》,载《高阳说曹雪芹》,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第80—121页。
[12]宋谋玚:《关于<</span>红楼梦>作者及其他》,《红楼梦学刊》1995年第1辑,第107页。
[13]周汝昌著:《红楼梦新证》,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581页。
[14]崔川荣著:《曹雪芹最后十年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398页。
[15]黄一农:《曹雪芹高祖曹振彦旗籍新考——从新发现的满文材料谈起》,《文史哲》 2012年01期。
[16]戴逸、李文海主编:《清通鉴 10 高宗乾隆34年—高宗乾隆52年》,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02页。
[17]曹雪芹与敦诚“虎门”联吟,时在乾隆十九年,详见崔川荣著:《曹雪芹最后十年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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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电影《梅兰芳》省略和歪曲的


星期一 二月 16, 2015 12:26 pm


梅兰芳在美国洛杉矶机场受到欢迎

1930年8月,一位著名的学者从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归来,见到胡适时说美国只知道三个中国人,即蒋介石、宋子文和胡适。胡适笑道:“还有一个,梅兰芳。”梅兰芳之所以能成让美国知道的“还有一个”的中国人,盖因从这年2初月到6月末他在美国巡回演出,大获成功,使美国人第一次“见识”了有我国“国剧”之称的京剧,引起轰动。梅兰芳的美国之行是中美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事件,更是当时中国“万众瞩目”的大事,不过30年后梅兰芳本人的回忆录《舞台生活四十年》,对这一段“生活”却绝口不提,而不久前的电影《梅兰芳》对此也仅一笔代过。

梅兰芳赴美演出,具体事务由他的“智囊”和“戏袋子”齐如山精心打理,可谓功莫大焉。更难得的是,齐氏确是历史的“有心人”,归国后写下《梅兰芳游美记》,详细记下了此行的点点滴滴——不仅记下诸如此事如何促成、怎样筹措演出经费、如何寻找美方“经纪人”、演出盛况、美国政学各界及从戏剧专家到普通观众的反应等“大事”,而且细到中美舞台对比、所乘舟船所住饭店价格及房间是否有浴室、参观好莱坞各电影公司名字、甚至出国前为防在外国“出洋相”在西餐馆如何练习吃西餐并且连参加“演练”人员的名单都一一“记录在案”,具有丰富的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史的史料价值。

到美国演京剧,国人当时都认为是匪夷所思之举,这个动议,最初却是好几年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Reinsch)向北洋政府时的总统徐世昌提出的。因为他曾看过梅兰芳的《奔月》,所以在他辞职卸任、徐世昌为他饯行的宴会上说:“若欲中美国民感情益加亲善,最好是请梅兰芳往美国去一次,并且表演他的艺术,让美国人看看,必得良好的结果。”由于在座者对此皆以玩笑视之,芮恩施进一步强调,这话并非无稽之谈,他深信艺术欣赏、理解最少国界和民族障碍,因此用艺术“沟通两国的友谊,是最容易的”,他还举例说,以前美国和意大利两国人民有不十分融洽的地方,后来意大利一位大艺术家到美国演出,“竟博得全美人士的同情,因此两国国民的感情亲善了许多。所以我感觉到以艺术来融会感情是最好的一个方法。何况中美国民的感情本来就好,再用艺术来常常沟通,必更加亲善无疑。”芮恩施曾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政治学教授,1913年出任美国驻华公使,1919年巴黎和会的决议传来,他认为列强出卖了中国,尤其是美国总统威尔逊出卖了挚友中国,出离愤怒,几经犹豫,最后还是决定与威尔逊绝交,并宣布辞职。由此可见,他提出梅兰芳访美,增进美国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和友谊,并非偶然。具体在美国联络、极力促成此事的则是后来被“别了”的燕京大学校长、后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Stuart,John Leighton)。显然,此时他们就知道“软力量”的巨大作用,而近代以来文化交流几乎一直是“欧风美雨”向中国的单向度流动,所以他们主动提出让梅兰芳赴美演出以增加美国对中国文化、中国人的了解确实难得。这种文化流动的“不平衡”当然不可能因一两次演出而改变,但作为美国人,他们尽可能增强中国文化对美“输出”的良苦用心则不可不察。

但梅兰芳剧团是私人剧团,访美演出完全是民间行为,与美国演艺界联系自然颇费周折。从提出此议到最后成行,将近十年之久。

首先要解决的是经费问题,司徒雷登和辛亥革命功臣、国民党元老同时又是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的李石曾积极活动,发动为梅捐款,功莫大焉。而美国的邀请单位,几经周折最后由1926成立的“华美协进社”发出邀请信;“华美协进社”是由胡适、张伯苓、梅贻琦和大名鼎鼎的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等几位中美学者共同发起的,是一个以促进中美文化交流为主旨的非营利性团体,成立后的首件大事,就是邀请梅兰芳访美。对梅的访美,胡适大力支持,梅兰芳不仅多次与居住在上海的胡适通信,还几次专程到上海拜访,向胡适了解美国的风土人情,观众的爱好和欣赏习惯、美国剧院状况等等,胡适总是给以详尽的介绍,从整个出访的演出策略到演出剧目的安排、角色的搭配等,胡适都积极地出主意。胡适后来曾谈到:“他(梅兰芳)每晚很卖气力的唱两出戏,招待我们几个人去听,给他选戏。那时一连看了好多夜。梅兰芳卸妆之后,很谦虚,也很可爱。”胡适还用英文写了一篇宣传文章《梅兰芳和中国戏剧》,被收录在一位名叫欧内斯特·K·莫的先生编纂的《梅兰芳太平洋沿岸演出》的英文专集中。在美期间,胡适的老师杜威设盛宴款梅,以杜威在美国学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自然有“轰动效应”。所以,梅回国后,再三向胡适表示深深感谢。在美联系剧场,良非易事,“梅党”对剧场提出了非常严格的要求:剧场主人“须以极优的礼貌对待梅君”、“须给梅君自由演辍权”、剧场的级别要高、剧场不要太大因恐不易满座、剧场主人对梅的演出不能报完全的商业态度。又是司徒雷登在美积极联络,终于找到合适剧场。

促成他赴美演出的这些人物,芮恩施、司徒雷登、李石曾、胡适乃至杜威,在几十年后全都成为“最最反动”的人物;而“美帝”也成为“最凶恶的敌人”。在新建立的社会结构中,梅兰芳也必然被组织进来,对政治开始“觉悟”。1955年第9、10两号合刊的《文艺报》发表了梅兰芳批判胡风的文章“伪善的假面具和恶毒的真面目”,文章很短,只是表态性质,但说明他已不能脱离“政治”。其实,如果他不识时务地提到这些人物,当时也不可能公开发表。1961年8月8日梅兰芳逝世,11日的《人民日报》登载了由新华社发布的“梅兰芳同志小传”,只提1949年后的四次出国:1952年到维也纳参加世界人民和平大会,1953年赴朝慰问演出,1956年率领中国访日京剧代表团到日本访问演出,1957年参加中国劳动人民代表团赴苏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而对他1949年以前访日、访美、访苏这三次对他艺术生涯有重要影响的出国演出却只字未提。另外,几十年来齐如山对梅可谓恩重如山,但梅后来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却少有提及,因为齐如山在1948年去台,在那个特殊的时代,去台湾即是罪大恶极。

