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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中）
星期六 一月 20, 2018 10:58 am
四
在潘汉年、陈云奔赴莫斯科途中时，共产国际的政治策略，发生了重大转变。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次大会号召和要求各国共产党“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强调“在所有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反帝统一战线问题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而，“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共产党人面临的最重要的任务就在于努力建立反帝人民阵线的工作”。根据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就应该积极实现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与国民党建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人民阵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王明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顺便说一句，王明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会上，王明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书记处候补书记。主席团全部成员四十二人，其中有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这意味着，王明与斯大林，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同日而语”了，可以“并驾齐驱”了；意味着王明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还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人，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了。据说，在宣布主席团名单时，王明的名字同斯大林的名字一样，激起了“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刻，王明一定体验到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幸福。没错，这种幸福此前不曾有过，此后也不会再有。不过，当王明1937年11月在延安从天而降时，还是带着在共产国际“七大”上获得的荣耀和光环的。他不只是以中共领导人的身份回到延安，还是以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身份来到延安。这也就解释了毛泽东为何对其表现得那样恭敬。国际共运的领袖，这身份令毛泽东不得不表现出某种敬畏。
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八一宣言》的基本精神，需要及时传达给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共产国际已批准张闻天为中共负责人，也必须尽快让国内的中央知晓。1935年10月，王明决定潘汉年、张浩两人回国，传达这些指示和精神。当然，潘、张两人必须分头行动。
在潘汉年离开中央赴苏联期间，中共内部又发生了严重变故，也即张国焘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的中央发生了分裂。1935年6月，毛、张、周们率领的红一方面军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合。会合后，在何去何从的问题上，毛泽东们与张国焘发生根本分歧。毛泽东们主张北上，张国焘则主张南下。后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独立行动，并于1935年10月在四川桌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张国焘的气焰之所以如此嚣张，就因为他手中的军事实力远胜于毛泽东们。
这时，张闻天虽然名义上是中央负责人，但实际的决策者已不知不觉间成了毛泽东。张国焘另立中央，甚至宣布毛泽东的中央为非法，这对毛泽东来说，当然是极为头痛的事。毛泽东与“国际派”较量，依靠的是在军中的威信。“国际派”在军中几乎没有影响，这是他们终于败给毛泽东的重要原因。但毛泽东却无法靠军中的威信战胜张国焘，因为张国焘统率的红四方面军，在人数上数倍于毛泽东指挥的军队。正在毛泽东忧心如焚之际，张浩从莫斯科来到了他身边。
张浩，本名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早年加入中共。1931年1月被派赴共产国际工作。这次，王明派其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和《八一宣言》精神，受命后，张浩立即起程。1935年11月，张浩到达陕北。张浩是回国传达共产国际指示的，这使毛泽东心头一亮，马上想到了制服张国焘的妙策。秦福铨书中说，1935年12月的一天，毛泽东找张浩密谈，请求张浩以共产国际代表的名义致电张国焘，说明自己是受共产国际之命回国解决中共内部的分裂问题。但张浩一开始拒绝了毛泽东的请求，因为共产国际根本不知道中共内部的这档子事，根本不知道张国焘另立了一个中央。1936年1月，毛泽东再次约张浩密谈。毛泽东强调，分裂问题必须尽快解决，否则后果不堪设想。共产国际既然已认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那张国焘另立的中央就自然没有合法性，也自然是共产国际不能承认的。共产国际虽然没有授权张浩解决中共内部的分裂问题，但张浩即便“假传圣旨”，也并不违背共产国际的“圣意”。应该说，毛泽东这番话，并非全无道理。张浩终于被毛泽东说服，于是连连致电张国焘，声称共产国际要求张国焘取消他那个另立的中央，归顺陕北的中央。张国焘不能不买共产国际的账。没有共产国际的认可，他那个中央就是非法的，他那支军队就会被国共两党都视作是“匪”。秦福铨书中说：“张浩用共产国际名义发给四方面军的指示，全是冒名的。这个秘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毛泽东和张浩两人知道。”
