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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者路遥


星期日 三月 01, 2015 9:54 am


 创作者的路遥是孤独的。因为《人生》获得的成功,路遥在陕西乃至全国文学界的作家队伍中遥遥领先。这领先让从小个性要强的路遥,大大吐了一口气,这是一股舍我其谁的霸气。领先者必然被追逐,被簇拥;同时,领先者路遥欲往何求,也成为摆在他面前的一大命题,这命题让他不敢享受成功的喜悦,很快又重复起艰难的跋涉和远行,因此他又一次陷入孤独。
  二十岁时,路遥曾经有过一个念头:这一生如果要写一本让自己感动规模很大的书,或者干一生中最重要的一件事,那一定是在四十岁之前。
  此时的路遥,已经进入了而立之年,这个意识变得强烈而且相当明确,要把早年富有浪漫色彩的幻想变为人生的现实。只有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人才有可能成就某种事业。
  从1982年到1983年间,路遥“平静而紧张地”开始了《平凡的世界》的准备工作。他将自己从名目繁多的社会活动中抽身出来,远离喧嚣的采访,逃避热心读者的追踪,文学活动不再见到他的身影。
  路遥首先静下心来阅读,他列了一个近百部长篇小说的阅读书目。这些书,有的是重读,有的是新读。有的要细读,有的仅粗读。尤其是要尽量阅读、研究、分析古今中外的多部头长卷作品。这是路遥第三次阅读《红楼梦》,第七次阅读《创业史》。
  之后,路遥按计划转入“基础工程”——准备作品的背景材料。于是,新一轮的阅读又开始了。为了更清晰、准确地把握1975年到1985年这十年间的时代背景,路遥找来十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以及一种省报、一种地区报和《参考消息》的全部合订本。“手指头被纸张磨得露出了毛细血管,搁在纸上,如同搁在刀刃上,只好改用手的后掌(那里肉厚一些)继续翻阅。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件恼人的工作做完。”
  这项工作结束后,路遥又进入另一个更大规模的“基础工程”——到实际生活中去,即“深入生活”。他要回到陕北,回到他热爱的黄土地上,开始他计划中的体验生活。
  提着一个装满书籍资料的大箱子,路遥开始在陕北各地奔波。方方面面的生活都能令他感兴趣。乡村城镇、工矿企业、学校机关、集贸市场;国营、集体、个体;上至省委书记,下至普通老百姓;只要能触及的,就竭力去触及。有些生活是他过去熟悉的,但为了更确切体察,再一次深入进去——路遥将此总结为“重新到位”。有些生活是过去不熟悉的,就加倍努力,争取短时间内熟悉。对于生活中现成的故事,他倒不十分感兴趣,因为他认为,故事是可以编的——作家主要的才能之一就是编故事。而对一切常识性的、技术性的东西且不敢有丝毫马虎,一枝一叶都要考察清楚。比如详细记录作品涉及到的特定地域环境中的所有农作物和野生植物;从播种出土到结籽收获的全过程; 当什么植物开花的时候,另外的植物又处于什么状态;这种作物播种的时候,另一种植物已经长成什么样子,民风民情民俗,婚嫁丧事等等。
  路遥的体验生活不是走马观花,而是身体力行。他在山上放过羊,在田野里过过夜。来到延安时,他还与新婚蜜月中,刚刚在延安报社做了记者的四弟王天乐一起,来到延安市的东关,两人穿上了一身破旧的衣服,装扮成王天乐当年在延安东关揽工的样子。很快,他们就被延安沟门的一个工头招去了。因为王天乐当年揽工时,肯吃苦,肯出力,名声好,所以,工头一眼就认出了王天乐。
  兄弟俩一连在工地上干了三天,路遥干活不专业,一共挣了30元钱,还被扣掉20元。两人三天挣了50元钱。哥俩回到宾馆洗了热水澡,赶快将破旧衣服脱掉。因为延安的熟人太多,真的遇上了,不好向人家解释。50元钱挣得很有纪念意义,路遥对四弟天乐说,咱俩现在一起去邮局,将这笔钱寄给父亲去。
  之后,路遥赶赴陕西铜川,先在铜川矿务局鸭口煤矿体验生活,作为挂职的铜川矿务局宣传部副部长,路遥没有在吃住方面提任何要求,而是一来到矿上,就要求下矿井。他要和矿工们一起劳动,与矿工交朋友。
  头上戴着一顶矿灯,穿着一件破旧的满是煤灰的工作服,脖子上也学着采煤工的样子,扎一条白毛巾,跟着工人乘上下井的升降罐笼车。这时候的路遥,活脱脱一个采煤工模样。
  1985年秋天,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的前期工作全部完成。路遥决定到铜川一个偏僻的陈家山煤矿去开始第一部初稿的写作。尽管他已间接地占有了许多煤矿的素材,但对煤矿这个环境的直接感受,远远没有其它生活领域丰富。按全书的构思,一直要到第三部才涉及到煤矿。也就是说,大约在两年之后才写煤矿的生活。但是路遥知道,进入写作后,他就很难再中断案头工作去补充煤矿的生活。
  “正是秋风萧瑟的时候,我带着两大箱资料和书籍,带着最主要的‘干粮’——十几条香烟和两罐‘雀巢’咖啡,告别了西安,直接走到我的工作地——陈家山煤矿。”(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陈家山煤矿已经在离矿区不很远的矿医院为他准备了一间用小会议室改成的工作间,一张桌子,一张床。
  “随后,我在带来的十几本稿纸中抽出一本在桌面上铺开,坐下来。心绪无比的复杂。我知道接下来就该进入茫茫的沼泽地了。但是,一刹那间,心中竟充满了某种幸福感。是的,为了这一天的到来,我已经奔波了两三年,走过了漫长的道路;现在,终于走上了搏斗的拳击台。
  是的,拳击台。对手不是别人,正是自己。”(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五六天过后,路遥已经开始初步建立起工作规律,每天伏案十五六个小时,掌握了每天大约的工作量和写作进度。墙上出现了一张表格,写着1到53的一组数字——第一部共53章,每写完一章,就划掉一个数字;每划掉一个数字,路遥都要愣着看半天那张表格。路遥心里很清楚这一组数字意味着什么,那是一片看不见边际的泥淖。每划掉一个数字,就证明他又前进了一步。路遥极力克制着不让自己遥望最后“53”这个数字,只要求自己扎实地迈出当天的一步,迈出第二天的一步。
  一向喜欢孤独的路遥,此刻也惧怕起了孤独。从来到陈家山煤矿,屈指算算,已经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日子。多少天里,没和一个人说过一句话。白天黑夜,一个人孤零零地在这间写作间里,作伴的只有一只老鼠。
  夜深人静时,突然从远处传来一声火车的鸣叫,这鸣叫,让路遥忍不住停下笔,陷入到遐想之中。这充满激情的声音似乎是一种呼唤。路遥不由得想到是朋友和亲人从远方赶来和他相会,月台上,是他那揪心的期盼与久别重逢的惊喜。
  “有一天半夜,当又一声火车的鸣叫传来的时候,我已经从椅子上起来,什么也没有想,就默默地、急切地跨出了房门。我在料峭的寒风中走向火车站。
  火车站徒有其名。这里没有客车,只有运煤车。除了山一样的煤堆和一辆没有气息的火车,四周围静悄悄地没有一个人。我悲伤而惆怅地立在煤堆旁。我明白,我来这里是接某个臆想中的人。我也知道,这虽然有些荒唐,但肯定不能算是神经错乱。我对自己说:‘我原谅你。’
  悄悄地,用指头抹去眼角的冰凉,然后掉过头走回自己的工作间——那里等待我的,仍然是一只老鼠。”(路遥《早晨从中午开始》)
  这就是生活。你既然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就得舍弃人世间的许多美好。
  长长地吐出一声叹息,路遥重新坐回桌前,回到那一群虚构的男女之间。在这样的时候,来描绘他们的悲欢离合,就如同一切都是路遥自己切身的体验和感受。一个流着幸酸的或者是幸福的泪水的人,在讲述他们的故事——不,这已不是故事,而是生活本身。
  从1985年秋天进入陈家山煤矿后,墙上那张表格,终于被路遥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划掉。“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终于完成了初稿。要出山了。要和这个煤矿、这个工作间告别了。要见到亲爱的女儿了。坐在车上,路遥默默地留下了眼泪,没有遗憾,只有感叹。因为他有一份二十多万字的礼物,给予这段不平常的日子,应该算作是一个小小的凯旋。
张艳茜---未央文学双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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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则徐名言名句大全