又是几十个春秋过去,这些人与事现在已渐渐“脱敏”而归于平淡,开始被“去妖魔化”,但电影《梅兰芳》对此却仍完全回避。而且,对以齐如山为原型的邱如白,更是无中生有地“添加”了许多负面元素,形象被严重歪曲,这可能是为了增强戏剧性,但更可能是因为齐的去台因此可以大胆歪曲。从这些省略和歪曲,倒可以窥见《梅兰芳》“生产者”(投资方、制片人、编剧、导演)的心态与心境,或许情有可原,终究令人遗憾。心态心境的不同,相同的导演拍相似的题材,水准便完全不同,甚至判若两人。同是陈凯歌导演,同是“戏子人生”,《梅兰芳》与《霸王别姬》间的差距简直不可以道里计,真可惜了艺术才华逸群超众的陈凯歌,浪费了绝佳题材的“梅兰芳”,能不令人遗憾深深?此种心态,当然不能或主要不能归咎于“生产者”,而在于基本的“生产环境”。在这种“生产者”不得不谨小慎微、创造力大受限制的“生产环境”下,文艺还想高度繁荣?还想产生具有世界影响的“软实力”?我早就说过,对艺术的繁荣而言,宽松的“制度环境”,远重于金钱。

雷颐,中评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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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底层五个标志


星期一 二月 16, 2015 12:11 pm


第一,工作是“三等”——等下班、等工资,等退休;

第二,生活是“三挤”——挤公交、挤时间、挤牙缝;

第三,理想是“三想”——想暴富、想成名、想买房;

第四,常态是“三堵”——路上堵车、债主堵门、办事堵心;

第五,心绪是“三发”——生气就发脾气、赌气就发神经、出气就发微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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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起读——读《促织》


星期五 二月 13, 2015 4:58 pm


我们一起读——读《促织》
在南京大学的小说课
2014年12月17日


我们今天要谈的是短篇小说《促织》。

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此物故非西产;有华阴令欲媚上官,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令以责之里正。市中游侠儿得佳者笼养之,昂其直,居为奇货。里胥猾黠,假此科敛丁口,每责一头,辄倾数家之产。
邑有成名者,操童子业,久不售。为人迂讷,遂为猾胥报充里正役,百计营谋不能脱。不终岁,薄产累尽。会征促织,成不敢敛户口,而又无所赔偿,忧闷欲死。妻曰:“死何裨益?不如自行搜觅,冀有万一之得。”成然之。早出暮归,提竹筒丝笼,于败堵丛草处,探石发穴,靡计不施,迄无济。即捕得三两头,又劣弱不中于款。宰严限追比,旬余,杖至百,两股间脓血流离,并虫亦不能行捉矣。转侧床头,惟思自尽。
时村中来一驼背巫,能以神卜。成妻具资诣问。见红女白婆,填塞门户。入其舍,则密室垂帘,帘外设香几。问者爇香于鼎,再拜。巫从旁望空代祝,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各各竦立以听。少间,帘内掷一纸出,即道人意中事,无毫发爽。成妻纳钱案上,焚拜如前人。食顷,帘动,片纸抛落。拾视之,非字而画:中绘殿阁,类兰若;后小山下,怪石乱卧,针针丛棘,青麻头伏焉;旁一蟆,若将跃舞。展玩不可晓。然睹促织,隐中胸怀。折藏之,归以示成。
成反复自念,得无教我猎虫所耶?细瞻景状,与村东大佛阁逼似。乃强起扶杖,执图诣寺后,有古陵蔚起。循陵而走,见蹲石鳞鳞,俨然类画。遂于蒿莱中侧听徐行,似寻针芥。而心目耳力俱穷,绝无踪响。冥搜未已,一癞头蟆猝然跃去。成益愕,急逐趁之,蟆入草间。蹑迹披求,见有虫伏棘根。遽扑之,入石穴中。掭以尖草,不出;以筒水灌之,始出,状极俊健。逐而得之。审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大喜,笼归,举家庆贺,虽连城拱璧不啻也。上于盆而养之,蟹白栗黄,备极护爱,留待限期,以塞官责。
成有子九岁,窥父不在,窃发盆。虫跃掷径出,迅不可捉。及扑入手,已股落腹裂,斯须就毙。儿惧,啼告母。母闻之,面色灰死,大惊曰:“业根,死期至矣!而翁归,自与汝复算耳!”儿涕而去。
未几,成归,闻妻言,如被冰雪。怒索儿,儿渺然不知所往。既而得其尸于井,因而化怒为悲,抢呼欲绝。夫妻向隅,茅舍无烟,相对默然,不复聊赖。日将暮,取儿藁葬。近抚之,气息惙然。喜置榻上,半夜复苏。夫妻心稍慰,但儿神气痴木,奄奄思睡。成顾蟋蟀笼虚,则气断声吞,亦不复以儿为念,自昏达曙,目不交睫。东曦既驾,僵卧长愁。忽闻门外虫鸣,惊起觇视,虫宛然尚在。喜而捕之,一鸣辄跃去,行且速。覆之以掌,虚若无物;手裁举,则又超忽而跃。急趋之,折过墙隅,迷其所在。徘徊四顾,见虫伏壁上。审谛之,短小,黑赤色,顿非前物。成以其小,劣之。惟彷徨瞻顾,寻所逐者。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胫,意似良。喜而收之。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
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自名“蟹壳青”,日与子弟角,无不胜。欲居之以为利,而高其直,亦无售者。径造庐访成,视成所蓄,掩口胡卢而笑。因出己虫,纳比笼中。成视之,庞然修伟,自增惭怍,不敢与较。少年固强之。顾念蓄劣物终无所用,不如拼博一笑,因合纳斗盆。小虫伏不动,蠢若木鸡。少年又大笑。试以猪鬣毛撩拨虫须,仍不动。少年又笑。屡撩之,虫暴怒,直奔,遂相腾击,振奋作声。俄见小虫跃起,张尾伸须,直龁敌领。少年大骇,急解令休止。虫翘然矜鸣,似报主知。成大喜。方共瞻玩,一鸡瞥来,径进以啄。成骇立愕呼,幸啄不中,虫跃去尺有咫。鸡健进,逐逼之,虫已在爪下矣。成仓猝莫知所救,顿足失色。旋见鸡伸颈摆扑,临视,则虫集冠上,力叮不释。成益惊喜,掇置笼中。
翼日进宰,宰见其小,怒呵成。成述其异,宰不信。试与他虫斗,虫尽靡。又试之鸡,果如成言。乃赏成,献诸抚军。抚军大悦,以金笼进上,细疏其能。既入宫中,举天下所贡蝴蝶、螳螂、油利挞、青丝额一切异状遍试之,莫出其右者。每闻琴瑟之声,则应节而舞。益奇之。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抚军不忘所自,无何,宰以卓异闻。宰悦,免成役。又嘱学使俾入邑庠。后岁余,成子精神复旧,自言身化促织,轻捷善斗,今始苏耳。抚军亦厚赉成。不数年,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躈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焉。
异史氏曰:“天子偶用一物,未必不过此已忘;而奉行者即为定例。加以官贪吏虐,民日贴妇卖儿,更无休止。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独是成氏子以蠹贫,以促织富,裘马扬扬。当其为里正,受扑责时,岂意其至此哉!天将以酬长厚者,遂使抚臣、令尹,并受促织恩荫。闻之:一人飞升,仙及鸡犬。信夫!”