张浩致电张国焘事，肯定是真的，因为张国焘在回忆录中，详细地说到了此事。当然，说法与秦福铨稍有出入。张国焘说，张浩一到陕北，“立即致电给我”，并且此后“电报源源而来”。据张国焘说，张浩向其详细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关于分裂问题，张国焘这样叙述张浩的电报意见：“林育英鉴于全党政见已趋于一致，复电提议党的统一。他指出过去毛儿盖的争论以及后来两个中央的对立，虽属不幸，但在他看来，这是苏维埃政策应改而未改以前的难免现象。现在不宜争辩已往是非，应急谋党内统一。陕北同志已同意他的建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由他暂时担任双方的联络人。他的任务是根据这个政策，使双方行动密切配合起来。”从张国焘回忆看，张浩出面解决分裂问题，确有其事。按张国焘的说法，张浩并未劝其“归顺”陕北，只是说双方都不再以中央自居。张国焘的这种说法，有些可疑。共产国际既然已经认可张闻天为中共中央负责人，那就意味着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中央”。既然以张闻天为首的中央是唯一合法的，那当然有权力以中央的名义命令张国焘。张浩如果真的提议“双方中央都不再以中央名义命令对方”，那倒真是在对抗共产国际的“旨意”，张浩应该不会干出此等事。再说，这样的提议，十分滑稽，根本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只能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
不管张浩致张国焘电报具体说了些什么，反正张浩在解决张国焘闹分裂问题上，起了很关键的作用，帮了毛泽东的大忙。那么，理应与张浩同时起程回国的潘汉年呢？
五
当张浩已然到达陕北时，潘汉年还没有从莫斯科动身。接受王明回国的命令后，潘汉年先到共产国际情报部门学习一种新的密码编制方法，并默记一套新编密码，以供回国后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联络之用。密码不能记于纸上，只能牢记在脑中。背熟、默写、烧毁；背熟、默写、烧毁，这个过程要反复进行。一字一码，都必须钉子一般钉在脑中。做到这一点，便用去了三个来月。正在潘汉年打算启程时，南京国民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在蒋介石授意下主动与王明接触，就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进行试探。王明命潘汉年代表中共与邓文仪晤谈。潘、邓晤谈了三次，时间是1936年1月，最后商定于这年七月在南京举行国共正式会谈，国民党方面将由陈果夫、陈立夫出面。正当共产国际指示中共谋求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时，蒋介石主动伸出了橄榄枝，这令王明十分兴奋。当然，蒋介石之所以有如此举动，也一定是因为已知晓了共产国际策略的转变。如果与中共再次携手，就可能在抗击日寇中得到苏联的援助。而中国的抗日战争，多么需要援助。在王明与邓文仪的晤谈取得初步成果后，王明便催促潘汉年尽快回国，向张闻天汇报与邓文仪接触情形，并要张闻天将实现与国民党的再次合作当作头等大事。
潘汉年于1936年2月下旬离开莫斯科。原打算取道希腊，但因希腊发生政治动荡，船未能靠岸即返回。直到四月上旬，潘汉年才从陆路到巴黎，再从马赛乘船，五月中旬才到达香港。到达香港后，潘汉年才获悉中共中央已到了陕北。但潘汉年并未立即与陕北联系，而是按与邓文仪约定的方式，向陈立夫发出信息。在陈立夫的安排下，潘汉年顺利到了南京。潘汉年到南京时，已是七月下旬。潘汉年本来打算自己代表中共与陈立夫谈判。当陈立夫弄明白潘汉年并未与陕北联系、是在没有获得陕北中央授权的情形下来到南京时，便拒绝与潘汉年见面，只派铁道部次长曾养甫与潘汉年敷衍了一番，并劝潘汉年尽快到陕北。这样，潘汉年才有些灰溜溜地离开了南京。
当潘汉年在香港与陈立夫联系并试图在南京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时，陕北的中央在他眼里仿佛是不存在的。这其实颇有些违背常理。而潘汉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王明的命令。陕北的中央是以张闻天为首，张闻天本是王明集团的要员，听从王明的命令就等于听从张闻天的命令。在潘汉年看来，在时间很紧急的情况下，执行王明的指示而事先不经张闻天同意，张闻天决不会怪罪。但潘汉年不知道，陕北的中央，名义上以张闻天为首，但实际上已是毛泽东掌门。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的此种行为，说明他眼里只有王明而没有他毛泽东，说明潘汉年只认在莫斯科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而不认陕北的中共中央本身，说明潘汉年仍将王明的话当作“最高指示”。这当然会令毛泽东极其不快。而国民党方面对中共的实际情形，似乎比潘汉年更清楚。蒋介石、陈立夫知道，与中共的合作，是与陕北中共中央的合作，而不是与莫斯科中共代表团的合作。没有陕北中央的同意，没有陕北中央的授权，潘汉年作为中共代表就没有实际的合法性。再说，潘汉年试图代表中共直接与陈立夫谈判，也同样是一种忘乎所以的表现。这两人在各自党内的地位根本不对等。“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陈立夫是国民党的实际掌管者，而潘汉年只是中共党内的一个情报专家，一个信使。陈立夫派一个铁道部次长与潘汉年相见，恐怕也意在提醒潘汉年注意自己的政治地位。后来，国共正式谈判开始，潘汉年在中共中央的授权下先期与陈立夫接触，又是另一回事了。
1936年8月上旬，潘汉年到了陕北保安。他向张闻天汇报了种种应该汇报的事情。但他并没有单独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在意。更糟糕的是，潘汉年一到保安，就有“拆台”之举。秦福铨书中说：“但潘汉年在向张闻天汇报中，回答张闻天的询问时，说他对张浩的‘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感到怀疑。毛得知后，对潘的‘直率’很不满，对潘的迟到，尤其是对潘汉年途经香港时，没有明显的理由滞留二个月，更是不以为然。”严格说来，张浩与潘汉年一样，只是信使而不是代表。张浩是共产国际的信使，潘汉年是王明的信使。当张浩在毛泽东的怂恿下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致电张国焘时，当然是一种“僭越”。潘汉年对此质疑，张浩会感到难堪，而毛泽东则一定很恼怒。
潘汉年到达保安后，中共中央便将与国民党谈判一事提上议事日程。秦福铨书中说，在决定派谁先期与陈立夫接触一事上，毛泽东与其他领导人有过争议。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都主张派潘汉年，而毛泽东则表示反对。秦福铨写道：
当天休会后，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潘汉年这个人不知轻重，这么重要的密电码放在脑子里九个月，不积极返回陕北中央根据地，把密码交给机要处后再去办别的事，却先去办“国共和谈”，让我们在这里急等，耽误了大事，这样的人不可“信用”。
毛还说：博古、王明很看重潘汉年，我看他是王明的人，对王明安排的任务比交密电码给中央还看得重。
这让我们明白，早在1936年8月的时候，毛泽东就对潘汉年下过“不可信用”的断语。1955年4月在北京，不过是重复十九年前在保安说过的话而已。当然，十九年前在保安，毛泽东还没有能力下达“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的指令，如果能够，潘汉年可能在1936年就被逮捕审查了。
争议的结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的意见占了上风，还是决定派潘汉年先期与陈立夫会谈。这说明，在1936年的时候，虽然毛泽东已是中共实际的核心，但还没有到一言九鼎的地步，不然以后的“整风”或许就没有必要了。