星期日 三月 01, 2015 9:51 am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
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
岂能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
状开元景三阳态,探得花香一树春。
社燕逢春留好语, 地无寒谷春常在。
师敌之长技以制敌。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有容乃大千秋几?无欲则刚百世师。比武守疆驱虎豹,论文说理寓诗词。为官首要心身正,盖世功勋有口碑。
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海到无边天作岸;山登绝顶我为峰。
鸦片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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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益南:八十年代国内的阅读浪潮


星期六 二月 28, 2015 10:54 am


一个时期对书籍的浪潮性集体自觉阅读,往往标示了那个时期国民的内心企望。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人的阅读,是从打倒“四人帮”后的恢复性阅读,而向纵深与多元发展,并以浪潮般气势,强力推动的十年。

  七十年代的最后几年,因“四人帮”的倒台,文革十年中曾被严厉批判、被禁止阅读的众多文艺图书,率先破冰而重新面世,并立即受到广大读者的热烈追捧。如长篇小说《青春之歌》、《创业史》、《红旗谱》、《三家巷》、《苦斗》等,都予以重新再版,大量发行。《三国演义》、《红楼梦》、《水浒》、《西游记》四大古典名著,也大规模地进入新华书店的柜台,面向大众。
  而《人民文学》、《上海文学》、《大众电影》等杂志,更是一时竟洛阳纸贵,每期发行上百万册都无法满足读者的购买,成为了特殊的紧俏商品。以至当时订阅一份这样的杂志,都需要在邮电发行部门有熟人,才能如愿成为订户。
  如今的编辑,是很难想象当时那种无比美妙之风光了:不是一本书,而是很多种书,动则一种就可发行数十万;不是某一本杂志,而是几乎所有的杂志,轻轻松松就能卖出几十万、上百万册!而现在读者,大概也不大可能再体会到,为获得一本书、买到一种杂志,而思绪能够进入书比钱要“贵”很多的意境了!
  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书与刊,的确是思想寻求解放的第一武器。
  当然,当时那种如饥似渴般的阅读热浪,主要是因文革的严厉禁锢被解除后,所产生的一个巨大反弹。之中,多是一种恢复性阅读,而并非出版与阅读的常态。
  因此,在进入八十年代后,随着文化领域的新一轮发展,包括《人民文学》、《大众电影》在内的绝大部分文艺刊物,便很快从发行高峰上坠落下来,对其的阅读热潮,也基本退去,只留下极少数近于专业爱好的读者,在坚守着那份有过的阅读。
  恢复性阅读的特点,其重心在于:或寻找曾促使过人们激情高扬的以往,或怀念曾让人有过的平静淡泊。这个时期的阅读心态,既很少从实质上批判历史深处的错误,更少有对未来生活的重新憧憬与思考。
  不过,在进入八十年代之前夕,对阅读的一个破冰性理念,出现了。
  1979年4月创刊的《读书》杂志上,其刊发的一篇文章《读书无禁区》(作者是时为中宣部新闻出版理论处处长的李洪林),立即引发了知识界一次空前的思想大激荡、大震动。从而,对当时打破精神枷锁、促进思想解放,起了极为重要的推动作用。
  从此,使国人的阅读,自1949年以来,第一次,事实上成为了一种真正的自由。
  即便此后,也曾发生过若干次极左思潮及其运动的干扰,但“读书无禁区”的理念,犹于一座鲜明的里程碑,终究已深入人心,不可逆转。并且,在进入八十年代后,牵引了国内一波又一波的阅读大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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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十年代之初,随着七十年代末的伤痕、怀旧文字的消褪,人们的阅读开始转向了对整个社会现实的思考。这种转向型阅读,主要体现在批判社会现实的激奋阅读、与探索未来社会模式的深度阅读这二个方面。
  以对《在社会的档案里》、《假如我是真的》这二个现实主义剧本的阅读,拉开了对特权问题重提批评的序幕,并立即在思想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批判与反批判,由此,使人们思考的方向,开始进入到现行政治制度是否合理的层面,而不再仅仅是伤痕式的控诉,或就事论事对个别问题的批判。
  《在社会的档案里》是一部电影文学剧本,作者王靖十分大胆而尖锐地把批判锋芒,指向了深藏于社会体制内的封建特权。比如首长可以不受约束地享受海滨疗养院和专职的医护人员,可以通过一个电话就能把儿子送往军医大学,可以随意在一个夜晚、把年轻的女护士唤来压倒在“床上”,任意凌辱。
  上海作家沙叶新创作的话剧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则因讽刺干部腐败、以权谋私等现象,引起广泛争议。该剧取材于当时上海发生的真实故事:一个小青年冒充将军的儿子,招摇撞骗,骗倒了许多人。诱人上钩的理由无非是“高干子弟”掌握特权,可以办到常人办不到的事情。题目暗含深意:假如骗子冒充的身份是真的,是否就不会东窗事发?
  另一方面,以金观涛主编的《走向未来》丛书与李泽厚的《美的历程》为代表,精英文化则以浩浩荡荡之势,以全新启蒙式思考为武器,开始对社会发展的历史,与今后中国发展的方向及道路,进行了深层次全方位的回放与探索。这种新时期的精英文化,其特点是,不再象以往那样,仅仅以马克思主义著作为蓝本,而是广泛集合了以往人类思想文化的精华。因此,对它们的阅读,便极大的拓展了读者的视野,爆炸式提升了读者的思维。
  1984年,《走向未来》丛书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开始出版发行后,即成为了当时国内最具影响力的读物,代表了当时中国思想解放最前沿的反省与思考。该书出版时间跨度五年,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多个方面,包括了外文译作和原创著作,预计出版100种左右,到1988年共计出版74种。如果说,这三十多年来,中国人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文化、经济、艺术等各个方面,能逐渐有了客观、理智、欣赏与学习的态度,尤其对经济发展中“看不见的手”,与“如何走向现代国家之路”的途径,都能有了强烈的认知、思考与理解,相当程度上,确是得益于对《走向未来》这套书的阅读。
  而《美的历程》一书,则从哲学高度统一了社会与自然。李泽厚以优美的文笔,考察了从远古图腾到明清绘画等数千年华夏民族的艺术发展,探讨了美与人的本体存在、美感与心理情感等问题,并提出美学与人类命运关连的前景,让读者能驰骋于艺术的美妙天地,直接感触到中华民族的心灵历史。该书自八十年代初出版以来,数次再版,引导了一批又一批的读者,步入对美的追求行列,从而消融了那种“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蛮荒情结,成为了人文阅读多样化的一个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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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精英文化图书开始不懈地进入人们的阅读之同时,大众文化的阅读,在“读书无禁区”旗帜指引下,更是掀起了一阵又一阵前所未有的浪潮,从而极大的丰富了人们的文化享受。
  新中国的前三十年,对文艺图书功能的定位,基本上是作为学习的一种工具,重在教育与宣传。而从未视其也可以是一种消费,可以是一种娱乐。所以,文革前出版的图书,就都只强调其教育意义,而从不重视出版那些也能让人愉悦、轻松、休闲的书刊;到文革中,文艺书刊更是一派萧杀,民间的大众文化全被斥为“封建”“没落”“腐朽”了。