这篇伟大的小说只有1700个字,用我们现在通行的小说标准,《促织》都算不上一个短篇,微型小说而已。孩子们也许会说:“伟大个头啊,你妹呀,太短了好吗?8条微薄的体量好吗。”
是,我同意,8条微薄。可在我的眼里,《促织》是一部伟大的史诗,作者所呈现出来的艺术才华足以和写《离骚》的屈原、写“三吏”的杜甫、写《红楼梦》的曹雪芹相比肩。我愿意发誓,我这样说是冷静而克制的。
说起史诗,先说《红楼梦》也许是比较明智的做法,它的权威性不可置疑。《红楼梦》的恢弘、壮阔与深邃几乎抵达了小说的极致,就小说的容量而言,它真的没法再大了。它是从大荒山无稽崖开始写起的,它的小说逻辑是空——色——空。依照这样的逻辑,《红楼梦》描写“色”,也就是“世相”的真正开篇应当从第六章开始算起,对,也就是从《贾宝玉初试云雨情 刘姥姥一进荣国府》算起。相对于《红楼梦》的结构而言,刘姥姥这个人是关键,她老人家是一把钥匙,——要知道什么是“荣国府”,没有刘姥姥是不行的。“护官符”上说了,“贾不假,白玉为堂金作马”,这句话写足了贾府的尊贵豪富。可是,对小说而言,“白玉为堂金作马”是句空话,它毫无用处。曹雪芹作为小说的责任就在于,他把“白玉为堂金作马”的解释权悄悄交给了“贱人”刘姥姥。
刘姥姥是谁?一个“只靠两亩薄田度日”的寡妇。一个人,却有“两亩薄田”,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算作“贫农”,起码不算最底层。好吧,一个“中农”要进荣国府了,她在荣国府的门前看见的是什么呢?是石狮子,还有“簇簇骄马”,也就是好几辆兰博基尼和马萨拉蒂。——这是何等的气派,在这样一种咄咄逼人的气派面前,刘姥姥能放肆么?不能。在被“挺胸叠肚”的几个门卫戏耍了之后,她只好绕到后街上的后门口。到了后门口,刘姥姥第一个要找的那个人是“周大娘”,这并不容易。要知道在这里工作的“周大娘”总共有三个呢。找啊找,好不容易见到“周嫂子”了,刘姥姥这把钥匙总算是对准了荣国府大门上的锁孔。但刘姥姥要见的人当然不是“周嫂子”,而是王熙凤。在这里,曹雪芹展现了一个杰出小说家的小说能力,他安排另一个人出场了,那就是平儿。见到平儿的刘姥姥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咂嘴念佛”,这是大事临头常见的紧张与亢奋。其实呢,平儿也就是一个“有些体面的丫头”。是刘姥姥的老于世故帮了她的忙,要不然,倒头便拜是断乎少不了的。
接下来,凤姐才出场。凤姐的出现却没有和刘姥姥构成直接的关联,曹雪芹是这么写的,“凤姐也不接茶,也不抬头,只管拨手炉内的灰。”这18个字是金子一般的,很有派头,很有个性。它描绘的是凤姐,却也是刘姥姥,也许还是凤姐和刘姥姥之间的关系。这里头有身份与身份之间的千山万水。它写足了刘姥姥的卑贱、王熙凤的地位,当然,还隐含了荣国府的大。正因为如此,第六章是这样终结的:“老姥姥感谢不尽,仍从后门去了。”——你看看,好作家是这么干活的,他的记忆力永远都是那么清晰,从来都不会遗忘这个“后门”。当然了,刘姥姥并没有见着贾母,那是不可能的。她“一进荣国府”就像走机关,仅仅见到了“也不接茶,也不抬头”的凤姐。其实呢,凤姐也不过就是荣国府的办公室主任,一个中层干部。想想吧,凤姐的背后还有王夫人,王夫人的背后还有贾母,贾母背后还有贾政,贾政的背后还有整个四大家族,通过刘姥姥,我们看到了一个何等深邃的小说幅度与小说纵深。——什么叫侯门深似海?——什么叫白玉为堂金作马?是刘姥姥的举动让这一切全部落到了实处。
我从不渴望红学家们能够同意我的说法,也就是把第六章看做《红楼梦》的开头,但我还是要说,在我的阅读史上,再也没有比这个第六章更好的小说开头了。刘姥姥“一进”荣国府,我们这些做读者的立即感受到了《红楼梦》史诗般的广博,还有史诗般的恢弘。我们看到了冰山的一角,它让我们的内心即刻涌起了对冰山无尽的阅读遐想。如同贾宝玉“初试”云雨情一样,它让我们的内心同样涌起了对情色世界无尽的阅读渴望。这个开头妙就妙在这里,它使我们看到了并辔而行的双驾马车。