1936年9月下旬，潘汉年离开保安前往南京。秦福铨告诉我们，临行前博古约潘汉年密谈。我们记得，当遵义会议后潘汉年启程赴苏联前，博古与潘汉年有过一次深谈。那一次，博古把遵义会议的详情、把党内斗争的最隐秘的细节，都对潘汉年和盘托出了。从那时到现在，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了。党内又有过几番惊心动魄的权力斗争，中共甚至几近分裂。博古此番约潘汉年谈话，首先就是要把这期间党内斗争的详情以及现在中央的权力格局，向潘汉年说明。不过，博古这次向潘汉年交底，与上次性质有所不同。上次向潘汉年详细介绍最高层的斗争内幕，还可以理解为是通过潘汉年传达给王明和共产国际，因此也不能说是违反组织原则。但这一次，博古向潘汉年透露高层机密，却纯粹是出于私人友情，是为了让潘汉年知道在党内应该怎样立身处世。从这也一点也可看出，博古与潘汉年，的确交情非浅。
六
在这次密谈中，博古也对潘汉年有所批评。秦福铨说，博古首先指出潘汉年不该比张浩晚九个月才到陕北。张浩一到陕北，就问潘汉年是否到达。毛泽东等人才知潘汉年也要回来。他们等啊等，等了一月又一月，潘汉年仍杳无音信。与共产国际联系的密码，装在潘汉年脑子里。潘汉年的脑袋不出现在陕北，中央与共产国际就联系不上。这期间，急不可耐的毛泽东只得又派邓发去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张国焘的分裂行为。所以，博古对潘汉年说：“你说毛能不生气吗？”
潘汉年到陕北保安后，言必称王明，这也被博古认为不妥和失策。当潘汉年向张闻天汇报时，口口声声把与国民党的合作说成是王明下达的指令，这令毛泽东十分反感。王明是中共最高领导人抑或仅仅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是凌驾于中共中央之上的机构抑或仅仅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对于毛泽东来说，这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在这时期，毛泽东开始强调：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只是中共中央的一个派出机构，而王明仅仅是一个派出机构的领导人；中共中央有权撤换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和成员。一年多之后，王明到达延安。
博古还向潘汉年介绍了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毛泽东怎样在周恩来的配合下，以“篝火狐鸣”的方式获取了“用兵如神”的美誉，从而在军事上具有了最高的权威性。张国焘闹分裂的内情，博古也对潘汉年做了说明。据秦福铨说，博古如此告诫潘汉年：“你这次身负重任前往白区和陈果夫谈判，凡事要提高警惕，谨慎从事，大事小事先报告周恩来，批准后再办。千万不要独自行动，自作主张，否则后果难测，小则不被使用，大则祸从天降，千万注意别出差错。再有一件事，就是今后我们两人少来往，你不论走到哪里，不论遇到什么情况，见到什么人，写文章谈话……一概不要谈到我。毛泽东生性好疑，最近他对周恩来说，你是我的人，这对你今后很不利，我也不想有山头，这件事的确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博古之所以告诫潘汉年凡事要向周恩来请示、不要擅自行动，当然是针对潘汉年擅自往南京、试图以中共代表身份与陈氏兄弟会谈而言。如果考虑到1943年潘汉年在南京擅自与汪精卫会晤，就该认为博古的这番告诫是十分宝贵的。博古于1946年4月死于飞机失事。他如果活到1955年4月，看到潘汉年因又一次自作主张而祸从天降，会痛惜不已吧。
博古要潘汉年从此与自己少来往，用今天的话说，要潘汉年与自己进行“切割”，确实是出于对潘汉年的爱护，不愿看到潘汉年的政治命运受自己连累。秦福铨说：“1936年9月24日，潘汉年离开陕北前往南京。以后博古和潘汉年之间，除了公务，再没有私交了。
可以想见，潘汉年是怀着很沉重的心情离开陕北的。以后，随着王明、博古等人所受打击日益沉重，潘汉年的心情也日益沉重。1936年的时候，潘汉年就已经知道毛泽东对自己很没有好感、很不信任，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此时毛泽东已经是党内核心人物，潘汉年的心头不可能不有着一片阴影。此后，毛泽东的权势越来越大，并最终成神成圣，而潘汉年心头的阴影当然也越来越浓重。潘汉年的头上，一直悬着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
带着沉重的心情、带着心头的阴影，潘汉年参加了国共和谈。国共再度“合作”后，潘汉年又回到了情报战线。1939年，潘汉年重返上海，从事情报工作。当年在上海，潘汉年的情报工作是以国民党为对象。如今，上海已为日军和汪伪控制，潘汉年的使命则是获取日伪情报。此时的上海，日本人和汪伪都建立了情报机关。日本人的“梅机关”和汪伪的“76号”，都臭名昭着。“梅机关”实际上是日本在中国的情报基地，其创办者和首任机关长影佐祯昭，是日本在华的特务头领。除“梅机关”外，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馆也建立了一个情报机构，由先任副领事后任领事的岩井英一负责。汪伪的“76号”，由丁默邨、李士群掌管，是令人闻之色变的魔窟。潘汉年在上海，与日本特务头子岩井英一、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都建立了直接的联系，甚至当面接触，甚至与影佐祯昭也见过面。潘汉年与日伪特务接触，是想获取情报。要从日伪特务手里得到情报，就必须用他们所需要的情报交换。潘汉年这时期与日伪特务的情报交易，是十分有趣的。尹骐所着的《潘汉年的情报生涯》，这样叙述潘汉年与日本特务的交易：“数日之后，岩井英一就约请潘汉年在虹口一家日本餐馆见面……席间，岩井向潘汉年询问了一些香港和重庆以及整个大后方的情况。潘汉年适度地讲了一些香港和内地的概况，包括国民党和共产党以及其他各党派的情况，还讲了一些苏联、美国和英国与蒋介石政府的关系。等等。岩井对这些情况显然很感兴趣。虽然其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密信息，而大多属于新闻背景资料和时事观察分析，但潘汉年的侃侃而谈和独到的评述，还是令岩井听得津津有味。”按这位作者的说法，潘汉年是在用没有价值的信息从日本特务那里骗取有价值的情报，这恐怕有点说不过去。日本人的“特务水平”之高、间谍技术之强，是世界公认的。中国现代杰出的军事学家蒋百里，堪称日本通，他曾说过，日本男人最适合当特务、日本女人最适合当护士。岩井英一是一个特务机关的首领，他的上司是影佐祯昭。他们怎么可能轻易被骗。如果潘汉年的确从他们那里得到了有价值的情报，他们也一定从潘汉年那里得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日本人不可能做亏本生意。
潘汉年在上海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时，虽化名“胡越明”，但他的真实身份，日本人其实是很清楚的。尹骐写道：“岩井这个人是很值得注意的，他既然已经从袁殊的报告中知道‘胡越明’的真实身份就是中共要员潘汉年，何以又会答应让袁、潘合作共同开展情报工作，并且一直不点破潘的真实身份，而且装出很相信‘胡越明’是一位普通左派人士的样子，放手让袁、潘去从事情报活动呢？这正是岩井这个职业情报主管和普通日本特工人员的区别。”岩井能识破潘汉年的伪装，说明确非等闲之辈。潘汉年连自己的真实身份都瞒不了岩井，能用没有价值的情报哄岩井吗？