  因此,传奇武侠之类书刊,竟然成为了一阵阵阅读潮,无疑是大众读者对以前片面的图书出版观念及状态,所作的一次下意识强力反抗。
  八十年代大众文化的尖兵代表,似应首推湖北沙市出版的《中华传奇》杂志。
  这本由一个地方文联编辑出版的16开杂志,以其内容是当时很少见且很有趣的武侠、传奇故事为利器,迅速占尽了国内的街头书店书摊及邮局报刊零售点,征服了大江南北的千百万读者,掀起了一股强大的“传奇”热。阅读《中华传奇》杂志,刹时竟成了一种热潮,顿使该杂志在不长的时间内,就成为了每期印数超百万册、却仍供不应求的畅销刊物。
  《中华传奇》供不应求,而当时又没有电脑扫瞄出片手段,基本还是铅字排版印刷,操作复杂且周期较长,所以盗版一事尚未能够问世登台。
  因此,填补《中华传奇》没能满足的市场,就是“跟风”。
  于是,随《中华传奇》之后,各种“传奇”大军蜂涌而至。
  一批眼快手也快的民营书商,在与一些杂志社、出版社的合作之下,迅速申报改变刊物内容方向与刊名,或以书号代刊号,很快推出了《中华传奇》模式的复制品,象《中外传奇》、《南天传奇》、《传奇》、《茶馆》等一类杂志便应运而生,并且,也同样获得了不下于《中华传奇》创造的业绩。一本这样的杂志,当时每期发行近百万册,都是件较为轻松、常态的事情。
  有些原名不见经传的专业性小报(如广西侨报、湖南体育报),出于对经济利益的追逐,也很快搭上了这股热潮的便车,以报纸特有的低廉价格分享市场,并且同样赚到了当时就令业内人眼红不已的暴利。他们在不改报纸名称(但出版时,则将其报纸名称故意以小号字印在较偏的位置)的情况下,却专刊传奇武侠故事,每期一大篇,以传奇故事的标题作了实际的报纸名称(如“东方美人窟”、“阿波罗登月”“白发魔女传”等),每期报纸便如一部中篇传奇小说,其发行量则能高达数百万份。
  中国的阅读市场实在是太大了,当时中国人对大众文化的阅读,也实在是太渴求了。所以,在今天看来不过是些趣味故事休闲谈资的内容,竟可以在八十年代中期前后,横扫大众文化的阅读市场,并获得了令今天办杂志的人无不惊羡的名利双重效益。
  上世纪八十年的大众阅读,其市场构成力量,主要是有一定文化消费能力的中、青年人群体。
  而今天,成为大众阅读市场主力军的,则已是“先天”(家庭经济支持)具有很大购买力度的大、中学生及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了。所以,郭敬明为代表的新生代作家,一出手,就在市场上击败了传统写作,而刮起了一阵阵“另类青春”阅读的浪潮,并能牢牢获得了其强大的特有读者群体的追捧。
  阅读的历史,既有重复,也在前进。
  当年《中华传奇》的横空出世,不仅打开、奠定了国内大众文化的竞争型市场化格局,而且,借助不断高涨的大众文化阅读,消失了三十年的书报刊之民间销售渠道,也得以恢复与发展。这种来自底层的推动,有力的促进了中国出版业的改革,催生孕育出了新中国第一批民营图书出版发行业大军。以广州东园路、长沙黄泥街、武汉武胜路、成都盐道街等面向全国的四大书市,作为八十年代的代表,形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书业的最初格局。
  此后不久,包括“皇城之域”的北京(金台西路)、“东方明珠”的上海(文庙)在内,各省各地民营书刊业市场也纷纷跟进,建起了本地的图书批销大本营,使民营书刊出版发行业,在新中国成立四十年之际,已成建制的作为一个全国性行业,正式重新崛起于华夏大地。
  无疑,这一切,既使国有出版社与新华书店系统的改革,面临了强大的近距离挑战;同时,也获得了一次大跳跃发展的机会。
  最初二年,几百家出版社与新华书店中人,对阅读的市场化潮流已开始了这一事实,还是浑然不悟、或甚是鄙夷岐视。民营书商们便得以一揽了大众文化阅读的天下,名种传奇武侠内容的书报刊,基本都是在新华书店系统之外,经他们之手,发行销售到了国内一切可以有交通进出的地方。因此,所谓“第三渠道”(新华书店、邮政局之外的发行网络)、“第二渠道”(国营之外的民营发行业)的称呼,及其可观的发行实力,便日益为业内外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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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毕竟,出版社与新华书店有着种种强大的优势,而选择出版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则表明了它们对八十年代大众文化阅读服务的有力参入。
  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阅读浪潮的兴起,是大众文化有了宽松出版环境的标志。
  武侠小说虽说文革前就已出版过,如《三侠武义》、《七侠武义》,但却始终处于类似被批判的阅读位置,因而“江湖义气”,在1949年后已成了一个贬义词。所以,这些书的出版量并不大,也从未形成为一种潮流。
  然而,梁羽生、金庸以及后来台湾作家古龙的武侠小说,因其内容中那种场面广阔的清新格局,高于《七侠五义》之类的陈旧老套,加上其文笔具有的时代感,让今人读来甚是轻松惬意。所以,一经问世,即立马征服了几乎所有中国人的阅读,还很快席卷大陆。其势之威,几近造成全民阅读的局面,甚至让众多名人权贵也兴致勃勃地捧读。上到邓小平、王蒙等政治家、文化人,下到工人、学生,几乎各阶层人士都喜爱上了这种“成人的童话”。
  尤其,对于对《传奇》类故事而不屑的读者,似乎,终于也找到了符合他们身份的休闲阅读的对象。
  因为出版社与新华书店是国营的,它们对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有着的绝对的垄断地位,故而,使民营书商对此事只能望洋兴叹,无从染指。而出版与发行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所带来的巨额收益,又让天生与市场密切相联的民营书商们,无比羡慕。
  于是,一种以“合作出版”名义、实为对国有出版垄断权力进行“寻租”、俗称之为“买书号”的方式,在实践中应运产生了。这种方式,既使民营书刊发行企业,也得以分享参入了梁羽生、金庸武侠小说的出版发行,而更是拉开了对出版界进行改革的首次实质性攻坚序幕。
  1984年,湖北省会计协会一位叫张元奎的干部,因他以非新华书店经销的方式,自己成功发行了该会计协会编写出版的专业刊物,并获得了很大的经济效益。由此,他便率先在全国第一个创办了集体所有制性质的民营书刊发行公司——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该公司当年就拥有了员工达800余人,气势搞得很大。因而,也使张元奎成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民营书刊行业的第一人,受到了各方关注。
  为获得更好的经营环境,张元奎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写了一封信,汇报了他的创举及其困难。对此,胡耀邦很快作了批示,肯定与赞扬了他创办的事业。这样,张元奎的“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便获得了近似新华书店的发行权力,而且,他们又比新华书店有开创性。因此,在出版发行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一事上,“武汉书刊发行联合公司”便直接与出版社合作,不仅仅只是发行销售,而且参入了出版,与出版社一道分担出版环节的风险与利润。
  张元奎的成功,鼓励了众多刚刚从个体地摊经营中站起来的民营书商,一大批私有的民营书刊发行公司,便应运而生,屹立于逐渐强盛起来的各地书市之中。与出版社“合作出版”的寻租(买书号)模式,也不仅仅局限于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慢慢开始进入到其他图书种类,以满足读者阅读兴趣的多元需求。
  由于这种“寻租”(买书号)出版模式的迅速普及,一个自1949年以后从未有过的、五彩缤纷波浪起伏的阅读年代,在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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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紧随梁羽生、金庸的武侠小说而来的大众阅读,是琼瑶、亦舒、岑凯伦等人的言情世界。从青春小说《窗外》开始,《我是一片云》、《玫瑰的故事》、《爱的彩衣》等等接踵而来。琼瑶、亦舒、岑凯伦等人的书,当时既吸去了巨多的少男少女口袋里的许多钞票,也催落了很多中年女性伤感的泪花。