回到《促织》。我数了一下《促织》的开头,只有85个字,太短小了。可是我要说,这短短小小的85个字和《红楼梦》的史诗气派相比,它一点也不逊色。我只能说,小说的格局和小说的体量没有对等关系,只和作家的才华有关。《红楼梦》的结构相当复杂,但是,它的硬性结构是倒金字塔,从很小的“色”开始,越写越大,越写越结实,越来越虚无,最终抵达了“空”。
《促织》则相反,它很微小,它只是描写了一只普通的昆虫,但是,它却是从大处入手的,一起手就是一个大全景:大明帝国的皇宫: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相对于1700字的小说而言,这个开头太大了,充满了蹈空的危险性。但是,因为下面跟着一句“岁征民间”,一下子就把小说从天上拽进了人间。其实,在“宣德间”宫中是不是真的“尚促织之戏”,正史上并无明确的记载。当然,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正史上之所以没有记载,一切都因为宣德的母亲。失望而又愤怒的母后有严令,不允许史官将“宫中之戏”写入正史。然而,母爱往往又是无力的,它改变不了历史。历史从来都有两本:一本在史官的笔下,一本类属于红口白牙。红口白牙有一个最基本的功能,那就是嚼舌头。
附带说一句,大明帝国的皇帝是很有意思的,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给他们起了一个绰号,我把他们叫做“摇滚青年”。
现在我有一个问题,《促织》这85个字的开头有几个亮点?它们是什么?
在我看来,亮点有两个,一个是一句话:此物故非西产,第二个是一个词:“有华阴令欲媚上官”里的“欲媚”。我们一个一个说。
“此物故非西产”,这句话特别地好。这句话说得很明确了,既然这个地方没有促织,那么,小说里有关促织的悲剧就不该发生在这个地方。
问题来了,这里头牵扯到一个悲剧美学的问题,悲剧为什么是悲剧,是因为无法回避。悲剧的美学基础就在这里,你规避不了。古希腊人为什么要把悲剧命名为“命运悲剧”?那是因为他们对人性、神性——其实依然是人性——过于乐观,古希腊人不像我们东方人,他们不愿意相信人性——或者神性——的恶才是所有悲剧的基础,那么,悲剧又是如何发生的呢?一定是看不见的命运在捉弄,命运嘛,你怎么可以逃脱。只不过这一切和我们人类自己无关,只和那只“看不见的手”有关。所以,他们为人间的或神间的悲剧找到了一个很好的借口——命运,也就必然性。命运悲剧就是这么来的。这是古希腊人最为可爱的地方。这构成了他们的文化,在我看来,文化是什么呢?文化就是借口。不同的人找到了不同的借口,最终成为不同的人,最终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那么好吧,既然“此物故非西产”,悲剧就不该在这里发生了。道理很简单,泰坦尼克号的悲剧不该发生在太湖,大量的爱斯基摩人中暑而亡不该发生在北极,对犹太人的种族主义灭绝也不该发生在新西兰。我要说,因为“宫中尚促织之戏”,又因为“岁征民间”,没有蛐蛐的地方偏偏就出现了关于蛐蛐的悲剧,这里头一下子就有了荒诞的色彩,魔幻现实的色彩。所以,“此物故非西产”这句话非常妙,是相当精彩的一笔。经常有人问我,好的小说语言是怎样的?现在我们看到了,好的小说语言有时候和语言的修辞无关,它就是大白话。好的小说语言就这样:有它,你不一定觉得它有多美妙,没有它,天立即就塌下来了。只有出色的作家才能写出这样的语言。
刚才我说了,就因为“此物故非西产”这句话,小说一下子具备了荒诞的色彩,具备了魔幻现实的色彩。但是,我要强调,我不会把《促织》看做荒诞主义作品,更不会把它看做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一句话,我不会把《促织》看做现代主义作品,为什么不会?我把这个问题留在最后,后面我再讲。
我们再来看“欲媚”。“欲媚”是什么?从根本上说,其实就是奴性。关于奴性,鲁迅先生几乎用了一生的经历在和它做抗争。奴性和奴役是不一样的。奴役的目的是为了让你接受奴性,而奴性则是你从一开始就主动地、自觉地、心平气和地接受了奴性,它成了你文化心理、行为、习惯的逻辑出发点。封建文化说到底就是皇帝的文化,皇帝的文化说到底就是奴性的文化,奴性的文化说到底就是“欲媚”的文化,所以,“宫中尚促织之戏”这个开头一点都不大,在“岁征民间”之后,它恰如其分。处在“欲媚”这个诡异的文化力量面前,《促织》中所有的悲剧——成名一家的命运——只能是按部就班的。你逃不出去。这也是命运。
鲁迅在他的个人思想史上一直在直面一个东西,那就是“国民性”。面对国民性,他哀,他怒,但“国民性”是什么?在我看来,蒲松龄提前为鲁迅做了注释,那就是“欲媚”。我渴望媚,你不让我媚我可不干,要和你急,这是由内而外的一种内心机制,很有原创性和自发性。它是恶中之恶,用波德莱尔略显浪漫的一个说法是,它是一朵散发着妖冶气息的“恶之花”。因为“欲媚”是递进的,恒定的,普遍的,难以规避的,所以,在《促织》里,悲剧成了成名人生得以进行的硬道理。
说到这里我也许要做一个阶段性的小结,那就是如何读小说:我们要解决两个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大”的问题,一个是关于“小”的问题,也就是我们如何能看到小说内部的大,同时能读到小说内部的小。只盯着大处,你的小说将失去生动,失去深入,失去最能体现小说魅力的那些部分,只盯着小,我们又会失去小说的涵盖,小说的格局,小说的辐射,最主要的是,小说的功能。好的读者一定会有两只眼睛,一只眼看大局,一只眼盯局部。