关于潘汉年与岩井等日本特务来往的情况，尹骐书中还有这样一些叙述：“以后每半月要交给小泉清一的情报，在潘汉年的指导下……负责编写，内容以大后方情况为主，包括国共合作情况，美、英、苏在香港和重庆的活动情况，等等。不用说，这类情况的编写必须仔细斟酌，不能太有价值，也不能没有价值。”“他（岩井英一）当然会想到潘汉年这位中共情报官员会利用袁殊和‘岩井公馆’猎取日、汪方面的情报。但他更重视潘汉年所能为他提供的有关中国内地以及重庆政府和苏、美等大国关系的情报。”“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试探和商讨，潘汉年通过袁殊和日本情报机构‘岩井公馆’及其主持者岩井英一之间便建立了这样一种特殊的关系：袁殊不断从‘岩井公馆’搜集情况供给在香港的中共情报机构；潘汉年则以胡越明的名义在香港定期为‘岩井公馆’提供情报。互相利用，各取所需，这正是情报战场一种特殊的政治游戏和智慧角逐。”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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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彬彬：潘汉年的百喙莫辩与在劫难逃（上）
星期六 一月 20, 2018 10:56 am
一
在人们心目中，潘汉年仍然是一个谜一般的人物。
1955年4月3日傍晚，剧作家吴祖光和夫人新凤霞来到了北京饭店。这夫妇二人是来看望从沪来京、下榻于此的潘汉年和夏衍，并请他们吃晚饭。吴祖光回忆说，晚饭是在东单的一家小饭馆吃的，同座者还有夏衍的女儿沈宁和夏衍的秘书李子云。潘汉年、夏衍是来京出席中共全国代表会议的。吴祖光闻讯特来尽地主之谊。时隔多年，吴祖光仍清晰地记得，那天潘汉年虽一如既往地头净面光、衣着齐楚，但却有些闷闷不乐。也许是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吧，饭吃得时间不长。放下碗筷，潘汉年便说要回饭店休息，大家也就散了。
回到北京饭店303号房间，潘汉年换上了拖鞋，大概在做上床的准备。这是晚八时许，电话铃响起了。潘汉年被告知，楼下有人找他。潘汉年穿着拖鞋来到楼下客厅。等候他的，是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和几名便衣随员。罗瑞卿向潘汉年出示了逮捕令，几名随员便将潘汉年押上了停在门外的汽车。潘汉年此前的身份是上海市副市长，随着逮捕令的发出，这一政治身份也就终结了。
现在大家都知道，潘汉年是“钦犯”，是毛泽东亲自下令拘捕的。其原因，则是潘汉年长期隐瞒了一件绝不应隐瞒的事情。1943年春末夏初，潘汉年在南京登门拜访了汪精卫。此前几年，潘汉年已受命在沪宁一带与日伪特务联系、互相交换情报。潘汉年早已与汪伪特务头子李士群建立了直接关系。此番到沪宁，也是为了与李士群接头。但到南京后，潘汉年却走进了汪精卫公馆的客厅。中共情报要人到汪公馆会晤汪精卫，这事情当然很重大。现在所有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用“被劫持”来解释潘汉年此次的举动。潘汉年到南京后，李士群告诉他汪精卫希望一晤。而当时向上级请示已来不及，拒绝则可能有十分严重的后果，于是，潘汉年只得硬着头走进了汪公馆。这样的解释如今被普遍接受。但我觉得，这解释还多少有些牵强，至少不够全面。这一点后面再谈。会见汪精卫这样的大事，事先没请示，已属“胆大妄为”。按理，潘汉年一回到淮南新四军根据地，就应该立即向新四军政委兼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汇报，甚至应该同时以书面的方式向延安详做说明。但潘汉年回到淮南后，并没有向上级提及此事。不但当时没有汇报，此后也一直对此事三缄其口。直到1955年4月初在北京开会期间，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后，潘汉年才向陈毅汇报了1943年春夏间在南京汪公馆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并递交了书面说明和检讨。
潘汉年与陈毅面谈，应该是在4月1日夜间。谈完之后，夜已很深。否则，陈毅会立即面见毛泽东的。因为当夜已无由求见，陈毅拖到第二天（4月2日）上午才到中南海向毛泽东报告，并送上潘汉年的书面材料。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翻看完潘汉年写的材料，立即在材料上批示：“此人从此不可信用。”吃了顿午饭，也许还睡了个午觉，毛泽东又提笔写了这样的手谕：“立即逮捕审查潘汉年。”潘汉年成为“反革命”、身陷囹圄后，毛泽东还一直记得他。1956年4月26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在谈到“革命与反革命的关系”时，毛泽东强调了此前杀人的必要性，又强调此后要少杀，机关、学校里的“反革命”，则尽量“不杀”：“什么样的人不杀呢？胡风、潘汉年、饶漱石这样的人不杀，连被俘的战犯宣统皇帝、康泽这样的人也不杀。不杀他们，不是没有可杀之罪，而是杀了不利。”1962年1月30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上发表讲话，又拿潘汉年说事：“有个潘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靠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但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
此事有两点，至今仍让人们不解。
其一，潘汉年为什么没有一回到淮南，就立即向上级汇报与汪精卫见面一事？很多人对潘汉年长达十几年讳莫如深百思不解。其实，长期没有汇报并不是问题，没有立即汇报才是问题。这种事，只能事后立即汇报。拖个半年一载才汇报，就显得很滑稽。事后没有立即汇报，就只能长期瞒下去，瞒到瞒不下去的时候为止。毫无疑问，潘汉年是打算永远瞒下去的。1955年春在北京开会期间，潘汉年觉得瞒不下去了，才为争取主动而向陈毅坦露。以潘汉年的政治经历，他完全知道这种事应该立即汇报、必须立即汇报、不能不立即汇报。从汪公馆出来，潘汉年思想上就一定在为是否立即向上级汇报而激烈地斗争着。回到新四军驻地，这种斗争还未见分晓。一回到淮南驻地，潘汉年就向饶漱石汇报了此行的其他情况，例如离开南京后在上海又两次与李士群相见，例如与日本军官会谈等等，但却把在南京见汪一事瞒下来了。实际上，这次没有说，以后就想说也难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潘汉年在向饶漱石汇报时，把这最应该汇报的事瞒掉了？
其二，毛泽东为何以如此雷霆手段处置潘汉年？又为何几次在公开讲话中将潘汉年作为“反革命”的典型、代表？没有立即向上级汇报见汪一事，衡之以中共的纪律，当然是很严重的错误。但此事已过去十几年。十几年的时间，已证明此事并未产生什么不利影响。现在的种种关于潘汉年的读物，都强调毛泽东本来对潘汉年是极其欣赏的、是十分信重的。如果真是如此，那当毛泽东听了陈毅的汇报后，可以震惊、可以恼怒、可以将潘汉年削职为民，但不必真的认为潘汉年曾叛变投敌，不必真的相信潘汉年是一贯的“反革命”。潘汉年毕竟功勋卓着，毕竟为中共最终夺取政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这是有大量的事实证明的，是不容怀疑否定的。潘汉年的功绩，一般人也许知道得并不清楚，但毛泽东却必定是了解得很充分的。长期隐瞒见汪一事，即便是很大的罪过，潘汉年以其全部的功绩，难道还不能一赎此罪？但毛泽东显然不这样想。听了陈毅的汇报后，潘汉年全部的功绩，在毛泽东眼里都等于零。在毛泽东看来，潘汉年犯的是“可杀之罪”，是应该“斩立决”的。而“我们”之所以不杀他，一是为了显示“我们”的仁慈宽厚，二是杀了也对“我们”不利。这样看来，毛泽东其实是一直并不欣赏、信重潘汉年的。这原因又何在呢？