  琼瑶、亦舒、岑凯伦这些作家都是港台人士,写的故事其实也很老套,但为什么她们的作品能在大陆获得如此多的读者呢?
  显然,是因大陆自1949年以来描写情爱的小说,基本上都受革命观念的制约,不能真正进入到人性层面,从而也无法真实并深度的表现人们对情爱的体验与向往。因此,琼瑶、岑凯伦、席娟等人的作品,便轻易就拨动了大陆中青年读者内心深处的人性之弦,由此产生出了与作品的大规模共呜。
  在大众读者尚在刀光侠影、或卿卿我我的意境中游弋之际,八十年代后期,以美国作家谢尔顿的《假如明天来临》出版畅销开始为信号,一股现代欧美通俗小说热,又莫名其妙地异军突起,形成了一种新的阅读潮。一部近40万字的厚厚的二战间谍小说《堕落》,居然短短二个月时间,一次就热销了40万册!如此多的人买,如此多的人读。
  而且,这次阅读浪潮中,只流行现代欧美通俗小说。有的书商将此误读为“外国”小说热,便出了几本日本小说,结果竟无人问津,以亏损告终。即便象森村诚一、松本清张那样著名的社会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青春的证明》与《砂器》等作品,对它们的阅读,也始终未能形成很大的热潮。
  这种情况,的确有些诡秘。
  照说,日本的文化,远比欧美文化,接近于中国。而且,日本的电视剧,如《血凝》、《排球女将》、《聪明的一休》等,当时早已成为中国观众的热选。
  为什么在这次阅读流潮中,却惨败于欧美的小说上呢?
  现代欧美通俗小说居然也能突出奇兵,短暂一领阅读之风骚,除因得到民营发行“第二渠道”当时3万多处图书摊(店)点的鼎力销售之外,显然,是对现代西方的好奇这种潜意识,在支持此次大众的阅读。
  否则,为何那些经典的西方文学名著,都未能在这次阅读热中显出特别的光彩?为何同样是来自资本主义文化的日本小说,却反而受到冷遇?
  欧美通俗小说阅读潮中公开出现的一股支流,便是性及性爱类作品,包括充斥了大量性描写内容的低俗小说。《情场睹徒》(英)、《玟瑰梦》(美)等十多种涉“性”小说,包括世界名著《查太莱夫人的情人》,也堂而皇之借欧美小说热,突然大量正式出版发行,每种发行量都有数十万册,并且极为热销。但是,这些书问世不久,即很快被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指责为淫秽“黄书”而严厉查禁,并由此,而开创了中国图书市场中已长达二十多年的例行“扫黄”运动。
  涉“性”小说阅读的突起,既是人们对“读书无禁区”的另类解读,实际也不过就是因国内对“性”问题,长期是采取严禁涉及的、单一的“堵截”观念及政策,由此引发人们以阅读形式,对此进行的一次反弹与宣泄而已。实践表明,二十多年的强大“扫黄”运动,虽然保证了图书市场,没有再重现过八十年代后期那种“黄流滚滚”的放肆局面,然而,比“黄书”更令人不安百倍的是,如今却到处有活生生的“繁荣娼盛”现实!
  可见,现实中的“黄”,并非阅读所致。
  在欧美通俗小说热期间,四川作家田某等人,也敏锐的搭上了这班“便车”。他们搞了一个写作工作机构,以港台录像片为蓝本,以世界地图做工具,改写成所谓“欧美系列外国小说”,以“香港·雪米莉”的笔名,出版发行了若干部畅销书,一时风行,几成洛阳纸贵,广受民营书商们与读者的欢迎。现在说的所谓“伪书”,田某与“雪米莉”系列,恐怕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图书造假的始作俑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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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美小说冷却后,政坛高层的纪实热与时政热,便接了上来,而且很快又形成了一个新的浪潮,不让图书市场掀起的阅读,有半点儿空隙。
  政坛高层的纪实热与时政热图书的热浪,其来势既迅又猛。
  一本后来遭禁了的《毛泽东走麦城》,16开刊型图书,内容一般,书名雷人,发行量却超过百万册。而作家权延赤的“领袖走下神坛”系列图书(《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走下圣坛的周恩来》、《红墙内外》等),更是大领了这阵出版热之风骚,开机印数动则数十万,书商们蜂踊前往拼命抢订,刹那间便热销全国。
  那部后来也遭查禁的的《雪白血红》,就在此时脱颖而出。因其较为客观、生动的描绘了作为杰出军事统帅的林彪——而这是自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国内出版物第一次较真实再现的“林总”形象,加之同时披露了令人惊骇的某些战争内幕细节(如围困长春饿死无数百姓),故迅即走红,成为“名著”,受到各界读者的热烈追捧。
  涉及当代时政的书刊,更是成为这次阅读浪潮的亮点。以“后新闻”为方针的时政类杂志《海南纪实》,因其第一次在内地将杂志新闻化、图片化,加之刊物的内容又有重大新闻人物及时政事件的深度报道,于是,也立马受到读者的喜爱。创刊号首批就卖出60万册,后还再次追加印刷,才满足各地读者的要求。而1989年5月出版的《胡耀邦在中国政坛的最后十年》一书,更是创造了不到一个月而发行高达百万册的纪录。一本纪念性图书,居然刹时能拥有如此巨量的读者,的确表明了阅读与现实,产生了最近距离的接触。
  《乌托邦祭》与《庐山会议实录》这二本在八十年代末出版的纪实性著作,不仅仅是将1959年彭德怀冤案的详情过程,首次予以公开的披露,并作了较客观的回放。更重要的是,它们第一次细致、丰富的展示了中国最高层领袖们政治运作的生动场景,让曾经对很多东西顶礼膜拜的人们,不论是精英阶层、还是草根小民,在阅读后的惊骇之余,都不可避免地对历史与现实,生出空前的震撼性反思。
  八十年代后期阅读浪潮的热点,是以纪实类书刊为主。而且,原属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二个不同阅读层面的读者们,却在这次浪潮中,有了共同的阅读对象。一部《雪白血红》,或一本《海南纪实》,满怀热忱阅读它们的,不仅有揣着《走向未来》的忧国忧民之士,也同时有既喜读《传奇》、却每天要忙忙碌碌为生计操劳的青年人。
  政坛与时政纪实热阅读的形成,显然,与八十年代中、后期国内时局欣欣向荣的氛围有关。
  当时,改革开放的步伐加快加大,上上下下都渴望开创一个政治清明、经济发达、国家强盛的新时代;而对政治体制的改革,在经济改革率先进行后,也开始在跃跃欲试。由于“读书无禁区”理念已普及,并且,出版界管理层对各出版单位包括私下进行的“买书号”、“重大选题边报边做”之类的种种改革尝试,也采取了“看一看”的积极态度。而来自中央高层“允许试点私人办出版社的设想”传闻,更是极大的鼓舞了读书人与文化商人,关注时政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第一。
  人们的阅读需求与出版的宽松环境,虽未相约,却在此时趋于了同步。因而,一种对政坛与时政纪实热图书的空前阅读浪潮,得以顿然而生。
  遗憾的是,八十年代中、后期以“合作出版”的寻租(买书号)模式,所掀起的对出版事业进行改革的攻坚,已进行了二十多年,至今,却并无什么实质性进展。出版,仍然是国家出版社的垄断性特权。民营出版发行事业所需要的经营条件与环境,本质上仍然只能停留在寻租(买书号)阶段。
  八十年代最后的日子,及九十年代初,政坛与时政纪实的阅读热潮,嘎然中断,或不再是一种浪潮,而又退回到少数人的阅读范围。代之而兴起的新浪潮,则变成了财经图书热,如《招财奇术》、《犹太人赚钱绝招》、《白手打天下》等图书,迅速面世,涌向并充斥了市场。如何赚大钱的阅读,很快成了人们关注的新中心。
  这次阅读浪潮的转换,不仅仅是政坛与时政纪实热的终结,也标志着一个从观念上重视个人赚钱的时代,开始了!
来源:共识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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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日版本的“荆轲刺秦”为何天壤之别