在我看来,小说想写什么其实是不着数的,对一个作家来说,关键是怎么写。作为一个伟大的小说家,蒲松龄在极其有限的1700个字里铸就了《红楼梦》一般的史诗品格。读《促织》,犹如看苍山绵延,犹如听波涛汹涌。这是一句套话,说的人多了。我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是,苍山是如何绵延的,波涛是如何汹涌的。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到小说的内部了,小说的主人公,那个倒霉蛋,成名,他终于出场了。我说成名是个倒霉蛋可不是诅咒他,蒲松龄只用一个小小的自然段就把他的命运一下子摁到了底谷。成名是个什么人呢?蒲松龄只给了他四个字,“为人迂讷”。“为人迂讷”能说明什么呢?什么都说明不了。没听说“为人迂讷”就必须倒霉,性格从来就不是命运。问题出就出在《促织》开头的那个“里胥”身上,里胥是谁?蒲松龄说了,“里胥猾黠”。猾黠,一个很黑暗的词,——当“迂讷”遇见了“猾黠”,性格就必须是命运。
可以说,小说的一开始是从一个低谷入手的。成名一出场就处在了命运的低谷。成名被里胥报了名,捉促织去了,在这里,“滑黠”就是一片乌云,它很轻易地罩住了“迂讷”。“滑黠”一旦运行,“迂讷”只能是浑身潮湿,被淋得透透的。什么事情还没有发生呢,蒲松龄就写到了成名的两次死,一次是“忧闷欲死”,一次是“惟思自尽”。“忧闷欲死”是意向,“惟思自尽”是决心。这在程度上是很不一样的。小说才刚刚开始呢,成名就已经气若游丝了。
但是,天无绝人之路。小说向相反的方向运行了,希望来了。这是小说的第一次反弹。这个希望就是小说中出现的一个新人物,驼背巫。经常有年轻人问我,在小说里头该怎么刻画人物呢?我现在就来说说蒲松龄是如何刻画驼背巫的,蒲松龄所用的方法是白描,“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唇:严格地说,上嘴唇;吻:严格地说,下嘴唇;翕辟:一张一合的样子。很神,既神秘,又神奇,也许还神圣。驼背巫是不可能说话的,即使说了,你也不可能听得懂,——否则他或者她就不是驼背巫。一个作家去交代驼背巫说了什么是无趣的、无理的,属于自作聪明,很愚蠢;最好的办法是交代他或者她的动态:上嘴唇和下嘴唇一张一合。这一张一合有内容吗?没有,所以,读者“不知何词”。这不够,远远不够。它不只是神,还有威慑力,下面的这一句话尤为关键,“各各悚立以听”——所有的人都惊悚地站在那里听。这是一个静谧的大场景,安静极了,仅有的小动作是“唇吻翕辟”,还是无声的。“各各悚立以听”是“唇吻翕辟”的放大。如果这一段描写到了“唇吻翕辟,不知何词”就终止,可不可以?可以。可我会说,小说没有写透,没有写干净,相反,到了“各各悚立以听”,这就透彻了,干净了。有一次答记者,记者问我是如何写小说的,我说,“要把小说写干净”,结果第二天报纸上有了,说毕飞宇提倡写“干净的小说”,听上去很不错。其实他们夸错了。我不是那个意思。这个怨我,没说清楚。小说哪有干净的?反过来说,小说哪有不干净的?有人不喜欢现代主义绘画,说现代主义绘画画面不干净,色彩很脏。弗洛伊德说:“没有肮脏的色彩,只有肮脏的画家”,道理就在这里。
同样,既然要写干净,面对希望,浅尝辄止又有什么乐趣呢?那么干脆,再往上扬一步。——成名在驼背巫的指导之下终于得到他心仪的促织了,既然是心仪的促织,有所交待总是必须的。这只促织好哇:“巨身修尾,青项金翅”。读者不是万能的,他也有知识上的死角,可是,无论我们这些无知的读者有没有见过真正的促织,蒲松龄的交代也足以迷人了:是巨身,是修尾,脖子是青色的,翅膀是金色的。在这里,有没有促织的知识一点都不重要了,“巨身修尾,青项金翅”足以启动我们的想象:语言是想象力的出发点,语言也是想象力的目的地。人家蒲松龄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们还不高兴那是我们的不对了。事实上,高兴的不只是读者,也有倒霉蛋成名,是啊,成名“大喜”。回家,赶紧的,惯孩子,搂老婆,发微博,唱卡拉OK。到了这里,小说抵达了他的最高峰。在喜马拉雅山脉上,我们终于看到了珠穆朗玛峰的巍峨。
但是对不起了,悲剧有悲剧的原则,所有的欢乐都是为悲伤所修建的高速公路。在这条高速公路上,飙车的往往不是小说的主人公,而是主人公最亲的亲人。成名的儿子,他飙车了。他以每小时两百公里的速度撞上了集装箱的尾部。车子的配件散得一地。不幸中也有万幸,车毁了,人未亡。小说又被作者摁下去了,就此掉进了冰窟窿。
你以为掉进了冰窟窿就完事了?没有。冰窟窿有它的底部,这个底部是飙车儿子的死。为什么我要把儿子的死看做冰窟窿的底部?答案有两条。第一,这不是倒霉蛋成名的死,是他的儿子,这是很不一样的,第二,儿子的死不是出于另外的原因,而是被做父亲的所牵连,这就更不一样了。小说刚刚还在珠穆朗玛峰的,现在,一眨眼,掉进了马里亚纳海沟。
问题不在你掉进了马里亚纳海沟,问题是掉进了马里亚纳海沟是怎样的一幅光景。在我看来,小说家的责任和义务就在这里。他要面对这个问题。这个地方你的处理不充分,你的笔力达不到,一切还是空话。
我们来看看蒲松龄是如何描绘马里亚纳海沟的。他可不可以一下子就交代成名的悲痛?不可以。因为这里头牵扯到一个人之常情,人物有人物的心理依据和心理逻辑。我常说,小说不是逻辑,但是小说讲逻辑。儿子调皮,一下子把促织搞死了,成名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呢?不是悲伤,而是愤怒,把孩子打死的心都有。当他去找孩子的时候,蒲松龄说,“怒索儿”。从逻辑上说,这是不能少的。这不是形式逻辑,也不是数理逻辑,更不是辩证逻辑,它就是小说逻辑。等他真的从井里头把孩子的尸体捞上来之后,有一句话几乎像电脑里的程序一样是不能少的,那就是“化怒为悲”。这些都是程序,不需要太好的语感,不需要太好的才华,你必须这么写。
那么,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到底体现在什么地方?是这8个字:“夫妻向隅,茅舍无烟。”这是标准的白描,没有杰出的小说才华你还真的写不出这8个字来。隅是什么?墙角。夫妻两个,一人对着一个墙角,麻袋一样发呆;房子是什么质地?茅舍,贫;无烟,炉膛里根本就没火,寒。贫寒夫妻百事哀。这8个字的内部是绝望的,冰冷的。死一般的寂静,寒气逼人。是等死的人生,一丁点烟火气都没有了,一丁点的人气都没有。这是让人欲哭无泪的景象。我想,这就是小说所呈现的马里亚纳海沟了。我读过很多有关凄凉和悲痛的描绘,我相信你们也读过不少,你说,还有比这8个字更有效的么?关键是,这8个字有效地启发了我们有关生活经验的具体想象,角落是怎样的,烟囱是怎样的,我们都知道。悲剧的气氛一下子就营造出来了,宛若眼前,栩栩如死。你可以说这是写人,也可以说是写景,你可以说是描写,也可以说是叙事。在这里,人与物、情与景是高度合一的,撕都撕不开。
对了,补充一下,好的小说语言还和读者的记忆有关,有些事读者的脑海里本来就有,但是,没能说出来,因为被你一语道破,你一下子就记住了。好的小说语言你不用有意记忆,只靠无意记忆就记住了。
经常听人讲,小说的节奏、小说的节奏,节奏这个东西谁不知道呢?都知道,问题就在于,该上扬的时候,你要有能力把它扬上去,同样,小说到了往下摁的时候,你要有能力摁到底,你得摁得住。没有“夫妻向隅,茅舍无烟”,小说就没有摁到底,相反,有了“夫妻向隅,茅舍无烟”,小说内在的气息一股脑儿就被摁到最低处,直抵马里亚纳海沟,冰冷,漆黑,令人窒息。从阅读效果来看,这8个字很让人痛苦,甚至包括生理性的痛苦。
说到这里也许我又要补充一下,无论是写小说还是读小说,它绝不只是精神的事情,它牵扯到我们的生理感受,某种程度上说,生理感受也是审美的硬道理。这是艺术和哲学巨大的区别,更是一个基本的区别。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爱斯泰惕克”,每个人都知道,我们汉语把它翻译成“美学”。鲍姆嘉通当初为什么要使用这个词呢?其实还是一个主体和客体的关系问题。作为主体,我们需要面对客体,第一个问题就是知,同样,作为主体,另一个问题是意志力,也就是意。这都是常识了。但是,在“知”和“意”的中间,有一个巨大而又深邃的中间地带,鲍姆嘉通给这个中间地带命名了,那就是“爱斯泰惕克”。它既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全人类所有门类的艺术家都在这个中间地带获得了挑战权,挑战的既是心理,也有生理。