二
在毛泽东的“革命生涯”中，经历过多次残酷的“党内斗争”。这种斗争往往是你死我活的。与以王明、博古（秦邦宪）为代表的所谓“国际派”的斗争，是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对毛泽东来说也是特别艰难的一次。1931年1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操纵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以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掌握了党的统治权。而毛泽东与他们的明争暗斗从这时就开始了。由于王明、博古等人有共产国际作后盾，有斯大林为他们撑腰，毛泽东与他们的较量，就特别需要耐心和智谋。王明于1931年10月到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去国前，王明在组织上做了严密的布署。由王明提议、经共产国际批准，由博古、张闻天、卢福坦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委，博古负总责。毛泽东与王明一派的斗争，一开始就是直接与博古、张闻天的斗争。
1937年11月，斯大林派飞机将王明等人送到延安。从苏联回国的王明，是颇有几分“钦差大臣”的派头的，是手持着斯大林赐与的尚方宝剑的。王明从苏联来到延安，对于毛泽东来说，当然是一件极其糟糕的事。这意味着与“国际派”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意味着从此将与王明进行直接的、正面的交锋。这足以让毛泽东本来就很严重的失眠和便秘，变得更其严重。但此时毛泽东，决不能、也决不敢表现出丝毫不悦。他必须强颜欢笑。他必须兴高采烈。11月29日，王明一行乘坐的飞机抵达延安，毛泽东发动延安各界群众到机场迎接。自己则在机场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了欢迎词。毛泽东说：“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做‘喜从天降’。”在机场，毛泽东还与王明等人进行了“热烈的拥抱”。这就有了后来的“整风运动”。在此前与“国际派”的斗争中，毛泽东采取的是各个击破的战术。而“整风运动”，则意味着将“国际派”作为一个整体、一个阵营予以打击、摧毁。斗争进行到1943年，毛泽东就大功告成了。如果从1931年算起，毛泽东与“国际派”的斗争，进行了十三年。
“国际派”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中共党内曾经是十分强大的。但终于被毛泽东一派击溃。此后，原属这个阵营中的人，自然都有些灰头土脸，自都难免有穷途潦倒之意。与这个阵营有些牵扯的人，实际上也从此在政治上入了另册。当然，有些人通过反戈一击、改弦易辙而拯救了自己。但潘汉年却未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潘汉年正是一个与“国际派”颇有牵扯而终于未能自我拯救的人。
1906年1月，潘汉年出生于江苏省宜兴县。宜兴县现称宜兴市，是一个隶属于无锡市的县级市。宜兴距无锡，是很近的。潘汉年十六七岁时即开始在报刊上发表文章。1925年，十九岁的潘汉年到了上海。也就在这一年，潘汉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1925年到1931年5月，潘汉年从事的是“革命文化工作”，是中共“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之一。1931年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在汉口被国民党逮捕后立即叛变投敌，这对中共领导机关来说，是天崩地坼般的灾难。1931年5月，周恩来着手重建中央特科。陈云、赵容（康生）、潘汉年奉命进入新特科，组成新特科的领导层。时任江南省委宣传部部长的潘汉年，从此在“文化宣传战线”销声匿迹。在新的中央特科，潘汉年担任第二科（情报科）科长。潘汉年就这样开始了他的“情报生涯”。
对于潘汉年怎样接近中共、加入中共，对于潘汉年怎样成为中共“宣传文化战线”上的领导人又怎样转入“隐蔽战线”，现有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当然都会有所说明、解释。但这些读物基本上都不提博古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大陆出版的关于潘汉年的读物，已颇为不少。这些读物，在叙述潘汉年的一生时，往往只字不提博古。现在看来，这是十分荒谬的。博古有一个侄儿叫秦福铨。秦福铨1929年出生于无锡。1949年后曾在空军工作多年。1957年后在北大荒农场、新疆建设兵团任职。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8年4月病逝于北京。秦福铨终身琢磨博古、研究博古。生前写了《博古和毛泽东——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领袖们》一书。2009年3月，该书由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该书第六章以“博古和潘汉年”为题。读了这一章，我才知道潘汉年与博古的关系实在非同一般。下面关于潘汉年与博古关系的叙述，依据的便是秦福铨书中的介绍。
秦邦宪1926年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才按照学校的规定取了个俄文名字“博古”。所以，1926年以前，还没有一个叫博古的中国人。但为了叙述的方便，对1926年以前的秦邦宪，亦以博古称之。博古是无锡人。前面说过，无锡与宜兴相距很近，所以潘汉年和博古两人可谓是小同乡。博古1907年6月出生，还小潘汉年一岁。据秦福铨书中说，早在1925年3月，潘汉年和博古就相识了。1924年，博古就参加了“孤星社”、“锡社”等学生社团。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无锡市各界人士于是筹办追悼大会，博古是积极参加者。在这期间，潘汉年来到无锡，向博古提出参加筹备活动的请求。一番交谈后，博古对潘汉年颇为信任欣赏，于是请潘汉年负责宣传、保卫工作，“从此开始了他俩的莫逆之交”。据秦福铨书中说，在这次追悼活动期间，潘汉年在保卫工作方面有出色的表现，因而给博古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为此后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埋下了伏笔。