星期五 二月 27, 2015 12:54 pm


 一、日本人如何对待他们的“荆轲”?
  2013年12月,美国上演了一部根据日本历史上真人真事改编的奇幻武士片《四十七浪人》,引起巨大轰动。这是好莱坞首度将日本人家喻户晓的传奇经典——元禄赤穗事件搬上银幕。
  一部源自日本的民间传奇,为何能在欧美西方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
  因为在日本,赤穗事件绝不仅只是一个普通的传奇故事,而是一幅令日本人刻骨铭心的民族图腾。据日本学者研究,这个故事已被拍摄了135种电影,两百年来在日本长演不衰。它是日本版的“荆轲刺秦王”,只不过故事中被日本人争相传颂的“荆轲”不止一位,而是四十七位。
  这个真实的故事讲述在德川幕府时代,武士们誓死捍卫主君和藩邦的生存,因为一旦失去了主君,这些武士便被视作丧失仁义、忍辱偷生的浪人,过着生不如死的流浪生活。
  德川第五代将军纲吉统治时代,赤穗藩的大名(领主)浅野长矩以忠直闻名。有一次他轮值江户城招待官役,在迎接天皇使节时,因为礼仪问题和一位老权臣吉良发生龌龊冲突,浅野一时盛怒之下,拔刀伤了吉良,酿成严重违反幕府禁令的“江户城刃伤事件”。
  幕府将军德川纲吉大为震怒,他命令浅野即日切腹,并罚浅野家从兹“断绝”。 撤销名号封地,其属下的三百余名赤穗武士也随之失去俸禄和地位,沦为可怜的“浪人”。
  浅野欲辩无词,连给家人写封信都不被允许,当日便被迫剖腹自决了。消息传到赤穗藩,赤穗武士们无比悲痛。他们认为按照幕府法条,江户刃伤事件本应按照“喧哗两成败”(各打五十大板)的惯例,吉良和长野两人均应受罚。但吉良被判无罪,逍遥法外,主公浅野却被判切腹,藩毁人亡。武士们将吉良视作不可饶恕的罪魁祸首,他们歃血为盟,誓为主公报此血仇。
  于是一场策划得无比冷静周详的“仇讨”行动由此展开:赤穗武士们恭顺地献出城堡,自愿放弃职俸,四散飘零,苟且为生。他们有的街头卖菜,有的开店谋生。曾经身居浅野家首席家老(藩国主官)高位的大石内藏助原是位血性汉子,竟然也抛妻弃子,独自跑到京都狎妓游欢,不问世事。原来这些武士只是为了掩人耳目,故意让敌人放松警惕,忍辱负重地等待时机为藩主报仇。
  经过一年零八个月的潜伏忍耐,直到当初共发复仇誓约的九十七个家臣,誓死相从的还只剩下最后四十七人,他们才在大石内藏助的带领下,终于等来了雪恨的机会。元禄十五年(1702)十二月十四日夜半,在一个落雪的黎明之前,武士们攻入仇人吉良的官邸,浴血奋战,打败了吉良的侍从,并从柴炭小屋搜出吉良本人,当场砍下他的首级,复仇行动大功告成。
  天露微曦,踏着清晨的积雪,四十七名赤穗武士浩浩荡荡高举吉良的首级,班师回兵,返回埋葬着主公浅野的泉岳寺。他们汲水洗净吉良的首级,焚香将它献祭于屈死的主公浅野墓前,之后从容派人向江户幕府自首,束手就擒。一场凄绝壮美的讨仇报主、维护士道的快举,酣畅淋漓地告一段落。
  由于此案轰动一时,如何妥善处理让幕府高层颇伤脑筋。有人赞赏四十七武士的忠勇赤诚,有人坚决主张依律严惩。拖延争论了数月之后,幕府的判决最终下达了:令四十七人悉数切腹。
  庭院四周,高低错落的廊下阶上,四十七武士挟刀跪坐。他们肃穆庄严,纹丝不动,每个人的表情都镇定而满足。他们严格按照武士的规矩,逐一安静剖腹,无怨无悔。四十七人死后,被陪葬在主公浅野安息的泉岳寺。
  泉岳寺因为埋葬这批顶天立地的义士,而一跃变成日本精神的祭祀场,成为日本最负盛名的寺院。直至今天,赤穗城到处是四十七士的广告、宣传画和各式商品的招牌;而每年12月14日,这座城市都会举行一个叫做“赤穗义士祭”的纪念节日。
  四十七武士的故事,便是日本民间的一部水泊梁山传奇。几百年来,在日本的街头酒肆,无论商人町民,都对四十七士同情有加,崇敬不已,津津乐道他们敢于挺剑而起、流血五步的英雄气概。四十七士全心赴死、翦暴安良的英勇壮举,经过不断塑造成型,为日本孕育聚合的民族精神胚胎,注入了一种烈性好胜的精神。不仅如此,连明治天皇也颁布褒赏四十七士的辞令,表达官方对他们的肯定颂扬:“……固执主从之义,复仇死于法。百世之下,使人感奋兴起。”
  岁月流转,世世代代的日本人不断歌颂传扬四十七武士的忠勇之魂。后来,大阪的竹本座公演了《假名手本忠臣藏》。从此“忠臣藏”一语成了一切描写赤穗四十七士及其“仇讨”艺术作品的代名词,内似于“水浒传”一词代表着梁山好汉的故事一样。《忠臣藏》的演出“人气”超乎想象,以致于艺人皆云“京阪歌舞伎,无一不演义士复仇”。
  四十七武士的故事,不禁让人想起《史记》里的英雄荆轲。但若认真梳理比较,就会发现他们之间其实存在巨大质的差异:荆轲乃以一人而敌一国,风萧水寒的壮烈决绝,远胜四十七士的仇家唯一人而已;荆轲胸中燃烧的乃是不服强权统治的彻底叛逆精神,四十七士不过为报一己私仇,而对强大的幕府则俯首唯诺。两者相较,无论胸怀气质,荆轲都远胜一筹。更何况四十七士那种盲目效忠的集团精神,到明治以后渐渐演变为“武士道”的桎梏,与军国主义侵略结缘,而与中国古典“士”之高贵精神分道扬镳。
  然而现实正好相反,相比于日本人对四十七武士“士魂”那种毕恭毕敬的颂扬呵护,我们演绎的各种“荆轲刺秦”,只让人一次次语塞气短,沮丧落魄。让人看后的心情只有三个字:始“惊”,继“怒”,后“悲”。
  非常凑巧的是,就在日本四十七士的故事被好莱坞重新搬上银幕时,莫言创作的话剧《我们的荆轲》也正在北京火爆演出。
  二、 荆轲:从历史神坛跌落狗粪凡尘
  要对比分析中日两国演绎各自的“荆轲刺秦”到底有何不同,可以先解读一下莫言的这部话剧。
  《我们的荆轲》主体故事自然还是“荆轲刺秦”,但莫言却写了一个千百年无人敢想的“奇葩版本”。
  在该剧中,那场“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的千古第一壮举,俨然演变为一帮名利熏心、左右骑墙之徒以命博名的作秀事件。而那位千载悲歌、慷慨巍峨的荆轲荡然无存,摇身变成了一位到处“提着小磨香油和绿豆粉丝去拜访名人”的卑微之徒,一个剑术拙劣却成天梦想出名的匹夫之辈。
  这期间,荆轲情难自禁地爱上了太子丹赠予的美人燕姬。在临行前与燕姬配合演习“刺秦”的过程中,荆轲再三彷徨动摇,去意不决,试图为自己寻找到刺秦的真正精神根据,以坚定此行的决心。
  在这场全剧的高潮大戏中,燕姬扮演的“秦王”高高在上,以不容置疑的威凛,对荆轲的刺秦动机步步逼问,完全是一幅光荣伟大的正义化身。而刺客荆轲在一开始的辩论中就底气不足,虚弱无力,他嗫嗫嚅嚅地列举刺秦的理由,从“为天下百姓”、“为死去的冤魂”、“为秦国百姓”,一直说到“为诸侯相安”、“为燕太子丹”,每一个看似慷慨激昂、气势磅礴的理由,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弱不禁风,扮演“秦王”的燕姬则高屋建瓴,不到三言两语就将他驳得体无完肤,满地鸡毛。
  直到逼迫荆轲说出“为侠士的荣誉”这个理由时,燕姬(“秦王”)才鄙夷不屑地说:“你总算说到了事情的根本。你们这些所谓的侠士,其实是一些没有是非、没有灵魂、仗匹夫之勇沽名钓誉的可怜虫。”
  紧接着,代表“秦王”说话的燕姬一语道破天机:“侠客的性命本来就不值钱。对于你们来说,最重要的是用不值钱的性命,换取最大的名气。”
  阵阵语塞中,被揭穿“老底”的荆轲汗流浃背。他终于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只能做一个“失败的英雄”,“牵着秦王的衣袖,把舞台一直拓展到荒郊野外”。突然,荆轲将那把原本用于刺杀秦王的匕首,猛地刺入了燕姬的胸膛。这时和荆轲一样迷狂于一夜成名的高渐离扑过来,抚尸痛哭高呼:
  “呜呼,这真是一部精心策划的杰作啊,侠肝义胆美人血 ……什么因素都不缺了,成了,成了,成大名了……”
  一切肆无忌惮的解构,嘲讽,黑色幽默,至此达到了巅峰。
  接下来的易水送别中,荆轲的一段自责道出了他杀死燕姬的原由:“没有杀错,其实就是杀错了。看起来杀的是她,其实杀的是我自己。”
  关于为何要设置这一情节,莫言在接受采访时这样解释:“他(荆轲)被燕姬升华了,但他没有勇气跟旧我彻底决裂……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处境,我们知道路在何方,但我们不敢去走。”
  至此,莫言完全将一出千古悲壮剧,演绎为一出喜剧,闹剧,滑稽剧。
  于是历史上那场“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的易水壮别,演变成了一个名叫荆轲的无耻小人,去完成一个注定失败的荒唐使命。该剧明白无误地指出,包括荆轲、高渐离、秦武阳、狗屠等无不是一帮名利小人,在他们眼里,秦王不过是他们出名求富的一个道具,刺杀秦王不过是实现人生理想的一种手段。荆轲刺秦那些堂而皇之的谎言,在燕姬的雄辩申斥中已经灰飞烟灭。相反,倒是她扮演的“秦王”,对卑微渺小的荆轲之流发出了无情的正义审判,甚至逼迫他在无法直面自我的情况下,不可告人地杀死了“真理的发现者”燕姬,以自我麻醉,逃避现实。