小说既然已经抵达马里亚纳海沟了,那么,接下来当然是反弹。摁下不去了,你不反弹也得反弹。请注意,《促织》到了这里,它的反弹是很有讲究的。这个反弹的内部其实还有一个小小的跌宕,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小幅度的抑和扬。从故事的发展来看,孩子是不能死的,真的死了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所以,孩子得活过来,——这是小小的扬,但随即就摁下去了,孩子傻了,——这是小小的抑。孩子为什么傻了呢,这个我们都知道的,孩子变成促织了。
好吧,孩子变成促织了。即使到了如此细微的地步,蒲松龄依然也没有放过,他还来了一次跌宕,这是成名心理层面上的:因为促织是孩子变的,所以很小,成名一开始就不满意,“劣之”,后来呢,觉得还不错,又高兴了,终于要了它,“喜而收之”。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将献公堂,惴惴恐不当意,思试之斗以觇之”。就小说的章法而言,这句话有意思了,我先把章法这个问题放下来,因为我有更加重要的东西要讲。
我要讲的问题是小说的抒情。
孩子死了,变成了促织。我的问题是,如果我们第一次阅读这个作品,我们知不知道这只促织是孩子变的呢?不知道。孩子活过来了,有一句话是很要紧的,成名“亦不复以儿为念”。这句话有些无情。但这句话很重要,如果成名一门心思都在傻儿子的身上,故事又发展不下去了。苛政为什么猛于虎?猛就猛在这里,孩子都傻了,但你还要去捉促织。这句很无情的话其实就是所谓的现实性。好,成名捉促织去了,接下来蒲松龄写到了成名的两次心情,都是有关喜悦的。第一次,是听到了门外促织的叫声,成名“喜而捕之”,第二次是促织跳到了成名的衣袖上,成名看了看这个小虫子,“视之,形若土狗,梅花翅,方首,长颈,意似良,喜而收之。”
我说过,“亦不复以儿为念”,这句话是无情的。我们本来可以在这个地方讨论一下小说的社会意义,但是,我觉得那个意思不大。我只想请大家想一想,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和大家谈论小说的抒情问题?小说在这里到底抒情了没有?我们往下看。
刚才说了,除了作者,没有人知道孩子变成了促织,但是,如果我们是一个好读者,我们也许会读到不一样的东西,我们会产生一些特殊的直觉。让我们来察看一下吧,看看蒲松龄是怎么写那只小促织的,他一口气写了小促织的5个动作,在1700个字的篇幅里,这一段简直就是无度的铺排——
第一个动作,小促织“一鸣辄跃去,行且速”;第二个动作是它被捉住了之后,“超忽而跃,急趋之”;第三个动作呢?“折过墙隅,迷其所在”,看,捉迷藏了;第四个则干脆跳到了墙上,“伏壁上”。你看看,这只小促织是多么地顽皮,多么地可爱,这哪里还是写促织,完全是写孩子,完全符合一个小男孩刁蛮活泼的习性。老到的读者读到这里会揪心,不会吧?这只小促织不会是孩子变的吧?
很不幸,是孩子变的。从第五个动作当中,读者一下子就看出来了。第五个动作很吓人,“壁上小虫忽跃落襟袖间”,看着成名不喜欢自己,小促织主动地跳到成名的袖口上去了。这太吓人了,只有天才的小说家才能写得出。为什么,因为第五个动作是反常识的,反天理的。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是小鸟还是小虫子,都是害怕人的,你去捉它,它只会逃避。但是,这只小促织特殊了,当它发现成名对自己没兴趣的时候,它急了。它做出了反常识的事情来了。
读到这里所有的读者都知道了,促织是孩子变的,唯一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只有成名。因为他“不复以儿为念”。这就是戏剧性。关于戏剧性,我们都知道一个文艺学的常识,叫“发现”,古希腊的悲剧里就使用这个方法了。在“发现”之前,作者要“藏”的,——要么作品中的当事人不知道,要不读者,或观众不知道。在《促织》里,使用的是当事人不知道。
我们还说抒情的事。请注意,关于促织,《促织》从头到尾都用了相同的词,“虫”。这里不一样了,是“小虫”,我再说一遍,是小虫哈,很有感情色彩的。即使克制如蒲松龄,他也有失去冷静的时刻。这是第一。
第二,再笨的读者也读出来了:“小虫”是成名的儿子。在这里,阴阳两个世界的父子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见面的。做父亲的虽然“不复以儿为念”,儿子却在一通顽皮之后,自己扑过来了。
孩子爱他的爸爸,孩子想给爸爸解决问题。既然自己给爸爸惹了麻烦,那么,就让自己来解决吧。为了爸爸,孩子不惜让自己变成了一只促织。
这一段太感人的,父子情深。在这篇冰冷的小说里,这是最为暖和的地方,实在令人动容。
我想提醒大家一下,小说的抒情和诗歌、散文的抒情很不一样。小说的抒情有它特殊的修辞,它反而是不抒情的,有时候甚至相反,控制感情。面对情感,小说不宜“抒发”,只宜“传递”。小说家只是“懂得”,然后让读者“懂得”,这个“懂”是关键。张爱玲说,因为“懂得”,所以慈悲。这样的慈悲会让你心软,甚至一不小心能让你心碎。