1930年，博古从苏联回到上海，一开始在全国总工会任宣传干事，后任团中央宣传部长。其时，潘汉年已是中共宣传文化方面的要员。由于都从事宣传文化工作，潘汉年与博古又常在一起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在米夫的扶持下，成了政治局委员，并兼任江南省委书记，但实际上是中共的最高领导。博古是王明最信任的人，是王明集团中的第二号人物。兼任了江南省委书记的王明，对博古说在宣传工作方面需要一个得力之人作助手。于是，博古便向王明推荐了潘汉年。这样，1931年1月底，潘汉年就成了以王明为书记的江南省委宣传部部长。从秦福铨的上述说法，可知潘汉年不但与博古莫逆于心，与王明也颇有“渊源”。1931年4月顾顺章叛变投敌时，中共中央的实际负责人是王明。重建中央特科，应该说是王明和周恩来共同的决定。而博古又一次向王明推荐了潘汉年。据说，正在宣传文化战线上长袖善舞的潘汉年，起先并不愿进入“隐蔽战线”。是在博古的劝说下，才当起了“特务”的。秦福铨也强调：“博古找潘汉年，谈到了中央的想法，动员他搞保卫工作，潘汉年接受了博古的意见，离开了宣传系统，切断了与左翼文化团体的联系，参加中央特科工作。”
三
当博古向王明推荐潘汉年进入中央特科时，潘汉年已在王明手下当了数月宣传部长。王明之所以欣然接受博古建议，让潘汉年成为新特科的领导人之一，也一定因为这数个月的宣传部长，令王明很满意。这也就意味着，潘汉年也已获得王明的直接信任。在1931年的时候，潘汉年就深得“国际派”头两号人物的宠信，他后来的命运其实就已注定了。
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指定博古接替他主持中央工作。秦福铨书中说，王明临行前，单独与博古谈话，要博古“切记”住三件事。其中之一，是一旦中央与共产国际的通讯中断而又有特别严重的情况要向共产国际报告时，须派一秘密联络员到莫斯科。这个秘密联络员全权代表博古向王明和共产国际报告情况，王明也只相信这一人的话。这样，这个秘密联络员就必须事先约定。而博古又毫不犹豫地选定了潘汉年。所以，当1931年10月王明赴苏联前，潘汉年就被确定为王明与博古之间的秘密联络员。
1933年1月，博古到达瑞金，意味着临时中央从上海迁到了瑞金。5月间，丁玲和潘汉年堂兄潘梓年同时被捕。由于这两人都与潘汉年极为熟稔，潘汉年便面临更大的危险。于是，党组织决定潘汉年也离开上海到“苏区”工作。这样，6月间，潘汉年也到了瑞金。在这种时刻将潘汉年调离上海，也应该视作是以博古为首的中央对潘汉年的特别爱护。情报工作是潘汉年的本职。越是形势险恶，越需要潘汉年这样的人在上海为党工作。但博古显然不愿意潘汉年出事。潘汉年此时已有了另一重身份。他不只是中央特科的领导人，还是王明与博古约定的秘密联络员。当然，这一重身份，只有王明与博古知道。博古当然不能拿这秘密联络员冒险。秦福铨书中说，看到潘汉年也终于到了瑞金，博古喜形于色，“留潘汉年同宿”，连床夜话，亲如兄弟。王明赴苏联前要博古“切记”的三件事之首，是牢牢控制住“中央苏区”，要确保这块“苏区”成为中央的根据地。以瑞金为政治中心的这块地盘，本来实际掌握在毛泽东这一派人手里。现中央机关迁到了瑞金，当然中央要把这块地盘直接管起来。如果中央信任毛泽东，那毛泽东的日子还会好过些。但王明、博古这些在苏联的油锅里炸大了的面筋，根本就看不起、也根本就不信任毛泽东这种“山沟里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坚信山沟里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他们确信毛泽东不可能懂马克思主义。于是，博古中央一到瑞金，便将毛泽东在政治上边缘化，便剥夺了毛泽东手中的实际权力。博古虽然比毛泽东小十四岁，但他是中央负责人，又有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撑腰，毛泽东只能打落门牙往肚里咽，心情是极其郁闷的。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中共党史常识。潘汉年虽然没有到苏联去吃过面包，但他一到瑞金，就与这些从苏联回来的人打得火热。张云所着的《潘汉年的一生》有这样的叙述：“当时中共中央宣传部和组织部在一个小楼里办公。潘汉年与时任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住楼上，博古与陈云住楼下。虽说这批职业革命家都是中共党内的高级领导人，但他们毕竟还很年轻，加上这年夏天中央苏区正处在第四与第五次反‘围剿’战争的间隙之间，于是每天晚饭前后，他们常常聚集在树下草地上唱唱山歌，还搞些体育活动，爱打篮球的，吆喝一声就上球场去了。潘汉年喜欢打乒乓球，楼下客堂间用方桌子拼成的球台，就是他和陈云、张闻天等人一起活动的地方。尽管那时中央苏区的生活艰苦是出了名的，这儿与十里洋场上的上海更不能相提并论，但同志之间亲亲热热，潘汉年感到十分愉快。”这真是几家欢笑几家愁！正在“愁”着的毛泽东，当然看见了他们的笑脸，听见了他们的笑声。他当然也看见和听见了潘汉年的笑，并且看在眼里，听在耳里，记在心里。
在1935年1月的“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发动了反击。虽然反击的力度很大，但对于毛泽东来说，其实还是拿捏着分寸的。在这次会议上，博古被拉下了马。但毛泽东自己并没有登上“总Z书S记”的宝座。取代博古的，是“国际派”的第三号人物张闻天（洛甫）。毛泽东知道，现在还不是与“国际派”决战的时候。现在还只能“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敌人”。正因为在此前的“长征”途中，毛泽东一定程度上争取了张闻天、王稼祥这几个“国际派”的同情，他才能在遵义会议上把博古拉下马。毛泽东虽然没有成为名义上的党首，但毕竟回到了最高决策层，尤其把军事指挥权完全夺回了。这当然是中共党内的重大事件。前任党首博古，于公于私，都必须对远在莫斯科的王明和共产国际有个交待。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从组织原则上说，张闻天取代博古的决议，也必须共产国际批准方可生效。而此时，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通讯早已中断。事先确定的秘密联络员潘汉年便派上了用场。在这一点上，王明还真算有先见之明。遵义会议后不久，博古便找来潘汉年密谈。据秦福铨书中说，博古将遵义会议的整个过程介绍得十分详细。博古本就是要潘汉年赴苏联汇报遵义会议情形，又不能用文字材料，一切都要靠潘汉年记在脑中，详细向潘汉年介绍会议过程，这是正常和必要的。博古说明了自己为何交权、为何让毛泽东回到权力中心。秦福铨说：“博古和潘汉年，两人推心置腹地谈了近四个小时，谈着谈着，两人都流泪了。”放弃最高权力，对于博古来说当然不好受，否则就没必要哭了。而作为博古的莫逆之交，博古的下台，莫非也让潘汉年有兔死狐悲、唇亡齿寒之感？反正这一天，两个小同乡相对而泣了。
博古派潘汉年赴苏联请示，毛泽东当然十分关心。如果共产国际不批准会议决议，那就一切都是白费劲。当然，潘汉年被博古选中，无疑又一次让毛泽东感到潘与王明集团的关系非同一般。仅仅派潘汉年一人赴苏联，毕竟很不保险。万一潘汉年途中出事，岂不糟糕。博古与周恩来商定，再派陈云赴苏，由周恩来向陈云交待任务。潘、陈两人当然分别行动。1935年2月上旬，潘汉年化装成商贩出发，于是年9月中旬才到达莫斯科，途中竟走了七个多月。据秦福铨说，王明听了潘汉年的汇报后，对博古交出最高权力表示遗憾；但最高权力交到了张闻天手中，又让他觉得情形还不算太糟。张闻天毕竟也是他那个集团中的要角，也算肥水没流外人田。政治上毕竟还稚嫩的王明，不知道遵义会议其实就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张闻天的最高权位，很快便形同虚设。此后，他那个“国际派”将一步步走在下坡路上，再无呼风唤雨的可能。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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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中国的一些文字游戏