  至此,该剧由“荆轲刺秦”,完美地实现了“秦刺荆轲”。秦王完胜,荆轲惨败。惨败的荆轲收获的没有哪怕一丝同情,而是全盘的嘲弄,唾弃,和嘘声。
  三、从“刺秦”到“颂秦”
  诚如莫言所说,《我们的荆轲》仍然是一次“老瓶装新酒”的历史创作。不过,“荆轲刺秦”的故事如何演变成为莫言笔下的“秦刺荆轲”,这中间其实仍有一条清晰的线索可循。这要从中国电影史上三次著名的“刺秦行动”说起。
  早在1995年,导演周晓文就拍摄了电影《秦颂》;1998年,陈凯歌拍摄《荆轲刺秦王》;2002年,张艺谋拍摄了《英雄》。这三部影片虽然侧重不同,形式各异,但三位导演无一例外都把焦点从刺客转移到了秦王身上,也就是叙述者的主体认同感,从原本是主人公的刺客,转移到了被刺的对象秦王这一边。
  周晓文这部电影原先的标题叫《血筑》,到拍摄时就变成了《秦颂》。不仅标题变化的意味一目了然,着眼点也转移到刺客的儿女情长上了。影片讲述的是秦始皇年少时曾做人质羁押于赵,备受艰辛,所幸结交燕人高渐离,而焕发求生欲望。及至年长,秦始皇继承王位,由于他反对爱女栎阳公主与高渐离的炽热爱恋,秦始皇与高渐离反目成仇。为争得爱情自由,高渐离忍辱负重为秦王登基大典创作《秦颂》。但事与愿违,公主将在六国毁灭之日另嫁他人。最后为了爱与天下苍生,高渐离在登基大典上,悲愤交集地操起筑掷向秦始皇。最终行刺未成,以悲剧告终。
  影片中的高渐离实则就是荆轲的化身,只是这里他已沦为只顾一己之私的愤青。电影的结尾最具象征意味:无谓惨死当场的高渐离,被太监宫人们抬着走向寂寞的历史深处,而另一边则是胸怀壮志的秦始皇,气宇轩昂地登上祭天大典的台阶。一仰一俯,一败一胜之间,导演传达的历史认同已不言自明。
  陈凯歌一直努力追求拍摄充满个性色彩、哲理思辨的艺术电影。他的《荆轲刺秦王》集中描写了秦王与荆轲的异化过程,以及最终交锋的历史想象。他把秦王还原成了一个有梦想有情爱的凡人,但皇权和野心却把他异化成了暴君;荆轲本来与政治屠场格格不入,但最后却被乱世劫持,走上了一条刺秦的不归之路,阴差阳错地成了一位历史的英雄。
  想法本身不错,但遗憾的是在最关键的精神节点上,陈凯歌非常明显依然沿着《秦颂》的思路走了下去,使该片最终煮成了一锅思想上的“夹生饭”。从该片可以看出,声称对中国千年文化忧心忡忡的陈凯歌,他的思想资源不外乎还是建筑在“王应该爱天下的人”、“天下的人也都爱你”(赵姬语)这类概念系统之上。
  秦王是这部影片中的主要英雄人物,而陈凯歌的潜意识中要完成的壮举不是“刺秦”而是“护秦”,他认定秦始皇“有一个美好的理想”,是“好的理想用坏的手段去实现”,影片用抒情诗式的方式,努力为暴君的统治找到必然而合理的心理依据。相反,那个可怜的荆轲从一开始便背负着滥杀无辜的原罪,因为错杀盲女心生悔意,痛苦之下才退隐江湖。最后却在燕太子丹和赵姬等人的一步步情感绑架之下,无奈而悲壮地身入狼邦,以命搏秦。在被迫刺杀秦王的大殿上,他突然莫名其妙摇身变成一个灵魂出窍的小丑,装疯卖傻地在秦国宫殿上做了一番丑陋不堪的表演。刺秦的胜负已无需评判,一边是威严的秦国宫殿上作跳梁小丑状的荆轲,一边是“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的伟大秦王,仅从这样的视觉语言呈现上,陈凯歌的价值判断就已经一览无余。。
  到了张艺谋的《英雄》,荆轲先前的那种扭扭捏捏,羞羞答答,终于成了斩钉截铁的以身相许。影片一开始就已经是如何“不刺”,如何把一个专制暴政最坚决的反叛者,变成一个最坚决的拥护者了。无名在大殿上跟秦王作殊死搏斗,在刀划到秦王脖子边时,他忽然“顿悟”秦王其实是胸怀天下的大英雄。而秦王也因“想不到最理解寡人的,原来是寡人的敌人”而激动得热泪盈眶。紧接着,秦王却并没有把“心有灵犀”的无名收作贴身卫士,依为肱股之臣,相反却用乱箭把无名射成了“刺猬”。无名自作多情地颂扬秦王才是安定天下的一代英主,可一转身就被秦王的手下万箭穿心,可怜他刚刚才深情地向秦王托付过天下!
  司马迁《史记》里那原本悲壮感人、反抗强暴的刺秦英雄,就这样被张艺谋篡改成了一个主动“为王前驱”的奴才“英雄”。三千万美金打造的豪华坟墓,从此将“其言必行,其诺必信”的中国武侠精神厚葬完毕。
  自此,从周晓文到陈凯歌、张艺谋,从“刺秦”到“护秦”,再到“颂秦”的三部曲顺利完成。一个刺秦的故事,变成了一个秦王的故事;一位舍生取义的英雄,变成了一个不自量力的荆轲;一部反叛强权的悲歌,变为维护专制的颂歌。
  我在网络上看到这样一段妙评:在时隔多年的对话中,我们分明听到周小文在《秦颂》中说:“皇帝,我到底该不该理解你?”陈凯歌在《荆轲刺秦王》说的是:“我是皇帝,你们要理解我!”到了2002年,张艺谋终于对着咸阳山沟里的秦王坟墓,深情地高声喊道:“皇帝,我们终于理解了你!”
  三个版本的故事内容虽然大同小异,但总体趋势却惊人一致,那就是秦王的形像一部比一部更趋高大伟岸,而荆轲的形像则每况愈下,近于不堪。
  莫言毕竟是大家,前面各种版本的“荆轲刺秦”他显然烂熟于心,绝不会再走寻常老路。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版不仅惊世骇俗,而且彻底恶搞的《我们的荆轲》。剧中,在荆轲们手忙脚乱徒劳无功地一番自曝其丑之后,高瞻远瞩的秦王才气定神闲地最后登场。他才不稀罕他娘的什么理解不理解呢!他只干脆利落地一声断喝:
  “不把这些家伙消灭干净,天下就不会和平。(对左右)抬下去,活埋!”
  四、他们为何要刺杀荆轲?
  莫言在接受《艺术评论》的采访中,直言不讳地说:“在某种意义上,刺客就是当年的恐怖分子”。当记者指出,是否应该把历史人物放在他所处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待时,莫言认为此说虽有一定道理,但也必须看到这些历史人物的行为“与现代社会的悖谬”。
  整个关于《我们的荆轲》的创作访谈,莫言一直没有提到如何认识秦王的问题,当然他就只能看到荆轲的“悖谬”,而只字不提秦王的“悖谬”了。
  在“荆轲刺秦”事件中,荆轲与秦王是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要判断荆轲是否关乎“恐怖”,就必须先厘清秦王的形像。
  在《我们的荆轲》中,燕姬俨然是那个千年来为帝王撰写家谱的历史执笔者,不遗余力地讴歌秦王在他的帝位上,“干出许多轰轰烈烈的事迹”,包括一统天下,焚书坑儒,修筑长城,统一文字。“你如果此时刺死他,这些辉煌的业绩,荒唐的壮举,都将成为泡影。”
  秦始皇的功绩,应该辩证分析地看待。统一全国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郡县制度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出现了,不是秦始皇的发明,而焚书坑儒才是他的伟大发明,“荒唐的壮举”。至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等,都如清代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上天假借秦王的私心实现了大公。
  《我们的荆轲》中燕姬代秦王说出的理由是“春秋无义战,列国皆争雄”,“与其这样争斗不断,不如我把他们全灭了,那样也许还真的迎来一个天下和平的时代。”这和张艺谋《英雄》中秦王对天下的阐释如出一辙:“个人的痛苦和天下人的痛苦相比将不再是痛苦,秦国与赵国的仇恨放在天下将不再是仇恨。”在上述所有“荆轲刺秦”的版本里,秦王只因为怀着高尚的动机,就被塑造成了造福六国的君主,饮誉天下的英雄。
  可问题的关键是,如同骆宾王在《讨武瞾檄》中所说:“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解释这个“天下”的真正归属权,非常重要。秦王的前提是以秦国的方式统一天下,正所谓“六合为家”。他是要把六国的天下统统变成秦国的天下,而并不是要与六国共享天下;他分明是将秦国的利益强加在六国的利益之上,却非要把秦国的利益虚构成“天下人”的利益,把秦国的天下谎称为世人共有的天下。这种偷梁换柱的概念游戏,流毒无穷的强盗逻辑,在秦始皇建立统一的大帝国后,就赤裸裸地演变为“朕即天下”的霸道蛮横了。
  于是乎,六国的天下变成了秦国的天下,秦国的天下又变成了秦始皇一个人的天下,导致两千年历代专制暴君肆虐相继,书罪无穷。清初思想家黄宗羲在《原君》里说得一清二楚,这些大大小小的秦始皇是:
  “以为天下利害之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公。”
  作为芸芸众生的困苦百姓,不过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秦始皇一统天下的“千秋大业”所带来的好处,他们哪里有半点资格和福份来消受?可在《我们的荆轲》里,因为“弱肉强食,古今一理”,所以谁的拳头硬,谁就是理所当然的老大,战乱纷争的诸侯既然代表了不义的一方,雄兵在手的秦王就可以杀心自起、替天行道了。