刚才我留下了一个问题,是针对“将献公堂,惴惴恐不能当,思试之斗以觇之”的。简单地说,这只小促织不行,我能不能交上去呢?我成名必须先试一试,让它和别的促织斗斗看。这很符合成名这个人,他一定得这么干。
小说到了这里有一个大拐弯,最精彩的地方终于开始了,你想想看,这篇小说叫《促织》,你一个做作家的不写一下斗蛐蛐,你怎么说得过去?斗蛐蛐好玩,好看,连“宫中都尚促织之戏”,老百姓你能不喜欢么?好看的东西作品是不该放弃的。
问题是,你怎么才能做到不放弃。
我经常和人聊小说,有人说,写小说要天然,不要用太多的心思,否则就有人为的痕迹了。我从来都不相信这样的鬼话。我的看法正好相反,你写的时候用心了,小说是天然的,你写的时候浮皮潦草,小说反而会失去它的自然性。你想想看,短篇小说就这么一点容量,你不刻意去安排,用“法自然”的方式去写短篇,你又能写什么?写小说一定得有“匠心“,所谓”匠心独运“就是这个意思。我们需要注意的也许只有一点,别让“匠心”散发出“匠气”。
我想说,就因为“将献公堂,惴惴恐不能当,思试之斗以觇之”,下面的斗蛐蛐才自然,否则就是不自然。这句话是左腿,迈出去了,斗蛐蛐就是右腿,你不迈出去是不行的。这就是小说内部的“势”。“势”的本意是什么?你们学过汉语,看看这个字的组合就知道了,是我们男人的两只“丸”子,那东西就叫“势”。没了这两个“丸”子,你就坐怀不乱了,事情到此为止,我保证什么事都不会发生;有了这两个“丸”子,好,事情复杂了,一件连着一件,往下发展呗。但小说的内部是没有这两只“丸子”的,一切要靠作家去给予,这就叫“造势”。“思试使之斗以觇之”就是造势。
我们还是来看文本。这一段写得极其精彩,可谓漫天彩霞,惊天动地。如果没有这一段,《促织》就不是《促织》,蒲松龄就不是蒲松龄。
斗蛐蛐这一段我想用这个词来概括,叫“推波助澜”。第一是推波,第二是助澜。这个推波相当考究,蒲松龄这一次没有压,是扬,扬谁?扬别人,扬那个好事者的“蟹壳青”,一下子把它推到了战无不胜的地步。这等于还是抑了。请注意一下,“蟹壳青”这个名字很重要,人家是有名字的,是名家,成名的这只小促织呢?属于“刀下不斩无名之鬼”的无名之鬼。结果很简单,“无名之鬼”赢了,“推波”算是完成了。在我看来,这个推波完成的很好,不过,它可没什么可说的。为什么呢?小说写到这一步大部分作家都能完成,我真正要说的第二个,是助澜。这才是这篇小说的关键。
我想说,人的想象有它的局限,有时候,这个局限和想象本身无关,却和一个人的勇气有关。如果一个普通的作家去写《促织》,他会怎么写呢?他会写这只促织一连斗败了好几个促织,最后,天下第一,然后呢,当然是成名完成了任务,成名的一家就此变成了土豪。如果这样写,我想说,这篇小说的批判性、社会意义一点都没有减少,小说真的完成了。
现在的问题在这里:乔丹摆脱了所有的防守队员,一个人来到蓝下,他是投还是扣?——投进去是两分,扣进去还是两分,从功利目的性上说,两分和两分没有任何区别。但是,乔丹是这么说的:“投篮和扣篮都是两分,但是,在我们眼里,扣进去是六分”。
“我们”是谁?是天之骄子,是行业里的翘楚,“我们”和普通的从业人员是不一样的。在“我们”的眼里,扣进去是六分。这是不讲道理的,但是,这才是天才的逻辑。
小说写到这里了,两分就在眼前,是投,还是扣?这是一个问题。这个球如果不是扣进去的,《促织》这篇小说就等于没有完成。在天才小说家的面前,小促织打败了“蟹壳青”,一切依然都只是推波,不是助澜。什么是澜?那只鸡才是。小说到了这里可以说峰回路转、荡气回肠了。我敢这么说,在蒲松龄决定写《促织》的时候,那只鸡已经在他的脑海里了,没有这只鸡,他不会写的。从促织到鸡,小说的逻辑和脉络发生了质的变化,因为鸡的出现,故事抵达了传奇的高度,拥有了传奇的色彩。在这里,是天才的勇气战胜了天才的想象力。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是鸡?
蒲松龄的选择有许多种,鸡、鸭、鹅、猪、牛、羊,也许还有老虎,狮子,狼。
如果我们一味地选择传奇性,让促织战胜了狮子,我会说,传奇性获得了最大化。但是,蒲松龄不会这样去处理,他渴望传奇,但是,依然要保证他的批判性,那就不可以离开日常。传奇到了离奇的地步,小说就失真,可信度将会受到极大的伤害。所以,蒲松龄的选择一定是日常的,换句话说,他一定会在家禽或家畜当中做选择。那蒲松龄为什么没有选择家畜?生活常识告诉我们,家畜和小昆虫没什么关系。那好,最后的选择就只有家禽了。我想问问大家,在家禽里头,谁对昆虫的伤害最大?谁最具有攻击性和战斗性?答案是唯一的,鸡。
我说了这么多,真正想说的无非是这一条,在小说里头,即使你选择了传奇,它和日常的常识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这里头依然存在一个真实性的问题。不顾常识,一味地追求传奇,小说的味道会大受影响。你不要投篮,要扣,要六分,很好。但是,你如果不是用你的手,而是用你的脚去扣篮,观众也许会欢呼,但是,对不起,裁判不答应,两分不会给你。小说也是有裁判的,这个裁判就是美学的标准。说到底,小说就是小说,不是马戏和杂耍。
我们都很熟悉《堂吉诃德》,公认的说法是,小说最为精彩的一笔是堂吉诃德和风车搏斗,如果堂吉诃德挑战的不是风车,而是马车,火车,汽车,我要说,《堂吉诃德》就是一部三流的好莱坞的警匪片。同样,如果堂吉诃德挑战的是怪兽,水妖或山神,我也要说,它依然是一部三流的好莱坞的惊悚片。是蒲松龄发明了文学的公鸡,是塞万提斯发明了文学的风车。
文学需要想象,想象需要勇气。想象和勇气自有它的遥远,但无论遥远有多遥远,遥远也有遥远的边界。无边的是作家所面对的问题和源源不断的现实。



我记得我前面留下过一个大问题,我说,《促织》是荒诞的,是变形的,是魔幻的,成名的儿子变成了“小虫”,它的意义和卡夫卡里的人物变成了甲壳虫是不是一样的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之所以把这个问题留到了最后,真是有感而发。因为我经常看到这样的评论,说,我们的古典主义文学作品当中经常出现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某些特征,比方说,象征主义文学的特征,意识流的特征,荒诞派的特征,魔幻现实主义的特征。有些评论者说,我们的古典主义文学已经提前抵达了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能不能这样说?我的回答是不能。我为什么要在这个地方说这个,是因为那些说法是相当有害的。
任何一种文学都有与之匹配的文化背景,也有它与之相对的文化诉求,《促织》的诉求是显性的,他在提醒君主,你的一喜一怒、一动一用,都会涉及天下。天下可以因为你而幸福,也可能因为你而倒霉,无论《促织》抵达怎样的文学高度,它只是“劝谏”文化的一个部分,当然,是积极的部分。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清楚,即便是到了蒲松龄的时代,我们的历史依然是轮回的历史,蒲松龄所做的工作依然是“借古讽今”,拿明朝的人,说大清的事。
西方的历史是很不一样的,它是求知的历史,也是解决问题的历史,它还是有关“人”的自我认知的精神成长史。它有它的阶梯性和逻辑性,西方的现代主义文学是在现代主义文化思潮当中产生的,它有两个必然的前提,一个是启蒙运动,一个是工业革命。在求知,或者说求真的这个大的背景底下,启蒙运动是向内的,工业革命是向外的。上帝死了,人真的自由了吗?他们的回答更加悲观。他们看到了一个巨大的窘境,人在寻求自我的路上遇到了比魔鬼更加可怕的东西,那就是异化。在费尔巴哈看来,人在上帝的面前是异化的,好,上帝被干掉了,马克思换了一个说法,真正让人异化的不是上帝,是大机器生产这种“生产方式”,蒸汽机或以蒸汽机为代表的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什么了?是无产,是赤贫、疾病和丑,是把自己“生产”成了机器。人的“变形”是可怕的,每个人在一觉醒来之后都有可能发现自己变了甲壳虫。这种异化感并不来自先知的布道,是个人——作为一个普通人的,普通的,普遍的——自我认知。它首先是绝望的,但是,在我看来,也是一种非常高级的自我认知。
同样是变成了昆虫,成名的儿子变成小促织则完全不同,这里头不存在生命的自我认知问题,不涉及生命的意义,不涉及生命的思考,不涉及存在,不涉及思想或精神上的困境。在本质上,这个问题类属于生计问题,或者说,是有关生计的手段或修辞的问题。
在面对“文学”和“历史”的时候,我们中国人喜欢这样的姿态:文史不分家,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文史不分家的。上面我们涉及到的可笑的说法,是标准的“文史不分家”的说法。但是我要说,文史必须分家,说到底,文学是文学,历史是历史。文学一旦变成历史固然不好,历史一旦变成文学那就很糟糕了。如果我们把文学的部分属性看做历史的系统性和普遍性,真的会贻害无穷。
关于《促织》,我就说这么多,因为能力的局限,谬误之处请同学们批评指正。

选自<钟山>2015年第1期
作者毕飞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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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魔王的遗书


星期五 二月 13, 2015 4:35 pm


罗刹女:

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了。我在天地之间混了几千多年,没想到居然落到了这般下场。你我夫妻一场,有些事情交代给你,你能照做,我也就瞑目了。