星期六 一月 20, 2018 10:46 am
ＣＮＤ网文介绍美国的纵横填字游戏。提及使用中国拼音字母难以依样画葫芦，原因在于拼音文字歧义太多。唯此作者可能不曾看过当年新民晚报上经常登载方块字的纵横字谜。因出国多年，手头没有现成资料，不能够在此加以展开。有兴趣者可去图书馆查阅旧报纸便知端倪。
其实，中文文字游戏花样繁多，方块字的独特个性也形成了中国一些文字游戏与众不同的风格。
大家最熟悉的当然是打灯谜，亦称打灯虎。春节元宵中秋三节都是当令，现在每逢联欢会也常有见之。猜谜语，雅俗共赏，可谓老少皆宜。目前，ＣＮＤ上还常有猜谜帖子，当然那些象形谜实在算不得文字谜那样的文字游戏。记忆中最早在小学里孩童猜的一个字迷是：一点一划长，一撇到南洋，有个小和尚，勒拉写文章。谜底是繁体一个厂字。难猜的谜通常是移用文字歧义曲解，再加上包含典故，称得上真正的文字游戏。在古典小说里，作者卖弄文才，结合角色身份，常常有灯谜内容。比较有名气的如三国演义里的杨修，他猜出的“绝妙好辞”，为曹操所叹服。又如我在“冷眼热风”系列之三中提及的红楼梦里一则难猜的谜，谜面是一个字：萤；谜底也是一个字：花。将谜底拆成两部分，就是草化。由典故“腐草为萤”而知与谜面相配。这则谜语作者是李绮，“众人猜了半日”，最后才由薛宝琴猜出，可知其难。关于灯谜，自古以来有很多很多专著，可以说是洋洋大观。记得出国前，家里还有好几本收藏，可惜现在都已尸骨无存。
比灯谜要通俗一些的是歇后语。歇后语里也有别解，多半是谐音。试举一二例子。孔夫子搬家——尽是书。这书字隐含输的意思。真正要表达的就是输了又输。这是谐音的趣味所在。十五个吊桶落在井里——七上八下。这个歇后语极其形象，表达了忐忑不安的心情。日前ＣＮＤ网载一则关于对联的文章。其中的一副所谓反动对联实质就是歇后语：上联二三四五代表少一，隐喻“少衣”；下联六七八九代表缺十，暗指“缺食”。记得好像还应当有横幅：南北——所指是“不是东西”，典型的一句骂人话。说不定ＣＮＤ可以专门开一条线，让大家来兜弄兜弄歇后语这玩意儿。
ＣＮＤ开的连环诗会连句很是兴旺。这是由一种叫做“顶针绪麻”的文字游戏演变而来。所谓顶针绪麻很形象，恰如编织过程一针连一针，敷演成篇。严格的顶针绪麻，必须要同一格式，五言都是五言，七言都是七言。连的这一句第一字必定是前一句末一字，不容更动。现在的连环诗会要宽松得多，不强求格式一致，不强求第一字末一字，甚至于诗词歌赋均可，是一种很好的改革。连环诗会吸引了大量网友前来聚会，是可同“也谈婚外情的方式方法”之类热门相拼，数得上跟帖多的站点。眼下即将新开张第十一期，相信越来越多的人会参与其中。
藏头诗也是一种有趣的文字游戏。现代革命样板戏“沙家浜”脱胎于原沪剧“芦荡火种”，变动了不少情节唱词。但那“写方”的唱词并未做什么更动。常熟县委程书记假扮走方郎中，来到沙家浜给沙七龙开了一张方子。那段唱词是：“防风水香与没药，当归天冬不能忘；最要紧寄生红花与石蜜，村醪半斤赛高粱。若问此方妙何处，妙处就在药名上，上，上，上。”接二连三唱出的上字暗示了阿庆嫂，这张方子其实是一首藏头诗。阿庆嫂心领神会，马上看出“县委指示写得明，伤员速寄红石村！”那藏的头连在一起就是“防水没，当天寄红石村。”今古奇观“苏小妹三难新郎”一回中，新娘给新郎秦少游出了三道题。那第一道题是一首诗：“铜铁投洪沿（第五字应为Ｙａｎ金专业的Ｙａｎ），蝼蚁上粉墙；阴阳无二义，天地我中央。”秦的答案也是一首诗：“化工何意把春催？缘到名园花自开。道是东风原有主，人人不敢上花台。”这首藏头诗四个起首字就是“化缘道人”——坦承秦少游以前用来探访苏小妹时曾经假扮的一个身份。
比之顶针绪麻和藏头诗要复杂得多的是回文诗。同样在“苏小妹三难新郎”这一回中写道，诗僧佛印禅师写了一段一百三十对字的长歌给苏东坡，大苏百思不得其解。后经苏小妹说穿此为回文诗的变种叠字诗，当即破解。佛印原诗过长，只选取苏东坡苏小妹即兴创作的各一首短文摘录于此。
花归去马如飞
赏ｘｘｘｘｘｘｘｘ酒
暮已时醒微力
莲人在绿杨津
采ｘｘｘｘｘｘｘｘ一
玉嗽声歌新阙
大苏的诗解读为：赏花归去马如飞，去马如飞酒力微。酒力微醒时已暮，醒时已暮赏花归。小妹的诗解读为：采莲人在绿杨津，在绿杨津一阙新。一阙新歌声嗽玉，歌声嗽玉采莲人。这叠字诗是不是很有点意思？
中华历史上最有名的回文诗是前秦符坚时，秦州刺史窦滔妻苏蕙字若兰所作的《璇玑图》。苏若兰织锦回文，五彩相叠，莹心耀目。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为文章。其文点画无阙，才情之妙，超古迈今。因读者不能悉通，苏氏笑曰：“徘回宛转，自成语言，非我佳人，莫之能解。”据李汝珍所写《镜花缘》第四十一回“观奇图喜遇佳文，述御旨欣逢盛曲”，先有才女史幽探将《璇玑图》用五彩颜色标出，分而为六，合而为一，内中得诗不计其数，实得苏氏当日制图本心。此事方才轰传，又有一个才女哀萃芳，从史图之外，复又分出一图，又得诗数百余首。巍巍中华，才人辈出，佳作纷呈。文字游戏领域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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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利迦学院半日游
星期六 一月 20, 2018 10:39 am
有七分之四的机会，美国独立节适逢长周末。今年亦然，故决定从底特律驱车前往印地安那不列斯看朋友，顺道的计划还有到普度和ＵＩＵＣ同当年学校里的老同学老同事碰头。把路程来来回回框算下来，索性追加几天，于是增加的内容就有了这衍生出来的欧利迦学院半日游。
欧利迦是伊里诺州一个原先名不见经传的小市镇，也即是欧利迦学院所在地。当地也就这么一个欧利迦学院，其余并无起眼的单位。有网友拟文言道欧利迦学院根本算不上趟，原来也从未听说过。上网一查， 嘿，比他所在的学院学费还要便宜，一年仅仅一万八！欧利迦学院出名只是因为出了个里根总统的缘故。里根是该学院２８级３２届毕业生，爱乌及屋，欧利迦学院就大大地有了名气。
无巧不巧，里根在今年总统选举年的六月逝世，被正在台上同为共和党人的小布什用来大作文章。欧利迦学院也就更有了名气。于是同样学着网友上网查了查方位简介，带着ＧＰＳ打道上路。
沿七十四号高速到１１７出口，再由２４号公路进欧利迦市镇。那是一个五千人口的小城镇。时逢美国独立节，家家挂着美国国旗，却都是下半旗。正是因为前总统里根六月去世，现总统布什下令下半旗整整一月。走车观花粗粗看来，一无工业生产二无旅游山水。城镇周围是一片一片的玉米地，但镇内房屋街道很整洁，是一个极平和极恬静的美国典型ＳＭＡＬＬ ＴＯＷＮ。值得自豪的也就此一座曾培养出了总统里根的私立学院——欧利迦学院，算是人文景观。
跟城区一样，校区也不大。小小巧巧的，不高不矮的几幢楼房。最先注意到的是一幅广告：学费打七折，减到一万三一年。好乖乖！又降了五千美金。真是好消息！还要到哪儿去找这样便宜的私立学院？我想一定跟里根的名气招牌有关系。出了名人，四面八方的基金滚滚而来源源不断，才能在这大学普遍调涨学费的大环境下反而把学费一降再降，出现这样一个例外。
ＬＥＡＤＥＲＳＨＩＰ ＳＴＡＲＴＳ ＨＥＲＥ这一招牌是又一个亮点。学院设立里根领导艺术项目，报名后被选中而参与的学生除拿到四年全奖之外，还有专门的旅游计划，学习并实践领导艺术的机会。似乎里根能当上总统，就是靠在此学来的领导艺术，也似乎上这儿的每一个学生都有可能成为里根第二。