  秦王嬴政这种世所公认的“霸道”血脉,乃是由来已久的祖传之学。其祖师爷商鞅一生厉行统治的指导纲领,就是那本薄薄的《商君书》。其“严刑峻法”所集法家丑陋阴损之大成者,至今读了仍让人不寒而栗!用西汉贾谊的话来讲,秦国自此变成了一个无礼无仁的国家。商鞅把全国变成了一座戒备森严的“思想监狱”,而自己则成为手执鞭子严酷驱打人民的君王家奴。在这种变法思想指导下,秦国全国上下成了一架运转井然的机器,成为步伐整齐、服色一致的集中营。每个秦国人都被变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难怪先秦典籍里屡次说到秦国是“虎狼之国”。
  为赢得燕姬所称颂的那个“天下”, 秦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未得天下之际一次次发动征战,坑杀降卒,荼毒百姓;得了天下之后,修阿房宫,筑长城,建陵墓,焚书坑儒,更给民间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以至于尸骨未寒,便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西汉贾谊写的《过秦论》,已有经典论述:“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毛泽东说“百代皆行秦政制”,法家思想不仅没有就此中断,而且得到发扬光大。历代封建统治者实施的窒息整个民族创造力的“愚民政策”,遵循的就是“秦制”。所以,郭沫若说:“秦、汉以后的中国政治舞台是由商鞅开的幕”,确为不易之论。
  五、到底如何书写“我们的荆轲”?
  很显然,话剧《我们的荆轲》和前面三部电影一样,承继的就是这样的“真理”:由于战乱不断,诸侯纷争,所以只要能统一就是正义的,就是别人应该无条件支持的。凡是与“统一”的趋势背道而驰者,无不是螳臂挡车,自取灭亡。
  这样的观念已不新鲜,此前陈凯歌早在拍摄《荆轲刺秦王》时,就与莫言“英雄所见略同”了。他大发感慨道:
  “并不是在历史与今天之间找不到一点儿联系,共同点是存在的。比如秦王赢政在当时小国寡民的情况下,就提出了大一统国家构想,这和我们今天共同处于地球村的现状,是多类似啊!”
  把秦始皇那充满血腥味道的专制抱负,与今天世界的和平共处、人道主义、宗教宽容的美好理想相提并论,我不知道陈凯歌的“哲思”依据拜何人所赐?这样为秦始皇辩护岂不怕贻笑大方?作为一位知名艺术家,其历史尺度、道德尺度、审美尺度混淆如此,着实令人吃惊。
  要知道,“统一”显然是手段而绝非目的,生产力和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与自身、与他人、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类永恒的目的,统一只有在有利于上述目标实现的时候才应被完全肯定。而“统一”在某些时候、某些情况下对永恒目标的实现并不是绝对有利的。秦王朝的建立在实现“车同轨、书同文”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文化和人民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最终它二世而亡就是明证。
  即使就从他们这种简单的“历史决定论”来看,我们仍然要问:生产力的标准难道就是绝对的、完美的吗?艺术创作的评价尺度是否应与历史学家有所不同?否则,司马迁为何会视刘邦为他并不喜欢的胜利者,而对失败者项羽却倾注了满腔同情?《史记·项羽本纪》作为司马迁献给楚霸王的一曲深沉挽歌,既为霸王的豪侠之气、对虞姬的一片深情、愧对江东父老的纯真人格而掬洒同情之泪,又尊重历史客观写出了项羽的失败及其原因。只有当一个失败者具备了如此之多优劣并存的复杂品格时,一篇《项羽本纪》才会如此凄恻动人。伟大作家巴尔扎克笔下丧失了历史合理性的贵族,恰恰是作者深刻同情的对象,而蒸蒸日上的资产阶级(如拉斯蒂尼),却被描述为惟利是图的势利之徒。
  由此可见,具有道德合理性的人或事,往往因跟不上生产力发展的步伐而处于被历史淘汰的地位;相反体现了所谓“历史必然性”的人或事,又恰恰因为缺乏道德合理性而遭到非议。这样的创作角度,才可能触及到人类历史的悲剧性二律背反,从而更显深邃高远。事实上,古今中外但凡伟大的作家,在面对复杂历史时总会充满一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愁绪与感伤,他们诚然知道历史潮流“不可阻挡”,但他们决不简单认同所谓历史的“铁律”。他们为一个失败的英雄唱一曲挽歌,并非为了使之复活,也不是要彻底否定历史发展的主潮,而是要纠正主潮的片面性,使之更加完善。正如李商隐所写“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种一唱三叹,反复低迥的凄美挽歌,才充满了凝重的历史悲壮感。
  莫言是一位非常具有艺术勇气的作家。当年他的《丰乳肥臀》刚一出炉,便遭到一些极左派的围攻谩骂,今天看来莫言的这部作品最尖锐的部分,恰好与《静静的顿河》中最闪光的部分高度契合,它将中国历史上的还乡团与哥萨克的叛乱作了深入的借鉴描写,莫言自己也说:“我已经明确地点清了产生还乡团的前因后果,这是一种真正的历史,是比教科书上更加真实的,更加让人痛苦的历史。”但那位当年敢于站在主流“教科书”对面,去关注那些被历史淘汰者的莫言,今天却如此大张旗鼓地丑化嘲弄那些失败了的“我们的荆轲”。到底是借古鉴今,还是在借古讽今?
  中国乃侠士之故乡,聂政荆轲的时代却一去不返。甲午战败后,西方和日本都认为“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梁启超因此愤而下笔,于1904年写成《中国之武士道》一书。他带着悲愤的感情回顾了中国武士道精神归于瓦解湮灭的历程和原因,并指出这一精神的消失对中国民族性的戕害是中国近代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重要原因之一。在犬儒成风的背景下,士之风骨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不但恍如隔世,甚而化作《我们的荆轲》这样粉墨谐虐的自轻自贱,岂不令人一叹?
  我并不是说历史不可以有批判反思,甚至幽默讽刺。日本人同样创作过一部类似于《我们的荆轲》这种艺术作品,但与中国一再对荆轲的侠义精神进行歪曲嘲弄相比,日本人对武士之道的思考剖析可谓鲜血淋漓、发人深省得多。这就是松竹映画1961年出品的小林正树导演的电影《切腹》。它一针见血地对所谓武士道进行了反省批判——
  关原之战后,一些旧藩被废,大批藩中供职的武士,沦为衣食无着的贫民。他们经常来到藩主家以切腹相要挟,讨得糊口银钱。一日,一名穷愁潦倒的年轻武士来到大名井伊家的府邸声称将要切腹。府邸家老(首席官员)判定他敲诈,于是恶意顿生,在发现他确实穷得已经只剩下一柄竹佩刀的情况下,依然强逼他按照武士诺言剖腹自害。他只得以竹刃剖腹,在痛苦万端之下,咬舌惨死。
  数月后,又有一名叫津云半四郎的褴褛武士前来叩门,请求借地切腹,维护武士尊严。在等候介错人的时候,津云给武士们讲起了自己的故事。他讲到废藩失国后,自己带着独女与女婿千千岩求一块艰难度日。全家生活每况愈下,那一天,千千岩说去筹借钱粮,约好黄昏回来。结果深夜被运回的,是他的尸体,和他切腹用过的竹刀。很快病重的女儿撒手尘寰,小孙儿也夭折了性命。
  ——人们明白了:眼前的切腹人,正是前次切腹人的岳父。
  津云这才呵斥眼前的武士们不问缘由就逼他的女婿切腹,他控诉虚伪残忍的所谓武士精神只是表面的虚饰。他厉声痛责每个参与逼死千千岩的人,都必须交还孽债。
  图穷匕现,津云拔刀而起。一场正义复仇的大战开始了。
  津云奋勇拼杀,伤痕累累。他摸到了供奉着藩主家祖武士兜鍪盔甲的密室,夺走了兜鍪。此时,道貌岸然的大名脱下了武士的遮羞布,弃刀用枪。洋枪队一个排射,那虚伪至极的家传武士盔甲兜鍪被打得破碎,如同伪善的武士体面被彻底毁灭。津云反刀自刺,毅然以真正的武士之仪切腹自尽。
  这部简练深刻的黑白电影,尖锐地讽刺了高高在上的武士尊严,控诉了它血腥残忍的一面。同时,它也塑造了津云这样一个符合真正士道的完美武士形像,给人们以正面的希望和鼓舞。这部内含严谨的电影,是关于日本武士道精神的一部绝好解说词,从更深刻的角度补充完善了四十七士故事的精髓。它灼烤照射出中国层出不穷的“荆轲刺秦”的各种自惭形秽,轻飘肤浅。对比他人严肃的“切腹”,我们那些只知嘻笑怒骂的艺术家们,难道不应该有一份羞愧在心?
来源:共识网作者:王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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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主席评红摘抄