先交代一下身后事吧。我死之后,那几处房产,翠云山芭蕉洞你还继续住,本来也是你的房产;积云山火云洞那套房原来是买来给红孩儿的,现在他在领导身边当秘书了,估计也不会回来住了,虽然他不是我亲生的,但还是要留给他;积雷山摩云洞是我包二奶的房子不假,但那是人家玉面狐狸祖上留下的,她死了才过户到我名下,我死之后,把这套房卖了,成立一个慈善基金,用来拯救面临中年危机的妖怪们。

我被蒙了一辈子,基金就叫“蒙牛”基金吧。碧水金晶兽当时买的时候价格不菲,能跑能飞能潜水,还带人脸识别系统,比唐僧那白色宝马贵多了,把它也卖了,钱放基金里吧。 我老牛当妖怪当了几千多年,白手起家,少年得志。当年跟狮魔王、狡魔王七个弟兄混社团的时候,我是老大,孙悟空只排老小。后来天庭严打,社团散了,弟兄们逃的逃,散的散。

孙悟空最机灵,通过公开招考村官到了天庭,先是靠养马,因为他年龄有优势,干事有魄力,还有天庭组织部太白金星的关系,解决了编制和户口,后来又调到了园林处蟠桃园管理中心当主任。他本来是重点培养的后备干部,但进步太快,过度膨胀,犯了职务侵占、盗窃、寻衅滋事、危害公共安全多项重罪,被判了五百年。但他人脉仍在,释放后,居然马上就弄了个事业编,跟唐僧一起参与取西经重点工程了。真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啊。

社会就这样,我没关系没背景,一直做妖精,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 我在没落的时候仓促与你结合,说实话没爱情,当初的确是看你翠云山有独栋房子,火焰山有稳定收入,上层太上老君那边也有关系。我年纪不小了,选拔天庭公务员没指望,连个稳定的工作都没有,户口更谈不上了,所以我不在乎你跟太上老君的过去,谁又没有点过去呢?没曾想高攀你,却成了我一辈子悲剧的根源。大家都知道我们夫妻关系不和,长期两地分居,都说我在外面包二奶,可是又有谁知道我内心的痛苦!你性格强势,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拔剑砍人,没有一点温柔可言,而且你拿芭蕉扇降雨挣钱,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我没固定收入,没有家庭地位,天天被你骂没本事,吃软饭。树要脸,牛要皮啊!这些我就忍了,谁让我倒插门了呢。我受不了的是你不忠!他炼丹炉的安全责任事故落下了个火焰山,从昆仑山扯了个芭蕉扇,让你负责灾后处理,算是给你了个肥差,借此跟你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他那么大一个领导干部,官至副天庭级,我是敢怒不敢言,只能带着绿帽强颜笑,打落门牙肚子里吞。最可恨的是,你们居然生出了个红孩儿,让我顶雷。天上地下谁看不出来啊?如果是我生的,会没有角么?会没有毛么?会没有一点儿牛的样子么?他生下来就会吐三昧真火,除了太上老君,谁还玩三昧真火?还叫红孩儿,不知道我们牛最冲红色么!有件事我瞒着你,现在说也无所谓了,我弟弟如意真子在西凉女国卖计生用品,我一直在喝他给的避孕水,根本不可能让你怀孩子!你们真是不拿村长当干部,不拿公牛当动物,真是欺人太甚了!所以我只能到各个酒场夜场应酬来麻醉自己,只能找其他的女人来安慰自己受伤的心灵。

你老说我不疼爱红孩儿,让他自己一个人住积云山火云洞。可他用得着我疼么?太上老君明着暗着罩着他,把这小子养的骄横跋扈,无法无天,欺负山神土地就不说了,小小年纪就改装喷火车,在小区门口挡唐僧的路,还打了人家徒弟,完事还喊 “他爸是牛魔王”,“谁敢叫菩萨”。这事儿网上炒作的厉害,我受到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坑爹都没坑到真爹啊,真以为我有他亲爹太上老君那么大的本事去删帖啊。还有,他被收容教养后居然也能到菩萨身边当秘书,这是太上老君托人活动的吧?金吒木吒能当秘书那是因为李天王,你怎么可能有这么大本事。

后来发生的事,我也不想提了,玉面狐狸死了,我很心痛。可是我不怪孙悟空,我知道我惹不起他,他收拾红孩儿、强卖我弟弟的计生用品、吓唬我小老婆,我都忍着,一是怕得罪他没好下场,二是我发现他还挺正直的,知道朋友妻不可欺。可是你呢?芭蕉扇灭火本来是给钱就行的事,他们干的是政府重工程,大唐专项拨款,经费充足的很。可你非要腻腻歪歪的折腾他三次,别人不知道你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么?你是独守空房太久了,可连我结拜兄弟都勾引,你还要脸么?人家专门过来跟我解释,可你恼羞成怒,非要我去跟他斗,现在好了吧,落得个身败名裂的下场。要说恨,我恨沙和尚,这个孙子以前在天庭机关办公厅搞服务,老奸巨猾,跟唐僧一路上什么风险也不担,谁都不得罪,整天大师兄说的对、师父说的对。他怕打怪得罪人,路上一个都不打,唯独欺负玉面狐狸没背景,把她打死了,真是个十足的小人。

我年轻时也踌躇满志,到现在却一事无成,家庭不和睦,婚姻不幸福,事业没起色。 哎,选择单身却耐不住孤独和寂寞,选择婚姻却受不了痛苦和烦恼。 我带了一辈子绿帽子,装了一辈子爹。谨小慎微,怕事躲事,却落得个爱人惨死,自己被判妨碍执行公务罪,我知道幕后黑手是谁,可我却申诉无门。我好累,我好无奈,万念俱灰。真希望来世能平平淡淡做个妖。我知道就算死后也落不下什么好名声,无所谓了,知我罪我,唯其春秋。 看在夫妻一场的份上,最后劝你一句,跟他断了,过普通妖怪的生活吧。再见了……

大力牛魔王绝笔!

来源网络,作者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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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届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参评作品征集启事


星期四 二月 12, 2015 5:13 pm


第六届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参评作品征集启事



各市剧协、会员:

由中国文联和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戏剧奖·小戏小品奖的终评将于2015年10月举行。本协会可报送6件作品。

一、各市剧协可向省剧协推送2部作品,由省剧协评审后择优报送中国剧协。2013年11月之后参加过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的小戏小品活动的优秀作品,可由中国戏剧家协会艺术发展中心推荐(不通过省剧协)。

二、2012年以来创作、体现中国价值观念、体现中华文化精神、反映现实生活,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有机统一的小戏小品作品,或者在思想、情感方面与现实生活结合紧密的新编古装小戏小品作品以及改编传统作品,均可参评。

三、小戏曲、小话剧演出时长在30分钟以内;小品演出时长在12分钟以内。

四、参评作品须提供报名表、剧本文稿的电子版和演出录像光碟。演唱类作品及方言作品,建议在录像中录入字幕,以便观看。

五、报送截止日期为2015年5月17日

六、作品报送及联系地址:杭州市下城区建德路9号;邮政编码:310006;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电话:0571-87062251;联系人:吴优优。

(来件请备注:小戏小品参赛)

文件全文及报名表下载处

浙江省戏剧家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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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frankjiang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9:38 am

祝福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Laughing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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