里根花园是学院里的一个小小的景点。正是热丧期间，来悼念来献花的人士可真不少，随便拉呱一下，其中就有很多是从远道而专程赶来的。小小的一个方圆布置得有模有样，中间是里根的一尊头像。不外乎标上出生年月到去世年月，重点是哪一年就任的总统和再次连任。罗纳德里根的墓志铭：每一个生命都有它的意义，胜利属于真理！初初看来，细细想来，前后总有点不大连贯。但出自名人之口，自然也就成了名言。最吸引我们的是在头像一侧的一块柏林墙的残砖。在里根做美国总统期间，柏林墙轰然倒塌。这标志着世界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多年来冷战的结束，对于整个一个由苏共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由此开始真的敲响了丧钟。
里根博物馆是学院里又一个旅游热点。开间并不大，也是小小巧巧的，但内容颇为丰富。里根是唯一一个出生在伊里诺州的美国总统。从里根童年的足迹开始，有他出生的迪克圣故居照片，有他入学欧利迦学院后种种活动的记载等等。居然保留有他的课外作业本和他担任主演的短剧剧本！然后是大量的好莱坞电影广告和杂志，记录了里根从影后的业绩。尽管据说他只是一个三流影星，其银幕成就还不如他前妻——在电视连续剧《鹰冠庄园》里出演女主角的那个老太太，但是从一张张剧照上光鲜的面容健壮的体魄看来，英俊潇洒形象高大，可能这一点也帮助他赢得了不少选票。然后就是他走上政坛的政绩，总的来说特有印象的是他的谈吐风趣和亲民手腕。展品柜里居然还有一本中文本《里根传》！博物馆内墙上安一只大型电视屏幕，周而复始不嫌其详地播放里根的各种演讲。由于博物馆场地小容纳不了多少观众，电视屏幕前就一只长椅子。但在我们参观期间，椅子始终有人占着，饶有兴趣地聆听前总统里根滔滔不绝的讲演。可能是重温旧梦，也可能是补偿夙愿。里根的风趣是有名的，比如他会见非洲一位领袖图图时，马上用了“ＳＯ ＳＯ”玩笑作答。即使从中文的角度来看：ＴＵ ＴＵ和ＳＯ ＳＯ也恰是妙对！
独立节已经过去，劳动节即将来临。感兴趣有休假，时间上方便途径上顺道的朋友们，可以也来一个半日游，亲自去欧利迦学院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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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玉环 vs. 潘金莲
星期五 一月 19, 2018 9:59 am
杨玉环 vs. 潘金莲。
这是我许诺青妹慢走的一块豆腐干 文字。
说是杨玉环 vs. 潘金莲，其实是大唐贵妃 vs. 武松之踵。
大唐贵妃是翁老的剧作，也是梅葆玖的唯一新作。
其中有华清赐浴---第二场。更影视一个样，每当要洗澡，必有露肉，尤其是女性。鉴于性别有别于男性，那么露背代替露胸，司空见惯。
有史大小姐担纲的杨贵妃，此时唱着春色撩人微风暖上场，接受了赐浴。
皇上让在华清池洗澡，乖乖龙地动哎。
请娘娘宽衣---于是，宽衣开始。
先是披风，然后就唱我只得解罗带且换衣巾。
转身来脱凤衣卸下罗裙。去掉外衣。
还表示我这里羞答答温泉来进---去了外衣后，就是脱罢了罗衣温泉来进。
舞台暗转。尔后显示温汤，几乎同样是露背露部分胸（乳房以上）全露臂膀。
这是舞台演出，不是影视镜头。
从大唐贵妃问世以来，杨贵妃不知脱了几回回。
无人像对待潘金莲的武松之踵那样发难。
由不得让观众觉得店大欺客，客大欺店。
名编名导名演---还有梅家当时掌门人参与---记得吗？他还参与陈凯歌的电影，表示这个本子五十年不变。
好乖乖！跟香港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看齐。
凭什么啊。
可怜的青妹，人微言轻，还在上学考试（法语啦啥的）。自然成为某些人的众矢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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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古比今看《一捧雪》
星期四 一月 18, 2018 8:38 am
一捧雪，审头刺汤，事情讲的是明朝的事儿，节点就是严家父子当道时期的。不过，明朝的戏大多与这爷俩儿脱不了干系。一捧雪是一件莫家的传家之宝，但是莫献给严世番的那个是假的。天机被汤勤泄露。严追究莫以至将其满门抄杀。话说汤泄露的天机的动机是得到莫之妻雪氏。因此私下告知衙役，莫可杀，雪要留。无巧不成书，莫家有一掌家名唤莫成，与其主相貌相近。莫成之人甚是知恩，主遇此大难，因相貌之似可救主一命，因此替莫死去。莫人头押解到京，道人头有假，圣上命陆炳断案，汤勤协审查。此时汤勤目的尚未达到，若得到雪氏此事便了之。陆与雪后来默契一致，断案雪氏与汤，雪氏假意诱之，半夜酒醉后以便趁机杀汤。剧情便是这样。
一出戏道出了众多人生。
汤勤在戏里最经典的台词，就是所谓他的处世之道：“对上殷勤，有气要忍，对下欺压毫不留情。人若不捞不能富贵，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要说汤勤此人的目标感真叫令人敬佩，为了得到自己所想，逾越道德底线，昧着良心害人，确实令人唾弃。或许他对雪艳是真爱，但是这都是一厢情愿。
其实汤勤之类人在社会上比比皆是，自私自利，不择手段。但是像雪艳之贞洁烈女如今真是世间少有了。最终她还替夫报了仇。真乃大义女子。看看现在的女子有几个能守住自身的，在她们的观念里已经没有守身的必要了。身乃其价，干脆卖了吧。反正这个社会没钱寸步难行，有钱走遍天下。
莫成，好人，实在的好人。不过在封建社会，仆忠于主人理所应当，但是拿命去换，那古今能有几人。如今我们扪心自问，能够以命相交的人，除了我们的至亲父母，还有谁人？如今满天下的都是以利相交的人。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暂且说无利不交，是商业社会运行的根本，但是获取利益要靠诚信，而不是无利而不往的荒唐之举。
戏，其实你看得懂，但是每个人看完以后得到得东西是不一样的。但是不管你得到什么了，都得有自己的辨识。
经常说与时俱进，可是又有好多人拿此作为借口，“时代都变成啥样了，你还如何如何”。其实在我看来，我们几千年来留下的东西，有些是不能变的，而这些东西有些你在戏里是能看到的。至于是哪些东西，大家多多看戏，它们自然就留在了我们心里。
谈天说地聊戏
爱京剧，爱生活，努力工作！做人，做事，要有板有眼，人生才能精彩纷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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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48 pm
问好，肖今!
肖今
星期日 四月 13, 2008 12:13 pm
又来喝酒了！可比咱家女儿红
主持
星期四 二月 07, 2008 1:11 pm
各位网友，新春快乐！
谢谢来访，继续关注！
黑色闪电
星期二 二月 05, 2008 12:12 pm
来看主持
久违了,春节快乐!
肖今
星期二 一月 01, 2008 3:29 am
呵呵,相信这是一个深深的老酒坛子!
祝新年快乐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日 十二月 23, 2007 11:27 pm
问好主持,圣诞快乐!
山城子
星期六 十二月 22, 2007 10:32 am
问好！
秋天的枫叶林
星期三 十一月 07, 2007 7:24 am
找来看戏来了。一直以为你这里戏特多。 
黄崇超
星期六 九月 29, 2007 7:28 am
祝国庆节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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