星期五 二月 27, 2015 9:45 am


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主席对《红楼梦》作出多次评价。这对普及《红楼梦》和红学学术活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笔者按时间的顺序,摘录于后:
一、1954年,毛泽东主席给中央政治局及相关同志写了一封信,即《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旳信》。信中对李希凡、蓝翎两位年青人批评俞平伯某些红学观点表示赞同:“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信中,对《文艺报》等报刊压制“小人物”,表示了不满。目的是掀起普及马克思主义的热潮。遗憾的是对学术争论采取搞政治运动的方式,伤害了众多知识分子,这是不可取的。

二、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说,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如今看来,改革开放后,我国国力增强,红学成为与甲骨文学、敦煌学齐名的“显学”。

三、1960年,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大区第一书记会议上的讲话:“《金瓶梅…》是《红楼梦》的祖宗,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但是《金瓶梅》的作者不尊重女性,《红楼梦》、《聊斋志异》是尊重女性的”。

四、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会议上说:“十七世纪是什么时代呢?那是中国的明朝末年和清朝初年。再过一个世纪,到十八世纪上半期,就是清朝乾隆时代,《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产生贾宝玉这种不满意封建制度的小说人物的时代。乾隆时代,中国已有了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还是封建主义社会。这就是出现大观园里那群小说人物的背景”。这为我们从历史肯景中理解《红楼梦》,作出了深刻的阐述。

五、1963年,毛泽东在北戴河与几位哲学工作者约谈话:“《红楼梦》我至少读了五遍……我是把它当历史读的……什么人都不注意《红楼梦》的第四回,那是个总纲,还有《冷子兴演说荣国府》、《好了歌》和注……《红楼梦》写四大家族,阶级斗争激烈,几十条人命。统治者二十几人,(有人算了说是三十三人),其他都是奴隶,三百多个,鸳鸯、司棋、尤二姐、尤三姐等。讲历史不拿阶级斗争观点讲,就讲不通。《红楼梦》写出二百多年了,研究红学的到现在还没搞清楚,可见问题之难。有俞平伯、王昆仑,都是专家,何其芳也写了个序,又出了个吴世昌。这是新红学,老的不算。蔡元培对《红楼梦》的观点是不对的,胡适的看法比较对一点。”

六、还是1963年,毛泽东又说:“曹雪芹写《红楼梦》还想'补天',想补封建制度的'天',但是《红楼梦》里写的却是封建家族的衰落。可以说是曹雪芹的世界观和他的创作发生了矛盾”。以上摘抄文字,供红友们参考,也省得大家花时间去翻检了。

罢不能芹边白头翁朱永奎手机草于乙未腊月廿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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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刊物编辑谈如何用电子邮件投稿


星期四 二月 26, 2015 11:29 am


某刊物编辑谈如何用电子邮件投稿

一、发件人
这个不用填写,系统自动会显示。但是有个小窍门,如果你在“选项”的“个人资料”里填好了你的名字,那么别人收到的邮件的发件人就会自动显示成你的名字,而不是一堆字母。
个人觉得,经常投稿的人应该注意这个细节,这是打造你的品牌。最起码让编辑一眼看到你的名字就对你有印象,如果你再次投稿,在众多的稿子里,编辑肯定会优先看你的稿件。
二、收件人
要特别注意邮箱名称里下划线(_)、@(shift+2)的写法,最近就老碰到说原创邮箱不存在的一些新作者。
个人觉得,就算要一稿多投,也不需要一下在这一栏里一气写上几十家报刊杂志的邮箱地址。如果你是编辑,看到收件人里一堆的地址,后面跟着系统显示的“还有17个联系人”的这种投稿,会怎么想怎么处理?三、主题
1.在主题上只写上“查询”两字的,我知道这不是投稿邮件。可主题只写上“投稿”这两个字,我就无言了。因为我们公布的投稿邮箱主要就是用于投稿。
2.“xx省作家、诗人、记者,该省作协会员,跃居x年《xxx名人榜》的xx投稿”,如果想达到让人一眼就反感的效果,你想得没错,这个主题它完全做到了。主题不是个人简介。
3.以文章第一句话为主题的、个人地址为主题的、写“不看我的文章你就死吧”这样的话为主题的……
主题,其实就是让收件人以最快的速度知道这封邮件写了什么,很简单。这样的投稿主题“《那年的长街》(散文 1200字)”、“美:《那年的长街》(散文)”就做到了,一目了然。
四、正文
1.文章题目
就算某篇文章它叫《无题》,那起码它也有这么一个叫《无题》的名字。
2.投稿内容
段前空两格这是最起码的。发表了的千字以上的通篇文章,孤陋寡闻的我只在某年“新概念”出版的书上看过一次。
题目黑体小四,正文宋体五号,字体颜色黑色(其实默认设置就行,不用改)。文章五百字就五百字,相信我,它绝对不会因为字号用了二号就成了一千五。还有,字体颜色不用黑色,用其他深色也可以,但用白色、亮黄色的就太……
按上面两点排版就OK。
文章配上网络图片发过来的作者,个人十分感谢图片缓解了我的视觉压力,但我的网速和我的时间,完全不赞成。
对于用代码页投稿的大侠,我表示一百二十分的崇拜,但就是普通的文字投稿,犯得着让我再在记事本里倒腾一遍出来看吗?
3.作者、作者地址、作者其他联系方式
常说“文章后面就是样刊和稿费”,地址至关重要,姓名和笔名绝对要标注清楚。
邮编不写,那我花点时间去搜索查询。但只写一个几年几班或某某街,省、市、县都不写,我就没辙了(有时看邮戳,按着能搜出来,可这是少数)。请记住,就算你所在的那个班级那个街道的名气大到火星人都知道,也还有某个地球人不知道,比如我。
座机电话,请写明区号,理由同上。
4.部分作者附的创作简历或个人介绍
看简历更了解作者,也有利于编辑与作者的交流,是不错的方式。你可以告诉我你已经发表了几百万字,也可以告诉我有哪些刊物曾刊发了你的文字,但精确到某年 某月某日发表的文章列表就不用给我了。相信我,我平时真的会看很多书(实在没看到,有搜索引擎),只要你真的有这些成就,我就绝对会了解到这个名字的含金 量。
当然,刚起步的作者完全不用为这个烦恼。因为就算某人“得过文学界里几十项大奖,上过无数名人排行榜”,只要前面那篇稿子不能用,一样是要被枪毙掉的。
一句话,看你的稿子质量和风格是否适合,不管你曾经的辉煌。
同理,说“经济困难一定要上我的稿子”的作者也是,请记住。
5.这个问题与格式无关
在某作者的作品的后面写上该作者的名字,再写上自己的名字,叫推荐。在自己的作品的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叫原创,有时是自荐。
但在别的作者的作品的后面写上自己的名字,还非得说这是原创。那就回去问问小学老师,抄课文十遍、仿写课文、自己写一篇作文,到底是怎么回事。
五、附件
不是上万字的稿件,请不要用附件。
这个应该不用解释了。
六、发送选项
很多作者会选“已读回执”那栏,想知道自己的文章是否被打开过。
只一封邮件的话,自然不会吝啬发回执的那点时间,但面对众多的稿件时,我只能说,抱歉。因为在网速慢的情况下,发一封回执和打开一封新邮件的时间差不多。
你没有收到已读回执,不代表编辑没看你的邮件,而是编辑取消了发送已读回执。
七、其他
把准杂志风格。对于投第三者血案这类的稿子,还要追问为什么不用的作者,我表示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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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frankjiang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9:38 am

祝福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Laughing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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